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内外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前景与希望

先谈一下国际政治思潮发展的趋势，尽管在当前西方民主阵营左转现象严重，“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导致西方各国政府、民间对中国大陆海内外民主运动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近年来由于以斯诺、费正清、基辛格、傅高义、黎安友、谢伟思(此人晚期对中共态度有所转变)……等，以及他们在给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培训出来的徒子徒孫为代表的、对中国问题一窍不通的“中国通”们，主导的西方各民主国家对华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在世界上日益显现和日益严重，已经促使了西方新一代政要和研究对华(中国大陆)政策的学术界人士正在开始觉醒，他们从中共当局对内对外的政策和行动中已逐渐认清了中共当局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文明、反人性的真实本质，以及逐渐认清这个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对西方左倾的政客、学者和底层民众仍有极大的诱惑力)招牌的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试图向全世界扩张的狼子野心。这一类人正在西方政界、知识界崛起，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政界的有蓬佩奥、纳瓦罗、班农、彭斯、奥布莱恩、博明、博尔顿、卢比奥、史密斯、约翰森(英国)、彭定康(英国)、安倍晋三(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现任且本首相)、尹锡悦(新任韩国总统)……等；学术界的有余茂春、白邦端、林培瑞、章家敦、德瑞尔、阿特基森、巴斯、哈桑尼、汉森、劳登、桑格、麦克基、罗杰斯、希金斯……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转变从美国开始已逐渐向欧洲、澳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蔓延，而且转变的速度正在加快。这当然要感谢中国大陆那位被称之为“总加速师”的新“伟大领袖”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和他那试图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张到全世界的狂妄野心。

与此同时，由欧美各国左倾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在社会上鼓动并掀起的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正确”运动，对欧美传统的保守的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观和社会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日益彰显，这促使西方民主国家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意识到回归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和对内对外政策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快。前两年被中共有意传播到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社会、财产和生命的重大损失，和中共当局对付疫情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还有今年二月下旬发生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爭，和中中共当局对侵略者俄罗斯的偏袒和暗中支持都在有力地加速东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转变。

以上这两方面的变化趋势意味着今后隨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海内外的民主宪政运动必将得到欧美各界人士愈来愈多的理解与支持。

三，海外民运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是尽快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要像当年众多的反清组织统一在孫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的大旗之下一样，排除海内外各派、各个民运人士之间的歧见、误会，统一在一个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共同的崇高而伟大目标之下。对于每一个把为实现这一崇高而伟大的目标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人生理想的人，还有什么因个人的私利、个人的名望和与此目标不符的见解是不能放弃的？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讨论以达成一致的？

当然除了那些打着民运的招牌以收获个人的名利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为目的的“民运人士”，和那些被中共指使打入民运组织以及民运组织中被中共收买了的变节者之外，都是会赞成成立一个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有严格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是政党的。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目前不能参照欧美民主政体政党那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目标和面对的民众均有所不同。我们将要成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身处的环境是一个被中共当局严重渗透了的西方民主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的暴力统治的社会，中共那有形和无形的魔掌无所不在。

所以对于每一个参加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防止中共特务、图谋个人名利者和野心家混入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同时还要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使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能更加有效率地运作。

这个统一的有明确政治目标、有严格组织纪律、有效率的民运组织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各民主国家政府、政党、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学术团体、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经济界人士和所在国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加入民运统一组织的个人、团体，也应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大目标一致的原则之下，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互助的关系，而不应釆取排斥、打击、敌视的态度，除非他们己蜕变成中共的代理人或爪牙。

与此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爭取得到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钱是一切事情的开始、持续和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钱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

