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一
（按；一个多月来，我利用微博的形式，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旨在抛砖引玉，供有兴趣的朋友们研究参考。按照原来的设想，现已简论过半，故将已发的微博集中整理，编成几篇，陆续送上网络，欢迎朋友们批评赐教。）
小 引
我这几天因头晕没有上网，也没有写微博。但各种信息传来，听后深为焦虑，感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虽然写不了文章，但写写微博还是可以的。即使因此而头晕加剧，然而同沉重的历史责任相比，这毕竟是个人小事。（9/29，此为发出微博的时间，月/日，下均同）
一、意识形态大论战
获悉一些信息，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似乎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迫在眉睫。这是权力和思想的博弈，暴政和理智的博弈。它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实质上是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之争。双方力量悬殊，胜负难卜。一切有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9/29）
所谓力量悬殊，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一方以强大的权力为后盾，另一方却手无寸铁；二、一方违抗历史潮流，另一方顺应历史潮流。双方各有优势。回顾去年的宪政之争，一方挑起对宪政民主的批判后，迅速遭到反击，形势逆转，反而形成宪政民主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今年是否会再次重演？（9/29）
二、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经验、历史碎屑
意识形态的论争，应当从基本理论的返本求源开始，结合社会实践加以探讨。例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最经典的说法是：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任何社会形态，在它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母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精神，因此，不必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条件，凭借主观努力就可以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发展。最明显的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封建专制主义还弥漫于整个社会，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强力发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扼杀了新生幼弱的民主主义制度，使我国社会再次陷于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循环。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此条微博于9月30日写出，因几个网站都发不进去，延至10月4日才发）
习近平昨天在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非常正确。但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警示，首先要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和警示。为此，首先要开放档案，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允许广大民众讨论历史问题，包括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等；第三，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广阔的园地，鼓励报刊发表揭示真相、评骘是非的文章。只有做到这三条，才能有效地总结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经验教训。最近，有关部门对敢于刊登历史真相的杂志加以收编管制，完全违背习近平讲的“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的精神，希望有关部门学习习近平的讲话，收回成命，改正错误。(10/14)
《环球时报》又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叫做“历史碎屑”。《“历史碎屑”翻扒者来意不善》一文的作者认为，“诸如红军时期的肃反情况、民国人物的风度、志愿军战俘的境遇，等等”，虽然也是事实，但都是“历史碎屑”，在历史叙述中应该是被忽略掉的，可是，有些人却“翻扒”这些“和主流历史叙述不一致的负面信息，以此抹黑现实的正当性”。这位作者所创造的“历史碎屑”，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多年的谜团：主流媒体之所以不谈反右运动、大跃进饿死人、文革、8964，并且不许民间评论，大概这些历史事件都被归入“历史碎屑”的范围，你要是讨论、批判，那就是散布“和主流历史叙述不一致的负面信息，以此抹黑现实的正当性”。从红军时期肃反到8964，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死于非命，居然都成了“历史碎屑”，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历史叙述”吗？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10/25)
三、混合所有制
在9月29日的“北京论坛”上，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以私有化为本质特征”，这个断语暴露出这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他们的理论前提是：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掺杂任何私有成分都是对公有制的私有化。而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公有制指的是在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的物质基础。而国有企业远非如此，相反，由于它对政治权力的依赖而具有的垄断性和专制性，使它落后于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正是改变这一局面的良方。它是股份制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使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具有社会资本的形式，从而赋予国有企业以社会性，削弱其垄断性专制性，使之符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马克思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走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过渡形式，不是没有道理的。（10/5）
四、中国模式
9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张维为的文章《“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把“中国模式”归纳为“一国四方”。同一天的《参考消息》发表同一位作者的《“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提出“美国梦”风光不再，“中国梦”势头强劲。《环球时报》也发表他的《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方的三大媒体同一天发表同一作者宣扬“中国模式”的文章，实在罕见。据《东方早报》9月23日一篇文章介绍，张维为早在今年3月就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提出知识分子应探索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应有的贡献”。接着，《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先后在5月8日、6月16日、9月3日发表《“中国模式”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9月19日，《环球时报》又发表张维为的文章《民本主义是个好东西》，鼓吹“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看来，“中国模式”已成为2014年的又一重头话题，而张维为隐然成为“中国模式”论的最大权威。这使我想起前几年的“重庆模式”，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兴趣比较一下？（10/7）
