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与员工相继“被失踪”，引发国际关注。香港支联会及泛民多个团体1月10日举行“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的大游行，有数千香港民众响应，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铜锣湾书店的五名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8日表示，此事令人“感到不安”，柯比还说，美国与香港人一样关注这起失踪事件。
另一方面，已经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的台湾总统大选也没有忘记关心此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强调，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希望北京当局厘清外界的质疑，确保香港的言论自由；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则表示，这起失踪案证明了台湾应该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外传这起案件涉及中共情报机关，而且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过去的“情史”有关，究竟下达命令的授权层级有多高? 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在海峡论谈节目中深入分析了案情的来龙去脉。
萧台福说，铜锣湾书店位在香港本岛的铜锣湾崇光百货公司背面的骆克道，楼下就是地铁的铜锣湾站，里面有许多在大陆是不可能卖的禁书，两年多前我去香港，逛街溜达时去过一次，店面不大。铜锣湾书店及其母公司巨流公司相关人等共八位，其中股东有四位，就是桂民海、吕波、和李波夫妇。另有四位职员，包括业务经理张志平、店长林荣基、店员胡志伟及其妻子。据媒体报导，书店老板、现是瑞典籍的桂民海，是在泰国被身分不明的男子带走。60岁的店长林荣基自10月23日失联，他的妻子郑少芝曾于11月5日与李波一起去湾仔警署，郑少芝为丈夫失踪报案，李波则为另两位失联的书店员工吕波、张志平报案。林、吕、张三人皆是香港居民，但都是在大陆失踪。
12月30日，为同事报案的李波于下午5时45分独自一人乘搭电梯离开位于柴湾的书店仓库后下落不明。李波的太太蔡嘉苹向警署报案李波失踪，并称收到过李波来电，手机显示电话来自广东深圳，但是她在香港家中找到丈夫李波的回乡证和护照，另外香港警方亦向她表示入境处并无李波的出入境纪录，那么香港居民在香港失踪，家人又报了案，香港警方就有查明的责任了。一开始失踪的四个人，虽然怀疑是被中国大陆逮捕，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证实。李波不一样，他是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而且是从香港失踪的、却从深圳打电话用普通话向太太报平安，说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
萧台福分析，老广说话用的一定是家乡方言，现在居然跟自己的老婆都不能使用自己熟练的语言，就意味说他讲的话要让边上的人都听的懂，这证实了他应该是在——用情报术语讲是——“监控下的通话”，而最有可能在边上监控的就是国家安全部的人，所以说这个案子涉及中共的情报机关。
萧台福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英国《卫报》都表示，书店原拟出版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失踪前的李波曾称桂民海因写领导人情妇而屡受警告，照这种情形来看，中共方面要阻止他们出版习近平情史，还要取走该批令习近平尴尬的资料。萧台福说，要是我负责这个案子我也要问 “资料哪儿来的？书稿谁写的？有没有人主使？已经印了几册？现在放在哪里？”，可能是问了早前掳走的四个人两、三个月都问不到数据，所以最后连李波也抓了。
至于说授权的层级有多高？在没有文件证明或是有官员出面承认之前，大家只能推断。萧台福根据他的情报经验分析: “这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自己策划批准的行动，没有到达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批示的层次。”
萧台福在海峡论谈节目中也详细列出他分析的依据：第一，《基本法》第十八条“全国性法律没有列入附件三的都不在香港实施”。而《中国刑法》并没有列入附件三，所以《中国刑法》就不在香港实施。但是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元月六号居然称“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这完全是等于宣告：中国的执法机构可以有办法规避法律，追缉被调查者。这不是坐实了外界对内地执法部门违反一国两制原则、跨境执法的质疑吗？虽然马上有人讲环时的社论并不代表中央，但是我们看到中宣部门或环时有人因此负责了吗？既然没有人为说错话负责，那就是没有人说错嘛！
萧台福表示，第二，即使是讲法治的美国，除了很少数的对象需要总统或能代表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批准外，情报行动对象的选择和批准，最高只由中情局长批准就可以，有的还是驻外的站长自己就决定了。各位如果知道1984年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江南案的话，可能还记得，当时台湾被判刑的官员层级是情报局中将局长。也就是说这种事情一般在情报机关内就决定的，不会去打扰大老板的。办的好，是你能力行，能为国家办事、替老板分忧，日后另有重用；办不好，掉的是你的人头，老板根本不知道，这是回避政治风险上的安全绝缘设计。
萧台福还说，第三，国家安全部对各省国家安全厅的管制不是铁板一块，各省国家安全厅在管辖地方的事务上基本上有自己的全权，中央不会干预，否则部里的事情管不完了。香港这一块属于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管，事情都是由安全厅自己处理，只是安全部的人霸道惯了，没什么依法行事的概念，做事的手法一向比较粗糙，大概当时也没想到居然有对象是外国籍，等弄出涉外事件，自己不能出面，外交部又不明内情，只好采取制式的回答。
