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百多年前，当一群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包括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和契约奴等）乘坐“五月花”号木制帆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寻找一块能够免遭宗教迫害的容身之处和希望之地时，一种全新的理想观念——“美国梦”——开始悄然萌芽，生根，直至后来在全美家喻户晓。它意味着，新大陆提供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人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就可以获致更好的生活或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无需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家世和背景。
一个世纪后，在独立战争和制宪立国的过程中，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土地上涌现出一批开国元勋，或者说，“建国之父”群体。在他们当中最能诠释“美国梦”的，应是那位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联邦党的创建者和领袖，合众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美国的开国元勋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要么出身名门望族，要么出身富足兴旺之家，比如华盛顿、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出身于大农场主家庭，比如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出身于富商家庭，又比如詹姆斯•麦迪逊出身于大种植园主家庭、理查德•亨利•李出身于贵族家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与他们不同的是，同样跻身开国元勋之列的汉密尔顿出身寒微，来自底层，身世凄凉。
他出生在位于南北美洲之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父亲是个底层小贩，没有一技之长，只得终日为糊口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各个岛屿之间，落得个家里一贫如洗，后来父亲又欠下一笔巨债，全家人的生活更加贫苦了。10岁那年，破了产的父亲抛弃他们母子三人（汉密尔顿还有一个胞兄）离家出走，13岁那年，母亲又不幸病故，小汉密尔顿立时沦为可怜无靠的孤儿。从此后，小小年纪的他，在圣克鲁斯岛的奴隶社区过着独立谋生、孤苦伶仃的生活。
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没有合法出身的私生子——在18世纪，不合法的出身可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一个易于受到社会歧视的身份“污点”。他的母亲因不堪忍受前夫的毒打和污辱，在没有正式离婚的情况下逃离家庭，在另一个岛上遇到了汉密尔顿的生父，两人随后长期同居，期间生下两个儿子。因为没有合法的出身，在母亲死后，身为孤儿的汉密尔顿就连继承母亲那一点微薄遗产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社会上更是长年累月地遭受着冷眼与歧视。
与此同时，他还是“国父群”当中唯一的一名移民——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其他开国元勋全都出生在北美洲十三州殖民地，可谓土生土长的北美人。而汉密尔顿则是出生在与北美大陆隔海相望的西印度群岛，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加勒比海地带的尼维斯岛、圣克鲁斯岛等几个小岛上度过的。直到17岁那年，也即独立战争爆发的前三年，他才登上一艘名为“雷电号”的帆船，离开他无比熟悉的西印度小岛，前往他从小就憧憬和向往的北美大陆。
这个出身底层的孩子，饱受歧视的私生子，无家可归的孤儿，身无分文孤身闯荡北美的外来移民，来到北美不久后即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之中，才志颖露，建功立业，直至跻身同时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进而在北美的独立和新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深深地刻下了他的印记。无疑，在英杰荟萃的美国开国元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的经历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也更能昭显“美国梦”的内涵了。正如美国当代历史学者、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夫在其著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所下的结论：“纵观美国的历史，汉密尔顿的成就没有哪位移民能望其项背。汉密尔顿从一名移民成长到建国之父的奋斗经历比杰斐逊们更能体现出美国精神。”
汉密尔顿在时代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始于他的军旅生涯。来到北美后，他先后就读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预备学校、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之后他投笔从戎，参加爱国义勇军组织，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反英斗争；在独立战争中，他先后担任炮兵连上尉指挥官、大陆军总司令参谋部的上校副官、大陆军对英谈判代表、与法军会谈翻译、轻步兵营指挥官等军职；他参与或指挥了长岛战役、特伦顿战役、普林斯顿战役、约克镇围城战役等。这位年轻的军官，在战争中出谋献策，运筹帷幄，在战场上奋勇当先，屡建奇功，多年的军旅生涯，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军成员，走进了北美大陆军的领导核心层，成为华盛顿倍加倚重的首席幕僚，独立战争期间军功赫赫的战争英雄。
然而，更让他大放光彩乃至青史垂名的，是独立战争结束后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邦联岁入收税员、邦联国会议员（纽约州）、纽约市开业律师、纽约银行的董事、纽约州议会议员、费城制宪会议的纽约州代表、联邦政府首任财政部长、少将陆军监察长、《联邦党人文集》主要执笔人；他先后发起和创办了纽约银行、创建合众国第一银行、创建“纽约促进解放奴隶协会”、创立联邦党并成为该党领袖。这段足足有二十年的政治生涯，是他一生最具光芒和风采的时期，厕身国家权力之颠的他，年富力强而又有职有权，有意愿也有能力将新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整治一番，从而将他那不世出的行政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力挽狂澜，革故鼎新，振发兴举，奠定未来。
至于汉密尔顿从政生涯中的政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之概括为三大方面：财政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道路的选择和国家政制体制的构建。
现在，让我们从上述这几个方面的从政经历，看看这位底层出身的美利坚开国元勋在那个时代的作为。
一
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七八九年四月——美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两年前，北美十二个州的五十五名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制订了一部联邦宪法；一年前，宪法在最后一个州北卡罗来纳州获得通过，一个新型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在北美大陆正式诞生了；上个月初，具体的日期是3月4日，在宪法框架内运作的首届联邦政府成立了，乔治•华盛顿经各州派出的大选举团投票，众望所归地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这个月底，4月30日，他将在纽约宣誓就职。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华盛顿感到由衷的欣慰，但与此同时，这位美国首任国家元首在喜悦的同时，心情却是格外的沉重，这个春天明媚多娇的景象也抚慰不了他内心的忧愁和焦虑。新政府表面上是建立起来了，但邦联议会（前中央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十几个办事员和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而已。这还不算，现时国家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独立战争结束时，政府已欠下高达数千万元的国内债务、州债和外债（欠外国银行和外国政府的债务，包括法、荷、西班牙等国）。这一大笔债务本息对年轻的合众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是国家信用的巨大包袱。
面对这样的一副财政烂摊子，上任伊始的华盛顿连日来愁眉不展，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到底挑选谁，来掌管新政府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权力的那个部门——财政部？
这时，有着“革命财政家”、“费城商业王子”之称的独立战争功臣、曾担任邦联财政主管人的银行家罗伯特•莫里斯向总统举荐，眼下在美国，惟有一个人能够挽救国家的财政信用危局。新政府总理财务的最佳人选，非此人莫属。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就这样，34岁的汉密尔顿成了华盛顿第一届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联邦政府决策圈里的核心人物，事实上的首席部长，肩负重任的合众国首任财政长官。
历史将证明，任命汉密尔顿执掌财政部，是华盛顿上任伊始最明智的一个决定。
这位首任财长的前半生经历，仿佛就是在为这一职位做准备的。这个出生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合法身份的穷人家孩子，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当其他孩子还在整天游戏玩耍的时候，他就已经立志，长大了要离开这些小岛，去往新大陆的广阔天地闯出一片天空；小汉密尔顿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每一本他能找得到的书籍，不论是英文、法文的，还是拉丁文、希腊文的，这其中包括母亲遗留下来的34本书；
10岁时，他在母亲开的一间小杂货店里帮忙，做些接待顾客、计算简单账目之类的事；13岁时，失去双亲的他，到一个纽约商人的店铺里当伙计，开始经手账目和商业通信方面的业务，数年间，他在克鲁哲的商店、货栈和存账室里，学到了一个商人的经商技巧和冒险精神；16岁时，因店主患病暂别小岛，回到纽约的家里养病四个多月，他就每日独立经营、管理着店里繁忙的各项业务；
17岁时，来到北美的他进入国王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成为学院里最用功的学生，他经常看书到深夜，次日凌晨又很早起床，到教堂的院子里或一个安静的墓园继续苦读；21岁时，他参加独立战争，从炮兵上尉直至大陆军总司令参谋部的上校副官兼军事秘书、通讯员、参谋助手。多年部队决策核心层的经历，促使他思考如何摆脱北美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26岁时，他写信给邦联财政主管罗伯特•莫里斯，提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设想和建议；28岁时，他写信给华盛顿，提出进行财政改革的四点构想；27岁时，他被任命为纽约州的邦联岁入收税员，后被选为邦联国会议员；29岁时，他发起和促成纽约银行的建立，成为银行董事，为这家银行起草了章程；32岁时，他成为纽约州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同年开始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系列文章。
在长期的阅读研究生涯，以及经商、投军和从政的经历中，汉密尔顿大量接触了17、18世纪欧陆启蒙时代的思想，比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说，比如大卫•休谟的著述，他深入研究和探讨过英国的财政制度，他服膺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相信人类理性的有效性，并支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在政治立场上，他逐渐成了一名保守的共和主义者，认为共和国的特征是爱好和平、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政教分离、追求平等和自治的精神、注重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理解现实事务等。尤令他感兴趣去关注和倾心研究的，是有关财政金融的理论，和北美在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十多年来，他的学识和思想，在不断地进步；他的阅历和能力，也在不断地增进。可北美这些年来财政金融状况混乱不堪的局面，着实让他揪心得很，心里越来越焦急。于是，他先后写信给邦联财政主管和大陆军总指挥官，提出解决当前财政和金融危机的设想、建议。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制宪会议的召开，合众国的即将建立，他越发感到揪心和焦急了。
他在年纪幼小的岁月里，度过了一个不幸的童年，后来遭遇的一连串苦难，却始终没有压垮他的内心，反而使他更加地自强不息和坚韧不拔了。当他还是一个幼童，最需要呵护和照顾的时候，却接连失去了双亲，这使他从小就缺乏一种安全感；他所生活的几个小岛及他周遭的世界也是不安稳的，破产的命运似乎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和非常不稳定的世界。因此，当他日后投身反英战争、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当他竭尽心力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事业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全和稳定，更是这个民族和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了。
如今，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随着华盛顿总统一纸任命书的发布，汉密尔顿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好多年。
他将在这个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平生抱负，为这个新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迈出开拓性的一步，谱写北美历史华美亮丽的新篇章。
二
一七八九年九月中旬那个晴朗和暖的秋日上午，那位年轻的合众国首任财长，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眉目清秀，皮肤有点黑，个头不高，身体却是上挺有力的，衣冠楚楚、昂昂自若、意气风发地站立在俯瞰着纽约华尔街的联邦政府总部阳台上，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洪亮的声音里，似有无限的豪情壮志填塞胸间。
汉密尔顿赴任财政部长之职时，年仅三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龄，有着旺盛的精力，他在纽约的律师业务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阶段。他接受联邦政府的这一职位，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当时国会设定的部长年薪为三千美元，是远远及不上他当律师的收入的。他清楚地知道，正如朋友们近来再三提醒他的，在他前方的道路并不是铺满了鲜花，而是布满了荆棘：这个新国家的财政状况如此混乱不堪，国库虚空，没有岁入，严格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国家信用。沉重的国内外债务如大山一般，压在他年轻瘦弱的肩上。
然而，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人勇敢地挑起了这幅重担。
长期研究、思考和关注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以及北美军政两界高层的工作历练，使得汉密尔顿对于政府如何偿还债务和管理财政，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底气的。他知道，在十八世纪，财政部门是各国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财长堪称各国政府的内阁首长。赴任之初，他感慨道：“每个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重要措施都与我们财政部有关系，我的担子很重，头脑得格外清醒。”确实，他的头脑够清醒，遂将解决债务问题、重建国家信用、扭转财政状况及促进经济发展，当成自己任内的施政重点。
他先去了图书馆，查阅了《经济百科全书》和一些财政经济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颇为权威的一部实用型著作——《关于财政总监职位的报告》；他还仔细研究了英国首相兼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成功推行的公债制度和偿债基金制度、以及举世闻名的英国银行体系。除了求教于书本以外，他还向自己朋友圈里的财经行家请益，写信给国内外著名的财经金融专家，虚心请教。
在向书本学习和听取了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汉密尔顿对于如何整顿当前的财政混乱状况、稳定本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远谋深算，并且已然成竹在胸了。
汉密尔顿首先着手处理的，是债务问题。
从独立战争到建国之初，美国已累积了巨额的债务，这不仅是财政上沉重的包袱，也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在国内，国债久拖不还，债券贬值，到战争结束时，原先大陆会议发行的债券，已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这导致社会上不满情绪弥漫，人心惶惶；在国外，新生的美国已经没有信用，欧洲的银行企业都不太愿意与美国打交道，倘若被孤立在欧洲的市场之外，所谓发展美国经济将是一场空想。于是债务问题，成了年轻的财长下决心想要搬掉的第一块大石头。
到了上任后第四个月，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国债的报告——《关于重建美国公共信用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以恳求的、肯定的语气提出，政府必须清偿或承诺清偿以前所有的债务，以恢复现今美国脆而不坚的公共信用。
对此，这位财长是这样解释的：“美国以前为独立战争筹款而发行的内外债务，是获得自由的代价，美国的信誉曾一再被作为对此的担保。国债是政府与各个债权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政府不可以赖账，而必须按约定偿还。”并且，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能借到资金，并且要能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借贷，以便发展本国经济，最根本的是，这个国家应当建立良好的信用。”
汉密尔顿进一步指出，新政府建立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地对待它的债权人。随着债务的偿还，政府的信用就会逐步得到恢复。亲爱的美国同胞，尊贵的诸位联邦国会议员，请支持我，身为财政部长，我坚信，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新生的合众国的第一需要！
他的计划是，由联邦政府按照票面价值，承担起以前的一切债务——包括外债、内债和州债，以及全部的利息。
具体如何操作？这位财长提出，当前由联邦政府发行新国债，各种债券的持有人，均可以向政府将旧债转换成新国债；与此同时，通过税收——譬如对国内产品征收国产税、消费税——的方式，以及促进商贸等措施，来偿还债务，平衡财政收支。