张维为在《“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里提出的“一国四方”，一国指“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在这里，他回避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公有制为主体等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概念，反映了他在这些基本原则之外阐释“中国特色”的用心。但是，没有这些中国特色，还能够说是“中国模式”吗？他无法解释他的“一国四方”同这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否定这些原则，也不愿意承认这些原则，只好采取回避的办法，用“制度原因”来为他的论述不提这些原则打掩护，真是煞费苦心！（10/8）
什么是模式？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糕饼店里看到做米糕的情况：拿一块刻有十几个凹槽的木板，先在凹槽里用油刷一下，把加了红糖揉好的米粉团子填到凹槽里，用竹片刮平，再把木板倒过来拍几下，一块块米糕就掉在屉布上，攒够了就上笼屉蒸。那木板就是模型，凹槽刻了什么样式、什么花纹，米糕也是什么样式、什么花纹。这就是模式。用在社会问题上，就是提供一种模范和标准。张维为主张探索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模式”就是“世界新秩序”的样板。当然，世界应当以中国为榜样的论调并不新鲜，海内外都有过这一类高调。但几个月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鼓吹不倦，大概只有张维为。然而，宣扬“一国四方”，却回避人民民主专政等基本原则，你让别人怎么学？学什么？(10/8)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是很大的跨越，甚至可以说是质的跨越。你可以把所有和别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做法，把任何自以为是的理论和路线，都说成是“中国特色”，这同别人无关。人家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中国模式”就大不一样了，既然是“模式”，就意味着别人应该学习，应该模仿。然而，你让人家怎么学呢？如果说，张维为展示的“一国四方”，不论是作为现实描画，还是作为发展前景，的确都能引人入胜。那么，隐藏在“一国四方”背后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及公有制为主体等等基本原则是否也应该是学习、模仿的榜样？哪个国家愿意学习、模仿这些基本原则？如果这些基本原则不能为其他国家学习、模仿，那还能侈谈什么“中国模式？吗？（10/9）
以“一国四方”的“制度原因”来描述“中国模式”，展现出一幅不同于“重庆模式”的图景。想当年薄熙来推行“重庆模式”，唱红打黑，掠夺企业家的财富来推行“民生工程”，赢得一片赞扬声。受惠的市民固然感激涕零，中央和省市的许多领导人也亲临重庆支持，一些毛左文人更是宣扬鼓吹，不遗余力。最后虽然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灰飞烟灭，但余音袅袅，至今仍有人留念，甚至为它大抱不平。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同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表面形式上，“一国四方”不同于唱红打黑，但在这些表面因素掩盖下的实质，却有着惊人的类似。尤其是“重庆模式”对前三十年的继承和模仿，如毛式的铁腕统治和个人崇拜，文革式的非法暴力，都植根于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也为后三十年所继承。所以，张维为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形式上虽然同“重庆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10/9)
2014年11月5日整理
阶级斗争：历史、理论和实践——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二
（杜按：本文原由微博整理而成，后据朋友建议改写成独立的文章，第一部分全部删去重写，其他部分也略有增删。我考虑到原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本文写作的背景，仍有必要保存下来，使本文在修改后仍能与本组其他各篇衔接，所以把原文的第一部分放在这里：我在9月29日抱病写的微博里，曾表示要在微博上，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几十年来被误读、被歪曲得最严重，最需要正本清源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复杂，微博能说得清吗？加上其他一些考虑，犹豫再三，就先写几个其他问题，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问题放下来了。《环球时报》本月13日发表《“人民民主专政”不应该成围攻靶子》，15日发表《“阶级斗争”成靶树，互联网刮风不止》。这两篇社评以自命权威的口吻，指责网上有些文章把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当做靶子，“围攻”，“抡棍子”，“制造混乱”，甚至是“‘撕裂’中国社会”，如此信口雌黄，使我感到无法再沉默。为了澄清意识形态这两大问题的真实面貌，我觉得很有必要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本源、变迁历史、社会实践，作一些简要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几十年来被误读得最普遍、被扭曲得最严重、被滥用得最频繁的，大概要算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了。在文革结束前的二十多年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指导思想的全面贯彻，数以千万计的无辜民众死于非命，亿万人民在恐惧、紧张的气氛中度日如年。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和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从此，阶级斗争就很少被人提起。但是，近几个月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死灰复燃，官方的报刊和网站不断出现有关阶级斗争的文章；阶级斗争的口号，一时甚嚣尘上。这个新形势使我感觉到很有必要就阶级斗争的理论本源、变迁历史、社会实践，作一些简要的论述，以澄清这个问题的真实面貌，免得它再一次贻害苍生。
（一）阶级斗争概念的起源及其古典涵义
阶级斗争本来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米涅、基佐等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之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僧侣、贵族、皇权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政治权力时使用的用语。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在182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经历三级会议、国民议会、制宪会议、国民公会，直到1795年成立督政府这六年的历史，指出这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六年”，在这六年里，“特权阶级要以保持等级制度和三级会议来反对宫廷，反对资产阶级，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要利用1791年的宪法来否定特权阶级，反对群众，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群众则要以1793年的宪法来反对其他各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这里的特权阶级，指的是“两个不肯与革命妥协的阶级”，即贵族和僧侣）不过，前三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而在1992年9月革命击退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并成立法兰西民主共和国之后，在政治舞台上争夺统治治权的主要角色，却是资产阶级和市民的政治派别了——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等。
法国另一位历史学家基佐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描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由于上述各力量（按指封建贵族、僧侣和皇权）的共处及彼此间的斗争，欧洲在一个长时间内取得了自由、繁荣和开明；换言之，发展了欧洲的文明。”“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上述三种力量之间的一切斗争都停了下来，他们处于一种停滞不动的和平中。”“贵族不再保护公共自由，甚至自己本身的自由也不加关心；皇权不再热衷于取消贵族的特权”；僧侣则“害怕起人类思想来了”。于是，资产阶级就挺身而出，他们“同时向皇权要求自由，向贵族要求平等，向僧侣要求人类理智的权利。这么一来，革命爆发了。”“这就是英国革命和我们法国革命的真正的行动经过和真实的特点。”
