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布拉格青年抗议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网络图片）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留下的每个脚印，都是无法与人类历史的整体割裂开来，孤立地存在的。 昨天发生的每个历史细节，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而我们今天思考和行为的结果，也必将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是不容遗忘的，思考和总 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任何时刻都是我们的责任。

一

1968年1月5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由杜布切克一上任就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政治改革，却成了当年苏联这位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心头之患。直到该年8月20日，在苏联及其华约成员国的强烈武装入侵之下才得以告终。这场政治运动，便是在东欧冷战时期，与1953年发生的东德“六一七事件”（Uprising of 1953 in East Germany）、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同样齐名、同样也是被苏联极其华约武装力量出动坦克镇压下去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今年恰逢“布拉格之春”发生五十周年，却鲜有海内外华文媒体再提及此事。半个世纪并不算遥远，在人类社会文明和发展的征途中匆匆艰难前行的间隙，我们偶尔停下脚步回眸人类社会曾经走过的路径，回忆、思索和总结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尤其面对今天这个多极性和复杂性胶着、政治文明徘徊和冷战思维回潮的纷繁时代而言，都具有不小的思考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怎么说都是不应该被轻易忘记的。

2018又是一个多事之年，五十年前的1968也是如此。这年的1月5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修正共产党的权力集中问题、恢复在大清洗中死难者的名誉、用联邦制解决“斯洛伐克问题”、加强企业自身的责任和采用市场制原则进行经济改革、放松出版、艺术活动中的审查管制、并在外交上保持同苏联和华约关系的同时，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杜布切克认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是削弱、反而更加强化了共产主义运动，他的政治主张是推行“人道社会主义”。

1948年“二月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国家政权由多党联合执政落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实际控制之中，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加入苏联创建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魯曉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恐怖政策进行全面批判。消息传出后，大清洗时期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送进劳改营和遭到处决的事实由此正式得到苏联官方证实而震惊世界。赫鲁晓夫削弱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在60年代初，执行斯大林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1904年12月10日—1975年1月28日），同样因为大清洗和冤假错案问题而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外的指责，不得不释放了一批关押的政治犯。1964年10月，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在赫魯曉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刺激下，苏联经济正走向鼎盛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一面结束赫鲁晓夫时期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重塑个人崇拜，另一面又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战略野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的残酷性和不断对外政治扩张及渗透的现实，自然不会甘愿屈服于这种恐怖阴影笼罩下的强权统治。

不仅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面积不足13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安徽省略小）、当时人口才一千五百余万的小国，二战前的经济规模却已经位列仅次于美、苏、德、英、法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在战争、僵化政治和集体经济政策的多重作用下，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强劲的经济被摧残得失去活力，困难重重。1967年，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表达了不满。在1968年这样的春寒料峭之时，杜布切克取代了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推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提倡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成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必定会得到长期遭受禁锢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

1968年7月29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1904年2月21日－1980年12月18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带领了几乎全部苏共政治局成员来到斯洛伐克的东南边陲小城切尔纳（Cierna），与由杜布切克带领的几乎全部的捷共主席团成员举行了一场分歧严重的闭门会谈。这场原定一天就结束的会议，不得不延长到三天半才结束。原本天真的以为“我们（苏联）的朋友即便不在眼前，但必定会理解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改革并不会威胁到（苏联阵营的）利益”的杜布切克，会后却绝望的对切尔纳的市民感叹道：“我们与我们称之谓兄弟的那批人打交道，但我们却过不了他们那道关。”

1968年8月3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被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严格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捷共内部的“健全势力”则向勃列日涅夫发出了“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

与1953年发生的东德“六一七事件”和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布拉格之春”这样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主张抛弃共产主义的政治框架，但这种温和的政治改革和自由主义倾向还是让苏共老大哥感到无法容忍。

