曾医生发现小劳教怪疾
曾永昌在他新家接待了我俩，他在乐山沙湾劳教铁厂就业时，就结了婚。出了劳教铁厂，又在乐山与沙湾行医多年，已是出名的成熟外科医生。现在已有三代人居住乐山，再未迁回老家重庆了。
曾：你是哪年陷进这劳教坑的？（以下曾永昌，简称医）
医：也是1958年划成右派，先发配南桐矿区去炼铁，矿石不行，炼不出，才发配乐山沙湾劳教铁厂。正缺医生，一看我，穿得干干净净，又年青，还是正牌医院医生，叫我当医务组长，带10几个医生，在搭的临时棚堋里，睡了一两百病号，叫我去治病。1959年，这医院里也开始死人，开头死一个两个，还找基建队钉个火匣子棺材，以后，死的人多了，就挖坑软埋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两三年，医院埋了好几百哩！
曾：那两年，峨边大堡的病号娃娃，我知道向山下转移抢救时，沙湾铁厂也接收了不少，你们医院接收过吧？
医：用大卡车拉来两百多，有的已病得从车上抱下来的。小的11、12岁，大的15、16岁。瘦得来一个个都像猴子脸。我问他们，他们告诉我是父母大炼钢铁，忙得难回家，娃儿流浪街头被收容，或者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子女，上学受歧视，逃学被收容的。这些娃儿都很机灵，又很团结。你知道，那医院就在沙湾出场口不到一里的路边，他们来那天晚上，就把靠采焙场那两片农民的豌胡豆剥来吃了，动作干净麻利，不露马脚。
曾：这些娃儿到乐山沙湾，应活出来了吧？
医：那些水肿的，稍稍吃饱点，就消肿了。但是，有些娃儿手上长一节节疙瘩，而且胸腔有积水，以为是肺结核，用连霉素，无效。照x光，那时全乐山只有三台x光透视机。我们想，把病情写成报告，再把病象切片，寄给《中华医学杂志》去咨询。那时，所有医学杂志都停办了，只剩这一家。没想到这家杂志收到我这咨询后很重视，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峨边大堡去考查，最后才找出病源，是这些娃儿吃了生螃蟹、生蚯蚓，和野生鱼腥草，身体寄生了皮下肺吸虫，而且这种寄生虫在身体游动，可窜入肺、心、肝、肾，还可入脑。有的娃儿正是这种病死在沙湾铁厂的医院，还不少。后来这杂志还将考查写出报告刊出，称这是全国发现的唯乐山才有的病例，还命名为中华肺吸虫病。当时，还有因乱吃引起的腹泻，黄连素止不到，药很缺很少，有的医生用呋喃西林，还引起脑神经副作用。记得我就这种教训在1962年写了一篇文章寄北京一家医学杂志，发表后还收到两元稿费。大堡送来的娃儿，死在医院的就肺吸虫病与腹泻两种，多数是肚皮吃得饱一点，有点营养，恢复后就上矿山去下井了。
谢：这些娃儿到沙湾中川劳教铁厂后，还有饿死的没有？
医：这些娃儿到沙湾劳教铁厂，也只是半饥饿状态了，病号也有一月24斤粮，在峨边，他们只10多斤。我记得这些娃儿身体恢复了一些后，成立了一个少年中队，到矿山火烧埂去挖矿，中队长李大汉叫李松筠，对这些娃儿很关怀，教他们开山放炮，毕竟在赶任务中要出事，爆破矿石，一放炸药就是2、30甚至4、50公斤，炸死了就算了，有一次，给我抬来7、8个娃儿，一身炸得稀烂，棉衣的棉花也炸到肉里，血肉与棉丝混在一堆，有的石头炸进脑壳，很难处理！还有娃儿两眼炸瞎、脚炸断的。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叫翁敦健的娃儿，家庭是安岳的地主，家中生活困窘跑出来流浪，被收容劳教。他有个哥哥在重庆大学读书，还常写信来要求我关照下这弟弟。哪知叫这娃儿当班长，放炮把脑壳炸开了花，脑花都露出来了。怎么办，找了一架船，从大渡河送他到乐山专区医院治疗。那医生很不负责任，草率处理后，高烧不退，怎么办？我去找到王定一厂长，建议送成都川医，在川医，我亲自守着医生做手术，发现脑花上栽的一粒粒石渣也没取出，经全部取出，把坏死的脑花切除，才慢慢救出他。后来这娃儿活出来，走路一晃一晃，现在还活着。真是，这些往事真不堪回首，有时静下来，又要出现在脑里，一个字：惨！
彭玉祥童年即受政治压迫
从刘维福家回到王玉凤家，王玉凤说：原在大堡活出来的娃儿彭玉祥，现在，也落户在乐山郊区安谷镇那边乡下，他进城，经常到我这里来，听起来，他这一辈子有很曲折的经历，值得你们去问一问。
我一听，一拍桌子问：这个麻豁头儿，也在这里呀！
陈世方说，他在这乡下呀，从沙坪劳教所就业到退休，活出来后，也安家到这里了。他一边说一边拨打彭玉祥的手机，彭一听我来了，要去安谷镇访问他，高兴地说，他到汽车站来接我们。
王玉凤又安排王大鼻子带我与小谢去彭玉祥乡下。这王大鼻子也是从劳教所出来结婚安家乐山，多次去过彭的家，早年我也认识他。
从他们的叙述，结合我在劳教营的8中队与4中队皆与彭玉祥就业同队多年的印象，这个彭玉祥，被尘封几十年已模糊的面目，便在我脑里鲜活了：他似乎个头比那批活出大堡的娃儿还小点，很平常的容貌，却是勤快机灵，人缘广人缘好的小子。当年，他那麻豁头儿的绰号，喊得使人忘了他彭玉祥的名字了。
记得那时已文化革命了，劳教就业人员受公安六条的约束，关在那山里头，关得更死管得更紧，最怕我们知道外面造反的事，尤其忌讳跑出去夥起造反。这些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就业人员，遛到农家或彝寨去买点高价粮（国家计划垄断口粮供应外，到黑市买农民自留地里出产的称高价粮，价格可高出10倍到几十倍）用来补充囚粮之不足，不不难，逮住了，也要挨斗挨捆。这时，彭玉祥分在饲养房打猪草，背个背兜可到处走，他有点自由，就给队里的人带点东西，帮人向外队的朋友捎封信呀，跑得足板翻，乐意助人，很讨人喜欢。比他大4岁的戴富荃，关到文革后期，找到女一队的李凤结婚了，也是这麻豁头儿积极张罗，买不到糖果等东西（计划供应要糖果票才能买糖果，劳教营里不发）麻豁头儿能动脑筋，弄来两斤胡豆，在煮饲料那锅里一炒，代替糖果招待来恭喜的友朋了。当时我曾感慨：编的《白毛女》用两尺红头绳给喜儿过年，那是戏，这炒斤胡豆结婚，却是真人真事哩！
当我坐在去彭玉祥家的汽车上，回忆起30多年这些情景，又心游了一次那惨酷的岁月。下汽车，便见老了却形态依旧的彭玉祥，他穿一身干净的卡克，笑嘻嘻地迎着我们。同他一话当年，令我吃惊他超常的记忆力，他是偶然听到过说我的家事，居然摆起老龙门阵来，像说他的事一般清晰，甚至，脱口就说出我儿子的名字，从未见过我儿子，且又事隔了几十年岁月的历史呀！我惊异这小子的记忆力出奇的好，要是当年不遭劳教，给一点读书条件，该是怎样的人才呢？