这两位历史学家说的阶级斗争，指的都是不同阶级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古典涵义。1795年法国督政府成立时，虽然旺代的叛乱尚未结束，布里塔尼还为叛变的舒安党徒所盘踞，但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却有所缓和。所以米涅说：“在督政府继国民公会掌权的时候，阶级斗争很和缓。”因为在他看来，旺代叛乱和布里塔尼的叛变都不涉及统治权的争夺，还不算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古罗马的阶级斗争时说：“在古代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过去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进行的，而古典的阶级斗争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没有同奴隶主和自由民争夺统治权的条件。
（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先进国家已经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使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他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里曾经谈到，在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法国）和国会改革（英国）之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马克思正是在阶级斗争日益明朗化、尖锐化的社会背景下，接过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概念，把它扩大化、系统化为一个理论体系。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内涵，大体包括：1、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这是对古典阶级斗争内涵的直接继承。2、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它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人类史前的童蒙时期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是历史的巨大进步。4、它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斗争，因而也是经济解放的手段；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5、为夺取阶级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自己的政党。6、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阶级统治；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7、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阶级差别和产生差别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相应的观念的过渡阶段。8、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取决于当时的制度。9、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创造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十分明显，这是马克思为工人阶级设计的理论。
马克思把阶级斗争观念系统化，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在历史上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后来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对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开展的斗争，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的误判，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导致不可克服的矛盾，无产阶级面临着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资产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这个误判，使他早期的许多理论带上乌托邦的色彩，并同他的一些正确的理论判断相矛盾。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内涵脱离社会的实际，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如说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他后来提出股份制是通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可以和平地实现人人有产，资本将从私人资本逐步转化为社会资本，劳动者和有产者合而为一，从而缩小以至消灭阶级差别。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观点。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本来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却把它变成为镇压异己的工具。他们挥舞阶级斗争这把利剑，砍杀所有被他们认为有碍于自己专制统治的人，哪怕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同志、战友，也毫不犹豫地格杀勿论。阶级斗争理论是怎样异化成为自己的对立物的呢？
（三）阶级斗争理论的列宁主义阶段——三个错位
阶级斗争理论到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手里，就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形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个秘密在于，这些独裁暴君自命代表无产阶级，以革命的名义，宣称一切反对他们或危及独裁统治的群体和个人，都是应该斗争的阶级敌人。并且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他们都把阶级斗争用作镇压异己的法宝，要用时就抛出来。毛泽东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只学了四个字，就是“阶级斗争”，其实他学的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农民造反坐龙庭等意识。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发动文革时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都是为了镇压异己，巩固独裁统治。
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特别值得注意而普遍被人们忽略的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该提供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迄今为止，社会上普遍认为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残酷的、惨烈的，似乎还很少有人把阶级斗争同合理、人道联系起来。这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出于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歪曲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体现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这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特点有
三：时空错位、阶级错位、理论错位。
（1）时空错位，指的是时代和地域的错位。从社会发展的时代来说，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西欧各国。尽管马克思对当时法德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所误判，但这些国家基本上已经走过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无情压榨和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暴露无遗，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这样的社会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并且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设想，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在这种时空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而产生的。而列斯毛所处的俄罗斯和中国，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和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矛盾。列斯毛把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生搬过来，用在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的俄国和中国，把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就必然掉进封建专制主义的泥坑。
