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只见化学系59级的全体男女同学从宿舍走道两边一直排到宿舍外面的操场上。此时操场上已开来一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式伏尔加小轿车，车上下来几个人一直走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我认识其中两位，一个是校保卫科的文干事，另一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其中一位省公安厅的干部向我出示了一张拘留证，向我宣佈：陈XX你被控进行反革命活动，现经省公安厅批准对你进行拘留审查，请在拘留证上签名。他还向我出示了省公安厅的工作证。拘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证实我的反革命罪，否则就不是拘留而是逮捕了。我簽名之后，他们要我带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押着我，也没有给我带手铐，我们从排在两边的同学中间留出的通道中间走过，我知道这是刘书记他们为了震慑化学系的师生们而玩的把戏。意思是告诉化学系的师生们：你们不老实交待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不积极检举揭发陈XX的反革命罪行，不与他划清界线就会和他一样被抓去坐牢。

自我立志献身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立志献身于拯救我们这个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业以来，我早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早而已。所以当时我心中没有恐惧、也没有惊慌。当我从同学们排成的两排人墙中间走过时，心中忽然响起了“华沙工人进行曲”那深沉、悲壮的旋律和歌词：“勇敢的举起我们的旗帜，不怕那风暴横扫大地。不怕那敌人强大的压力，命运决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神圣的口号，救国的口号。我们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争；劳动大众受尽了饥饿，万恶的一群在纵情享乐。我们决不做无耻的叛徒，在绞刑架的前面决不畏缩。先烈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生命都献给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将高唱着胜利的凱歌，英雄的美名要传遍全球，前进吧！华沙，胜利地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当时的处境、心情和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这首歌激励着我勇敢冷静地面对即将来到的监狱生活。

穿过“巷道”后，他们把我带到那台伏尔加小轿车旁，文干事示意我坐到小车后座的中间，然后两个省公安厅的干部坐在我的左右两边，其余的人坐上了那辆美式吉普。

汽车开过湘江后，经过几次左转右转，最后进入一条死胡同的终端，这就是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我心里想如此文雅的地名，却建了一个如此不雅的暴力机构，实在有点太不相称。

那辆吉普车带着肖侦察员他们几位省公安厅的干部直接去了省公安厅。保卫科的文干事和另两位省公安厅的干部押解着我，走进省公安厅看守所后，直接走进了看守所的办公室，文干事他们与看守所的干部办好交接于续后就离开了。此时一位姓卢的典獄长拿了一个两层布制的胸牌给我，要我用别针别在我的上衣左胸前，布牌中间印着694这三个数字，卢典狱长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监号，也是你的代号、名字。你到了号子里不许与号子里其他人犯互通姓名，不许互通案情。互相之间只能以监号称呼，有什么事都要先喊：报告！他要我交出随身所带的零钱、粮票，钥匙由他们代为保管，又要我解下皮带，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截约20厘米长的小绳说：用这个把裤子系上，这是为了防上被羁押的人犯用皮带上吊自杀。

接着他又对我说：监獄里的规矩每个号子里都贴得有，你是大学生进去后自己去看，我就不一条条跟你讲了，说完要我背上行李跟他走，我们走到一张铁栅栏门前，典狱长用钥匙打开铁门，我们进去后，外面的卫兵又砰的一声将铁门关上。这声音使我心里一震，我意识到从此我将失去我们那本来就很少的最后一点自由，成为一个只能与其他囚犯共享十来平米活动空间的囚徒。

我们沿着一条通道往前走，右侧是一排牢房，左侧是一面墙，通道顶面屋顶上有亮瓦采光，每间牢房的门中部距地面约1.2米高处都有一个小飯碗口大小的带有小木门的瞭望孔，这是卫兵们用来观察牢房内情况用的，当卫兵们发现牢房内有异动时才来推开小木门，观察牢房内的情况。每间牢房门外都被一把大黑锁锁上，走道上有几个荷枪的卫兵来回巡视。当走到07号牢房时，典獄长叫我站住，他打开牢门让我进去，此时两个卫兵熟练地持槍站在牢门两边(以防止牢房内的囚犯趁机跑出来，或防止牢内囚犯们袭击典獄长)，此时牢饭早已开过了，典獄长问我：还没有吃午饭吧？我说：还没有。我走进牢房后，只听到呯地一声牢门就被关上了，接着就听到栓铁栓和锁铁锁发出的金属碰击声。

牢门刚一关，牢房内原有的四位囚犯一下子就围拢来了，向我打听为什么关进来？原来在什么单位？叫什么名字？我说监规上不是规定不让讲吗？他们说：你信他们那么多？接着他们便主动介绍了他们自己的姓名、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已经关进来多久了，我见他们都不把监规当一回事，难道我还应当把这些监规当一回事吗？于是我也把名字、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事被关进来都向他们讲了。他们一听说我是因反革命集团的事被抓进来的，都说我至少要在这里关一年以上，再看判多少年，他们要我做好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然后他们四位又帮我在牢房内靠窗户一侧的一排统舖上开好舖，我刚在统舖上坐下来，就听到门外有开锁的声音，接着就是拉铁栓的声音，然后牢门就打开了，只见牢门口除了一边站了一个持枪的卫兵之外，还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钥匙，另一个人拿着一个长方形木盘，上面放了一钵米饭，一小碟辣椒炒肉、一小碟韮莱炒豆腐干、一小碟炒萵笋头。他把这四样飯菜放在牢门左侧一张简易小桌上后，那位干部对我说：694，这是你的午饭，快吃吧！说完关上牢门就走了。我一看就对四位牢友说：这牢里的伙食还不错呀！比我们学生食堂都吃得好。不料他们说：好个屁！到晚上你就知道了，你今天来得晚，牢飯早已开过了，大概又没有剩下的牢饭，就只好把干部们吃的饭菜弄了一份给你，对着那三样菜和一钵米饭，他们四人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我吃完这顿“美餐”后，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牢房，这间牢房大約有11─12平米大小，高约3米多，地面是水泥地面，靠北面墙上有一个1.2米宽、1.8米高的厚木窗，窗洞的内侧是一排小饭碗粗细的园木窗栅，木窗栅栏的园木之所以这么粗，大概是为了防止囚犯们破窗而逃吧！窗洞的外侧是可开关的木玻璃窗，从窗洞的厚度可以看出牢房是用红砖砌的38墙，一所平房砌38墙是十分少见的，估计是为了防止囚犯们挖墙洞逃跑吧。牢房顶部是一盞40W的白炽灯泡，这盞灯从傍晚要一直开到天亮，通夜不熄，当然是为了让卫兵们日夜都可随时观察到牢房内的情况，使囚犯们无任何隐私可藏。那扇木牢门也有8─9厘米厚，当然也是为了防止囚犯们破门而逃，牢房内的墙壁、门窗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坚不可破”。北墙下面是一排统铺，床板是用三、四厘米宽的竹片钉成的，这个统舖将近四米宽，睡五个人还不算太挤，窗外是一条两米多宽的空地，空地外面是就是监狱的围墙，有三米多高，墙上面还围了一圈将近一米高的带电铁丝网，围墙的四角都建有一个瞭望塔，一天到晚都有持槍的卫兵在上面值守，以防止囚犯越獄逃跑。

牢房南面的墙，东侧是牢门，靠西侧的角上是放马桶的地方。全牢房五个人一天的大小便都拉在那个木桶里，又没有盖，其臭味每到夏天让初来的囚犯都难以承受，但在里面呆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牢门后，东边放着一个简易小木桌，囚犯们的洗漱用品都放在上面，又用作餐桌。每天早上开牢门送早餐时，就由一个囚犯把马桶抬出去倒掉，用水稍洗一下拿进来；另一人把空水桶拿出去打上一桶洗漱用水搬进来；一个囚犯负责用一个小木桶打进我们五个囚犯一天的飲用水；还有一个囚犯负责把前一餐的空饭菜钵送出去，并拿进五个人这一餐的饭菜。每一项工作都是每一个人轮流去做的。由于那里面关的囚犯很多，每间牢房开门的时间很短，所以每个人的动作都必须很快，而且要在开门之前就作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便会受到管教干部的呵斥，甚至不等你某项工作完成，门就被强行关上了。

那天开晚饭时，拿进的晚餐是每人一钵半稀半干的米饭，说是有三两米，而实际上也就只有二两半左右(当时囚犯们的定量是早餐二两米，中晚餐各为三两米)，因为食堂还要尅扣囚犯们的口粮让干部们和被调去从事杂务(厨房、环卫、泥木工、理发师等)的囚犯都能吃饱。而能被抽调去搞杂务的囚犯，通常都是一些罪行较轻的刑事犯。政治犯、反革命犯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晚上的菜是一点炒腌莱和炒萵笋叶，里面几乎看不到一点油，同室的囚犯们在两三分钟时间内就把钵子里的饭菜一扫而光了，我因中午饭吃得晚，而且中飯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错，晚饭前还没有感到很饿，所以还在那里细嚼慢咽，他们笑着问我：牢里的伙食还不错吧？比你们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吧？我只能摇摇头对他们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刚关进去的前几天，我主要听他们介绍监狱里面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案情。我们07号牢房里另外四位囚犯，一位年纪最大的叫张幼良，五十多岁福建人，这位张先生谈吐也比较文雅，看样子也是读过一些书的。他“解放”前在长沙做外贸生意，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诸如：胡椒、肉桂、咖喱……等运往两湖两广一带销售；又把内地的土产桐油、纸伞、鞭炮……运往港、澳、东南亚一带销售，大概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进出口商。1956年被中共当局公私合营之后，由于他熟悉港澳及东南亚一带的市场和行情，又谙熟进出口业务的程序、手续，所以被中共当局安排到了省外贸局，当了一名外贸干部。主要从事我省与港澳东南亚各国的外贸业务。

一年多以前，张先生隨我省外贸局代表团一起赴广州参加广交会时，张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就在我省外贸局决定出口的纸傘涨价之前不久，向我省订购了一大批纸傘(因共产体制效率低下，一件事要经层层审批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开始实施)，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不知是听到了雨伞要涨价的风声，还是出于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恰好在我省出口雨伞已决定要涨价，而上面又还未批下来之时，按原价向我省订购了一大批纸伞。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与我省外贸局簽约后不久，上面批准了我省纸伞涨价，这样一来，我省外贸局觉得受了不少损失，就认为是张先生把我省纸伞要涨价的经济情报泄露给了他的这位香港朋友。

