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公务员群体（包括官僚），是个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公务员都得靠纳税人的税供（即旧称的“皇粮”）养活，因此，公务员群体如果过大，则税赋必然沉重，而国家难以兴旺；若公务员群体无限制膨胀，则国家必然衰败，甚至灭亡。
1949年后的中国，成了全世界公务员队伍（时称“干部”）最庞大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调查：1999年，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30，即平均每三十个百姓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干部），而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即使发展中国家印尼，也只是1:98，可见现今中国官民比例之高！
而且，胡锦涛上台后，走上暴力“和谐”的“维稳”路线，各级政治警察（公安国保）疯涨扩编。.中国的官民比例进一步提高。
纵向比较，中共政权更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官民比例最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公布的研究数据，中国历朝历代官民比例：
西汉1：7945；东汉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是1:294；建国之初（即五十年代），官民比例飞跃至1:67！
可见，随着中共的上台，中国的官民比例暴涨了四倍多，最相似的一个飞跃，是清朝取代明朝的飞跃，提升了近三倍。
清朝取代明朝时，为何导致官民比例大飞跃？这主要是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殖民政权，清朝统治下，整个满洲族成为由汉族纳税人供养的特权民族，等于是举族皆“官”。
中共治下官民比例飞升的一个原因，也与此相似，中共上台后党政不分，党的开支几乎全由国家财政供给，也就是说，中国纳税人在供养政府体系的同时，还要供养几乎与政府体系同样大的党权体系，等于供养着两套政府！
中共治下官民比例飞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极权政权，为了保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和榨取，它天然地需要远远多于其他政权（包括法西斯政权和国民党式的威权政权）的“干部队伍”，以维护政权。
故中国自古“皇权不下乡”，国民党时期乡里吃“皇粮”的，也只有一个乡长，一个保长，中共连每个村都设立了党书记和村长，一个乡政权的规模少则上百人，多则数百人！
由此种奇高的官民比例可知，共产党国家老百姓的负担，是全世界最重的。共产党国家的“干部队伍”（公务员集团），就象依附于所在国民族肌体上的巨大肿瘤。如果“干部队伍”的发展再失去制约，则公务员群体就会恶变成巨大的恶性肿瘤，象癌细胞那样无限地自我复制，吞噬健康的肌体，最终导致政权崩溃，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没有市场，外加上干部队伍编制上严格的集权管制，中共国的“干部队伍”虽庞大，其发展尚未失去制约。此一则因当时机关、事业单位是“清水衙门”，甚至还不如国企实惠（国企有奖金），而且编制管控严格，政治斗争残酷（毛泽东时代），故一直没有公务员热。
“改开”之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权贵市场在中国建立，公务员（干部）拥有了权力寻租的广阔天地，其“实惠”远远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级别待遇”，开始将手中的特权转化为巨额的资本财富，再加上公务员“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性质，由此大力刺激出“公务员热”，其热度空前，远远超过官本位文化最盛的科举年代。
这是因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大膨胀，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化的利益大驱动。
1998年，朱镕基在江泽民支持下，大搞税制集权改革，成立国税系统，将地方财政的大头收归中央。朱镕基的集权改革，自然有违地方自治的潮流，但此举的本意之一，是要迫使地方政府配合中央，缩减公务员队伍。朱镕基原拟在税制集权的同时，在全国裁减数百万公务员，但其铁腕的企业改制，导致大量国企工人失业，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维权上访抗争风起云涌，而各级共产党政权似乎岌岌可危，为了维稳，朱镕基遂不敢再实施公务员“大裁军”的计划。
由于地方财政大头被中央拿去，为了稳住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当局不得不放松对地方公务员编制的管控，而新上台的胡锦涛、温家宝，为了自己任内的平安，不惜向缺钱的地方政府洞开“土地财政”的闸门。
中国地方政府走上土地财政道路，就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瓶，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捆绑于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在以“强拆”为代表的房地产“大跃进”中捞得钵满盆盈的地方政府，有了充沛的财政收入来扩编“干部队伍”，以为自肥和更有效的掠夺，而胡锦涛的“维稳治国”路线，则大力鼓励公务员队伍的扩编，尤其是推动政治警察——“国保”系统的扩编。
而“强拆”、“强征”等制度性暴政导致全国的维权抗争暴增，这又反过来迫使各级政府不断地扩编公务员队伍，尤其是扩编军警队伍，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故胡温十年，中国公务员队伍大膨胀，各地的“国保”系统更是呈数十倍的疯涨，中国官僚公务员队伍的膨胀完全失去了制约，成了一个可怕的巨型癌瘤！
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2010年（胡锦涛末期），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突破了1:28，有些地方甚至突破了1:10：如陕西省黄龙县，官民比例达1:9，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一个公务员！
公务员队伍的疯涨，导致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如今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久已成“吃饭财政”，财政收入的80%～90%用于供养公务员，根本没有余钱去推动当地发展、完善当地福祉。有些困难的地方政府，必须向银行借贷来发放公务员的工资，以致于到了“子吃卯粮”的程度！
这种恶性的情形，在当前“土地财政”大饼已近分光的情况下，犹如雪上加霜。
试问，在此种公务员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官僚、公务员们为了生存和自肥，他们怎么不会动用中共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去掠夺、去压榨呢？他们怎么不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没收。.甚至吃空饷、今年征明年的税呢！？这就是中国暴政的来源！
他们怎么不会抵制废计生、改城管、废小金库、禁摊派。.等等善政良政的改良呢？这就是中国难以一丝一毫改良的自下而上阻力来源！
综上可知，习近平以保专制为本的吏治“改革”，必败无疑，不改掉与市场结合的专制体制，就改变不了公务员队伍无限自我复制的癌细胞基理。
以现行公务员队伍无限膨胀的趋势，一旦社会的肌体榨无可榨，如癌瘤般的公务员集团即枯萎和相互吞噬而亡。
现在习近平坚决拒绝宪政民主，大有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姿态。殊不知现在的中共已经癌症晚期，不复是当年旺盛的毛共，而且现在也没有毛共再兴的国际环境，故回归毛泽东救不了中共，而只会使崩溃来得更加猛烈。
曾节明于2017.2.1于雪融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