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27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40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纷纷在西班牙成立政党，寻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是其中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内战爆发，西班牙共产党还不是具有执政力量的大党。内战的险恶局势使得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崛起，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党。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领袖，伊巴路里（Dolores Ibarruri）。伊巴路里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北方山区巴斯克的一个贫穷矿工家庭，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伊巴路里以极富宣传鼓动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被人称为热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她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她提出的口号，立即就会广为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左翼民众中的流行语。在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威名赫赫，被写成大字横幅，高高挂在街垒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在左翼民众中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方面主张不惜一切牺牲打赢战争，另一方面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间的残酷清洗和自相残杀。共和国政府一方出现了很多残害无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仅仅因为是中层阶级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组织以“兜风”的名义随意杀害。共产党在群众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时候，尤其严峻残酷。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援助共和国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亲历了这个时期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斗，逃离西班牙以后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对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指出，不论内战结果是何方获胜，内战后的西班牙，很可能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政府一方的失败告终，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热情之花和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随后被迫流亡国外。热情之花来到了苏联，受到斯大林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热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后镇压左翼民众，坚决杜绝一切反对派政党，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党全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仍然坚持活动，地下组织遍布西班牙各地。领导这些活动的，是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这就是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19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20岁不到就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过牢，21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23岁。

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初期，卡利约坐镇法国，组织训练游击战士，陆续派往西班牙国内，希望在国内继续展开推翻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可是派出去的人总是不久就被捕，关押在监狱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变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处境。他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源必须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于是在政治主张上必然受苏东集团影响。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热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产党，是需要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热情而丝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这一形象的典范是热情之花，这时候她快要六十岁了。实际领导着国内地下组织的是更年轻的卡利约，他却渐渐意识到，原来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共产党。

1956年2月24日，热情之花率领四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兄弟党代表，出席苏共20大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以后，兄弟党代表团都给请出了会场，苏共20大闭门开会，赫鲁晓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是一次极其保密的报告，听取报告的代表们禁止笔记。但是，24小时后，苏联领导派专人给热情之花送来一份赫鲁晓夫报告记录，通报苏共的这一重要转向。热情之花立即招集本党代表开会商量这一报告的意义，而对外则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苏共领导。

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报告，触动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他们开始反省本党内对热情之花的个人崇拜风气。1956年三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这次会议在对苏东四个国家的陆续访问途中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重新估计了国内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由于在二战中保持中立，西班牙从1953年起在国际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内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于新一代来说，内战的仇恨和是非，远没有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的战绩更值得关心。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中央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针。热情之花以一贯的演讲魅力在会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在这个时候，年迈的热情之花的观念转变，相对更有限，就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纠正党内错误。而年青的卡利约更灵活也更有转变空间，他趁此机会替代热情之花，正式执掌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实权，并且决定放弃在国内发动武装革命的策略，改变为宣传民族和解，争取民众的支持，用民众的压力来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说，从武装斗争的道路改变为议会的道路。

这一转变，是苏东集团和国际共运在苏共20大以后重大改变的一部分，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激烈论战。赫鲁晓夫的转变当然主要不是批判个人崇拜，而是曾经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三和一少”。相应的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来说，相应的转变就是从暴力革命转为议会道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们再来回顾的话，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共产主义阵营的这场辩论是1989年大变化的开端，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真思考，大概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然而，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还在。而对于流亡中的革命者来说，这一转变尤其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对过去的仇恨记忆，而且这种降低革命姿态的做法会立即招致现实的艰辛，甚至被指斥为对主义的修正，对革命和战友的背叛。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并没有在敌友两个阵营引起呼应。佛朗哥政权对共产党的取缔和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民族和解”方针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还要等待整整20年。

二，国王要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过的新闻法结束对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还试图通过新的“结社法”。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实行彻底。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政治结社也仍然限制重重。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自由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会不会“乱”，会不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自己的个人安危，或许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将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独裁政权的高压下，正因为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当高压撤离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随着佛朗哥的离世，西班牙将很快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国内没有任何合法的反对党派，所有反对党都处于地下状态，而组织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卡利约从1960年起接替热情之花担任总书记，他和上一代的热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热情之花为党的主席，作为党的革命性和团结的象征。

在这改革的前夜，气氛极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为此，必须和共产党沟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赛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顺便告诉他说，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举荐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赛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个话。

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确实忠心耿耿，没有二话，冒着身败名裂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幕后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是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而复杂的事情。