从广交会回来之后，张先生便被以泄露国家经济情报；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罪名，于一年多前就被关进来了。到后来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之后，我私下问他，纸伞要涨价的消息到底是不是你透露给你那位香港朋友的？张先生坚决否认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办事员，像进出口商品要升降价格之类的事都是领导们开会决定，然后报上级批准，只有上级批准后要具体实施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办事员才知道，特别像我这种资产阶级成份的人，更是不会事先让我知道的，他的那位香港朋友在纸伞涨价前，突然定了一大批纸伞是有些反常，他以前也经常从我省买纸伞但数量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大，不知是他听到什么风声，还是有人泄露了纸伞将要涨价的消息给他。他们把我抓进来，一是因为这位香港商人是我多年的朋友，而出口纸伞又是我业务范围内的事，我又是个资本家，出了这种事他们总要找个替罪羊，把责任推给他，自然就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相信纸伞要涨价的消息不是张先生泄露给他的那位香港朋友的。

1968年春季我从劳教的农场回校时，还按张先生在獄中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他告诉我，自我离开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他又关了一年左右就放出来了，没有判刑，也没有作什么结论，工作也没有恢复、工资也没有了。这表明那件事确实不是他干的，否则省公安厅是不会轻易把他放出来的。但省公安厅和省外贸局又都不肯承认抓错了人，所以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好在那时张先生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可以供养得起他。

7号牢房的第二位牢友叫刘X林(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十分准确，姓刘是没错的)，高高瘦瘦的，看样子有四十好几了，听口音是湖北人，据他自己说抗战时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当过兵，抗过日，后来就在长沙安了家，这回是因与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吵架，被以“国民党兵痞”的名义抓进来的，也已关了将近一年了。这位刘先生的话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如刘先生所言属实，那么刘先生这类案件应属其户口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的管辖范围，他应当被关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因为只有省属单位的案件，和省内重大案件才归省公安厅管，相关的人犯才会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所以我估计刘先生不是涉及特务、反革命的案件，就是原工作单位是一个省属单位，他在那里犯了什么比较大的事，才会被抓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调查审理。刘先生自称没唸过书不识字，后来他的家信都是要我为他代笔的，但听他平时的谈话又不像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说出来的话，总之在07号牢房的五个人中，要数这位刘先生城府最深，心情最沉重，估计与他的案情比较重大有关，从他的家信和每月一次的亲属可为在押人犯送一次衣物、牙膏、牙刷、肥皀之类的日常用品(食品是不让送的，因为让人犯长时间处于难以忍受的饥饿状态，是狱方逼迫人犯交待和承认自己“罪行”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情况来看，他的家里是十分贫困的。那时人犯在没有被判决之前是不能与亲属会见的。

07号牢房的第三位牢友叫刘振东，那年三十八岁，长得牛高马大，身材魁梧，他是做木材生意的大商人，生意做得很大，是专们从林区，以包山的方式从当地山主手里购买山里的树木，出钱请人砍伐，剝皮后运到河边扎成木簰，再出钱请专门放簰的“簰咕佬”将木簰前后相连顺水放往下游，木簰放到下游后，有的木簰在长沙集散；也有的直接放到汉口、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各大中城市去销售，利润可观。干这个行当没有帮会的背景是干不成的，有许多“簰咕佬”就是帮会的成员，大部份木材商都是帮会的成员，或是有帮会大佬当靠山，否则他们的木簰不可能安全地流放到江河的下游，更不可能流放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销售。
刘振东的父亲在“解放”前几年就去世了。他二十岁刚出头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帮会背景，当起了木材行的大老板。刚“解放”时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建办公楼、工厂、宿舍、学校……，木材需求量大增，正当年轻的刘大老板踌躇满志准备大于一番，大发其财之时，公私合营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刘大老板为避免中共当局追究他的帮会背景，不得不和其他资本家一样敲锣打鼓“自愿”将他父辈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财产、木材行奉献给政府，自己成了省木材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开始还有一百二十元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当局以工资与工人阶级差别太大，工人们有意见为由，将他的工资降到五十来元一个月。又以其有帮会背景为由，把他的部门经理也撤掉了。

刘先生于是便从“解放”前日进斗金的木材大老板沦为省木材公司一名月工资只有五十余元的普通员工。他的太太也是大小姐出身，要照顾四个小孩的生活学习，自然是无法参加工作，一家六口人全靠刘大老板一月五十余元的工资生活。这对于一般贫苦人家，倒还可以勉强过得下去，但对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刘大老板一家来说，却是不堪承受的困苦生活。

不甘清贫、胆大又头脑灵活的刘先生，终于从在他家面前来来往往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商机，他家住在北正街靠近市立三中的地方，刘先生看见学生们穿的背心上都印着“三中”两个字。他打听到，在专门的印字社印一件背心要收两角伍分钱。刘先生灵机一动，到印字社一看，这背心上印两个字又快又简单，而且成本很低，只需用大一点的废X光底片刻一个版，就可以印无数件背心，只需消耗一点点颜料。刘大老板说干就干，先找医院的熟人买来几张废X光底片，请书法好的朋友写上“三中”两个字刻好，去化工原料店买了一点蓝色和红色的颜料，又用木板钉了一个印背心的架子，刘大老板夫妇把印背心的摊子摆放在三中的大门口，又找了几位亲友在三中唸书的子弟在那里先免费为他们印了几件样品挂在摊子旁边。刘先生开始吆喝：印背心啦！每件两角(比印字社便宜伍分钱)，立等可取(印字社学生送背心去要几天后才可取回)，不收版费(印字社先要交一笔制版的费用)。这三句广告，句句击中国营印字社的要害。学生们一听在刘先生的小摊上印背心，不须来回取送，省时又省钱，看看旁边印的样板也印得不错，便纷纷把背心拿到刘先生的小摊上印，一时间刘先生的小摊生意兴隆，晚上一数钱，賺了卄多元钱，差不多相当于刘先生半个月的工资。以后除星期天外，其他上班的日子刘先生也常借由头请病假、请事假，去印背心。刘先生想：三中全部男生将近一千人，很快就会被我印完，于是刘先生又刻好“一中”、“二中”、(四中是女校)“五中”、“六中”……等印版，准备在三中的业务做完之后，把摊子摆到其他学校门口去。正当刘先生打着几中有多少男生，有多少件背心要印，可以赚多少钱的如意算盘，准备大干一番之时，忽然禍从天降，先是附近的印字社发现原来是刘先生的印字摊搶走了他们的生意。就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把刘先生告到了工商局、派出所和刘先生工作的省木材公司，那时候投机倒把是属于刑事犯罪行为，刘先生单位领导一听刘先生一天能赚二、三十元钱，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当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他两三天的收入，不打击一下他这种歪风邪气那还了得？于是省木材公司领导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整理了刘先生投机倒把的“犯罪”材料，上报省公安厅，刘先生就这样被省公安厅以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罪名抓进来了，再加上刘先生的资产阶级成份和帮会成员的历史背景，把刘先生抓进来，也是那时“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形势所需。我关进去的时候，刘先生已经在这里关了大半年了，既不审，也不判。

07号牢房的第四位牢友叫资道成，是省人民银行的一个干部，57年被划成右派，三十几岁，高中文化，人很聪明，他是半年多前，被以贪污的罪名抓进来的。这位资先生，对于自己的案情也是守口如瓶，只是心情比那位“兵痞老刘”要开朗许多。

我关到07号牢房之后，他们向我介绍了牢里的概况，说这个看守所共有好几十间牢房，总共关了好几百人，每间这样大小的牢房碰到搞运动关进来的人多时，可关到十多个人，通常一间也就关七、八个人，我们这间只关五个是算少的。所关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反革命、伪官吏、逃亡地主、农村士绅、资本家、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盗贼，特务、间谍……；什么技能的人都有：专家、教授、医生、工程师、演员、作家、电工、泥木匠、篾工、钟表技师、理发师、厨师……应有尽有。由于担心外面的人了解监獄内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和防止外人与在押的人犯接触，串通案情，甚至里应外合越獄逃跑，通常监獄里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从在押人犯中找人完成的。好在人犯中人才济济，监獄里基本上可以做到万事不求(外)人。监狱里的各种勤务通常都是由普通刑事犯中“表现好”的、又有专长的人犯来充任。政治思想犯，反革命、特务、间谍之类的政治犯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

这些担任勤务的囚犯除晚上在他们的监房里睡觉外，白天在监狱里从事勤务时，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工作性质关系，他们可以时常因工作需要进入各牢房、甚至趁管教干部、卫兵不注意时与人犯交谈、介绍监獄内所发生的事。我听他们说这里面关的人从两三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都有。我很奇怪，便问他们怎么会有两三岁的儿童关在里面？他们说前两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南矿冶学院有一对留苏的夫妇，回国后在该学院执教，因与原来留苏时几位苏联同学关系较好，回国后曾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就被当局说成是苏修特务，把他们夫妻二人关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了。由于他们都是外省人在本地都没有什么亲友，他们的三个小孩，小的还只有两岁最大的才六岁，在他们被抓时，中南矿冶学院教职员工、家属共有几千人，居然没有一家敢出面帮他们照料这三个小孩。悲愤、绝望、无奈之余，他们只好把三个小孩一起带到省公安厅看守所一起坐牢。这三个小孩就成了现代版的“小萝卜头”(小说《红岩》中西安事变主谋之一楊虎成将军的幼子在獄中的外号)。中共当局的残忍，和经中共当局将近十五年对大陆民众人性、良知的无情摧残之后，大陆民众良知泯灭、人性冷漠己经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見一斑。

他们说这里面还关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有的是乡下的士绅，有的仅因为在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部门干过较大的职务，这些人一直查不出他们干过什么“坏事”，又没有什么“民愤”，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把他们处决或判刑，中共当局又不能承认把他们抓错了，也就不好把他们放出去。就因为这种莫明其妙的原因，这些人从刚解放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就被抓进来，已经在这里关了十几年了，一直不审、不判、不放，看来当局会一直把他们关到死才罢休。

对于那些“不守监规”的囚犯，狱方会把他们带上手铐、脚镣，关进放在黑屋子里的囚笼里去。这种囚笼不仅暗无天日，没有一点光线，而且只能容囚犯站立在里面，坐都无法坐下，更不能趟下睡觉。长时间完全的黑暗和孤寂，再加上无法睡觉产生的难以承受的睏倦，往往使得许多被关黑囚笼的人犯发狂。

