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会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毛泽东实在是个大坏蛋。毛泽东不是后来才变坏的，毛泽东原来就坏。然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原来就是坏蛋，本来就是坏蛋，他怎么能获取中共最高权力并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七年呢？共产党是个大党，里边想必也有很多好人，为什么到头来却让一个大坏蛋成了他们的领袖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写于1944年的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
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
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共内部也会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总书记呢？道理很简单。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八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招致天怒人怨，物极必反，由此引发了要求全面改革的强大呼声。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象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好人才可能脱颖而出。紧接着就是一浪高一浪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因为良知未泯，人性犹存，拒绝镇压民主运动，结果被迫下台。而江泽民、胡锦涛则由于在镇压民众时表现出的残酷无情，被指定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于是在中共内部，又一次是最坏者当政。
结论：我们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中共自己的演变。我们必须加强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唯有在民间力量高涨的形势下，才能迫使中共内部改变其最坏者当政的固有格局，使好人有出头的机会。这样，健康力量呼应配合，内外夹击，一举结束血腥的专制制度，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