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儒法岂能两立,功利岂能主义--东海客厅论法家

 

中道思想


以功利为标准,以成败论英雄,是为人为政之大忌。有厅友言:

“为什么都是学儒出身的孟子和商鞅,商鞅成功了,孟子失败了?因为商鞅不像孟子那么教条。”

殊不知,商鞅叛出儒门而另辟法家邪径,其成功既是秦国的大不幸,也是商鞅自家的大不幸。而孟子的失败,是天下的大不幸,更体现了孟子的光荣伟大。此非功利主义者所能理解也。功利主义者,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德者也。

法家都是功利主义,但有良性恶性之别。管晏派是良性功利主义,假借仁义之名,有一定底线;商韩派是恶性功利主义,满口男盗女娼,赤裸裸的坏,坏起来没有底。商韩二书是所有邪说歪理中歪邪之最,堪称国产思想剧毒第一。在蚂学蟊思出笼之后,才被迫退居第二。

法家人物特别冷酷,法家政治特别残暴,要因在于性恶论。性恶论者恶意看人,认为人类的本性本质是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的尊严美好。于是,严刑峻法、恶制暴政就成了法家逻辑的必然。

性恶论和君本位两大错误,铸定了秦法家的学术之邪和政治之恶,铸定了其法为恶法,其术为邪术,铸定了儒法两家思想矛盾、道德矛盾、政治矛盾的不可调和。别说法家,就是儒门中有一定法家倾向者,其思想和道德品质都会严重下降。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和孔明,都因为受到法家污染而成不了君子儒。

东海在《儒门三大杂家》指出了孔明不少不足和毛病,忘了一点,孔明不能养士,导致蜀汉后继乏人。这也是霸道和法家的通病。对此王夫之先生在其《读通鉴论》中说的明白,录此共赏:

“蒋琬死,费褘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褘刺,而蜀汉无人。

“虽然,尝读常璩华阳国志,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张鲁妖盗而有阎圃,刘焉骄怠而有黄权,王累、刘巴,皆国士也。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蒋、费亡而仅一姜维,维亦北士也,舍维而国无与托。败亡之日,诸葛氏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国尚孰与立哉?

“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虽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韩非李斯为了练就法家神功,就进行了双重自宫,思想上割除民本,道德上割除良知。然后从心所欲不择手段了,包括不择手段地逢君之恶,获取权柄,不择手段地弱民强国,进而弱国强君,进而弱君强权。

李斯和赵高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都曾不择手段地弱国弱君,甚至叛君弑君。法家政治学虽然君本位,强调忠君强国,但道德上实为极端权力主义和利己主义。当君主和国家利益与它们的权力和利益发生矛盾时,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君主和国家踢向一边。

或说:“德法相济,以德立国,依法治国,方为上策。若平视儒法,以一正一邪别之,既小视了孔孟之道,亦抬高了慎韩之术。”东海答:儒家本身就是德法统一的,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儒家严于正邪善恶之辨,与中西各种正道并行不悖,当然不排他;对秦法家之类邪说泰山岩岩,绝对不苟同。

商韩之法用不得。其刑法大恶,违反人道;其方法极邪,诈力并重。论道德,用商韩之法背天逆理,天理不容;论功利,仿佛饮鸩止渴,或能解决眼前问题于一时,却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问题,后患极大,恶果极重,害人害己。政治人物崇拜商韩,最容易变成灾星;弱势群体崇拜商韩,最容易招灾引祸。

法家对人情人性理解深刻但不全面,是一种偏激的深刻。法家于人性,只知其恶不知其善。儒家的认识才是既深刻又全面的,既深知习性易恶,更深证本性至善。因为深证本性至善,故特别尊重珍爱人民和人命;因为深知习性易恶,故特别重视教育、教化和制度法律的作用,道德自律、礼法制约和惩恶罚罪多管并重。

对于人民,儒家既知其本性至善而能爱之贵之保之尊重之,又知其习性易恶而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即刑法。儒家政治,导善制恶,多管齐下。皆非法家所能及也。

说起严刑峻法,人们往往归之于秦法家。其实儒家也不排除严刑峻法。儒家刑罚,世轻世重,即根据社会现实确定轻重严宽。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等量齐观,大谬不然。秦皇以法(法家)立国,个人既独裁,政治亦极权,属于极权君主制;汉武以儒立国,个人虽有独裁倾向,政治却非极权,属于开明君主制,家天下礼制。两者意识形态、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皆大不同。

儒法不并立。儒家为政,自有礼制,礼乐刑政俱全,根本用不着法家;法家为政,必然严刑峻法,以民为奴,以儒为敌,防儒之口,甚至焚书坑儒。

不知法家看马家。法家是君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洪杨帮是神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马家是党本位的现代极权主义,性质和手段异中有同,在焚书坑儒和制造文字狱方面高度一致。