1968年8月20日深夜11点，一架苏联民航客机飞临布拉格鲁齐涅国际机场【注：为纪念捷克民主运动领袖和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2012年该机场更名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上空，飞机发出机械故障请求紧急迫降的信号，机场控制塔台的航管人员按照国际公约准许降落。但飞机落地后，冲出飞机机舱的却是几十名全副武装、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武装突击队士兵。他们迅速控制了机场塔台，并引导第103近卫空降师的30架装载着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的安-12军用运输机降落机场。与此同时，苏联和华约军队也从各处边境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便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华约对“布拉格之春”的军事镇压，清醒的杜布切克号召国民采取消极抵抗政策，避免了正面的武力冲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但捷克斯洛伐克这场原本设想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最终却被共产主义的伙伴们以毫无人性和不择手段的方式用武力终结了，杜布切克本人和一些改革者也被带到莫斯科施行监禁。

“布拉格之春”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的结果是：50多万捷共党员遭到清洗，杜布切克也于1969年4月17日被迫辞职，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新的第一书记。随后杜布切克短暂担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几个月后，便被召回安排到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一所伐木工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进行劳动——事实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共产主义老大哥的控制之下，也是不被允许带有人性面孔的。

“布拉格之春”在坦克武力的压迫下，已经成了历史翻过去的一页。但是“布拉格之春”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无法用坦克和武力碾压掉的：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带有人性的面孔？依靠武力和毫无人性的手段来终结“布拉格之春”，会给社会主义阵营自身带来什么？没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又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二

也是在1968这一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疯狂热度丝毫没有减退。仅仅在这一年里，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遭受迫害，生灵涂炭。

林昭（北大学生，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践行者，文革期间被诬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反革命集团罪”，于1968年4月29日在狱中被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当众宣判死刑，同日在龙华机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捕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精神失常，1975年死于上海外滩）、王耀武（中华民国著名抗战将领，参加和指挥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许多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勋章”和“美国金质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在文革中被批斗、殴打导致心脏病发作于1968年7月3日死亡，夫人被整疯）、钱海岳（南明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1968年被造反派拉到明孝陵从高处推下摔死，其收集的数千份明代史料也被付之一炬，手稿遗失）、熊十力（著名思想家，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绝食于1968年5月23日病故）、翦伯赞（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文革中受迫害于1968年12月18日夫妻双双吞安眠药自杀，遗言上竟还在三呼“毛主席万岁”）、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文革中被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因不堪迫害于1968年10月26日自杀）、刘敦桢（中国建筑史学的开拓者、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和现代建筑学的重要奠基人，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年5月10日去世）、胡庶华（著名教育家和冶金学家，1920年获德国柏林工科大学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成为获得该学位的首位中国人，文革中受到冲击。1967年5月，他两次上书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提早结束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6月17日逝世）、姚桐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革命群众”残酷毒打，于1968年6月8日不幸离世，年仅46岁）、邵洵美（民国才子，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1949年其所编的半月刊《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五十年代迁居北京后，《人民日报》连续七天批判他创办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业。1958年又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文革开始后，抄家、批斗、毒打接踵而来，1968年5月5日在贫病交加和残酷迫害中去世）、田汉（中国话剧家、戏剧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文革中受到专政批判，关押于秦城监狱，1968年12月10日在禁闭中冤屈死去。死后军方人员向田汉儿子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家属连骨灰都不敢领取）、杨朔（著名红色作家，文革中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因不堪折磨，绝望中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王桂荃（梁启超夫人、一位养育了八位非凡子女的平凡母亲，却在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妻子，家被抄，子离散，八十多岁高龄被遣送回老家农村，不久便在一间破败的牛棚中委屈离世。在好心的乡亲帮助下，用一条破草席把她包裹着偷偷埋葬在荒山坡上）、上官云珠（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和《万家灯火》等经典名片中塑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文革中因遭受迫害在1968年11月23日跳楼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而遭受残酷批斗。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自杀后，军代表为了寻找隐藏的“特务袖珍发报机”，让验尸的医生割开其喉管，砍断其肋骨，拉出内脏剖开检查，结果却只查到了残留的安眠药碎片）、容国团（第25届世锦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6月20日在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如果不受篇幅的限制，这样的名字和悲剧还可以一页一页的写下去。这一年中，无法计数的社会精英和各界人士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其中同样也不乏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奋斗者和吹鼓手。