从空间的错位来说，西欧各国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三大革命，在批判神权、皇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用理性和人权来对待社会改革理论，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马克思说的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俄罗斯和中国则不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任何革命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过滤，渗透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列斯毛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残酷的暴力行为，他们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打击、镇压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和昔日的战友。这就是以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来理解阶级斗争，并且用专制暴君的手段来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
（2）阶级错位，指的是列斯毛这些专制暴君，都属于统治民众、镇压民众的压迫阶级、剥削阶级，但他们却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把他们认为有可能威胁自己的独裁统治、需要清除的人，不论是当年的战友，还是普通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列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无情打击，残酷镇压。其实，在民主和专制成为基本矛盾的社会发展阶段（俄罗斯和我国一百多年来就处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在阶级分野上，主要的对立阶级，一方是占有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机关和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镇压机器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另一方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本应成为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理论武器，现在却成为后者镇压前者的工具，把这种暴力镇压标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专制统治暴君及其官僚打手居然代表无产阶级，而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和昔日战友，以及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都成了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颠倒错位是如此荒唐，几十年来人们却都被蒙在鼓里，直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颠倒错位的阶级斗争来吓唬老百姓。今天，应该是揭露真相、还原事实的时候了。
（3）理论错位，指的是列斯毛们宣称自己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推行的却是直接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相悖的谬说。他们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掌握政权后，却拒绝用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相反炮制出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暴力化、残酷化的借口，最显著的手法有二：一是宣扬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残酷；一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
前一说法初见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后来他又说：“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斯大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产阶级分子才感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他正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借口下，大肆屠杀持异见者、富农和知识分子。与此相应，批判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布哈林被构陷的主要罪状之一，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开除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重要原因。它带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的大批判、大清洗，阶级斗争尖锐化成为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独裁统治而清除异己的借口。毛泽东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理论源头也来自列宁、斯大林。
阶级斗争理论本来的涵义是指不同阶级之间为夺取统治权、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但列斯毛却把它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把意识形态问题泛政治化，即阶级斗争化。他们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人和组织列为阶级敌人。如列宁时代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斯大林时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所谓的“叛国集团”，都是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而遭到清洗镇压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扩大到国际关系上，所有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思想，都被他们定性为“在工人阶级中敌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些政党也都是“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
毛泽东时代的清剿“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都是针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思想观点开展阶级斗争的。不但如此，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纳入阶级斗争的范围，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大灾难。(10/30)
（四）现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
如果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的话，我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有整整65年了，阶级斗争时而复杂尖锐、时而简明平缓，交替出现于两个30年的中国社会。就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而言，两个三十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略作分析。
