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思想的几点说明

(一)思想的基本特征

(1)引言

   简单地说,思想就是各人思维结果的表达。按思想这一中文原本的词义而言,凡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在思维,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思想，而且人与人之间，就算是一对双胞胎，他俩的思想都是千差万别的，世上不存在有两个百分之百完全相同的思想。可讲世上存在着张三思想，李四思想...存在着千千万万个思想。但自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并以之为中国全国的指导思想以后，思想这一中文词在词义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自从我2013年发表了论解放战争是非正义和应该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两个重要思想以后，我就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一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的分支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中国近现史的核心的分支，这是我的认识,为什么这样讲,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以后我们会进一步论述。)为此，在这几年中查找阅览许多人的系统性作品，对重点人物尽可能多尽可能全的作品,不是仅其一、二篇作品而已，几乎将其能找来的全部作品通读一遍。并且与以前阅读不同,这次的观察的重心全放在了考查各人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感慨良多。就论题域来讲，许多与中国根本问题极其相关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去探讨。举一例，如现时正是关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机，许多人写了文章，都集中于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少有谈到对国民党的影响，根本上没有人提到并向民众介绍在一百年前是否曾有人，而且不只一个人，对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表示异议，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有什么影响，问题就出在，中国民主运动如果没有了先辈们的奋斗经验，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常常好象是又回到了原始的起点，一切从零点开始摸索。就立论深度来讲,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在海外民运中有位名气很响的朋友，我看完其成名之作,一篇关于论自由言论的文章后，为了保护起见,立即去了一份电邮,向其指出了问题所在，也直截了当地指出，该文充其量只能算一篇硕士论文吧。但事后,中文笔会却把他捧为什么思想家，什么理论家，可见中国民主运动内部自身的问题直在是太多太多了。按我治学的经验看,最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从事中国民主运动思想理论问题探索的朋友对思想的渊源问题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与探讨，这里面包括了既没有对对方思想，我们最终的最主要的对手应该放在以王沪宁为首的共产党真理部那些人的思想渊源的探究，也没有对自己思想的渊源进行探索，如果听之任之,不加以提出的话，将会对中国民主运动带来莫大的破坏。再举一个例子,上面所提到这位先生曾于2015-11 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主张，未来民主中国可采行联邦制》，其中写道，“有鉴于此，我主张，一是未来民主中国可采行联邦制，二是规定一个至少五年的过渡期、缓冲期。”一旦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后，“统派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他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增进和别人的关系，减轻彼此间的感情隔膜。他们要让独派相信独立是不必要的，大家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共同家园。独派也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因为任何一个相对弱势的民族或地区要想获得独立，总还是需要得到强势方面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接受。独派不宜操之过急。”其实提出为这个联邦制设置至少五年“过渡期、缓冲期”这一思想的由来和源头就是邓小平胡耀邦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我曾于2006年发表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此论点作了批判。比如文中所说，“近年来当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鼠、克隆猴子等各种克隆动物纷纷问世后，国际上的科学界、法学界、宗教界普遍地关注起克隆人这一问题。各国有识之士普遍接受这样的观念，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做法是违背人类尊严，有悖于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原则，是违反人类物种的罪行，应当立法给予禁止。这里讲的伦理原则、人类尊严等都是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而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法，应摸着石头过河，务须先试错式地实践一下，先让克隆出克隆人，看看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危害后，再来总结出取舍与否”。再举一个例子吧。至今在中国海外民运中，显见有人写出有分量的文章，系统性地认认真真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唯物辨证法是错的还是对的，是荒谬的还是正确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中国人圈内，更没有见到有哪一位在世的学人能象张君劢那样公开自称自己是“唯实的唯心主义”者的。【孟泳新说明：因为我至今未找到张君劢讲这句话的全篇原文,故不能加以深入分析，但我收集到了张君劢的好友张东荪评述唯物辨证法的部分资料，待有时间时再写出评价文章】。我曾阅读过许多大陆发表的哲学法律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前面一部分分析还有一点理性可言，但到了结束部分，都是千篇一律的耍起无头的二段论式，隐去了大前提的三段论式，说什么,因为按前面分析的结果可知，某某是唯心主义者，所以某某是错误的，是反动的，应该打倒。隐去了三段论式中的大前提就是，凡属于唯物辨证法的都是正确的，凡属于唯心主义的都是错误的。纯粹的武断论，毫无理性分析可言。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中国思想界的现况,以及我孤独地生活于阿尔贝斯山下的A城的客观现实,我常常思寻着为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学术研究,我该做些什么事，我能做些什么事。故借此文的发表，略表我的一点意愿。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起现代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立即必须变个人各自单独作战的模式为一个个小组多人群体协同作战的模式，以便尽可能快地出成果。即建议组成思想史研究的小圈圈,在德文中有一词，Kreis,这词除了常用的意思，园圈，县,还可以表示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所形成的圈圈,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交流资料,征求对初稿的意见,发表写作计划,发表写作札记等等。有愿参加我的DK圈圈(Denker-Kreis的缩写)的朋友只须向我的电邮发一条信息即可。我的电邮地址可从中文笔会等处询问获取。

 

     我们接着讲下去。我们研究某一问题,到了研究结束时,总希望将自己研究结论性意见,也可以说阶段性的结论写出来,供大众批判。我们搞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撰写一部近现代思想史以呈现给世人。而我除了希望自己能撰写一部近现代思想史外，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还更希望能将自己对如何正确地书写近现代思想史的探究从方法、分析、直到书写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明白讲出来，以利于后来者能学会,能将事业继续下去。

 

     要写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有些人也许会说，那就首先要确定哪些人可选入，哪些人不可选入，这就是要把确定能写入史册的思想的入选标准作为必要条件来看待。对此问题我觉得我很难给予明确的回答，因为入选史册的思想人选不仅仅决定于一个入选标准，也要考虑许多其他的因素，如代表性等等。也许这个问题如同什么叫思想，什么叫哲学一样，很难给出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回答。正好比有位哲学博士说,哲学是思想的博弈论。 但我们可把问题改一下，即改为思想的基本特征的论述，思想基本特征与其作为写入史册的思想的入选标准之一，不如我们将它视为如何地去鉴赏一个人思想的初级阶段。为了要讲清楚思想基本特征，我们选择了二个比较现实的案例，他们有许多文章也登刊在民主中国杂志上，但显见有评论文章的出现，更未见有全面的评判了。我们选的第一个是应克复案例。至于我为何如此地确定这些特征作为基本特征，它是否过高了，为什么基本特征需要如此地提出的，有什么作用，等等的问题，那只好请加入我的DK圈圈，收看我的写作札记。

   (2)应克复文章的评注

   应克复，1939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哲学硕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学术成果：著作有《民主制的矛盾和原则》、《论国家的双重本质及对人类政治解放的意义》、《私有经济纵横》、《权力制约论探要》、《所有制理论中的若干误点》、《西方民主史》、《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方法论问题》 、《为地主正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党文化”的起源、内涵、特质与中国的现代走向》、《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验性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一点，我的评议主要是找出论主的思想上有哪些问题，够不够、合不合思想基本特征，而不去理会是否将其划为哪个派别，是救共派还是民主派的问题，也不去理会对该论主的全面的评议。对于具体的某一论主,比如这里要评议的应克复而言, 应克复在思想原创性上最特别的核心是，他的思路是，【孟泳新评注：在证明中应克复隐去了大前提，一切“先验”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的，和一切不科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以后我们会深入讨论。】 马克思的共产理论是“先验”的，不是科学的，所以是错误的。 为了要看清应克复是怎样来论证的，不足和错误在何处，先在本文所采用了对应克复的文章用加评注的方式，然后论述思想基本特征,最后再集中对应克复思想再进行我的总的评议。我们的第二个分析案例是张博树案例，这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地用思想基本特征来进行评判。这样可节省很多篇幅。

     应克复在《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验性问题》2015年一文的开头写道，“马克思的共产理论是“先验”的还是“科学”的，官方的一贯说法是“科学”的。其根据还挺硬，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转变为科学。

 

    但是，凡称之为“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必须是被实践（实验）所证实的东西，否则，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一直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社会主义。先验的设想，不是科学。【孟泳新评注：这句话应该是需要应克复认真地论证之。因为这句话包含许多关键性的命题，如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中认识论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讨论才是。  另外,先验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整个康德哲学关键性的概念,因为在大陆凡学过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康德是位先验唯心主义者，那么应克复在其论述中使用的先验概念，是否与康德使用的先验概念同一还是有差别，应克复应该明确给予回答。若有差别的话应该详细分析之,若是同一的话，那就要颠复了已成定论的哲学史中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有二个渊源,一个是费尔巴哈，一个是黑格尔，看来黑格尔这个渊源按应克复的发明应改写为康德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了，从可能性来讲，可能不可能，是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做细致的论证才能成立，应克复却没有做一点说明，就横下结论，明显这是全文的论证的错误所在。】人类要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必须是这一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有了这个事物，人们才有了认识这一个事物的属性、特征和本质的对象。当这一事物尚无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认识对象还未出现的时候，人们怎么去认识这一事物呢！同理，在社会主义这个事物还未出现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设想、主张，都只能是先验性的，不可能是科学。即使其中有科学的因素，也要待以后的实践加以证实。”

