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4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就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问题向当权的共产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纪7、80年代中共大规模地对右派份子摘帽改正运动中，她又成了与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样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林希翎连续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洛杉矶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之后冒着酷暑来到纽约演讲。在《北京之春》编辑部，70高龄的林希翎女士与记者就感兴趣的问题作了长谈。

从“少年红色娘子军”到文艺评论家

亚  衣：许多人说您的演讲很成功。专制者总希望人们忘却历史，人民则努力与遗忘斗争。您曾经几次提到，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要唤起记忆，不忘历史，就不能忘记历史的主体——一个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在50年前被官方称为右派份子进攻——实际上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林希翎都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角色。让《北京之春》的读者完整地了解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请您先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包括家庭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学历向大家介绍一下。
林希翎：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所以取名为海果。我的父亲名叫程逸品，原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候与傅斯年他们在一起，后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抓捕学生领袖，我父亲就逃，一直逃到上海。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得英语，日语，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学院，当时世界语运动也是左派运动的一个部分。我舅舅林林也是作家、画家，是鲁迅的学生，柔石的好友。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我的舅舅和一批左翼作家。我的外公是清朝第一代大学生，母亲林静枝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受我舅舅影响，来到上海在产科学校读书，与左翼作家也有很多联系，还参加过共青团，搞学运两次被捕，被关在法租界。父母亲结婚的婚礼主持人还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

亚  衣：您曾经自称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后来怎么会到军队中去的呢？
林希翎：我是抗战之女。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日本攻占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逃难到浙江，后来居住在我外公的老家，温州温岭。父亲曾经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1948年离开了家庭。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供我读书，1949年共产党占领浙江，我正在温岭高中念书。县长到学校里来动员学生参军，我就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中文盲很多，我这样的中学生算是“女秀才”，在军队里我主要做文书工作，当教员，写文章，编剧本，后来还调到干部部组织科，负责写所有团以上干部的履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全是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入不了党、团。1953年，军队领导把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我是部队的排级干部，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亚衣：很多风云人物在风云时代的表现往往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据我所知，在您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感兴趣的却是文艺理论；您在全国因为右派而出名是在1957年，而早在1955年，您在《文艺报》上就发表了关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他们的创作方法关系的论文。
林希翎：我前面跟你讲过，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与母亲是作家有很大关系。我在1954年就写了你说的这篇文章，《文艺报》审查了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刚刚批评了压制小人物的官僚主义，所以他们对我的稿件也不敢随意处置。我在人大是科研小组的成员，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实际兴趣是整个人文科学。有一次学校请李希凡、蓝翎等人来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经济学家吴大昆教授也有一篇论文，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考察了明末的经济发展，经商呀，丝绸买卖呀。说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就造成了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人物的产生，才会追求自由和爱情。（亚衣：是不是写过把经济学研究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吴大昆？）是吧。吴大昆教授这种说法大概很符合唯物史观，我却不认同这样一种解释，就站起来发言，表示不同意。我说梁山泊、祝英台以及很多古典文学及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包括古老《诗经》里面的描述，说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人的本性。那种套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教条主义。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是人的天性。这个大观园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爱情故事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系。我发言完毕，蓝翎马上说这位法律系的女同学讲得很好，表示支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这么一来就很轰动。会议之后他们要我留下来。希望我去《人民日报》谈谈，写写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学术气氛很好，可以自由讨论，就是反胡风不好。

亚衣：顺便有一个小问题求证一下，有一种说法是，您是因为崇拜当时被毛泽东赞扬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改名为“林希翎”；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您在文艺评论中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使用了“林希翎”这个笔名。
林希翎：说我崇拜李希凡、蓝翎，而且作为我个人主义的一条罪状，全是瞎说。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是我的文章的初稿中写到的。我的文章首先是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我是在帮胡风。因为我当时觉得报纸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一批又一批材料，完全构不成反革命集团，最多祇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胡风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写真实，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多次以巴尔扎克为例，说那些社会主义之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虽然是旧的，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公论，为什么单单批判胡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胡风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而我的观点是一元论，不是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来说明问题，而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本身有存在矛盾，这个观点是我创造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一生所有的灾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文章很长，既批评了胡风，也点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亚衣：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我的文章说林、李、蓝的观点与胡风一致。文章被压了1年多，《文艺报》后来把文章直接送到林默涵那里审查，后来编辑部找我谈话，说可以发表，但主要讲自己观点，不要点别人（就是林、李、蓝）的名字。《文艺报》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让我看了一个星期，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我想我写了那么辛苦，总希望发表，但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又不甘心。我打电话给《文艺报》编辑侯金镜，后来又直接打电话给印刷厂，把文章署名改名为林希翎，把他们不让提的名字放在一起提出来。就这么恶作剧地开一个玩笑，开出了“林希翎”的大名。其实我还用过许多其它的笔名，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希翎这个笔名被载入史册。

