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在他的文集《问题与主义》中，尊徐友渔先生为“著名哲学家”。这首先是对哲学的尊敬。在今天的中国怀有对哲学的尊敬，是有些困难的，首先依然是奴才哲学盛行，其次是玄思悬想（把玩“形而上”或胡塞尔—海德格尔一路的“后形而上”，以及中国诸子诸孙）疯行，本质上属于“手艺（混一只有闲饭碗）哲学”。能够从“假相哲学”的干扰中保持住“健全思想”（我对好哲学的一种尊称），并不容易。从秦晖先生自己的著述看，尽管他没有一本哲学或者纯理论著作，但他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是思想、学术与“中国问题”的融合，他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是有严正的把握的。徐友渔先生对欧洲哲学有丰富的了解，并且对不同风格的哲学有稳重而清明的评价，得益于这方面的修养，他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了系统的、多少有些独特性的思考。与几乎被人们公认的中国哲学家(例如在哲学、美学境界上不比刘晓波高明的李泽厚、刘东、刘小枫……)相比，秦晖先生没有夸口。
这里面的尺度当然不仅仅是专业学科性的。人文社会领域原本就不应当有孤立的学科尺度，也不可能有，正像文学艺术不应当也不可能有无涉于社会价值的纯文艺一样。想想哲学在中国既太多虚荣又太多耻辱的滥局，又有几人能够在这几乎毫无希望的地方，为人类的哲学挽回几分颜面？徐友渔们的工作并不容易。限于我的视野，偌大一个江苏，1989年之后的哲学界唯顾肃先生堪称徐友渔的同侪；在同类机构中人员规模堪称世界之最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例如欧洲思想的研究甚至都要靠了历史所的陈明远先生，才算又少了些晦暗。
当丁学良先生说今日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时候，尽管同样限于他自己的视野，但更重要的还在，他内心里持有的标准不仅是知识主义的。
我与徐友渔先生没有任何交往，若干年来读过一些他的著述，注意到他为中国的进步所发的公开言说。当我看到他与崔卫平女士合作编出来“太石村维权记事”，很多是天天用心观察的我所不知道的，我对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细致严谨，油然生出敬意来。徐先生与崔女士有时发生一些争论，他们能够为公共道义认真合作，使我少了一些面对学术知识界时的悲哀感。
近日看到徐友渔先生新发表的文章《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和》，我没有感到奇怪，相反，如果徐先生没有这样的文章，或者没有相关的表达，那才是奇怪的。因为徐先生1999年就意识到，当下中国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极左与反极左、超出了简单的左右界分，因为暴富集团甚至是最最“改革”的了——共产党新统治集团左右其手的利欲机会主义，结果都使民众的利益受损。是的，至少一部分新左对现实的批判，已经因为这个政权的“尺蠖效应”，具有局部的真理性、正义性了。尤其在各色人等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的现在，“自由主义”也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左右来辨认了，这样，在“郎旋风”刮得有些怪异的时刻，秦晖先生郑重发出“超出左右之争”、共破“尺蠖效应”的吁求。
“新左派”揭露“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话语霸权，“自由主义”比起“新左派”来很是“生之维艰”——如今这些观察都有些过时了，大家似乎都没有料到“伪自由宪政派”相对而言已经蔚为大观了；真正瞠乎其后的恰是“共同底线派”啊！除了“黄宗羲定律”与秦晖联系着被热议过一阵，甚至“郎旋风”时刻《南方周末》发表了秦晖的长文，诸方神圣都似乎没有看到秦晖文章似的，何止是“新左派”，老实说那一刻“自由主义”安静得也够蹊跷了！倒是无门无派的鄢烈山先生在两篇短文中鲜明呼应了秦晖。“共同底线派”能望诸方神圣的项背吗？如果想想“共同底线派”的命运，扬帆们还会为自己的“非主流” 叫苦不迭吗？诸方神圣对“共同底线”装聋作哑，很少与例如秦晖公开直接明了地交锋，即便是两次难得一见的对话录音整理稿，有的甚至将秦晖现场回应提问的内容加以篡改、消音。不光是郎咸平，很多大名鼎鼎的人士似乎都成了“鸵鸟”，装着不知道有秦晖似的。对于思想学术界，偌大一个中国，再也没有比秦晖、肖雪慧们受到的“待遇”更微妙、更尴尬、更隐讳阴暗（不仅对官方而言）的了。
在这样的烂局面前，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大可以从一个侧面，被理解为对忠厚孤独的“共同底线”的策应。这是很可宝贵的。那些仅仅想通过高举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个人主义公有制或者私有化……”，来实现其算计的诸方神圣，（拿离得较远的人物说话，例如刘国光们打的算盘是左撇子，最靠近“伪自由宪政派”的王朔、王蒙们则靠右撇子滋润）如果有一点学术思想上的诚实，就必须表明徐友渔先生说的“共同的敌人”，是实有其事的吗？
我想先用“意图伦理”的语言犯规说：如果只是认知上的原因，那事情一定好办多了——但中国的诸方神圣多的是“识时务的赌徒、狂徒、诡徒”，很少有学理的诚实。据笔者多年的观察，秦晖、肖雪慧们是很忠厚爽亮的人，他们有不设防、不钻营、不作义气之争、不计一得一失的大气，不是教徒却有使徒般胸怀的品格，本应受到正直的人们更多的亲善，可是，倒是时不时有些善于巧伪的小人，能够利用他们不费枝节心思的个性，得以浪费他们的精力，甚至让他们上一些小当，在暴露之前利用一点他们的名声为己所用。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从例如秦晖先生参与对话的表现看，他是有博爱心的，他其实例如没有丝毫的输赢用心。徐友渔先生被热爱他的人尊称为绅士，也有着特别的平和从容，否则他不可能写出本文所关注的文章来。如果那些大致合适“新左派”命名的人士，看到徐先生的文章，不能静下来认真思索，而是或者骄狂、或者冷漠、或者等闲而过，那在我看来首先就是一个做人不合格的问题了。