1968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其中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指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月27日，中组部又发布《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115名委员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159名委员中的74人称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党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因“二月逆流”遭受围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久开除出党的决定。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被推向高潮。在文革期间，约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十分之一的1600多万知识青年被发配到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荒废了他们一代人一身中最为宝贵和美好的青春时光，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这一年里，不但中共党内内部斗争惨烈，就连无法计数、完全无辜的人民大众都遭受着悲惨和苦难。其实，这也并不只是1968年才如此折磨人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派、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大饥荒……1949年之后，还有哪年不是如此人生惨淡？那么，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带有人性的面孔”呢？

历史几乎可以为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同样对毛泽东执政时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纠正，对被毁坏的国民经济和僵硬的公有制模式表示不满，迫切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各地知识分子通过类似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或各种自办的民间刊物表达民意和观点，传播民主和法治的启蒙思想。1982年9月12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着手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和推进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中期，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官僚腐败无法容忍。1986年10月后，国内各大城市先后爆发“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 的学生运动和游行活动。1987年1月，胡耀邦在党内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989年，在“布拉格之春”发生21年之后的这个春夏之交，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动最终导致大量的中国学生和市民来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进行和平集会抗议和表达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特权的诉求。这场抗议，与“布拉格之春”所得到的结局一样和不一样的是，在这次抗议中，学生和市民同样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镇压，不同的是，镇压的军队和坦克，却来自自己的国家，而且更加残暴和血腥。同情学生、不同意采取武力镇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事件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个年头——其结果，与主张“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的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三

那么，依靠武力镇压所维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够维持多久呢？杜布切克在《希望不死》一书中，他是这样写的：“你们可以摧残鲜花，却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

也是在1989年。这一年中，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剧变，这对于“布拉格之春”发生21年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样也不会例外。虽然最终的结果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一些细节，读来还是感到非常耐人寻味，值得回味和思考。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办人、政治评论作家小威廉·F·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年11月24日－2008年2月27日）在他的书籍和作品中，就记录过这些细节。

1989年8月21日，3000多名抗议者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us Square），纪念“布拉格之春”被镇压21周年。原本会有更多的人士去参加这场纪念集会，但是，当局早就有所准备，他们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软禁在家，把通向广场的道路设置了路障。在抗议的群众高唱国歌、呼喊反苏的口号后，警察便冲向人群挥动起警棍，并逮捕了上百名示威者。

1989年10月28日，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国71周年的纪念日。在节日临近之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已经将布拉格的异议人士和人权卫士拘押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瓦茨拉夫·哈维尔，尽管此时他正由于支气管发炎而在养病。但时代毕竟在悄悄的改变，这一次，哈维尔竟然没有被投入监狱，取而代之的是把他关进了医院。