此外对于那些既不服管教又有暴力倾向的人犯，和已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重犯不仅要带手铐，而且还要带沉重的脚镣。据一位见多识广的理发师(他因每天轮流到各囚室为囚犯们理发，所以监獄里的情况他了解最清楚)说：那些脚镣最轻的也有十多斤重、中等的有二十多斤重，他见过最重的腳镣重达四十斤。

我原来只在电影里面見过脚镣，真想见识见识真的脚镣戴在人脚上是什么样子。一天晚饭后不久，我听到牢房外一种铁链在水泥地面上拖动发出的响声，由远而近，我问牢友们这是什么声音，他们说这就是戴脚镣的犯人在水泥地上走动发出的响声。我连忙扒下身体，把臉贴到牢门下的地面上，用一只眼睛从牢门门坎与门之间的一条约5毫米高的缝中往牢门外的水泥地面上看。随着响声越来越大，我看到一双瘦骨嶙峋的赤脚上带着一副粗重的脚镣(这大概就是理发师所说的四十斤重的那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履从我们的牢门前走过，准确地说应该是拖过，因为那瘦弱的双脚已经提不起那沉重的脚镣，而是用脚贴着水泥地面缓慢地向前拖动那粗大的铁链。我把我看到的告诉那四位牢友，他们说那个带重脚镣的人估计是刚判了死刑的囚犯，是从原来的囚室转移到死牢去时，从这里经过。死牢就是关押侍处决的囚犯的牢房，牢房里还要关押一名獄方放心的普通囚犯，以帮助这位死囚在临处死前这段时间内吃飯、解大小便之类的问题。

由于人类好奇的本性和急切希望了解监獄内发生的事情，以判断自己的处境的强烈愿望，监狱内每一个囚犯的感知力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他们关在牢房里，不可能看到监獄里所发生的事，而监狱里的声响，就成了囚犯们唯一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根据监狱里发出的不同声响，和这些声响发出的时间和声响发生的间隔时间，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监獄里所发生的事。例如：晚上10点以后听到一阵牢门开啓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牢门关闭的声音，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囚犯们就会对我说：今天又“进货”了(意思就是又抓人进来了，中共当局喜欢在半夜抓人)或是又有死囚被拉出去执行了，因为中共当局除了那些因政治需要需召开公审大会在白天公开处决囚犯以震慑民众之外，处决人犯通常都在半夜进行。

囚犯们还可以根据声音的大小和声源的方位判断出声音是否来自同一间牢房；如果是上午九、十点钟听到某牢房发出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约一个小时以后，这个牢房又发出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獄友们就会告诉我这是“出货”，就是放人或是被判刑后提取囚犯到劳改单位去服刑时发出的声音。第一次开关们是管教干部通知相关人犯打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约一个小时后开关门是将该人犯提出牢房释放(这种可能性很小)或是押解至劳改单位服刑；如果是晚上七点左右听到某牢房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之后，隔了两三个小时又听到这间牢房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牢友们就会告诉我：这是提审人犯，因中共当局习惯在夜晚提审人犯，而且一次审问通常都要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半夜听到牢门外的过道里一阵来来往往急促的脚步声和开关牢门的声音，那多半是有人犯自杀把尸体抬出牢房或是送去搶救(囚犯自杀为怕别人发现，通常都选择夜深人静时进行)，这种声响如果发生在白天通常是有人犯发急病，抬往医务室去搶救；如果白天听到各牢房连续不断的开关牢门的声音，那就是监獄里每两三个月就要进行一次的调换每个牢房里的人犯发出的声响。当局害怕人犯在一起关久了关系密切，会结成某种“反革命集团”危害中共当局。所以每隔两三个月就要调换一次各牢房里的囚犯。但是让监獄当局意料不到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囚犯们更加了解整个监獄里所关押的囚犯们的状况，这些就成为囚犯们闲得无聊时的谈资。然而不知何故，我所在的07号牢房，从我4月30号关进去之后，到我9月5号离开，里面的五个人却没有调換过，但却听到过其他牢房调换囚犯时发出的声响。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獄方故意给我创造条件，看看我是否有发展07号牢房的牢友成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企图，以便判定我是否组织过“反革命集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其他四位牢友之中至少有一位会是狱方收卖的线人，而这位线人我判断极有可能是那位“兵痞”老刘，不仅因为“兵痞”老刘城府很深、对自己被抓进来的真实原因秘而不谈，而且他的家境最为困难，出去的要求最为迫切，这些都使他最适合被狱方收买充当线人。

我刚关进去不久，晚上便有省公安厅的预审员到监獄里来提审我，开始是每隔两三天提审一次，后来改为大约每星期提审一次，我每次提审回来，牢友们都会以羡慕的眼神望着我说：小陈，你运气真好，你刚来不久就提审你这么多回，我们只有刚关进来时提审过两三次，到现在从来没有再提审过我们，你的问题快解决了。原来牢里的囚犯们最怕的就是把他们一直关着，既不审又不问，也不放，使他们长期处于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的巨大恐惧之中，从而迫使他们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被迫“主动”承认中共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以图尽快了结自己的问题，使自己被放出去(这种可能性很小)，或是被判多少年刑，因为一旦被判决，囚犯们就看到了“希望”，服多少年刑后，就可以被释放回家(他们不知道，如果是政治犯即使刑满通常也不会释放回家，而是继续留在原劳改、劳教单位就业，实际上是当一辈子有一点工资，每年有一点探亲假的囚犯)。这是中共当局对待囚犯们最厉害的手段之一。那时中共当局羁押人犯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法律上有规定，执法部门也不把这些规定当一回事。

这些审问的内容与在学校时刘书记他们和省公安厅肖侦察员问的大同小异，而我每次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与在学校时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每次审问完要我在审问记录上簽名、按手印之前，我都要仔细阅读那份审问记录，如发现其中记录与我回答的原话有出入时，我会立即要求预审员和记录员按我的原话改正过来，否则我就拒绝签名、按手印，他们也不得不按我的原话更改过来，并要我在更改处加按手印，以证明更改是经过我的同意更改的。有时他们也会说这记录与你的原话意思差不多，没有必要改吧！此时我会坚持要他们按原话改过来。因为许多话一个字的更改，就有可能歪曲我的本意，推导出他们所需要的结果，此时预审员们便会自我解嘲地笑着对我说：我们还真没见过像你这种凿四方眼的人(我省的土话，包含过于一丝不苟、刻板、过于认真之类的贬意)。每次审问都是在夜间，预审员们都背着灯光坐在高高的预审台上，而囚犯则对着光坐在预审台下的小椅子上接受审问，其目的是让预审员能清楚地看清坐在下面的囚犯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则无法看清预审员的面孔；另外预审室的门外还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持槍的卫兵。据牢友们说以前预审时，预审室门外是不站卫兵的，只在预审室外的过道上有一两个卫兵来回巡逻。有一次一位我省湖南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学生在预审室审讯时，不知是对强加给他的罪名不满；还是其他原因，与预审员发生争吵，这位年轻气盛的好汉，一怒之下操起预审室门侧边一条杂役们担开水用的竹扁担向预审员头上劈去，预审员躲闪不及肩膀上挨了一扁担，立即大呼卫兵，等外面过道上巡逻的卫兵闻声趕到预审室时，预审员和书记员都挨了好几扁担，此时进来四、五个卫兵用槍托将这位好汉击倒在地，然后用槍托一顿暴打，这位好汉一想，再这样打下去就会被打死，便马上装着晕死过去的样子闭上眼睛，不叫喊，也不掙扎，卫兵们真以为他晕死过去了，怕打死了不好交差，才停止了对他的击打。等这位好汉“醒来”之后便，立即被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死牢，并派一名普通囚犯在死牢里照顾他吃饭、大小便(这位好汉的情况就是照顾他的这名普通囚犯传出来的)，几天之后，这位好汉便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和袭击预审员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之后执行前有几天上诉期，此时这位好汉要照顾他的牢友找来一块巴掌大的小纸片，在那位牢友的帮助下，用他那带着手铐的手艰难地写了一份简短的上诉书交上去了，十多天后，上诉有了结果，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谈到这件事时，牢友们都感叹道：就是那巴掌大一张纸救了这条好汉的一条命，不久这条好汉就被送到劳改单位去了。我估计他的上诉之所以起到了一点作用，大概是因为他的“反革命罪”实际上都是捕风捉影、子虚烏有的指控，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判死缓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袭击预审员，如果他真有什么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罪”，再加上袭击预审员的罪名，当局是不会给他改判的。牢友们说这件事发生后，那位随手把担开水的扁担放在预审室门边的杂役也受到了处份，取消了服杂役的资格，重新关进牢房。从此预审室囚犯坐的椅子被固定在地上、预审室不能放任何可供囚犯用来袭击预审员的物品；每次审讯人犯时，预审室门外就站着两个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的卫兵。

老实说，我听说这件事之后，我是非常敬佩这位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学生的，他反抗共产暴政的行为和勇气是值得后人永运铭记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在师范学院和省公安厅的档案中是一定能查到这位学生的名字和他的事迹的。

刚进入监狱的那两天，从长时间无休止的批斗和日以继夜的审问、写交待材料的紧张状态之下，一下子进入监狱之中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状况，开始还感到一阵轻松，可是几天之后就感到闲得无聊，时间难得打发。于是我找来半张废报纸用兰墨水在上面划了一个象棋盘，又用牙膏盒撕成三十二个大小差不多的小硬纸片，做成一副相棋，开始和牢友们一起下相棋以消磨时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刘振东棋艺高超，我的相棋虽在同学们之中还祘不错的，却远不是刘振东的对手，其他三位，资、张二位棋艺与我不相上下，只有“兵痞老刘”稍遜一筹。开始几天我们四位无论是单挑、还是四人联合一起对付刘振东都从未赢过他一盘。后来我们四人合计，我又另做了一副相棋，每当我们四人中一位出面与刘振东对弈时，其余三人便在另一副棋盘上摆出刘每走一步棋，我们应对的各种可能的棋，演进下去对我方的影响，从各种可能中找出对我方最有利的一步棋，然后我们才走一步棋，我们在牢里反正有的是时间，刘每走一步，我们便在备用棋盘上演绎出各种应对的可能，从中找出对我方最有利的应对招数，采用此法之后我们终于赢了刘振东一盘，只是一盘棋下的时间很长，有时要从上午一直下到下午才分出胜负。此后我们共同对付刘振东时就变成了互有胜负。我们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刘振东由以前的全胜变成了现在的互有负胜，心里很不高兴，便埋怨道：下棋哪里有你们这种下法？一盘棋下这么久！我们一步棋的时间越拖得久，刘振东便越等得不耐烦，一边摧我们快走，一边不断地抱怨。他心情一急燥，就难免出昏招，就为我们获胜提供了机会，所以越到后来他越急燥，他的棋艺就越发挥不出来，以致后来他几乎很难赢我们一盘。此时他宣佈只和我们每一个人单挑，不和我们四人一起对弈。这样一来单挑我们稳输，而我们四对一他也基本上稳输，下相棋便成了没有悬念的游戏，也就使我们都对相棋失去了兴趣，想寻找一种新的游戏来代替。

