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
世贸组织召开会议（资料照片）华盛顿 —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彻底改变了世界经贸体系和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一方面，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国普遍认为， 入世20年来，中国在很多领域从未全面履行其入世承诺。相反，中国凭借其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实力，对世贸规则和争端解决诉讼程序的熟悉和掌握，以及世贸组织自身制度上的缺陷，这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正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窘境，而中国在习近平时代大踏步地朝国家主义的方向迈进，正是使世贸组织功能失灵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让WTO失灵？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贸易与经济研究员亚历山大·希契(Alexander Hitch)对美国之音表示，20多年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未预料到中国能够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体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发展到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
他说：“这在立法和司法上给这个体系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可以说WTO并不是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型经济体创造或设计的。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5%到20%，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
作为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造者，美国精英层自奥巴马政府后期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世贸组织已越来越不能按照其设计的初衷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也无法推动世贸组织面向21世纪进行改革。奥巴马政府主导并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绕过了WTO，依据美国国内贸易法直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跳出WTO的框框？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在WTO提出更多对中国的诉讼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过于“天真”，甚至会分散决策者面对严峻挑战的注意力。
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副总理刘鹤2019年2月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交谈。
“世贸组织需要被看作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地方。这意味着它需要真正发挥它的谈判功能和执行功能，然而这两方面现在都失灵了。美国前贸易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资深研究员艾米丽·基尔克雷斯(Emily Kilcrease)对美国之音说。
莱特希泽的继任者戴琪也对WTO能否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感到担忧。她10月4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讲话的问答环节中回答有关WTO的提问时说，“尽管我们将继续投入和承诺，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尝试和寻求为世贸组织带来改革方面进行创新，但我们也需要灵活和开放的思维，跳出框框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解决我们在贸易方面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曾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助理代表的基尔克雷斯说：“当有如此众多的国家，还包括一些不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而且必须要达成共识，这势必会限制该机构的雄心。”
基尔克雷斯接着表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显然正在寻找世贸组织以外的选择，包括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内授权采取的选择，“比如特朗普政府引用301条款的授权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如果世贸组织不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美国就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捍卫其经济利益，并与盟友，特别是欧盟进行合作。”
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
与改革世贸组织裹足不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出现，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其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参与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有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等等。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自贸协定往往涵盖的议题比WTO更广，开放水平也更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希契认为，这些区域贸易协定是未来全球贸易发展的方向。他说：“这些贸易协定真正代表了贸易的前进方向，因为世贸组织内部的僵局，以及在世贸组织层面上15年左右的时间里缺乏立法变革。因此，这些协议所做的是，他们收紧规则，并创建新的规则，以应对全球经济或数字贸易等方面发生的情况。”
跨太平洋11国2018年3月8日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涌现无疑正弱化世贸组织的一些职能，虽然还不至于全面取代它，因为WTO在关税和服务贸易方面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体上，各国仍在执行（世贸组织）在关税、一些服务贸易和个别投资领域的现有规则，”他说，“(WTO)的基本盘还在，但能否超越这些，这就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我就不乐观了。
曾经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顾问的巴菲尔德表示，WTO作为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未来能否进行必要的改革，前景并不明朗。
他说：“能否推进电子商务、互联网治理、深化服务和投资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补贴方面，虽然中国是补贴领域的‘老大’，但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都有一些补贴行为。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我不知道。”
谁来挽救WTO？
自1995年正式成立以来，世贸组织仅在2013年达成了唯一一次全面的多边贸易协议——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促进发展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在那之前，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由于中国和印度与美国在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方面的严重分歧而破局。
2019年12月，WTO遭遇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有世贸组织“最高法院”之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最后三名法官中的两名即美国籍法官托马斯·格雷厄姆和印度籍法官巴提亚任期届满卸任。由于美国阻挠新法官的遴选程序，该机构正式停摆。争端解决是世贸组织三大主要职能之一，另外两个职能分别是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督。
WTO总部（资料照片）
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The Great U.S.-China Tech War)一书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认为，世贸组织逐渐被边缘化更深层的原因是世界正经历一轮去全球化进程。
他说：“当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贸易不应该有地缘政治障碍的时候，全世界的贸易蓬勃发展。因此，贸易壁垒下降，各国进行贸易，各国变得繁荣，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的后果。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好战的中国，中国不仅仅是美国的对手，中国也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已不再合适。它一直在暗示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中国式统治。因此，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将看到这些贸易壁垒再次出现，我们将看到一个去全球化的时期。”
但同时担任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国际贸易法教授佩特罗思·马维里迪斯(Petros Mavroidis)仍然认为，在美国的领导下，世贸组织能够重新焕发活力。马维里迪斯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顾问。