显然，此份长达四万字篇幅的信用报告，是这位首任财长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然而，这份被后世誉为“美国财政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之一”的报告，接下来在国会的遭遇并不平顺；相反，甚是坎坷。
三
纽约的一月份是全年之中最冷的时节，整座城天寒地冻的，刺骨侵肌的寒风在城市上空呼啸着。汉密尔顿的心也像是被严冬的寒风吹着一样，感到异常寒冷。
他的重建公共信用的报告，或者说，财政偿债计划，在国会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批评反对声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
这股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联邦议员、和那些来自南方州的联邦议员。他们说，财政部长的偿债计划是不公平的，原因是，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主要是作为支付参军士兵的军饷、或是承诺对向大陆军提供给养（粮食、衣服、武器等）和服务的民众以资金回报。但长期以来，大陆会议因为没有钱，所以无力兑换债券，债券持有者对于未来债券能否得到偿付逐渐失去信心，故此他们大多已脱手，转卖给了那些以低价收购债券的各地投机者。如今，偿债计划竟然要按原票面额偿付债券，将使那些债券的原始持有者吃亏，而那些搞金融投机的人则讨了便宜。
他们还特别指出来，就在汉密尔顿的报告出炉之后，北方的一些商人和投机者闻风而动，立即跑到消息闭塞的南方各州，去低价收购还没有得到消息的民众手中的债券。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们说，毫无疑问，偿债报告为投机者们提供了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而将使持有债券的南方民众吃了大亏。
在反对的声音当中，抨击信用报告火力最猛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39岁联邦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并且，麦迪逊业已成为众议院南部反对派的领袖。身为青年时期即投身独立战争的资深议员，麦迪逊为那些将青春奉献给了独立事业、如今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老兵们鸣不平；身为来自南方州的联邦议员，他为偿债计划让北方人发了财、而让南方人利益受损大为不满。
身材矮小、思想敏锐的反对派领袖麦迪逊，一次又一次地从议席上站起来发言，一次又一次地指摘汉密尔顿的报告。他用瘦瘠的手臂不停打着手势，一只鹰钩鼻子下两个柔嫩的鼻孔翕动着，撅着嘴唇，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先生们，想想那些可怜的老兵们的处境吧。他们因为饥饿被迫卖掉了政府发放的债券，等到战争结束了，美国也建立了，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本应获得的回报。他们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事业，等他们年纪渐渐大了，却因贫困几无立椎之地，生活陷入困境。试问，如今联邦建立了，美国怎么忍心抛弃那些牺牲奉献的老兵？如果我们不偿付他们在转让债券中损失的价值，给他们以应有的回报，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
麦迪逊的发言中散发出一种浓烈的火药味，他那过于削瘦的脸庞涨得通红，一双眼睛放着愤忿的光，继续说道： “诸位同仁，自从这个报告在国会公布以来，一种投机、攫取和毁灭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整个首都都充斥着投机发财的铜臭味。现在已经有好几条船从纽约港出发，专门去搞金融投机了，这些投机者专程去收购北卡罗莱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那些老实巴交、但没有得到消息的民众手中的债券。对于这种可耻行径散发出来的贪婪与不道德的卑劣气息，本人感到义愤填膺！”
麦迪逊是个很有政治能量的联邦众议员，在他的带头和感染之下，反对汉密尔顿报告的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有的认为偿债计划对老兵不公平，建议实行“区别对待”政策——针对债券持有者的不同情况，然后政府对其进行不同的偿付；有的就像药剂师用称盘称量药物那样，以本州的利益损失为衡量标准，激烈反对“承担政策”（即由联邦政府承担州债）；有的对这位没有合法出身的财长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骂他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汉密尔顿没有到会，因为国会认为部长没有必要亲自出席会议，只需提交书面报告就行了。议员们担心，国会的讨论会受到这位能言善辩的财政部长的主宰。汉密尔顿久负盛名的演说与雄辩之才能，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当信用报告提交到国会之后，汉密尔顿的心就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获悉报告在国会遭到一片反对之声时，他感到自己的心就像是被鞭子抽打了一样颤栗不止，脊背起了一阵剧烈的抽搐，渐渐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也是个久经沙场的政界老手了，却从未有过如此的失落感，如此的挫败感。赴任财长后的初战不利，让他陷入短暂的失落之中。
对于偿债计划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对此，汉密尔顿其实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反对阵营中竟然有他的好友、昔日战友麦迪逊。数年前，他曾邀请麦迪逊加入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写作计划，共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解释并说服民众支持宪法草案，由此他俩成为理念相同、并肩作战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竟传出麦迪逊成为反对他信用报告的头号战将，刹那间他惊愕不已，又痛苦万分，以至于遭受沉重打击的他竟公开宣称，假如他事先知道麦迪逊将站出来反对的话，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财长一职的。
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他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战，为美利坚的未来而战。国会辩论后的几天里，在国会议事大厅那条长长的走廊里，时常能看到汉密尔顿紧张地来回穿梭的身影，他在密切关注着国会辩论的进展。有时他会利用会议间隙，在走廊、在休息室、在议员办公室，奔走于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中间，解释自己的政策主张，告知自己对国家财政的长远规划，说服并恳请议员支持他的报告。晚上，他会召集国会里的支持者到他家中聚会，商酌应对策略，研究辩论方向。
然而事与愿违，汉密尔顿的种种努力并没能收获成果。信用报告在国会里一直争论不休，辩论不止，历经数月也未能通过。
国会的一次次表决让他不断地燃起希望，但一次又一次地，表决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每次都乘兴而来的汉密尔顿，只得每次都败兴而归，也让志在必得的他再度心低意沮，怅恨长叹。不过沮丧归沮丧，叹气归叹气，他不能不振作起来，他要争取反败为胜，死中求活。这时候，他想起了过去自己在法庭辩护席、州议会、银行董事会的工作经历中体悟到的谈判技巧，经验告诉他，当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导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其中的一方，倘能在某个对方较为看重的议题上作出让步，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彼此妥协，从而达成协议。想到这，正在苦苦思索的他突然间眼前一亮，他想到了一个能与反对派进行政治交易的砝码——建都问题。
因为当时纽约作为新国家的首都，是临时性质的，至于永久性的首都选址问题，各州为此发生了争执，渐渐吵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任谁都清楚，能赢得合众国的永久首都，将会给本州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北方州希望将首都定在北方，他们说，此前的几个临时首都，不论是费城、普林斯顿、安那波利斯，还是新泽西州的特兰顿，均设立在北方，这已经成为政治惯例了。现今，他们明确希望首都能定在纽约，不但因为纽约是当时北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它已经是临时首都，纽约市为改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设立它为永久首都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南方的州则希望将首都定于南方，因为南部人对城市普遍没有好感，认为城市是追逐铜臭的商人和投机家的乐园，新政府的首都应当选择一处远离城市的僻静之地。属于南方州的一员、建国贡献和政治实力在联邦诸州中极具份量的弗吉尼亚州更是明确提出，未来的首都应设置在弗吉尼亚境内的母亲河——波托马克河的河畔。
对于首都选址的议题，汉密尔顿看待得较为淡薄，这个议题，与他当前日夜怀忧的信用报告能否通得过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他在西印度的小岛上出生，长大，来到北美不久后就跻身军界高层，为这片新大陆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战；这使他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那样，总是习惯于站在本州的立场考虑问题，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型的实干家，所思所行始终立足于整个大陆，从国家的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如今，为了恢复和建立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他是在纽约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被属于北方的纽约州人视为“纽约女婿”、“可爱的纽约人”，但他愿意将永久首都建在南部人希冀的波托马克河畔，以此换取南方州在信用报告的议题上能作出让步。
眼下在联邦层面，弗吉尼亚人当中最有声望也最有影响力的，除了总统华盛顿以外，就要属那两位开国元勋——杰斐逊和麦迪逊了，前者是联邦政府的首任国务卿，后者是联邦国会的众议员。那么，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游说这两位从弗吉尼亚走出来的重量级政治人物。
这样一想，他的内心顿时生出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舒缓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朗了。
四
机会来临了。
1790年4月18日——汉密尔顿信用报告中“承担州债”政策被否决后的第七天。位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的联邦政府总部大楼门前。
这天接近晌午时分，忙碌了一上午的汉密尔顿刚走出联邦政府总部大楼，看到街对面有一个人正行色匆匆地走着。汉密尔顿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不禁喜出望外：此人赫然正是他近日欲拜访的内阁同事、联邦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汉密尔顿赶紧跑到街对面，迎面走向前去同杰斐逊打招呼。杰斐逊刚过了四十七岁生日，是个瘦高个子，身上的衣服似乎有点小了一些，一肩高一肩低的，尽管走得很快，但仍是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他才就任国务卿半年多，因为工作实在繁忙，他的周期性头痛病不时复发，所以有时会给人留下漫不经心的印象，但他的博学和精明却是大家公认的。虽然日后他与汉密尔顿彼此政见不同，势如水火，但此时，俩人的矛盾尚未显露出来。
听到汉密尔顿热情的一声招呼“哈啰，你好吗？”，杰斐逊停下了脚步，站定了，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相貌英俊的小个子，同时礼貌地回应他的问候。
俩人在街头寒暄了几句，汉密尔顿随即就恳切地、诚笃地、直截了当地向杰斐逊提出了埋在心底许久的那个请求：“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我提交的信用报告，国会辩论了好几次都未能通过，这将会导致我的全盘财政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啦。”
杰斐逊点了点头，在点头之间像是沉思了片刻，然后似乎又有点为难、又有点欣慰地回道：“财长先生，您是知道的，我连缺乏权利法案的联邦宪法都很不满意，何况是您这次的偿债计划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去承担独立战争时期的各州债务，并且，这样一来政府肯定要征税，这等于是让南部人纳税去帮助偿还北方的债务，这对我们南方州是不公平的。”
说到这，杰斐逊皱着的眉头舒展了下来，转而面露微笑，对汉密尔顿说道：“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到我家来，咱们共进晚餐，聊聊这件事，我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也一起过来。”
“太好啦，国务卿先生，谢谢您的邀请，明晚我一定准时赴约。”汉密尔顿听了大喜，忙不迭地应承了下来。杰斐逊的邀请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
当天下午，汉密尔顿一直在慢慢地寻思着第二天的聚会。他有种预感，这几个月来屡遭挫折的国会审议信用报告一事，极有可能将会出现转机。他为这件事时常忧虑、沮丧，整个人都有几分憔悴了，很多的时候他似乎看不到希望，好似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艰难前行。而此刻，前方依稀有一道朦胧的亮光在向他招手，他想了很多，也分析了很多，他隐隐地感觉到，杰斐逊邀请他和麦迪逊一道聚餐，应该是为了首都选址的事。合众国正式成立还不到一年，各州为了争夺永久首都已吵得不可开交了，目前最有竞争力的，无疑是属于北方州的纽约，但是弗吉尼亚人不甘愿，他们觉得，弗吉尼亚州对独立战争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在北美诸州中是首屈一指的，并且，弗吉尼亚涌现出了众多的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三人都热切地期望永久首都能建在弗吉尼亚境内，倘若在联邦政府中位高权重的汉密尔顿能给予支持，那么建都一事当能水到渠成。汉密尔顿心想，杰斐逊邀请他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多少次他抬起头来看着墙上的钟，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让明天快点到来吧。
次日晚，汉密尔顿准时去赴杰斐逊的晚餐之约。他在杰斐逊家中与麦迪逊一见面，彼此就热络地寒暄，叙旧，回忆起昔日共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系列文章的往事来。
随后，三人围在长方形餐桌跟前坐下了。杰斐逊首先让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品尝他夫人下厨煎的纽约客牛排，和他自己酿造的红酒，然后招呼两位客人品尝烤肉、沙拉、薯泥、洋芋、面包等食物和饮料。酒至三巡，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微微点头，意思是，是时候提出来了。
从他俩默契的神色看得出来，他俩已经商量好了，有要事要跟汉密尔顿商谈。首先开口的是杰斐逊，他向汉密尔顿敬了一杯酒，然后微笑着说：“怎么样，我自己酿的红酒还不错吧？”听到汉密尔顿连声夸赞，他继续说：“如今联邦政府成立了，但首都还没定下来，关于首都选址的事情，近年来一直都在争论。在这件事上我跟麦迪逊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能将首都定于南方。”
麦迪逊接过杰斐逊的话茬，抿了一口手中酒杯里的酒，身体稍微转向汉密尔顿，然后说道：“我和杰斐逊交换过了意见，我俩都觉得首都应该放在弗吉尼亚州，众所周知，弗吉尼亚对我国的独立贡献良多，牺牲也最多，并且，弗吉尼亚有很多僻静的乡村、河流和森林。至于具体的位置呢，我俩觉得建在波托马克河畔比较恰当。目前在联邦政府内，您所执掌的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您的意见极具份量，我们真诚恳请您能够支持弗吉尼亚。”
汉密尔顿的一颗心砰砰地跳动着，他知道是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了。吃了一小片面包过后，他也举杯回敬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凝视着他俩的眼睛，他点点头说道：“我很感激、也很钦佩弗吉尼亚对美国独立所作出的贡献，因此首都选址的事，我可以考虑支持定在弗吉尼亚。另外有件事，两位知道，上任后我所提交的信用报告，在国会一直无法通过，我也希望两位在这件事上能帮我一把。”
看到杰斐逊和麦迪逊几乎同时间颔首微笑的反应，汉密尔顿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知道，这几个月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将要实现了。当晚在餐桌上，一笔政治交易达成了，三人最后商定：为了联邦的利益，麦迪逊去动员南部州一些议员对信用报告改投赞成票，这对南部人是一副苦药，但也甘愿去做；作为对南部州的一种补偿和肯定，汉密尔顿则动员北部州的一些政治人物，同意将永久首都定址在弗吉尼亚境内的波托马克河畔。
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交易，或者说，一场政治妥协。
1790年7月24日，包括承担州债在内的信用报告在国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首都定址于波托马克河畔的议案也在国会获得通过。
久而久之，这个建国时还处于破产边缘的年轻国家，逐渐恢复了国家信用，多年后竟获得了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才拥有的信用。国家信用恢复了，随之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汉密尔顿的财政经济构想铺平了道路。基于此，人们对汉密尔顿公共信用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是美国财政史上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之一”、“它是第一份由一个政治家精心创作的关于资本与信用新制度的作品，这个新制度是被18世纪的英国所发展的。它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五
汉密尔顿首战告捷，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无可言状的成就感。但是，年轻的财政部长并不以此为满足，除非合众国的财政状况能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否则，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随风飘荡，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难以长久地维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汉密尔顿接下来要着手处理的，是组建国家银行问题。
事实上，早在独立战争末期，由于大陆军物资供应的极端困难，各州自行发行货币，造成金融和商业的混乱局面，汉密尔顿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了。1781年4月，他在一封写给当时邦联财政主管人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建议设立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便发行全国统一的纸币，吸收民间游散的金银和资金。后来，他还亲身参与了创建银行的实践，1784年2月，他发起和参与创建了北美的第一家地方银行——纽约银行，为该银行起草了章程，并成为纽约银行的一名董事。如此看来，就如何创建银行来讲，汉密尔顿在人才济济的“国父群”当中，着实是个行家里手。
1790年12月14日，汉密尔顿将他精心起草的《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呈交到国会。