回想起来，在这个关口，真是万分困难的一个决策。两者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和双方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互信，怎么知道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未来西班牙国王给齐奥赛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地下室里给关了两天。通过小小的通风口，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关他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赛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未来西班牙国王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象并不理睬。想到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喜怒无常，他一度绝望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赛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赛斯库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赛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反之，他应该知道，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大约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个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这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指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赛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的就走了。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推动和平改革需要的时间。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以后，西班牙开始民主转型的当口，就把民众带上街头，发动暴力革命。

三、新形势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几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国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认为，佛朗哥一死，变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里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统治西班牙的最后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压服，而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宿敌，甚至包括他的继承者和战友，都在等着他死去以后的变革。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后，并不能立即开始他期望的民主转型。一方面，佛朗哥的旧人马根深蒂固力量强大，而他年仅37岁，在政治权力上还是一个新人，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的规矩，以及西班牙人对于接受君主制的认识，国王只能是一个虚位君主，不能亲自执政。他需要一个首相，来具体实施政务。国王选谁来出任首相，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说，谁当首相，谁就主导了政治改革进程，于是，国王选什么样的人当首相，未来的民主转型就将是什么样的。

最后，国王出乎人们的意料，选择了一位年仅42岁的人，出任新首相，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国王和苏亚雷兹有一个共识：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从允许多党政治开始，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民众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开始多党政治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在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们看来，共产党就像恶魔一样，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保守老人和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对内战的记忆刻骨铭心。就像左翼抨击他们是法西斯一样，他们不能原谅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暴力。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共和国战线内以防范“第五纵队”的名义，发生过对模范监狱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没有走出历史迷雾，而卡利约当时恰恰是共产党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责卡利约要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虽然卡利约本人并不承认。现在，正是这个卡利约领导着流亡中的共产党，而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针，并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共产党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历史，已经成为旧体制内老一代人的固定记忆。共产党口号的转变，在对方看来，仍然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得旧体制内宿敌的信任。所以，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决不允许让共产党合法化，如果有人让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就会站出来，发动军队加以阻挡。

首相苏亚雷兹却认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么让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是必须走的，而且，还必须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面对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像别人那样悲观。他相信，一切取决于沟通，取决于沟通的具体操作。

在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的时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举行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将要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特别是军中的保守将军们，仍然坚决反对让共产党合法化。社会上出现了变革前的紧张不安气氛，民众左右分裂，又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密谈。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在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后，苏亚雷兹将宣布共产党合法化。

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佛朗哥时期的唯一政治组织“民族运动”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卡利约开始在国内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合法地位。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们在公投前后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令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会示弱，这一手多半能成功。

这一次，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其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潜在的力量，令首相苏亚雷兹深为感动。他知道，这样面对迫害和杀戮而表现出的克制，这样的新形象，会打消民众中原来对共产党的敌意，消弭保守派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同时，这一场景更坚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将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那么民主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卡利约领导下的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共产党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四、流亡者归来

卡利约和热情之花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在苏联和法国等地流亡了整整38年。在每年举行的聚会上，这些当年的革命者，都要高举酒杯，“为明年在马德里见面，干杯”！可是，一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了，渐渐地被国内的老百姓所遗忘。热情之花已经过了80岁，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马德里，回到她的故乡巴斯克，她几乎要绝望了。

热情之花得到共产党合法化的消息后，立即向西班牙使馆申请护照。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热情之花在总书记卡利约陪同下，结束38年流亡生活，回到马德里，以81岁高龄，代表共产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热情之花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座位上。按照惯例，第一次会议由年长的议员主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热情之花，站在议长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选国会开幕。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民主转型在首相苏亚雷兹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军人政变。这些危险都在多党合作对话的过程中一一安然度过。他们成功地制定了新宪法并公投通过，在制宪后根据宪法要求又一次举行了大选。西班牙在1982年的制宪后第二次大选中，成功地实现了执政权力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难过程中，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民主进程。卡利约多次对党内外群众回顾以往的历史教训，回顾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群众一方的错误，包括自己在内所经历的血泪教训，劝告人们不畏艰难，通过左右沟通，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历史将会记住国王的话，民主西班牙欠着卡利约的人情。历史更会记住，在民主改革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和怀疑的时候，卡利约在群众集会上的呼吁：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双方共同的过去。

