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章或著作前喜欢放一句“题记”，今天我也放一句：中共，要你一声道歉有多难！

“丁东小群”的微信公众号8月18日发表《我所知道的宋彬彬》。从文章中知道，“高三学生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数名中共党员之一”。高中生即入党，表明宋彬彬当年思想政治何等“进步”，按那个年代的习惯说法，是个“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学生。

作者文章开篇就说“55年前的今天，宋彬彬一举成名，至今备受争议”。5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相信那幅照片很多人都看过。当时宋彬彬穿着也是女兵的模样。作者文章中是这么记述的：“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非事前布置，而是即兴之举。学生派代表上天安门，也是大会临时决定。因为谢富治认识宋彬彬，便允许她来到毛泽东身边。同时还有张爱萍的女儿，她给毛泽东戴了红领巾。”

从作者的回忆看，宋彬彬当年只是贴了学校老师或者包括校长卞仲耘的大字报，并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校长。文章要结尾处还说：“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最后决定面对媒体发声，回到学校公开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但她道歉后引起各种猜疑，使她十分纠结。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与真相南辕北辙。据我所知，官方没有介入这次道歉活动。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反而承受了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从未得到任何部门的鼓励。”

做这则读后感前，本人通过微信向作者打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是否还在世。12个小时后得到六个字的回复：“刚过百岁，在世”。我们知道，“丁东小群”的公众号，一般只叙述，不做多的评论，但我这个做“读后感”的人，就非评论不可，否则难成其文。

作者文中说，卞仲耘，“文革前，她任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高一女生，将她群殴致死，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中最早的文革受难者之一。”

怎么说呢，读了这段话，真的不知说什么好。估计这是卞校长万没想到的。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应该也不会发生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死校长事件。可这与卞校长的认识一点关系也没有吗？好像也不能说。文革发生前，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年全国城乡，保守估计也有几百万处墙体上刷着这两条“最高指示”。卞校长既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当年“阶级斗争的弦”一定绷得很紧。但她没有想到“送她命”的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而正是她“倾斜”招来的“红二代”，也不知她在九泉之下是否相通了。

另外，本作者虽“根红苗正”，也还是想说一句，那个时代，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论在校内校外的生活中都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不能说“跟哑巴一般”，但绝不敢“乱说乱动”，既如此，洞察秋毫的国王为什么没有了解到这种“国情”，还要发出那样两条“最高指示”呢？要知道，那两条“最高指示”一出，且不说那“五类分子”的日子有多难过，他们的孩子也是雪上加霜，跟着娘老子遭罪。据我所了解，不少“五类分子”的子女，如果还在上学，就会受到一些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坏孩子欺负；而如果辍了学，也是任所在地的组织任意派遣，做义务劳动。我认识的一网友，就因为奶奶是地主分子，虽在乡下，也是常常被拉去做义务工，她的孙女即我认识的这位网友也就常常陪奶奶一块儿去干活，这让她在幼小的心灵中就过早地体会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

可这一切，身为“红二代”的宋彬彬当年绝对体会不到。因此，当改革开放后她到美国留学因华语媒体的报道让她感到十分痛苦时，她丈夫一句话就让她没有话说。

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对宋彬彬的专访，从她的谈话中知道，当年她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华语媒体就铺天盖地的报道她这个“宋要武”文革中如何如何，害得她那时候天天哭。这时她的老公就跟她说：“……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

还是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宋彬彬在接受访谈时告诉记者，有一次她的哥哥、弟弟和姐姐一同去参加一个饭局，桌上碰见了毛远新。她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而毛远新只能回避她弟弟的眼光。宋彬彬说：“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

可见，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中国有很多人还在等着道歉——不是我故意要把话说得这么绕，意思确实不一样：说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意在一个“多”字；而说有很多人还在等着道歉，意在一个“还”字，是说有很多人已经年迈，已经“老朽”，已经等不及了！就像那位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先生一样，他就一直还“活在那一天”，“还”在等着，虽已等到百岁，依然在等，真令人心痛！再不向他道歉，他就听不到了。

怎么办？能怎么办！想得到道歉的人也只有像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先生一样，求阎王多借些“阳寿”，坚持等下去，一直等到应该站出来的人站出来，真诚地向他们道歉为止。请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即使卞仲耘的丈夫看不到，甚至比他要年轻得多的我们这一代都看不到，后代，我们的后代，也还是能看到。那时的中国，才更像人的社会。