在这份报告中，他旁征博引，文思充沛，拳拳之枕，跃然纸上：在欧洲，譬如西欧的英、法、荷兰、中欧的德国、南欧的意大利等国，它们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几百年风雨走过，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国家的央行大大有助于本国农工商业的发展。但迄今为止，合众国还没有一家自己的国家银行，因为我国的农场主们不懂得比杂货店更复杂的机构，他们也不相信“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地方”的构想，因此他们排斥并且抵制银行。身为合众国的首任财长，我，汉密尔顿，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国家银行的国家！
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我运用宪法赋予我的职权投入这项工作——筹建中央银行。我以我的知识、经验和听取有识之士的建议向你们保证，建立这样的一个全国性银行，将有助于重建和改善国家的公共信用，将会促进美国的工业、贸易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一个美丽新国家的此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应当勇敢地开拓前进，而绝不应错失良机。现在，我以财政首长的身份请求国会支持我，并与我一道展开这项工作，共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这一使命。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美国的事业，奉献给美国的未来。
与汉密尔顿的信用报告在国会的遭遇一样，他的银行法案，或者说，金融计划，在国会同样遭遇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于，抵制的力度更大，辩论的场面更激烈。
这次对银行法案提出批评反对意见的，仍以南部州的国会议员居多。他们批评说，这件银行法案是鼓励投机和为少数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手段，比如北部那些精明的商人，奸猾的金融投机者们，而民情淳朴的南部人将无法从这一法案中得到什么利益；同时，它还剥夺了农民、工匠、小商业者所倚赖的州银行的权益；总之，法案损及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利益。银行法案的支持者们与批评者们针锋相对，他们赞成法案中阐述的国家银行的种种益处，在国会中与反对派议员唇枪舌剑，激烈辩论。
这次对银行法案提出最尖锐批评意见的议员、同时也成为针对银行法案所结成的反对阵营的领袖，仍然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
还差三个月就到40岁的麦迪逊，并没有因为上次就定都一事与汉密尔顿达成了政治协议就手下留情，就放过这次提交银行议案的财政部长。麦迪逊的思想敏锐是有名的，他的眼里揉不下沙子也是出了名的，他一次次地站起来发言，言词激烈，情绪激昂，先生们，美国不应将国家的所有财富集中于一地，而应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建立一批规模较小的银行，我认为，部长提议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合众国所不可或缺的。
精通宪政理论、被后世誉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继续说道，部长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建立央行的权力来源于为人民提供普遍利益”的思想，曲解了宪法的宗旨和目的，这是最危险的。我想强调的是，民主政治不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去谋取个别精英或少数人的利益。
最重要的一点是，麦迪逊提高了声调，建立中央银行的构想是违反美国宪法的。他打开宪法文本，同时很笃定地说，宪法赋予国会很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宪法条文中是明文规定了的，除此之外国会并无其他任何权力，譬如说国会有权借款，但只有在偿还债务、保卫国家或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时才允许借款。先生们，我们现在依此来比照宪法条文，在其中找不到国会拥有批准建立一个银行的权力；倘若允许对国会的具体权力进行扩大解释，那么，宪法本身将会遭到破坏。
麦迪逊的滔滔雄辩无疑是有力的，也是有一定的理据的，然而，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无论是从论证事理，还是从情见乎辞上来说，都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打动人心；他的支持者们在国会里也很好地阐述了他的论点，加上创建银行在北美已经有了一些先例，在此之前，北美已建立了包括纽约银行在内的三家地方银行。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部分起初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转而投下了赞成票。
最终，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和辩论，1791年2月8日，国会对财政部长的银行法案进行表决，以较大的票数优势通过了银行法案。
六
银行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了，汉密尔顿一颗悬着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因为国会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法案已成定局。更艰苦的硬仗还在后头。
对于银行法案，国会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组建国家银行的必要性和受益对象上面，然而这一法案最大的拦路石，是汉密尔顿的两位老对手麦迪逊和杰斐逊抛出来的障碍，一个从宪法本身挖掘出来的障碍。
六天后，1791年2月14日，银行法案依法送交到总统华盛顿的办公桌上，法案需要总统的签署才能成为联邦法律。他的决定到底是签署还是否决，到目前为止尚是未知数。
众所周知，华盛顿总统是一位谦逊、谨慎且极为奉公守法的人，当银行法案摆放到他案头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时间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近一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着国会里对银行法案的辩论过程，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有说服他打动他的地方，当时他真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方才好。而此刻，轮到他作决定了，并且是一锤定音，赴任联邦政府首脑已将近两年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手中的笔真有千钧之重。身为一个弗吉尼亚人，从情感上来说他是站在反对派这一边、想要一举否决法案的，并且，在听了麦迪逊的发言之后，他也担心这项法案有可能违宪；但是他听到内心有个声音在对自己说，请慎重行事，这件法案攸关合众国的前途。
于是，华盛顿循着自己担任总统以来的习惯做法，在对国内外重大议题做出决策之前，先征询内阁部长们的意见。他首先正式征询了国务卿杰斐逊和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的意见，要他俩写出书面意见。
国务卿杰斐逊和总检察长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人，这两位内阁首长对银行法案均持反对意见，在书面意见中，他俩分别劝告总统对该法案行使否决权。杰斐逊的反对理由与麦迪逊如出一辙，这位博学多才的国务卿指出，由国会批准成立中央银行的权力，在联邦宪法的所有条款中都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宪法并没有授权合众国建立国家银行的权力；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建立国家银行就是违反宪法的。但杰斐逊同时又提出建议，如果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不相上下、以至难以决断的话，出于对合众国立法机构的智慧的尊重，总统在行使最终裁决权时也应考虑一下国会的决定。
华盛顿仔细阅读了杰斐逊和伦道夫两人的书面意见，两天后，2月16日，他敦促推出银行法案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交书面意见，并将国务卿和总检察长的反对意见一并转交给他。华盛顿慎重地对他说，汉密尔顿财长，除非你对国务卿和总检察长的反对意见能作出合理的答辩，否则，这个提案将不能成为法律。
显然，作为提案人，汉密尔顿有责任去反驳批评反对的意见。眼下他要做的，是对于建立国家银行的合宪性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
要完成这件任务可并不轻松，留给汉密尔顿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了，因为依据宪法，任何法案呈交总统之后，总统必须在十天之内作出决定。
面对总统留给自己的最后机会，汉密尔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从2月16日开始的一周内，白天财政部事务繁忙，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奋战，走笔疾书，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夫人帮忙着誊写。忙了好几天，2月23日，一份捍卫银行法案的书面意见完稿了，随后，摆放在了总统的案头——这就是在美国宪法史上有名的《论银行法案的合宪性的意见》。
在这份意见书中，汉密尔顿对银行法案的合宪性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和翔实的论证，他将杰斐逊、伦道夫和麦迪逊的反对观点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辩驳，以至于这份属于答辩性质的意见书的篇幅，竟比原银行法案的报告还要更长些。
汉密尔顿在意见书中提出，现代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广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不能将政府的行动，仅仅限制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具体条文内，而应去宽泛地解释宪法才行。唯如此，政府在应付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项行政事务时，才能够成为坚强有力的执行机构；那些坚持严格解释宪法的观点，乃是“用一道栅栏将自己围起来”，这分明是在作茧自缚，只能导致政府在行动上无能、乏力，这样的话于国于民并无裨益。
为此，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宪法学的崭新理论——暗含权力论。意思是，政府被宪法授予的那些权力，既包括明示的权力，也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也就是“暗含的权力”；暗含权力像明示权力一样有效，以便让政府为实现目标而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举措；只要这些举措没有被宪法规定的限制排除在外，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具体到组建国家银行这一提案来说，尊敬的总统阁下，这是联邦政府为达到发展和繁荣国家经济的目标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因而是合乎宪法的，恳请总统批准我的法案。
汉密尔顿的论述是无可辩驳的，华盛顿总统别无选择，他提起笔来签署了法案：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
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全国性银行，也是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蓄系统，简称美联储）的前身。它的建立，成为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石。
七
一七九一年来临了，这是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三年。这一年，位于东北部的佛蒙特州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
这一年，汉密尔顿已经三十六岁了，担任财长一职转眼已两年。两年间，他的财政经济构想正稳步推行，他最重视的财政法案接连获得国会通过，然而，对于他来说，重建公共信用，组建国家银行，对于美国走上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如今，他的任期已逾一半，他觉得时间越发地紧迫起来。近期，他钻研了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大卫•休谟的经济思想，研读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些使他坚定了在美国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的愿望，他决心让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他的任内得到转型。
1791年12月5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呈交了被后世誉为“美国工业化的宪章”的法案——《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是他财长任内起草的篇幅最长、内容最复杂的一份政府文件，也是他为美利坚的未来绘制的一幅蓝图，一条航线，一个交织在他脑海心心念念的远年憧憬。
年轻的合众国财政长官很清楚，他在向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说话。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美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新生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尚处于家庭工业或手工业阶段，仅有少数几家稍具规模的工厂（制钉、制地毯、制鞋、服装厂等），甚至连一部像样的蒸汽机也还没有；而此刻的欧洲，早已步入成熟的工业发展时期，相形之下，如今的美国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
基于建国初始工业薄弱、经济滞后的现状，识微见远的财长在报告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能甘于落后，美国应当走工业立国、发展制造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
至于原因呢，这位华盛顿内阁的政策首席设计者这样解释道；翻开一部人类发展史，没有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现代化；要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存，立足，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大国，我国实应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此要着力发展本土制造业；惟有制造业的建立，我们才能在军事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不依赖于外国，我国才有真正的独立和安全；有了强大的制造业，生产就能更发展，社会财富就能不断增加，国力就能逐渐增强，美国就能逐步走向光明和繁荣之路。为此，我们应当师法欧洲的英、法、德等工业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目前较为重要的诸如皮革、木材、棉纺、亚麻、大麻和冶金工业等），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国土上吹起变革的春风。为了合众国的今天和未来，我请求国会批准我的这一提案。
紧接着，汉密尔顿信誓旦旦地承诺，为了使我国襁褓中的工业尽快成长起来，使其有能力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以免其被强国的成熟工业打垮，政府将会采取行动，对我国新生的工业实行保护、鼓励和扶植政策，也即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或者说，保护政策。譬如，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禁止进口竞争性商品或对之征收高额关税，以此迫使外国制造业者提高产品价格，从而使我国的厂家在竞争中保持价格优势；又譬如，实行补助金制度，使本国企业得到直接、即时的资金补助，以鼓励美国的实业家引进新工业；等等。
这份洞幽烛微、富有远见的制造业报告，后来被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弗农•帕林顿给以高度的评价，在其代表作《美国思想史中的主流》一书中这位史学学者感慨道：“在美国，肯定没有其他人能如此清楚地看到欧洲工业化方面发生的变革的深远意义，汉密尔顿似乎是美国18世纪领袖中最现代化的和伟大的美国人。”
然而，正应了德国的那句民间谚语——“先知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吃香”，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遭到他同时代人的冷漠，甚至于，其新政策招致了连串的抗议活动，尤以南方州的民众为甚。他们指称，财政部长设计的体系，将他们置于为北方州的商人、船主、工厂主和金融家生产工业原料的处境，从而扶植和保持了一个庞大的富有利益阶层，这与过去英国殖民统治的经济束缚和剥削，又有什么区别呢？最终获益的，只会是北方的制造业者和银行，而南方的务农者们是不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
与以往一样，这次联邦层面的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杰斐逊和麦迪逊——依然站在了汉密尔顿新政策的对立面。
这两位政界精英激烈抨击汉密尔顿的构想与规划，财政部长设计的报告似乎仅仅是为了完成以增进国家福利为借口的剥削而已，他俩愤愤不平地说，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远景，对于美国的乡村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这已经使他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敌人。杰斐逊还特别指出，在这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美国应仍保持为一个不被工业污染的务农国家，一个法律神圣和机会均等的农业共和国；作为自由的灯塔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她要放弃财富和工业，以保持淳朴和平等。
就这样的，这份制造业报告在不少的反对声之下，在国会投票中未能获得通过。
这成了汉密尔顿任内所有的国务文件中，唯一的一份没有被国会接受的报告。
然而，在大约一代人之后，当时光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汉密尔顿生前发展本土工业的强烈愿望开始逐步得以实现。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人们重又回过头来热切地研究他当年的制造业报告，从中寻求帮助与指导。也许最让汉密尔顿欣慰的是，他生前未能实现的理想——工业建国之路，几十年后被同样出身寒微、来自底层的林肯总统所继承并实现：林肯宣布废除了奴隶制度，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从而使美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最终美国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
八
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汉密尔顿就开始思考未来国家的走向。当时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个是财政问题；另一个，则是战后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从1775年到1783年，伴随着战争的硝烟一路走来，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之中，汉密尔顿从在大陆军中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目睹的邦联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日渐意识到：战后美国欲走出困境，走上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进而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强大的共和国，就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一个“具有十三个头的懦弱的怪物”。因为，惟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治理好一个大陆。——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心愿。