他把我们引到离场镇不远的一排排新房的楼上，说他农家的小院已拆，补偿的房子尚未完工，这是租的过度房暂时居住。我一看，屋里干干净净，家具也不陈旧，而且抱出个秀秀气气的胖孙儿来，看不出他与乐山市里居民生活有什么差距。我问他：麻豁头儿，你本事大哩！怎么麻麻扎扎从峨边山上，架一个簸箕云，一筋斗翻出那囚牢，到安谷镇这边来弄出一个家的？
他说：你已回成都了，乐山公安处四科（管劳改劳教的科）组织就业人员成立建筑队，在乐山修建，把我调来煮饭，接触社会的人多了，经人介绍，就与这乡下大队会计结了婚，安了家。我从沙坪劳教就业到退休，长期就住这安谷镇了，只每月回去领点退休金。
少顷，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女儿女婿，女儿是学校老师，女婿在企业上班，很快张罗出一个很现代的平板电炉，弄出一桌菜，请我们烫火锅。一顿丰富的乡村午饭，已不是“把酒活桑麻”的逸趣，而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感慨，也就学杜甫那“此生会面难，一举饮十觞”的纵情了。
饭后，小谢架好她的录像机，我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了对他的访录。
曾：从你这一生起根发苗说起吧？
彭：我是简阳县青龙观土地名叫银洞嘴的人。1945年7月出生。我爷是开糖房榨甘蔗积了点钱，当时物价飚涨，认为把现钱变成地产才不会贬值，就买了20来亩田地，已快解放了，他在1949年死了。土改时，我幺爸还年轻，只十多岁，就把我妈与爸划成地主，不叫大地主，叫中地主，其实，比富庶地区中农的生活不如。我家是住的土坯房盖的茅草，这种地主也是弄去充数的。还兴给地主挂写有中地主的牌子，我看我妈就戴着被民兵押着去薅秧子。骂她地主婆，还把他关起。没收我家财产，几手洗劫一空，铺盖也不给我们留一床，我与妈都只有盖蓑衣睡，那些农会干部心黑得很，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杨正益、陈忠模与彭年均……
谢：你就详细说说土改时你的情况。
彭：我妈受不了这抢劫式的没收和野蛮的侮辱，气得去吊死了，我姨妈又是我幺爸的爱人，见我可怜，叫我去幺爸家分20斤粮食自已煮来吃。村里当保管的彭年均听人说我背了粮回家，就硬说我偷了他的钥匙，抓住我毒打！
我姨爹有个兄弟是个干部，见我这么受歧视，他说，你没娘没老子的孤儿，到成都的福利院去，收容后，就有吃有书读。看来，这家里活不下去，只有往外跑了。我把屋里那把锄头卖了7角钱，爬上火车，到了成都。我见梁家巷拉蜂窝煤的架架车，挣北门大桥那坡坡，有娃儿去搭手帮忙推，可挣到点钱，我学着去下这苦力，有时给我一角，有时只有5分。其实，这之前，我到成都第二天就被收容到多宝寺那三砖厂，吆我们去背砖，听人家说，我们这些人，都要送回原地方，我怕回去又打我这地主儿子，才跑出去帮人推车的。
曾：那你又怎么栽进劳教队呢？
彭：漂在外边，还不容易吗？就是在推车时，有个姓袁的来招呼我，叫我帮他的车子去拉飞蛾，（在他旁边搭根绳子拉）他住西北轿那边，是安岳人，能管我的吃，不能管住，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晚上，就摸到高升堂田坝里堆的大谷草堆里去睡。就这样混了10几天，又被收容到多宝寺。睡我的旁边那重庆仔起身出房，掉了纸包在床下，有的娃儿捡起一看，有2块5角钱。有人说拿去买点心大家吃。重庆仔看见我们突然有钱买东西吃，去告管理说我们偷了他的钱，就审查我们，认为收容了还偷钱，说我们定是惯偷，用手铐铐起追问，在外头还偷了些啥，我说没偷，他不信，为了不受皮肉之苦，只好编些来说，这就把我送劳教，先送到威远深沟铁厂，那里是内江劳教所，到了1959年10月，说改送峨边，说那里如何好，有书读，还看电影，总之说得天花乱坠。到大堡一看，穷山野水，那些武警吃的也是包谷馍，去检查身体，医生刘维福问我有啥病没有？我说经常发黑眼晕，感觉天旋地转。刘维福去与那干部说了两分钟，把我又转回成都市二医院检查，查完说我没病，再转回大堡。分到四队，管教干事杨永清，队长说北方话，都喊他田老陕。看我乡下来的娃儿还壮实，叫我到打柴组，每天完成70斤柴。
曾：那你又活得出来了哟！打柴的要多吃呀！
彭：还是苦，下雨下雪都要进老林！
谢：你要砍多少树子才有70斤？
彭：20公分直径要两米长，才有。这么打下去，到1961年，二队死得一窖窖，不准砍树做柴火，又调我到二队去埋死人。我去一看，3、4个娃儿装一个木厘子，装不下，脚手还掉在外面，硬踩进去埋。到二队就吃35斤，叫我从20里外胜利乡劳教煤窑去背煤来烧。到1962年，大劳教小劳教，病的还未死的，都在放回家。我没有放，一个原因是我能干活，另一个原因是说我无家可归了。
谢：你妈吊死了，你还有爸呀！
彭：我爸也枪毙了。
谢：怎么枪毙的？为啥事？
彭：说来又话长，我长话短说，我爷生前，当过彭氏祠堂族长，我们那一弯都姓彭，有个高大嫂与保长彭良贵私通，彭良贵叫土匪把高大嫂的男人打死了，这是青龙观轰动一时的血案，土改时，追查土匪这凶手，谁支使他杀的？他不说彭良贵，咬我父亲，他们认为咬到我家，比咬出彭良贵好，认为斗倒我家，他们可挖到更多浮财来分，就把我爸当成有血债的地主枪毙了。几个农会干部就把我一家全毁了。我上学，也遭娃儿们欺侮，骂我地主崽，打我。所以，我不敢进学校我小学一册都没读满就辍学了。
谢：你要追求自由！
彭：是追求活命呵！我要不逃出来，肯定死在60、61年乡下那公社里了，有些斗我家抢我家的，不也饿死在人民公社吗。我有个堂姐逃出去嫁到都江堰，我们两姊弟曾相约回去看看那些整我家的人，结果，还活着的，他们日子过得不如今天的我们，也让他们看看，他们没整死整绝我彭家。见到这些老乡邻，有人问：你退休了呀？我说回来看那些整我的人，要感谢他，把我们整得反而活得好些。结果，他们都死了，我说他们没有死，也要买点礼品去看他呵。
谢：你是我访问这么多大堡小劳教中，唯一一个人说劳教比外面还好些，帮你活出来了的。
曾：他在家，要承继两大负遗产，要接班承受对地主阶级的压力，做地主崽。还要接受被杀父亲那反革命狗崽的压力，离开家，就只有小劳教这精神压力，相对就轻松多了，怎不认为劳教更容易活出来些呢？
彭：你不晓得乡下对地主反革命的黑与恶，老家青龙观的彭年泗就是我这种家庭成份，他说，还没入公社，还在生产合作社时，你每天干活，晚上给你评工分，歧视与欺辱你就使你难受，像奴隶一样，一会儿喊你修路一会儿喊你去做最赃最臭的活，甚至去给干部做私活，他就说我跑了跑对了。
曾：这就是群众专你的政，与公安专你的政的一点区别，群众专的更多毛泽东那无法无天，公安专的要略讲点章法，性质一样，不过是做公安奴隶与农民奴隶的区别，在公有制下，做公奴比私奴也沾点公有的利益罢了。
