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入学就让我担任团支部宣委，一年半后又被同学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后又改为宣委，直到我当了右派。

 

2957年北大519运动开始之后，我也很关心大字报，不过，我对其中所说的消极现象却不认同，原因是，我家生活是天天向上，我以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幸的是，5月25日，公告栏上贴出了数学系两位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合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密秘报告”的摘要。这下子不得了，世界在我的心中一下子翻了一个个：世界不再是那么美好，相反，却是非常昏暗。

斯大林在中国，一向被称为“慈父般的领袖”，他是伟大的，就他这样的人也能在个人专权的情况下犯错误，可见，个人专权是危险的。

但是，直说个人专制独裁，不易被人接受，而且太剌激。我就想到了“高度集权”一词，我认为需要人们警惕，于是，我就写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我把它贴在16斋的南墙上。

这一天是六月一日。

16斋的南墙不是显眼的地方，但是，贴出的第一天，就有人来找我：他们要办一个刊物：“北大的大字报选”，约稿。于是，我就复写了三份：一份给他；一份留底；一份贴在大饭厅的南墙上。

不久我就发现有人用相机对这份“小字报”拍照。

到了2021年，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施绍箕，说我是1057年的“吹哨人”：发出警告，不要高度集权。

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小段，代表这篇大字报的观点。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终于按捺不住，发表了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引子是北大学生杨秉公(?)写给卢郁文的一封信，杨骂卢无耻，“人民日报”就问杨这是“为什么？”然后就引伸开来，指向全国所有的右派。

随即，就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我不知道这个反右派运动应该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是1960年吗？还是1979年？

到今天，中国就再也没有右派份子了吗？

 

“右派”一词也就在这里提出来了。

右派一词，是民主建国会的司法部长史良先提出来，还是何香凝先提出来的，现在我已搞不清。

总之，不是共产党先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最先提出来的。

他们立了大功。

 

同全国一道，北大也正式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对我，也从“讨论”、“辩论”到“批判”，气氛越来越坏。我则始终不服气,不肯认真的检讨,但是，总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特别是，不检讨就不让我出校门，我家在北京也不行。大势所趋，我就写了一张“向人民请罪”的大字报，算是服输了。

 

在此期间，他们还请来法律系国际法教研窒主任、二级教授龚祥瑞上阵，对我批判。他先说我的大字报有3600字，像个中学生在分析课文，然后就说我的大字报的观点，是从他的英国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那里抄来的。

鬼知道，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英文我只认得字母ABC,而且，我也无从抄起。

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把我提高了不少。

不过，有头脑的人，都不大相信我能从英国人那里抄东西。

 

写了这个“向人民请罪”就表示我已经服输了。很快就放暑假了。我们都累极了：心累。于是就同同班的五个同学去百花山旅游，三男三女。一路上一个女同学，一直对我示好；九月份开学后，我选学英语，班上一位生物系的女同学，长的很漂亮，令我动心，主动给我讲解英语句子结构，对这些，我只能是佯为不解。

我不敢接受，这会给她们带来恶运：划不清界线。

而且，我知道，我不久就会离开学校。

不忍心伤害她们。

看起来很潇洒，可是心中苦处有谁知？

其实我从大一时就有了一个女朋友，她却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了，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很快就同她划清了界限，不再来往。

我却直到45岁才结婚，46岁有了一个女孩，别人这时候已经当爷爷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劳动教养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得实行劳动教养”，我知道这一条就是专为我们右派准备的。

于是，我就在地图上找寻在什么地方劳教最合适。我发现，青海省最合适。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形复杂、远离国境，最合适。

我太天真了，不用我操心，共产党从当政那天起，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监狱和劳改农场，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监狱是半步桥监狱，最大的劳改农场是天津附近的清河农场，这两个地方，我都领教过。

 

2月9日那天下午，我先是在一个会议室核实材料，哪些是我说过、做过的，哪些是我没说过的。然后又去系里签字，“志愿申请劳动教养”；然后又去了校卫队，在那里又在一个印好的纸上签字。

然后把我送上一辆汽车、---囚车。

那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在等我，其实我还真挺忙的，还没吃晚贩。

从此，我就一直饿了两个星期，眼睛冒蓝花。

※ ※ ※ ※ ※

 

北大物理百年大庆的时候，系里写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物理百年”，其中有两个右派上了名：一个是刘奇弟；一个就是我王书瑶。

胡风冤案，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1957年刘奇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结果呢，他被判了徒刑，后来瘐死狱中，还没有胡风活的时间长。

王书瑶则是因为，1980年邓小平大人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引用了“高度集权”的提法，并且大加批判。他说，高度集权可以形成“个人专断”和“家长制”等等。就是没说它是危险的。同我对高度集权的批判如出一辙。

他作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对重要的大字报都会过目，更何况，在1958年青岛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还讨论了“集权是危险的”一文。

※ ※ ※ ※ ※

 

尽管我只工作20年,我还是对科学与民主做了贡献：

1、“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是对民主和政治学的贡献；

2、建立了“无形价值论”，马克思只研究了体力劳动的价值创造，我则探讨脑力劳动的价值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重新给出了赋税定义；用数理方法确定了我国最优税率期间；建立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等等。

 

※ ※ ※ ※ ※ ※ ※ ※

写不动了，我在2017年得了脑梗死 。

对我的脑力损坏极大，这些年基本没有写作和社交。

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在欢度自己百年大庆的时候，能给我这个戴了一辈子帽子的又老又病的右派，给予彻底平反，并且给予经济赔偿。

我在1979年就“改正”了，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

 

勿谓不信。（真有病，不要以为说的是假话。）

 

《完》 2021\3\28

 