他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了：1786年9月，为讨论各州之间的商务贸易问题，在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召开了诸州会议。汉密尔顿作为纽约州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抓住了机会，写了一封致各州的信，在信中，他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陈述时局，游说各州，当前北美政局混乱，面临着种种困难，实乃邦联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所致，是故，我国亟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信的末尾，他呼吁，各州派出代表，于明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举行一次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宪法，组建一个新政府。
1787年5月，除罗德岛州以外的12个州派出的代表齐聚费城，举行联邦会议，又称制宪会议，一共来了五十五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乔治•华盛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们计划为新生的美国制订出一部合宜的宪法，为合众国设计出一套运作良好的政体框架。汉密尔顿如愿以偿，成为纽约州出席制宪会议的三名代表之一。
会议首先讨论的，是弗吉尼亚州代表提出的一套新联邦政府的组建方案，也即“弗吉尼亚方案”，这个方案照顾并代表了大州的利益。果然，弗吉尼亚方案遭到小州的强烈反对，认为该方案太“高高在上”了，随后，新泽西州代表为避免小州在未来的联邦机构中处于弱势，遂提出了保护小州权益的政制方案，也即“新泽西方案”。当两种方案都摆出来之后，大州和小州为之争辩不休，逐渐地，会议陷入僵局。
在大州和小州围绕着这两个方案争个没完、渐成僵局的情况下，6月18日，开会一个多月以来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汉密尔顿终于不再沉默，起身要求发言。
汉密尔顿的脸上泛着红光，内心澎湃的激动表露无遗，不过他仍然保持着庄重，站得直直的，神态沉稳从容，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发言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代表们将目光齐齐投向这位素有演说名声的年轻代表。汉密尔顿环视着坐着的一众代表们，在众人的期待下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先生们，请听我说几句话。我希望美国是一个由十几个州巩固而成的单独国家，而非多个主权州的联盟。在我看来，英国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因此，我思考了很久，在美国不久的将来，我想看到一个由选举人选出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这位行政首脑对任何国会法案拥有否决权，并且他的否决不能被推翻，他将终生任职。”
说着说着，他看到在座有些代表的双眼睁得老大，似乎听到他的说法时感到有些惊讶，但他不为所动，语气坚定，继续说道：“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应该有两院，上院叫参议院，下院叫大会。就像行政领导人一样，参议员也由选举人进行选举并且服务终生，大会的成员也即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每三年一个任期。此外，各州州长由国会指派，并且国会有权推翻任何州的立法。总而言之，中央权力必须吞并各州的权力，以至于在合众国拥有完全的统治权。⋯⋯”
汉密尔顿这一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小时。
这天外面天气很热，会议主席华盛顿出于保密考虑，下令将议事厅门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让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事厅内更加地蒸闷，更加地燥热难耐了。一众代表们热得不停地擦汗，喝水，室内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窒闷让他们有点坐立不安。可是汉密尔顿却是精神抖擞，整个人显得光彩焕发，发言过程中一直都满怀激情，他要将自己久埋于心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连续不间断地做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即使感到唇干口燥也不觉疲惫，更不愿中途将发言停下来。这可害苦了与会的代表们，这场长篇发言听得他们筋疲力尽，会场上不少人几乎都撑不下去了。
汉密尔顿这一套关于未来国家政体的观点主张，史称“汉密尔顿方案”；又因为这一方案，与当时英国强大的中央权力政体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又称“英国方案”。
在汉密尔顿的长篇发言过程中，没有人打断他，也没有人向他提问或是跟他辩论，这让他有种曲高和寡的感觉，会场上自始至终是一片难以描述的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代表们认同他的观点，相反，除了个别代表认为这是“最杰出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外，大多数的代表都不支持他，一位代表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纽约来的那位年轻绅士，他的发言人人赞扬但无人支持。”非但如此，汉密尔顿这场颇为“刺耳”的发言，不时让在座的许多代表感到瞠目结舌，继而不胜愤懑，有代表指斥他是一个可恶的“君主主义者”，妄想在美国“制造出一位国王”；有代表在心里直嘀咕，“一位终身制的总统不就是一个‘经选举的国王’吗？”；有代表在会后表示，他发言的效果仿佛是，“在反抗暴君，赶走了暴政的压迫之后，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竟然在劝告美国实行独裁专制！”
尽管汉密尔顿的发言很不受欢迎，但惊诧也好，愤懑也罢，在他的某些代表同行因惧怕舆论而欲言又止之时，他勇敢而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当前应建立一个不受各州掌控的坚强的中央权力中枢。他的那些被认为“走极端”的言论，已深深地烙印在与会代表们的脑海里，激励着那些赞成组建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代表们，去抓住时机，立刻决断，绘制未来的政府架构。最终汉密尔顿的政体方案，除了那些极端的设想之外，其他的若干计划被程度不同地落实在最终形成的宪法文本里。
经过将近四个月漫长而激烈的争论、起草、反复斟酌、修改宪法草案后，9月17日，代表们最终批准和签署了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大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现在，依据宪法规定，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必须设法获得十三州当中至少九个州的批准，宪法方能生效。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九
反对，还是接受？
这是摆在汉密尔顿面前的选择。
虽然费城会议最终通过的这部联邦宪法，是在“弗吉尼亚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没有吸收汉密尔顿的那些“极端”主张，这让他对之不甚满意，但是他仍欣然接受了这部宪法。乃因为，他最希望看到的政体模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联邦国会——基本上在新宪法中得到了落实，只不过权力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强大而已；就算这部宪法存在着诸多缺陷，但比起这几年来让他深恶痛绝的《邦联条例》来看，还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并且，新宪法的若干基本原则，譬如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联邦体制、宪法至上等等，均是他所竭力鼓吹并热衷推行的；此外，他还机敏地从新宪法中，看到了可进一步改进完善的“无限可能性”。
汉密尔顿成了纽约州三名代表当中唯一的一位宪法签署者。
这位来自纽约州的制宪会议代表一旦在宪法文本上签署了名字，立时就将对宪法所抱怀的遗憾和不满放在一边，而成为合众国宪法最忠诚的捍卫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宪法被各州批准的斗争中去。
1787年9月中旬，在宪法草案分发到各州进行讨论、预备进行表决程序后不久，一批以“反联邦主义者”为笔名的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公开信、出版小册子，对宪法草案进行批评；在各州，反对宪法的人士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在州议会的会场上、在州议员的选战中、在本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抨击新宪法；在纽约州，针对新宪法结成的反对派集结在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周围，准备拒绝批准新宪法，他们不断发表文章批判新宪法，其中于9月27日和10月18日发表在纽约报纸上针对宪法的两篇批评文章影响非常大。
对新宪法持反对和抵制立场的人士，反对的理由和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忧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会逐渐走向暴政；有的认为这部宪法中缺乏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有的奉行“州权至上”原则，认为今后各州的权力将会被严重削弱；有的引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共和制只适用于小国”的观点，认为在新宪法框架下的合众国版图，“对共和制原则将是破坏性的”。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反对声音，这些联邦宪法批准道路上的“拦路虎”，汉密尔顿摩拳擦掌，准备出击了。
他计划通过撰写一系列表达联邦主义思想的文章，对各种反对批评意见进行答辩，向各州民众解释宪法草案的宗旨，说服合众国人民接受并支持该宪法草案。
为此，他去寻求共同的撰稿伙伴。他需要一个写作班子。
他首先找到了42岁的约翰•杰伊，他的国王学院校友，纽约律师界的同行。约翰•杰伊也是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邦联时期出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外交官，未来的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虽然约翰•杰伊并没有出席费城会议，但他同样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拥有更大权力的中央政府，与汉密尔顿政治理念颇为接近，他听汉密尔顿一讲，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也就慨然应允了。但他同时告诉汉密尔顿，自己最近患上疾病，恐怕无法多写出一些文章，建议汉密尔顿再找更多的合作者。于是，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一道去邀请费城会议上“弗吉尼亚方案”的设计者、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众所周知，麦迪逊是一位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联邦主义者，日后，麦迪逊担任了美国的第四任总统，并被后世公认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最近也在思索着，该如何回击针对新宪法的反对派，听到这两人说明了来意之后，他高兴得连连点头，简直等不及要跃跃欲试了。此外，汉密尔顿还向威廉•杜尔和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之一古维诺埃尔•莫里斯发出了邀请，前者与汉密尔顿的想法一拍即合，后者不知何故婉拒了邀请。
最终，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两人，成了汉密尔顿写作计划的主要合作者。他们三人都是律师，年龄相近，均为北美独立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贤才俊彦，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政治理念接近，都有着出色的文字写作能力，也都是主张联邦在宪法权限上对州具有优先性的联邦主义者。就这样，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字工作开始了。
这天，汉密尔顿乘坐一艘小帆船，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出发返回纽约，这艘船沿着宽阔浩荡的哈德逊河顺流而下。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哈德逊河沿河两岸风光旖旎，河面上水波荡漾，可汉密尔顿却无心赏景，他想抓紧时间赶稿子。坐在狭窄逼仄的船舱里，他写出了脑海里构思已久的第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于10月27日刊登在纽约的《独立日报》上，文章发表时用的笔名是“普布利乌斯”，一位汉密尔顿尊敬的公元前古罗马执政官。在这篇文章一开头，汉密尔顿就开宗明义地宣告：“亲爱的同胞，对这些年来邦联政府的低效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之后，我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是当前至关紧要的，因为它的后果将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共和国的命运。”在文末他表示：“在这一系列的文章当中，我将尽力给所有可能出现的反对者，提供一个使之满意的答复。”
从此，汉密尔顿的写作计划紧凑有序地开展着。开始时，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位作者相互审阅彼此的手稿，给对方提出修改建议。随着工作量的增大，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交稿发表之前，他们三人就来不及相互审阅了。三位作者的写作速度很快，通常在一周内就会写出三、四篇新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以笔名“普布利乌斯”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而在那些正在就宪法草案进行辩论和审议的州，这些文章也被当地的报纸所大量转载。
这项写作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了将近十个月。从1787年10月27日第一篇，到1788年8月15日最后一篇，他们三人通力合作，以共用的笔名“普布利乌斯”、并以向“纽约州人民”发表公开信的形式，在《纽约独立日报》、《纽约邮报》、《每日广告报》等报纸上，一篇接着一篇的文章源源而来，陆续发表，总共发表了85篇文章。这其中，汉密尔顿写了51篇文章，麦迪逊写了26篇，约翰•杰伊写了5篇；其余3篇文章的执笔人是威廉•杜尔（最终未能收入联邦党人文集）。
这些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继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纽约州的民众争相阅读，其他州的报纸也不断地加以转载、翻印，真可谓传诵一时，掀起了一股风风火火的舆论风潮。
在这一喜人形势的鼓舞下，汉密尔顿开始寻思着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两卷书，交付出版社予以出版。第一卷于1788年3月2日出版，收入了第1篇至第36篇文章；第二卷于当年5月28日出版，包括已发表的第37篇至第77篇文章，再加上尚未发表的8篇文章。这两卷文集的书名，就是从十八世纪末流传至今鼎鼎有名的社会科学经典名著——《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让我们来看看学者们对《联邦党人文集》的评价吧。美国历史学者路易斯•哈克认为，“尽管文集是被如此匆忙写成的，而且是一部多人的联合作品——但它是一部著名的文献，毫无疑问，它一直是美国政治学方面的杰出著作。”美国政治学者克林顿•罗西特称文集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第一部并且依然是关于美国宪法最权威的评论”，是“美国政治学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政治文献中“仅次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
《联邦党人文集》有针对性地对联邦宪法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许多民众和反对人士对宪法的担心、疑虑，使当时社会上的各阶层对这部宪法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也因此，这部文集对新宪法的通过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在舆论的推动下，各州陆续完成了对新宪法的批准工作。到了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
至此，历时长达九个多月之久的宪法批准程序已达最低门槛要求，美国联邦宪法正式通过了。新生的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艘巨轮从此扬帆启航，踏上她驶向未来的伟大航程。
后来，汉密尔顿将赞成联邦主义、以及他的其它若干政治理念的人组织起来，创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联盟，并逐步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联邦党（共和党前身）；与联邦党针锋相对，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则创建了民主共和党（民主党前身）。这两大政党在十八世纪末的诞生，奠定了美国两党制的基础，一直影响至今。
十
一八零四年，汉密尔顿卷入了一场决斗，一场美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决斗的对象，是与他有着旧仇宿怨的民主共和党政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
1804年7月11日上午。新泽西州境内维豪肯市的一块高地上。
首先到达决斗现场的，是发起决斗的伯尔和他的助手内斯。不多久，汉密尔顿、他的助手彭德尔顿和护理医生戴维•霍赛克也来到约定的决斗现场。待双方各就各位，子弹上膛，裁判宣布决斗规则，接着发出决斗开始的指令。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扑地栽倒在地，伯尔和其助手随即离开了现场。霍赛克医生见状扑了过去，抱起腹部伤势严重的汉密尔顿，大声呼唤着：“汉密尔顿将军，汉密尔顿将军”，只见汉密尔顿半坐在地上，用手捂着正流血不止的腹部，鲜红的血液已经染透了衣服，脸色惨白，气若游丝，费力地喃喃低语：“大夫，我快不行了，这是致命伤！”说罢，昏迷不醒。
彭德尔顿和霍赛克医生两人立即吃力地抬着汉密尔顿穿过树林，走下山坡来到河岸，登上一条正守候着的小船，即刻乘船返回纽约。汉密尔顿被抬到了位于曼哈顿岛的一位友人家中，同时请来了当时停泊在纽约港口的一条法国战船上的、在治疗枪伤方面颇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法国外科医生查看了伤情过后直摇头，认为已无希望得救了。汉密尔顿的夫人和他的七个孩子闻讯赶来，守候在她们的丈夫和父亲的床边。夜幕降临，躺在病榻上的汉密尔顿越来越虚弱，已是命悬一线了。
当天深夜，也即7月12日凌晨两点，汉密尔顿停止了呼吸，享年四十九岁。数日后，汉密尔顿被安葬在纽约特里尼蒂教堂的墓地里。这个从西印度群岛辗转来到新大陆的出身底层的孩子，就这样长眠在了合众国的大地上，永远地融入了这片他年少时心驰神往的土地。他那譬如朝露般短暂的一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历史，美国历史也铭记了他的名字。他属于美国，美国也属于他。
写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至七月四日（期间因故数度搁笔）
