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在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五年多后，非营利组织在中国面临愈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断收缩的自由空间。近日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这些组织应该捍卫道德底线，及时做出有关是否应该撤出中国的成本分析，拒绝充当中共扩张权力和镇压人民的走卒。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Mike Abramowitz）星期一（6月27日）在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表示，非营利组织如果继续在中国运行，基本上意味着无法继续拥有保持开放和批判性态度的能力。

去年年底，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宣布关闭在香港的两间办事处。该组织的主席指出，香港《国安法》执行以来，已无法在无需担忧港府报复的情况下自由地工作。

非营利组织在华困境:不听话就闭嘴

阿布拉莫维茨认为，非营利组织应该自问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该组织在中国催生改变的理论和目标是什么？能否带来积极的教育、社会改变等等？第二，美国公民拥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但为了继续和中国打交道，美国机构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地放弃批评的权利？

“如果你开办了一间办公室，开始以不同于中国政府能接受的方式来谈论历史或事物，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留下来的代价是对于那些涉及你价值观核心的问题闭嘴。”阿布拉莫维茨说。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自由之家支持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组织自由，我们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但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目标。”

2020年在香港警方上门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北京宣布对5名美国非政府组织高层实施制裁。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都榜上有名。

阿布拉莫维茨在会上指出，美国两党愈发认识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人权侵犯和全球范围的挑衅行为，非营利组织需要在继续和中国交往的同时考虑如何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

他说，“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在某个时候超过美国。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挑战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同时，维护你的价值观。我认为可以两者兼得。美国在冷战期间展示了我们能够对俄罗斯、苏联帝国做到这一点，今天要考虑如何对中国做到这一点。”

为了留下充当中共棋子，值得吗？

美国纽约"亚洲协会"刊物中参馆（ChinaFile）去年11月发文指出，2016年以来，国际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活动遭受一系列新的打压。《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在2017年1月实施后，对贸易和产业协会的工作影响微乎其微，但维权团体却受到很大限制。

“一些非政府组织悄悄地离开了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继续寻求临时安排，使他们能够开展特定项目。而另一些非政府组织则默许北京的偏好，根据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调整自己的项目，以保护他们留在中国的前景。”该报道写道。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倪伟平（William Nee）去年二月离开了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办公室。他告诉美国之音，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面临越来越高的行政成本和道德妥协。

“如果要在中国继续存在，必须意识到你得与中国当局充分合作，让他们批准活动和预算。你必须与公安局以及主办单位保持对话，他们或多或少有否决权，来决定你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认为你要做出的主要道德妥协是，你无法保持真正的独立。”

倪伟平批评说，一些非营利组织已经决定，和中国保持对话的工作仍然是值得继续的，从而为此牺牲言论自由、进行自我审查。

“因此, 他们会投入如此多的资源来维持在中国的办公室，以至于不愿意在某些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尤其是对于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这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损害其言行一致性(integrity)。他们会在一些常见的问题上批评美国政府，但并没有批评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将撤销其办公室。”


对此，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执行主任魏梦欣(Katherine Wilhelm）曾在“中参馆”发文指出，任何组织都不应为了维系中国项目而牺牲其使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定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能取得更多成就。

“留下的理由，可能包括更好地获取信息和影响中国同行的机会。在另一方面，可能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取得活动批准并向赞助商和警方报告。如果赞助者或警察的过分要求威胁到组织自主权，那么完成任务的希望就渺茫——那也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魏梦欣强调，当前的中国政府政策将国内非营利以及营利性组织都视为国家政策的走卒（foot soldiers）, 外国非营利组织绝不能充当这个角色。

中国政府表示，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是要“依法保障这些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合法权益，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进程。​”

倪伟平：商业性非营利组织不能无视中国人权迫害

根据中参馆今年五月发布的数据，目前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多集中在经贸、国际关系、教育、健康、脱贫等领域，经政府登记的办公室大多来自美国、香港和日本。

倪伟平认为，尽管非营利组织不像商业公司拥有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评价体系, 但是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有关企业责任的相关准则应该适用于这些组织。

“从中参馆的数据来看，几乎有一半的团体与贸易有关。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使命，就是促进两国之间或某些行业的贸易。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妥协可言。但我要警告的是，我们有《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这是联合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世界各地的所有企业都应该尊重人权。”

