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究竟是为什么服务？在当前的情势下，司法作为刀把子，这就是一个响亮的、不加掩饰的回答。
窃鈎者诛，窃国者诸侯。这句话用在今日大陆，已经是成立的，而且有著不胜枚举的事实加以支撑。近日，河南掏鸟案中两名年轻被告的父亲向检察院自首，坦承办案中曾行贿公检法人员，少的千元，多的有三万。再次将此案中量刑不公的一面揭露出来。
在他们自首之前，是按照中国式官司的路数去走的，那就是上下打点，希望走关系门路来为孩子减轻刑期。但是证明做了无用功，仅仅因为掏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雏的鸟窝并贩卖，就被判刑十年半。而且上诉及再审都驳回请求，基本上定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家属已经没有正常的路径可走，可以让司法系统能够认真对待此案中奇重的量刑问题。不得已之下，以自伤的举动抖搂行贿事实，希望激发再审的特别条款，强行将量刑公正问题置于审核之下。这种用心与举动都显得悲凉。
在最高法修订经济犯罪的量刑标准时，将入罪起点由5千元提高到3万元，十年以上徒刑的起点从10万元提高到300万，提高了30倍，1亿以上的不再判处死刑，至多是死缓。一边对贪官的量刑松绑，一边是对平民的量刑加重，这种区别对待非常醒目。
具体到河南这起掏鸟案，同样是十年以上的徒刑，一只鸟就足以把平民打入深狱，而贪官已经从量刑标准的提高中获益，许多人就此占得了便宜。这种一边是收紧，一边宽松的裁量做法，特别不得人心。被告父亲投案自首，突出了这种标准悬殊造成的社会不公。
换言之，贪官的量刑标准，是有著最高院主动调整的加持，是主动为之，而平民的要想在量刑上造成一点好结果，是难上加难，最终不得不铤而走险，靠牺牲一个家庭的代价来博取一点点渺茫的希望。量刑标准的官民悬殊，反映了司法的冷漠无情。
可以猜想一下，即使最后的行贿事实得到认定，那名收了3万元的公诉人被定罪，掏鸟案的量刑恐怕仍难撼动。一是因为司法有充分的理由说行贿与量刑是两回事，从而理直气壮地拒绝改判；二是对法院来说，特别不愿意捅破量刑上存在的官民不平等待遇。
司法究竟是为什么服务？在当前的情势下，司法作为刀把子，这就是一个响亮的、不加掩饰的回答。在这样的答案面前，官是官，民是民，官是“我们”，民是“他们”，这种区别对待是政治正确，是符合实际统治的。即使不惜牺牲自己来换取孩子再审，只怕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在显然有著不同保护重点的司法体系下，小民的命运大概是无法求助司法公正来加以改善的，哪怕这种要求非常卑微。而在这种由法律强行扞卫的官民差别之下，某些裂痕必定扩大，它首先将小民吞没，然而这不会是终点，还会吞噬什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