彭：去年，我回眉山沙坪劳教所，有个年轻的干警姓王的问我：你是原大堡的吗？我说是呀！他说大堡剩下的没几个了嘛？我说就那么几个了。他告诉我，他正在写这劳教所的历史。
谢：他向你们访谈过没有？
彭：他决不会来问我们，他是从他们公安干警的工作角度去写史呵！
曾：小谢你年轻天真，文化革命才出生，没经历与见识过血腥的专政时期，不了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说出的历史，绝对不同，压迫者写的一定假，我们访录的被压迫者才真。去年，我在电脑上，点百度查沙坪茶场，网上给我的文字是这场建立50年了，共改造好650000人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见一个饿死的。
彭：他们写史就是给自巳评功说好！
谢：我想问下大堡那挖心子吃的事，你是见过还是听说过！
彭：这事就出在我们大堡四队，管教干事杨永清还把那两个吃人心子的娃儿拉来开斗争会，记得有个姓罗的娃儿，斗争问他为何这么残忍，他回答说，听人家说吃了人的心子可以飞，我想飞出这大堡。后来这两个人被公安兵押走了。
老曾，那时你也是留下来没有走出这劳教听的，比如你认得的方碧玉、沈世英等，好几家，现在都与劳教所的副所长呀等干警，打成儿女亲家。过去的你死我活那敌我关系，没有了，这是这几十年的大变化。
曾：这是颠覆性的变化，今天的共党讲利益，颠覆了咋天共产党讲阶级，专政的与被专政两家己成了亲家，现在，他们那讲四个坚持，所坚持专政，这不是讽刺与笑话吗？应喊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的人，来看看他们公安干警对他们打的耳光吧？
周光直从童奴到老奴
在重庆打捞大堡小劳教史事，按计划要访谈周光直时，他离渝办事去了。但他与我在劳教时，1960年就同睡过一张帐蓬，挖过一块菜地，他回重庆后，同我不仅有多次同桌欢聚，他向我讲述地头蛇怎么鲸吞他辛苦创业的产业，我也写过文章。我与他对话，不仅有记录，他的故事留在我本子里和心坎里，如档案积累。
1980年代，几个从劳教营死亡堆里爬回家的大小劳教聚在一起，说起当年饿得屁股成尖勾子，坐的小板凳上，都垫一层厚厚的破棉花时，周光直嘻笑着说：老曾呀！那时，我见你卷在床角，很想把刨地里洋芋，烧得很香的甩点给你，你又从不与我靠拢友好，不知你会不会去检举我，也就不敢同情你了。
此时，我才回忆起他从大堡调来沙坪，在建筑队的蔬莱组与我同组。有张细眼猴腮的脸，我担半挑清粪去灌雪山大豆时，他已不见人影，不知遛那条山沟去弄包谷红苕去了。后来，我命在旦夕，山上右派全集中，在川南森工局等待安排，劳教管理干部还用前途光明这些话来鼓气，结果，仍送大渡河下游那沙湾劳教铁厂，继续就业。身体恢复些，再把我们这批逃出沙坪死人堆的，又运回山上去垦复茶田时，见到周光直已是小伙子了，在太阳坪中队弹棉花加工棉絮。说话与那批小劳教不同，较成熟老练，一问，方知他是个初中生。下面这段对话，是我在1980年代同他的攀谈：
曾：你上初中，听说你妈还在学校教化学，你怎么也栽进劳教所了？
周：是两件事，当时我只14岁，在重庆62中上二年级。你知道重庆这称火炉的城市，夏天热出一身臭汗，必需冲澡。我们学校建的洗澡房不够大，大家排队候轮子。那个姓瞿的校长不排队就进澡堂，我心里反感。因恰好在语文课学了列宁的故事，理发员要列宁不排队，列宁不肯。我就冒出一句：列宁都要排队呢！瞿校长回头来恨了我一眼，就钻进澡堂了。后来，与另3个同学检了一块废铁，卖了8块钱，我分了2块，吃了几支冰糕，瞿校长就以小偷行为申请我劳教了。
曾：我记得文化革命中，你还在太阳坪中队弹棉花，劳教与就业时间，也不短呀！
周：一陷进去，就17年！
曾：你这冤枉，后来学校与公安局与你平反吗？
周：我现在被新的更大的冤案整得晕头转向，在法院打官司已多年了。从重庆中级法院，打到四川省高级法院了。（他与我说话时，重庆还未脱离四川直辖）
曾：怎么，听大堡的那批小劳教说，你是现在最能干最发财的一个出色人物，怎么，穷时蒙冤，富裕了，也蒙冤？
周：说来话长了。凭我妈是化学教师，我也上过初中，1985年，自已搞了一间化工产品作坊，去填补国营大化工业不生产的空缺，在江北开了一家光直油化店，很畅销，探矿厂、摩配总厂、电镀厂甚至大庆机械厂，也来买这产品，每月有数千元的进账。我就想将作坊扩大为工厂。那时，报上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乡下办的企业，也叫集体所有制，我要办私人企业，很难批到营业证，我跑了无数次工商管理局，都批不下来。有个江北城街道民政工业办公室来找到我，愿与我合夥，由他们出面去申请营业执照，成了我的挂靠单位，戴一顶红帽子在我企业头上，我才能经营。我出万元资金，出自已开发的技术，自已开拓市场，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我交了税，也交了挂靠这家街道民政工业办公室的贡金叫管理费，办到1994年，这企业已每年交利税20多万元，这厂，却不是我所有了。
曾：那当然不服呵！这不是比盗匪还凶狠吗？看来，你把精力用在技术与市场方面，对黑的官场了解还欠缺！
周：你说对了，我也太低估他们心黑手狠了。这天，江北城街道办事处杨仁铭书记与我在鹞子丘一家饭店吃饭，他对我说，他们办事处要修宿舍，叫我贡献3万元。我说眼前手边紧，资金陷在买原料与欠账中，只拿得出1，1万元。这书记眼一咕，眉一横，生气说，那就不谈了，大家走着瞧！
曾：你这辈子，真倒霉，上中学是一根苗刚发芽，就被校长书记，把你尖尖掐了。死里逃生出来，凭勤奋与聪明，在改革开放市场杀出一条生路，又被堵了。要吃你企业，总要玩点花招嘛？
周：老曾呀！国营大企业，他们用“改制”就可吞了。我这草根民营企业，应是私有制企业，也借来“改制”的名义，称为改股份制，就把我的私产肢解，又给我一个董事长的空名，把我的权、钱、产全夺了，变成街道办事处所有。再玩一次选举，他们操纵下来，选出一个招聘的打工人员来做他们的代理人，来代替我。当年搞公私合营，对有产者还实行政策称赎买，现在就是抢夺了呵！
曾：这10多年，你就用法律开始你的维权，怎么样？艰苦尝尽吧？俗话说的：恶龙难斗地头蛇，你这从劳教泡大的草民，地头蛇会把你放在眼里吗？
周：是呀！时间耗了，钱费了，四川省高院把案子拖起。重庆直辖后，又说案子转重庆高院了，我找重庆高院，他们说我在四川高院立案，我又需到成都去打官司，我这辈子，都在惨酷中滚打。