向《共产党人》挑战，第一次自身维权

亚  衣：实际上在反右以前你已经是一个活跃份子了，这与当时的大气氛可能有关。
林希翎：我前面说过，除了反胡风不好，当时整个气氛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支持小人物是反对官僚权威，周恩来提出了知识份子“向科学进军”。团中央与文艺界关系也很好，和作家协会联合开了一个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我参加了评论组。胡耀邦、项南号召全国青年向苏联的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一个主人翁，向官僚主义开火的小姑娘（亚衣：这是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当时《中国青年》全文转载的）。那时《中国青年报》每一期都有“辣椒”副刊。专门揭露官僚主义。号召作家要干预生活，刘宾雁、王蒙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个背景，与苏联斯大林之后的变化很有关系。

亚  衣：你第一次受难是在反右前的１９５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提出商榷受到公开的攻击，据说当时还惊动了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林希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视。那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编辑部专论，谈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艺报》叫我写文章参加讨论，我就请了一个创作假，花一个星期写了3万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副标题是“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文章拿到学校科研部打印，我把文章交给科研部一个姓曹的干部，这个人后来成为北京市四人帮写作班子的一个笔杆子，当时他一看题目就火冒三丈，将稿子往地上一摔，说程海果，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用这么大的口气，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你算老几，谁给你出的主意？他不看文章的内容，就这样侮辱我，真是岂有此理，把我气哭了。我想，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刚刚说过不要压制小人物吗，我就写信给吴玉章校长，吴老决定将我的文章打印分发给学校各部门和社会上有关单位。吴老当时还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样一来，姓曹的干部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就化名“究真”，写了一篇东西送到《中国青年报》，咳，往事不堪回首，1956年6月1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记不了，《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还加配了丑化我的漫画，抽烟，喝酒。文章说我狂妄自大，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说我为了出名，崇拜李希凡、蓝翎，将名字改成了林希翎。前面提到的那个说法就是从这篇文章出来的。我看了文章，气得直哭，考试也不愿参加了。

亚  衣：《中国青年报》后来不是为您“平反”了吗？
林希翎：那时我刚刚学了《刑法》，知道了有诽谤罪，于是就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亚衣，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维权运动，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后来我的未婚夫，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告诉我，胡耀邦在飞机上看到这篇文章火冒八丈，让秘书立即把张黎群叫来（亚衣：就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在反右中被胡耀邦保了下来的那个？）是的。说怎们能够这样对待年轻学生，一棍子打死？人大校长吴老、聂真副校长也很恼火，说要追查这件事情。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当时在机关工作，后来成为作家的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对究真的文章作了批评。还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事实与教训——林希翎事件调查报告”，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但我看了之后不满意，这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的人为身什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为什么不向我公开道歉？于是我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是按照法律文书形式写的，被告是谁，原告是谁，有名有姓，由事实根据。引起强烈震撼，聂真批准打印了许多份分发各个单位，包括调查小组，学联和妇联。我又到外面打印社印了100多份，到处寄发。这是后来判我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说是诬衊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我一生的第一次维权运动。

亚  衣：胡耀邦找您谈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
林希翎：是的。那时胡耀邦约我去他家里谈谈，和我谈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请我吃饭，他的母亲和秘书一起吃饭。他还让我参观他家，说以前是李莲英住的。一直到下午3点，他一看表说糟了，中央开会过了时间，拔腿就跑。我们谈话非常随便。在我的观念里，没有把胡耀邦当作什么首长，我称他耀邦同志，没有叫他书记。我这个人很高傲，尊重真才实学，一般干部我也看不起。可是我发现这个干部居然很有学问。胡耀邦考我，马列主义那段话在什么文章里，我对答如流。连得在那本书的第几页都知道，他很吃惊。后来有一个题目他把我考倒了，胡耀邦问我有没有读过韩非子的作品？我说没有，老师没有教过。他认为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法学家，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我们当时的课程是学苏联的，有世界法律史，古罗马法，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有，就是没有韩非子的。这使得我对胡耀邦比较钦佩，我想他居然懂这么多。在谈话中我还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僵化提了意见。我说现在批评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大学没有星期日，星期天就是星期七。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2个小时时间，还要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做扔手拍游戏，这有什么意思？拿我这个学生来说，有那么多业余事情要做：课代表，系篮球队队员，校排球队队员，校乒乓球队队员，校乐队队员，要练球、练乐器，我还要看报纸。既然号召向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有个性，有棱角，为什么我有了一点个性就要这样对待我？也许我的谈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我说，你与耀邦同志说话怎么这样放肆？我们就认识了。我与很多高级干部交谈过，包括吴老吴玉章、谢觉哉，还有邓拓、张黎群等。