三百多年前，当一群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包括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和契约奴等）乘坐“五月花”号木制帆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寻找一块能够免遭宗教迫害的容身之处和希望之地时，一种全新的理想观念——“美国梦”——开始悄然萌芽，生根，直至后来在全美家喻户晓。它意味着，新大陆提供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人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就可以获致更好的生活或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无需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家世和背景。
一个世纪后，在独立战争和制宪立国的过程中，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土地上涌现出一批开国元勋，或者说，“建国之父”群体。在他们当中最能诠释“美国梦”的，应是那位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联邦党的创建者和领袖，合众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美国的开国元勋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要么出身名门望族，要么出身富足兴旺之家，比如华盛顿、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出身于大农场主家庭，比如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出身于富商家庭，又比如詹姆斯•麦迪逊出身于大种植园主家庭、理查德•亨利•李出身于贵族家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与他们不同的是，同样跻身开国元勋之列的汉密尔顿出身寒微，来自底层，身世凄凉。
他出生在位于南北美洲之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父亲是个底层小贩，没有一技之长，只得终日为糊口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各个岛屿之间，落得个家里一贫如洗，后来父亲又欠下一笔巨债，全家人的生活更加贫苦了。10岁那年，破了产的父亲抛弃他们母子三人（汉密尔顿还有一个胞兄）离家出走，13岁那年，母亲又不幸病故，小汉密尔顿立时沦为可怜无靠的孤儿。从此后，小小年纪的他，在圣克鲁斯岛的奴隶社区过着独立谋生、孤苦伶仃的生活。
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没有合法出身的私生子——在18世纪，不合法的出身可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一个易于受到社会歧视的身份“污点”。他的母亲因不堪忍受前夫的毒打和污辱，在没有正式离婚的情况下逃离家庭，在另一个岛上遇到了汉密尔顿的生父，两人随后长期同居，期间生下两个儿子。因为没有合法的出身，在母亲死后，身为孤儿的汉密尔顿就连继承母亲那一点微薄遗产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社会上更是长年累月地遭受着冷眼与歧视。
与此同时，他还是“国父群”当中唯一的一名移民——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其他开国元勋全都出生在北美洲十三州殖民地，可谓土生土长的北美人。而汉密尔顿则是出生在与北美大陆隔海相望的西印度群岛，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加勒比海地带的尼维斯岛、圣克鲁斯岛等几个小岛上度过的。直到17岁那年，也即独立战争爆发的前三年，他才登上一艘名为“雷电号”的帆船，离开他无比熟悉的西印度小岛，前往他从小就憧憬和向往的北美大陆。
这个出身底层的孩子，饱受歧视的私生子，无家可归的孤儿，身无分文孤身闯荡北美的外来移民，来到北美不久后即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之中，才志颖露，建功立业，直至跻身同时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进而在北美的独立和新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深深地刻下了他的印记。无疑，在英杰荟萃的美国开国元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的经历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也更能昭显“美国梦”的内涵了。正如美国当代历史学者、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夫在其著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所下的结论：“纵观美国的历史，汉密尔顿的成就没有哪位移民能望其项背。汉密尔顿从一名移民成长到建国之父的奋斗经历比杰斐逊们更能体现出美国精神。”
汉密尔顿在时代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始于他的军旅生涯。来到北美后，他先后就读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预备学校、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之后他投笔从戎，参加爱国义勇军组织，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反英斗争；在独立战争中，他先后担任炮兵连上尉指挥官、大陆军总司令参谋部的上校副官、大陆军对英谈判代表、与法军会谈翻译、轻步兵营指挥官等军职；他参与或指挥了长岛战役、特伦顿战役、普林斯顿战役、约克镇围城战役等。这位年轻的军官，在战争中出谋献策，运筹帷幄，在战场上奋勇当先，屡建奇功，多年的军旅生涯，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军成员，走进了北美大陆军的领导核心层，成为华盛顿倍加倚重的首席幕僚，独立战争期间军功赫赫的战争英雄。
然而，更让他大放光彩乃至青史垂名的，是独立战争结束后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邦联岁入收税员、邦联国会议员（纽约州）、纽约市开业律师、纽约银行的董事、纽约州议会议员、费城制宪会议的纽约州代表、联邦政府首任财政部长、少将陆军监察长、《联邦党人文集》主要执笔人；他先后发起和创办了纽约银行、创建合众国第一银行、创建“纽约促进解放奴隶协会”、创立联邦党并成为该党领袖。这段足足有二十年的政治生涯，是他一生最具光芒和风采的时期，厕身国家权力之颠的他，年富力强而又有职有权，有意愿也有能力将新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整治一番，从而将他那不世出的行政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力挽狂澜，革故鼎新，振发兴举，奠定未来。
至于汉密尔顿从政生涯中的政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之概括为三大方面：财政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道路的选择和国家政制体制的构建。
现在，让我们从上述这几个方面的从政经历，看看这位底层出身的美利坚开国元勋在那个时代的作为。
一
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七八九年四月——美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两年前，北美十二个州的五十五名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制订了一部联邦宪法；一年前，宪法在最后一个州北卡罗来纳州获得通过，一个新型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在北美大陆正式诞生了；上个月初，具体的日期是3月4日，在宪法框架内运作的首届联邦政府成立了，乔治•华盛顿经各州派出的大选举团投票，众望所归地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这个月底，4月30日，他将在纽约宣誓就职。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华盛顿感到由衷的欣慰，但与此同时，这位美国首任国家元首在喜悦的同时，心情却是格外的沉重，这个春天明媚多娇的景象也抚慰不了他内心的忧愁和焦虑。新政府表面上是建立起来了，但邦联议会（前中央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十几个办事员和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而已。这还不算，现时国家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独立战争结束时，政府已欠下高达数千万元的国内债务、州债和外债（欠外国银行和外国政府的债务，包括法、荷、西班牙等国）。这一大笔债务本息对年轻的合众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是国家信用的巨大包袱。
面对这样的一副财政烂摊子，上任伊始的华盛顿连日来愁眉不展，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到底挑选谁，来掌管新政府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权力的那个部门——财政部？
这时，有着“革命财政家”、“费城商业王子”之称的独立战争功臣、曾担任邦联财政主管人的银行家罗伯特•莫里斯向总统举荐，眼下在美国，惟有一个人能够挽救国家的财政信用危局。新政府总理财务的最佳人选，非此人莫属。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就这样，34岁的汉密尔顿成了华盛顿第一届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联邦政府决策圈里的核心人物，事实上的首席部长，肩负重任的合众国首任财政长官。
历史将证明，任命汉密尔顿执掌财政部，是华盛顿上任伊始最明智的一个决定。
这位首任财长的前半生经历，仿佛就是在为这一职位做准备的。这个出生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合法身份的穷人家孩子，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当其他孩子还在整天游戏玩耍的时候，他就已经立志，长大了要离开这些小岛，去往新大陆的广阔天地闯出一片天空；小汉密尔顿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每一本他能找得到的书籍，不论是英文、法文的，还是拉丁文、希腊文的，这其中包括母亲遗留下来的34本书；
10岁时，他在母亲开的一间小杂货店里帮忙，做些接待顾客、计算简单账目之类的事；13岁时，失去双亲的他，到一个纽约商人的店铺里当伙计，开始经手账目和商业通信方面的业务，数年间，他在克鲁哲的商店、货栈和存账室里，学到了一个商人的经商技巧和冒险精神；16岁时，因店主患病暂别小岛，回到纽约的家里养病四个多月，他就每日独立经营、管理着店里繁忙的各项业务；
17岁时，来到北美的他进入国王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成为学院里最用功的学生，他经常看书到深夜，次日凌晨又很早起床，到教堂的院子里或一个安静的墓园继续苦读；21岁时，他参加独立战争，从炮兵上尉直至大陆军总司令参谋部的上校副官兼军事秘书、通讯员、参谋助手。多年部队决策核心层的经历，促使他思考如何摆脱北美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26岁时，他写信给邦联财政主管罗伯特•莫里斯，提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设想和建议；28岁时，他写信给华盛顿，提出进行财政改革的四点构想；27岁时，他被任命为纽约州的邦联岁入收税员，后被选为邦联国会议员；29岁时，他发起和促成纽约银行的建立，成为银行董事，为这家银行起草了章程；32岁时，他成为纽约州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同年开始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系列文章。
在长期的阅读研究生涯，以及经商、投军和从政的经历中，汉密尔顿大量接触了17、18世纪欧陆启蒙时代的思想，比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说，比如大卫•休谟的著述，他深入研究和探讨过英国的财政制度，他服膺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相信人类理性的有效性，并支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在政治立场上，他逐渐成了一名保守的共和主义者，认为共和国的特征是爱好和平、定期选举、自由秘密投票制度、政教分离、追求平等和自治的精神、注重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理解现实事务等。尤令他感兴趣去关注和倾心研究的，是有关财政金融的理论，和北美在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十多年来，他的学识和思想，在不断地进步；他的阅历和能力，也在不断地增进。可北美这些年来财政金融状况混乱不堪的局面，着实让他揪心得很，心里越来越焦急。于是，他先后写信给邦联财政主管和大陆军总指挥官，提出解决当前财政和金融危机的设想、建议。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制宪会议的召开，合众国的即将建立，他越发感到揪心和焦急了。
他在年纪幼小的岁月里，度过了一个不幸的童年，后来遭遇的一连串苦难，却始终没有压垮他的内心，反而使他更加地自强不息和坚韧不拔了。当他还是一个幼童，最需要呵护和照顾的时候，却接连失去了双亲，这使他从小就缺乏一种安全感；他所生活的几个小岛及他周遭的世界也是不安稳的，破产的命运似乎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和非常不稳定的世界。因此，当他日后投身反英战争、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当他竭尽心力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事业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全和稳定，更是这个民族和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了。
如今，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随着华盛顿总统一纸任命书的发布，汉密尔顿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好多年。
他将在这个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施展平生抱负，为这个新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迈出开拓性的一步，谱写北美历史华美亮丽的新篇章。
二
一七八九年九月中旬那个晴朗和暖的秋日上午，那位年轻的合众国首任财长，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眉目清秀，皮肤有点黑，个头不高，身体却是上挺有力的，衣冠楚楚、昂昂自若、意气风发地站立在俯瞰着纽约华尔街的联邦政府总部阳台上，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洪亮的声音里，似有无限的豪情壮志填塞胸间。
汉密尔顿赴任财政部长之职时，年仅三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龄，有着旺盛的精力，他在纽约的律师业务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阶段。他接受联邦政府的这一职位，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当时国会设定的部长年薪为三千美元，是远远及不上他当律师的收入的。他清楚地知道，正如朋友们近来再三提醒他的，在他前方的道路并不是铺满了鲜花，而是布满了荆棘：这个新国家的财政状况如此混乱不堪，国库虚空，没有岁入，严格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国家信用。沉重的国内外债务如大山一般，压在他年轻瘦弱的肩上。
然而，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人勇敢地挑起了这幅重担。
长期研究、思考和关注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以及北美军政两界高层的工作历练，使得汉密尔顿对于政府如何偿还债务和管理财政，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底气的。他知道，在十八世纪，财政部门是各国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财长堪称各国政府的内阁首长。赴任之初，他感慨道：“每个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重要措施都与我们财政部有关系，我的担子很重，头脑得格外清醒。”确实，他的头脑够清醒，遂将解决债务问题、重建国家信用、扭转财政状况及促进经济发展，当成自己任内的施政重点。
他先去了图书馆，查阅了《经济百科全书》和一些财政经济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颇为权威的一部实用型著作——《关于财政总监职位的报告》；他还仔细研究了英国首相兼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成功推行的公债制度和偿债基金制度、以及举世闻名的英国银行体系。除了求教于书本以外，他还向自己朋友圈里的财经行家请益，写信给国内外著名的财经金融专家，虚心请教。
在向书本学习和听取了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汉密尔顿对于如何整顿当前的财政混乱状况、稳定本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远谋深算，并且已然成竹在胸了。
汉密尔顿首先着手处理的，是债务问题。
从独立战争到建国之初，美国已累积了巨额的债务，这不仅是财政上沉重的包袱，也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在国内，国债久拖不还，债券贬值，到战争结束时，原先大陆会议发行的债券，已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这导致社会上不满情绪弥漫，人心惶惶；在国外，新生的美国已经没有信用，欧洲的银行企业都不太愿意与美国打交道，倘若被孤立在欧洲的市场之外，所谓发展美国经济将是一场空想。于是债务问题，成了年轻的财长下决心想要搬掉的第一块大石头。
到了上任后第四个月，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国债的报告——《关于重建美国公共信用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他以恳求的、肯定的语气提出，政府必须清偿或承诺清偿以前所有的债务，以恢复现今美国脆而不坚的公共信用。
对此，这位财长是这样解释的：“美国以前为独立战争筹款而发行的内外债务，是获得自由的代价，美国的信誉曾一再被作为对此的担保。国债是政府与各个债权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政府不可以赖账，而必须按约定偿还。”并且，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能借到资金，并且要能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借贷，以便发展本国经济，最根本的是，这个国家应当建立良好的信用。”
汉密尔顿进一步指出，新政府建立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地对待它的债权人。随着债务的偿还，政府的信用就会逐步得到恢复。亲爱的美国同胞，尊贵的诸位联邦国会议员，请支持我，身为财政部长，我坚信，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新生的合众国的第一需要！
他的计划是，由联邦政府按照票面价值，承担起以前的一切债务——包括外债、内债和州债，以及全部的利息。
具体如何操作？这位财长提出，当前由联邦政府发行新国债，各种债券的持有人，均可以向政府将旧债转换成新国债；与此同时，通过税收——譬如对国内产品征收国产税、消费税——的方式，以及促进商贸等措施，来偿还债务，平衡财政收支。
显然，此份长达四万字篇幅的信用报告，是这位首任财长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然而，这份被后世誉为“美国财政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之一”的报告，接下来在国会的遭遇并不平顺；相反，甚是坎坷。