此时有人提出要是有一副骨牌那就好玩了！我说那我们何不做一副骨牌来消磨时间呢？他们说这牢里什么材料、工具都没有，你怎么做？我说我有办法。那天晚上我趁卫兵走远后，我用力在竹片钉成的统铺上猛跳，很快就踩断了好几块竹片，我们把这些竹片藏好，早餐开牢门时，我出去大声叫：报告！卢典狱长问：694号你什么事？我说昨晚我睡的床板不知怎么突然断了好几块竹片，我差一点没掉到床下去，今天已无法睡觉，请派人来修理。卢典狱长说：我知道啦！你进去吧。那天下午一个管教带来一位搞杂役的篾匠，打开牢门让篾匠进来对篾匠说：你给他们修床铺，修好后报告卫兵。说完，他关上牢门走了。这位篾匠与我的几位牢友有些熟，他带了一些竹片和一套篦工工具，他一边不急不慢地修理床铺，一边与我那四位牢友聊天，我跟他说：我想借你的锯子锯几块小竹板玩玩游戏，他说：你自己去锯吧！我趁机用他的锯子把我藏下来的竹片锯成骨牌那么长一块的小竹块，锯了三十二块，那位篾匠平时也无聊，难得有人陪他聊天，牢友们向他打听监獄里发生的逸闻趣事，他也侃侃而谈，把床修好后，他还谈了一阵，才招呼卫兵叫来管教放他出去。

他走后，我拿起那三十二块小竹块分给每人六块剩下两块我拿一块，资先生拿一块，因为只有我和他年轻一点，然后对他们说：这是分配的任务，每人都要把所分的小竹块在牢房的水泥地面上磨成一样大小的、六面光滑的骨牌，我先磨好一块作为标准，他们依次拿我这块标准骨牌作为标准，各人磨出一块自己的标准骨牌来，其他的就都按他们手中的标准磨，小竹块要磨成一样大小厚薄的骨牌是很费时间的，好在在什么都缺乏的监獄里，时间是我们唯一不缺的东西，我们有的是时间来磨骨牌，磨的时候由一人站在牢门口放哨，一听见卫兵走近的声音，就立即示意我们暂停磨骨牌，待卫兵走开了，才又示意我们开始磨。就这样我们五个人花了四五天的时间终于把三十二块小竹块磨成了三十二张大小厚薄一样，而且六面光滑的骨牌坯子。

三十二张骨牌的点子和不同点子排列的式样和点子的颜色我都记得十分准确，我用牙膏嘴子(那时的牙膏袋都是用铅锡合金做的，牙膏嘴就像一个铅字圆圈)涂上兰墨水在骨牌上盖好兰色的圆圈把骨牌上绿色的点子用钢笔涂上兰色(代表骨牌中的绿色点子)，由于没有红色颜料，那些空着的兰色园圈就代表红色的点子。

开始我们兴致勃勃玩了几次，我总觉得那些空着的圆圈没有涂成红色实在有点美中下足，牢友们也说：小陈你脑子灵，想想办法把那些空圆圈弄成红色吧，我说：这牢里什么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想办法？一天我突然想到按前两天的约定今天晚上又要提审我，我想预审室不是有盖手印用的红色印泥吗？这可是上等的红色颜料呀！此时我对他们说我有办法了，他们问：什么办法？为了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说：我先不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啦！

那天晚上果然管教干部来打开牢门把我叫到预审室审讯，审讯完，他们拿出审讯记录要我签名盖手印，我簽好名盖上手印后，左手拿着那几张记录纸放在那盒印泥的上方以挡住他们的视线，右手的食指伸到印泥盒内抠了一小它印泥，此时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故意对他们说：都是一些老问题，我以前就回答请楚了干吗老问？他们一听就发了火，大声说道：在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怎么，你还有意见？此时我印泥已到手，我在审讯记录纸的遮挡之下，把食指向手心弯曲用大姆指和其他手指挡住抠有印泥的食指，把审讯记录纸交给他们，他们示意管教干部把我带回牢房，我回到牢房等管教干部走远之后，我向四位牢友伸出抠有一小它印泥的右手食指向他们一展示，并问道：这个红色怎么样？他们都压低声音惊叫道：啊！太好啦！小陈你真有办法。第二天我把一根牙签大小的小竹签的一头咬烂，蘸上红色的印油把骨牌上那些红点子都涂上了红色然后凉干，让红的印油都渗透到竹子里面去，这样玩的时候就不会褪色了，一副可以仿真的骨牌就制作成功了。

玩了几天大家又觉得乏味了，于是有牢友提出要赌点输赢，还要有点惩罚才有味。那时狱方为了对在押囚犯进行洗脑灌输，隔不了几天便会送几张《新湖南报》、《人民日报》给牢房里的囚犯们学习，有时也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送到牢房给囚犯们观看，我偷偷撕下一些报纸和画报纸，我们把报纸和画报纸裁成不同宽度的纸条，然后再卷成不同长度的小纸筒，按长度的大小分别代表不同数值的筹码，每天早上每人都分得同样多数值的筹码，到晚上睡觉前结帐，每输1000数值的筹码的人要在牢房的水泥地上手脚同时着地爬上一圈。一开始是玩推小牌九(我还用筷子头磨了两颗骰子)由一人做庄，另外几人下注，打骰子确定从第几墩开始抓牌，每人两张牌，然后翻开牌与庄家比那个的牌大，牌大的为赢，牌一样大的祘庄家赢，这叫平吃平，由于庄家有平吃平的优势，所以大家都想做庄，庄是轮流做的。这种小牌九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全靠运气，所以推小牌九每人输赢的几率都差不多，输赢也不大，每晚输的也就爬个两三圈的样子。后来他们说推大牌九技术含量高，输赢大、有味道。大牌九也是由一人做庄，其余人下注，每人一次抓四张牌，每人前面放两张牌，后面放两张牌，前面两张牌一定要比后面的两张牌小，最多也只能前后一样大，每人的前牌与庄家的前牌比大小，后牌子与庄家的后牌比大小，庄家仍享有平吃平的优势，不论是庄家还是下注家必须前牌和后牌都赢了才算赢，不论前牌与后牌与庄家比前胜后负或前负后胜都算和了(即没有胜负)，这种大牌九你手里的四张牌如何排列组合成前牌和后牌，以增大自己赢牌的几率是十分有讲究的，如何分配前后牌的大小要跟据对方的习性、下注的大小和对方看牌后的神态及一些细微表情来判断对方牌的好坏。由于张先生、刘大老板、“兵痞老刘”解放前都是久经征战的赌场老手，资先生也曾热衷于赌博，所以他们四人赌大牌九都是高手，我是刚入门的新手，所以一开始玩大牌九时我输多胜少，每晚结账，我都要在水泥地上爬上好几圈。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宣佈我放弃做庄的机会，但要求下注不设上限。他们一听我放弃做庄的机会也没有仔细想，就都说：同意！同意！他们想：你下注不封顶，我们下注也可以不封顶呀！他们就没有想到，我不做庄，他们下注封不封顶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从此以后，我每下一次注，如果输了我就把赌注翻一倍，这时如果赢了我就把前面输的那份赌注赢回来后，还另外赢了一份睹注，此时我又将赌注降回到第一次那样多，如果第二次我睹注翻倍后又输了，那么我第三次的贿注就把前两次赌注加起来再翻一倍(也就是第一次赌注的六倍)如果赢了就把赌注降到第一次那么多，此时我不仅把前两次输的三份赌注都赢回来了，还另外赢了三份赌注，依次类推，我输之后就要把前面输的几次赌注之和再翻一倍作为下一次的赌注，这样的下注方法使我不论连续输多少次，只要我赢一次就可以把前面所输的所有赌注都赢回来之外，还要另赢这么多赌注，一天之中我不可能一次都不赢，赢一次之后我又将赌注降到第一次下的那么多，这种下注法使我每天都稳赢不输。从此他们四人总是每天有两三人甚至四个人都要在地上爬许多圈，而我从此再也没有爬过一圈。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见一个星期内，我一次都没有爬过，每晚结账我都是大赢家，此时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知道上当了，于是他们四人商议：还是要恢复原来轮流做庄的规矩，每次下注以5000为上限，少数服从多数，我只好同意他们的条件。此时我也有了经验，我已摸清他们每人的性格，刘大老板胆大好冒险，张老板谨慎而不胆小，“兵痞老刘”胆小想赢怕输，资先生性格不稳定有时胆大不顾一切；有时又谨小慎微。“兵痞老刘”和资先生摸到一手好牌就喜形于色，摸到一手差牌就垂头丧气，比较好对付，刘、张二位老板老谋深算，悲喜从不溢于言表，不论摸到什么牌都面无表情，而且他们二人都善于察颜观色以判断别人牌的好坏和前后的各两张牌会怎样放。所以我有时不露声色，有时不论摸到好牌或差牌都故意喜形于色，有时不论摸到好牌和差牌又都垂头丧气，令他们摸不着头脑，这方面我对“兵痞老刘”和资先生占有优势，对他们二人的胜算较大；与刘、张二位老板不相上下，胜算各占50％，但由于我的记忆力比他们都好，因各张牌背面的竹纹、汗渍以及各种微小的不易察觉的缺损各不相同，到后来我只要仔细观察牌的背面就知道它是一张什么牌，所以我常装着打不定主意的样子拖延时间，让他们把前后的两张牌都摆好之后，我已知道他们前面两张牌是多大，后面两张牌是多大，然后我再据此摆出我的前后牌，这是他们都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在恢复老规矩之后，虽不能像以前那样稳赢不输，但仍然能保持赢多负少的战绩。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只见化学系59级的全体男女同学从宿舍走道两边一直排到宿舍外面的操场上。此时操场上已开来一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式伏尔加小轿车，车上下来几个人一直走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我认识其中两位，一个是校保卫科的文干事，另一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其中一位省公安厅的干部向我出示了一张拘留证，向我宣佈：陈XX你被控进行反革命活动，现经省公安厅批准对你进行拘留审查，请在拘留证上签名。他还向我出示了省公安厅的工作证。拘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证实我的反革命罪，否则就不是拘留而是逮捕了。我簽名之后，他们要我带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押着我，也没有给我带手铐，我们从排在两边的同学中间留出的通道中间走过，我知道这是刘书记他们为了震慑化学系的师生们而玩的把戏。意思是告诉化学系的师生们：你们不老实交待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不积极检举揭发陈XX的反革命罪行，不与他划清界线就会和他一样被抓去坐牢。