温和的徐友渔先生一开始就在文章的内容提要中说：“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主义之争成为我国学术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这场争论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最近又掀起了物权法甚至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笔者认为，二者不仅有争论分歧，更有着共同的敌人，切莫因双方的争论放纵了共同的敌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徐先生就事论事，以相关争论的文本为依据，首先以最大的包容心（我不希望他人利用这种包容心把事情弄歪到别的地方）定义了“中国新左派”：“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其核心问题是反思“现代性”，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
从这一最具包容心的界定出发，文章耐心细致地疏理了双方的异同——异于“（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我，而新左派重视国家。（二）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而新左派重视公正。（三）在社会不公的产生原因上，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新左派认为是市场体制本身造成的。（四）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视实质正义。（五）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新左派重视民主。（六）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民主，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七）在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八）在国情认识上，自由主义认为还未建成完善的市场体制，新左派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市场体制。（九）在全球化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加入这一进程，新左派认为应延缓这种趋势。（十）在对待大跃进、文革态度上，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反思，新左派认为应合理借鉴其合理因素。”
我完全相信徐老师作出上述概括根据确凿。但我同时正好赖此确凿的文本再次激活我已有的思考。例如“自由主义强调自我，而新左派重视国家”，相对于目前的党国，自由主义者理应反对“国家”，而不能像有的“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比有的“新左派”更强调党国——与暴富集团（这当然是当下党国的中坚势力）眉来眼去；而如果相对于有待建构的真正的“人民国家”而言，自由主义至少也像有些“无政府主义”一样，并不否定自治基础上的公共机构的“自由价值”。关键是什么样的国家！既然秦晖先生依然被认作“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而新左派重视公正”，就是特别值得深思的，因为中国思想界几千年来还没有谁比秦晖先生更强调公正、更强调得好（学理与伦理并重）的——可以说秦晖的公正思想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的标高。
“新左派”衮衮诸公没有一位能够说：“我比秦晖更在意公正”。我倒是早已看出来：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忽视公正，完全是出于作为后毛时代与暴富集团同枕共勉的一代新奴才、新帮凶的算计。确实，“新左派”除了在强调集权、国家这一点（已经差不多是全部）上，完全可能与“暴富集团”走到一起（在中国是特别不能看如何说而要看如何“生活者”的），别的方面说的很多东西是暴富集团完全不感兴趣的，倒是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说”需要检讨哪些容易被暴富集团所利用？说到利用，当然是有些复杂的，例如鲁迅的被利用，确实有鲁迅不足的地方，但是，昨天的国民党、将后大陆的暴富集团，是不是可以比较多的利用梁启超、胡适，倒实实在在是一个说新也旧的问题。
我常常想，为什么秦晖的思想就几乎没有被新老统治者利用的可能呢？谓予不信，人们完全可以用显微镜找一找：秦晖的哪些思想居然可以被种种邪恶利用？奇特的是，秦晖并不高调——这只要看看他关于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入权痞私囊的具体办法，就不难知道了。同样，“自由主义强调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视实质正义”，这一点如果说的是事实，那么我要指出的恰恰是，全部文明史无不证明：总是实质正义的关怀导致人们能够否定、突破既有的不公正，并通过新的规则来巩固新出现的公正。例如军事首长的专制所提供给部落成员的实质好处，确实超过了先前原初丛林状态中的好处。