曾：你看你脑顶毛都磨光了。离70岁已不远了，还是尽量交给下一辈去操劳吧？法国作家雨果，写一个冉阿让偷了一个面包，就永远走不出人生的鬼打墙，你一句教科书上列宁的话，捡一块铁，也同冉阿让一样悲惨，可雨果写的是两百年前的事，你是在当代呵！仍不见公平与正义降临你头上，你的维权努力，也就用愚公精神传下去吧？话到此，我见这老伙计，当年小劳教，眼里已滚动着泪珠！
上海娃入蜀33年的劳教劳改史
当年峨边沙坪劳教大营里，大堡作业区数千劳教的少年儿童，最多是重庆娃、成都娃，其次是宜宾、绵阳、乐山、遂宁的川南川北娃。在这些川娃中，冒出一个上海娃来，很引人注目。当这上海娃在这川娃中，把一口上海话，也变成川话，劳教岁月里，由少年儿童熬成青年，与我仍同囚这劳教营，以就业名义，还受着与劳教几乎无差别的苦役，耕耘着那些已死右派垦荒出茶园时，在文化革命“一打三反”后，全坊公捕大会上，我亲眼看见他已由少年长成小伙子，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绳捆索绑抓走。不久，管教干警传出来恐吓我们的消息是：上海娃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了。
许多娃儿是饿死的，这上海娃没被饿死，从大堡活出来，在文化革命讲全面专政中，不被处死，幸还改判无期徒刑，也可能囚死了。
我与小谢在访问记录大堡幸存小劳教，记录他们口述的历史时，上海娃这名字，常从这些当年小劳教口里说出。他们告诉我：陈德全（上海娃姓名）没有死，改革开放后，活回上海了。
我向大堡小劳教蔡理奎采访，他多次推诿，推诿不下时，他就说：上海娃要来成都了，大堡的事你问他嘛！2010年，我与小谢刚访录完成渝及眉山乐山幸存的大堡小劳教归来，听说上海娃到成都了，要见他当年十大股中队一起就业那些老伙计，我与小谢赶到城东杨乐川家，见到上海娃时，他已买好车票要回上海，匆匆地问答了一些他的身世与历史，较简略，我很遗憾，当我把访录的口述历史整理完了，总认为这上海娃的劳教还被劳改的历史，漏掉了，太可惜，在大堡那批死里逃生的孩子中，他更是独特的典型人物，他的历史，更集中浓缩了毛时代的专制史，便留着这访录的篇幅，期待他返川时，进行补充访录。因为我获得他告诉我的讯息，他在上海结婚的妻子，是个四川打工妹，川北人，那次返川，就是去岳父母家。于是，我就等待他再次来川探亲访友时，向他打捞历史。
这一期待，就过了两年。忍不住去电话催他，他说待买到打折的飞机票，5月就可飞来，5月15日，上海机场被诈弹晚起飞9小时，午夜过后他才到成都，找到我家门口时，巳是临晨两点钟了。
这次，让他睡了半宿与一上午，才录音加笔记，记隶他半生的劳教劳改史，屈指一算，竟然有33年。现在的他，已是68岁老汉，接受我这81岁老头的询访，把逝水流年中湮没的悲惨，打捞出来。
曾：大堡小劳教数千，你这上海娃，是个异数。活出来变成反革命，你又是个异数，你出身有反动家族血缘吗？
陈：我爸陈鹤寿，是上海大丰纱厂的锅炉工，算血统工人了。我妈卜文娟也是劳动妇女，生了8个孩子，比我大的是一个哥哥三个姐姐，爸要忙工作，妈要照料比我小的弟妹，我就常逃学去耍，还把家里锑锅盖偷去卖了，买糖果。就被送上海儿童教养院了，这减轻了父母负担，他们也没反对，我也顺从命运。
曾：你那时多大年纪？
陈：我出生1945年，那时，12岁。到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要到了，上海人喊的柯大鼻子，就是市委书记柯庆施，他要把上海粉饰成“十无城市”就是无乞讨、流浪、扒窃等，我们这上海儿童教养院，就被迁走，合并到甘肃省一所教养院。我妈听到这消息，来领我回家，院里不放，推说我没有教养好。可是，这教养院，东不迁西不迁，偏偏迁到甘肃省西部的张掖，那是临近唐诗写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边地。又冷又荒凉，还吃不惯那粗糙乏味的饮食，熬不过，我就爬火车往家里跑，第一次，跑到郑州。被公安抓住，一问，是张掖儿童教养院的，就遣送回去了。我不甘心，第二次又跑。这次，跑到成都，被抓来关在东门外多宝寺，他们懒得送我返甘肃，就送我去峨边劳教了。给我的劳教通知上，还有成都市公安局长林佐夫批准的签印。送我劳教的理由是八个字：一贯流浪，违害社会。我一个12、3岁的娃儿，能违害你们什么呀！
曾：你流浪，社会繁荣昌盛的气象，就破坏了嘛！这政权的爱面子，几十年前就存在，并非今天才讲闹面子工程，这才叫中国特色哩！
陈：我被押到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大堡四队，饥饿得比张掖教养院更惨，饿得我枯瘦如柴，快断气了，抬到二队医务室去，用一针葡萄糖把我救活，睡到四病区。我周围全睡的枯瘦如柴的娃儿，一天死两三个，有时死七八个。死了的被拖到外面坡上，还未埋，有的娃儿的耳朵被野狗咬了，手杆被啃了，死娃儿成为饿狗们打牙祭争吃的美餐。死得派人还去埋，也缺人力了，为了鼓励埋人的，规定：埋一个人，奖励多吃一个包谷粑。于是，劳教的娃儿一个个在饿死，埋人的少年劳教，都长得肥头大耳，一天到晚，人被埋得多了，他领的包谷粑也多得吃不完，竟有存下来生了霉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那时一天死人的恐怖景象了。
开始，埋的坟堆上，还插一块写上死者姓名的木牌。后来，没有木牌，就放块石头，用油添写名字在石头上，死多了，就石头也不放，名字也不写了。我看到死人最多的五队，先撒消了，随后又撤消了四队，把这两个队剩下的少年劳教集中到其他队去，有个最小的劳改小犯人死时也不过10来岁，叫叶兴尧。
曾：是不是把邻居婴儿放水缸里那个人，我听林宪君说过？
陈：对！就是这娃，我最熟悉他，大跃进时，他父母被公社派去大炼钢铁，背矿石烧木炭代替焦炭，他只有9岁，饿急了，溜进邻居家找到半碗剩饭，正吃了几口，房里的婴儿啼哭起来了，他怕这一哭把大人招引回来捉住他，他把孩子抱到水缸里再盖上盖子，急忙吃完这半碗剩饭跑了。判这娃儿几年徒刑，他有刑事责任能力吗？他是罪魁祸首吗？
曾：有几个人说到这故事，有说这娃记邻家的仇，报复人家的行为，孩子打架不记仇，一会就和好了，你这说法，较合情理。
在大堡，你饿得枯瘦如柴，偷过农作物没有？是不敢偷不会偷，就没有以偷求生，便饿以待毙吗？
陈：都偷呵，不偷，早没命了。先偷劳教农场的，偷光了，又偷山下彝胞的。最后，还是饿得奄奄一息，抬我到场里的龙池煤矿，吃点大米救活的。身体恢复了，就也能下煤井为党的劳教大业卖命了。当饥饿感缓解后，精神饥饿突出，在煤矿遇见的几个有知识与文化的右派大学生，给我做人与思想很多帮助，这些人，曾老师也应熟悉，如重庆大学的温辅臣，地质学院的杨其智杨维志雷雨峰等，他们正派做人，不混淆是非黑白，对我很大启发与影响。