“我期待这届（美国）政府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因为没有其他领导了，”他说，“我期望美国领导世贸组织的复兴，可能是通过增添有关补贴、技术转让、争端裁决的细节，但要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这就是我对美国的期望。杜鲁门那一代建立的多边机构，它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就像它们在40年代和50年代有意义一样。”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贸易与经济研究员亚历山大·希契(Alexander Hitch)对美国之音表示，20多年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未预料到中国能够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体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发展到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
他说：“这在立法和司法上给这个体系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可以说WTO并不是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型经济体创造或设计的。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5%到20%，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
作为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造者，美国精英层自奥巴马政府后期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世贸组织已越来越不能按照其设计的初衷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也无法推动世贸组织面向21世纪进行改革。奥巴马政府主导并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绕过了WTO，依据美国国内贸易法直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跳出WTO的框框？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在WTO提出更多对中国的诉讼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过于“天真”，甚至会分散决策者面对严峻挑战的注意力。
“世贸组织需要被看作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地方。这意味着它需要真正发挥它的谈判功能和执行功能，然而这两方面现在都失灵了。美国前贸易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资深研究员艾米丽·基尔克雷斯(Emily Kilcrease)对美国之音说。
莱特希泽的继任者戴琪也对WTO能否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感到担忧。她10月4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讲话的问答环节中回答有关WTO的提问时说，“尽管我们将继续投入和承诺，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尝试和寻求为世贸组织带来改革方面进行创新，但我们也需要灵活和开放的思维，跳出框框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解决我们在贸易方面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曾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助理代表的基尔克雷斯说：“当有如此众多的国家，还包括一些不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而且必须要达成共识，这势必会限制该机构的雄心。”
基尔克雷斯接着表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显然正在寻找世贸组织以外的选择，包括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内授权采取的选择，“比如特朗普政府引用301条款的授权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如果世贸组织不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美国就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捍卫其经济利益，并与盟友，特别是欧盟进行合作。”
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
与改革世贸组织裹足不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出现，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其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参与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有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等等。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自贸协定往往涵盖的议题比WTO更广，开放水平也更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希契认为，这些区域贸易协定是未来全球贸易发展的方向。他说：“这些贸易协定真正代表了贸易的前进方向，因为世贸组织内部的僵局，以及在世贸组织层面上15年左右的时间里缺乏立法变革。因此，这些协议所做的是，他们收紧规则，并创建新的规则，以应对全球经济或数字贸易等方面发生的情况。”
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涌现无疑正弱化世贸组织的一些职能，虽然还不至于全面取代它，因为WTO在关税和服务贸易方面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体上，各国仍在执行（世贸组织）在关税、一些服务贸易和个别投资领域的现有规则，”他说，“(WTO)的基本盘还在，但能否超越这些，这就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我就不乐观了。
曾经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顾问的巴菲尔德表示，WTO作为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未来能否进行必要的改革，前景并不明朗。
他说：“能否推进电子商务、互联网治理、深化服务和投资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补贴方面，虽然中国是补贴领域的‘老大’，但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都有一些补贴行为。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我不知道。”
谁来挽救WTO？
自1995年正式成立以来，世贸组织仅在2013年达成了唯一一次全面的多边贸易协议——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促进发展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在那之前，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由于中国和印度与美国在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方面的严重分歧而破局。
2019年12月，WTO遭遇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有世贸组织“最高法院”之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最后三名法官中的两名即美国籍法官托马斯·格雷厄姆和印度籍法官巴提亚任期届满卸任。由于美国阻挠新法官的遴选程序，该机构正式停摆。争端解决是世贸组织三大主要职能之一，另外两个职能分别是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督。
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The Great U.S.-China Tech War)一书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认为，世贸组织逐渐被边缘化更深层的原因是世界正经历一轮去全球化进程。
他说：“当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贸易不应该有地缘政治障碍的时候，全世界的贸易蓬勃发展。因此，贸易壁垒下降，各国进行贸易，各国变得繁荣，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的后果。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好战的中国，中国不仅仅是美国的对手，中国也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已不再合适。它一直在暗示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中国式统治。因此，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将看到这些贸易壁垒再次出现，我们将看到一个去全球化的时期。”
但同时担任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国际贸易法教授佩特罗思·马维里迪斯(Petros Mavroidis)仍然认为，在美国的领导下，世贸组织能够重新焕发活力。马维里迪斯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顾问。
“我期待这届（美国）政府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因为没有其他领导了，”他说，“我期望美国领导世贸组织的复兴，可能是通过增添有关补贴、技术转让、争端裁决的细节，但要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这就是我对美国的期望。杜鲁门那一代建立的多边机构，它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就像它们在40年代和50年代有意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