（1）前一个三十年的初期几年，是初具规模的民主主义国家为巩固民主革命成果而开展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它们的是非成败，有很多值得探讨总结的经验教训，丰富而复杂，不是简单几句话所能概括的，这里暂且不论。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他治国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成为他指导所有工作的总纲。他在1955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把反对唯心论、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都看做是“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接踵而来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他都以无产阶级自居，把这些运动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回顾前三十年的历史，确实充满着阶级斗争，但绝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正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一个是被称为 “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贱民（文革期间还要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被踩在社会最底层，连同他们的子女，在入托、升学、就业、交友、参军、婚姻、出门等等社会生活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欺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名目下被拉出来批斗凌辱。另一个是名义上的公社社员，毛泽东一度甚至还让城市青年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而且还丧失了劳动自由、交易自由和人身自由等等基本权利，卖几个鸡蛋换油盐，房前种点瓜豆，也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是新时代的农奴阶级。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在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官僚特权阶级和贱民阶级、农奴阶级之间展开的。前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剥削、压迫后者，无法无天，无理无情；后者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俯首帖耳地忍受剥削和压迫，甚至默默地饿死、冻死、累死、被打死，从人间蒸发。这就是我国六十多年的现代史上前三十年阶级斗争的基本态势。
（2）后三十年的第一阶段 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大体上可以“8964”为界，分成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历史阶段。
在“8964”以前，由于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毛泽东人为制造的贱民阶级；公社社员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挣脱农奴地位而重获劳动自由。两大被压迫阶级的消灭和随之出现的自由市场，使社会呈现一片祥和安乐、欣欣向荣的局面。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首先是朝野民主派高歌猛进，他们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举行理论务虚会，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辟民主论坛（以“西单墙”为代表）。在这短暂的几年里，主张民主主义的阶级力量排除专制势力的抵制和阻挠，势如破竹，凯歌频频。但好景不长，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的权贵官僚集团迅速进行反击，他们利用毛泽东遗留的理论武器，筑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墙，遏制了民主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3）三次宫廷政变 继这次民主和专制的大较量之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可以说是回归到了米涅、基佐等关于阶级斗争的古典涵义——宫廷内部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的角力。这种古典意义的阶级斗争发生在权力最高层，在反专制的民主派和反民主的专制派之间，短短几年里的较量就有三次之多。第一次是胡耀邦1983年1月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进一步解释：“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乔木、邓力群借此挑拨对胡耀邦已经有所不满的陈云。在3月17日的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会议上，陈云对胡耀邦提出十点批评，进行严厉的指责。胡乔木、邓力群利用这个机会，会后立即在两个全国性的会议上传达陈云的讲话，并且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意图把胡耀邦赶下台。胡乔木自以为胜券在握，可以取代胡耀邦了，他跑到胡耀邦那里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得意忘形，溢于言表。事为习仲勋等所知，向邓小平、叶剑英汇报，他们制止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邓小平明确表示：“胡赵体制不能变。”于是，第一次宫廷政变就这样流产了。
宫廷政变的第二次是1987年初“生活会”逼迫胡耀邦辞职，第三次是1989年罢黜赵紫阳。这两次宫廷政变都同民间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其过程人们都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说了。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角度来说，这两次古典意义的阶级斗争都以民主力量的失败而告终。
（4）后三十年的第二阶段 “8964”后，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野争民主反腐败的阶级力量被一网打尽，反改革反民主的势力乘着大镇压的余威和苏东剧变的内外条件，大肆鼓噪“反和平演变”。他们在京城内外的党政军有关部门多次召开研讨会，出书发文章，一时声势赫然。邓小平不得不离京出走，到南方宣讲改革。这个改革反改革的较量结果，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却带来社会阶级的大分化、大改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就出现了新的阶级格局、新的阶级形势，随之也呈现出复杂的阶级斗争新形式。
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的讲话，挫败了反改革的气焰，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勃兴，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犹如雨后春笋，油然丛生，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最先出现的是因下海创业而致富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接着，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歧途而养育出来的权贵资产阶级；此外，在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部分同权贵官僚相勾结而暴富的群体，他们依赖政治权力，肆意剥削，横行无忌，大发不义之财，这种现象在房地产业、采矿业和城市娱乐业中尤为明显，这个社会形势烘托出一个特殊的剥削阶级——豪强资产阶级。在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的对立面，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无产者，在城市里备受歧视的工人无产阶级，正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及白领劳动者。这两大阶级阵营之间的对抗与斗争，剥削反剥削，压迫反压迫，构成了中国上世纪末的最为触目惊心的社会图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同工农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之间，一直进行着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权贵豪强强占土地，强拆民房，暴力维稳，强制截访，奴役童工，剥削性奴隶，迫害维权人士等等，草菅人命，令人发指。更使人无法容忍的是，在这些明显恃强欺弱的阶级斗争中，国家机器往往站在强者一边，警力成为压迫者、剥削者的鹰犬。这种逆天而行、助邪压正的权力运行状态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转变。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反腐败，有力地打击了权贵资产阶级，但权贵豪强同无权无势的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斗争，依然酷烈如故。四中全会通过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后，是否能通过法律调节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尚有待观察。