三
纽约的一月份是全年之中最冷的时节，整座城天寒地冻的，刺骨侵肌的寒风在城市上空呼啸着。汉密尔顿的心也像是被严冬的寒风吹着一样，感到异常寒冷。
他的重建公共信用的报告，或者说，财政偿债计划，在国会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批评反对声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
这股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联邦议员、和那些来自南方州的联邦议员。他们说，财政部长的偿债计划是不公平的，原因是，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主要是作为支付参军士兵的军饷、或是承诺对向大陆军提供给养（粮食、衣服、武器等）和服务的民众以资金回报。但长期以来，大陆会议因为没有钱，所以无力兑换债券，债券持有者对于未来债券能否得到偿付逐渐失去信心，故此他们大多已脱手，转卖给了那些以低价收购债券的各地投机者。如今，偿债计划竟然要按原票面额偿付债券，将使那些债券的原始持有者吃亏，而那些搞金融投机的人则讨了便宜。
他们还特别指出来，就在汉密尔顿的报告出炉之后，北方的一些商人和投机者闻风而动，立即跑到消息闭塞的南方各州，去低价收购还没有得到消息的民众手中的债券。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们说，毫无疑问，偿债报告为投机者们提供了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而将使持有债券的南方民众吃了大亏。
在反对的声音当中，抨击信用报告火力最猛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39岁联邦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并且，麦迪逊业已成为众议院南部反对派的领袖。身为青年时期即投身独立战争的资深议员，麦迪逊为那些将青春奉献给了独立事业、如今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老兵们鸣不平；身为来自南方州的联邦议员，他为偿债计划让北方人发了财、而让南方人利益受损大为不满。
身材矮小、思想敏锐的反对派领袖麦迪逊，一次又一次地从议席上站起来发言，一次又一次地指摘汉密尔顿的报告。他用瘦瘠的手臂不停打着手势，一只鹰钩鼻子下两个柔嫩的鼻孔翕动着，撅着嘴唇，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先生们，想想那些可怜的老兵们的处境吧。他们因为饥饿被迫卖掉了政府发放的债券，等到战争结束了，美国也建立了，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本应获得的回报。他们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事业，等他们年纪渐渐大了，却因贫困几无立椎之地，生活陷入困境。试问，如今联邦建立了，美国怎么忍心抛弃那些牺牲奉献的老兵？如果我们不偿付他们在转让债券中损失的价值，给他们以应有的回报，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
麦迪逊的发言中散发出一种浓烈的火药味，他那过于削瘦的脸庞涨得通红，一双眼睛放着愤忿的光，继续说道： “诸位同仁，自从这个报告在国会公布以来，一种投机、攫取和毁灭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整个首都都充斥着投机发财的铜臭味。现在已经有好几条船从纽约港出发，专门去搞金融投机了，这些投机者专程去收购北卡罗莱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那些老实巴交、但没有得到消息的民众手中的债券。对于这种可耻行径散发出来的贪婪与不道德的卑劣气息，本人感到义愤填膺！”
麦迪逊是个很有政治能量的联邦众议员，在他的带头和感染之下，反对汉密尔顿报告的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有的认为偿债计划对老兵不公平，建议实行“区别对待”政策——针对债券持有者的不同情况，然后政府对其进行不同的偿付；有的就像药剂师用称盘称量药物那样，以本州的利益损失为衡量标准，激烈反对“承担政策”（即由联邦政府承担州债）；有的对这位没有合法出身的财长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骂他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汉密尔顿没有到会，因为国会认为部长没有必要亲自出席会议，只需提交书面报告就行了。议员们担心，国会的讨论会受到这位能言善辩的财政部长的主宰。汉密尔顿久负盛名的演说与雄辩之才能，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当信用报告提交到国会之后，汉密尔顿的心就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获悉报告在国会遭到一片反对之声时，他感到自己的心就像是被鞭子抽打了一样颤栗不止，脊背起了一阵剧烈的抽搐，渐渐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也是个久经沙场的政界老手了，却从未有过如此的失落感，如此的挫败感。赴任财长后的初战不利，让他陷入短暂的失落之中。
对于偿债计划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对此，汉密尔顿其实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反对阵营中竟然有他的好友、昔日战友麦迪逊。数年前，他曾邀请麦迪逊加入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写作计划，共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解释并说服民众支持宪法草案，由此他俩成为理念相同、并肩作战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竟传出麦迪逊成为反对他信用报告的头号战将，刹那间他惊愕不已，又痛苦万分，以至于遭受沉重打击的他竟公开宣称，假如他事先知道麦迪逊将站出来反对的话，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财长一职的。
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他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战，为美利坚的未来而战。国会辩论后的几天里，在国会议事大厅那条长长的走廊里，时常能看到汉密尔顿紧张地来回穿梭的身影，他在密切关注着国会辩论的进展。有时他会利用会议间隙，在走廊、在休息室、在议员办公室，奔走于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中间，解释自己的政策主张，告知自己对国家财政的长远规划，说服并恳请议员支持他的报告。晚上，他会召集国会里的支持者到他家中聚会，商酌应对策略，研究辩论方向。
然而事与愿违，汉密尔顿的种种努力并没能收获成果。信用报告在国会里一直争论不休，辩论不止，历经数月也未能通过。
国会的一次次表决让他不断地燃起希望，但一次又一次地，表决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每次都乘兴而来的汉密尔顿，只得每次都败兴而归，也让志在必得的他再度心低意沮，怅恨长叹。不过沮丧归沮丧，叹气归叹气，他不能不振作起来，他要争取反败为胜，死中求活。这时候，他想起了过去自己在法庭辩护席、州议会、银行董事会的工作经历中体悟到的谈判技巧，经验告诉他，当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导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其中的一方，倘能在某个对方较为看重的议题上作出让步，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彼此妥协，从而达成协议。想到这，正在苦苦思索的他突然间眼前一亮，他想到了一个能与反对派进行政治交易的砝码——建都问题。
因为当时纽约作为新国家的首都，是临时性质的，至于永久性的首都选址问题，各州为此发生了争执，渐渐吵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任谁都清楚，能赢得合众国的永久首都，将会给本州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北方州希望将首都定在北方，他们说，此前的几个临时首都，不论是费城、普林斯顿、安那波利斯，还是新泽西州的特兰顿，均设立在北方，这已经成为政治惯例了。现今，他们明确希望首都能定在纽约，不但因为纽约是当时北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它已经是临时首都，纽约市为改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设立它为永久首都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南方的州则希望将首都定于南方，因为南部人对城市普遍没有好感，认为城市是追逐铜臭的商人和投机家的乐园，新政府的首都应当选择一处远离城市的僻静之地。属于南方州的一员、建国贡献和政治实力在联邦诸州中极具份量的弗吉尼亚州更是明确提出，未来的首都应设置在弗吉尼亚境内的母亲河——波托马克河的河畔。
对于首都选址的议题，汉密尔顿看待得较为淡薄，这个议题，与他当前日夜怀忧的信用报告能否通得过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他在西印度的小岛上出生，长大，来到北美不久后就跻身军界高层，为这片新大陆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战；这使他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那样，总是习惯于站在本州的立场考虑问题，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型的实干家，所思所行始终立足于整个大陆，从国家的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如今，为了恢复和建立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他是在纽约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被属于北方的纽约州人视为“纽约女婿”、“可爱的纽约人”，但他愿意将永久首都建在南部人希冀的波托马克河畔，以此换取南方州在信用报告的议题上能作出让步。
眼下在联邦层面，弗吉尼亚人当中最有声望也最有影响力的，除了总统华盛顿以外，就要属那两位开国元勋——杰斐逊和麦迪逊了，前者是联邦政府的首任国务卿，后者是联邦国会的众议员。那么，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游说这两位从弗吉尼亚走出来的重量级政治人物。
这样一想，他的内心顿时生出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舒缓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朗了。
四
机会来临了。
1790年4月18日——汉密尔顿信用报告中“承担州债”政策被否决后的第七天。位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的联邦政府总部大楼门前。
这天接近晌午时分，忙碌了一上午的汉密尔顿刚走出联邦政府总部大楼，看到街对面有一个人正行色匆匆地走着。汉密尔顿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不禁喜出望外：此人赫然正是他近日欲拜访的内阁同事、联邦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汉密尔顿赶紧跑到街对面，迎面走向前去同杰斐逊打招呼。杰斐逊刚过了四十七岁生日，是个瘦高个子，身上的衣服似乎有点小了一些，一肩高一肩低的，尽管走得很快，但仍是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他才就任国务卿半年多，因为工作实在繁忙，他的周期性头痛病不时复发，所以有时会给人留下漫不经心的印象，但他的博学和精明却是大家公认的。虽然日后他与汉密尔顿彼此政见不同，势如水火，但此时，俩人的矛盾尚未显露出来。
听到汉密尔顿热情的一声招呼“哈啰，你好吗？”，杰斐逊停下了脚步，站定了，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相貌英俊的小个子，同时礼貌地回应他的问候。
俩人在街头寒暄了几句，汉密尔顿随即就恳切地、诚笃地、直截了当地向杰斐逊提出了埋在心底许久的那个请求：“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我提交的信用报告，国会辩论了好几次都未能通过，这将会导致我的全盘财政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啦。”
杰斐逊点了点头，在点头之间像是沉思了片刻，然后似乎又有点为难、又有点欣慰地回道：“财长先生，您是知道的，我连缺乏权利法案的联邦宪法都很不满意，何况是您这次的偿债计划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去承担独立战争时期的各州债务，并且，这样一来政府肯定要征税，这等于是让南部人纳税去帮助偿还北方的债务，这对我们南方州是不公平的。”
说到这，杰斐逊皱着的眉头舒展了下来，转而面露微笑，对汉密尔顿说道：“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到我家来，咱们共进晚餐，聊聊这件事，我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也一起过来。”
“太好啦，国务卿先生，谢谢您的邀请，明晚我一定准时赴约。”汉密尔顿听了大喜，忙不迭地应承了下来。杰斐逊的邀请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
当天下午，汉密尔顿一直在慢慢地寻思着第二天的聚会。他有种预感，这几个月来屡遭挫折的国会审议信用报告一事，极有可能将会出现转机。他为这件事时常忧虑、沮丧，整个人都有几分憔悴了，很多的时候他似乎看不到希望，好似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艰难前行。而此刻，前方依稀有一道朦胧的亮光在向他招手，他想了很多，也分析了很多，他隐隐地感觉到，杰斐逊邀请他和麦迪逊一道聚餐，应该是为了首都选址的事。合众国正式成立还不到一年，各州为了争夺永久首都已吵得不可开交了，目前最有竞争力的，无疑是属于北方州的纽约，但是弗吉尼亚人不甘愿，他们觉得，弗吉尼亚州对独立战争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在北美诸州中是首屈一指的，并且，弗吉尼亚涌现出了众多的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三人都热切地期望永久首都能建在弗吉尼亚境内，倘若在联邦政府中位高权重的汉密尔顿能给予支持，那么建都一事当能水到渠成。汉密尔顿心想，杰斐逊邀请他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多少次他抬起头来看着墙上的钟，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让明天快点到来吧。
次日晚，汉密尔顿准时去赴杰斐逊的晚餐之约。他在杰斐逊家中与麦迪逊一见面，彼此就热络地寒暄，叙旧，回忆起昔日共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系列文章的往事来。
随后，三人围在长方形餐桌跟前坐下了。杰斐逊首先让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品尝他夫人下厨煎的纽约客牛排，和他自己酿造的红酒，然后招呼两位客人品尝烤肉、沙拉、薯泥、洋芋、面包等食物和饮料。酒至三巡，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微微点头，意思是，是时候提出来了。
从他俩默契的神色看得出来，他俩已经商量好了，有要事要跟汉密尔顿商谈。首先开口的是杰斐逊，他向汉密尔顿敬了一杯酒，然后微笑着说：“怎么样，我自己酿的红酒还不错吧？”听到汉密尔顿连声夸赞，他继续说：“如今联邦政府成立了，但首都还没定下来，关于首都选址的事情，近年来一直都在争论。在这件事上我跟麦迪逊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能将首都定于南方。”
麦迪逊接过杰斐逊的话茬，抿了一口手中酒杯里的酒，身体稍微转向汉密尔顿，然后说道：“我和杰斐逊交换过了意见，我俩都觉得首都应该放在弗吉尼亚州，众所周知，弗吉尼亚对我国的独立贡献良多，牺牲也最多，并且，弗吉尼亚有很多僻静的乡村、河流和森林。至于具体的位置呢，我俩觉得建在波托马克河畔比较恰当。目前在联邦政府内，您所执掌的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您的意见极具份量，我们真诚恳请您能够支持弗吉尼亚。”
汉密尔顿的一颗心砰砰地跳动着，他知道是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了。吃了一小片面包过后，他也举杯回敬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凝视着他俩的眼睛，他点点头说道：“我很感激、也很钦佩弗吉尼亚对美国独立所作出的贡献，因此首都选址的事，我可以考虑支持定在弗吉尼亚。另外有件事，两位知道，上任后我所提交的信用报告，在国会一直无法通过，我也希望两位在这件事上能帮我一把。”
看到杰斐逊和麦迪逊几乎同时间颔首微笑的反应，汉密尔顿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知道，这几个月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将要实现了。当晚在餐桌上，一笔政治交易达成了，三人最后商定：为了联邦的利益，麦迪逊去动员南部州一些议员对信用报告改投赞成票，这对南部人是一副苦药，但也甘愿去做；作为对南部州的一种补偿和肯定，汉密尔顿则动员北部州的一些政治人物，同意将永久首都定址在弗吉尼亚境内的波托马克河畔。
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交易，或者说，一场政治妥协。
1790年7月24日，包括承担州债在内的信用报告在国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首都定址于波托马克河畔的议案也在国会获得通过。
久而久之，这个建国时还处于破产边缘的年轻国家，逐渐恢复了国家信用，多年后竟获得了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才拥有的信用。国家信用恢复了，随之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汉密尔顿的财政经济构想铺平了道路。基于此，人们对汉密尔顿公共信用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是美国财政史上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之一”、“它是第一份由一个政治家精心创作的关于资本与信用新制度的作品，这个新制度是被18世纪的英国所发展的。它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五
汉密尔顿首战告捷，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无可言状的成就感。但是，年轻的财政部长并不以此为满足，除非合众国的财政状况能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否则，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随风飘荡，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难以长久地维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汉密尔顿接下来要着手处理的，是组建国家银行问题。
事实上，早在独立战争末期，由于大陆军物资供应的极端困难，各州自行发行货币，造成金融和商业的混乱局面，汉密尔顿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了。1781年4月，他在一封写给当时邦联财政主管人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建议设立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便发行全国统一的纸币，吸收民间游散的金银和资金。后来，他还亲身参与了创建银行的实践，1784年2月，他发起和参与创建了北美的第一家地方银行——纽约银行，为该银行起草了章程，并成为纽约银行的一名董事。如此看来，就如何创建银行来讲，汉密尔顿在人才济济的“国父群”当中，着实是个行家里手。
1790年12月14日，汉密尔顿将他精心起草的《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呈交到国会。
在这份报告中，他旁征博引，文思充沛，拳拳之枕，跃然纸上：在欧洲，譬如西欧的英、法、荷兰、中欧的德国、南欧的意大利等国，它们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几百年风雨走过，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国家的央行大大有助于本国农工商业的发展。但迄今为止，合众国还没有一家自己的国家银行，因为我国的农场主们不懂得比杂货店更复杂的机构，他们也不相信“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地方”的构想，因此他们排斥并且抵制银行。身为合众国的首任财长，我，汉密尔顿，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国家银行的国家！