曾：我见到你，是文化大革命中，你在十大股（5中队）时，你是哪年从煤矿又调山上的？
陈：1964年，几年前开的茶梯播的茶籽长出苗两尺高时，又调上山来垦复茶园了。从夏家沟、三根桥一直到十大股。
曾：我就是见你在十大股被逮捕判死缓的，说一说你怎么裁进这反革命坑里的。传说很多，是是而非。
陈：你还记得九，一三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后，茶场也传达了一个“林彪政变五七一工程纪要”吗？森严得如临大敌，目的是要大家相信这个比毛主席只低一点的林副统帅，是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党章规定他是接班人了，还要抢班夺权暗杀毛主席。偏偏是这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曝光林彪说的有的话，使我心里产生共鸣，如他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毛泽东不是伟大领袖，是暴君秦始皇，这国家的专制政权，是人的绞肉机器。尤其把毛泽东形容为越战美国的B52轰炸机，炸得一片焦土，触动我压在心底的同类感觉，认为说得很真实。我被这些话激动得睡不着觉，按捺不住对专权毛泽东的反感。认为毛是中国一切罪之根祸之源，找不到泄怒的窗口，我就用粉笔在队的保管室写下标语口号：打倒毛老狗！毛老狗滚下台！向林彪夫妇致敬！三自一包好得很！最后还添一笔：忠林写，共匪来查吧？忠林，即忠于林彪者。1972年，我写这些反标，没查出来。在牢里关久了，我也懂得一点不露马脚，就是用左手书写，不便查笔迹，还找树叶把我的足印扫掉。这次没有查出我，我胆子更大，1973年，我又在保管室门后再写一次。还自作聪明，跑去报案，这下，惊动大了，洽在抓批林批孔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把全场最富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组成破案组，坐镇十大股中队，好像挖地三尺也要把这胆大的反革命挖出来。这第二次的标语，我还骂了：毛泽东是法西斯头子。
毕竟我太年轻，低估了专政机器的效力，那个叫张锡九的指导员很鬼，他审问我这报案人问：人家都没发现这反标，你怎么发现的？他看我眼神出现一丝惊慌，便捕捉到我是写反标的嫌疑很大，便穷追不舍地向我追查。
曾：我在那山上见的公安干警，张锡九的思想政策水平是高那些人一筹的，说话也较多条理与逻辑，能讲理的就不会动粗吧？
陈：他没有打吊捆我，其他那些跑二排的二杆子，用简单粗暴的逼供信，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了。把我吊起打，还用皮鞋踢我，最凶是用那棍子敲我螺丝骨，痛得我钻心。我就大呼大叫：打死人了呀！他们就拿刺刀敲开牙齿，用袜子破布塞到我嘴里。我熬不过，认为生不如死，就承认了。这种对当时伟大领袖不满发泄，照公安六条称恶攻罪，几乎逃不脱死罪，据乐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这案件当事人透露，我是报的死刑立即执行，曾引起争议，最后批成死缓。有法院的人在我被送省四监狱劳改前对我说：陈德全呀，好在你出身工人家庭，你要是地富反家庭，早就立即枪毙了。
曾：凭我在那劳教营里的经验，凡是小劳教犯了什么纪越了什么轨，都要追幕后黑手的大劳教，怀疑有反革命或右派在幕后叼唆与支使，这是他们阶级斗争观念固有的公式，你做了这么惊动专政狱吏的事，不牵连出你交往的友好吗。
陈：当然牵连不少人了。首先牵连的是上海同乡马德安医生，因为我回上海探亲，就便帮马德安接送过他在上海家里带的儿子，便常去他家坐一坐。我写标语的粉笔，就是在马家孩子演算作业那小黑板边拿的。我怕株连同乡，一口咬定是路上捡到的粉笔。他们就是想从粉笔这线索再找出同案犯来。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实说。马德安虽是知识份子，一贯胆小怕事，还为他们干警治疗了许多伤病，不受怀疑，可他爱人护士谭昭菊出身非劳动家庭，为我这事，粉笔出自她家，就也受到一些影响，也挨过批斗与追究。看在马医生的面子，他们从利害考虑，也就适可而止了。
曾：你说判死缓去了四大监，不是成都宁夏街那大监吧？
陈：在宜宾南溪县，对外称四川省第四监狱，实是麻纺厂，造麻袋。我关在现行反革命队，还有历史反革命队，刑事犯队。因为我始终不服这判决，一直在申述，对我就不断施行严管与暴虐，枪毙人时，押去陪过杀场，宣布我死刑，停了一两分钟才说：缓期执行，也没有恐赫住我。许多判死缓的，一两年就改判无期或有期徒刑了，我那死缓就缓了5年，打倒四人帮后，改判我二十年。改判的理由是说我认罪服法。我跑去向法官闹，说我不认罪也不服这法。这么一直申诉，终于从改判十五年，又再改判到五年，就不再改了。仍说我有政治罪行，也有思想认识问题，就再不理我。1988年，把我劳教劳改33年释放回上海，我从12、3岁已长成40多岁了。我好向往自由渴望人权呵！这专制已把我变成天然的维权分子了。这几十年的牢狱大学，我读人性这本教科书，读到许多凶恶的人性，卑鄙的人性，也读到可歌可泣的人性。前面我不是讲了押我去陪杀场吗，杀的那人，就是一条汉子。杀他前后，我都在旁。这个人叫刘华禄，只40多岁，组织一个党取名中华党，其实，他并无反共纲领，他的党纲，就是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那些内容，算什么反革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不是依然搞的三自一包吗？刘华禄说了就有罪要杀，邓小平做了，就成中国改革的设计师，这不是可笑吗？杀刘华禄那天，他老婆拿起酒菜来，哭啼啼，刘华禄说：你哭什么？哭，就不是我老婆，太没志气了，回去把娃儿给我带好，养大给老子报仇！这是我亲见的一条好汉，有点骨气的，共党都认为是反动气焰，这几十年，已消灭得快绝种了。
曾：你也这么一贯硬碰下去吗？
陈：我有硬的，也有软的，一味地硬，我今天就不可能与你曾老师在这里话说当年了，我到底是上海娃嘛。我给你讲一段情节，说明我还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监狱里的狱官狱警，都喜欢狗性，蔑视人性。总是把人压服制服，要人像狗那样向他们摇尾乞怜，他们就有满足感与成就感。你想想，我这死不认罪认错的人，他们不收拾我吗？故意打我踢我，逼我还手，还拿一张小板凳给我，叫我打他。我知道，只要我的手触了板凳，留下指纹，就是没有还手，他也可以用指纹为证据，说我这死刑缓期执行的重罪犯，还敢行凶打狱警，不就立即毙了我吗？我聪明，死死捏紧两个拳头藏在身后，不上他的圈套，在那里面活出来，也不容易呵。说着说着，他眼里也闪着泪花。