没有持续大量的资金来源，一切都无法开展，然而海外民运所获得的资金来源不仅与一开始相比没有增加，反而有日益减少的趋势，例如海外的一些民运刊物前几年还能对作者发放稿费，到现在连稿费也发不出了，以致国内一些靠稿费维持生计的民主异议人士写手不得不放弃或减少往海外民运刊物投稿，转而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面，仅据本人所知就有：武汉的王X、黎XX、张XX；湖南的易X、黎XX、李XX、彭XX；河南的闵XX……等(为这些民主异议人士的安全计，恕本人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得更清楚)，此外还有许多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在民运刊物上的投稿，这仅仅是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表现的一个方面。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想必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士比我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海外民运活动资金来源的减少，除了中共对海外民运活动的打压、前一段时间欧美社会的日益左倾化使得来自欧美国家政府、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经济界人士和个人的资金支持有所减少有关之外，海外民运团体、个人在民运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上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透明度，因而导致民运人士之间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产生怀疑和误会，甚至引起爭吵，这样的事我们在国内也时有所闻，这些事严重打击了民运资金赞助人的赞助热情和国内外各界民运人士对民运活动的热情和信心，对海外民运活动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建议成立海外统一的海外民运组织或政党后，要专门成立一个由有名望的、品行高尚的民运人士组成的向各国政府、学术机构、政党、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募集资金的部门，所募集的资金全部交由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由正直无私的、精通财会业务的民运人士组成的财务部门严格遵照正规的财务制度统一管理、使用。

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民运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都要保持充分的透明度(除涉及安全、机密的部份之外)，所有民运资金的收支都要有详尽的符合财会制度的账目，并定期公佈以接受所有民运组织成员、资助单位和资助个人的监督与质询。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负责对抗中共特务部门对民运组织的渗透和破坏，以杜绝前文所说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事情再度出现，如果民运组织有专门的保卫部门的话，那么仅凭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人可以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一点，就可以判定他们与中共之间肯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从而对他们产生警惕，这样便可及早揭露他们充当中共特务或中共代理人的真实面目，才不致等到美国的反谍报系统把他抓获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网站，以负责对海内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并揭露中共在海内外的欺骗宣传，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像。要吸纳海外众多民运界独立的自媒体人士参加，至少要与他们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对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以及西方民主体制的优点和缺陷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大多是近几年或近一二十年才离开大陆的，他们对大陆社会现实的认识比“八九.六四运动”前后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批民运人士要更接近现实一些。因为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三年，中国大陆这三十三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有许多是生活在三十三年之前的大陆的那一批海外民运人士无法想象得到的。这些在海外投身于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的自媒体人士，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受众，和资助来源。这些对海外民运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应积极协调、合作。

这个统一的民运团体或政党正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专门部门，负责对大陆民众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微信、邮箱发放宣传资料，教会大陆民众简便有效的“翻墙”办法，使大陆民众能及时获得国内外的真实资讯以促进他们的觉醒。

要抓紧时机利用这次疫情中共毫无人性、不符合科学常识的“清零”政策在大陆民众中所造成的对中共当局的普遍不满，对大陆开展啓蒙民众的工作，为今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打下基础；要竭尽一切努力开辟多条对中国大陆处于生存困境的民主异议人士的救助通道，他们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珍贵的、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燎原的火种，绝不能让这些火种因陷入生存困境而熄灭。以上这些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和民运活动的当务之急。

今年元月份海外民运组织之一的“对话中国”智库发佈了向外界徵求“中国宪政转型”方案的公告，我不知道智库诸君是否研究制定出了“中国宪政转型方案”以及該方案的内容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智库诸君煞费苦心研究制定出的这种无异于纸上谈兵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断无实际实施的可能。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尽管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十分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然后大陆民众便会恭请智库诸君回大陆实施你们研究出来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尽管以习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到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将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尽管自总加速师上台以来，其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正在加速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走向崩溃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社会没有反对党甚至连民间组织都基本上没有，再加上中共当局利用他的暴力机构通过高科技手段对大陆民众施以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管控，和长期以来中共对大陆民众的洗脑灌输、对资讯的垄断和选择性释放，使得中国大陆大部份民众，甚至大部份中青年知识份子都仍处于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愚眜状态，他们还远没有觉醒，因为他们从小就经受中共的奴化教育，成人之后人民日报、地方党报和新闻联播是他们仅有的资讯来源和价值观来源，海外人士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对此并无清醒认识，他们认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註：4]，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在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之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这使得在中国大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活动来摧毀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所以中国大陆爆发北非和东欧那种“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只可能来自于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经济社会环境日益恶化，必将不断加剧极权统治与生俱来的内斗，才能导致习政权的崩溃。