      应克复在《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2015年（一）（二）（三）中写道，“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经验主义，一种是先验主义。正确的选择应当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孟泳新评注：其实这二句话是表达了二个不同的命题。一个是学术研究有几种基本的方法，这里应克复却武断地下了只有二种。实际上在康德时代除了有经验主义，先验主义以外还有理性主义。从康德到现代，在科学哲学中还有各种结合类型的方法,如实证主义, 石里克的逻辑经验主义,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等等各种各样的流派坚持各自相异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应克复的这个论断也与其在全文结束下的总结性论断相矛盾的。应克复在全文结束时说,“时到今日，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先验主义陷阱中走出来，回到经验主义，然后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义”。这就说学术研究有三种方法。另一个命题则是什么是正确的的选择了。在有三个选择的情况下，应克复就不宜如此简单地仅排斥一种选择，就认定了“正确的选择应当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的结论。其实这二个问题都是需要应克复仔细地做研究的地方。】马克思的选择是先验主义的方法。他的学术人生走的是一条先验主义的学术道路。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其科学性、正确性，或者说它的价值，要通过以后的实践的检验才得以判定。按照波普尔的意见，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不能进入科学的殿堂。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的预测以及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因而是一种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具有先验、主观和空想的特点”。

      “马克思设计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类似于宗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天堂”、“天国”之类的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幻境。两者虽然都是一种空想，但不可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每个人要能进入这种境界，宗教要求你积德、行善、宽容，要遵守各种戒律；而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献身革命，牺牲自我，去斗争、批判、消灭，推翻罪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两者的社会影响因而大异！”

    “笔者剖析了马克思学说的先验主义性质。所谓先验主义的学说，就是不能被实践经验证明为之正确的理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可是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却是先验的，是从他脑子出发”

     在全文结束时应克复总结性地写道“时到今日，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先验主义陷阱中走出来，回到经验主义，然后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义。中国的知识人首先应该有这个觉悟了。”【孟泳新评注：这句话爆露了应克复对康德哲学的产生和哲学史的极大的无知。康德生活的时期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两个派别：以J.洛克、G.贝克莱和D.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派、经验论派和以R.笛卡尔、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派,唯理论派。唯理论主张真理出自理性，知识是从先天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这样不足以说明知识的丰富多彩，而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否认理性的推演作用，无法说明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兩派的糾紛在於知識究竟是奠基在經驗上，還是天賦觀念上。理性主義哲學家皆來自歐洲大陸(德法荷)，而經驗主義哲人則來自英國。因此，有人又將兩派的對立稱為海峽(英倫海峽)兩岸之爭。康德提出他的先验哲学理论，从而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僵局。”正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认为的那样，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 】  

    应克复还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在《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1/23/2014一文说，“1840—2040这两百年的历史，根据李慎之在信中所表述的意思，我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20），现代化之开局阶段这一阶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逊位，民国初建，再至1920年新文化运动分裂、中共建立。共八十年。
第二阶段（1920—1949），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进中国人的视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我称之为“俄系文化”。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是欧系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将中国引入现代化航道的正确纲领。孙中山领导的政党以及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孟泳新评注：怎样看待孙中山联苏容共在历史上的意义，这是每一个历史著作者必须明确地表明的关键问题，腾讯历史谌旭彬评论道，“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我在《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孙中山自负是中国人“先知先觉”者中的永久的第一人，目中无人，睥睨诸家，无论是为其所认为是政敌的所谓“军阀”如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之流，无论是自己的追随者或者分道扬镳者如章太炎、冯自由之徒，无论是曾经与其唇枪舌剑过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张君劢之人，是怎样地认识苏俄政权的，更不论这些鼠辈们各自不同的分析苏俄政权的方位、层次，“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大搞起联苏容共，引狼入室，祸害华夏。孙中山这位顶尖预言家的关于联苏与革命的世界潮流的预言，在一代人的时间（1991年）过后，便贻笑于天下了。”应克复如此简单地将历史第二阶（1920—1949）定义为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将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简单地说成了西化或欧系文化，漠视孙中山联苏容共的历史史实，明显地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这样，从1920年起，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以不同的文化为本党之圭臬，自然各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两党争斗势不可免。现在，西方文化的对手主要不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仍有着长远影响），而是共产极权主义了。

 

    到1946年国共第二次破裂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次破裂经过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血拼，共产党竟打败国民党而夺得了大陆政权。从此，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宰者。

 

    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孟泳新评注：我在《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中说，“在其后高越农发表了他对此文的阅读后的思考，其中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由此可知，遗憾的说，应克复没有就争议的关键节点三年战争进行如同上面已提过的何兆武所要求的历史学Ⅱ，历史哲学层次上的研究，就敢对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作一长论，岂能有正确的结论吗？读者从中可认识到，笔者为什么在引言的开头要引用了何兆武的几断话的用意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注意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程序。”高越农在该文中还说，“我认为，在‘老革命’里面有很多人具有很顽固的救党情结。他们能够进行反思，能够批判俄系文化，发出具有振聋发聩的呐喊。 但是他们救党情结太重。他们远不是中国的吉拉斯”。】

 

    其实，共产党胜出之原因，主要的不是在主观方面。如共产党深得民心呀，毛泽东指挥英明呀，等等。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外因是主要的。这方面，事实真相已一一露出水面，为我们提供了依据。”【孟泳新评注：《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一文中指出，“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而应克复采用的是二分法。这是我与应克复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分法上区别。问题就出在“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按蒋介石的立场讲，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这是一。共产党胜出之原因的确是应该深入地探讨的。我在《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中说，“读者从我的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几点，比如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尽管有人会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了，早有结论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似有结论实无结论的问题妨害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因为这正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功课”。至于应克复说，内因啦，外因啦，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看来还没有为应克复和广大的公众所注意。这要待我有时间时才能写成文章，这是二。】

(3)结合应克复“思想”的评点解释我的五点思想基本特征
      我将思想基本特征总结为五点。
     (A)思想渊源清晰性
     (B)思想判断严谨性
     (C)思想理论融贯性
     (E)思想原创自洽性
     (F)思想系统深邃性
      
 我们就从(B)思维判断严谨性讲起。
   (B)思维判断严谨性
   它指的是，思维的严谨性是指研究问题时要严格遵守逻辑规则，做到概念清晰、判断正确、推理有据，它反映了思维活动中的严谨和缜密程度。能否确切地理解概念、公式、法则、定理的含义是思维严谨性的重要标志，判断正确、推理有据是思维严谨性的核心要求。另外写出的论文要严谨 ， 要做到条条有典。

 

   就概念清晰这一条来讲，在引文的评注中，已经点出了应克复在许多概念如先验，学术研究基本的方法，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先验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俄系文化，西化文化等等,都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漠糊不清的。在此模糊的概念基础上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下面还有必要对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严重误解了一百年的一个概念，“科学”这一词作一普释性的解释。

 

    留德学人黃鶴昇在2006年《走向天人合一之路》連載之三中说，“按中國哲學家金岳霖先生的說法,唯物辯證法是以“求真”的學問,而不是以“求通”的學問。有些人想從科學上打倒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說它是偽科學,這是沒有根據的。這從唯物辯證法以求真的整體理論體系來說,是很難辦到的,它實在就是一門科學。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科學并非萬能的,科學也不是等同於“正確”。中國現社會流行所謂的“科學”一詞,實在氾濫得很。什麼“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的人生觀”、“樹立科學的管理觀”、“你的說法不科學”等。似乎科學就是對的,是完全正確的,只要將某東西冠上科學的頭含,就無可質疑,真讓人匪夷所思。實際上,以德文Wissenschaft (科學)一詞解,應叫“知識學科”,即一門知識學問。如人家說《社會科學》,即是“有關社會知識的一門學科”,并沒有代表正確的意思。以我們中文解,科,即分門別類,學,即學問。科學也即是門類學問。不知什麼時候,科學在中國則成了“正確”的代名詞,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只要你說這是科學的,就是對的,就是無可質疑的。就“科學”等同於“知識”來解,科學也不是“萬能主義”。以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來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特別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問題,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興行的思想。當今世界,人類已有深刻反省,他們已意識到,科學不是萬能的,人類不斷以科學和理性的名義向自己賴於生存的地球索取,毫無止境,終有一天會迫使地球和人類一同毀滅。人類也開始反思,科學和理性,并不能解決所有人類精神文明的問題,特別是人類深層意識的問題。後現代反科學、反理性的種種表現,已證明科學和理性的無能為力,以及它的局限性。可以說,人類發展到現在,是該反省科學和理性的時候了。”

 