50天无冕之王：为苦难民众打抱不平

亚  衣：胡耀邦为您提供了一个做无冕之王的机会？
林希翎：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耀邦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对我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这么勇敢。我希望您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他说《中国青年报》文章的这件事我不要管了，包在他身上，为我彻底平反；还叫我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吓倒。那时正好要放暑假，他把张黎群找来，让我做《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与总编室主任陈棣，还有崔同华，一起到西北地区考察体验生活，写一些报告给下一次团代会罗毅同志提供一些材料。胡耀邦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说一言为定。后来我去了大西北，到陕西、甘肃，还去了玉门油矿，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下面的农民、工人这么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在北京生活，简直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把妹妹卖给一个老头抵债；在火车站，农民排队3天3夜买不到票。我问站长票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开后门了。我打电话到上级部门，他们保证2个星期内扩建候车室。我一路做记者，用这个无冕王冠到处打抱不平，反官僚主义。到了玉门油矿，那里的干部请我们吃小灶，我说我是学生，不要吃小灶，要到工人食堂去吃饭。食堂门口排队排得老长，因为风沙很大，工人的饭盒里有很多砂子。那里的工人经常罢工，逃跑。为什么？那些上海来支边的工人对我说，他们受了骗了。在上海动员工人支边的时候，说玉门是一个新兴的石油城，有花园，戏院，可以跳舞，连得洗衣服也不要水，祇要在汽油里面放一下，拿出了就干净了。共产党从来就是作假的，我听了这一些简直气愤极了。我后来要求到油矿的女子测量队去，这是全国的典型，报纸电台经常报道她们，队长还出国访问。开始油田的领导不同意，说那里非常艰苦。我说胡耀邦要我来体验生活，我不是来享受的，既然是先进单位，我就要更要去体验了。到了测量队之后我才发现，女子测量队中有30多个女工，竟然还有20多个男工人，因为这野外作业，许多工作女人是无法胜任的。每当外面的记者来采访，领导就让男工人呆在帐篷里睡觉。我认为这是制造假典型，无耻到极点。我在戈壁滩上呆了半个多月，骑骆驼，睡帐篷，早晚了冷得要死，中午太阳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测量队员要画图，连得一个墨镜都没有，工人个个眼睛血红，皮肤晒得漆黑，得胃病和妇女病的很多。如果要洗澡，得隔两个星期到玉门才能洗个澡。上面的慰问团一来，每个队员发一件跳舞服装，一起照相。我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看着姑娘们在戈壁滩上的生活，跟出了个主意，帮他们起草了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她们全体签名。我一回到北京就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还写了一篇文章“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引起了轰动。

亚  衣：你做的这些事情，看来都是为后来成为右派做的热身动作。
林希翎：不错，这也是我第二年成为右派的罪名之一。胡耀邦把信交给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马上命令解散女子测量队，把队员全部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姑娘们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可是反右的时候又叫她们揭发我怎么在油田煽风点火的。那次回到北京我还写了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喜相逢”，丁聪还配了一个漫画，登载1956年12月9号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不是反右，可能会拍电影。为了这个文章，邓拓还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历来以诚待人，和别人讲真话，别人也和我讲真话。我问邓拓《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多发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邓拓跟我说，海果啊，我们今天这里发了，明天海外马上转载。我给你看看海外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一篇香港报纸转载的《人民日报》讽刺公费医疗制度的文章。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一套。邓拓一肚子苦水都对我说：“你以为我这个社长好当？我呀，主席经常半夜三更把我叫过去，训我像训孙子似的。让我做检讨，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写，随便讲。”（亚衣：毛泽东曾经大发雷霆，斥责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我才明白等脱讲的真有道理。文化革命中揭发邓拓的罪行之一是“林希翎的亲密朋友”。

在阴谋与阳谋之中：六次演讲，三大罪状

亚  衣：您是1957年学生中的大右派举世闻名，不过，很多人对您如何成为右派知之不详。１９７９年７ 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您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您当年的三条罪状：第一是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据听过您演讲的人回忆，您当时风靡北大、人大的精彩演讲，首次说的是胡风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
林希翎：北大中文系的调干生刘秉彝是我在部队的战友，他邀请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觉得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北大有民主传统。5月23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关于胡风问题辩论会，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许多人上台发言，气氛非常激烈。本来我祇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宣布要我讲话，我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我是学法律的，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我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有人说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我就说了毛主席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关于社会主义，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甚至苏联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亚  衣：中共中央对胡风案件重新审理，对胡风平反是1980年，比您的质疑晚了23年；邓小平
提出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是在1979年至1980年，也比您迟了20多年。看来您的全部错误是，比这类中共伟大领袖们发现伟大思想早了20年。据说您当时得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来自您的恋人——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先生。
林希翎：那个时候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片断，感到很震撼，我还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中印证了一些情况。我在和曹治雄约会的时候问他知不知道秘密报告，他说当然知道，全文都看了。我那时没有看过全文，问曹借了带回学校去看，看到半夜，全身发抖。我没有想到我所崇拜的斯大林这么残暴，人们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难道明天这么黑暗？我就让好朋友同学分头抄这个报告。我在后来的演讲中把报告的内容说了出来。苏联有肃反扩大化，中国也有。这是鸣放中的重要问题。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很好，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睛。亲眼看到了这个秘密报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白流了。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祇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的罪行，在感情上觉得不可原谅。

亚  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5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作用。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幸运。毛泽东一直声称要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内根本出不了赫鲁晓夫，当然也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您有没有觉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赫鲁晓夫问题上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林希翎：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其实政治家也一样。斯大林压制过毛泽东，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使得毛泽东感到轻松甚至“解放”。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批判对他是很大的刺激。中国知识份子欢迎赫鲁晓夫的报告，共产党就不能容忍。毛泽东轻信北京市委谎报军情的报告，说北京大学被反革命控制，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等等。