由于总加速师上台以来选择性反腐、大力揽权、任人唯亲、大力宣扬对习的个人崇拜、通过修宪试图长期执政……等，都大大加剧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大力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择手段地打击私有企业，与美国开展贸易战，再加上新冠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愚蠢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大陆经济江河日下；自不量力的对外扩张、渗透和试图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再加上在俄乌战争中暗中支持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和一贯的“战狼外交”已使东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认清了中共政权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他们正在改变过去数十年来对中共采取的绥靖政策(正是东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长期奉行的绥靖政策为中共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才促成了中共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壮大)，美国与欧盟国家，与澳、新、日、韩、印甚至还包括东南亚各国正团结一致，转而对中共采取对抗政策，使中共在世界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况。

这一切不仅正在加速以习为首的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走向崩溃的进程，也加剧了习近平与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共党内那些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领导人，都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习近平把中共这艘千瘡百孔的破旧航船开向船毁人亡的深渊，使他们成为习近平的陪葬，他们为求自保，必然会采取行动来制止习近平的这种愚蠢的自杀式行为，这必将导致中共内斗的加剧，最近海内外媒体上有关中共内斗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层出不穷，就是中共内斗加剧的反映。

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几种可能途径。

虽然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难以逆料的偶然因素往往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历史的进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之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途径，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东西方民主国家通过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近年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一系列试图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和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趋势，逐渐使他们认清了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和中共的毛氏特征愈来愈明显的共产极权体制对人类的文明和命运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因而团结一致消除分歧，彻底摒弃他们对威权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绥靖主义政策，重新回归当年杜勒斯对共产极权体制所奉行的“遏制”和“封锁”政策。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导致中国大陆这种外向型的经济走向崩溃，经济的崩溃将产生数以亿计的衣食无着的失业大军，面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中共当局如果弃之不顾，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因为这一大批以前还沉湎于虚假的“岁月静好”的迷梦之中的失业大军一下子陷入生存困境之中，求生的本能将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中共是不敢面对的；如果中共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予以最低限度的救助，那么由于人数巨大，中共数十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所积累的财富，将很快消耗殆尽。这必将使中共对失业大军的最低限度的救济都难以为继，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仍将陷入衣食无着的状况。而经济的崩溃又将导致基层公务员、公安、国安、国保和其他为中共效命的维稳人员福利、工资待遇的迅速下降，这种情况必将导致这些中共底层爪牙的不满和消极怠工，这必将导致中共当局对社会、对民众管控力度的下降，这必将为大规模的要求社会变格、反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群众运动创造条件。

此时中共内部的各种反习势力和帮派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将把习近平作为替罪羊抛出。此时由于习上台以来不断以反贪腐的名义对党内、军内各派系进行清洗打压，党内军内不会出现哪一派独大的局面，此外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本身的特征注定了，其中的每一个派系都想爭当“老大”(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自己在这个体制中当了“老大”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权力的安全)，但各派系之间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大的可能会出现各地党政势力与当地驻军、武警、公安沆瀣一气，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有的会打出毛泽东的旗帜(不要小看毛在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影响，怀念、拥护毛时代及其极左路线大有人在)；有的会打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为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修修补补的改革)的旗帜。习试图重回毛时代的倒行逆施不仅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会得到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和许多没有看透邓式“改革开放”反文明、反人性本质的普通民众的拥护；有的会打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因为孫中山本人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民国时代自不必说，那时的孫中山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而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也被当作建国的纲领，即使到了共产党时代，孫中山仍被中共当局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哪怕在“文革”那种“极左”的颠峰时代，中共对孫的思想言论虽有所扭曲而加以利用，但都从未对孫的思想言行和孫本人进行过公开的丑化、攻击。这些都使孫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共党内、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之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也有的派系和地方势力会打出孫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以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当然中共体制内隱藏的那些党政军中的开明人士掌握的地方势力，也会打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以吸引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阶层和民众的支持和爭取得到东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会形成一个类似民国初年的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崩塌之后，各地方势力对民众的管控必将放松，这时十分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全中国之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后，两千多年从未有过的宽松时代。

此时，各种私人媒体和各式各样的政党都将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湧现.这为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和揭露七十余年来中共对大陆民众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创造了条件；这也必将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公开宣扬提供机会，这必将促使大陆民众的迅速觉醒。此时正是中国大陆全国各地民主异议人士大显身手的机会；也是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大显身手的时候。