国庆节这天，10,000多人聚集到瓦茨拉夫广场。不久，人群中便高喊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的口号，还打出“米洛什·雅克什下台”（Milos Jakes，1922年8月12日出生，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标语。警察忍耐了一、两个小时后，便对不肯撤离的民众再次挥舞起警棍。这一次，大约逮捕了350名示威者，打伤的更是不知其数，有几十人被送进医院需要救治。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崩塌的新闻立即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捷克斯洛伐克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几天之后，在纽约的一家饭店里，一位捷克裔饭店侍应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他兴奋的对饭店里的客人说：“这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但他突然又垂头丧气的感叹道：“但这种事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的人民太懦弱了，他们永远也不会起来反抗的。”这一幕，正好被一位在场的记者记录了下来。确实，自10月28日瓦茨拉夫广场的集会被当局暴力镇压下去后，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每一条街道上，仍然还是静悄悄的，竟然没有一名愤怒的人民敢站出来说个“不”字。这样的局面，其实生活在极权国家的许多人都经历过，都深有体会，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星期，1989年11月17日星期五，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天，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Czechoslovak Youth Union）举行一个集会，悼念55年前抗议纳粹入侵捷克而被纳粹杀害的两位学生。结果纪念集会变成了呼吁民主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又一次被警察镇压了下去。这期间，有传言说一位名叫马丁·斯密德（Martin Smid）的布拉格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数学和物理系学生，在抗议中被警察打死。这消息被“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官方一开始否认警方打死了人，后来又称这是造谣，还安排了两个名字都叫马丁·斯密德的布拉格查理大学学生上电视进行辟谣。但是，此刻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没有人再会相信这个平时撒谎成性的捷共政权了。

真相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抗议和罢工。1989年11月20日星期一，200,000名示威市民走上了布拉格的街头。要知道当时布拉格市连同周边地区总人口才约1,200,000，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对着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断升级的暴力镇压和抓捕，首都布拉格示威抗议的人数却从8月21日的3,000名迅速上升到11月20日的200,000名。更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城市也出现了示威抗议活动，这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后，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1989年11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拉吉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不得不与主要反对派“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会谈。会谈结束后，哈维尔站立在面向瓦茨拉夫广场一座建筑的阳台上，向这个狭长的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的150,000名等候消息的公众宣布：阿达麦茨已经保证放弃实施《戒严法》（Martial Law），并保证让共产党之外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另一位名叫瓦茨拉夫·马里的神父（Father Vaclav Maly）则当众宣读了弗朗蒂塞克·托马塞克大主教（Frantisek Cardinal Tomasek）的信函：“我们周边的国家已经打破了极权主义的栅栏，我们时不我待，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权……”

1989年11月23日星期四，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面对70,000名民众发表了演说（1989年布拉迪斯拉发总人口才约40万），这是杜布切克因为“布拉格之春”事件，在1969年被解除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场合。次日， 再过三天就将是他68周岁生日的杜布切克来到布拉格，在瓦茨拉夫广场上，他面对着广场上200,000名沸腾的市民，再次发表了演说。杜布切克以一位老共产主义者的口吻，向广场上的人们激情高呼道：“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万岁！我们的新生代万岁！”

但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债务的“社会主义”一旦被允许带有人性的面孔，它就立即被人民抛弃而分崩离析了，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了。就在杜布切克向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200,000市民振臂高呼的同一天——1989年11月24日星期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带领全体主席团人员宣布辞职。

1989年12月10日，一个由非共产党成员占多数席位的联合政府终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宣誓就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瓦茨拉夫·哈维尔宣布竞选总统。这一天，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再一次挤满了人群，但这一次，人们脸上洋溢和洒满的，是灿烂的笑容和激动的泪花，而不再是过去那种愤怒的神情和悲哀的泪水。

1989年12月28日，联邦议会选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议会发言人。

1989年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瓦茨拉夫·哈维尔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是自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之后，41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总统。


四

半个世纪仿佛白驹过隙，时间已经为我们回答了绝大部分的问题，也为我们解释和揭示了眼前这个时代的许多现象和本质。

如果说50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是不允许带有人性面孔的，这使得东欧国家的人民对共产主义彻底放弃了幻想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进一步告诫了人们，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才会与狂热、愚蠢、野蛮、残暴和悲惨的灾难相随相伴。如果说将近30年前的“天安门惨案”再次警示人们，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持一个冷酷无情的制度只能依靠残酷的暴力和血腥镇压的话，那么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又说明了这种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即便是在精美的谎言和血腥的暴力双重驱动之下，也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历史的经验已经不断重复地回答了世人：任何一种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觉醒后的人民所抛弃。

