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湖南人黄兴和宋教仁的地位和贡献比广东人孙文更重要，只是因为他们的谦卑和退让，才让孙文成了所谓的“国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毛泽东及其副手刘少奇都是湖南人。清末以来，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然而，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湖南一直被不公正地当作一个极端保守、落后的内地省份。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一改此前学界的定论——中国的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他反其道而行之，以湖南为中心，探讨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突破与教育改革如何牵动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裴士锋是已故美国学者、中国史研究大家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的得意弟子，他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生花妙笔，将原本可能枯燥无味的史学著作写得如同侦探小说般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让那些此前提起湖南来只知道“湖南餐馆”的西方读者也读得津津有味。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从追溯王夫之的思想遗产开始，梳理了上下八十年、纵横三代的湖南学者暨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从曾国藩到魏源，从谭嗣同到黄兴，一波波的改革和革命运动，直到一九二○年代毛泽东发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农村暴动达到最高潮。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三大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不仅是明末清初反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汉族或华族民族主义思想的肇始者，更是一位大胆改革传统儒学的前卫思想家——王夫之对过去五百年来“定于一尊”的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几乎如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天主教教义的否定和批判那样影响深远。当年，我在北大求学时，曾被王夫之的思想深深吸引，省吃俭用购买了一整套、可以摆满一格书架的《船山全书》，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埋头苦读。
一九三七年初冬，七零八落的红军残部，经过所谓“万里长征”，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找到一处容身之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正是人该求助书籍的时刻。于是，毛泽东拿起笔，拟了一封信给他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这时正在长沙的徐特立，请徐特立尽可能寻找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延安。此时，毛泽东最渴望读到的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是王夫之的著作，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毛泽东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王船山能带给毛泽东什么锦囊妙计呢？
七十五年前，另一位儒家将领也写信提出类似要求：一八六二年八月，曾国荃在南京被五十万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其兄长曾国藩在前线日理万机之余，写信给湖南大儒欧阳兆熊，委托其刊印王夫之的著作。重刊《船山全书》的计划，居然发生在这场夺走三千多万人生命的、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的高潮，且胜负未定之际，正戏剧性地说明在曾国藩和湘军官兵心中，王夫之的著作具有何其重要的地位——即便王夫之的反清思想明明可见，一生谨慎的曾国藩也没有担心由此引发朝廷的猜忌。
更为戏剧性的是，重新出版和流传的《船山全书》，在此后数十年里，成为晚清反满革命的催化剂，正如梁启超所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无论是维新变法一代的谭嗣同、唐才常，还是辛亥革命一代的陈天华、黄兴、宋教仁，以及共产革命一代的毛泽东，都从《船山全书》中汲取反叛的思想资源，以颠覆“本朝”为志向，这或许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结果吧。
一生怀抱几曾开：郭嵩焘及其眼中“丑陋的湖南人”
本书以王夫之为开端，而郭嵩焘为承前启后之人物。郭嵩焘参与了《船山全书》的刊印，而郭嵩焘本人的洋务、欧化思想亦启发了以后几代的湖南后学。学者钟叔河编辑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时说过，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突破“办洋务”的水准，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可惜，由于环境所限，郭嵩焘未能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福泽谕吉那样的人物，在守旧派的压抑和打击下郁郁而终——他的敌人，大半都是湖南乡亲。
在郭嵩焘担任驻伦敦公使期间，有一次英国人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不及土耳其。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
威妥玛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
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果然，他很快被调回国闲置，著述也被朝廷下旨毁禁。倔强的郭嵩焘亲自动手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一二至好”，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引用明朝首辅张居正的话说，“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与王夫之一脉相承：王夫之晚年在石船山麓筑草堂而居，“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并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晚年的郭嵩焘陷入与湖南乡亲之间的思想之战、观念之战。湖南人骂他“事鬼”（洋人即“鬼子”），他对抱残守缺的湖南人满怀愤恨。裴士锋指出：“在湖南人眼中，他代表了外面世界令他们鄙视之所有事物的化身，而在他眼中，湖南人则代表了中国所有弊病的集大成。”郭嵩焘曾在一怒之下宣布，“即令圣贤生于其间，非渐摩涤荡数十百年之久，殆难与化此积习也”。他也毫不留情地谴责说，当世的湖南人是全中国最傲慢、不忠、最腐化、无知的人群。他严正地表示，他们“嚣”、“滑”、“无理”、“相与毁灭其室以为快”，他们“用其鼠目寸光，谿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漠不为耻”。他对湖南的批判足以编成一本名为《丑陋的湖南人》的书。