自我立志献身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立志献身于拯救我们这个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业以来，我早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早而已。所以当时我心中没有恐惧、也没有惊慌。当我从同学们排成的两排人墙中间走过时，心中忽然响起了“华沙工人进行曲”那深沉、悲壮的旋律和歌词：“勇敢的举起我们的旗帜，不怕那风暴横扫大地。不怕那敌人强大的压力，命运决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神圣的口号，救国的口号。我们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争；劳动大众受尽了饥饿，万恶的一群在纵情享乐。我们决不做无耻的叛徒，在绞刑架的前面决不畏缩。先烈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生命都献给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将高唱着胜利的凱歌，英雄的美名要传遍全球，前进吧！华沙，胜利地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前进吧！华沙，胜利的前进，作一次神圣的正义斗爭”。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当时的处境、心情和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这首歌激励着我勇敢冷静地面对即将来到的监狱生活。

穿过“巷道”后，他们把我带到那台伏尔加小轿车旁，文干事示意我坐到小车后座的中间，然后两个省公安厅的干部坐在我的左右两边，其余的人坐上了那辆美式吉普。

汽车开过湘江后，经过几次左转右转，最后进入一条死胡同的终端，这就是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我心里想如此文雅的地名，却建了一个如此不雅的暴力机构，实在有点太不相称。

那辆吉普车带着肖侦察员他们几位省公安厅的干部直接去了省公安厅。保卫科的文干事和另两位省公安厅的干部押解着我，走进省公安厅看守所后，直接走进了看守所的办公室，文干事他们与看守所的干部办好交接于续后就离开了。此时一位姓卢的典獄长拿了一个两层布制的胸牌给我，要我用别针别在我的上衣左胸前，布牌中间印着694这三个数字，卢典狱长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监号，也是你的代号、名字。你到了号子里不许与号子里其他人犯互通姓名，不许互通案情。互相之间只能以监号称呼，有什么事都要先喊：报告！他要我交出随身所带的零钱、粮票，钥匙由他们代为保管，又要我解下皮带，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截约20厘米长的小绳说：用这个把裤子系上，这是为了防上被羁押的人犯用皮带上吊自杀。

接着他又对我说：监獄里的规矩每个号子里都贴得有，你是大学生进去后自己去看，我就不一条条跟你讲了，说完要我背上行李跟他走，我们走到一张铁栅栏门前，典狱长用钥匙打开铁门，我们进去后，外面的卫兵又砰的一声将铁门关上。这声音使我心里一震，我意识到从此我将失去我们那本来就很少的最后一点自由，成为一个只能与其他囚犯共享十来平米活动空间的囚徒。

我们沿着一条通道往前走，右侧是一排牢房，左侧是一面墙，通道顶面屋顶上有亮瓦采光，每间牢房的门中部距地面约1.2米高处都有一个小飯碗口大小的带有小木门的瞭望孔，这是卫兵们用来观察牢房内情况用的，当卫兵们发现牢房内有异动时才来推开小木门，观察牢房内的情况。每间牢房门外都被一把大黑锁锁上，走道上有几个荷枪的卫兵来回巡视。当走到07号牢房时，典獄长叫我站住，他打开牢门让我进去，此时两个卫兵熟练地持槍站在牢门两边(以防止牢房内的囚犯趁机跑出来，或防止牢内囚犯们袭击典獄长)，此时牢饭早已开过了，典獄长问我：还没有吃午饭吧？我说：还没有。我走进牢房后，只听到呯地一声牢门就被关上了，接着就听到栓铁栓和锁铁锁发出的金属碰击声。

牢门刚一关，牢房内原有的四位囚犯一下子就围拢来了，向我打听为什么关进来？原来在什么单位？叫什么名字？我说监规上不是规定不让讲吗？他们说：你信他们那么多？接着他们便主动介绍了他们自己的姓名、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已经关进来多久了，我见他们都不把监规当一回事，难道我还应当把这些监规当一回事吗？于是我也把名字、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事被关进来都向他们讲了。他们一听说我是因反革命集团的事被抓进来的，都说我至少要在这里关一年以上，再看判多少年，他们要我做好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然后他们四位又帮我在牢房内靠窗户一侧的一排统舖上开好舖，我刚在统舖上坐下来，就听到门外有开锁的声音，接着就是拉铁栓的声音，然后牢门就打开了，只见牢门口除了一边站了一个持枪的卫兵之外，还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钥匙，另一个人拿着一个长方形木盘，上面放了一钵米饭，一小碟辣椒炒肉、一小碟韮莱炒豆腐干、一小碟炒萵笋头。他把这四样飯菜放在牢门左侧一张简易小桌上后，那位干部对我说：694，这是你的午饭，快吃吧！说完关上牢门就走了。我一看就对四位牢友说：这牢里的伙食还不错呀！比我们学生食堂都吃得好。不料他们说：好个屁！到晚上你就知道了，你今天来得晚，牢飯早已开过了，大概又没有剩下的牢饭，就只好把干部们吃的饭菜弄了一份给你，对着那三样菜和一钵米饭，他们四人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我吃完这顿“美餐”后，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牢房，这间牢房大約有11─12平米大小，高约3米多，地面是水泥地面，靠北面墙上有一个1.2米宽、1.8米高的厚木窗，窗洞的内侧是一排小饭碗粗细的园木窗栅，木窗栅栏的园木之所以这么粗，大概是为了防止囚犯们破窗而逃吧！窗洞的外侧是可开关的木玻璃窗，从窗洞的厚度可以看出牢房是用红砖砌的38墙，一所平房砌38墙是十分少见的，估计是为了防止囚犯们挖墙洞逃跑吧。牢房顶部是一盞40W的白炽灯泡，这盞灯从傍晚要一直开到天亮，通夜不熄，当然是为了让卫兵们日夜都可随时观察到牢房内的情况，使囚犯们无任何隐私可藏。那扇木牢门也有8─9厘米厚，当然也是为了防止囚犯们破门而逃，牢房内的墙壁、门窗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坚不可破”。北墙下面是一排统铺，床板是用三、四厘米宽的竹片钉成的，这个统舖将近四米宽，睡五个人还不算太挤，窗外是一条两米多宽的空地，空地外面是就是监狱的围墙，有三米多高，墙上面还围了一圈将近一米高的带电铁丝网，围墙的四角都建有一个瞭望塔，一天到晚都有持槍的卫兵在上面值守，以防止囚犯越獄逃跑。

牢房南面的墙，东侧是牢门，靠西侧的角上是放马桶的地方。全牢房五个人一天的大小便都拉在那个木桶里，又没有盖，其臭味每到夏天让初来的囚犯都难以承受，但在里面呆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牢门后，东边放着一个简易小木桌，囚犯们的洗漱用品都放在上面，又用作餐桌。每天早上开牢门送早餐时，就由一个囚犯把马桶抬出去倒掉，用水稍洗一下拿进来；另一人把空水桶拿出去打上一桶洗漱用水搬进来；一个囚犯负责用一个小木桶打进我们五个囚犯一天的飲用水；还有一个囚犯负责把前一餐的空饭菜钵送出去，并拿进五个人这一餐的饭菜。每一项工作都是每一个人轮流去做的。由于那里面关的囚犯很多，每间牢房开门的时间很短，所以每个人的动作都必须很快，而且要在开门之前就作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便会受到管教干部的呵斥，甚至不等你某项工作完成，门就被强行关上了。

那天开晚饭时，拿进的晚餐是每人一钵半稀半干的米饭，说是有三两米，而实际上也就只有二两半左右(当时囚犯们的定量是早餐二两米，中晚餐各为三两米)，因为食堂还要尅扣囚犯们的口粮让干部们和被调去从事杂务(厨房、环卫、泥木工、理发师等)的囚犯都能吃饱。而能被抽调去搞杂务的囚犯，通常都是一些罪行较轻的刑事犯。政治犯、反革命犯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晚上的菜是一点炒腌莱和炒萵笋叶，里面几乎看不到一点油，同室的囚犯们在两三分钟时间内就把钵子里的饭菜一扫而光了，我因中午饭吃得晚，而且中飯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错，晚饭前还没有感到很饿，所以还在那里细嚼慢咽，他们笑着问我：牢里的伙食还不错吧？比你们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吧？我只能摇摇头对他们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刚关进去的前几天，我主要听他们介绍监狱里面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案情。我们07号牢房里另外四位囚犯，一位年纪最大的叫张幼良，五十多岁福建人，这位张先生谈吐也比较文雅，看样子也是读过一些书的。他“解放”前在长沙做外贸生意，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诸如：胡椒、肉桂、咖喱……等运往两湖两广一带销售；又把内地的土产桐油、纸伞、鞭炮……运往港、澳、东南亚一带销售，大概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进出口商。1956年被中共当局公私合营之后，由于他熟悉港澳及东南亚一带的市场和行情，又谙熟进出口业务的程序、手续，所以被中共当局安排到了省外贸局，当了一名外贸干部。主要从事我省与港澳东南亚各国的外贸业务。

一年多以前，张先生隨我省外贸局代表团一起赴广州参加广交会时，张先生的一位香港朋友，就在我省外贸局决定出口的纸傘涨价之前不久，向我省订购了一大批纸傘(因共产体制效率低下，一件事要经层层审批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开始实施)，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不知是听到了雨伞要涨价的风声，还是出于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恰好在我省出口雨伞已决定要涨价，而上面又还未批下来之时，按原价向我省订购了一大批纸伞。张先生的这位香港朋友与我省外贸局簽约后不久，上面批准了我省纸伞涨价，这样一来，我省外贸局觉得受了不少损失，就认为是张先生把我省纸伞要涨价的经济情报泄露给了他的这位香港朋友。