15年徒刑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

亚  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根据毛泽东说的处置方式，对大学生中著名右派份子一般是“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您怎么后来又成了“反革命”，被判处15年徒刑？据说您的案件的处置，涉及到不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
林希翎：那一年在全市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林希翎也来了，对一些犯错误的青年，我们还是给出路，给他们分配工作。可是刘少奇、彭真那些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不一样，邓小平反右的时候是总书记，在内部讲话就中批判过我。刘少奇早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内参”中就批示：“极右反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我看的事情暴露后，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那里查问曹志雄。我打电话给曹治雄，约他在中山公园见最后一面，有些东西要还给她。他那时已经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与我见面的时候说，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谁在我边上？我说不知道，他说罗部长，他叫我出来见你。曹治雄被撤职，隔离审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胡耀邦。我被打成右派后，刘少奇在一次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集会上故意跑到人大队伍来问，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改造得怎样？一些宁左勿右的人纷纷回答：顽固份子，继续反党，态度特别不好。刘少奇不阴不阳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不阴不阳说了。第二天罗瑞卿就到人民大学去召开紧急党委会，说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了。把它交给我，我有办法对她实行强制改造。法律系总支书记高欣山连夜找我，脸色都白了，说这下完了（亚衣：这个人是好人。）是的，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处处遇到好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天已经黑了，一个人叫我，我说你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我说不可能，我的案子已经公布了，他说不要太天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还告诉我电话和地址，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多年来吴老的战友，一直为我鸣冤叫屈，谢觉哉也到监狱里面看过我。

亚  衣：我一直不忍心询问您当时者所受过哪些的痛苦——50年前的你正是风华正茂，与相爱的人准备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林希翎：这些事情，弹指一挥间。肉体的痛苦倒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他们把你孤立起来，许多人在孤立中垮了。对我来说，因为从小有一种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榜样深深印在心里。无知的群氓对耶稣扔石头，钉十字架；面对大多愚昧的群众，我早就做好了殉道者的思想准备，我经常将屈原的话写在墙上，本子上：举世浑浊唯我清；众人皆醉唯我醒。那时审讯的人常常把他们的罗部长挂在嘴边，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罗部长，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和生命就与罗瑞卿来一场豪赌，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让你们罗部长的暴力万能论彻底失败。我有很强的自信性。永远不在独裁者面前检讨认错。（亚衣：我发现几个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样板，比如彭文应，都是死不认错的。）

亚  衣：听说您被释放出来是因为毛泽东问道了您？
林希翎：是的。我被抓毛泽东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亚衣：毛泽东是真的不知道吗？）1973年毛泽东问起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林希翎在干什么，他好不好？吴德说不知道，要去查一查。后来告诉毛说林关在浙江。毛听了很生气，说关她干什么，他年轻，很能干，分配工作。就这样，圣旨下来了，中央电报到浙江省委，把我放了出来。我抓进去是秘密的，放出来也是秘密的，什么文件都没有。管我的那个监狱差不多要暴动了。因为监狱里的人平时叫我大右派，说我顽固到底，从来不认罪。监狱上下都知道我嚣张，经常把我作为反面教材。管监狱的人多次扬言，我刑期满了也不会放，即使监狱里的人都走光了，留下来看大门的还是我这个大右派。可是有一天有人来说程海果同志，把东西收拾一下准备走吧。我穿上了军装，准备上刑场。因为监狱里经常将我陪绑，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经常叫我去，我也从来没有想活着离开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看我往外跑，差一点要暴动。这个时候离我刑满也祇差两个多月时间。

不被改正的“右派活化石”

亚  衣：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全国代表性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份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复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5人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祇摘帽子。这5人是全国性的头面人物，您是大学生右派中不予改正的人物。据您所知，在一般百姓中像您这样未获改正的还有多少？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全国未被改正的右派有3000人。
林希翎：在北京所有大学的右派份子中，就剩我一个活标本。北京大学的全改正了，连得谭天荣，毛泽东曾经把他和我称作一对“金童玉女”的，也改正了。（亚衣：就是那个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毒草”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我看过他关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论说，很有见地。）

亚  衣：有一种说法，您的右派身份的没有得到改正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有关。胡耀邦明确主张对您改正，结果反而促使邓小平一类顽固份子坚持不改。
林希翎：197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5月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但是人大党委对我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同意给我改正的，是北京市委不同意。（亚衣：你认为祇是北京市委吗？恐怕是邓小平的意思吧。）当然。胡耀邦对我最暸解，他先后作了3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还在来信上写了“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很有人情味，却不符合邓大人的心意。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有心结，越是胡耀邦说要改正，邓小平越是不予改正；第二，邓小平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如果全部改正了，这个必要性从那里说起？总的留几个做样板。

亚  衣：您曾经给邓小平写过万言书，对他坚持的反右必要论进行了批评。
林希翎：我知道自己改正不了，但是不甘心，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单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的不计其数。１９６５年我患重病住院，一位张姓护士冒险为我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毛泽东的信，郭沫若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开除公职。10多年来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给她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然是右派。1980年我在北京一个朋友那里住一个星期，一口气写了给邓小平的信，直接送到耀邦夫人李昭那里，她骑自行车上班，中午吃饭啃一个馒头。我说李大姐，我不想麻烦耀邦了，请您想办法送到上去。后来听说，秘书对邓小平说林希翎给你写信了，要求改正。邓小平说，林希翎，就是要杀共产党的那个？不行。（亚衣：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杀共产党？这是给葛佩琦按的罪状，其实葛佩琦也没有说过。）葛佩琦倒最后还是平反了。