在这种割据的纷乱局面之下，割据各方势力之间为爭夺利益、扩充地盘也可能爆发武力冲突，但这种武力冲突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之下，其规模将得到有效控制，不可能出现中共恐吓民众时所说的“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景象。因为近代科技已把整个世界各国联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任何地区的武力冲突如果不加控制都可能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打着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旗号的派系必将获得愈来愈多的觉醒了的大陆民众以及欧美民主国家和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而不断壮大，最终统一中国大陆，此时在共同的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习被搞下台后，另外一种可能的局面(尽管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较小)，那就是中共党内各派反习势力把习搞下台之后，为了维护党内各派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相互之间达成妥协，共同推举一位“盟主”出来维持表面的统一局面，以使中共在大陆的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在中共目前的体制内被推举出来担任盟主的恐怕非李克强与汪洋莫属，其他人担当盟主恐很难稳住局面，也难得到中共尚在世的历届元老们的支持和认同。此二人无论何人上台，为了维持中共的统治都必将改变习近平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都将回到邓小平的韜光养诲、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新上台的中共领导集团为摆脱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改善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不得不改善与欧美民主国家的关系，以使欧美各国取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和抵制；将不得不放宽对国内民众思想言行的管控，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由于新上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受过较完整的正规教育对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都有着比满脑子红卫兵思想的习近平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或主动或被迫都必将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一旦啓动，则将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下去，直至在中国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习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啓动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手上没有沾满大陆民众的鲜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也远没有他们历届的前任们那么严重，因此他们不太担心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之后遭到清算。

以上是我对习近平之后中国大陆政治变化趋势的一些判断，当然，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但无论出现何种情况，经历多少波折，中国大陆终将走向民主宪政、终将建立普世价值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2022年11月11日写于望春轩

[註：4]：今年2月13月美国之音发表了《共产党洗脑未必有效 报告发现中国(大陆)确存在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一文，文中引用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选择。在中国国内存在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个结论得到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的认同。然而这一结论却与中国大陆民众的真实状况大相径庭，笔者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啓蒙民众的活动，对各地区各阶层的的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交往，笔者见证到的现实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被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而不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表明这些远离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和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大大低估了中共“洗脑”的威力。

二、海内外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前景与希望

先谈一下国际政治思潮发展的趋势，尽管在当前西方民主阵营左转现象严重，“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导致西方各国政府、民间对中国大陆海内外民主运动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近年来由于以斯诺、费正清、基辛格、傅高义、黎安友、谢伟思(此人晚期对中共态度有所转变)……等，以及他们在给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培训出来的徒子徒孫为代表的、对中国问题一窍不通的“中国通”们，主导的西方各民主国家对华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在世界上日益显现和日益严重，已经促使了西方新一代政要和研究对华(中国大陆)政策的学术界人士正在开始觉醒，他们从中共当局对内对外的政策和行动中已逐渐认清了中共当局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文明、反人性的真实本质，以及逐渐认清这个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对西方左倾的政客、学者和底层民众仍有极大的诱惑力)招牌的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试图向全世界扩张的狼子野心。这一类人正在西方政界、知识界崛起，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政界的有蓬佩奥、纳瓦罗、班农、彭斯、奥布莱恩、博明、博尔顿、卢比奥、史密斯、约翰森(英国)、彭定康(英国)、安倍晋三(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现任且本首相)、尹锡悦(新任韩国总统)……等；学术界的有余茂春、白邦端、林培瑞、章家敦、德瑞尔、阿特基森、巴斯、哈桑尼、汉森、劳登、桑格、麦克基、罗杰斯、希金斯……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转变从美国开始已逐渐向欧洲、澳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蔓延，而且转变的速度正在加快。这当然要感谢中国大陆那位被称之为“总加速师”的新“伟大领袖”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和他那试图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张到全世界的狂妄野心。

与此同时，由欧美各国左倾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在社会上鼓动并掀起的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正确”运动，对欧美传统的保守的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观和社会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日益彰显，这促使西方民主国家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意识到回归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和对内对外政策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快。前两年被中共有意传播到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社会、财产和生命的重大损失，和中共当局对付疫情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还有今年二月下旬发生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爭，和中中共当局对侵略者俄罗斯的偏袒和暗中支持都在有力地加速东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转变。