1968年8月，布拉格青年抗议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网络图片）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留下的每个脚印，都是无法与人类历史的整体割裂开来，孤立地存在的。 昨天发生的每个历史细节，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而我们今天思考和行为的结果，也必将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历史是不容遗忘的，思考和总 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任何时刻都是我们的责任。

一

1968年1月5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由杜布切克一上任就提出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政治改革，却成了当年苏联这位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心头之患。直到该年8月20日，在苏联及其华约成员国的强烈武装入侵之下才得以告终。这场政治运动，便是在东欧冷战时期，与1953年发生的东德“六一七事件”（Uprising of 1953 in East Germany）、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同样齐名、同样也是被苏联极其华约武装力量出动坦克镇压下去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今年恰逢“布拉格之春”发生五十周年，却鲜有海内外华文媒体再提及此事。半个世纪并不算遥远，在人类社会文明和发展的征途中匆匆艰难前行的间隙，我们偶尔停下脚步回眸人类社会曾经走过的路径，回忆、思索和总结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尤其面对今天这个多极性和复杂性胶着、政治文明徘徊和冷战思维回潮的纷繁时代而言，都具有不小的思考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怎么说都是不应该被轻易忘记的。

2018又是一个多事之年，五十年前的1968也是如此。这年的1月5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修正共产党的权力集中问题、恢复在大清洗中死难者的名誉、用联邦制解决“斯洛伐克问题”、加强企业自身的责任和采用市场制原则进行经济改革、放松出版、艺术活动中的审查管制、并在外交上保持同苏联和华约关系的同时，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杜布切克认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是削弱、反而更加强化了共产主义运动，他的政治主张是推行“人道社会主义”。

1948年“二月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国家政权由多党联合执政落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实际控制之中，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加入苏联创建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魯曉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恐怖政策进行全面批判。消息传出后，大清洗时期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送进劳改营和遭到处决的事实由此正式得到苏联官方证实而震惊世界。赫鲁晓夫削弱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在60年代初，执行斯大林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1904年12月10日—1975年1月28日），同样因为大清洗和冤假错案问题而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外的指责，不得不释放了一批关押的政治犯。1964年10月，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在赫魯曉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刺激下，苏联经济正走向鼎盛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一面结束赫鲁晓夫时期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重塑个人崇拜，另一面又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战略野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的残酷性和不断对外政治扩张及渗透的现实，自然不会甘愿屈服于这种恐怖阴影笼罩下的强权统治。

不仅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面积不足13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安徽省略小）、当时人口才一千五百余万的小国，二战前的经济规模却已经位列仅次于美、苏、德、英、法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在战争、僵化政治和集体经济政策的多重作用下，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强劲的经济被摧残得失去活力，困难重重。1967年，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表达了不满。在1968年这样的春寒料峭之时，杜布切克取代了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推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提倡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成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必定会得到长期遭受禁锢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

1968年7月29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1904年2月21日－1980年12月18日，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带领了几乎全部苏共政治局成员来到斯洛伐克的东南边陲小城切尔纳（Cierna），与由杜布切克带领的几乎全部的捷共主席团成员举行了一场分歧严重的闭门会谈。这场原定一天就结束的会议，不得不延长到三天半才结束。原本天真的以为“我们（苏联）的朋友即便不在眼前，但必定会理解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改革并不会威胁到（苏联阵营的）利益”的杜布切克，会后却绝望的对切尔纳的市民感叹道：“我们与我们称之谓兄弟的那批人打交道，但我们却过不了他们那道关。”

1968年8月3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被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严格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捷共内部的“健全势力”则向勃列日涅夫发出了“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

与1953年发生的东德“六一七事件”和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布拉格之春”这样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主张抛弃共产主义的政治框架，但这种温和的政治改革和自由主义倾向还是让苏共老大哥感到无法容忍。