亚  衣：您现在不想平反了吧。
林希翎：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们打成右派是错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份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是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20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50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
亚  衣：1957年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你们的思想行为表示由衷的钦佩。
（未完待续）

5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4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就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问题向当权的共产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纪7、80年代中共大规模地对右派份子摘帽改正运动中，她又成了与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样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林希翎连续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洛杉矶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之后冒着酷暑来到纽约演讲。在《北京之春》编辑部，70高龄的林希翎女士与记者就感兴趣的问题作了长谈。

从“少年红色娘子军”到文艺评论家

亚  衣：许多人说您的演讲很成功。专制者总希望人们忘却历史，人民则努力与遗忘斗争。您曾经几次提到，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要唤起记忆，不忘历史，就不能忘记历史的主体——一个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在50年前被官方称为右派份子进攻——实际上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林希翎都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角色。让《北京之春》的读者完整地了解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请您先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包括家庭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学历向大家介绍一下。
林希翎：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所以取名为海果。我的父亲名叫程逸品，原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候与傅斯年他们在一起，后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抓捕学生领袖，我父亲就逃，一直逃到上海。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得英语，日语，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学院，当时世界语运动也是左派运动的一个部分。我舅舅林林也是作家、画家，是鲁迅的学生，柔石的好友。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我的舅舅和一批左翼作家。我的外公是清朝第一代大学生，母亲林静枝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受我舅舅影响，来到上海在产科学校读书，与左翼作家也有很多联系，还参加过共青团，搞学运两次被捕，被关在法租界。父母亲结婚的婚礼主持人还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

亚  衣：您曾经自称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后来怎么会到军队中去的呢？
林希翎：我是抗战之女。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日本攻占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逃难到浙江，后来居住在我外公的老家，温州温岭。父亲曾经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1948年离开了家庭。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供我读书，1949年共产党占领浙江，我正在温岭高中念书。县长到学校里来动员学生参军，我就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中文盲很多，我这样的中学生算是“女秀才”，在军队里我主要做文书工作，当教员，写文章，编剧本，后来还调到干部部组织科，负责写所有团以上干部的履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全是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入不了党、团。1953年，军队领导把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我是部队的排级干部，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亚衣：很多风云人物在风云时代的表现往往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据我所知，在您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感兴趣的却是文艺理论；您在全国因为右派而出名是在1957年，而早在1955年，您在《文艺报》上就发表了关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他们的创作方法关系的论文。
林希翎：我前面跟你讲过，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与母亲是作家有很大关系。我在1954年就写了你说的这篇文章，《文艺报》审查了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刚刚批评了压制小人物的官僚主义，所以他们对我的稿件也不敢随意处置。我在人大是科研小组的成员，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实际兴趣是整个人文科学。有一次学校请李希凡、蓝翎等人来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经济学家吴大昆教授也有一篇论文，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考察了明末的经济发展，经商呀，丝绸买卖呀。说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就造成了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人物的产生，才会追求自由和爱情。（亚衣：是不是写过把经济学研究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吴大昆？）是吧。吴大昆教授这种说法大概很符合唯物史观，我却不认同这样一种解释，就站起来发言，表示不同意。我说梁山泊、祝英台以及很多古典文学及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包括古老《诗经》里面的描述，说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人的本性。那种套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教条主义。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是人的天性。这个大观园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爱情故事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系。我发言完毕，蓝翎马上说这位法律系的女同学讲得很好，表示支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这么一来就很轰动。会议之后他们要我留下来。希望我去《人民日报》谈谈，写写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学术气氛很好，可以自由讨论，就是反胡风不好。

亚衣：顺便有一个小问题求证一下，有一种说法是，您是因为崇拜当时被毛泽东赞扬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改名为“林希翎”；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您在文艺评论中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使用了“林希翎”这个笔名。
林希翎：说我崇拜李希凡、蓝翎，而且作为我个人主义的一条罪状，全是瞎说。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是我的文章的初稿中写到的。我的文章首先是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我是在帮胡风。因为我当时觉得报纸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一批又一批材料，完全构不成反革命集团，最多祇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胡风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写真实，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多次以巴尔扎克为例，说那些社会主义之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虽然是旧的，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公论，为什么单单批判胡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胡风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而我的观点是一元论，不是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来说明问题，而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本身有存在矛盾，这个观点是我创造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一生所有的灾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文章很长，既批评了胡风，也点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亚衣：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我的文章说林、李、蓝的观点与胡风一致。文章被压了1年多，《文艺报》后来把文章直接送到林默涵那里审查，后来编辑部找我谈话，说可以发表，但主要讲自己观点，不要点别人（就是林、李、蓝）的名字。《文艺报》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让我看了一个星期，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我想我写了那么辛苦，总希望发表，但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又不甘心。我打电话给《文艺报》编辑侯金镜，后来又直接打电话给印刷厂，把文章署名改名为林希翎，把他们不让提的名字放在一起提出来。就这么恶作剧地开一个玩笑，开出了“林希翎”的大名。其实我还用过许多其它的笔名，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希翎这个笔名被载入史册。