从广交会回来之后，张先生便被以泄露国家经济情报；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罪名，于一年多前就被关进来了。到后来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之后，我私下问他，纸伞要涨价的消息到底是不是你透露给你那位香港朋友的？张先生坚决否认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办事员，像进出口商品要升降价格之类的事都是领导们开会决定，然后报上级批准，只有上级批准后要具体实施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办事员才知道，特别像我这种资产阶级成份的人，更是不会事先让我知道的，他的那位香港朋友在纸伞涨价前，突然定了一大批纸伞是有些反常，他以前也经常从我省买纸伞但数量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大，不知是他听到什么风声，还是有人泄露了纸伞将要涨价的消息给他。他们把我抓进来，一是因为这位香港商人是我多年的朋友，而出口纸伞又是我业务范围内的事，我又是个资本家，出了这种事他们总要找个替罪羊，把责任推给他，自然就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相信纸伞要涨价的消息不是张先生泄露给他的那位香港朋友的。

1968年春季我从劳教的农场回校时，还按张先生在獄中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他告诉我，自我离开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他又关了一年左右就放出来了，没有判刑，也没有作什么结论，工作也没有恢复、工资也没有了。这表明那件事确实不是他干的，否则省公安厅是不会轻易把他放出来的。但省公安厅和省外贸局又都不肯承认抓错了人，所以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好在那时张先生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可以供养得起他。

7号牢房的第二位牢友叫刘X林(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十分准确，姓刘是没错的)，高高瘦瘦的，看样子有四十好几了，听口音是湖北人，据他自己说抗战时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当过兵，抗过日，后来就在长沙安了家，这回是因与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吵架，被以“国民党兵痞”的名义抓进来的，也已关了将近一年了。这位刘先生的话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如刘先生所言属实，那么刘先生这类案件应属其户口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的管辖范围，他应当被关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因为只有省属单位的案件，和省内重大案件才归省公安厅管，相关的人犯才会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所以我估计刘先生不是涉及特务、反革命的案件，就是原工作单位是一个省属单位，他在那里犯了什么比较大的事，才会被抓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调查审理。刘先生自称没唸过书不识字，后来他的家信都是要我为他代笔的，但听他平时的谈话又不像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说出来的话，总之在07号牢房的五个人中，要数这位刘先生城府最深，心情最沉重，估计与他的案情比较重大有关，从他的家信和每月一次的亲属可为在押人犯送一次衣物、牙膏、牙刷、肥皀之类的日常用品(食品是不让送的，因为让人犯长时间处于难以忍受的饥饿状态，是狱方逼迫人犯交待和承认自己“罪行”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情况来看，他的家里是十分贫困的。那时人犯在没有被判决之前是不能与亲属会见的。

07号牢房的第三位牢友叫刘振东，那年三十八岁，长得牛高马大，身材魁梧，他是做木材生意的大商人，生意做得很大，是专们从林区，以包山的方式从当地山主手里购买山里的树木，出钱请人砍伐，剝皮后运到河边扎成木簰，再出钱请专门放簰的“簰咕佬”将木簰前后相连顺水放往下游，木簰放到下游后，有的木簰在长沙集散；也有的直接放到汉口、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各大中城市去销售，利润可观。干这个行当没有帮会的背景是干不成的，有许多“簰咕佬”就是帮会的成员，大部份木材商都是帮会的成员，或是有帮会大佬当靠山，否则他们的木簰不可能安全地流放到江河的下游，更不可能流放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销售。
刘振东的父亲在“解放”前几年就去世了。他二十岁刚出头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帮会背景，当起了木材行的大老板。刚“解放”时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建办公楼、工厂、宿舍、学校……，木材需求量大增，正当年轻的刘大老板踌躇满志准备大于一番，大发其财之时，公私合营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刘大老板为避免中共当局追究他的帮会背景，不得不和其他资本家一样敲锣打鼓“自愿”将他父辈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财产、木材行奉献给政府，自己成了省木材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开始还有一百二十元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当局以工资与工人阶级差别太大，工人们有意见为由，将他的工资降到五十来元一个月。又以其有帮会背景为由，把他的部门经理也撤掉了。

刘先生于是便从“解放”前日进斗金的木材大老板沦为省木材公司一名月工资只有五十余元的普通员工。他的太太也是大小姐出身，要照顾四个小孩的生活学习，自然是无法参加工作，一家六口人全靠刘大老板一月五十余元的工资生活。这对于一般贫苦人家，倒还可以勉强过得下去，但对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刘大老板一家来说，却是不堪承受的困苦生活。

不甘清贫、胆大又头脑灵活的刘先生，终于从在他家面前来来往往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商机，他家住在北正街靠近市立三中的地方，刘先生看见学生们穿的背心上都印着“三中”两个字。他打听到，在专门的印字社印一件背心要收两角伍分钱。刘先生灵机一动，到印字社一看，这背心上印两个字又快又简单，而且成本很低，只需用大一点的废X光底片刻一个版，就可以印无数件背心，只需消耗一点点颜料。刘大老板说干就干，先找医院的熟人买来几张废X光底片，请书法好的朋友写上“三中”两个字刻好，去化工原料店买了一点蓝色和红色的颜料，又用木板钉了一个印背心的架子，刘大老板夫妇把印背心的摊子摆放在三中的大门口，又找了几位亲友在三中唸书的子弟在那里先免费为他们印了几件样品挂在摊子旁边。刘先生开始吆喝：印背心啦！每件两角(比印字社便宜伍分钱)，立等可取(印字社学生送背心去要几天后才可取回)，不收版费(印字社先要交一笔制版的费用)。这三句广告，句句击中国营印字社的要害。学生们一听在刘先生的小摊上印背心，不须来回取送，省时又省钱，看看旁边印的样板也印得不错，便纷纷把背心拿到刘先生的小摊上印，一时间刘先生的小摊生意兴隆，晚上一数钱，賺了卄多元钱，差不多相当于刘先生半个月的工资。以后除星期天外，其他上班的日子刘先生也常借由头请病假、请事假，去印背心。刘先生想：三中全部男生将近一千人，很快就会被我印完，于是刘先生又刻好“一中”、“二中”、(四中是女校)“五中”、“六中”……等印版，准备在三中的业务做完之后，把摊子摆到其他学校门口去。正当刘先生打着几中有多少男生，有多少件背心要印，可以赚多少钱的如意算盘，准备大干一番之时，忽然禍从天降，先是附近的印字社发现原来是刘先生的印字摊搶走了他们的生意。就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把刘先生告到了工商局、派出所和刘先生工作的省木材公司，那时候投机倒把是属于刑事犯罪行为，刘先生单位领导一听刘先生一天能赚二、三十元钱，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当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他两三天的收入，不打击一下他这种歪风邪气那还了得？于是省木材公司领导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整理了刘先生投机倒把的“犯罪”材料，上报省公安厅，刘先生就这样被省公安厅以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罪名抓进来了，再加上刘先生的资产阶级成份和帮会成员的历史背景，把刘先生抓进来，也是那时“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形势所需。我关进去的时候，刘先生已经在这里关了大半年了，既不审，也不判。

07号牢房的第四位牢友叫资道成，是省人民银行的一个干部，57年被划成右派，三十几岁，高中文化，人很聪明，他是半年多前，被以贪污的罪名抓进来的。这位资先生，对于自己的案情也是守口如瓶，只是心情比那位“兵痞老刘”要开朗许多。

我关到07号牢房之后，他们向我介绍了牢里的概况，说这个看守所共有好几十间牢房，总共关了好几百人，每间这样大小的牢房碰到搞运动关进来的人多时，可关到十多个人，通常一间也就关七、八个人，我们这间只关五个是算少的。所关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反革命、伪官吏、逃亡地主、农村士绅、资本家、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盗贼，特务、间谍……；什么技能的人都有：专家、教授、医生、工程师、演员、作家、电工、泥木匠、篾工、钟表技师、理发师、厨师……应有尽有。由于担心外面的人了解监獄内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和防止外人与在押的人犯接触，串通案情，甚至里应外合越獄逃跑，通常监獄里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从在押人犯中找人完成的。好在人犯中人才济济，监獄里基本上可以做到万事不求(外)人。监狱里的各种勤务通常都是由普通刑事犯中“表现好”的、又有专长的人犯来充任。政治思想犯，反革命、特务、间谍之类的政治犯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

这些担任勤务的囚犯除晚上在他们的监房里睡觉外，白天在监狱里从事勤务时，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工作性质关系，他们可以时常因工作需要进入各牢房、甚至趁管教干部、卫兵不注意时与人犯交谈、介绍监獄内所发生的事。我听他们说这里面关的人从两三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都有。我很奇怪，便问他们怎么会有两三岁的儿童关在里面？他们说前两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南矿冶学院有一对留苏的夫妇，回国后在该学院执教，因与原来留苏时几位苏联同学关系较好，回国后曾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就被当局说成是苏修特务，把他们夫妻二人关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来了。由于他们都是外省人在本地都没有什么亲友，他们的三个小孩，小的还只有两岁最大的才六岁，在他们被抓时，中南矿冶学院教职员工、家属共有几千人，居然没有一家敢出面帮他们照料这三个小孩。悲愤、绝望、无奈之余，他们只好把三个小孩一起带到省公安厅看守所一起坐牢。这三个小孩就成了现代版的“小萝卜头”(小说《红岩》中西安事变主谋之一楊虎成将军的幼子在獄中的外号)。中共当局的残忍，和经中共当局将近十五年对大陆民众人性、良知的无情摧残之后，大陆民众良知泯灭、人性冷漠己经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見一斑。

他们说这里面还关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有的是乡下的士绅，有的仅因为在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部门干过较大的职务，这些人一直查不出他们干过什么“坏事”，又没有什么“民愤”，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把他们处决或判刑，中共当局又不能承认把他们抓错了，也就不好把他们放出去。就因为这种莫明其妙的原因，这些人从刚解放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就被抓进来，已经在这里关了十几年了，一直不审、不判、不放，看来当局会一直把他们关到死才罢休。

对于那些“不守监规”的囚犯，狱方会把他们带上手铐、脚镣，关进放在黑屋子里的囚笼里去。这种囚笼不仅暗无天日，没有一点光线，而且只能容囚犯站立在里面，坐都无法坐下，更不能趟下睡觉。长时间完全的黑暗和孤寂，再加上无法睡觉产生的难以承受的睏倦，往往使得许多被关黑囚笼的人犯发狂。