1968年8月20日深夜11点，一架苏联民航客机飞临布拉格鲁齐涅国际机场【注：为纪念捷克民主运动领袖和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2012年该机场更名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上空，飞机发出机械故障请求紧急迫降的信号，机场控制塔台的航管人员按照国际公约准许降落。但飞机落地后，冲出飞机机舱的却是几十名全副武装、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武装突击队士兵。他们迅速控制了机场塔台，并引导第103近卫空降师的30架装载着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的安-12军用运输机降落机场。与此同时，苏联和华约军队也从各处边境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便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华约对“布拉格之春”的军事镇压，清醒的杜布切克号召国民采取消极抵抗政策，避免了正面的武力冲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但捷克斯洛伐克这场原本设想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最终却被共产主义的伙伴们以毫无人性和不择手段的方式用武力终结了，杜布切克本人和一些改革者也被带到莫斯科施行监禁。

“布拉格之春”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的结果是：50多万捷共党员遭到清洗，杜布切克也于1969年4月17日被迫辞职，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新的第一书记。随后杜布切克短暂担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几个月后，便被召回安排到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一所伐木工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进行劳动——事实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共产主义老大哥的控制之下，也是不被允许带有人性面孔的。

“布拉格之春”在坦克武力的压迫下，已经成了历史翻过去的一页。但是“布拉格之春”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无法用坦克和武力碾压掉的：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带有人性的面孔？依靠武力和毫无人性的手段来终结“布拉格之春”，会给社会主义阵营自身带来什么？没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又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二

也是在1968这一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疯狂热度丝毫没有减退。仅仅在这一年里，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遭受迫害，生灵涂炭。

林昭（北大学生，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践行者，文革期间被诬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反革命集团罪”，于1968年4月29日在狱中被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当众宣判死刑，同日在龙华机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捕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精神失常，1975年死于上海外滩）、王耀武（中华民国著名抗战将领，参加和指挥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许多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勋章”和“美国金质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在文革中被批斗、殴打导致心脏病发作于1968年7月3日死亡，夫人被整疯）、钱海岳（南明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1968年被造反派拉到明孝陵从高处推下摔死，其收集的数千份明代史料也被付之一炬，手稿遗失）、熊十力（著名思想家，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绝食于1968年5月23日病故）、翦伯赞（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文革中受迫害于1968年12月18日夫妻双双吞安眠药自杀，遗言上竟还在三呼“毛主席万岁”）、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文革中被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因不堪迫害于1968年10月26日自杀）、刘敦桢（中国建筑史学的开拓者、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和现代建筑学的重要奠基人，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年5月10日去世）、胡庶华（著名教育家和冶金学家，1920年获德国柏林工科大学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成为获得该学位的首位中国人，文革中受到冲击。1967年5月，他两次上书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提早结束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6月17日逝世）、姚桐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革命群众”残酷毒打，于1968年6月8日不幸离世，年仅46岁）、邵洵美（民国才子，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1949年其所编的半月刊《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五十年代迁居北京后，《人民日报》连续七天批判他创办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业。1958年又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文革开始后，抄家、批斗、毒打接踵而来，1968年5月5日在贫病交加和残酷迫害中去世）、田汉（中国话剧家、戏剧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文革中受到专政批判，关押于秦城监狱，1968年12月10日在禁闭中冤屈死去。死后军方人员向田汉儿子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家属连骨灰都不敢领取）、杨朔（著名红色作家，文革中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因不堪折磨，绝望中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王桂荃（梁启超夫人、一位养育了八位非凡子女的平凡母亲，却在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妻子，家被抄，子离散，八十多岁高龄被遣送回老家农村，不久便在一间破败的牛棚中委屈离世。在好心的乡亲帮助下，用一条破草席把她包裹着偷偷埋葬在荒山坡上）、上官云珠（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和《万家灯火》等经典名片中塑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文革中因遭受迫害在1968年11月23日跳楼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而遭受残酷批斗。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自杀后，军代表为了寻找隐藏的“特务袖珍发报机”，让验尸的医生割开其喉管，砍断其肋骨，拉出内脏剖开检查，结果却只查到了残留的安眠药碎片）、容国团（第25届世锦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6月20日在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如果不受篇幅的限制，这样的名字和悲剧还可以一页一页的写下去。这一年中，无法计数的社会精英和各界人士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其中同样也不乏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奋斗者和吹鼓手。