    黃鶴昇的文章中说了，“有些人想從科學上打倒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說它是偽科學,這是沒有根據的。”应克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科学这个问题在德国从来就没有成为如同中国那样主题概念被严重歪曲了的全民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德文中科学这词就是知识学问的意思。德文中用的Wissenschaft (科學)这个词根是，wissen ，“动词,知道,懂得，了解之意思”。由此变成名词,Wissen ,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Gesamtheit der Kenntnisse,die jmd.auf einem bestimmten Gebiet hat，，“一门特殊领域上的知识”。加上后缀schaft ,名词,Wissenschaft (科學),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Wissen hervorbringende forschende Tätigkeit in einem bestimmten Bereich，“在某一领域上研究活动而产生的知识结晶”。在德文中,科学与真理(Wahrheit)是完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视作为同一，这是产生错误的根本。而中文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中，“科学”被解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真理”被解释为“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比较德中文两国常用词典对这二个词的不同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中文词典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增加了，灌入了马克思整本意识形态辩证唯物论的关键用语，什么客观规律，什么反映，什么正确反映，等等，从而混淆了亿万中国人(也包括象应克复这样的知识精英)的思维。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能举一例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什么叫分科,明白后，我们就要问，在某个“分科”上得到的知识(科学)在应用上是否要有限制,合乎逻辑的回答，是，那么我们就要问,马克思在经济学这一个分科上得出的知识(科学)，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理论等等，共产党却说,能够毫无限制地适用于整个世界，而我们说，是应该给于限制，谁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就是分歧产生的关键所在，或者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可以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这一个分科上得出的知识(科学)就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在一部分的情况下是成立的，在另一部分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故所以讲，若以此在某个分科(经济学)上得出半对半错的知识(科学)推广到整个世界，那怎么能不通窟窿，闯大祸呢!对于我们的证明，只能留着以后再谈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德的张君劢回国后作一报告,批判科学万能论,既然会引发一場大的争论,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在于,对争论结果,谁胜谁负的认识,至今在大多数中国学术人看来还是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玄学派失败了。由此,直到今天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还能被写入中共党章内。我们则说,是张君劢派取得了胜利,一般的人是从学理上来分析这一问题,但在从哪里学理方面出发来批判的,却显见有人(张汝伦则是个例外)是从科学与哲学对人类认识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的地位、作用与关系来进行分析的以及从马克思是个孔德科学主义的信仰者这一点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的。此问题限于篇幅,只能留着以后来讲了。众人皆知，中国是个全国上下号称信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举世界政治实践为例来分析,第一个例子就是世界各国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做法,第二个例子则是世界禁止核试验的实践。从这两个例子出发,只要是个人,都可以认定,是张君劢派取得了科玄争论的彻底的胜利。单就对科学及其在中文界的传播和精英的认识而言,在台湾,按理说,一直是坚持反共立场,并也早已实现了民主化了,但却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结果,究其原因,几十年有以余时英为首的精英还在力挺胡适,力捧胡适,非得认为,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你能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吗?在大陆、台湾、海外的中国人圈内必须来一次类似于哥白尼式思想大翻转般的启蒙运动不可,否则尽管毛泽东死了,但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基因元素,如对科学的认识，如对实践的认识等等,由于没有经过彻底清算和分辨,这类毒素必然会死灰复燃,祸害于全人类。前一段时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引爆核弹大搞导弹试验,探其源头,是金正日領導下的北韓政府於1993年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2004年,平壤宣佈將發展核武器,2005年首次宣稱已擁有核武器,但當時國際社會對此普遍表示懷疑。2006年10月14日,北韓宣稱第一次核爆獲得成功。安理會一致通過針對北韓的制裁決議,中俄均投了贊同票。這是北韓走向國際孤立的開端。其思想本质上是,金正日金正恩父子与毛泽东胡锦涛一样都是科学万能主义的崇拜者。可笑的是,习近平却打起了反对牌来了。中共内部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就产生了矛盾。   

 

 (C)思想理论融贯性
   融贯性概念不仅要求命题之间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有着更多的要求，如命题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等。融贯是一个具有程度面向的概念一一不同命题之间可以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融贯关系，这使融贯成为我们在论证某一命题、或建构某一体系时应当努力追求的一种价值：努力使论证结构或体系更融贯。因此，对融贯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实践生活中的一种激励机制。
   在上面评注，对应克复在其论述中使用的先验概念，是否与康德使用的先验概念同一还是有差别，应克复应该明确给予回答的一段评注就是融贯性应用的一个例子。

    (E)思想原创自洽性
  这里讲的思想必须是原创性，在这一前提还必须满足自洽性。自洽【self-consistent】，简单地说就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的话，自己可以证明自己至少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这就是简单的自洽性。这一点留到下面对邓思想到习思想的评点时再来讲述。

  (F)思想系统深邃性
  这就是要求，建构一个思想系统要力求，超越如学科、国别、、、等等的限制，能对整个的自然世界、对整个的社会世界、对整个的精神世界、能对整个的人性和自由、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奥秘进行探究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的判断。特别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同行而言，我认为，要注意二个不同的方向，我们每个人构想的中国思想史必须一是要与本国的通史、别的国家的思想史、本国的世界史、别国的世界史相匹配，二是要与人类在道德哲学上的探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相一致。
 
    以上的四条在许多的关于思想的研究文章中大都已有较多不同的解说供参考，但按我的理解，还需要增加思想渊源清晰性这一条。思想渊源清晰性作为思想基本特征之一，这是我在阅读了许多关于思想研究的文章后得出的一个总结。如“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引自于《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又如张博树于《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中讲的“立场”这一概念，他并说，“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

 

    至于何谓自由主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人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荣剑在《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中就说 “我的理解是：何谓正宗的自由主义？很显然，自由主义是一个大筐，什么都装在里头，或者鱼龙混杂，或者良莠不分，或者张冠李戴，在学理上做出学术分类和清理，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这就把问题讲的非常清楚。再拿中国思想史研究实践为例那就显得更加混乱不堪了，许多人甚至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等不同思想渊源的人，甚至思想上是对立的人全都划为自由主义派、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主义者。比如俞祖华说，“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有着相当的亲和性。远离资本主义、亲和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胡适、萧公权、傅斯年等自由主义者都曾表达过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也有某种契合之处，杜亚泉、张君劢、陈寅恪等人的思想都体现了两者的结合，他们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此皮相的认识却充满着整个的中国的学术界，究其根源，究其解决的出路，我提出了思想渊源清晰性这一条。思想渊源清晰性，在我们共同研究的“思想”范畴来讲，与“立场”这一概念相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更深刻更确切更富有内涵，从而避免了许多误解误用，避免了让自己作出有违历史史实与逻辑，互相矛盾的论述。

 

  最后我们再回头来讲(A)思想渊源清晰性这第一条基本特征。
  (A)思想渊源清晰性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 一文中写道，“借用一个德文词orientieren，（拉丁词根orior，意指，来源于，由什么传下的，出身于什么）可译为，以什么为其渊源依据，按什么办事或决定的意思。对共产党的批判，就是我们不仅要看批判的程度，角度，还要看他们对共产党的批判是以什么为依据，按什么办事或决定的。”从破立的眼光看，还要看他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在有关思想研究的范畴中普遍地存在着二个不同的却又密切相连的问题，一个是，过去一现在一将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这个思想讲的是什么？这个思想要求我们怎样去做？比如拿上面讲的一个思想的元素一一“科学”一一来讲，“科学”这一思想是从哪里来？在哪一年通过什么方式由谁大力提倡在中国传播开来？在那一年由谁反对这种被误解了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的流行?他们做了些什么？...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里来？在哪一年通过什么方式由谁大力提倡在中国传播开来？在中国是否有人站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在中国这样的一块古老的土地上流行起来？...谁都知道，这就是在学术上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或者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范畴。

 

     另一个问题是要解决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世界，怎样才能正确地确立人的历史哲学观?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等  这些问题就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研究的范畴。这里需要有一个说明，按我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民运中间,显有哪位朋友在考虑这问题时，是从法哲学、道德哲学这一角度来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个致命的软肋的，我多年来一直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我们反思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仅仅注意到了这二个相关的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而完全忘记了对中国历史发展更为至关重要的第二个问题。甚至于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中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地低于大家对未来的关注程度。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张博树的评议中，以及后续文章中对辛灏年和严家祺的评议中再来论述。

     我所理解的某个人的思想渊源清晰性，就是从他的全部著作中分析出他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近现代思想史观和他的哲学观、历史哲学观、法哲学观，如果他的近现代史(包括近现代思想史)观和他的哲学(包括历史哲学观、法哲学、道德哲学)观这二方面的根本性的观点渊源是否是清晰的，或者是否是非常清晰的，简单地说来,清晰就是能以一贯之的，一目了然。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思想渊源清晰性符合标准。

 

    大家需要注意了，这里提到的五点思想特征和思想的正确性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要综合考虑,方能从基本上合符五点思想特征的各种思想中找出哪个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思想，才能以此思想去批判别的思想。当然从逻辑上讲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许还没有出现正确的思想家，这如同在哥白尼之前一样，世界上的人都认为地心说是正确的一样。是哥白尼来了一个思想的大逆转，宣告了日心说，最终为世界所承认。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必须把谁的思想视作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谁是可作为未来的近代思想史书写的“标杆”，“立法者”，并且要明确地向公众指出，在他的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哪些地方还有哪些不足和错误的，在他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哪些地方需要后人去超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域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课题，中心目的。
     
      (4)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对应克复“思想”的总的评议
  第一点，应克复与其他的思想研究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发表的《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一文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观，即他对中国近代史各历史分段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历史的意见。这就为我们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时间花费。马上直接从他的中国近代史观，尽管这只是我们讲的思想渊源清晰性的一半内容，但也大致地可以推断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是否清晰。

 