此文发表于万象五月号，有删节。本文系完整版本。

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27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40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纷纷在西班牙成立政党，寻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是其中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内战爆发，西班牙共产党还不是具有执政力量的大党。内战的险恶局势使得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崛起，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党。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领袖，伊巴路里（Dolores Ibarruri）。伊巴路里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北方山区巴斯克的一个贫穷矿工家庭，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伊巴路里以极富宣传鼓动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被人称为热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她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她提出的口号，立即就会广为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左翼民众中的流行语。在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威名赫赫，被写成大字横幅，高高挂在街垒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在左翼民众中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方面主张不惜一切牺牲打赢战争，另一方面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间的残酷清洗和自相残杀。共和国政府一方出现了很多残害无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仅仅因为是中层阶级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组织以“兜风”的名义随意杀害。共产党在群众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时候，尤其严峻残酷。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援助共和国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亲历了这个时期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斗，逃离西班牙以后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对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指出，不论内战结果是何方获胜，内战后的西班牙，很可能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政府一方的失败告终，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热情之花和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随后被迫流亡国外。热情之花来到了苏联，受到斯大林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热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后镇压左翼民众，坚决杜绝一切反对派政党，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党全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仍然坚持活动，地下组织遍布西班牙各地。领导这些活动的，是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这就是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19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20岁不到就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过牢，21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23岁。

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初期，卡利约坐镇法国，组织训练游击战士，陆续派往西班牙国内，希望在国内继续展开推翻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可是派出去的人总是不久就被捕，关押在监狱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变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处境。他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源必须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于是在政治主张上必然受苏东集团影响。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热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产党，是需要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热情而丝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这一形象的典范是热情之花，这时候她快要六十岁了。实际领导着国内地下组织的是更年轻的卡利约，他却渐渐意识到，原来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共产党。

1956年2月24日，热情之花率领四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兄弟党代表，出席苏共20大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以后，兄弟党代表团都给请出了会场，苏共20大闭门开会，赫鲁晓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是一次极其保密的报告，听取报告的代表们禁止笔记。但是，24小时后，苏联领导派专人给热情之花送来一份赫鲁晓夫报告记录，通报苏共的这一重要转向。热情之花立即招集本党代表开会商量这一报告的意义，而对外则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苏共领导。

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报告，触动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他们开始反省本党内对热情之花的个人崇拜风气。1956年三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这次会议在对苏东四个国家的陆续访问途中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重新估计了国内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由于在二战中保持中立，西班牙从1953年起在国际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内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于新一代来说，内战的仇恨和是非，远没有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的战绩更值得关心。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中央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针。热情之花以一贯的演讲魅力在会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在这个时候，年迈的热情之花的观念转变，相对更有限，就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纠正党内错误。而年青的卡利约更灵活也更有转变空间，他趁此机会替代热情之花，正式执掌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实权，并且决定放弃在国内发动武装革命的策略，改变为宣传民族和解，争取民众的支持，用民众的压力来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说，从武装斗争的道路改变为议会的道路。

这一转变，是苏东集团和国际共运在苏共20大以后重大改变的一部分，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激烈论战。赫鲁晓夫的转变当然主要不是批判个人崇拜，而是曾经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三和一少”。相应的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来说，相应的转变就是从暴力革命转为议会道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们再来回顾的话，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共产主义阵营的这场辩论是1989年大变化的开端，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真思考，大概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然而，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还在。而对于流亡中的革命者来说，这一转变尤其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对过去的仇恨记忆，而且这种降低革命姿态的做法会立即招致现实的艰辛，甚至被指斥为对主义的修正，对革命和战友的背叛。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并没有在敌友两个阵营引起呼应。佛朗哥政权对共产党的取缔和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民族和解”方针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还要等待整整20年。

二，国王要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过的新闻法结束对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还试图通过新的“结社法”。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实行彻底。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政治结社也仍然限制重重。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自由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会不会“乱”，会不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自己的个人安危，或许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将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独裁政权的高压下，正因为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当高压撤离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随着佛朗哥的离世，西班牙将很快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国内没有任何合法的反对党派，所有反对党都处于地下状态，而组织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卡利约从1960年起接替热情之花担任总书记，他和上一代的热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热情之花为党的主席，作为党的革命性和团结的象征。

在这改革的前夜，气氛极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为此，必须和共产党沟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赛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顺便告诉他说，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举荐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赛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个话。

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确实忠心耿耿，没有二话，冒着身败名裂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幕后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是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而复杂的事情。