向《共产党人》挑战，第一次自身维权

亚  衣：实际上在反右以前你已经是一个活跃份子了，这与当时的大气氛可能有关。
林希翎：我前面说过，除了反胡风不好，当时整个气氛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支持小人物是反对官僚权威，周恩来提出了知识份子“向科学进军”。团中央与文艺界关系也很好，和作家协会联合开了一个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我参加了评论组。胡耀邦、项南号召全国青年向苏联的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一个主人翁，向官僚主义开火的小姑娘（亚衣：这是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当时《中国青年》全文转载的）。那时《中国青年报》每一期都有“辣椒”副刊。专门揭露官僚主义。号召作家要干预生活，刘宾雁、王蒙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个背景，与苏联斯大林之后的变化很有关系。

亚  衣：你第一次受难是在反右前的１９５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提出商榷受到公开的攻击，据说当时还惊动了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林希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视。那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编辑部专论，谈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艺报》叫我写文章参加讨论，我就请了一个创作假，花一个星期写了3万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副标题是“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文章拿到学校科研部打印，我把文章交给科研部一个姓曹的干部，这个人后来成为北京市四人帮写作班子的一个笔杆子，当时他一看题目就火冒三丈，将稿子往地上一摔，说程海果，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用这么大的口气，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你算老几，谁给你出的主意？他不看文章的内容，就这样侮辱我，真是岂有此理，把我气哭了。我想，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刚刚说过不要压制小人物吗，我就写信给吴玉章校长，吴老决定将我的文章打印分发给学校各部门和社会上有关单位。吴老当时还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样一来，姓曹的干部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就化名“究真”，写了一篇东西送到《中国青年报》，咳，往事不堪回首，1956年6月1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记不了，《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还加配了丑化我的漫画，抽烟，喝酒。文章说我狂妄自大，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说我为了出名，崇拜李希凡、蓝翎，将名字改成了林希翎。前面提到的那个说法就是从这篇文章出来的。我看了文章，气得直哭，考试也不愿参加了。

亚  衣：《中国青年报》后来不是为您“平反”了吗？
林希翎：那时我刚刚学了《刑法》，知道了有诽谤罪，于是就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亚衣，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维权运动，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后来我的未婚夫，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告诉我，胡耀邦在飞机上看到这篇文章火冒八丈，让秘书立即把张黎群叫来（亚衣：就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在反右中被胡耀邦保了下来的那个？）是的。说怎们能够这样对待年轻学生，一棍子打死？人大校长吴老、聂真副校长也很恼火，说要追查这件事情。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当时在机关工作，后来成为作家的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对究真的文章作了批评。还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事实与教训——林希翎事件调查报告”，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但我看了之后不满意，这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的人为身什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为什么不向我公开道歉？于是我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是按照法律文书形式写的，被告是谁，原告是谁，有名有姓，由事实根据。引起强烈震撼，聂真批准打印了许多份分发各个单位，包括调查小组，学联和妇联。我又到外面打印社印了100多份，到处寄发。这是后来判我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说是诬衊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我一生的第一次维权运动。

亚  衣：胡耀邦找您谈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
林希翎：是的。那时胡耀邦约我去他家里谈谈，和我谈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请我吃饭，他的母亲和秘书一起吃饭。他还让我参观他家，说以前是李莲英住的。一直到下午3点，他一看表说糟了，中央开会过了时间，拔腿就跑。我们谈话非常随便。在我的观念里，没有把胡耀邦当作什么首长，我称他耀邦同志，没有叫他书记。我这个人很高傲，尊重真才实学，一般干部我也看不起。可是我发现这个干部居然很有学问。胡耀邦考我，马列主义那段话在什么文章里，我对答如流。连得在那本书的第几页都知道，他很吃惊。后来有一个题目他把我考倒了，胡耀邦问我有没有读过韩非子的作品？我说没有，老师没有教过。他认为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法学家，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我们当时的课程是学苏联的，有世界法律史，古罗马法，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有，就是没有韩非子的。这使得我对胡耀邦比较钦佩，我想他居然懂这么多。在谈话中我还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僵化提了意见。我说现在批评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大学没有星期日，星期天就是星期七。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2个小时时间，还要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做扔手拍游戏，这有什么意思？拿我这个学生来说，有那么多业余事情要做：课代表，系篮球队队员，校排球队队员，校乒乓球队队员，校乐队队员，要练球、练乐器，我还要看报纸。既然号召向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有个性，有棱角，为什么我有了一点个性就要这样对待我？也许我的谈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我说，你与耀邦同志说话怎么这样放肆？我们就认识了。我与很多高级干部交谈过，包括吴老吴玉章、谢觉哉，还有邓拓、张黎群等。

