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

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