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多么的荒唐和黑暗.我2003年大学毕业,毕业那年我的压力很大,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 我经常问自己,我的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我这个大学生,最后我用找不到工作来回报他们??父母乃一介草民,没有复杂的关系网,我靠自己的不择手段进入了收入很好的机关单位.到了机关我才知道,有什么不如有个好爸爸,你们有谁听说过当官的子女没有工作的?他们中好多的子女都在重要的岗位上,他们的学历大多是买的,我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们要花十六年才能拿到的文凭人家那么容易就买到,尤其是罪恶的长安大学给我们单位卖了不少文凭,这些当官的子女他们的无知和浅薄让我无法忍受,总是用笨办法叫聪明人办错事,象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在机关,只能象奴隶一样的干活,干不完的活,那些当官的子女连领导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他们什么都不用干,上班也不用来,工资照样拿,好几个是自治区主席的亲戚,领导还得敬他们三分. (博讯 boxun.com)
参加工作我才知道当官的有多么的无耻,他们白天在台上西装革履,喊着“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等口号，晚上就抱着小姐。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3％，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至30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2001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2]；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有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2003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 。部分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 。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堕落。 (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年12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