50天无冕之王：为苦难民众打抱不平

亚  衣：胡耀邦为您提供了一个做无冕之王的机会？
林希翎：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耀邦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对我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这么勇敢。我希望您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他说《中国青年报》文章的这件事我不要管了，包在他身上，为我彻底平反；还叫我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吓倒。那时正好要放暑假，他把张黎群找来，让我做《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与总编室主任陈棣，还有崔同华，一起到西北地区考察体验生活，写一些报告给下一次团代会罗毅同志提供一些材料。胡耀邦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说一言为定。后来我去了大西北，到陕西、甘肃，还去了玉门油矿，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下面的农民、工人这么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在北京生活，简直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把妹妹卖给一个老头抵债；在火车站，农民排队3天3夜买不到票。我问站长票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开后门了。我打电话到上级部门，他们保证2个星期内扩建候车室。我一路做记者，用这个无冕王冠到处打抱不平，反官僚主义。到了玉门油矿，那里的干部请我们吃小灶，我说我是学生，不要吃小灶，要到工人食堂去吃饭。食堂门口排队排得老长，因为风沙很大，工人的饭盒里有很多砂子。那里的工人经常罢工，逃跑。为什么？那些上海来支边的工人对我说，他们受了骗了。在上海动员工人支边的时候，说玉门是一个新兴的石油城，有花园，戏院，可以跳舞，连得洗衣服也不要水，祇要在汽油里面放一下，拿出了就干净了。共产党从来就是作假的，我听了这一些简直气愤极了。我后来要求到油矿的女子测量队去，这是全国的典型，报纸电台经常报道她们，队长还出国访问。开始油田的领导不同意，说那里非常艰苦。我说胡耀邦要我来体验生活，我不是来享受的，既然是先进单位，我就要更要去体验了。到了测量队之后我才发现，女子测量队中有30多个女工，竟然还有20多个男工人，因为这野外作业，许多工作女人是无法胜任的。每当外面的记者来采访，领导就让男工人呆在帐篷里睡觉。我认为这是制造假典型，无耻到极点。我在戈壁滩上呆了半个多月，骑骆驼，睡帐篷，早晚了冷得要死，中午太阳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测量队员要画图，连得一个墨镜都没有，工人个个眼睛血红，皮肤晒得漆黑，得胃病和妇女病的很多。如果要洗澡，得隔两个星期到玉门才能洗个澡。上面的慰问团一来，每个队员发一件跳舞服装，一起照相。我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看着姑娘们在戈壁滩上的生活，跟出了个主意，帮他们起草了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她们全体签名。我一回到北京就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还写了一篇文章“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引起了轰动。

亚  衣：你做的这些事情，看来都是为后来成为右派做的热身动作。
林希翎：不错，这也是我第二年成为右派的罪名之一。胡耀邦把信交给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马上命令解散女子测量队，把队员全部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姑娘们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可是反右的时候又叫她们揭发我怎么在油田煽风点火的。那次回到北京我还写了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喜相逢”，丁聪还配了一个漫画，登载1956年12月9号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不是反右，可能会拍电影。为了这个文章，邓拓还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历来以诚待人，和别人讲真话，别人也和我讲真话。我问邓拓《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多发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邓拓跟我说，海果啊，我们今天这里发了，明天海外马上转载。我给你看看海外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一篇香港报纸转载的《人民日报》讽刺公费医疗制度的文章。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一套。邓拓一肚子苦水都对我说：“你以为我这个社长好当？我呀，主席经常半夜三更把我叫过去，训我像训孙子似的。让我做检讨，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写，随便讲。”（亚衣：毛泽东曾经大发雷霆，斥责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我才明白等脱讲的真有道理。文化革命中揭发邓拓的罪行之一是“林希翎的亲密朋友”。

在阴谋与阳谋之中：六次演讲，三大罪状

亚  衣：您是1957年学生中的大右派举世闻名，不过，很多人对您如何成为右派知之不详。１９７９年７ 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您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您当年的三条罪状：第一是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据听过您演讲的人回忆，您当时风靡北大、人大的精彩演讲，首次说的是胡风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
林希翎：北大中文系的调干生刘秉彝是我在部队的战友，他邀请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觉得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北大有民主传统。5月23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关于胡风问题辩论会，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许多人上台发言，气氛非常激烈。本来我祇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宣布要我讲话，我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我是学法律的，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我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有人说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我就说了毛主席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关于社会主义，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甚至苏联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亚  衣：中共中央对胡风案件重新审理，对胡风平反是1980年，比您的质疑晚了23年；邓小平
提出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是在1979年至1980年，也比您迟了20多年。看来您的全部错误是，比这类中共伟大领袖们发现伟大思想早了20年。据说您当时得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来自您的恋人——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先生。
林希翎：那个时候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片断，感到很震撼，我还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中印证了一些情况。我在和曹治雄约会的时候问他知不知道秘密报告，他说当然知道，全文都看了。我那时没有看过全文，问曹借了带回学校去看，看到半夜，全身发抖。我没有想到我所崇拜的斯大林这么残暴，人们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难道明天这么黑暗？我就让好朋友同学分头抄这个报告。我在后来的演讲中把报告的内容说了出来。苏联有肃反扩大化，中国也有。这是鸣放中的重要问题。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很好，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睛。亲眼看到了这个秘密报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白流了。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祇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的罪行，在感情上觉得不可原谅。

亚  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5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作用。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幸运。毛泽东一直声称要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内根本出不了赫鲁晓夫，当然也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您有没有觉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赫鲁晓夫问题上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林希翎：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其实政治家也一样。斯大林压制过毛泽东，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使得毛泽东感到轻松甚至“解放”。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批判对他是很大的刺激。中国知识份子欢迎赫鲁晓夫的报告，共产党就不能容忍。毛泽东轻信北京市委谎报军情的报告，说北京大学被反革命控制，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等等。