  第二点，就应克复的近代史观而论，尽管还未见到其终端产品的问世,只能略加评说。前面的文章评注中说的，应克复如此简单地将历史第二阶（1920  — 1949）定义为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将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简单地说成了西化或欧系文化，漠视孙中山联苏容共的历史史实，明显地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这是一。应克复的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的观点，这是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自成体系的关键性的论点，况且它明显有违于历史基本史实。在没有经过自己对国共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仔细深入独立理性的思考与研究，特别是在这许多历史史实表面上表现出的多种矛盾现象面前缺乏理论的独创性，既然不加思索地全盘采纳李慎之的近代史观，而李慎之对1949年前共产党历史的认识以及整个近代史观，溯流穷源，还是以陈云的近代史观为其源头。如应克复写道，经过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血拼，共产党竟打败国民党而夺得了大陆政权。从此，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宰者。这是二。从这二点可以看出，应克复其思想之混乱，也可以说，完全是失败的。

 

     第三点，绝大多数独立思想史研究者都不是明明白白地讲出自己的的思想渊源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对中国过去一一现在一一将来的观点中可以窥测出他赞赏谁，反对谁，他在他的文章中讲他与谁是什么关系，他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或者他赞赏谁的主张，反对谁的意见，从这些地方来作出我们的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有时也可以作出修改。从应克复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赞赏的是顾准、谢滔、李慎之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渊源是顾准、谢滔、李慎之等人。再往上推，他希望的是走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道路，他的思想渊源还是马克思，不过不是青年的马克思，而是晚年的马克思罢了。
  第四点，谢滔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是不是正确的，这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讨论思想基本特征这一阶段所讨论的问题，这要留着以后来讨论。
    
   (5)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对张博树“思想”的总的评议
   张博树在《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换句话说，我承认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
   我个人对毛泽东的基本判断，第一条，他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孟泳新评注：从上下行文可看出，什么叫真诚,这是张博树思想中的一个极具重要性地位的概念。待找到了其解释后再议。】我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显然这些先生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 呢？我是有根据的。从大的历史来讲，毛泽东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从 1921 年建党开始，经过了近 30 年的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在整个过程里边，这一代共产党人对于 自己认定的那种理念的追求是不能否认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特殊的在于，他的理念追求更多的不是表现在 1949 年以前，而是表现在 1949 年以后。”

“这样一个论证在我看来是不充分的，更严格的讲是不对的。说毛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政 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就是为了传位给江青，这个观察显然有问 题，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它没办法解释既然要让江青接班，为什么文革中期要重新启用邓小平？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四五事件后，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因为那正是极左派出来掌权的最好时期，毛恰恰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们。【孟泳新评注：对四五事件后，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多说一点。因为我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内被打到了的第一把手顾稀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张春桥有多年的同事关系，1967年我们曾派出了人去上海进行外调，回来后告知，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有严重历史问题，这是一。有几个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于我，特别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有许多老干部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因为文静有严重历史问题反对使用张春桥，这是二。公开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是徐景贤的回忆录，张春桥想休了老婆文静，托徐景贤另外介绍个对象，结果徐景贤完全误解了张春桥的意图。为什么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张春桥心知肚明的，这是三。但这一点也不能怪张博树,毕竟张博树在文革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呢。】更大的问题是作者在大跃进错误和文革之间建立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解释框架忽略了、或者说无视历史场景中很多 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解释，它至少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后边我还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辛子陵先生持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很好；但是他在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 缺乏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和理解历史的框架。”【孟泳新评注：张博树认为，辛子陵先生持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很好；为什么这样说，有何根据。在近代中国是否有人早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张博树是否知道此人，是否可向公众公开对其是何以评价的。】

 

     “总之，历史是复杂的综合体。要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使我们对历史的把握更接近历 史本身的脉络和逻辑，立场、方法、第一手材料的掌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就今天谈的这个 话题而言，我们看到如何解决执政后共产党的蜕变，曾经是毛一代中共领导人思考的核心， 或至少是核心问题之一。突出政治也好，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也好，反对修正 主义、批苏修也好，都有这层意图在内。这是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逻辑。他们确实曾经试 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认知前提、方法是彻底的错了。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导致 了更惨重的后果。这恰好是这样一个制度所造成的。毛泽东那个年代两个东西是揉在一起 的，一个是乌托邦的社会改造理想，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建构。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以后 就造成了上个世纪 50 到 70 年代那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这两个东西都需要做 深入的分析。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是从毛本人来讲，他既是一个独裁者，又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所说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是说他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特别是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当他发现党有很多东西在变化，他试图通过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 阻止这个变化，在这些方面他是真诚的。”【孟泳新评注：什么叫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在张博树的文章中终于找到他的回答，就是，张博树所说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是说他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他试图通过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阻止这个变化，在这些方面他是真诚的。在这一段话中张博树用了二个自认为和二个正确，一是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一是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
           
   下面先简述我的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之说。我将一个思想史研究者在研究别人思想，众人的思想时最好是将之分为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确认正确思想阶段、思想批判阶段。
   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前面已经讲了。
   确认正确思想阶段就是首先要搞清楚，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的问题，另外还需要搞清楚，何谓自由，何谓幸福，何谓人的尊严，何谓目的，何谓道德，何谓法律，何谓仁，何谓义，何谓公正，何谓正确，为何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而列宁胡适毛泽东邓小平却提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孰对孰错,等等的概念和问题，然后才能从对众人思想基本特征分析基础上选择出谁的思想可以选作为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即把谁的思想视作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也就是说，谁是可作为未来的近代思想史书写的“标杆”，“立法者”。
   思想批判阶段就是用正确的思想作为依据来分析其他的思想在人类认知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上的缺陷之处，特别是从法哲学、道德哲学的层面上来分析其他思想在追求人的自由理想的实践上的缺陷之处。

 

  下面继续就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而言对张博树“思想”进行总的评议，
  第一点，就思想渊源清晰性而言，由于张博树的文章我还没有搜集全，也没有时间阅读完，故今天我还无法明确地讲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从张博树讲的“一个自由主义立场”这样的表白来讲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张博树讲了“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叫立场呢，在我的评议已经讲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大筐，什么都装在里头，或者鱼龙混杂，或者良莠不分，或者张冠李戴”。至于什么叫立场呢，那也是不明不白的，最重要的一点，你张博树说的立场，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学会。由自由主义和立场这二个概念都是不明不白的概念，从糊涂概念到糊涂概念的糊涂推论，是得不出清晰的判断的。故此张博树讲的“一个自由主义立场”也是不明不白的糊涂概念。对于立场，我建议改用思想渊源清晰性来表达。对于自由主义这一词，我倒是建议禁止使用五十年为好，在我的立论文章中反正从未出现过。

 

   第二点，张博树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张博树在解释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的那段话中，张博树用了二个自认为和二个正确，一是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一是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用这样对真诚的理解和同样的推理，以希特勒杀犹太人为例，希特勒自己认为杀犹太人是正确的理念，希特勒自认为杀犹太人是正确的方式，由此我们也是否可以导出，希特勒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教徒的判断呢。这怎么能让广大的基督教教徒所接受呢。这是一。大多数的人做事，都是按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行事的。像林彪刘少奇康生谢富治张春桥江青等都是一样的，如此说来，大家都可说是真诚的共产党人，那张博树单独地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判断，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二。况且，真诚这一词普遍地作为褒义词来使用的。这是三。如果我们善意地来理解张博树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的判断的作出，是因为张博树是为由邓小平起到目前的中共领导人大搞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阳奉阴违而发出的判断。我也谨请张博树改用别的词来解说之。象上面我们解释某个人的思想渊源清晰性时讲的，清晰就是能以一贯之的，一目了然。讲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渊源清晰性是清晰的，它就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至于毛泽东和大多数的共产党最大的错误是将在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中拒绝了第二阶段的存在，即没有人去认真地去思考，为什么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者去怀疑去质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同由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这一常识推断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并将之视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待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时，众人就将之视为异教说，加以迫害。在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中拒绝了第二阶段这一最重要最关键阶段的存在，那就会产生像张博树讲的那样按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行事的情况。不知张博树先生是否同意上面我提出的建议?