曾：如果大堡劳教你，算是你读的监狱大学的预科，判死缓进省四监狱，应是读的硕士班了，你的思想文化，世界观与价值观，都由监狱里饥饿与奴役包括善恶形成，你父母给你的基因还较优质，不然早就像你活出来的某些同类，再没有善恶是非意识，只有利害观念了。
陈：曾老师知道杨佳在上海杀警的事吧？审他前，我也为他写了7000字的辨护哩！我这狱中挨过打的，很能体会杨佳被冤打的心情。
现在，上海警方对我不错，我住房没有解决前，先解决我一家四口的低保，现在房有了，老婆女儿的工作也有了。把过去劳教就业与居委会写黑板报都算工龄，给我每月两千多退休金。派出所的人告我，判死缓活回上海的，我是只有三个人之一，看来他们还是很重视我们这种出死入生的亡命徒吧？
曾：陈德全呀！你幸运从死神的铁围城里挣扎出来，你又幸运回到上海，活回其他地方的，就少你这种幸运了。你巳68岁了，把你一对儿女不仅养好也教好，用他们的成人又成才，来补偿你少年青年壮年浪置于牢狱的遗憾吧？
我们的访录结束，他给当年大堡还活在成都的伙伴打电话，要他们聚一聚，后天就坐火车返上海。听他的电话，我就想起杜甫赠卫八处士的诗句：“此生会面难，一举饮十觞……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打完电话，他与我握别问我还有机会到上海吗？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他是大堡那几千少年几童中，难得的一个典型和标本。如果这世道对他仁爱一些宽容一些，也许他会成为这社会有活力与创造力的菁华。
为大堡冤死孩子们叫魂
被劳教被饥饿夭折峨边大堡劳教所的孩子们，我来为你们招魂了！
那些喊着饥饿的、叫着妈而断气的儿童，你们稚嫩的灵魂，还在大堡雾霾里迷惘，山风呼啸中飘摇，寻不着回家之路吗？重庆的孩子，你顺着大渡河流，到乐山见到岷江，顺岷江到宜宾，见到长江，下游就是你家重庆了。成都的孩子，就从岷江逆流而上，甚至可跟着西昌开往成都列车的移动，便魂归故乡成都了。
你们死后的1962年，随着你们大堡少年劳教作业区的撤消，整个上万人的峨边沙坪劳教所，也崩溃，只剩未释放未转移的两三百人留守。四川李井泉追随毛泽东大跃进而创新的劳教大跃进，此时也破产。几年后再恢复到3千人，随文化革命的崩溃，又再次瓦解。昨天，北京航空学院一位退休教授来看我，他是我石室中学同窗，告诉我：文革那天夜里，他是目睹李井泉儿子李明清被对立派打死的。这讯息我在此告慰你们灵魂：看来这位心狠手辣的恶官，他不爱惜你们如花的童年，也被惩罚，要他也尝尝父母的丧儿之痛。冥冥中，那支公平正义之手仍存在呵！
当年，比你们命大，活出大堡在世上的同伴，今天，我寻访到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婆了。你们已成永远的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我这当年的小伙，也八十岁了。我们同在劳教营挨饥受饿熬死熬活的岁月，刻骨铭心呵！怎会淡忘？几年前，我想起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也是被劳教五十周年，赶忙写出一部《幸存者手记》来记录那段苦难历史。当年从大堡活出来的少年蔡理奎，看后问我：大堡死的娃娃更惨！你怎么不写呵？
如当头一棒，击得我猛醒，我是见过从大堡死亡中救来沙坪的娃娃的，一闭眼，戴富荃、周光直、吴成经、陈德全、陆长生……就可说出一串，用当今口述历史去记下大堡的惨史计划，便在我心中定下了。
可是今天，大堡活出来的娃儿，己隐藏在茫茫人海中，颇费功夫与周折去打捞呵！没想到，一寻问一串连，当年在大堡与你们受苦受难的同伴，从那两千多死难儿童中活出的幸存者，竟找到十多个，我们已用录音与录像用数码与文字记录下你们在大堡的悲惨历史，跟随我录音录像的小谢，是你们夭亡后十多年才出世的晚辈，她开着汽车坐着火车己数次上峨边大堡山，去访问与核实你们的历史，那里还活着的彝族汉族老人，向她说了不少你们当年的悲惨情节与故事，引她到乱坟沟乱坟岗去凭吊了你们被掩埋的坟地，也录下了不少镜头。我们这一老一少，巳跋涉数千里前后历时两年，完成了你们悲惨的记录，这红色王朝这么中国特色的畸特历史，容他去篡改、涂抹、消毁，岂不更有辱你们惨死的正含苞生命吗？
当年，埋你们的伙伴杨友元与王泽云，他们在退休后，也上大堡的山上来为你们敬香烧纸钱放鞭炮，在坟沟的树上，缠起挂孝的白纸条，以此来缓解心中的哀痛，虽然，他们很幼小就蒙受人生的残酷，受尽苦难，仍未变恶变凶，还是这么心慈性善，我看到人性的伟大，任何残酷的专制与强暴，也无法改变向善的一面呵！
你们知道吗？峨边沙坪劳教营，已迁出沙坪改设在眉山了。在世界人权的压力下，“劳改”一辞，搜入英国大百科全书，像钉上耻辱柱那么羞死先人了。这“劳教”混淆罪与非罪，也混不下去了。在今年，公安部长已宣布要停止劳教了。你们的被劳教被冤死，更是他们罪恶的判决书呵！
50年前，四川饿死1250万生命，粉碎了农业大跃进的神话，你们随死亡右派殉葬峨边两千多孩子，也粉碎了李井泉劳教专制大跃进的计划。如果说，大跃进跃死四川的千多万农民，是浮夸亩产万斤假数字的恶果，峨边小凉山上，跃死的是数千含苞的生命，就更是千古未见的罪恶呵！是在荒山野谷，更方便隐瞒呵！这次小谢去到当年大堡二队，当地居民也告诉她说：就这条沟里，便有一堆堆一窖窖儿童的尸体，只要刨两锄头，就会露出尸骨来。这些话，使我想起毛泽东那一代专治者，以你们作劳教实验品、反右运动的殉葬品，真是罪孽滔天，令人发指。毛泽东邓小平要坚持的专政，已专到孩子了，秦始皇也只坑的儒生，没有如毛始皇创造的坑孩子呵，什么叫中国特色？什么叫中国模式，这大堡坑的两千多娃娃，最能解释他们的特色与模式了。而今天的红色政权，还在东北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重复与发展从前劳教所残无人道与人性的残暴。
大堡山上稚嫩的亡灵们，你们是红色帝国首批被劳动教养孩子，你们天真含苞的生命做了这专制的实验品，比起法西斯用俘虏做细菌或毒气实验品来，不是同样令人瞠目令人愤怒吗？
半世记过去了，那些还流亡在小凉山儿童孤魂，还在寒雾冷雪中飒缩的稚灵，你们已没有肉体还乡，灵魂应不再恐惧，该魂归故乡了，有的也许看不到自己父母了，还可看到弟兄姊妹，看不到弟兄姊妹，还有侄儿侄女，或你们小时一起游戏捉迷藏的伙伴，一起跳橡筋绳的姐妹。也获得一些欣慰！