2022-1-1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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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儒法岂能两立,功利岂能主义--东海客厅论法家

 

中道思想


以功利为标准,以成败论英雄,是为人为政之大忌。有厅友言:

“为什么都是学儒出身的孟子和商鞅,商鞅成功了,孟子失败了?因为商鞅不像孟子那么教条。”

殊不知,商鞅叛出儒门而另辟法家邪径,其成功既是秦国的大不幸,也是商鞅自家的大不幸。而孟子的失败,是天下的大不幸,更体现了孟子的光荣伟大。此非功利主义者所能理解也。功利主义者,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德者也。

法家都是功利主义,但有良性恶性之别。管晏派是良性功利主义,假借仁义之名,有一定底线;商韩派是恶性功利主义,满口男盗女娼,赤裸裸的坏,坏起来没有底。商韩二书是所有邪说歪理中歪邪之最,堪称国产思想剧毒第一。在蚂学蟊思出笼之后,才被迫退居第二。

法家人物特别冷酷,法家政治特别残暴,要因在于性恶论。性恶论者恶意看人,认为人类的本性本质是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格的尊严美好。于是,严刑峻法、恶制暴政就成了法家逻辑的必然。

性恶论和君本位两大错误,铸定了秦法家的学术之邪和政治之恶,铸定了其法为恶法,其术为邪术,铸定了儒法两家思想矛盾、道德矛盾、政治矛盾的不可调和。别说法家,就是儒门中有一定法家倾向者,其思想和道德品质都会严重下降。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和孔明,都因为受到法家污染而成不了君子儒。

东海在《儒门三大杂家》指出了孔明不少不足和毛病,忘了一点,孔明不能养士,导致蜀汉后继乏人。这也是霸道和法家的通病。对此王夫之先生在其《读通鉴论》中说的明白,录此共赏:

“蒋琬死,费褘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褘刺,而蜀汉无人。

“虽然,尝读常璩华阳国志,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张鲁妖盗而有阎圃,刘焉骄怠而有黄权,王累、刘巴,皆国士也。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蒋、费亡而仅一姜维,维亦北士也,舍维而国无与托。败亡之日,诸葛氏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国尚孰与立哉?

“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虽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韩非李斯为了练就法家神功,就进行了双重自宫,思想上割除民本,道德上割除良知。然后从心所欲不择手段了,包括不择手段地逢君之恶,获取权柄,不择手段地弱民强国,进而弱国强君,进而弱君强权。

李斯和赵高为了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都曾不择手段地弱国弱君,甚至叛君弑君。法家政治学虽然君本位,强调忠君强国,但道德上实为极端权力主义和利己主义。当君主和国家利益与它们的权力和利益发生矛盾时,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君主和国家踢向一边。

或说:“德法相济,以德立国,依法治国,方为上策。若平视儒法,以一正一邪别之,既小视了孔孟之道,亦抬高了慎韩之术。”东海答:儒家本身就是德法统一的,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儒家严于正邪善恶之辨,与中西各种正道并行不悖,当然不排他;对秦法家之类邪说泰山岩岩,绝对不苟同。

商韩之法用不得。其刑法大恶,违反人道;其方法极邪,诈力并重。论道德,用商韩之法背天逆理,天理不容;论功利,仿佛饮鸩止渴,或能解决眼前问题于一时,却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问题,后患极大,恶果极重,害人害己。政治人物崇拜商韩,最容易变成灾星;弱势群体崇拜商韩,最容易招灾引祸。

法家对人情人性理解深刻但不全面,是一种偏激的深刻。法家于人性,只知其恶不知其善。儒家的认识才是既深刻又全面的,既深知习性易恶,更深证本性至善。因为深证本性至善,故特别尊重珍爱人民和人命;因为深知习性易恶,故特别重视教育、教化和制度法律的作用,道德自律、礼法制约和惩恶罚罪多管并重。

对于人民,儒家既知其本性至善而能爱之贵之保之尊重之,又知其习性易恶而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即刑法。儒家政治,导善制恶,多管齐下。皆非法家所能及也。

说起严刑峻法,人们往往归之于秦法家。其实儒家也不排除严刑峻法。儒家刑罚,世轻世重,即根据社会现实确定轻重严宽。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等量齐观,大谬不然。秦皇以法(法家)立国,个人既独裁,政治亦极权,属于极权君主制;汉武以儒立国,个人虽有独裁倾向,政治却非极权,属于开明君主制,家天下礼制。两者意识形态、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皆大不同。

儒法不并立。儒家为政,自有礼制,礼乐刑政俱全,根本用不着法家;法家为政,必然严刑峻法,以民为奴,以儒为敌,防儒之口,甚至焚书坑儒。

不知法家看马家。法家是君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洪杨帮是神本位的古典极权主义,马家是党本位的现代极权主义,性质和手段异中有同,在焚书坑儒和制造文字狱方面高度一致。

2022-1-1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