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我运用宪法赋予我的职权投入这项工作——筹建中央银行。我以我的知识、经验和听取有识之士的建议向你们保证，建立这样的一个全国性银行，将有助于重建和改善国家的公共信用，将会促进美国的工业、贸易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一个美丽新国家的此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应当勇敢地开拓前进，而绝不应错失良机。现在，我以财政首长的身份请求国会支持我，并与我一道展开这项工作，共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这一使命。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美国的事业，奉献给美国的未来。
与汉密尔顿的信用报告在国会的遭遇一样，他的银行法案，或者说，金融计划，在国会同样遭遇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于，抵制的力度更大，辩论的场面更激烈。
这次对银行法案提出批评反对意见的，仍以南部州的国会议员居多。他们批评说，这件银行法案是鼓励投机和为少数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手段，比如北部那些精明的商人，奸猾的金融投机者们，而民情淳朴的南部人将无法从这一法案中得到什么利益；同时，它还剥夺了农民、工匠、小商业者所倚赖的州银行的权益；总之，法案损及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利益。银行法案的支持者们与批评者们针锋相对，他们赞成法案中阐述的国家银行的种种益处，在国会中与反对派议员唇枪舌剑，激烈辩论。
这次对银行法案提出最尖锐批评意见的议员、同时也成为针对银行法案所结成的反对阵营的领袖，仍然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
还差三个月就到40岁的麦迪逊，并没有因为上次就定都一事与汉密尔顿达成了政治协议就手下留情，就放过这次提交银行议案的财政部长。麦迪逊的思想敏锐是有名的，他的眼里揉不下沙子也是出了名的，他一次次地站起来发言，言词激烈，情绪激昂，先生们，美国不应将国家的所有财富集中于一地，而应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建立一批规模较小的银行，我认为，部长提议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合众国所不可或缺的。
精通宪政理论、被后世誉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继续说道，部长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建立央行的权力来源于为人民提供普遍利益”的思想，曲解了宪法的宗旨和目的，这是最危险的。我想强调的是，民主政治不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去谋取个别精英或少数人的利益。
最重要的一点是，麦迪逊提高了声调，建立中央银行的构想是违反美国宪法的。他打开宪法文本，同时很笃定地说，宪法赋予国会很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宪法条文中是明文规定了的，除此之外国会并无其他任何权力，譬如说国会有权借款，但只有在偿还债务、保卫国家或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时才允许借款。先生们，我们现在依此来比照宪法条文，在其中找不到国会拥有批准建立一个银行的权力；倘若允许对国会的具体权力进行扩大解释，那么，宪法本身将会遭到破坏。
麦迪逊的滔滔雄辩无疑是有力的，也是有一定的理据的，然而，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无论是从论证事理，还是从情见乎辞上来说，都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打动人心；他的支持者们在国会里也很好地阐述了他的论点，加上创建银行在北美已经有了一些先例，在此之前，北美已建立了包括纽约银行在内的三家地方银行。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部分起初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转而投下了赞成票。
最终，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和辩论，1791年2月8日，国会对财政部长的银行法案进行表决，以较大的票数优势通过了银行法案。
六
银行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了，汉密尔顿一颗悬着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因为国会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法案已成定局。更艰苦的硬仗还在后头。
对于银行法案，国会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组建国家银行的必要性和受益对象上面，然而这一法案最大的拦路石，是汉密尔顿的两位老对手麦迪逊和杰斐逊抛出来的障碍，一个从宪法本身挖掘出来的障碍。
六天后，1791年2月14日，银行法案依法送交到总统华盛顿的办公桌上，法案需要总统的签署才能成为联邦法律。他的决定到底是签署还是否决，到目前为止尚是未知数。
众所周知，华盛顿总统是一位谦逊、谨慎且极为奉公守法的人，当银行法案摆放到他案头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时间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近一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着国会里对银行法案的辩论过程，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有说服他打动他的地方，当时他真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方才好。而此刻，轮到他作决定了，并且是一锤定音，赴任联邦政府首脑已将近两年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手中的笔真有千钧之重。身为一个弗吉尼亚人，从情感上来说他是站在反对派这一边、想要一举否决法案的，并且，在听了麦迪逊的发言之后，他也担心这项法案有可能违宪；但是他听到内心有个声音在对自己说，请慎重行事，这件法案攸关合众国的前途。
于是，华盛顿循着自己担任总统以来的习惯做法，在对国内外重大议题做出决策之前，先征询内阁部长们的意见。他首先正式征询了国务卿杰斐逊和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的意见，要他俩写出书面意见。
国务卿杰斐逊和总检察长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人，这两位内阁首长对银行法案均持反对意见，在书面意见中，他俩分别劝告总统对该法案行使否决权。杰斐逊的反对理由与麦迪逊如出一辙，这位博学多才的国务卿指出，由国会批准成立中央银行的权力，在联邦宪法的所有条款中都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宪法并没有授权合众国建立国家银行的权力；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建立国家银行就是违反宪法的。但杰斐逊同时又提出建议，如果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不相上下、以至难以决断的话，出于对合众国立法机构的智慧的尊重，总统在行使最终裁决权时也应考虑一下国会的决定。
华盛顿仔细阅读了杰斐逊和伦道夫两人的书面意见，两天后，2月16日，他敦促推出银行法案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交书面意见，并将国务卿和总检察长的反对意见一并转交给他。华盛顿慎重地对他说，汉密尔顿财长，除非你对国务卿和总检察长的反对意见能作出合理的答辩，否则，这个提案将不能成为法律。
显然，作为提案人，汉密尔顿有责任去反驳批评反对的意见。眼下他要做的，是对于建立国家银行的合宪性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
要完成这件任务可并不轻松，留给汉密尔顿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了，因为依据宪法，任何法案呈交总统之后，总统必须在十天之内作出决定。
面对总统留给自己的最后机会，汉密尔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从2月16日开始的一周内，白天财政部事务繁忙，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奋战，走笔疾书，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夫人帮忙着誊写。忙了好几天，2月23日，一份捍卫银行法案的书面意见完稿了，随后，摆放在了总统的案头——这就是在美国宪法史上有名的《论银行法案的合宪性的意见》。
在这份意见书中，汉密尔顿对银行法案的合宪性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和翔实的论证，他将杰斐逊、伦道夫和麦迪逊的反对观点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辩驳，以至于这份属于答辩性质的意见书的篇幅，竟比原银行法案的报告还要更长些。
汉密尔顿在意见书中提出，现代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广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不能将政府的行动，仅仅限制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具体条文内，而应去宽泛地解释宪法才行。唯如此，政府在应付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项行政事务时，才能够成为坚强有力的执行机构；那些坚持严格解释宪法的观点，乃是“用一道栅栏将自己围起来”，这分明是在作茧自缚，只能导致政府在行动上无能、乏力，这样的话于国于民并无裨益。
为此，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宪法学的崭新理论——暗含权力论。意思是，政府被宪法授予的那些权力，既包括明示的权力，也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也就是“暗含的权力”；暗含权力像明示权力一样有效，以便让政府为实现目标而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举措；只要这些举措没有被宪法规定的限制排除在外，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具体到组建国家银行这一提案来说，尊敬的总统阁下，这是联邦政府为达到发展和繁荣国家经济的目标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因而是合乎宪法的，恳请总统批准我的法案。
汉密尔顿的论述是无可辩驳的，华盛顿总统别无选择，他提起笔来签署了法案：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
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全国性银行，也是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蓄系统，简称美联储）的前身。它的建立，成为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石。
七
一七九一年来临了，这是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三年。这一年，位于东北部的佛蒙特州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
这一年，汉密尔顿已经三十六岁了，担任财长一职转眼已两年。两年间，他的财政经济构想正稳步推行，他最重视的财政法案接连获得国会通过，然而，对于他来说，重建公共信用，组建国家银行，对于美国走上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如今，他的任期已逾一半，他觉得时间越发地紧迫起来。近期，他钻研了苏格兰启蒙时期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大卫•休谟的经济思想，研读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些使他坚定了在美国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的愿望，他决心让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他的任内得到转型。
1791年12月5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呈交了被后世誉为“美国工业化的宪章”的法案——《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是他财长任内起草的篇幅最长、内容最复杂的一份政府文件，也是他为美利坚的未来绘制的一幅蓝图，一条航线，一个交织在他脑海心心念念的远年憧憬。
年轻的合众国财政长官很清楚，他在向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说话。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美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新生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尚处于家庭工业或手工业阶段，仅有少数几家稍具规模的工厂（制钉、制地毯、制鞋、服装厂等），甚至连一部像样的蒸汽机也还没有；而此刻的欧洲，早已步入成熟的工业发展时期，相形之下，如今的美国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
基于建国初始工业薄弱、经济滞后的现状，识微见远的财长在报告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能甘于落后，美国应当走工业立国、发展制造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
至于原因呢，这位华盛顿内阁的政策首席设计者这样解释道；翻开一部人类发展史，没有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现代化；要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生存，立足，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大国，我国实应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此要着力发展本土制造业；惟有制造业的建立，我们才能在军事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不依赖于外国，我国才有真正的独立和安全；有了强大的制造业，生产就能更发展，社会财富就能不断增加，国力就能逐渐增强，美国就能逐步走向光明和繁荣之路。为此，我们应当师法欧洲的英、法、德等工业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目前较为重要的诸如皮革、木材、棉纺、亚麻、大麻和冶金工业等），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国土上吹起变革的春风。为了合众国的今天和未来，我请求国会批准我的这一提案。
紧接着，汉密尔顿信誓旦旦地承诺，为了使我国襁褓中的工业尽快成长起来，使其有能力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以免其被强国的成熟工业打垮，政府将会采取行动，对我国新生的工业实行保护、鼓励和扶植政策，也即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或者说，保护政策。譬如，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禁止进口竞争性商品或对之征收高额关税，以此迫使外国制造业者提高产品价格，从而使我国的厂家在竞争中保持价格优势；又譬如，实行补助金制度，使本国企业得到直接、即时的资金补助，以鼓励美国的实业家引进新工业；等等。
这份洞幽烛微、富有远见的制造业报告，后来被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弗农•帕林顿给以高度的评价，在其代表作《美国思想史中的主流》一书中这位史学学者感慨道：“在美国，肯定没有其他人能如此清楚地看到欧洲工业化方面发生的变革的深远意义，汉密尔顿似乎是美国18世纪领袖中最现代化的和伟大的美国人。”
然而，正应了德国的那句民间谚语——“先知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吃香”，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遭到他同时代人的冷漠，甚至于，其新政策招致了连串的抗议活动，尤以南方州的民众为甚。他们指称，财政部长设计的体系，将他们置于为北方州的商人、船主、工厂主和金融家生产工业原料的处境，从而扶植和保持了一个庞大的富有利益阶层，这与过去英国殖民统治的经济束缚和剥削，又有什么区别呢？最终获益的，只会是北方的制造业者和银行，而南方的务农者们是不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
与以往一样，这次联邦层面的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杰斐逊和麦迪逊——依然站在了汉密尔顿新政策的对立面。
这两位政界精英激烈抨击汉密尔顿的构想与规划，财政部长设计的报告似乎仅仅是为了完成以增进国家福利为借口的剥削而已，他俩愤愤不平地说，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远景，对于美国的乡村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这已经使他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敌人。杰斐逊还特别指出，在这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美国应仍保持为一个不被工业污染的务农国家，一个法律神圣和机会均等的农业共和国；作为自由的灯塔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她要放弃财富和工业，以保持淳朴和平等。
就这样的，这份制造业报告在不少的反对声之下，在国会投票中未能获得通过。
这成了汉密尔顿任内所有的国务文件中，唯一的一份没有被国会接受的报告。
然而，在大约一代人之后，当时光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汉密尔顿生前发展本土工业的强烈愿望开始逐步得以实现。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人们重又回过头来热切地研究他当年的制造业报告，从中寻求帮助与指导。也许最让汉密尔顿欣慰的是，他生前未能实现的理想——工业建国之路，几十年后被同样出身寒微、来自底层的林肯总统所继承并实现：林肯宣布废除了奴隶制度，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从而使美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最终美国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
八
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汉密尔顿就开始思考未来国家的走向。当时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个是财政问题；另一个，则是战后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从1775年到1783年，伴随着战争的硝烟一路走来，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之中，汉密尔顿从在大陆军中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目睹的邦联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日渐意识到：战后美国欲走出困境，走上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进而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强大的共和国，就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一个“具有十三个头的懦弱的怪物”。因为，惟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治理好一个大陆。——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心愿。
