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提到：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看完这条新闻，笔者心中立马出现的疑问是：这1200人占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多大的比例？有多少贪官“万人如海一身藏”，人和钱一起成功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由贪官带到国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打开网上这条新闻后面的跟帖，原来不少网友有着和我一样的疑问。真是人同此心，被贪官贪污、挥霍、转移到国外的钱来自你我在内的纳税人，说是民脂民膏毫不过分。此种疑问，就如一个失窃者关心自己到底丢了多少钱一样自然。
曾经读《水浒传》，我看到“智取生辰纲”那一章，心中竟然有一丝对古代贪官的“同情”，同情那时候的贪官贿赂上司、索贿受贿、转移财产真是太不方便了。梁中书要将搜刮到的金银财宝孝敬京师的蔡太师，不得不指派武艺高强办事认真的杨志带领一群士卒护送。饶是这样，到底着了晁盖等人的道。这事要搁在现在，晁盖就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梁中书也没有失却生辰纲的风险。现代金融业和资讯如此发达，这笔钱折合成美元，经过一番高技术的倒腾，也许安全地汇到了蔡太师在大洋彼岸的某个账户上。
不独如此。古代的贪官，不仅所贪的钱财不安全，连人身安全也很脆弱。那时候天朝的资金和人员基本上在国内流动，贪官要想跑到国外去颐养天年基本上比登天还难。一旦贪官东窗事发，龙颜大怒，下令锦衣卫抄家。倒霉的贪官不但积攒的钱全部打水漂，连自己和子女的生命也任由朝廷处置。比如明朝权倾一时严嵩、严世蕃父子，儿子被杀，老子乞食墓园。他们要是知道后世有同道者，能把妻儿和钱财送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自己怀揣护照“裸体做官”，随时准备潜逃，该是何等的艳羡。
现代社会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资金和人员流动频繁，确实一定程度提升了贪官的“幸福指数”。这几年，贪官外逃的新闻不断见诸于媒体，而且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级别有高有低。既有做过一省负责人的大员，也有处级、科级官员。抓不回来的是常态，而抓回来倒是一件大新闻。如做过云南全省最大官员的某人，公众至今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而该省一位做过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中国有关部门历尽千辛万苦将其抓回，报章便盛赞有关部门的神勇。
在此迥异于古代社会的态势下，单靠铁拳反腐是治标不治本之策。你道高一尺，他魔高一丈。反贪部门对境内外缉拿外逃贪官投入再多的人力，创新更好的方式，进行更全面的国际合作，固然会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贪官的“易容”、“逃遁”之术也会不断更新换代，将伊于胡底？所谓源头反腐，最管用的办法是制度上进行大幅度改革，让权力运行透明，有权力的人生活在全天候监督之下，一有点贪腐的迹象就会被穷追不舍，使其不敢贪，不能贪，那么就更难将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了。可是，要什么一种力量才能促使有权者如此“自讨苦吃”？面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千呼万唤不出来，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