郭嵩焘是一个骄傲的人。用学者孟泽的话来说，郭嵩焘的骄傲，正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上的骄傲，有着此种“先知”般思想观念的人，除非出落成为纯粹的哲学家、宗教家，否则，很难容忍周围的“蒙昧”。郭嵩焘对于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而立言太峻”以至“一事乖方便锥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这也恰恰是湖南人的“骡子性格”。
与“中国民族主义”犬牙交错的“湖南民族主义”
一八五四年，太平军占领湘潭城时，找到《船山遗书》的雕版并将其捣毁，这种做法与投入钜资刊印《船山全书》的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形成强烈对比。这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厮杀，也取决于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争夺，在此意义上，从太平军捣毁《船山遗书》的那一年起，其事业就注定了会走向失败。
在王夫之那里，未必有成形的“湖南民族主义”，却有强烈的“湘人”本土意识，这一点对后世湖南人影响深远。裴士锋指出，近代湖南人实际上有着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自信，他们自视“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湖南人的排外，又反西方的一面，更有反对中央（北京）干预的一面。
裴士锋由此提出“湖南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新概念。他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个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共同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特色；第二个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两种想法并非黑白分明，有时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裴士锋这种解构“大一统的天下观”的思路，与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的主张有着某种暗合之处。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裴士锋与杜赞奇一样，广泛而深刻地质疑那种习以为常的、线性的“民族国家叙事”，而试图在此种“压迫性”的叙事当中打开一个缺口，安置和寻找所谓的“复线历史”。“复线的历史”又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巴赫金于《杜斯妥也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互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了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多声部、全面对话的小说，突破独白型（单旋律），使小说减弱了由作家全知全能式安排的封闭性，呈现出开放性。同样，在裴士锋所撰写的“复线历史”或“复调历史”中，存在着与“中华民族主义”对立、冲突、融合、交错的“湖南民族主义”。
在本书中，读者会诧异地发现，与此前耳熟能详的说法和理所当然的观念不同，有如此之多的、确凿无误的史料可以说明，不少近代湖南人实际上将“本省摆第一位”，而将“帝国摆第二位”。比如，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认为，实际上有两个国家，一是湖南，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国——即当时的中华民国。当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倒行逆施之际，湖南当然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他坚信，如果湖南与中国有同样的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如果由湖南人领导中国的话，将会有另一个极盛时代，两国将紧密结合，难以区分。但当两者利益相牴时，一如过去两者多次利益冲突时，就只有三种可能：湖南脱离中国；让湖南继续在中国压迫下受苦，或者湖南人挺身而起、迫使中国采行符合湖南需求的形式。
被遮蔽与遗忘的湖南人：杨毓麟与彭璜
那麽，湖南人实践了哪种可能性，或者说，湖南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梁启超认为，湖南可扮演中国的摩萨藩的角色，摩萨藩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萌生之地，梁启超寄希望于湖南扮演“逼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之省份的角色”。而梁启超的学生、护国运动的军事领袖蔡锷更进一步，他认为湖南虽然地处内陆，却可以成为中国“欧化”之先锋，“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更有趣的是，后来洪宪帝制期间“落水”、充当“筹安会”主角的名士杨度，在其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曾发表过一篇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
杨度的自我背叛与毛泽东很相似。更有甚者，在湖南的近代思想史上，因为中华大一统最终压倒湖南独立，很多异类乃至异端思想者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裴士锋至少发掘出两位不为后人所知的湖南思想者：其一是杨毓麟，杨在维新变法时代曾与梁启超一起任教于时务学堂，后来改名杨守任，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职。一九零五年，清廷派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制，他是随员之一。革命者吴樾用炸弹暗杀五大臣，杨毓麟险些丧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本人此前是革命者，吴樾制造炸弹的技术就是跟他学的。杨毓麟写过一本名为《新湖南》的小册子，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此笔名暗示了贯穿全文的口号“湖南人之湖南”。他断言说：“是书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意。”后来，杨毓麟赴英国留学，一九一一年听到老朋友黄兴死于黄花岗起义的谣言，忧愤之下，走入利物浦湾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自杀，一如当年投水自尽的屈原。
另一位是湖南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青年彭璜。彭璜曾与毛泽东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与毛泽东同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先驱。然而，与毛泽东失和之后，彭璜于一九二一年离奇死亡，有人说是因精神失常而在长沙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彭璜与毛泽东的根本分岐在于：他认为，即便掀起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是一场湖南的“在地”革命，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是其不可放弃的理想。而毛泽东早已背叛了当初对湖南独立的鼓吹，走向有着一体化结构的、受苏俄操纵的共产党组织。用裴士锋的话来说就是，两人的分岐是难以调和的：“中国共产党由上而下的结构与地方共产党行动主义的自主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诚如在湖南所见，意味着得在湖南长久以来的自主行动主义传统和向国际运动宣誓效忠之间做一选择。”于是，作为毛泽东的挡路石的彭璜，就难逃一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