冤死在大堡那些小学生劳教儿童们，回家吧！爸爸妈妈望穿眼没望见你们的身影，梦里没有抱住自己的宝贝，在重庆成都及其他地区，还有我这同你们在劳教营的老同学拥抱你们，还有大堡活出来的小劳教们拥抱你们！
我对被劳教儿童的思考
读作家高缨的《达吉和他的父亲》便知道凉山地广人稀，有抓娃子（童奴）的历史。汉族小孩在彝汉杂居地方，常被彝人绑架去，囚禁几年，就成了做苦力的奴隶了。高缨将这种悲剧的结尾，写在红朝，借鉴中国戏剧大团圆结局传统，在讲民族团结政策指导下，作了喜剧性处理。就这样，当年也受到阶级论的批判，说他宣扬了人性论，略写出一点人性，就有反动之嫌哩！
1961年，我从死人堆里爬出小凉山，就业大渡河边一工业劳教企业活出来。1965年，又被押送小凉山峨边沙坪茶场劳教营，去垦复千亩果园万亩茶园，这期间，我也遇见一个真正的活达吉，只是她己没有汉族父亲寻她了。
大约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后，抓了革命正讲促生产，我忙着耘锄茶梯，完成规定的任务，一个在茶梯坎边割草的彝族老太婆，仰着一张蚴黑的皱纹脸，对我憨笑问：你是重庆来的吗？她的汉语带着浓厚彝族语音语调？不等我回答，她便急切地说：我也是重庆来的，我还记得朝天门哩！她很像来寻访乡亲，打听些故乡的消息。我正想把我知道重庆的事，告诉给她，以慰她大半生对家乡的思念，有人从山坡上喊我：李干事叫我回去有事，便打断了。这一细节，使我惊骇：这不是又一个达吉吗？她也年幼流落小凉山，做了黑彝奴隶主的娃子，现在己失去亲人失去家，唯家乡的记忆，还活在心里。
我就猜想她怎么陷在小凉山：很可能是小时随大人进小凉山来贩鸦片，被彝人掳了去。或遭人贩子贩了来。想到此，再看这劳教的大床上，睡我身旁那几个从大堡由儿童长成的青年，他们的命运，岂不同茶梯上向我打听老家的彝化老太婆相同吗？这劳教抓儿童来，在鞭子下做苦工，与凉山奴隶主抓娃子，只是奴隶主想不出一个以劳教名义抓人罢了。
于是，联想到1956年开中共八次代表会，我在省报社听领导传达李井泉的讲话，说毛泽东邀请了兄弟党的首领来恭贺盛会，苏共的赫鲁晓夫也要来，毛泽东要赫鲁晓夫与兄弟党见识他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伟业，要四川李井泉准备一次发言，介绍凉山彝族经民主改革，由奴隶制一步跃入社会主义的奇迹。后来在八大文件中，我还读到四川代表的发言。想到此，再看今天小凉山上万千劳教奴隶娃子，不禁格格地笑了：这不是牛P吹破天，坏事更做绝吗？吹牛是1956年，抓右派青年与无辜儿童来凉山做新时期娃子，只是1957、58年。
此时，以公安手段跃进出奴隶式劳改劳教营，遍布中国的各省市隐蔽的荒山野岭，又以公社化形式，收缴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一在党员公社书记管理下劳作，不仍是奴式劳动管理吗？那时，我在奴隶式劳动的凉山劳教营中，每天听广播播放“社会主义好”的歌曲。他们唱的社会主义，干的是奴隶主义呵！
我被劳教与在劳教营就业那21年中，遇见到教授、学者、工程师被劳教，也碰见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大批被劳教。真是像他们培养统治者接班人，有系列有梯队，培养被统治被奴役的劳教者，也设计了系列与梯队。那些还流着鼻涕的儿童，能做什么活儿呢？但几年后，就成棒小伙嘛！1965年，当我重返小凉山，看见小毛孩长到十八、九岁的戴富荃，进入几十里的原始林打柴，在无人走的崎岖山坡，一次可背300斤柴火，我立即明白了：这不是准备的劳力接班人吗？劳教也就三年五载，右派死的死了，病的病了，放的放了，留下这万多亩恳荒出来的山地，不是叫劳教娃长成来接班吗？当时，他们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竟然有从凉山黑彝奴隶主没收来的土地，也还继承了蓄奴制的版本。
若从中国汉族继承的版本，我看也是那农村为了解决缺劳力而兴的童养媳风俗，可孩童做了人家的童养媳，毕竟还有家庭中亲情的一面，被中共袭用来劳教弄成童养奴了，在他讲阶级斗争的劳教营中，就只有被敌视受敌对的待遇了。这些童工童奴，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会怜悯与爱惜他们吗？
尽管，他们用以敌制敌，以敌管敌，也用一些有文化知识的右派敌人，做教员，去教这些被劳教的孩子，由于劳动教养是混淆罪与非罪，敌与非敌，法与非法，这些孩子也就在这惩罚敌人的奴役中，享受同类的奴役了。
即便没有那大跃进引出的大饥饿与大死亡，就按原来照搬苏联捷尔任斯基与玛卡连柯那工学团半工半读的改造流浪儿童方式，劳改队分来劳教队的干警，绝大多数是没受过教育的大老粗，甚至目不识丁，在共党公安系统也是素质较差的，有的还是犯了这样那样错误贬来山里的，叫他们也学玛卡连柯去写出一篇中国的教育诗篇来，就如叫公牛下崽一般的荒唐了。只要看看今日中国教育，从前有大师有基础，今天呢？被党化、官衙化再被商化，斯文扫地、学术虚假，就是那存世大堡只两年的四川少年劳动教养所不短命，今天仍是个妖孽型的怪胎呵！
当我整理完这段口述历史，开始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与怒火，掩卷半月，校正了文字后，按捺不住写下这后记式的理性思考，作些深层挖掘，也以我所知所见，作些注解和背景交待，使后世史家来辨析时，获些方便与参考。
毛时代的文革，他称是史无前例，历史中多着哩！就是宋明的汉文化文明，也遭蒙人与清人革过，更别说罗马人与奥斯曼的文革了。就是坑儒也是学的秦始皇，都不能称为“史无前例”他统治下的坑孩，才是史无前例，他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专制，才叫史无前例呵！
一位教授眼里的这段少年劳教史
访录完后，谢贻卉又将她制作的记录片放给我看了。不久，传来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看了记录片后，写的6000字读后感，题名：《中国少年犯劳教历史幸存者证词》读得令人醍醐灌顶，她是以文化人的客观视角惊讶和愤慨写下的评论，我认为评论得十分到位，摘录几段在这里，供读者与后世史家参考。虽然她还没有读到我的文字记录，谢贻卉的录像版，因是同时同步采访记录，只是记录的的手段不同，她偏于录相，我偏于录音，我写的平面纸质版，她作的立体数码版，算是孪生的姊妹篇了。因此，所评她的也就如评我的记录。摘录于此，不仅可提升读者的认知，也填补了我们对此事件感悟之不足。她说：“我在激动不已的心情中看你这部作品：下面这些意见是我在一个上午看片过程中断断续续写下的。……看片的每一分钟，我都想向你和带你寻访这些幸存者的老先生致敬，我也要向和你一起在各种程度上进行了这项历史寻访工作的人致敬，你们做了多么伟大的努力，使中国社会这一幕惊人的惨痛历史为世人所知。”