以上这两方面的变化趋势意味着今后隨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海内外的民主宪政运动必将得到欧美各界人士愈来愈多的理解与支持。

三，海外民运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是尽快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要像当年众多的反清组织统一在孫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的大旗之下一样，排除海内外各派、各个民运人士之间的歧见、误会，统一在一个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共同的崇高而伟大目标之下。对于每一个把为实现这一崇高而伟大的目标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人生理想的人，还有什么因个人的私利、个人的名望和与此目标不符的见解是不能放弃的？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讨论以达成一致的？

当然除了那些打着民运的招牌以收获个人的名利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为目的的“民运人士”，和那些被中共指使打入民运组织以及民运组织中被中共收买了的变节者之外，都是会赞成成立一个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有严格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是政党的。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目前不能参照欧美民主政体政党那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目标和面对的民众均有所不同。我们将要成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身处的环境是一个被中共当局严重渗透了的西方民主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的暴力统治的社会，中共那有形和无形的魔掌无所不在。

所以对于每一个参加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防止中共特务、图谋个人名利者和野心家混入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同时还要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使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能更加有效率地运作。

这个统一的有明确政治目标、有严格组织纪律、有效率的民运组织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各民主国家政府、政党、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学术团体、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经济界人士和所在国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加入民运统一组织的个人、团体，也应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大目标一致的原则之下，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互助的关系，而不应釆取排斥、打击、敌视的态度，除非他们己蜕变成中共的代理人或爪牙。

与此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爭取得到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钱是一切事情的开始、持续和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钱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

没有持续大量的资金来源，一切都无法开展，然而海外民运所获得的资金来源不仅与一开始相比没有增加，反而有日益减少的趋势，例如海外的一些民运刊物前几年还能对作者发放稿费，到现在连稿费也发不出了，以致国内一些靠稿费维持生计的民主异议人士写手不得不放弃或减少往海外民运刊物投稿，转而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面，仅据本人所知就有：武汉的王X、黎XX、张XX；湖南的易X、黎XX、李XX、彭XX；河南的闵XX……等(为这些民主异议人士的安全计，恕本人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得更清楚)，此外还有许多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在民运刊物上的投稿，这仅仅是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表现的一个方面。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想必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士比我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海外民运活动资金来源的减少，除了中共对海外民运活动的打压、前一段时间欧美社会的日益左倾化使得来自欧美国家政府、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经济界人士和个人的资金支持有所减少有关之外，海外民运团体、个人在民运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上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透明度，因而导致民运人士之间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产生怀疑和误会，甚至引起爭吵，这样的事我们在国内也时有所闻，这些事严重打击了民运资金赞助人的赞助热情和国内外各界民运人士对民运活动的热情和信心，对海外民运活动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建议成立海外统一的海外民运组织或政党后，要专门成立一个由有名望的、品行高尚的民运人士组成的向各国政府、学术机构、政党、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募集资金的部门，所募集的资金全部交由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由正直无私的、精通财会业务的民运人士组成的财务部门严格遵照正规的财务制度统一管理、使用。

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民运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都要保持充分的透明度(除涉及安全、机密的部份之外)，所有民运资金的收支都要有详尽的符合财会制度的账目，并定期公佈以接受所有民运组织成员、资助单位和资助个人的监督与质询。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负责对抗中共特务部门对民运组织的渗透和破坏，以杜绝前文所说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事情再度出现，如果民运组织有专门的保卫部门的话，那么仅凭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人可以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一点，就可以判定他们与中共之间肯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从而对他们产生警惕，这样便可及早揭露他们充当中共特务或中共代理人的真实面目，才不致等到美国的反谍报系统把他抓获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网站，以负责对海内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并揭露中共在海内外的欺骗宣传，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像。要吸纳海外众多民运界独立的自媒体人士参加，至少要与他们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对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以及西方民主体制的优点和缺陷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大多是近几年或近一二十年才离开大陆的，他们对大陆社会现实的认识比“八九.六四运动”前后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批民运人士要更接近现实一些。因为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三年，中国大陆这三十三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有许多是生活在三十三年之前的大陆的那一批海外民运人士无法想象得到的。这些在海外投身于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的自媒体人士，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受众，和资助来源。这些对海外民运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应积极协调、合作。