（五）简短的结语
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浸染，人们脑海里的阶级斗争，已经同专制暴力混为一体，水乳交融。经过文革的大动乱，朝野都对阶级斗争的恶果痛心疾首，以致这个概念在社会上冷落多年。前不久有人重提阶级斗争，许多朋友对此啧有烦言。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提出阶级斗争，而是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论说里，从阶级斗争的理论源流到实践状态，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希望有助于朋友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我更希望，掌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能认清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权贵豪强和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中，站到人民大众一边，维护正义公道，使反权贵反豪强的阶级斗争，起到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
2014年11月7日 整理，12月13日改定
历史虚无主义——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三
我今天才注意到，近来某些官方媒体居然演出了一场以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闹剧。闹剧的主场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红旗文稿》。
10月23日、24日，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分别发表《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如何“考察”历史的？》，26日，《光明日报》发表社科院一位专家写的《追根溯源：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误区》。此外，24日的《红旗文稿》发表了一篇《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大危害性》。在此以前，7月10日，《红旗文稿》还发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短短几天里，就如此密集地炮轰历史虚无主义，仿佛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了一场歼灭战。
（一）宫廷诠释学
本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理论问题开展讨论，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却显得突兀而诡异。为什么呢？有朋友告诉我，习近平在9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10月13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前面提到的这些文章，大概就是为了阐述习近平的讲话而写的。此话不无道理。但理论讨论却以宫廷诠释学的面貌出现，毕竟非同寻常。此风来源于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一有什么文章或讲话，必定有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宏文，大谈斯大林思想的真理性。受这种作风的影响——这应该属于“西化”的范围吧，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一出，也是颂者蜂起，有人戏称为“宫廷诠释学”，遗风所及，至今犹存。
当然，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进行阐释发挥，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对于类似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深入探讨、详加研究，才能正确地进行批判，清除其影响，以便从真实无误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发现规律，发现真理，以指导今后的行动少犯或不犯错误。如果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来批判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那就不可能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相反，是在灌输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上应当引以为训的错误当做正确的经验来坚持，结果将会把社会引上错误的轨道，贻害无穷。
（二）两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普通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以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历史问题，把历史真相“虚无”掉了，而把“虚无”的假象塞进历史。这种以虚充真、以无为有的虚无主义，大体上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抹杀或否定历史上进步的积极的史实，甚至把它曲解为虚假的反动的往事，这是丑化历史的虚无主义；另一种是掩盖或淡化历史上的错误和罪恶，拒绝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美化历史的虚无主义。这两种历史虚无主义，都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倾向或政治需要来观察历史、判断历史，剪裁历史，甚至伪造历史，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应该批判，应该清除。
目前，这两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但主要是后一种。因为，前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8964”后的社会畸形发展，如两极分化、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等等，有人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和某些历史产生怀疑、否定。这种倾向近年虽然有所蔓延，但总的说来影响还不大。而后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秉持，几十年来的官方文件、媒体、教科书、出版物，无不向广大民众灌输美化领袖、掩盖或淡化错误的历史观。因此，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应该批判的是美化历史、掩盖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近期那几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三）被批判的三种历史虚无主义
昨天微博里谈到的几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三个方面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二是对现当代史的虚无主义，三是对毛泽东研究的虚无主义。