他解释说,“很多人都说过，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可以适用于许多非营利组织，甚至大学。我认为存在这样的社会期望：人权法规和标准应该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方式。如果他们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丑闻。”

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在周一的座谈会上表示，有一些盈利性组织因为惧怕中共报复而对投资“自由之家”这样的人权组织非常紧张，不过他拒绝点名是哪些机构。

倪伟平提醒说，商业公司也很难置身事外，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全面萎缩将为国际企业带来更高的贸易风险。

“香港过去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业领域，但现在我认为在香港经营的公司的商业风险也上升了，因为它不再可能拥有劳工权利组织、环保组织、社会公义组织。因此，香港的企业需要意识到他们在香港经营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危险。”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境外能做什么？

离开中国，并不意味着帮助中国的使命终止。阿布拉莫维茨指出, 虽然”自由之家”被禁止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该组织仍然致力于向华人提供准确的中文信息，揭露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渗透、跨国压迫、塑造他国媒体生态的努力等等。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研究员陈彦廷对美国之音表示, “非营利组织应当尝试继续关注中国相关的议题，或者甚至在中国境内运作。”

陈彦廷同时指出, “保护卫士”在境外仍然可以透过研究、培训、倡议等方式，向中国国内的活动人士提供外援，同时也试图对中共形成国际压力, 催生改变。

比如，该组织致力于揭露中国系统性的黑监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留置等）、滥用酷刑、缺乏公平审判权的保障等等，并且在涉及波兰、瑞典等地的多起引渡案中提供关键资料，影响法院做出拒绝将中国公民引渡回国的裁决。

“我们长期关注并揭露中共的‘强迫电视认罪’作法，成功地促成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吊销CGTN的播放执照，并对CGTN进行后续多次裁罚，也让多个国家的电视供应商将CGTN下架。”陈彦廷说，这个历史阶段更需要非营利组织为改善中国的压迫性环境做出贡献。

“由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环境不断恶化、国内维权人士或团体的生存空间遭到压缩，这时候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国际组织。”他说。

华盛顿 — 在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五年多后，非营利组织在中国面临愈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断收缩的自由空间。近日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这些组织应该捍卫道德底线，及时做出有关是否应该撤出中国的成本分析，拒绝充当中共扩张权力和镇压人民的走卒。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Mike Abramowitz）星期一（6月27日）在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表示，非营利组织如果继续在中国运行，基本上意味着无法继续拥有保持开放和批判性态度的能力。

去年年底，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宣布关闭在香港的两间办事处。该组织的主席指出，香港《国安法》执行以来，已无法在无需担忧港府报复的情况下自由地工作。

非营利组织在华困境:不听话就闭嘴

阿布拉莫维茨认为，非营利组织应该自问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该组织在中国催生改变的理论和目标是什么？能否带来积极的教育、社会改变等等？第二，美国公民拥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但为了继续和中国打交道，美国机构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地放弃批评的权利？

“如果你开办了一间办公室，开始以不同于中国政府能接受的方式来谈论历史或事物，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留下来的代价是对于那些涉及你价值观核心的问题闭嘴。”阿布拉莫维茨说。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自由之家支持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组织自由，我们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但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目标。”

2020年在香港警方上门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北京宣布对5名美国非政府组织高层实施制裁。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都榜上有名。

阿布拉莫维茨在会上指出，美国两党愈发认识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人权侵犯和全球范围的挑衅行为，非营利组织需要在继续和中国交往的同时考虑如何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

他说，“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在某个时候超过美国。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挑战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同时，维护你的价值观。我认为可以两者兼得。美国在冷战期间展示了我们能够对俄罗斯、苏联帝国做到这一点，今天要考虑如何对中国做到这一点。”

为了留下充当中共棋子，值得吗？

美国纽约"亚洲协会"刊物中参馆（ChinaFile）去年11月发文指出，2016年以来，国际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活动遭受一系列新的打压。《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在2017年1月实施后，对贸易和产业协会的工作影响微乎其微，但维权团体却受到很大限制。