这个统一的民运团体或政党正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专门部门，负责对大陆民众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微信、邮箱发放宣传资料，教会大陆民众简便有效的“翻墙”办法，使大陆民众能及时获得国内外的真实资讯以促进他们的觉醒。

要抓紧时机利用这次疫情中共毫无人性、不符合科学常识的“清零”政策在大陆民众中所造成的对中共当局的普遍不满，对大陆开展啓蒙民众的工作，为今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打下基础；要竭尽一切努力开辟多条对中国大陆处于生存困境的民主异议人士的救助通道，他们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珍贵的、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燎原的火种，绝不能让这些火种因陷入生存困境而熄灭。以上这些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和民运活动的当务之急。

今年元月份海外民运组织之一的“对话中国”智库发佈了向外界徵求“中国宪政转型”方案的公告，我不知道智库诸君是否研究制定出了“中国宪政转型方案”以及該方案的内容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智库诸君煞费苦心研究制定出的这种无异于纸上谈兵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断无实际实施的可能。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尽管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十分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然后大陆民众便会恭请智库诸君回大陆实施你们研究出来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尽管以习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到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将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尽管自总加速师上台以来，其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正在加速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走向崩溃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社会没有反对党甚至连民间组织都基本上没有，再加上中共当局利用他的暴力机构通过高科技手段对大陆民众施以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管控，和长期以来中共对大陆民众的洗脑灌输、对资讯的垄断和选择性释放，使得中国大陆大部份民众，甚至大部份中青年知识份子都仍处于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愚眜状态，他们还远没有觉醒，因为他们从小就经受中共的奴化教育，成人之后人民日报、地方党报和新闻联播是他们仅有的资讯来源和价值观来源，海外人士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对此并无清醒认识，他们认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註：4]，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在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之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这使得在中国大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活动来摧毀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所以中国大陆爆发北非和东欧那种“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只可能来自于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经济社会环境日益恶化，必将不断加剧极权统治与生俱来的内斗，才能导致习政权的崩溃。

由于总加速师上台以来选择性反腐、大力揽权、任人唯亲、大力宣扬对习的个人崇拜、通过修宪试图长期执政……等，都大大加剧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大力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择手段地打击私有企业，与美国开展贸易战，再加上新冠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愚蠢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大陆经济江河日下；自不量力的对外扩张、渗透和试图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再加上在俄乌战争中暗中支持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和一贯的“战狼外交”已使东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认清了中共政权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他们正在改变过去数十年来对中共采取的绥靖政策(正是东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长期奉行的绥靖政策为中共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才促成了中共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壮大)，美国与欧盟国家，与澳、新、日、韩、印甚至还包括东南亚各国正团结一致，转而对中共采取对抗政策，使中共在世界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况。

这一切不仅正在加速以习为首的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走向崩溃的进程，也加剧了习近平与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共党内那些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领导人，都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习近平把中共这艘千瘡百孔的破旧航船开向船毁人亡的深渊，使他们成为习近平的陪葬，他们为求自保，必然会采取行动来制止习近平的这种愚蠢的自杀式行为，这必将导致中共内斗的加剧，最近海内外媒体上有关中共内斗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层出不穷，就是中共内斗加剧的反映。

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几种可能途径。

虽然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难以逆料的偶然因素往往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历史的进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之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途径，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东西方民主国家通过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近年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一系列试图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和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趋势，逐渐使他们认清了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和中共的毛氏特征愈来愈明显的共产极权体制对人类的文明和命运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因而团结一致消除分歧，彻底摒弃他们对威权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绥靖主义政策，重新回归当年杜勒斯对共产极权体制所奉行的“遏制”和“封锁”政策。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导致中国大陆这种外向型的经济走向崩溃，经济的崩溃将产生数以亿计的衣食无着的失业大军，面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中共当局如果弃之不顾，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因为这一大批以前还沉湎于虚假的“岁月静好”的迷梦之中的失业大军一下子陷入生存困境之中，求生的本能将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中共是不敢面对的；如果中共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予以最低限度的救助，那么由于人数巨大，中共数十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所积累的财富，将很快消耗殆尽。这必将使中共对失业大军的最低限度的救济都难以为继，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仍将陷入衣食无着的状况。而经济的崩溃又将导致基层公务员、公安、国安、国保和其他为中共效命的维稳人员福利、工资待遇的迅速下降，这种情况必将导致这些中共底层爪牙的不满和消极怠工，这必将导致中共当局对社会、对民众管控力度的下降，这必将为大规模的要求社会变格、反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群众运动创造条件。