1968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其中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指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月27日，中组部又发布《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115名委员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159名委员中的74人称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党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因“二月逆流”遭受围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久开除出党的决定。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被推向高潮。在文革期间，约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十分之一的1600多万知识青年被发配到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荒废了他们一代人一身中最为宝贵和美好的青春时光，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这一年里，不但中共党内内部斗争惨烈，就连无法计数、完全无辜的人民大众都遭受着悲惨和苦难。其实，这也并不只是1968年才如此折磨人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派、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大饥荒……1949年之后，还有哪年不是如此人生惨淡？那么，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带有人性的面孔”呢？

历史几乎可以为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同样对毛泽东执政时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纠正，对被毁坏的国民经济和僵硬的公有制模式表示不满，迫切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各地知识分子通过类似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或各种自办的民间刊物表达民意和观点，传播民主和法治的启蒙思想。1982年9月12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着手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和推进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中期，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官僚腐败无法容忍。1986年10月后，国内各大城市先后爆发“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 的学生运动和游行活动。1987年1月，胡耀邦在党内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总书记职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989年，在“布拉格之春”发生21年之后的这个春夏之交，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动最终导致大量的中国学生和市民来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进行和平集会抗议和表达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特权的诉求。这场抗议，与“布拉格之春”所得到的结局一样和不一样的是，在这次抗议中，学生和市民同样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镇压，不同的是，镇压的军队和坦克，却来自自己的国家，而且更加残暴和血腥。同情学生、不同意采取武力镇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事件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个年头——其结果，与主张“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的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三

那么，依靠武力镇压所维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够维持多久呢？杜布切克在《希望不死》一书中，他是这样写的：“你们可以摧残鲜花，却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

也是在1989年。这一年中，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剧变，这对于“布拉格之春”发生21年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样也不会例外。虽然最终的结果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一些细节，读来还是感到非常耐人寻味，值得回味和思考。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办人、政治评论作家小威廉·F·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年11月24日－2008年2月27日）在他的书籍和作品中，就记录过这些细节。

1989年8月21日，3000多名抗议者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us Square），纪念“布拉格之春”被镇压21周年。原本会有更多的人士去参加这场纪念集会，但是，当局早就有所准备，他们将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软禁在家，把通向广场的道路设置了路障。在抗议的群众高唱国歌、呼喊反苏的口号后，警察便冲向人群挥动起警棍，并逮捕了上百名示威者。

1989年10月28日，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国71周年的纪念日。在节日临近之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已经将布拉格的异议人士和人权卫士拘押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瓦茨拉夫·哈维尔，尽管此时他正由于支气管发炎而在养病。但时代毕竟在悄悄的改变，这一次，哈维尔竟然没有被投入监狱，取而代之的是把他关进了医院。

