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里约奥运会落下了帷幕。这是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南美洲举办，又恰逢巴西政局变幻、经济困顿、财政拮据，导致基础设施因陋就简，场馆建设进展缓慢，加之大片的贫民窟、高企的犯罪率，社会动荡、治安混乱，许多人都曾为里约奥运捏了一把汗。
与曾经举办过光鲜奢华、“无与伦比”的2008北京奥运会的中国相比，里约奥运会一没有政治上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没有粗暴而高效的安保“维稳”体制，三没有好大喜功、面子高于一切的政府心态和民粹心理。某种意义上，这是巴西的短板，但换一个视角，则似乎反而增加了巴西人办奥运的光荣。一个总统正要被弹劾，政治上、社会上看起来乱糟糟的国家，同样有能力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成功举办了一场虽然节俭却快乐、热烈、精彩、非凡的奥运会，这难道不是一种格外的、别样的光荣？如果同样的政治、社会状况发生于北京，也许北京奥运就真的办不下去了。
当奥运时间来临，巴西人民收拾心情，暂且放下了政治，克制了纷争。就连一向活跃的里约街头混混、小偷、劫匪和毒贩也明显收敛其行迹——这让我想起了八九民运时北京街头的“小偷罢偷”。这说明，开放包容、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体育盛事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政治运动一样，都有益于人类良知与美德的发扬，有益于普遍的人性之善的回归——要问什么是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至于“勇夺金牌”、“为国争光”云云则在其次；如果不择手段地“勇夺金牌”、“为国争光”，那就不仅不是什么奥林匹克精神，而是走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反面。
二
里约奥运会中国队以26金18银26铜列奖牌榜第三位，比第二名英国少拿一枚金牌。论金牌数，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最差的成绩。论排名次序，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首次跌出前两名的位置。就总体格局而言，里约奥运会美中俄三国交互争锋的局面不再出现，美国一家独大，遥遥领先，英、中、俄、德你追我赶，并驾齐驱，奥运场上“一超多强”的格局已经成型。被美国远远甩在身后，被“蕞尔小国”英国赶超，对于中国的体育迷和广大“爱国”网民来说，并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会前，中国体育部门曾预测中国队的金牌数目在35-39枚之间。尚不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是否沿用旧例，向射击、游泳、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羽毛球、击剑、田径等各项目运动队下达了具体的金牌指标。如果有指标的话，显然，大多数队伍都未能完成党和国家托付的“爱国”任务。奥运之后，各级体育官员们会有所检讨，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检讨的结果是强化旧的体育体制呢，还是改革百弊丛生的举国体制。
奥运金牌、榜单名次重要吗？既然是竞争，既然是比赛，金牌、名次当然很重要。说金牌无所谓是阿Q式论调，那等于说奥运也无所谓。但金牌和名次能彰显什么，能证明什么，与民族自信心、国家利益或“爱国主义”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这些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自从顾拜旦老先生设定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奥运体制（中国因两岸三地的特殊关系而拥有三个奥运席位，此次奥运还有不分国籍的难民代表队），自从奥运会设定以升国旗、奏国歌进行颁奖的国籍推崇仪式，奥运金牌与名次就被人为地赋予了民族主义（纳粹德国举办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曾排斥犹太人和黑人，并刻意强化“雅利安人种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的内涵。而这种起源于奥运会的国别参赛体制与升国旗、奏国歌颁奖体制在所有的国际性体育竞技中早已蔚然成风，成为普遍性体制，这就让体育竞技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制度、甚至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想象的因果关系和虚拟的情感关系。
于是乎，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此产生：似乎更多的奥运金牌必然激发更强烈、更忠诚的“爱国主义”，而更强烈、更忠诚的“爱国主义”又必然会孕育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爱国”体育选手。这是一个金牌与“爱国”的恶性循环。将这种逻辑推向极端，则体育与政治融为一体，运动员、奥运会成为政治工具。中国体育总局的副局长要求获奖选手“先感谢国家”——在举国体制之下，他这个要求其实并不太过分，过分的是举国体制本身，是“体育爱国主义”的荒谬逻辑。对于一个奥运选手，如果你热烈地爱着你的祖国，你就应该发奋努力、顽强拼搏去为她夺取金牌。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拿不到金牌，那么你还不够爱国。
“体育爱国主义”的逻辑显然错误。归根到底，体育只是体育，比赛就是比赛，个人体能的强弱、运动技巧的优劣、比赛成绩的高低，与国家认同的程度、民族素质的优劣、“爱国情怀”的多寡，原本没有、也永远不应该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三
传统上，人们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奥运会金牌的多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冷战时期，奥运成绩更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先进性、优越性的比拼。当年，美苏都是超级大国，在奥运赛场上也是你来我往、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中国“崛起”为新兴大国，奥运格局随之转变为中美争锋；2008年中国借奥运会东道主之天时地利人和，金牌数目一举超过美国。在中共宣传机器那里，上述事实俨然从侧面佐证了中国的“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制度优越、成就斐然。