 

   第三点，假如有个人想来比较张博树与孟泳新之间在观点上的异同时，他会发现，二人在如何对待谢滔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对待辛灏年先生的民国派基本观点，如何对待严家祺的联邦制的建议上，等等的问题是持相同的观点，仅在如何对待胡耀邦的评价地位上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见张博树《从几个历史片段看胡耀邦的认知与人格特征》和孟泳新《对马克思主义意識形態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我认为，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往往较多只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思想的起源，他的判断何以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上，如我在考虑怎样地评价胡耀邦这个问题时，第一时间内就是将它与““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是实践”不是理论”这个思想联系在一起来判断。所以对谁跟谁在观点上的异同视为无关紧要的事，重要的是要调查出他的思想渊源，判断是否正确。现在我公开了关于思想评价的三阶段和思想基本特征分析五大特征之我见。我认为，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主要如同是扮演一名检查官的职责，去面对所有的思想者的思想基本特征。而在思想评价的第二阶段确认正确思想阶段时，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主要如同是扮演一名法官的职责。若明白了检查官和法官的区别之处，就明白了我说的全部。

（写作于9日12月2017年，发表时略作修改。）

 

2)关于思想的几点说明

(一)思想的基本特征

(1)引言

   简单地说,思想就是各人思维结果的表达。按思想这一中文原本的词义而言,凡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在思维,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思想，而且人与人之间，就算是一对双胞胎，他俩的思想都是千差万别的，世上不存在有两个百分之百完全相同的思想。可讲世上存在着张三思想，李四思想...存在着千千万万个思想。但自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并以之为中国全国的指导思想以后，思想这一中文词在词义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自从我2013年发表了论解放战争是非正义和应该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两个重要思想以后，我就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一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的分支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中国近现史的核心的分支，这是我的认识,为什么这样讲,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以后我们会进一步论述。)为此，在这几年中查找阅览许多人的系统性作品，对重点人物尽可能多尽可能全的作品,不是仅其一、二篇作品而已，几乎将其能找来的全部作品通读一遍。并且与以前阅读不同,这次的观察的重心全放在了考查各人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感慨良多。就论题域来讲，许多与中国根本问题极其相关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去探讨。举一例，如现时正是关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机，许多人写了文章，都集中于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少有谈到对国民党的影响，根本上没有人提到并向民众介绍在一百年前是否曾有人，而且不只一个人，对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表示异议，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有什么影响，问题就出在，中国民主运动如果没有了先辈们的奋斗经验，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常常好象是又回到了原始的起点，一切从零点开始摸索。就立论深度来讲,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在海外民运中有位名气很响的朋友，我看完其成名之作,一篇关于论自由言论的文章后，为了保护起见,立即去了一份电邮,向其指出了问题所在，也直截了当地指出，该文充其量只能算一篇硕士论文吧。但事后,中文笔会却把他捧为什么思想家，什么理论家，可见中国民主运动内部自身的问题直在是太多太多了。按我治学的经验看,最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从事中国民主运动思想理论问题探索的朋友对思想的渊源问题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与探讨，这里面包括了既没有对对方思想，我们最终的最主要的对手应该放在以王沪宁为首的共产党真理部那些人的思想渊源的探究，也没有对自己思想的渊源进行探索，如果听之任之,不加以提出的话，将会对中国民主运动带来莫大的破坏。再举一个例子,上面所提到这位先生曾于2015-11 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主张，未来民主中国可采行联邦制》，其中写道，“有鉴于此，我主张，一是未来民主中国可采行联邦制，二是规定一个至少五年的过渡期、缓冲期。”一旦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后，“统派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他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增进和别人的关系，减轻彼此间的感情隔膜。他们要让独派相信独立是不必要的，大家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共同家园。独派也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因为任何一个相对弱势的民族或地区要想获得独立，总还是需要得到强势方面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接受。独派不宜操之过急。”其实提出为这个联邦制设置至少五年“过渡期、缓冲期”这一思想的由来和源头就是邓小平胡耀邦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我曾于2006年发表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此论点作了批判。比如文中所说，“近年来当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鼠、克隆猴子等各种克隆动物纷纷问世后，国际上的科学界、法学界、宗教界普遍地关注起克隆人这一问题。各国有识之士普遍接受这样的观念，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做法是违背人类尊严，有悖于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原则，是违反人类物种的罪行，应当立法给予禁止。这里讲的伦理原则、人类尊严等都是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而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法，应摸着石头过河，务须先试错式地实践一下，先让克隆出克隆人，看看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危害后，再来总结出取舍与否”。再举一个例子吧。至今在中国海外民运中，显见有人写出有分量的文章，系统性地认认真真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唯物辨证法是错的还是对的，是荒谬的还是正确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中国人圈内，更没有见到有哪一位在世的学人能象张君劢那样公开自称自己是“唯实的唯心主义”者的。【孟泳新说明：因为我至今未找到张君劢讲这句话的全篇原文,故不能加以深入分析，但我收集到了张君劢的好友张东荪评述唯物辨证法的部分资料，待有时间时再写出评价文章】。我曾阅读过许多大陆发表的哲学法律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前面一部分分析还有一点理性可言，但到了结束部分，都是千篇一律的耍起无头的二段论式，隐去了大前提的三段论式，说什么,因为按前面分析的结果可知，某某是唯心主义者，所以某某是错误的，是反动的，应该打倒。隐去了三段论式中的大前提就是，凡属于唯物辨证法的都是正确的，凡属于唯心主义的都是错误的。纯粹的武断论，毫无理性分析可言。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中国思想界的现况,以及我孤独地生活于阿尔贝斯山下的A城的客观现实,我常常思寻着为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学术研究,我该做些什么事，我能做些什么事。故借此文的发表，略表我的一点意愿。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起现代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立即必须变个人各自单独作战的模式为一个个小组多人群体协同作战的模式，以便尽可能快地出成果。即建议组成思想史研究的小圈圈,在德文中有一词，Kreis,这词除了常用的意思，园圈，县,还可以表示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所形成的圈圈,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交流资料,征求对初稿的意见,发表写作计划,发表写作札记等等。有愿参加我的DK圈圈(Denker-Kreis的缩写)的朋友只须向我的电邮发一条信息即可。我的电邮地址可从中文笔会等处询问获取。

 

     我们接着讲下去。我们研究某一问题,到了研究结束时,总希望将自己研究结论性意见,也可以说阶段性的结论写出来,供大众批判。我们搞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撰写一部近现代思想史以呈现给世人。而我除了希望自己能撰写一部近现代思想史外，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还更希望能将自己对如何正确地书写近现代思想史的探究从方法、分析、直到书写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明白讲出来，以利于后来者能学会,能将事业继续下去。

 

     要写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有些人也许会说，那就首先要确定哪些人可选入，哪些人不可选入，这就是要把确定能写入史册的思想的入选标准作为必要条件来看待。对此问题我觉得我很难给予明确的回答，因为入选史册的思想人选不仅仅决定于一个入选标准，也要考虑许多其他的因素，如代表性等等。也许这个问题如同什么叫思想，什么叫哲学一样，很难给出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回答。正好比有位哲学博士说,哲学是思想的博弈论。 但我们可把问题改一下，即改为思想的基本特征的论述，思想基本特征与其作为写入史册的思想的入选标准之一，不如我们将它视为如何地去鉴赏一个人思想的初级阶段。为了要讲清楚思想基本特征，我们选择了二个比较现实的案例，他们有许多文章也登刊在民主中国杂志上，但显见有评论文章的出现，更未见有全面的评判了。我们选的第一个是应克复案例。至于我为何如此地确定这些特征作为基本特征，它是否过高了，为什么基本特征需要如此地提出的，有什么作用，等等的问题，那只好请加入我的DK圈圈，收看我的写作札记。

   (2)应克复文章的评注

   应克复，1939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哲学硕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学术成果：著作有《民主制的矛盾和原则》、《论国家的双重本质及对人类政治解放的意义》、《私有经济纵横》、《权力制约论探要》、《所有制理论中的若干误点》、《西方民主史》、《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方法论问题》 、《为地主正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党文化”的起源、内涵、特质与中国的现代走向》、《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验性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一点，我的评议主要是找出论主的思想上有哪些问题，够不够、合不合思想基本特征，而不去理会是否将其划为哪个派别，是救共派还是民主派的问题，也不去理会对该论主的全面的评议。对于具体的某一论主,比如这里要评议的应克复而言, 应克复在思想原创性上最特别的核心是，他的思路是，【孟泳新评注：在证明中应克复隐去了大前提，一切“先验”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的，和一切不科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以后我们会深入讨论。】 马克思的共产理论是“先验”的，不是科学的，所以是错误的。 为了要看清应克复是怎样来论证的，不足和错误在何处，先在本文所采用了对应克复的文章用加评注的方式，然后论述思想基本特征,最后再集中对应克复思想再进行我的总的评议。我们的第二个分析案例是张博树案例，这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地用思想基本特征来进行评判。这样可节省很多篇幅。

     应克复在《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验性问题》2015年一文的开头写道，“马克思的共产理论是“先验”的还是“科学”的，官方的一贯说法是“科学”的。其根据还挺硬，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转变为科学。

 

    但是，凡称之为“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必须是被实践（实验）所证实的东西，否则，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一直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社会主义。先验的设想，不是科学。【孟泳新评注：这句话应该是需要应克复认真地论证之。因为这句话包含许多关键性的命题，如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中认识论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讨论才是。  另外,先验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整个康德哲学关键性的概念,因为在大陆凡学过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康德是位先验唯心主义者，那么应克复在其论述中使用的先验概念，是否与康德使用的先验概念同一还是有差别，应克复应该明确给予回答。若有差别的话应该详细分析之,若是同一的话，那就要颠复了已成定论的哲学史中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有二个渊源,一个是费尔巴哈，一个是黑格尔，看来黑格尔这个渊源按应克复的发明应改写为康德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了，从可能性来讲，可能不可能，是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做细致的论证才能成立，应克复却没有做一点说明，就横下结论，明显这是全文的论证的错误所在。】人类要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必须是这一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有了这个事物，人们才有了认识这一个事物的属性、特征和本质的对象。当这一事物尚无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认识对象还未出现的时候，人们怎么去认识这一事物呢！同理，在社会主义这个事物还未出现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设想、主张，都只能是先验性的，不可能是科学。即使其中有科学的因素，也要待以后的实践加以证实。”