萧台福分析，现在比较值得关切的是，李波的事情因为闹出来了，大概不会有大问题，倒是那四位，干事的人到时为了推卸责任，别把人从短期失踪变成永远失踪。
萧台福说，情报机关是领有国家许可牌照的黑道组织。所以有许多外界批评 “简直跟黑道一样”的情报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政府制裁，还是受到嘉奖的。境外绑架属于情报谋略作为的一项，是许多国家的情报机关都做的事，不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特有的行为。只是这种“黑事”只能在国外干，不准在国内干。
至于香港议员梁美芬说，习近平应该不会用绑架这么“低级”的手法来对付卖书的人。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议报》主编王雪笠女士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谈到了她的看法，并分析如果真是中共绑架的，会怎么处置这五人。
王雪笠说，梁议员虽然很维护习主席，但她显然跟习主席还不是很熟。我们出生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这些领导人遇到类似的事情是很玻璃心的，非常计较，不止是斤斤计较，而且是睚眦必报。大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不要说你辱骂或者讽刺伟大领袖了，你哪怕只是喊错口号、写错标语、弄脏了领袖的画像，你都有罪。从1967年到1979年，根据以前公布的一些数据，触犯恶攻罪被逮捕的至少五百万，被杀害的不少于一百万。恶攻罪取消以后，侮辱毛泽东还是会有麻烦的，但恶搞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好像就比较马虎过去了。特别是江泽民的八卦故事和恶搞图片那是满天飞，还没听说有网民因为这被刑拘的。但是到了习近平，就经常有人因为恶搞他的几张图片或者批评他的几句言论被抓起来。何况是出书曝习主席的情史！
王雪笠进一步指出，取消恶攻罪以后，大陆刑法还有侮辱罪、诽谤罪。本来这种罪属于自诉罪，没人告就没人管的，但是有两个例外，其中一个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包括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不过诽谤罪量刑不高，三年以下，不知道够不够消习主席的气。以前还有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以套的，现在改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颠的方式包括造谣、诽谤，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可以判五年以上。我们现在不知道中共会怎么处置这几个人，也有可能给他们安其他经济罪名，也可能因为国际压力，继续否认他们在自己手里，吓唬他们一段时间保证不重犯以后就放掉，总之都需要国际力量尽快动员救援。
由于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人员部分持有外国国籍，目前此案已经上升为国际外交事件，除了英国政府已经公开表态之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也在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王雪笠认为，美方这次对失踪案的发言看来比过去有力，失踪人员应该可以平安获得释放。
至于这起失踪案后续可能如何发展? 北京当局又要如何处理与因应? 萧台福表示，当年发生一个江南案，台湾方面撤了一个中将情报局长、一个少将副局长、一个上校副处长，并且都判了重刑，对比之下，中国大陆怎么处理这一回铜锣湾书局事件，考验的是中国大陆的法治精神、习近平对于底下人违法乱权行为的态度、以及他到底是否具有掌控情报单位的能力，否则中共喊得震天价响的“依法治国”不过就是摆饰而已。
萧台福进一步指出，铜锣湾书店案也让香港的“一国两制”现在只剩下“一制半”，同时也给台湾大选的独派势力加柴添火，让他们更有理由说服民众，绝对不能跟中共统一，因为“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那么中国大陆究竟是想促进统一还是促进台独？ “你这不是自己搬砖头砸脚吗？”
萧台福说，中国大陆不从根本上治病根，搞“维稳”永远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今天为什么台湾和香港有那么多人反对跟中国大陆拉近关系、促成统一？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法治的概念，始终陷在家天下、党天下的私心里面，老是在那儿找让人不值一笑的“中国特色”理由。
萧台福最后语重心长的说，他在情治机关工作30年，亲身经历过台湾从威权走入民主、从管制走向开放、从情治机关“效忠党国，以权代法”走入“效忠国家，依法行政”的年代，希望台湾民众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成果。萧台福同时借海峡论谈节目呼吁，不希望 “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成为统独争议的借口，更成为台湾日后的真实。
究竟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和中共在香港宣传的“一国两制”有何影响？ 对台湾与两岸关系的未来有何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来看，中国刑法在香港是否有管辖权？还有，境外绑架究竟是中共情报机关特有的做法？还是各国情报机关都有可能做的事？海峡论谈邀请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以及《公民议报》主编王雪笠女士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开放热线让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表达看法，也欢迎网友们在此提出您的观察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