此时中共内部的各种反习势力和帮派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将把习近平作为替罪羊抛出。此时由于习上台以来不断以反贪腐的名义对党内、军内各派系进行清洗打压，党内军内不会出现哪一派独大的局面，此外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本身的特征注定了，其中的每一个派系都想爭当“老大”(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自己在这个体制中当了“老大”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权力的安全)，但各派系之间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大的可能会出现各地党政势力与当地驻军、武警、公安沆瀣一气，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有的会打出毛泽东的旗帜(不要小看毛在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影响，怀念、拥护毛时代及其极左路线大有人在)；有的会打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为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修修补补的改革)的旗帜。习试图重回毛时代的倒行逆施不仅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会得到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和许多没有看透邓式“改革开放”反文明、反人性本质的普通民众的拥护；有的会打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因为孫中山本人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民国时代自不必说，那时的孫中山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而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也被当作建国的纲领，即使到了共产党时代，孫中山仍被中共当局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哪怕在“文革”那种“极左”的颠峰时代，中共对孫的思想言论虽有所扭曲而加以利用，但都从未对孫的思想言行和孫本人进行过公开的丑化、攻击。这些都使孫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共党内、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之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也有的派系和地方势力会打出孫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以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当然中共体制内隱藏的那些党政军中的开明人士掌握的地方势力，也会打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以吸引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阶层和民众的支持和爭取得到东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会形成一个类似民国初年的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崩塌之后，各地方势力对民众的管控必将放松，这时十分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全中国之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后，两千多年从未有过的宽松时代。

此时，各种私人媒体和各式各样的政党都将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湧现.这为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和揭露七十余年来中共对大陆民众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创造了条件；这也必将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公开宣扬提供机会，这必将促使大陆民众的迅速觉醒。此时正是中国大陆全国各地民主异议人士大显身手的机会；也是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大显身手的时候。

在这种割据的纷乱局面之下，割据各方势力之间为爭夺利益、扩充地盘也可能爆发武力冲突，但这种武力冲突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之下，其规模将得到有效控制，不可能出现中共恐吓民众时所说的“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景象。因为近代科技已把整个世界各国联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任何地区的武力冲突如果不加控制都可能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打着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旗号的派系必将获得愈来愈多的觉醒了的大陆民众以及欧美民主国家和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而不断壮大，最终统一中国大陆，此时在共同的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习被搞下台后，另外一种可能的局面(尽管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较小)，那就是中共党内各派反习势力把习搞下台之后，为了维护党内各派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相互之间达成妥协，共同推举一位“盟主”出来维持表面的统一局面，以使中共在大陆的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在中共目前的体制内被推举出来担任盟主的恐怕非李克强与汪洋莫属，其他人担当盟主恐很难稳住局面，也难得到中共尚在世的历届元老们的支持和认同。此二人无论何人上台，为了维持中共的统治都必将改变习近平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都将回到邓小平的韜光养诲、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新上台的中共领导集团为摆脱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改善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不得不改善与欧美民主国家的关系，以使欧美各国取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和抵制；将不得不放宽对国内民众思想言行的管控，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由于新上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受过较完整的正规教育对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都有着比满脑子红卫兵思想的习近平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或主动或被迫都必将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一旦啓动，则将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下去，直至在中国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习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啓动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手上没有沾满大陆民众的鲜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也远没有他们历届的前任们那么严重，因此他们不太担心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之后遭到清算。

以上是我对习近平之后中国大陆政治变化趋势的一些判断，当然，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但无论出现何种情况，经历多少波折，中国大陆终将走向民主宪政、终将建立普世价值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2022年11月11日写于望春轩

[註：4]：今年2月13月美国之音发表了《共产党洗脑未必有效 报告发现中国(大陆)确存在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一文，文中引用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选择。在中国国内存在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个结论得到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的认同。然而这一结论却与中国大陆民众的真实状况大相径庭，笔者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啓蒙民众的活动，对各地区各阶层的的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交往，笔者见证到的现实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被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而不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表明这些远离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和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大大低估了中共“洗脑”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