“一些非政府组织悄悄地离开了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继续寻求临时安排，使他们能够开展特定项目。而另一些非政府组织则默许北京的偏好，根据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调整自己的项目，以保护他们留在中国的前景。”该报道写道。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倪伟平（William Nee）去年二月离开了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办公室。他告诉美国之音，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面临越来越高的行政成本和道德妥协。

“如果要在中国继续存在，必须意识到你得与中国当局充分合作，让他们批准活动和预算。你必须与公安局以及主办单位保持对话，他们或多或少有否决权，来决定你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认为你要做出的主要道德妥协是，你无法保持真正的独立。”

倪伟平批评说，一些非营利组织已经决定，和中国保持对话的工作仍然是值得继续的，从而为此牺牲言论自由、进行自我审查。

“因此, 他们会投入如此多的资源来维持在中国的办公室，以至于不愿意在某些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尤其是对于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言，这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损害其言行一致性(integrity)。他们会在一些常见的问题上批评美国政府，但并没有批评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将撤销其办公室。”


对此，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执行主任魏梦欣(Katherine Wilhelm）曾在“中参馆”发文指出，任何组织都不应为了维系中国项目而牺牲其使命，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定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能取得更多成就。

“留下的理由，可能包括更好地获取信息和影响中国同行的机会。在另一方面，可能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取得活动批准并向赞助商和警方报告。如果赞助者或警察的过分要求威胁到组织自主权，那么完成任务的希望就渺茫——那也就没有理由留下来。”

魏梦欣强调，当前的中国政府政策将国内非营利以及营利性组织都视为国家政策的走卒（foot soldiers）, 外国非营利组织绝不能充当这个角色。

中国政府表示，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管理法》是要“依法保障这些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合法权益，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进程。​”

倪伟平：商业性非营利组织不能无视中国人权迫害

根据中参馆今年五月发布的数据，目前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多集中在经贸、国际关系、教育、健康、脱贫等领域，经政府登记的办公室大多来自美国、香港和日本。

倪伟平认为，尽管非营利组织不像商业公司拥有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评价体系, 但是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有关企业责任的相关准则应该适用于这些组织。

“从中参馆的数据来看，几乎有一半的团体与贸易有关。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使命，就是促进两国之间或某些行业的贸易。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妥协可言。但我要警告的是，我们有《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这是联合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世界各地的所有企业都应该尊重人权。”

他解释说,“很多人都说过，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可以适用于许多非营利组织，甚至大学。我认为存在这样的社会期望：人权法规和标准应该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方式。如果他们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丑闻。”

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在周一的座谈会上表示，有一些盈利性组织因为惧怕中共报复而对投资“自由之家”这样的人权组织非常紧张，不过他拒绝点名是哪些机构。

倪伟平提醒说，商业公司也很难置身事外，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全面萎缩将为国际企业带来更高的贸易风险。

“香港过去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业领域，但现在我认为在香港经营的公司的商业风险也上升了，因为它不再可能拥有劳工权利组织、环保组织、社会公义组织。因此，香港的企业需要意识到他们在香港经营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危险。”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境外能做什么？

离开中国，并不意味着帮助中国的使命终止。阿布拉莫维茨指出, 虽然”自由之家”被禁止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该组织仍然致力于向华人提供准确的中文信息，揭露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渗透、跨国压迫、塑造他国媒体生态的努力等等。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研究员陈彦廷对美国之音表示, “非营利组织应当尝试继续关注中国相关的议题，或者甚至在中国境内运作。”

陈彦廷同时指出, “保护卫士”在境外仍然可以透过研究、培训、倡议等方式，向中国国内的活动人士提供外援，同时也试图对中共形成国际压力, 催生改变。

比如，该组织致力于揭露中国系统性的黑监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留置等）、滥用酷刑、缺乏公平审判权的保障等等，并且在涉及波兰、瑞典等地的多起引渡案中提供关键资料，影响法院做出拒绝将中国公民引渡回国的裁决。

“我们长期关注并揭露中共的‘强迫电视认罪’作法，成功地促成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吊销CGTN的播放执照，并对CGTN进行后续多次裁罚，也让多个国家的电视供应商将CGTN下架。”陈彦廷说，这个历史阶段更需要非营利组织为改善中国的压迫性环境做出贡献。

“由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环境不断恶化、国内维权人士或团体的生存空间遭到压缩，这时候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国际组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