      应克复在《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2015年（一）（二）（三）中写道，“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经验主义，一种是先验主义。正确的选择应当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孟泳新评注：其实这二句话是表达了二个不同的命题。一个是学术研究有几种基本的方法，这里应克复却武断地下了只有二种。实际上在康德时代除了有经验主义，先验主义以外还有理性主义。从康德到现代，在科学哲学中还有各种结合类型的方法,如实证主义, 石里克的逻辑经验主义,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等等各种各样的流派坚持各自相异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应克复的这个论断也与其在全文结束下的总结性论断相矛盾的。应克复在全文结束时说,“时到今日，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先验主义陷阱中走出来，回到经验主义，然后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义”。这就说学术研究有三种方法。另一个命题则是什么是正确的的选择了。在有三个选择的情况下，应克复就不宜如此简单地仅排斥一种选择，就认定了“正确的选择应当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的结论。其实这二个问题都是需要应克复仔细地做研究的地方。】马克思的选择是先验主义的方法。他的学术人生走的是一条先验主义的学术道路。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其科学性、正确性，或者说它的价值，要通过以后的实践的检验才得以判定。按照波普尔的意见，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不能进入科学的殿堂。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的预测以及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因而是一种先验主义的学术成果，具有先验、主观和空想的特点”。

      “马克思设计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类似于宗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天堂”、“天国”之类的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幻境。两者虽然都是一种空想，但不可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每个人要能进入这种境界，宗教要求你积德、行善、宽容，要遵守各种戒律；而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献身革命，牺牲自我，去斗争、批判、消灭，推翻罪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两者的社会影响因而大异！”

    “笔者剖析了马克思学说的先验主义性质。所谓先验主义的学说，就是不能被实践经验证明为之正确的理论。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可是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却是先验的，是从他脑子出发”

     在全文结束时应克复总结性地写道“时到今日，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先验主义陷阱中走出来，回到经验主义，然后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义。中国的知识人首先应该有这个觉悟了。”【孟泳新评注：这句话爆露了应克复对康德哲学的产生和哲学史的极大的无知。康德生活的时期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两个派别：以J.洛克、G.贝克莱和D.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派、经验论派和以R.笛卡尔、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派,唯理论派。唯理论主张真理出自理性，知识是从先天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这样不足以说明知识的丰富多彩，而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否认理性的推演作用，无法说明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兩派的糾紛在於知識究竟是奠基在經驗上，還是天賦觀念上。理性主義哲學家皆來自歐洲大陸(德法荷)，而經驗主義哲人則來自英國。因此，有人又將兩派的對立稱為海峽(英倫海峽)兩岸之爭。康德提出他的先验哲学理论，从而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僵局。”正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认为的那样，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 】  

    应克复还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在《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1/23/2014一文说，“1840—2040这两百年的历史，根据李慎之在信中所表述的意思，我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20），现代化之开局阶段这一阶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逊位，民国初建，再至1920年新文化运动分裂、中共建立。共八十年。
第二阶段（1920—1949），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进中国人的视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我称之为“俄系文化”。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是欧系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将中国引入现代化航道的正确纲领。孙中山领导的政党以及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孟泳新评注：怎样看待孙中山联苏容共在历史上的意义，这是每一个历史著作者必须明确地表明的关键问题，腾讯历史谌旭彬评论道，“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我在《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孙中山自负是中国人“先知先觉”者中的永久的第一人，目中无人，睥睨诸家，无论是为其所认为是政敌的所谓“军阀”如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之流，无论是自己的追随者或者分道扬镳者如章太炎、冯自由之徒，无论是曾经与其唇枪舌剑过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张君劢之人，是怎样地认识苏俄政权的，更不论这些鼠辈们各自不同的分析苏俄政权的方位、层次，“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大搞起联苏容共，引狼入室，祸害华夏。孙中山这位顶尖预言家的关于联苏与革命的世界潮流的预言，在一代人的时间（1991年）过后，便贻笑于天下了。”应克复如此简单地将历史第二阶（1920—1949）定义为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将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简单地说成了西化或欧系文化，漠视孙中山联苏容共的历史史实，明显地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这样，从1920年起，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以不同的文化为本党之圭臬，自然各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两党争斗势不可免。现在，西方文化的对手主要不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仍有着长远影响），而是共产极权主义了。

 

    到1946年国共第二次破裂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次破裂经过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血拼，共产党竟打败国民党而夺得了大陆政权。从此，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宰者。

 

    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孟泳新评注：我在《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中说，“在其后高越农发表了他对此文的阅读后的思考，其中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由此可知，遗憾的说，应克复没有就争议的关键节点三年战争进行如同上面已提过的何兆武所要求的历史学Ⅱ，历史哲学层次上的研究，就敢对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作一长论，岂能有正确的结论吗？读者从中可认识到，笔者为什么在引言的开头要引用了何兆武的几断话的用意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注意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程序。”高越农在该文中还说，“我认为，在‘老革命’里面有很多人具有很顽固的救党情结。他们能够进行反思，能够批判俄系文化，发出具有振聋发聩的呐喊。 但是他们救党情结太重。他们远不是中国的吉拉斯”。】

 

    其实，共产党胜出之原因，主要的不是在主观方面。如共产党深得民心呀，毛泽东指挥英明呀，等等。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外因是主要的。这方面，事实真相已一一露出水面，为我们提供了依据。”【孟泳新评注：《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一文中指出，“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而应克复采用的是二分法。这是我与应克复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分法上区别。问题就出在“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按蒋介石的立场讲，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这是一。共产党胜出之原因的确是应该深入地探讨的。我在《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中说，“读者从我的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几点，比如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尽管有人会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了，早有结论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似有结论实无结论的问题妨害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因为这正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功课”。至于应克复说，内因啦，外因啦，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看来还没有为应克复和广大的公众所注意。这要待我有时间时才能写成文章，这是二。】

(3)结合应克复“思想”的评点解释我的五点思想基本特征
      我将思想基本特征总结为五点。
     (A)思想渊源清晰性
     (B)思想判断严谨性
     (C)思想理论融贯性
     (E)思想原创自洽性
     (F)思想系统深邃性
      
 我们就从(B)思维判断严谨性讲起。
   (B)思维判断严谨性
   它指的是，思维的严谨性是指研究问题时要严格遵守逻辑规则，做到概念清晰、判断正确、推理有据，它反映了思维活动中的严谨和缜密程度。能否确切地理解概念、公式、法则、定理的含义是思维严谨性的重要标志，判断正确、推理有据是思维严谨性的核心要求。另外写出的论文要严谨 ， 要做到条条有典。

 

   就概念清晰这一条来讲，在引文的评注中，已经点出了应克复在许多概念如先验，学术研究基本的方法，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先验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俄系文化，西化文化等等,都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漠糊不清的。在此模糊的概念基础上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下面还有必要对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严重误解了一百年的一个概念，“科学”这一词作一普释性的解释。

 

    留德学人黃鶴昇在2006年《走向天人合一之路》連載之三中说，“按中國哲學家金岳霖先生的說法,唯物辯證法是以“求真”的學問,而不是以“求通”的學問。有些人想從科學上打倒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說它是偽科學,這是沒有根據的。這從唯物辯證法以求真的整體理論體系來說,是很難辦到的,它實在就是一門科學。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科學并非萬能的,科學也不是等同於“正確”。中國現社會流行所謂的“科學”一詞,實在氾濫得很。什麼“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的人生觀”、“樹立科學的管理觀”、“你的說法不科學”等。似乎科學就是對的,是完全正確的,只要將某東西冠上科學的頭含,就無可質疑,真讓人匪夷所思。實際上,以德文Wissenschaft (科學)一詞解,應叫“知識學科”,即一門知識學問。如人家說《社會科學》,即是“有關社會知識的一門學科”,并沒有代表正確的意思。以我們中文解,科,即分門別類,學,即學問。科學也即是門類學問。不知什麼時候,科學在中國則成了“正確”的代名詞,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只要你說這是科學的,就是對的,就是無可質疑的。就“科學”等同於“知識”來解,科學也不是“萬能主義”。以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來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特別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問題,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興行的思想。當今世界,人類已有深刻反省,他們已意識到,科學不是萬能的,人類不斷以科學和理性的名義向自己賴於生存的地球索取,毫無止境,終有一天會迫使地球和人類一同毀滅。人類也開始反思,科學和理性,并不能解決所有人類精神文明的問題,特別是人類深層意識的問題。後現代反科學、反理性的種種表現,已證明科學和理性的無能為力,以及它的局限性。可以說,人類發展到現在,是該反省科學和理性的時候了。”

 