胡适当年一回国就提出国人要学会开会，国民党、共产党成立以来开了无数的会，不见得比我这个一次会议也没“参与”过的小知更善于开会。顺便说到徐老师又作为重大分歧根据谈到的“长江《读书》奖”，坦率说，我更在意的倒是汪晖们何以与李嘉诚弄到了一起？（我对学界、民运、维权等机构得到的境内外各种支助，也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亲共背景或者“为暴富集团新战略服务”的背景）为什么钱理群这样的人士不能依然拒绝合作？为什么并不在意“实质正义”的温铁军的文章能够获奖？说到这里，我真的想到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不足，不仅是“新左派”的不足。我没有请教过任何人，但我真的在想：秦晖会仅仅从“自由主义”出发、开始争论吗？至少秦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对于今日中国的有限性，是早就看得很清楚的，一如对海外新儒家们的局限性（孔子何尝不是彼时的胡适？）早已看得很清楚一样。……
徐老师的严谨使我有理由相信，他做这篇文章直接受到王志泉先生《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分歧述评》一文的启示，正是后者说到了“由于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
从“两派的共同敌人”，徐老师列举了双方的“通点”：“（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国家本位、否定个人。 （二）在自由与民主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三）在自由与公正问题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四）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上，我国有着数千年的人治传统，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同。（五）在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在长期的党国体制、计划体制下已经严重扭曲的国家。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例如国家本位真是“中式左派”的“敌人”吗？依我的观察：“新左派”的问题在言论层面主要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问题，而这恰恰是直接连接到“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的问题首先是防止“伪自由宪政派”（肯定不会有真正的个人本位——与古今“人物”们一样，他们其实是想与“新强势集团”一起“甩开昨天即可，其他管他娘的”）败坏、盗用“自由”……
徐老师列举的双方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与以往相同，一边是崔之元、甘阳、韩毓海、汪晖等人，另一边是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但是，扬帆、左大培、韩德强等也不完全是老左派的，我个人对甘阳有一定的好感，对其他人在“通点”上究竟如何，疑问甚多。而相对于未来不得不早一点公开指出的是：在“自由主义”这一边，至少已经出现较大（如果不算重大的话）的裂痕，尤其结合具体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尤其需要徐老师本人怀有足够的警觉——我猜徐老师是不想参与“分羹、沾光”的。坦率说，老左基本退出了历史，一些新左人士基本上在文化脂肪上活动（如此一定意味着已经过气），还是例如徐老师本人1999年就正确看到的：需要超越左右了！但是，中国难道不需要例如发育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左了吗？我注意到徐老师的一篇重要（如果不是最最重要的话）文章，内容是认为：中国不能优先考虑发育民主社会主义，而是要优先推进自由主义。在相当的意义上我表示同意，因为我也愿意看到首先在言论（新闻出版等等）自由、结社（不一定组党）自由上出现变化——尽管我预料到将出现有限的“暴富集团控制下的伪言论自由局面”（类似于新加坡的局面，默多克们也来掺糊呢）。
既然需要超出，那就已经意味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已经过去，谁也别指望（精明的人士们只拿着这些给一般缺乏经验的青年看而已，实际上自己早已进入了异常灰暗神秘的地带）从这一争论产生真正有多少津要的东西。
但我认为从整理“事实”的意义上看，徐老师的这篇文章注定了是有历史意义的。与以往主要回应“新左派”（当然会有其他意义派生）的批评不同，这一次是下细功，庄重梳理多年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中的异同。徐老师或许认为其中的“异”比起“同”来，有不那么紧要的一面，于是，他才在尊重双方“分”的同时，像秦晖先生对“共同底线”的强调那样，真诚伸出橄榄枝，发出“和”的邀请。我一看到就立即能够心领神会（这不是“小算计”，依我的观察徐老师不是钻营之辈）。
作为读者，我对徐友渔先生的良苦用心怀有特别的敬意。我的敬意也有作为一位普通知识人的经历来支撑，因为我在2003年、2004年都辗转弄到了“新左派”代表人士的电话号码，表达了相关的期待，尽管在中国我这样做未免显得过于不知名分为何物了。我多年来的相关文章也能够证明，对双方我都没有僵硬的成见。我的经历使我有根据想到：徐先生的明智想法要达到初步的成效，都是有难度的。事实上的好事或许总是这样的。以徐先生的智慧他也一定有多种足够的准备的，譬如他与崔卫平女士的合作，一定不是以“太石村维权的成算”为基础的。中国的好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韧性，没有不计成败的从容随顺心，（我甚至想到了虽生犹死）是一定坚持不久的。正因如此，徐友渔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持论守恒才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