国庆节这天，10,000多人聚集到瓦茨拉夫广场。不久，人群中便高喊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的口号，还打出“米洛什·雅克什下台”（Milos Jakes，1922年8月12日出生，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标语。警察忍耐了一、两个小时后，便对不肯撤离的民众再次挥舞起警棍。这一次，大约逮捕了350名示威者，打伤的更是不知其数，有几十人被送进医院需要救治。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崩塌的新闻立即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捷克斯洛伐克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几天之后，在纽约的一家饭店里，一位捷克裔饭店侍应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他兴奋的对饭店里的客人说：“这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但他突然又垂头丧气的感叹道：“但这种事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的人民太懦弱了，他们永远也不会起来反抗的。”这一幕，正好被一位在场的记者记录了下来。确实，自10月28日瓦茨拉夫广场的集会被当局暴力镇压下去后，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每一条街道上，仍然还是静悄悄的，竟然没有一名愤怒的人民敢站出来说个“不”字。这样的局面，其实生活在极权国家的许多人都经历过，都深有体会，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星期，1989年11月17日星期五，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天，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Czechoslovak Youth Union）举行一个集会，悼念55年前抗议纳粹入侵捷克而被纳粹杀害的两位学生。结果纪念集会变成了呼吁民主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又一次被警察镇压了下去。这期间，有传言说一位名叫马丁·斯密德（Martin Smid）的布拉格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数学和物理系学生，在抗议中被警察打死。这消息被“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官方一开始否认警方打死了人，后来又称这是造谣，还安排了两个名字都叫马丁·斯密德的布拉格查理大学学生上电视进行辟谣。但是，此刻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没有人再会相信这个平时撒谎成性的捷共政权了。

真相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抗议和罢工。1989年11月20日星期一，200,000名示威市民走上了布拉格的街头。要知道当时布拉格市连同周边地区总人口才约1,200,000，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对着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断升级的暴力镇压和抓捕，首都布拉格示威抗议的人数却从8月21日的3,000名迅速上升到11月20日的200,000名。更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城市也出现了示威抗议活动，这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后，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1989年11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拉吉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不得不与主要反对派“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会谈。会谈结束后，哈维尔站立在面向瓦茨拉夫广场一座建筑的阳台上，向这个狭长的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的150,000名等候消息的公众宣布：阿达麦茨已经保证放弃实施《戒严法》（Martial Law），并保证让共产党之外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另一位名叫瓦茨拉夫·马里的神父（Father Vaclav Maly）则当众宣读了弗朗蒂塞克·托马塞克大主教（Frantisek Cardinal Tomasek）的信函：“我们周边的国家已经打破了极权主义的栅栏，我们时不我待，我们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权……”

1989年11月23日星期四，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面对70,000名民众发表了演说（1989年布拉迪斯拉发总人口才约40万），这是杜布切克因为“布拉格之春”事件，在1969年被解除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场合。次日， 再过三天就将是他68周岁生日的杜布切克来到布拉格，在瓦茨拉夫广场上，他面对着广场上200,000名沸腾的市民，再次发表了演说。杜布切克以一位老共产主义者的口吻，向广场上的人们激情高呼道：“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万岁！我们的新生代万岁！”

但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债务的“社会主义”一旦被允许带有人性的面孔，它就立即被人民抛弃而分崩离析了，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了。就在杜布切克向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200,000市民振臂高呼的同一天——1989年11月24日星期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带领全体主席团人员宣布辞职。

1989年12月10日，一个由非共产党成员占多数席位的联合政府终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宣誓就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瓦茨拉夫·哈维尔宣布竞选总统。这一天，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再一次挤满了人群，但这一次，人们脸上洋溢和洒满的，是灿烂的笑容和激动的泪花，而不再是过去那种愤怒的神情和悲哀的泪水。

1989年12月28日，联邦议会选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议会发言人。

1989年12月29日，联邦议会选举瓦茨拉夫·哈维尔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是自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之后，41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总统。


四

半个世纪仿佛白驹过隙，时间已经为我们回答了绝大部分的问题，也为我们解释和揭示了眼前这个时代的许多现象和本质。

如果说50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是不允许带有人性面孔的，这使得东欧国家的人民对共产主义彻底放弃了幻想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进一步告诫了人们，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才会与狂热、愚蠢、野蛮、残暴和悲惨的灾难相随相伴。如果说将近30年前的“天安门惨案”再次警示人们，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持一个冷酷无情的制度只能依靠残酷的暴力和血腥镇压的话，那么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又说明了这种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即便是在精美的谎言和血腥的暴力双重驱动之下，也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历史的经验已经不断重复地回答了世人：任何一种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觉醒后的人民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