    黃鶴昇的文章中说了，“有些人想從科學上打倒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說它是偽科學,這是沒有根據的。”应克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科学这个问题在德国从来就没有成为如同中国那样主题概念被严重歪曲了的全民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德文中科学这词就是知识学问的意思。德文中用的Wissenschaft (科學)这个词根是，wissen ，“动词,知道,懂得，了解之意思”。由此变成名词,Wissen ,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Gesamtheit der Kenntnisse,die jmd.auf einem bestimmten Gebiet hat，，“一门特殊领域上的知识”。加上后缀schaft ,名词,Wissenschaft (科學),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Wissen hervorbringende forschende Tätigkeit in einem bestimmten Bereich，“在某一领域上研究活动而产生的知识结晶”。在德文中,科学与真理(Wahrheit)是完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视作为同一，这是产生错误的根本。而中文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中，“科学”被解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真理”被解释为“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比较德中文两国常用词典对这二个词的不同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中文词典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增加了，灌入了马克思整本意识形态辩证唯物论的关键用语，什么客观规律，什么反映，什么正确反映，等等，从而混淆了亿万中国人(也包括象应克复这样的知识精英)的思维。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能举一例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什么叫分科,明白后，我们就要问，在某个“分科”上得到的知识(科学)在应用上是否要有限制,合乎逻辑的回答，是，那么我们就要问,马克思在经济学这一个分科上得出的知识(科学)，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理论等等，共产党却说,能够毫无限制地适用于整个世界，而我们说，是应该给于限制，谁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就是分歧产生的关键所在，或者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可以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这一个分科上得出的知识(科学)就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在一部分的情况下是成立的，在另一部分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故所以讲，若以此在某个分科(经济学)上得出半对半错的知识(科学)推广到整个世界，那怎么能不通窟窿，闯大祸呢!对于我们的证明，只能留着以后再谈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德的张君劢回国后作一报告,批判科学万能论,既然会引发一場大的争论,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在于,对争论结果,谁胜谁负的认识,至今在大多数中国学术人看来还是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玄学派失败了。由此,直到今天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还能被写入中共党章内。我们则说,是张君劢派取得了胜利,一般的人是从学理上来分析这一问题,但在从哪里学理方面出发来批判的,却显见有人(张汝伦则是个例外)是从科学与哲学对人类认识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的地位、作用与关系来进行分析的以及从马克思是个孔德科学主义的信仰者这一点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的。此问题限于篇幅,只能留着以后来讲了。众人皆知，中国是个全国上下号称信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举世界政治实践为例来分析,第一个例子就是世界各国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做法,第二个例子则是世界禁止核试验的实践。从这两个例子出发,只要是个人,都可以认定,是张君劢派取得了科玄争论的彻底的胜利。单就对科学及其在中文界的传播和精英的认识而言,在台湾,按理说,一直是坚持反共立场,并也早已实现了民主化了,但却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结果,究其原因,几十年有以余时英为首的精英还在力挺胡适,力捧胡适,非得认为,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你能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吗?在大陆、台湾、海外的中国人圈内必须来一次类似于哥白尼式思想大翻转般的启蒙运动不可,否则尽管毛泽东死了,但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基因元素,如对科学的认识，如对实践的认识等等,由于没有经过彻底清算和分辨,这类毒素必然会死灰复燃,祸害于全人类。前一段时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引爆核弹大搞导弹试验,探其源头,是金正日領導下的北韓政府於1993年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2004年,平壤宣佈將發展核武器,2005年首次宣稱已擁有核武器,但當時國際社會對此普遍表示懷疑。2006年10月14日,北韓宣稱第一次核爆獲得成功。安理會一致通過針對北韓的制裁決議,中俄均投了贊同票。這是北韓走向國際孤立的開端。其思想本质上是,金正日金正恩父子与毛泽东胡锦涛一样都是科学万能主义的崇拜者。可笑的是,习近平却打起了反对牌来了。中共内部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就产生了矛盾。   

 

 (C)思想理论融贯性
   融贯性概念不仅要求命题之间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有着更多的要求，如命题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等。融贯是一个具有程度面向的概念一一不同命题之间可以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融贯关系，这使融贯成为我们在论证某一命题、或建构某一体系时应当努力追求的一种价值：努力使论证结构或体系更融贯。因此，对融贯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实践生活中的一种激励机制。
   在上面评注，对应克复在其论述中使用的先验概念，是否与康德使用的先验概念同一还是有差别，应克复应该明确给予回答的一段评注就是融贯性应用的一个例子。

    (E)思想原创自洽性
  这里讲的思想必须是原创性，在这一前提还必须满足自洽性。自洽【self-consistent】，简单地说就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的话，自己可以证明自己至少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这就是简单的自洽性。这一点留到下面对邓思想到习思想的评点时再来讲述。

  (F)思想系统深邃性
  这就是要求，建构一个思想系统要力求，超越如学科、国别、、、等等的限制，能对整个的自然世界、对整个的社会世界、对整个的精神世界、能对整个的人性和自由、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奥秘进行探究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的判断。特别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同行而言，我认为，要注意二个不同的方向，我们每个人构想的中国思想史必须一是要与本国的通史、别的国家的思想史、本国的世界史、别国的世界史相匹配，二是要与人类在道德哲学上的探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相一致。
 
    以上的四条在许多的关于思想的研究文章中大都已有较多不同的解说供参考，但按我的理解，还需要增加思想渊源清晰性这一条。思想渊源清晰性作为思想基本特征之一，这是我在阅读了许多关于思想研究的文章后得出的一个总结。如“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引自于《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又如张博树于《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中讲的“立场”这一概念，他并说，“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

 

    至于何谓自由主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人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荣剑在《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中就说 “我的理解是：何谓正宗的自由主义？很显然，自由主义是一个大筐，什么都装在里头，或者鱼龙混杂，或者良莠不分，或者张冠李戴，在学理上做出学术分类和清理，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这就把问题讲的非常清楚。再拿中国思想史研究实践为例那就显得更加混乱不堪了，许多人甚至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等不同思想渊源的人，甚至思想上是对立的人全都划为自由主义派、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主义者。比如俞祖华说，“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有着相当的亲和性。远离资本主义、亲和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胡适、萧公权、傅斯年等自由主义者都曾表达过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也有某种契合之处，杜亚泉、张君劢、陈寅恪等人的思想都体现了两者的结合，他们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此皮相的认识却充满着整个的中国的学术界，究其根源，究其解决的出路，我提出了思想渊源清晰性这一条。思想渊源清晰性，在我们共同研究的“思想”范畴来讲，与“立场”这一概念相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更深刻更确切更富有内涵，从而避免了许多误解误用，避免了让自己作出有违历史史实与逻辑，互相矛盾的论述。

 

  最后我们再回头来讲(A)思想渊源清晰性这第一条基本特征。
  (A)思想渊源清晰性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 一文中写道，“借用一个德文词orientieren，（拉丁词根orior，意指，来源于，由什么传下的，出身于什么）可译为，以什么为其渊源依据，按什么办事或决定的意思。对共产党的批判，就是我们不仅要看批判的程度，角度，还要看他们对共产党的批判是以什么为依据，按什么办事或决定的。”从破立的眼光看，还要看他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在有关思想研究的范畴中普遍地存在着二个不同的却又密切相连的问题，一个是，过去一现在一将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这个思想讲的是什么？这个思想要求我们怎样去做？比如拿上面讲的一个思想的元素一一“科学”一一来讲，“科学”这一思想是从哪里来？在哪一年通过什么方式由谁大力提倡在中国传播开来？在那一年由谁反对这种被误解了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的流行?他们做了些什么？...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里来？在哪一年通过什么方式由谁大力提倡在中国传播开来？在中国是否有人站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在中国这样的一块古老的土地上流行起来？...谁都知道，这就是在学术上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或者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范畴。

 

     另一个问题是要解决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世界，怎样才能正确地确立人的历史哲学观?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等  这些问题就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研究的范畴。这里需要有一个说明，按我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民运中间,显有哪位朋友在考虑这问题时，是从法哲学、道德哲学这一角度来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个致命的软肋的，我多年来一直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我们反思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仅仅注意到了这二个相关的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而完全忘记了对中国历史发展更为至关重要的第二个问题。甚至于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中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地低于大家对未来的关注程度。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张博树的评议中，以及后续文章中对辛灏年和严家祺的评议中再来论述。

     我所理解的某个人的思想渊源清晰性，就是从他的全部著作中分析出他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近现代思想史观和他的哲学观、历史哲学观、法哲学观，如果他的近现代史(包括近现代思想史)观和他的哲学(包括历史哲学观、法哲学、道德哲学)观这二方面的根本性的观点渊源是否是清晰的，或者是否是非常清晰的，简单地说来,清晰就是能以一贯之的，一目了然。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思想渊源清晰性符合标准。

 

    大家需要注意了，这里提到的五点思想特征和思想的正确性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要综合考虑,方能从基本上合符五点思想特征的各种思想中找出哪个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思想，才能以此思想去批判别的思想。当然从逻辑上讲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许还没有出现正确的思想家，这如同在哥白尼之前一样，世界上的人都认为地心说是正确的一样。是哥白尼来了一个思想的大逆转，宣告了日心说，最终为世界所承认。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必须把谁的思想视作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谁是可作为未来的近代思想史书写的“标杆”，“立法者”，并且要明确地向公众指出，在他的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哪些地方还有哪些不足和错误的，在他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哪些地方需要后人去超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域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课题，中心目的。
     
      (4)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对应克复“思想”的总的评议
  第一点，应克复与其他的思想研究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发表的《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一文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观，即他对中国近代史各历史分段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历史的意见。这就为我们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时间花费。马上直接从他的中国近代史观，尽管这只是我们讲的思想渊源清晰性的一半内容，但也大致地可以推断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是否清晰。

 