回想起来，在这个关口，真是万分困难的一个决策。两者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和双方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互信，怎么知道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未来西班牙国王给齐奥赛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地下室里给关了两天。通过小小的通风口，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关他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赛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未来西班牙国王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象并不理睬。想到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喜怒无常，他一度绝望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赛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赛斯库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赛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反之，他应该知道，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大约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个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这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指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赛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的就走了。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推动和平改革需要的时间。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以后，西班牙开始民主转型的当口，就把民众带上街头，发动暴力革命。

三、新形势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几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国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认为，佛朗哥一死，变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里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统治西班牙的最后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压服，而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宿敌，甚至包括他的继承者和战友，都在等着他死去以后的变革。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后，并不能立即开始他期望的民主转型。一方面，佛朗哥的旧人马根深蒂固力量强大，而他年仅37岁，在政治权力上还是一个新人，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的规矩，以及西班牙人对于接受君主制的认识，国王只能是一个虚位君主，不能亲自执政。他需要一个首相，来具体实施政务。国王选谁来出任首相，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说，谁当首相，谁就主导了政治改革进程，于是，国王选什么样的人当首相，未来的民主转型就将是什么样的。

最后，国王出乎人们的意料，选择了一位年仅42岁的人，出任新首相，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国王和苏亚雷兹有一个共识：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从允许多党政治开始，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民众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开始多党政治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在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们看来，共产党就像恶魔一样，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保守老人和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对内战的记忆刻骨铭心。就像左翼抨击他们是法西斯一样，他们不能原谅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暴力。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共和国战线内以防范“第五纵队”的名义，发生过对模范监狱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没有走出历史迷雾，而卡利约当时恰恰是共产党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责卡利约要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虽然卡利约本人并不承认。现在，正是这个卡利约领导着流亡中的共产党，而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针，并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共产党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历史，已经成为旧体制内老一代人的固定记忆。共产党口号的转变，在对方看来，仍然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得旧体制内宿敌的信任。所以，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决不允许让共产党合法化，如果有人让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就会站出来，发动军队加以阻挡。

首相苏亚雷兹却认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么让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是必须走的，而且，还必须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面对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像别人那样悲观。他相信，一切取决于沟通，取决于沟通的具体操作。

在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的时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举行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将要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特别是军中的保守将军们，仍然坚决反对让共产党合法化。社会上出现了变革前的紧张不安气氛，民众左右分裂，又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密谈。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在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后，苏亚雷兹将宣布共产党合法化。

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佛朗哥时期的唯一政治组织“民族运动”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卡利约开始在国内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合法地位。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们在公投前后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令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会示弱，这一手多半能成功。

这一次，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其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潜在的力量，令首相苏亚雷兹深为感动。他知道，这样面对迫害和杀戮而表现出的克制，这样的新形象，会打消民众中原来对共产党的敌意，消弭保守派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同时，这一场景更坚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将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那么民主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卡利约领导下的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共产党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四、流亡者归来

卡利约和热情之花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在苏联和法国等地流亡了整整38年。在每年举行的聚会上，这些当年的革命者，都要高举酒杯，“为明年在马德里见面，干杯”！可是，一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了，渐渐地被国内的老百姓所遗忘。热情之花已经过了80岁，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马德里，回到她的故乡巴斯克，她几乎要绝望了。

热情之花得到共产党合法化的消息后，立即向西班牙使馆申请护照。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热情之花在总书记卡利约陪同下，结束38年流亡生活，回到马德里，以81岁高龄，代表共产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热情之花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座位上。按照惯例，第一次会议由年长的议员主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热情之花，站在议长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选国会开幕。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民主转型在首相苏亚雷兹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军人政变。这些危险都在多党合作对话的过程中一一安然度过。他们成功地制定了新宪法并公投通过，在制宪后根据宪法要求又一次举行了大选。西班牙在1982年的制宪后第二次大选中，成功地实现了执政权力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难过程中，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民主进程。卡利约多次对党内外群众回顾以往的历史教训，回顾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群众一方的错误，包括自己在内所经历的血泪教训，劝告人们不畏艰难，通过左右沟通，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历史将会记住国王的话，民主西班牙欠着卡利约的人情。历史更会记住，在民主改革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和怀疑的时候，卡利约在群众集会上的呼吁：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双方共同的过去。

此文发表于万象五月号，有删节。本文系完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