 

我在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入学就让我担任团支部宣委，一年半后又被同学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后又改为宣委，直到我当了右派。

 

2957年北大519运动开始之后，我也很关心大字报，不过，我对其中所说的消极现象却不认同，原因是，我家生活是天天向上，我以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幸的是，5月25日，公告栏上贴出了数学系两位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合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密秘报告”的摘要。这下子不得了，世界在我的心中一下子翻了一个个：世界不再是那么美好，相反，却是非常昏暗。

斯大林在中国，一向被称为“慈父般的领袖”，他是伟大的，就他这样的人也能在个人专权的情况下犯错误，可见，个人专权是危险的。

但是，直说个人专制独裁，不易被人接受，而且太剌激。我就想到了“高度集权”一词，我认为需要人们警惕，于是，我就写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我把它贴在16斋的南墙上。

这一天是六月一日。

16斋的南墙不是显眼的地方，但是，贴出的第一天，就有人来找我：他们要办一个刊物：“北大的大字报选”，约稿。于是，我就复写了三份：一份给他；一份留底；一份贴在大饭厅的南墙上。

不久我就发现有人用相机对这份“小字报”拍照。

到了2021年，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施绍箕，说我是1057年的“吹哨人”：发出警告，不要高度集权。

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小段，代表这篇大字报的观点。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终于按捺不住，发表了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引子是北大学生杨秉公(?)写给卢郁文的一封信，杨骂卢无耻，“人民日报”就问杨这是“为什么？”然后就引伸开来，指向全国所有的右派。

随即，就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我不知道这个反右派运动应该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是1960年吗？还是1979年？

到今天，中国就再也没有右派份子了吗？

 

“右派”一词也就在这里提出来了。

右派一词，是民主建国会的司法部长史良先提出来，还是何香凝先提出来的，现在我已搞不清。

总之，不是共产党先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最先提出来的。

他们立了大功。

 

同全国一道，北大也正式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对我，也从“讨论”、“辩论”到“批判”，气氛越来越坏。我则始终不服气,不肯认真的检讨,但是，总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特别是，不检讨就不让我出校门，我家在北京也不行。大势所趋，我就写了一张“向人民请罪”的大字报，算是服输了。

 

在此期间，他们还请来法律系国际法教研窒主任、二级教授龚祥瑞上阵，对我批判。他先说我的大字报有3600字，像个中学生在分析课文，然后就说我的大字报的观点，是从他的英国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那里抄来的。

鬼知道，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英文我只认得字母ABC,而且，我也无从抄起。

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把我提高了不少。

不过，有头脑的人，都不大相信我能从英国人那里抄东西。

 

写了这个“向人民请罪”就表示我已经服输了。很快就放暑假了。我们都累极了：心累。于是就同同班的五个同学去百花山旅游，三男三女。一路上一个女同学，一直对我示好；九月份开学后，我选学英语，班上一位生物系的女同学，长的很漂亮，令我动心，主动给我讲解英语句子结构，对这些，我只能是佯为不解。

我不敢接受，这会给她们带来恶运：划不清界线。

而且，我知道，我不久就会离开学校。

不忍心伤害她们。

看起来很潇洒，可是心中苦处有谁知？

其实我从大一时就有了一个女朋友，她却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了，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很快就同她划清了界限，不再来往。

我却直到45岁才结婚，46岁有了一个女孩，别人这时候已经当爷爷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劳动教养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得实行劳动教养”，我知道这一条就是专为我们右派准备的。

于是，我就在地图上找寻在什么地方劳教最合适。我发现，青海省最合适。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形复杂、远离国境，最合适。

我太天真了，不用我操心，共产党从当政那天起，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监狱和劳改农场，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监狱是半步桥监狱，最大的劳改农场是天津附近的清河农场，这两个地方，我都领教过。

 

2月9日那天下午，我先是在一个会议室核实材料，哪些是我说过、做过的，哪些是我没说过的。然后又去系里签字，“志愿申请劳动教养”；然后又去了校卫队，在那里又在一个印好的纸上签字。

然后把我送上一辆汽车、---囚车。

那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在等我，其实我还真挺忙的，还没吃晚贩。

从此，我就一直饿了两个星期，眼睛冒蓝花。

※ ※ ※ ※ ※

 

北大物理百年大庆的时候，系里写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物理百年”，其中有两个右派上了名：一个是刘奇弟；一个就是我王书瑶。

胡风冤案，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1957年刘奇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结果呢，他被判了徒刑，后来瘐死狱中，还没有胡风活的时间长。

王书瑶则是因为，1980年邓小平大人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引用了“高度集权”的提法，并且大加批判。他说，高度集权可以形成“个人专断”和“家长制”等等。就是没说它是危险的。同我对高度集权的批判如出一辙。

他作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对重要的大字报都会过目，更何况，在1958年青岛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还讨论了“集权是危险的”一文。

※ ※ ※ ※ ※

 

尽管我只工作20年,我还是对科学与民主做了贡献：

1、“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是对民主和政治学的贡献；

2、建立了“无形价值论”，马克思只研究了体力劳动的价值创造，我则探讨脑力劳动的价值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重新给出了赋税定义；用数理方法确定了我国最优税率期间；建立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等等。

 

※ ※ ※ ※ ※ ※ ※ ※

写不动了，我在2017年得了脑梗死 。

对我的脑力损坏极大，这些年基本没有写作和社交。

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在欢度自己百年大庆的时候，能给我这个戴了一辈子帽子的又老又病的右派，给予彻底平反，并且给予经济赔偿。

我在1979年就“改正”了，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

 

勿谓不信。（真有病，不要以为说的是假话。）

 

《完》 202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