他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了：1786年9月，为讨论各州之间的商务贸易问题，在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召开了诸州会议。汉密尔顿作为纽约州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抓住了机会，写了一封致各州的信，在信中，他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陈述时局，游说各州，当前北美政局混乱，面临着种种困难，实乃邦联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所致，是故，我国亟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信的末尾，他呼吁，各州派出代表，于明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举行一次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宪法，组建一个新政府。
1787年5月，除罗德岛州以外的12个州派出的代表齐聚费城，举行联邦会议，又称制宪会议，一共来了五十五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乔治•华盛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们计划为新生的美国制订出一部合宜的宪法，为合众国设计出一套运作良好的政体框架。汉密尔顿如愿以偿，成为纽约州出席制宪会议的三名代表之一。
会议首先讨论的，是弗吉尼亚州代表提出的一套新联邦政府的组建方案，也即“弗吉尼亚方案”，这个方案照顾并代表了大州的利益。果然，弗吉尼亚方案遭到小州的强烈反对，认为该方案太“高高在上”了，随后，新泽西州代表为避免小州在未来的联邦机构中处于弱势，遂提出了保护小州权益的政制方案，也即“新泽西方案”。当两种方案都摆出来之后，大州和小州为之争辩不休，逐渐地，会议陷入僵局。
在大州和小州围绕着这两个方案争个没完、渐成僵局的情况下，6月18日，开会一个多月以来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汉密尔顿终于不再沉默，起身要求发言。
汉密尔顿的脸上泛着红光，内心澎湃的激动表露无遗，不过他仍然保持着庄重，站得直直的，神态沉稳从容，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发言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代表们将目光齐齐投向这位素有演说名声的年轻代表。汉密尔顿环视着坐着的一众代表们，在众人的期待下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先生们，请听我说几句话。我希望美国是一个由十几个州巩固而成的单独国家，而非多个主权州的联盟。在我看来，英国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因此，我思考了很久，在美国不久的将来，我想看到一个由选举人选出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这位行政首脑对任何国会法案拥有否决权，并且他的否决不能被推翻，他将终生任职。”
说着说着，他看到在座有些代表的双眼睁得老大，似乎听到他的说法时感到有些惊讶，但他不为所动，语气坚定，继续说道：“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应该有两院，上院叫参议院，下院叫大会。就像行政领导人一样，参议员也由选举人进行选举并且服务终生，大会的成员也即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每三年一个任期。此外，各州州长由国会指派，并且国会有权推翻任何州的立法。总而言之，中央权力必须吞并各州的权力，以至于在合众国拥有完全的统治权。⋯⋯”
汉密尔顿这一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小时。
这天外面天气很热，会议主席华盛顿出于保密考虑，下令将议事厅门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让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事厅内更加地蒸闷，更加地燥热难耐了。一众代表们热得不停地擦汗，喝水，室内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窒闷让他们有点坐立不安。可是汉密尔顿却是精神抖擞，整个人显得光彩焕发，发言过程中一直都满怀激情，他要将自己久埋于心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连续不间断地做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即使感到唇干口燥也不觉疲惫，更不愿中途将发言停下来。这可害苦了与会的代表们，这场长篇发言听得他们筋疲力尽，会场上不少人几乎都撑不下去了。
汉密尔顿这一套关于未来国家政体的观点主张，史称“汉密尔顿方案”；又因为这一方案，与当时英国强大的中央权力政体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又称“英国方案”。
在汉密尔顿的长篇发言过程中，没有人打断他，也没有人向他提问或是跟他辩论，这让他有种曲高和寡的感觉，会场上自始至终是一片难以描述的沉默。但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代表们认同他的观点，相反，除了个别代表认为这是“最杰出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外，大多数的代表都不支持他，一位代表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纽约来的那位年轻绅士，他的发言人人赞扬但无人支持。”非但如此，汉密尔顿这场颇为“刺耳”的发言，不时让在座的许多代表感到瞠目结舌，继而不胜愤懑，有代表指斥他是一个可恶的“君主主义者”，妄想在美国“制造出一位国王”；有代表在心里直嘀咕，“一位终身制的总统不就是一个‘经选举的国王’吗？”；有代表在会后表示，他发言的效果仿佛是，“在反抗暴君，赶走了暴政的压迫之后，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竟然在劝告美国实行独裁专制！”
尽管汉密尔顿的发言很不受欢迎，但惊诧也好，愤懑也罢，在他的某些代表同行因惧怕舆论而欲言又止之时，他勇敢而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当前应建立一个不受各州掌控的坚强的中央权力中枢。他的那些被认为“走极端”的言论，已深深地烙印在与会代表们的脑海里，激励着那些赞成组建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代表们，去抓住时机，立刻决断，绘制未来的政府架构。最终汉密尔顿的政体方案，除了那些极端的设想之外，其他的若干计划被程度不同地落实在最终形成的宪法文本里。
经过将近四个月漫长而激烈的争论、起草、反复斟酌、修改宪法草案后，9月17日，代表们最终批准和签署了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大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现在，依据宪法规定，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必须设法获得十三州当中至少九个州的批准，宪法方能生效。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九
反对，还是接受？
这是摆在汉密尔顿面前的选择。
虽然费城会议最终通过的这部联邦宪法，是在“弗吉尼亚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没有吸收汉密尔顿的那些“极端”主张，这让他对之不甚满意，但是他仍欣然接受了这部宪法。乃因为，他最希望看到的政体模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联邦国会——基本上在新宪法中得到了落实，只不过权力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强大而已；就算这部宪法存在着诸多缺陷，但比起这几年来让他深恶痛绝的《邦联条例》来看，还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并且，新宪法的若干基本原则，譬如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联邦体制、宪法至上等等，均是他所竭力鼓吹并热衷推行的；此外，他还机敏地从新宪法中，看到了可进一步改进完善的“无限可能性”。
汉密尔顿成了纽约州三名代表当中唯一的一位宪法签署者。
这位来自纽约州的制宪会议代表一旦在宪法文本上签署了名字，立时就将对宪法所抱怀的遗憾和不满放在一边，而成为合众国宪法最忠诚的捍卫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宪法被各州批准的斗争中去。
1787年9月中旬，在宪法草案分发到各州进行讨论、预备进行表决程序后不久，一批以“反联邦主义者”为笔名的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公开信、出版小册子，对宪法草案进行批评；在各州，反对宪法的人士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在州议会的会场上、在州议员的选战中、在本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抨击新宪法；在纽约州，针对新宪法结成的反对派集结在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周围，准备拒绝批准新宪法，他们不断发表文章批判新宪法，其中于9月27日和10月18日发表在纽约报纸上针对宪法的两篇批评文章影响非常大。
对新宪法持反对和抵制立场的人士，反对的理由和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忧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会逐渐走向暴政；有的认为这部宪法中缺乏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有的奉行“州权至上”原则，认为今后各州的权力将会被严重削弱；有的引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共和制只适用于小国”的观点，认为在新宪法框架下的合众国版图，“对共和制原则将是破坏性的”。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反对声音，这些联邦宪法批准道路上的“拦路虎”，汉密尔顿摩拳擦掌，准备出击了。
他计划通过撰写一系列表达联邦主义思想的文章，对各种反对批评意见进行答辩，向各州民众解释宪法草案的宗旨，说服合众国人民接受并支持该宪法草案。
为此，他去寻求共同的撰稿伙伴。他需要一个写作班子。
他首先找到了42岁的约翰•杰伊，他的国王学院校友，纽约律师界的同行。约翰•杰伊也是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邦联时期出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外交官，未来的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虽然约翰•杰伊并没有出席费城会议，但他同样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拥有更大权力的中央政府，与汉密尔顿政治理念颇为接近，他听汉密尔顿一讲，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也就慨然应允了。但他同时告诉汉密尔顿，自己最近患上疾病，恐怕无法多写出一些文章，建议汉密尔顿再找更多的合作者。于是，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一道去邀请费城会议上“弗吉尼亚方案”的设计者、36岁的詹姆斯•麦迪逊。众所周知，麦迪逊是一位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联邦主义者，日后，麦迪逊担任了美国的第四任总统，并被后世公认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最近也在思索着，该如何回击针对新宪法的反对派，听到这两人说明了来意之后，他高兴得连连点头，简直等不及要跃跃欲试了。此外，汉密尔顿还向威廉•杜尔和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之一古维诺埃尔•莫里斯发出了邀请，前者与汉密尔顿的想法一拍即合，后者不知何故婉拒了邀请。
最终，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两人，成了汉密尔顿写作计划的主要合作者。他们三人都是律师，年龄相近，均为北美独立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贤才俊彦，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政治理念接近，都有着出色的文字写作能力，也都是主张联邦在宪法权限上对州具有优先性的联邦主义者。就这样，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字工作开始了。
这天，汉密尔顿乘坐一艘小帆船，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出发返回纽约，这艘船沿着宽阔浩荡的哈德逊河顺流而下。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哈德逊河沿河两岸风光旖旎，河面上水波荡漾，可汉密尔顿却无心赏景，他想抓紧时间赶稿子。坐在狭窄逼仄的船舱里，他写出了脑海里构思已久的第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于10月27日刊登在纽约的《独立日报》上，文章发表时用的笔名是“普布利乌斯”，一位汉密尔顿尊敬的公元前古罗马执政官。在这篇文章一开头，汉密尔顿就开宗明义地宣告：“亲爱的同胞，对这些年来邦联政府的低效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之后，我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是当前至关紧要的，因为它的后果将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共和国的命运。”在文末他表示：“在这一系列的文章当中，我将尽力给所有可能出现的反对者，提供一个使之满意的答复。”
从此，汉密尔顿的写作计划紧凑有序地开展着。开始时，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位作者相互审阅彼此的手稿，给对方提出修改建议。随着工作量的增大，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交稿发表之前，他们三人就来不及相互审阅了。三位作者的写作速度很快，通常在一周内就会写出三、四篇新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以笔名“普布利乌斯”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而在那些正在就宪法草案进行辩论和审议的州，这些文章也被当地的报纸所大量转载。
这项写作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了将近十个月。从1787年10月27日第一篇，到1788年8月15日最后一篇，他们三人通力合作，以共用的笔名“普布利乌斯”、并以向“纽约州人民”发表公开信的形式，在《纽约独立日报》、《纽约邮报》、《每日广告报》等报纸上，一篇接着一篇的文章源源而来，陆续发表，总共发表了85篇文章。这其中，汉密尔顿写了51篇文章，麦迪逊写了26篇，约翰•杰伊写了5篇；其余3篇文章的执笔人是威廉•杜尔（最终未能收入联邦党人文集）。
这些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继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纽约州的民众争相阅读，其他州的报纸也不断地加以转载、翻印，真可谓传诵一时，掀起了一股风风火火的舆论风潮。
在这一喜人形势的鼓舞下，汉密尔顿开始寻思着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两卷书，交付出版社予以出版。第一卷于1788年3月2日出版，收入了第1篇至第36篇文章；第二卷于当年5月28日出版，包括已发表的第37篇至第77篇文章，再加上尚未发表的8篇文章。这两卷文集的书名，就是从十八世纪末流传至今鼎鼎有名的社会科学经典名著——《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让我们来看看学者们对《联邦党人文集》的评价吧。美国历史学者路易斯•哈克认为，“尽管文集是被如此匆忙写成的，而且是一部多人的联合作品——但它是一部著名的文献，毫无疑问，它一直是美国政治学方面的杰出著作。”美国政治学者克林顿•罗西特称文集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第一部并且依然是关于美国宪法最权威的评论”，是“美国政治学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政治文献中“仅次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
《联邦党人文集》有针对性地对联邦宪法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许多民众和反对人士对宪法的担心、疑虑，使当时社会上的各阶层对这部宪法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也因此，这部文集对新宪法的通过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在舆论的推动下，各州陆续完成了对新宪法的批准工作。到了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
至此，历时长达九个多月之久的宪法批准程序已达最低门槛要求，美国联邦宪法正式通过了。新生的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艘巨轮从此扬帆启航，踏上她驶向未来的伟大航程。
后来，汉密尔顿将赞成联邦主义、以及他的其它若干政治理念的人组织起来，创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联盟，并逐步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联邦党（共和党前身）；与联邦党针锋相对，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则创建了民主共和党（民主党前身）。这两大政党在十八世纪末的诞生，奠定了美国两党制的基础，一直影响至今。
十
一八零四年，汉密尔顿卷入了一场决斗，一场美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决斗的对象，是与他有着旧仇宿怨的民主共和党政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
1804年7月11日上午。新泽西州境内维豪肯市的一块高地上。
首先到达决斗现场的，是发起决斗的伯尔和他的助手内斯。不多久，汉密尔顿、他的助手彭德尔顿和护理医生戴维•霍赛克也来到约定的决斗现场。待双方各就各位，子弹上膛，裁判宣布决斗规则，接着发出决斗开始的指令。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扑地栽倒在地，伯尔和其助手随即离开了现场。霍赛克医生见状扑了过去，抱起腹部伤势严重的汉密尔顿，大声呼唤着：“汉密尔顿将军，汉密尔顿将军”，只见汉密尔顿半坐在地上，用手捂着正流血不止的腹部，鲜红的血液已经染透了衣服，脸色惨白，气若游丝，费力地喃喃低语：“大夫，我快不行了，这是致命伤！”说罢，昏迷不醒。
彭德尔顿和霍赛克医生两人立即吃力地抬着汉密尔顿穿过树林，走下山坡来到河岸，登上一条正守候着的小船，即刻乘船返回纽约。汉密尔顿被抬到了位于曼哈顿岛的一位友人家中，同时请来了当时停泊在纽约港口的一条法国战船上的、在治疗枪伤方面颇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法国外科医生查看了伤情过后直摇头，认为已无希望得救了。汉密尔顿的夫人和他的七个孩子闻讯赶来，守候在她们的丈夫和父亲的床边。夜幕降临，躺在病榻上的汉密尔顿越来越虚弱，已是命悬一线了。
当天深夜，也即7月12日凌晨两点，汉密尔顿停止了呼吸，享年四十九岁。数日后，汉密尔顿被安葬在纽约特里尼蒂教堂的墓地里。这个从西印度群岛辗转来到新大陆的出身底层的孩子，就这样长眠在了合众国的大地上，永远地融入了这片他年少时心驰神往的土地。他那譬如朝露般短暂的一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历史，美国历史也铭记了他的名字。他属于美国，美国也属于他。
写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至七月四日（期间因故数度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