  第二点，就应克复的近代史观而论，尽管还未见到其终端产品的问世,只能略加评说。前面的文章评注中说的，应克复如此简单地将历史第二阶（1920  — 1949）定义为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将孙中山，国民党，三民主义简单地说成了西化或欧系文化，漠视孙中山联苏容共的历史史实，明显地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这是一。应克复的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的观点，这是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自成体系的关键性的论点，况且它明显有违于历史基本史实。在没有经过自己对国共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仔细深入独立理性的思考与研究，特别是在这许多历史史实表面上表现出的多种矛盾现象面前缺乏理论的独创性，既然不加思索地全盘采纳李慎之的近代史观，而李慎之对1949年前共产党历史的认识以及整个近代史观，溯流穷源，还是以陈云的近代史观为其源头。如应克复写道，经过三年（1947 — 1949）内战的血拼，共产党竟打败国民党而夺得了大陆政权。从此，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宰者。这是二。从这二点可以看出，应克复其思想之混乱，也可以说，完全是失败的。

 

     第三点，绝大多数独立思想史研究者都不是明明白白地讲出自己的的思想渊源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对中国过去一一现在一一将来的观点中可以窥测出他赞赏谁，反对谁，他在他的文章中讲他与谁是什么关系，他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或者他赞赏谁的主张，反对谁的意见，从这些地方来作出我们的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有时也可以作出修改。从应克复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赞赏的是顾准、谢滔、李慎之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思想渊源是顾准、谢滔、李慎之等人。再往上推，他希望的是走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道路，他的思想渊源还是马克思，不过不是青年的马克思，而是晚年的马克思罢了。
  第四点，谢滔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是不是正确的，这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讨论思想基本特征这一阶段所讨论的问题，这要留着以后来讨论。
    
   (5)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对张博树“思想”的总的评议
   张博树在《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换句话说，我承认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
   我个人对毛泽东的基本判断，第一条，他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孟泳新评注：从上下行文可看出，什么叫真诚,这是张博树思想中的一个极具重要性地位的概念。待找到了其解释后再议。】我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显然这些先生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 呢？我是有根据的。从大的历史来讲，毛泽东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从 1921 年建党开始，经过了近 30 年的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在整个过程里边，这一代共产党人对于 自己认定的那种理念的追求是不能否认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特殊的在于，他的理念追求更多的不是表现在 1949 年以前，而是表现在 1949 年以后。”

“这样一个论证在我看来是不充分的，更严格的讲是不对的。说毛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政 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就是为了传位给江青，这个观察显然有问 题，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它没办法解释既然要让江青接班，为什么文革中期要重新启用邓小平？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四五事件后，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因为那正是极左派出来掌权的最好时期，毛恰恰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们。【孟泳新评注：对四五事件后，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多说一点。因为我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内被打到了的第一把手顾稀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张春桥有多年的同事关系，1967年我们曾派出了人去上海进行外调，回来后告知，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有严重历史问题，这是一。有几个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于我，特别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有许多老干部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因为文静有严重历史问题反对使用张春桥，这是二。公开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是徐景贤的回忆录，张春桥想休了老婆文静，托徐景贤另外介绍个对象，结果徐景贤完全误解了张春桥的意图。为什么毛不用张春桥、而用华国锋出来支撑门面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张春桥心知肚明的，这是三。但这一点也不能怪张博树,毕竟张博树在文革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呢。】更大的问题是作者在大跃进错误和文革之间建立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解释框架忽略了、或者说无视历史场景中很多 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解释，它至少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后边我还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辛子陵先生持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很好；但是他在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 缺乏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和理解历史的框架。”【孟泳新评注：张博树认为，辛子陵先生持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很好；为什么这样说，有何根据。在近代中国是否有人早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张博树是否知道此人，是否可向公众公开对其是何以评价的。】

 

     “总之，历史是复杂的综合体。要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使我们对历史的把握更接近历 史本身的脉络和逻辑，立场、方法、第一手材料的掌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就今天谈的这个 话题而言，我们看到如何解决执政后共产党的蜕变，曾经是毛一代中共领导人思考的核心， 或至少是核心问题之一。突出政治也好，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也好，反对修正 主义、批苏修也好，都有这层意图在内。这是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逻辑。他们确实曾经试 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认知前提、方法是彻底的错了。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导致 了更惨重的后果。这恰好是这样一个制度所造成的。毛泽东那个年代两个东西是揉在一起 的，一个是乌托邦的社会改造理想，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建构。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以后 就造成了上个世纪 50 到 70 年代那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这两个东西都需要做 深入的分析。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是从毛本人来讲，他既是一个独裁者，又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所说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是说他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特别是 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当他发现党有很多东西在变化，他试图通过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 阻止这个变化，在这些方面他是真诚的。”【孟泳新评注：什么叫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在张博树的文章中终于找到他的回答，就是，张博树所说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是说他在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他试图通过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阻止这个变化，在这些方面他是真诚的。在这一段话中张博树用了二个自认为和二个正确，一是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一是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
           
   下面先简述我的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之说。我将一个思想史研究者在研究别人思想，众人的思想时最好是将之分为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确认正确思想阶段、思想批判阶段。
   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前面已经讲了。
   确认正确思想阶段就是首先要搞清楚，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的问题，另外还需要搞清楚，何谓自由，何谓幸福，何谓人的尊严，何谓目的，何谓道德，何谓法律，何谓仁，何谓义，何谓公正，何谓正确，为何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而列宁胡适毛泽东邓小平却提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孰对孰错,等等的概念和问题，然后才能从对众人思想基本特征分析基础上选择出谁的思想可以选作为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即把谁的思想视作是最正确的,最接近于真理的，也就是说，谁是可作为未来的近代思想史书写的“标杆”，“立法者”。
   思想批判阶段就是用正确的思想作为依据来分析其他的思想在人类认知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上的缺陷之处，特别是从法哲学、道德哲学的层面上来分析其他思想在追求人的自由理想的实践上的缺陷之处。

 

  下面继续就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而言对张博树“思想”进行总的评议，
  第一点，就思想渊源清晰性而言，由于张博树的文章我还没有搜集全，也没有时间阅读完，故今天我还无法明确地讲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从张博树讲的“一个自由主义立场”这样的表白来讲出他的思想渊源是什么。张博树讲了“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叫立场呢，在我的评议已经讲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大筐，什么都装在里头，或者鱼龙混杂，或者良莠不分，或者张冠李戴”。至于什么叫立场呢，那也是不明不白的，最重要的一点，你张博树说的立场，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学会。由自由主义和立场这二个概念都是不明不白的概念，从糊涂概念到糊涂概念的糊涂推论，是得不出清晰的判断的。故此张博树讲的“一个自由主义立场”也是不明不白的糊涂概念。对于立场，我建议改用思想渊源清晰性来表达。对于自由主义这一词，我倒是建议禁止使用五十年为好，在我的立论文章中反正从未出现过。

 

   第二点，张博树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张博树在解释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基本意思的那段话中，张博树用了二个自认为和二个正确，一是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一是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用这样对真诚的理解和同样的推理，以希特勒杀犹太人为例，希特勒自己认为杀犹太人是正确的理念，希特勒自认为杀犹太人是正确的方式，由此我们也是否可以导出，希特勒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教徒的判断呢。这怎么能让广大的基督教教徒所接受呢。这是一。大多数的人做事，都是按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行事的。像林彪刘少奇康生谢富治张春桥江青等都是一样的，如此说来，大家都可说是真诚的共产党人，那张博树单独地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判断，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二。况且，真诚这一词普遍地作为褒义词来使用的。这是三。如果我们善意地来理解张博树讲的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 产党人的判断的作出，是因为张博树是为由邓小平起到目前的中共领导人大搞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阳奉阴违而发出的判断。我也谨请张博树改用别的词来解说之。象上面我们解释某个人的思想渊源清晰性时讲的，清晰就是能以一贯之的，一目了然。讲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渊源清晰性是清晰的，它就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至于毛泽东和大多数的共产党最大的错误是将在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中拒绝了第二阶段的存在，即没有人去认真地去思考，为什么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者去怀疑去质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同由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这一常识推断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并将之视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待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时，众人就将之视为异教说，加以迫害。在思想评价的三阶段中拒绝了第二阶段这一最重要最关键阶段的存在，那就会产生像张博树讲的那样按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行事的情况。不知张博树先生是否同意上面我提出的建议?

 

   第三点，假如有个人想来比较张博树与孟泳新之间在观点上的异同时，他会发现，二人在如何对待谢滔等人提倡的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对待辛灏年先生的民国派基本观点，如何对待严家祺的联邦制的建议上，等等的问题是持相同的观点，仅在如何对待胡耀邦的评价地位上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见张博树《从几个历史片段看胡耀邦的认知与人格特征》和孟泳新《对马克思主义意識形態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我认为，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往往较多只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思想的起源，他的判断何以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上，如我在考虑怎样地评价胡耀邦这个问题时，第一时间内就是将它与““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是实践”不是理论”这个思想联系在一起来判断。所以对谁跟谁在观点上的异同视为无关紧要的事，重要的是要调查出他的思想渊源，判断是否正确。现在我公开了关于思想评价的三阶段和思想基本特征分析五大特征之我见。我认为，在思想基本特征分析阶段，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主要如同是扮演一名检查官的职责，去面对所有的思想者的思想基本特征。而在思想评价的第二阶段确认正确思想阶段时，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主要如同是扮演一名法官的职责。若明白了检查官和法官的区别之处，就明白了我说的全部。

（写作于9日12月2017年，发表时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