（1）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 《红旗文稿》7月10日的文章指斥有人“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名义，‘虚无’马克思主义，进而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否定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历史虚无主义’而彻底地‘虚无’它，对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这个论断包含着两个互有联系的内容，一是虚无马克思主义，一是通过虚无马克思主义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虚无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确有其事；诋毁马克思主义者，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有人还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现当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出现这种思想趋势的原因，是由于几十年来的教育和影响，人们所接受与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已经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虚无”过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由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异化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这才出现被认为是“虚无”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其实质而言，他们“虚无”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已被列斯毛辈“虚无”的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了。例如毛泽东曾经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他在中国刚踏上民主主义的门槛，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把他自己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虚无”掉了。而没有“经过民主主义”，就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只能回到封建专制主义。对于已被“虚无”成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批判之，虚无之，又有何不可？
（2）虚无党和国家的历史 《红旗文稿》7月的文章谈到由“虚无”马克思主义进而“虚无”党和国家的历史。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了。
文章所谓“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否定党和新中国的历史”，釜底抽薪地“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显然都是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以更加彻底的形式”也好，“釜底抽薪”也好，历史本身都是不可能否定的。问题在于如何书写、研究、判断这个历史。历史本身是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人们从事的历史活动，特别是领袖人物在其中的作用，既有推动社会进步、造福广大民众的成功经验，也有阻碍社会发展、贻祸亿万百姓的痛苦教训。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指导今后的社会活动。为此，就必须展示历史的真实面貌，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正确的、错误的，都应该和盘托出，如实展现，才能发挥历史应有的积极作用。
前面谈到历史虚无主义存在着两种类型，两种虚无主义历史观，也可以这样来表述：一种只是或主要是记述成功的历史事迹，突出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一种是贬低、抹杀历史上的成就，无视领袖人物对推进社会发展的贡献。所谓的“虚无”历史，“否定”历史，实际上都是虚无、否定一个侧面，却强调、肯定另一个侧面。这两种历史观，都可以纳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范围。目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倾向，不是否定、虚无历史上的成就，而是否定、虚无历史上的失误；有关当局不许媒体和民间讨论历史真相和领导工作的失误，坚持虚无或淡化执政几十年来的错误，拒绝从中接受应有的教训，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已成为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一大祸害。那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者对自己的历史虚无主义毫不在意，却大谈“把历史材料当作证明自己某种愿望或设想的工具，对史料不作分析、比对和辨伪，只要符合其价值取向，就可使用”。作者把巴掌伸向对方，却打在自己的脸上。这几句话不正好用来批判他自己的历史虚无主义吗？（11/7）
（3）对毛泽东研究的“虚无”。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文里，作者认定：“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预设彻底颠覆了毛泽东的正面形象。”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正面形象也好，反面形象也好，都是根据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判定的，但所依据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对他们的功罪是非，要按照历史过程的真相来作出评价，而不能像这位作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那样，“通过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的方法”，去美化或丑化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历史，有辉煌的勋绩，也有暴虐的罪恶。研究和评价毛泽东，应该根据这两方面的史实，哪一面都不能“虚无”掉。但迄今为止，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毛泽东生前的个人崇拜的平台上，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而对于过去为美化毛泽东的形象而“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以及掩盖真相所造成的假象，例如“AB团”和“富田事变”，遵义会议，解救高岗、刘子丹，西路军事件，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高饶”、“潘杨”冤案，反胡风，反右运动，大跃进加反右倾导致几千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由于毛泽东一意孤行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当局不但拒绝纠正，而且不许民间讨论。官方的史书和媒体的文章，或者掩盖讳言，或者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几千万无辜的和有功的生命，居然还不如毛泽东一个人的声誉。是非颠倒，一至于此！至于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悖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确立和巩固独裁专制统治而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歌颂弘扬，不遗余力。如此广泛、如此严重地“虚无”毛泽东的错误和罪恶，难道不正是“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何苦呢！
文末赘语
应该指出，形成历史现象的因素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参与历史事件的人物，功过是非，作用有大有小，善恶臧否，盖棺仍难论定。但是，就人民群众所能感受的层面来说，民众都是历史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历史后果的承受者。他们分享了历史进步所带来的成就，也承担了历史谬误所造成的痛苦。他们有权利了解历史真相，有权利参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向民众隐瞒历史真相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论是夸大、渲染甚或是伪造史实，还是掩盖、抹杀甚至篡改真实的历史过程，无疑都应该受到必要的批判和惩罚。指导思想上更需要认真地对待历史，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溢美，不掩恶；与此同时，允许并欢迎广大群众开展对历史的探讨研究，切勿讳疾忌医。由此创造一种朝野同心同德地从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益的祥和气氛，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苟能如此，则民众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2014年11月11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