此外对于那些既不服管教又有暴力倾向的人犯，和已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重犯不仅要带手铐，而且还要带沉重的脚镣。据一位见多识广的理发师(他因每天轮流到各囚室为囚犯们理发，所以监獄里的情况他了解最清楚)说：那些脚镣最轻的也有十多斤重、中等的有二十多斤重，他见过最重的腳镣重达四十斤。

我原来只在电影里面見过脚镣，真想见识见识真的脚镣戴在人脚上是什么样子。一天晚饭后不久，我听到牢房外一种铁链在水泥地面上拖动发出的响声，由远而近，我问牢友们这是什么声音，他们说这就是戴脚镣的犯人在水泥地上走动发出的响声。我连忙扒下身体，把臉贴到牢门下的地面上，用一只眼睛从牢门门坎与门之间的一条约5毫米高的缝中往牢门外的水泥地面上看。随着响声越来越大，我看到一双瘦骨嶙峋的赤脚上带着一副粗重的脚镣(这大概就是理发师所说的四十斤重的那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履从我们的牢门前走过，准确地说应该是拖过，因为那瘦弱的双脚已经提不起那沉重的脚镣，而是用脚贴着水泥地面缓慢地向前拖动那粗大的铁链。我把我看到的告诉那四位牢友，他们说那个带重脚镣的人估计是刚判了死刑的囚犯，是从原来的囚室转移到死牢去时，从这里经过。死牢就是关押侍处决的囚犯的牢房，牢房里还要关押一名獄方放心的普通囚犯，以帮助这位死囚在临处死前这段时间内吃飯、解大小便之类的问题。

由于人类好奇的本性和急切希望了解监獄内发生的事情，以判断自己的处境的强烈愿望，监狱内每一个囚犯的感知力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他们关在牢房里，不可能看到监獄里所发生的事，而监狱里的声响，就成了囚犯们唯一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根据监狱里发出的不同声响，和这些声响发出的时间和声响发生的间隔时间，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监獄里所发生的事。例如：晚上10点以后听到一阵牢门开啓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牢门关闭的声音，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囚犯们就会对我说：今天又“进货”了(意思就是又抓人进来了，中共当局喜欢在半夜抓人)或是又有死囚被拉出去执行了，因为中共当局除了那些因政治需要需召开公审大会在白天公开处决囚犯以震慑民众之外，处决人犯通常都在半夜进行。

囚犯们还可以根据声音的大小和声源的方位判断出声音是否来自同一间牢房；如果是上午九、十点钟听到某牢房发出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约一个小时以后，这个牢房又发出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獄友们就会告诉我这是“出货”，就是放人或是被判刑后提取囚犯到劳改单位去服刑时发出的声音。第一次开关们是管教干部通知相关人犯打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约一个小时后开关门是将该人犯提出牢房释放(这种可能性很小)或是押解至劳改单位服刑；如果是晚上七点左右听到某牢房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之后，隔了两三个小时又听到这间牢房一阵开关牢门的声音，牢友们就会告诉我：这是提审人犯，因中共当局习惯在夜晚提审人犯，而且一次审问通常都要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半夜听到牢门外的过道里一阵来来往往急促的脚步声和开关牢门的声音，那多半是有人犯自杀把尸体抬出牢房或是送去搶救(囚犯自杀为怕别人发现，通常都选择夜深人静时进行)，这种声响如果发生在白天通常是有人犯发急病，抬往医务室去搶救；如果白天听到各牢房连续不断的开关牢门的声音，那就是监獄里每两三个月就要进行一次的调换每个牢房里的人犯发出的声响。当局害怕人犯在一起关久了关系密切，会结成某种“反革命集团”危害中共当局。所以每隔两三个月就要调换一次各牢房里的囚犯。但是让监獄当局意料不到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囚犯们更加了解整个监獄里所关押的囚犯们的状况，这些就成为囚犯们闲得无聊时的谈资。然而不知何故，我所在的07号牢房，从我4月30号关进去之后，到我9月5号离开，里面的五个人却没有调換过，但却听到过其他牢房调换囚犯时发出的声响。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獄方故意给我创造条件，看看我是否有发展07号牢房的牢友成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企图，以便判定我是否组织过“反革命集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其他四位牢友之中至少有一位会是狱方收卖的线人，而这位线人我判断极有可能是那位“兵痞”老刘，不仅因为“兵痞”老刘城府很深、对自己被抓进来的真实原因秘而不谈，而且他的家境最为困难，出去的要求最为迫切，这些都使他最适合被狱方收买充当线人。

我刚关进去不久，晚上便有省公安厅的预审员到监獄里来提审我，开始是每隔两三天提审一次，后来改为大约每星期提审一次，我每次提审回来，牢友们都会以羡慕的眼神望着我说：小陈，你运气真好，你刚来不久就提审你这么多回，我们只有刚关进来时提审过两三次，到现在从来没有再提审过我们，你的问题快解决了。原来牢里的囚犯们最怕的就是把他们一直关着，既不审又不问，也不放，使他们长期处于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的巨大恐惧之中，从而迫使他们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被迫“主动”承认中共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以图尽快了结自己的问题，使自己被放出去(这种可能性很小)，或是被判多少年刑，因为一旦被判决，囚犯们就看到了“希望”，服多少年刑后，就可以被释放回家(他们不知道，如果是政治犯即使刑满通常也不会释放回家，而是继续留在原劳改、劳教单位就业，实际上是当一辈子有一点工资，每年有一点探亲假的囚犯)。这是中共当局对待囚犯们最厉害的手段之一。那时中共当局羁押人犯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法律上有规定，执法部门也不把这些规定当一回事。

这些审问的内容与在学校时刘书记他们和省公安厅肖侦察员问的大同小异，而我每次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与在学校时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每次审问完要我在审问记录上簽名、按手印之前，我都要仔细阅读那份审问记录，如发现其中记录与我回答的原话有出入时，我会立即要求预审员和记录员按我的原话改正过来，否则我就拒绝签名、按手印，他们也不得不按我的原话更改过来，并要我在更改处加按手印，以证明更改是经过我的同意更改的。有时他们也会说这记录与你的原话意思差不多，没有必要改吧！此时我会坚持要他们按原话改过来。因为许多话一个字的更改，就有可能歪曲我的本意，推导出他们所需要的结果，此时预审员们便会自我解嘲地笑着对我说：我们还真没见过像你这种凿四方眼的人(我省的土话，包含过于一丝不苟、刻板、过于认真之类的贬意)。每次审问都是在夜间，预审员们都背着灯光坐在高高的预审台上，而囚犯则对着光坐在预审台下的小椅子上接受审问，其目的是让预审员能清楚地看清坐在下面的囚犯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则无法看清预审员的面孔；另外预审室的门外还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持槍的卫兵。据牢友们说以前预审时，预审室门外是不站卫兵的，只在预审室外的过道上有一两个卫兵来回巡逻。有一次一位我省湖南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学生在预审室审讯时，不知是对强加给他的罪名不满；还是其他原因，与预审员发生争吵，这位年轻气盛的好汉，一怒之下操起预审室门侧边一条杂役们担开水用的竹扁担向预审员头上劈去，预审员躲闪不及肩膀上挨了一扁担，立即大呼卫兵，等外面过道上巡逻的卫兵闻声趕到预审室时，预审员和书记员都挨了好几扁担，此时进来四、五个卫兵用槍托将这位好汉击倒在地，然后用槍托一顿暴打，这位好汉一想，再这样打下去就会被打死，便马上装着晕死过去的样子闭上眼睛，不叫喊，也不掙扎，卫兵们真以为他晕死过去了，怕打死了不好交差，才停止了对他的击打。等这位好汉“醒来”之后便，立即被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死牢，并派一名普通囚犯在死牢里照顾他吃饭、大小便(这位好汉的情况就是照顾他的这名普通囚犯传出来的)，几天之后，这位好汉便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和袭击预审员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之后执行前有几天上诉期，此时这位好汉要照顾他的牢友找来一块巴掌大的小纸片，在那位牢友的帮助下，用他那带着手铐的手艰难地写了一份简短的上诉书交上去了，十多天后，上诉有了结果，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谈到这件事时，牢友们都感叹道：就是那巴掌大一张纸救了这条好汉的一条命，不久这条好汉就被送到劳改单位去了。我估计他的上诉之所以起到了一点作用，大概是因为他的“反革命罪”实际上都是捕风捉影、子虚烏有的指控，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判死缓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袭击预审员，如果他真有什么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罪”，再加上袭击预审员的罪名，当局是不会给他改判的。牢友们说这件事发生后，那位随手把担开水的扁担放在预审室门边的杂役也受到了处份，取消了服杂役的资格，重新关进牢房。从此预审室囚犯坐的椅子被固定在地上、预审室不能放任何可供囚犯用来袭击预审员的物品；每次审讯人犯时，预审室门外就站着两个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的卫兵。

老实说，我听说这件事之后，我是非常敬佩这位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学生的，他反抗共产暴政的行为和勇气是值得后人永运铭记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在师范学院和省公安厅的档案中是一定能查到这位学生的名字和他的事迹的。

刚进入监狱的那两天，从长时间无休止的批斗和日以继夜的审问、写交待材料的紧张状态之下，一下子进入监狱之中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状况，开始还感到一阵轻松，可是几天之后就感到闲得无聊，时间难得打发。于是我找来半张废报纸用兰墨水在上面划了一个象棋盘，又用牙膏盒撕成三十二个大小差不多的小硬纸片，做成一副相棋，开始和牢友们一起下相棋以消磨时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刘振东棋艺高超，我的相棋虽在同学们之中还祘不错的，却远不是刘振东的对手，其他三位，资、张二位棋艺与我不相上下，只有“兵痞老刘”稍遜一筹。开始几天我们四位无论是单挑、还是四人联合一起对付刘振东都从未赢过他一盘。后来我们四人合计，我又另做了一副相棋，每当我们四人中一位出面与刘振东对弈时，其余三人便在另一副棋盘上摆出刘每走一步棋，我们应对的各种可能的棋，演进下去对我方的影响，从各种可能中找出对我方最有利的一步棋，然后我们才走一步棋，我们在牢里反正有的是时间，刘每走一步，我们便在备用棋盘上演绎出各种应对的可能，从中找出对我方最有利的应对招数，采用此法之后我们终于赢了刘振东一盘，只是一盘棋下的时间很长，有时要从上午一直下到下午才分出胜负。此后我们共同对付刘振东时就变成了互有胜负。我们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刘振东由以前的全胜变成了现在的互有负胜，心里很不高兴，便埋怨道：下棋哪里有你们这种下法？一盘棋下这么久！我们一步棋的时间越拖得久，刘振东便越等得不耐烦，一边摧我们快走，一边不断地抱怨。他心情一急燥，就难免出昏招，就为我们获胜提供了机会，所以越到后来他越急燥，他的棋艺就越发挥不出来，以致后来他几乎很难赢我们一盘。此时他宣佈只和我们每一个人单挑，不和我们四人一起对弈。这样一来单挑我们稳输，而我们四对一他也基本上稳输，下相棋便成了没有悬念的游戏，也就使我们都对相棋失去了兴趣，想寻找一种新的游戏来代替。