然而，金牌取决于国力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确，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如果它愿意不顾成本、不计代价砸下大把的金钱，在本国具有夺金希望的奥运项目上选拔、培养、储备更多的顶尖运动人才，以更好的条件、更优渥的待遇供养他们，为他们配备更优秀的教练员、更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对他们实施更科学的训练或更魔鬼化的训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国际比赛机会……如此这般，则雄厚国力便可以转化为奥运实力和夺金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就可以说，金牌数目、榜单名次的确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起源于纳粹德国、发扬于苏东阵营、继承于中国朝鲜的体育举国体制才有所谓优越性可言，因为举国体制比之于体育社会化体制和体育市场化体制的明显优势，就是把国力直接转化为夺金能力的能力——尤其是在那些缺乏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冷门体育项目上夺金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人类的身体结构、运动能力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和个体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与综合国力几乎完全无关。大体而言，黑人是田径场上的霸主，白人是游泳池里的健将，而乒乓球、羽毛球则更适合于中国人和东亚人种。这关乎体型结构，而无关乎综合国力。
当然，像中国、美国、俄国、日本这样的大国，如果国家愿意采行举国体制，投入巨量的资金，基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必定能够从本国庞大的人口中发掘、培养出比黑人还能跑的白人，比白人还能游的黄种人，比黄种人还会打乒乓球的黑人。举例言之，如果美国政府决定十年之后称雄乒坛，它大可以成立一个官方的美国乒乓球夺金委员会，拨出几亿、几十亿的专门预算，凭着雄厚国力，美国人在奥运会上压倒中国、称霸乒坛，也不是不可能的难事。但可以预料，除非大量引进中国运动员，否则基于人种体能差异，美国本土运动员每一块乒乓球金牌的投入产出比必定远远大于中国。问题是，仅仅为了得到金牌，这样的投入有价值吗？以举国体制办竞技体育，于国于民，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刘翔曾经自豪地宣称：“中国人也能当跨栏冠军”，他做到了，中国举国欢腾，为之骄傲。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在亿万中国孩子中找到下一个刘翔，比在几千万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孩子中找到下一拨中长跑冠军，比在几十万牙买加孩子中找到下一个博尔特，要费事得多，也费钱得多。上帝并非不公平，他赋予不同人种、不同个体以不同的体能与技能的优势；至于奥运会设立哪些个项目、各个项目设立多少块金牌，为了争夺这些金牌，不同的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是拿国力拼金牌，还是让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依自身规律顺势而为，这就不是上帝的事情了。
四
人类需要竞争，竞争是文明与进步的源泉。经济是功利的竞争，科技是智慧的竞争，而体育竞赛，原本只是个人体能的竞争。但是，并非所有的竞争都有益于文明与进步。人与人之间，有人比好——诸如比美丽、比聪明、比强壮、比才干、比创造、比德行，也有人比坏——诸如比暴力、比谎言、比狡诈、比恶毒、比破坏、比堕落。团体与团体、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历来就有所谓“残酷竞争”、
“野蛮竞争”、“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那些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以毁灭和破坏为能事的竞争，比如恐怖主义，比如侵略战争。
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体育竞技，本来算得上是人类各种竞争当中最和平、最友善、最公平、最“干净”的竞争：内容上，它比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谁“更快、更高、更强”，并试图以此促进人类整体的身强体健，这是“满满的正能量”；形式上，它要求起跑线上人人平等、裁判规则一体通用、竞赛过程完全公开，既不允许一部分运动员先跑起来，更不允许一部分裁判员操纵比赛。然而，当体育竞技与国际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竞争联系得过分紧密，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过分衔接的时候，当某些国家、某些运动员为了奥运金牌而不计代价甚至不择手段的时候，体育精神也就异化变质了。
回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金牌数目下滑的话题。对于颇有金牌情结、一向信奉“体育爱国主义”的中共政府和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奥运金牌的减少，我认为并非坏事。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游泳队夺金失利不是由于中国游泳水平的突然降低，而是由于服食禁药的人数突然减少，则此事诚为可喜可贺。有俄罗斯作反面教材，中国理当痛改前非。在当今国际舆论环境中，一桩兴奋剂丑闻为国丢脸的程度，远大于一枚奥运金牌为国争光的程度。中国体操队此次与金牌无缘，我认为亦是好事。中国体操队尤其是女子体操队的选才标准、训练方向似乎早就钻进了牛角尖。女队清一色选用身材矮小、体态瘦弱、貌似儿童的运动员，据说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难度得分，却忘记了体操比赛的原初意义在于展示人类的体格之健、形体之美。
此次少得金牌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机会可以给举国体制和“体育爱国主义”降降温、消消毒——借用习近平先生的话来说，要“洗洗澡，治治病”。我以为，举国体制与“体育爱国主义”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