2021.8.20晚间

大文章或著作前喜欢放一句“题记”，今天我也放一句：中共，要你一声道歉有多难！

“丁东小群”的微信公众号8月18日发表《我所知道的宋彬彬》。从文章中知道，“高三学生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数名中共党员之一”。高中生即入党，表明宋彬彬当年思想政治何等“进步”，按那个年代的习惯说法，是个“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学生。

作者文章开篇就说“55年前的今天，宋彬彬一举成名，至今备受争议”。5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相信那幅照片很多人都看过。当时宋彬彬穿着也是女兵的模样。作者文章中是这么记述的：“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非事前布置，而是即兴之举。学生派代表上天安门，也是大会临时决定。因为谢富治认识宋彬彬，便允许她来到毛泽东身边。同时还有张爱萍的女儿，她给毛泽东戴了红领巾。”

从作者的回忆看，宋彬彬当年只是贴了学校老师或者包括校长卞仲耘的大字报，并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校长。文章要结尾处还说：“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最后决定面对媒体发声，回到学校公开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但她道歉后引起各种猜疑，使她十分纠结。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与真相南辕北辙。据我所知，官方没有介入这次道歉活动。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反而承受了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从未得到任何部门的鼓励。”

做这则读后感前，本人通过微信向作者打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是否还在世。12个小时后得到六个字的回复：“刚过百岁，在世”。我们知道，“丁东小群”的公众号，一般只叙述，不做多的评论，但我这个做“读后感”的人，就非评论不可，否则难成其文。

作者文中说，卞仲耘，“文革前，她任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高一女生，将她群殴致死，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中最早的文革受难者之一。”

怎么说呢，读了这段话，真的不知说什么好。估计这是卞校长万没想到的。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应该也不会发生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死校长事件。可这与卞校长的认识一点关系也没有吗？好像也不能说。文革发生前，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年全国城乡，保守估计也有几百万处墙体上刷着这两条“最高指示”。卞校长既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当年“阶级斗争的弦”一定绷得很紧。但她没有想到“送她命”的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而正是她“倾斜”招来的“红二代”，也不知她在九泉之下是否相通了。

另外，本作者虽“根红苗正”，也还是想说一句，那个时代，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论在校内校外的生活中都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不能说“跟哑巴一般”，但绝不敢“乱说乱动”，既如此，洞察秋毫的国王为什么没有了解到这种“国情”，还要发出那样两条“最高指示”呢？要知道，那两条“最高指示”一出，且不说那“五类分子”的日子有多难过，他们的孩子也是雪上加霜，跟着娘老子遭罪。据我所了解，不少“五类分子”的子女，如果还在上学，就会受到一些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坏孩子欺负；而如果辍了学，也是任所在地的组织任意派遣，做义务劳动。我认识的一网友，就因为奶奶是地主分子，虽在乡下，也是常常被拉去做义务工，她的孙女即我认识的这位网友也就常常陪奶奶一块儿去干活，这让她在幼小的心灵中就过早地体会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

可这一切，身为“红二代”的宋彬彬当年绝对体会不到。因此，当改革开放后她到美国留学因华语媒体的报道让她感到十分痛苦时，她丈夫一句话就让她没有话说。

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对宋彬彬的专访，从她的谈话中知道，当年她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华语媒体就铺天盖地的报道她这个“宋要武”文革中如何如何，害得她那时候天天哭。这时她的老公就跟她说：“……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

还是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宋彬彬在接受访谈时告诉记者，有一次她的哥哥、弟弟和姐姐一同去参加一个饭局，桌上碰见了毛远新。她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而毛远新只能回避她弟弟的眼光。宋彬彬说：“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

可见，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中国有很多人还在等着道歉——不是我故意要把话说得这么绕，意思确实不一样：说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意在一个“多”字；而说有很多人还在等着道歉，意在一个“还”字，是说有很多人已经年迈，已经“老朽”，已经等不及了！就像那位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先生一样，他就一直还“活在那一天”，“还”在等着，虽已等到百岁，依然在等，真令人心痛！再不向他道歉，他就听不到了。

怎么办？能怎么办！想得到道歉的人也只有像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先生一样，求阎王多借些“阳寿”，坚持等下去，一直等到应该站出来的人站出来，真诚地向他们道歉为止。请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即使卞仲耘的丈夫看不到，甚至比他要年轻得多的我们这一代都看不到，后代，我们的后代，也还是能看到。那时的中国，才更像人的社会。

2021.8.20晚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