“影片随着川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寻访开始，老人曾送去峨边沙坪劳教农场，亲眼见过数千未成年人被强制劳动教养，这影片就以他在写作《坑孩记》叙述开始。当时，我惊恐得毛骨悚然”：“四川大堡劳教场所集中这数千孩子，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实践，这些孩子，小的十岁，大的十六岁。他们因各种原因但主要不是犯罪而被收容一一因为一点小的过失，因为父母的疏忽，因为父母误认为劳教是为孩子提供学习劳动的机会，还有只是为公安完成抓人的指标……这些少年在大堡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很多人最后死在那里，无人知晓。”
“所谓教养，包括教育和抚养之意，这也模糊了福利和惩罚的边界。而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从一开始，它就是在罪恶与惩罚的范畴里实施的，以致于孩子快要饿死时，父母亲自去讨要也要不出孩子。因为劳教管理者说：他们是罪犯，还没有改造好。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和劳教，又来自专制者乌托邦的想象。在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看来，社会环境必须纯洁无暇，它不能有流浪儿，也不可以看见偷盗和儿童行为中各种无足轻重的小错。于是，在劳动加‘教养’的幌子下，一场针对贫困和资源匮乏者强制性收容开始。被骗入、抓入劳教农场的孩子们，其吃住简直与纳粹集中营无异。虽然这里没有焚尸炉，但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使这些孩子在旷日持久的饥饿中，陷入比焚户炉更悲惨的死亡。”
“我看过一幕幕回忆……今后人们研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反右运动和大饥荒，讨论极权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要看这历史记录，它提供的历史证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可能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部纪录片。”
“曾伯炎先生几年前就写过《五七年的桃李劫》这样的文章，他的寻访与纪录片人的合作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
“林昭记录片的许多证人，他们是北大的知识分子，……但是小劳教中的亲历者，全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就是一种发现一一寻找到了新的、众多的劳教史证人。这些被采访者中，还有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管理小劳教的人，他们也是右派，有的是组长，有的是医生，不同身份的人构成了不同的观察角度，让人们能够更多个侧面地了解这些小劳教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需要具体的经验？为什么这些证词如此重要？我认为：极权社会是通过概念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的，这个概念，用理论的话来说叫做‘话语权力’。它将权力与权力者用以维持自己统治的言说神秘化，依靠暴力来维持。所有不符合这话语系统的论述、意见被妖魔化，纳入禁忌系统。而表述了这样观点意见的人（例如右派）以至于不符合理想社会想象的人都沦为社会贱民阶层，被打入人人看不见的地狱。这些年幼的小贱民，他们根本不属于有右派言论者，他们仅仅是不符合乌托邦理想的孩童，记录片把这些小贱民的经验，重新打捞出来，我们听到亲历者讲述，怎样被随意地检举，送去劳教。劳教概念之混乱，正如曾伯炎先生所说，实质上与过去凉山彝族绑架汉族少年的蓄奴制无异。”
“不同寻常的是，你记下的一段历史争论。曾伯炎老人是执着的，他把历史的责任背在背上。……呈现了两位当事人的争执：到底为什么要回忆这段往事？一位幸存者说，过去就过去了，而曾伯炎先生说，人家专制者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这历史，你受专制者之害，还帮他抹去，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
“这无情地敲打着人们，这些具体的痛苦的历史，尽管难以忍受，我却不得不说，这些痛苦的历史经验，正是我们今天必须结束极权专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这些经验，需要作为记录片的论坛或者说是公民法庭，以便对过去进行审判。而审判历史罪恶，必须有证人出庭，证人必须要提供证据，构成一种新的知识，就此而言，知识就是力量。而这部纪录片，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场态度，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是对苦难的感情体验，作为这样的知识，它具有不可抵挡的认知力量。在这种实证知识面前，所有关于劳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飞烟灭。”
艾晓明先生这些极具穿透性的见解，和我的初衷与打捞这段历史的目的，不谋而合，引证于此，代替《史记》篇末那“太史公曰”的司马迁评论吧。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