此时有人提出要是有一副骨牌那就好玩了！我说那我们何不做一副骨牌来消磨时间呢？他们说这牢里什么材料、工具都没有，你怎么做？我说我有办法。那天晚上我趁卫兵走远后，我用力在竹片钉成的统铺上猛跳，很快就踩断了好几块竹片，我们把这些竹片藏好，早餐开牢门时，我出去大声叫：报告！卢典狱长问：694号你什么事？我说昨晚我睡的床板不知怎么突然断了好几块竹片，我差一点没掉到床下去，今天已无法睡觉，请派人来修理。卢典狱长说：我知道啦！你进去吧。那天下午一个管教带来一位搞杂役的篾匠，打开牢门让篾匠进来对篾匠说：你给他们修床铺，修好后报告卫兵。说完，他关上牢门走了。这位篾匠与我的几位牢友有些熟，他带了一些竹片和一套篦工工具，他一边不急不慢地修理床铺，一边与我那四位牢友聊天，我跟他说：我想借你的锯子锯几块小竹板玩玩游戏，他说：你自己去锯吧！我趁机用他的锯子把我藏下来的竹片锯成骨牌那么长一块的小竹块，锯了三十二块，那位篾匠平时也无聊，难得有人陪他聊天，牢友们向他打听监獄里发生的逸闻趣事，他也侃侃而谈，把床修好后，他还谈了一阵，才招呼卫兵叫来管教放他出去。

他走后，我拿起那三十二块小竹块分给每人六块剩下两块我拿一块，资先生拿一块，因为只有我和他年轻一点，然后对他们说：这是分配的任务，每人都要把所分的小竹块在牢房的水泥地面上磨成一样大小的、六面光滑的骨牌，我先磨好一块作为标准，他们依次拿我这块标准骨牌作为标准，各人磨出一块自己的标准骨牌来，其他的就都按他们手中的标准磨，小竹块要磨成一样大小厚薄的骨牌是很费时间的，好在在什么都缺乏的监獄里，时间是我们唯一不缺的东西，我们有的是时间来磨骨牌，磨的时候由一人站在牢门口放哨，一听见卫兵走近的声音，就立即示意我们暂停磨骨牌，待卫兵走开了，才又示意我们开始磨。就这样我们五个人花了四五天的时间终于把三十二块小竹块磨成了三十二张大小厚薄一样，而且六面光滑的骨牌坯子。

三十二张骨牌的点子和不同点子排列的式样和点子的颜色我都记得十分准确，我用牙膏嘴子(那时的牙膏袋都是用铅锡合金做的，牙膏嘴就像一个铅字圆圈)涂上兰墨水在骨牌上盖好兰色的圆圈把骨牌上绿色的点子用钢笔涂上兰色(代表骨牌中的绿色点子)，由于没有红色颜料，那些空着的兰色园圈就代表红色的点子。

开始我们兴致勃勃玩了几次，我总觉得那些空着的圆圈没有涂成红色实在有点美中下足，牢友们也说：小陈你脑子灵，想想办法把那些空圆圈弄成红色吧，我说：这牢里什么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想办法？一天我突然想到按前两天的约定今天晚上又要提审我，我想预审室不是有盖手印用的红色印泥吗？这可是上等的红色颜料呀！此时我对他们说我有办法了，他们问：什么办法？为了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说：我先不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啦！

那天晚上果然管教干部来打开牢门把我叫到预审室审讯，审讯完，他们拿出审讯记录要我签名盖手印，我簽好名盖上手印后，左手拿着那几张记录纸放在那盒印泥的上方以挡住他们的视线，右手的食指伸到印泥盒内抠了一小它印泥，此时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故意对他们说：都是一些老问题，我以前就回答请楚了干吗老问？他们一听就发了火，大声说道：在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怎么，你还有意见？此时我印泥已到手，我在审讯记录纸的遮挡之下，把食指向手心弯曲用大姆指和其他手指挡住抠有印泥的食指，把审讯记录纸交给他们，他们示意管教干部把我带回牢房，我回到牢房等管教干部走远之后，我向四位牢友伸出抠有一小它印泥的右手食指向他们一展示，并问道：这个红色怎么样？他们都压低声音惊叫道：啊！太好啦！小陈你真有办法。第二天我把一根牙签大小的小竹签的一头咬烂，蘸上红色的印油把骨牌上那些红点子都涂上了红色然后凉干，让红的印油都渗透到竹子里面去，这样玩的时候就不会褪色了，一副可以仿真的骨牌就制作成功了。

玩了几天大家又觉得乏味了，于是有牢友提出要赌点输赢，还要有点惩罚才有味。那时狱方为了对在押囚犯进行洗脑灌输，隔不了几天便会送几张《新湖南报》、《人民日报》给牢房里的囚犯们学习，有时也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送到牢房给囚犯们观看，我偷偷撕下一些报纸和画报纸，我们把报纸和画报纸裁成不同宽度的纸条，然后再卷成不同长度的小纸筒，按长度的大小分别代表不同数值的筹码，每天早上每人都分得同样多数值的筹码，到晚上睡觉前结帐，每输1000数值的筹码的人要在牢房的水泥地上手脚同时着地爬上一圈。一开始是玩推小牌九(我还用筷子头磨了两颗骰子)由一人做庄，另外几人下注，打骰子确定从第几墩开始抓牌，每人两张牌，然后翻开牌与庄家比那个的牌大，牌大的为赢，牌一样大的祘庄家赢，这叫平吃平，由于庄家有平吃平的优势，所以大家都想做庄，庄是轮流做的。这种小牌九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全靠运气，所以推小牌九每人输赢的几率都差不多，输赢也不大，每晚输的也就爬个两三圈的样子。后来他们说推大牌九技术含量高，输赢大、有味道。大牌九也是由一人做庄，其余人下注，每人一次抓四张牌，每人前面放两张牌，后面放两张牌，前面两张牌一定要比后面的两张牌小，最多也只能前后一样大，每人的前牌与庄家的前牌比大小，后牌子与庄家的后牌比大小，庄家仍享有平吃平的优势，不论是庄家还是下注家必须前牌和后牌都赢了才算赢，不论前牌与后牌与庄家比前胜后负或前负后胜都算和了(即没有胜负)，这种大牌九你手里的四张牌如何排列组合成前牌和后牌，以增大自己赢牌的几率是十分有讲究的，如何分配前后牌的大小要跟据对方的习性、下注的大小和对方看牌后的神态及一些细微表情来判断对方牌的好坏。由于张先生、刘大老板、“兵痞老刘”解放前都是久经征战的赌场老手，资先生也曾热衷于赌博，所以他们四人赌大牌九都是高手，我是刚入门的新手，所以一开始玩大牌九时我输多胜少，每晚结账，我都要在水泥地上爬上好几圈。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宣佈我放弃做庄的机会，但要求下注不设上限。他们一听我放弃做庄的机会也没有仔细想，就都说：同意！同意！他们想：你下注不封顶，我们下注也可以不封顶呀！他们就没有想到，我不做庄，他们下注封不封顶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从此以后，我每下一次注，如果输了我就把赌注翻一倍，这时如果赢了我就把前面输的那份赌注赢回来后，还另外赢了一份睹注，此时我又将赌注降回到第一次那样多，如果第二次我睹注翻倍后又输了，那么我第三次的贿注就把前两次赌注加起来再翻一倍(也就是第一次赌注的六倍)如果赢了就把赌注降到第一次那么多，此时我不仅把前两次输的三份赌注都赢回来了，还另外赢了三份赌注，依次类推，我输之后就要把前面输的几次赌注之和再翻一倍作为下一次的赌注，这样的下注方法使我不论连续输多少次，只要我赢一次就可以把前面所输的所有赌注都赢回来之外，还要另赢这么多赌注，一天之中我不可能一次都不赢，赢一次之后我又将赌注降到第一次下的那么多，这种下注法使我每天都稳赢不输。从此他们四人总是每天有两三人甚至四个人都要在地上爬许多圈，而我从此再也没有爬过一圈。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见一个星期内，我一次都没有爬过，每晚结账我都是大赢家，此时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知道上当了，于是他们四人商议：还是要恢复原来轮流做庄的规矩，每次下注以5000为上限，少数服从多数，我只好同意他们的条件。此时我也有了经验，我已摸清他们每人的性格，刘大老板胆大好冒险，张老板谨慎而不胆小，“兵痞老刘”胆小想赢怕输，资先生性格不稳定有时胆大不顾一切；有时又谨小慎微。“兵痞老刘”和资先生摸到一手好牌就喜形于色，摸到一手差牌就垂头丧气，比较好对付，刘、张二位老板老谋深算，悲喜从不溢于言表，不论摸到什么牌都面无表情，而且他们二人都善于察颜观色以判断别人牌的好坏和前后的各两张牌会怎样放。所以我有时不露声色，有时不论摸到好牌或差牌都故意喜形于色，有时不论摸到好牌和差牌又都垂头丧气，令他们摸不着头脑，这方面我对“兵痞老刘”和资先生占有优势，对他们二人的胜算较大；与刘、张二位老板不相上下，胜算各占50％，但由于我的记忆力比他们都好，因各张牌背面的竹纹、汗渍以及各种微小的不易察觉的缺损各不相同，到后来我只要仔细观察牌的背面就知道它是一张什么牌，所以我常装着打不定主意的样子拖延时间，让他们把前后的两张牌都摆好之后，我已知道他们前面两张牌是多大，后面两张牌是多大，然后我再据此摆出我的前后牌，这是他们都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在恢复老规矩之后，虽不能像以前那样稳赢不输，但仍然能保持赢多负少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