15年徒刑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

亚  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根据毛泽东说的处置方式，对大学生中著名右派份子一般是“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您怎么后来又成了“反革命”，被判处15年徒刑？据说您的案件的处置，涉及到不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
林希翎：那一年在全市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林希翎也来了，对一些犯错误的青年，我们还是给出路，给他们分配工作。可是刘少奇、彭真那些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不一样，邓小平反右的时候是总书记，在内部讲话就中批判过我。刘少奇早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内参”中就批示：“极右反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我看的事情暴露后，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那里查问曹志雄。我打电话给曹治雄，约他在中山公园见最后一面，有些东西要还给她。他那时已经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与我见面的时候说，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谁在我边上？我说不知道，他说罗部长，他叫我出来见你。曹治雄被撤职，隔离审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胡耀邦。我被打成右派后，刘少奇在一次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集会上故意跑到人大队伍来问，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改造得怎样？一些宁左勿右的人纷纷回答：顽固份子，继续反党，态度特别不好。刘少奇不阴不阳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不阴不阳说了。第二天罗瑞卿就到人民大学去召开紧急党委会，说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了。把它交给我，我有办法对她实行强制改造。法律系总支书记高欣山连夜找我，脸色都白了，说这下完了（亚衣：这个人是好人。）是的，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处处遇到好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天已经黑了，一个人叫我，我说你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我说不可能，我的案子已经公布了，他说不要太天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还告诉我电话和地址，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多年来吴老的战友，一直为我鸣冤叫屈，谢觉哉也到监狱里面看过我。

亚  衣：我一直不忍心询问您当时者所受过哪些的痛苦——50年前的你正是风华正茂，与相爱的人准备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林希翎：这些事情，弹指一挥间。肉体的痛苦倒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他们把你孤立起来，许多人在孤立中垮了。对我来说，因为从小有一种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榜样深深印在心里。无知的群氓对耶稣扔石头，钉十字架；面对大多愚昧的群众，我早就做好了殉道者的思想准备，我经常将屈原的话写在墙上，本子上：举世浑浊唯我清；众人皆醉唯我醒。那时审讯的人常常把他们的罗部长挂在嘴边，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罗部长，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和生命就与罗瑞卿来一场豪赌，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让你们罗部长的暴力万能论彻底失败。我有很强的自信性。永远不在独裁者面前检讨认错。（亚衣：我发现几个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样板，比如彭文应，都是死不认错的。）

亚  衣：听说您被释放出来是因为毛泽东问道了您？
林希翎：是的。我被抓毛泽东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亚衣：毛泽东是真的不知道吗？）1973年毛泽东问起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林希翎在干什么，他好不好？吴德说不知道，要去查一查。后来告诉毛说林关在浙江。毛听了很生气，说关她干什么，他年轻，很能干，分配工作。就这样，圣旨下来了，中央电报到浙江省委，把我放了出来。我抓进去是秘密的，放出来也是秘密的，什么文件都没有。管我的那个监狱差不多要暴动了。因为监狱里的人平时叫我大右派，说我顽固到底，从来不认罪。监狱上下都知道我嚣张，经常把我作为反面教材。管监狱的人多次扬言，我刑期满了也不会放，即使监狱里的人都走光了，留下来看大门的还是我这个大右派。可是有一天有人来说程海果同志，把东西收拾一下准备走吧。我穿上了军装，准备上刑场。因为监狱里经常将我陪绑，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经常叫我去，我也从来没有想活着离开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看我往外跑，差一点要暴动。这个时候离我刑满也祇差两个多月时间。

不被改正的“右派活化石”

亚  衣：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全国代表性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份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复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5人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祇摘帽子。这5人是全国性的头面人物，您是大学生右派中不予改正的人物。据您所知，在一般百姓中像您这样未获改正的还有多少？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全国未被改正的右派有3000人。
林希翎：在北京所有大学的右派份子中，就剩我一个活标本。北京大学的全改正了，连得谭天荣，毛泽东曾经把他和我称作一对“金童玉女”的，也改正了。（亚衣：就是那个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毒草”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我看过他关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论说，很有见地。）

亚  衣：有一种说法，您的右派身份的没有得到改正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有关。胡耀邦明确主张对您改正，结果反而促使邓小平一类顽固份子坚持不改。
林希翎：197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5月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但是人大党委对我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同意给我改正的，是北京市委不同意。（亚衣：你认为祇是北京市委吗？恐怕是邓小平的意思吧。）当然。胡耀邦对我最暸解，他先后作了3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还在来信上写了“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很有人情味，却不符合邓大人的心意。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有心结，越是胡耀邦说要改正，邓小平越是不予改正；第二，邓小平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如果全部改正了，这个必要性从那里说起？总的留几个做样板。

亚  衣：您曾经给邓小平写过万言书，对他坚持的反右必要论进行了批评。
林希翎：我知道自己改正不了，但是不甘心，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单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的不计其数。１９６５年我患重病住院，一位张姓护士冒险为我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毛泽东的信，郭沫若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开除公职。10多年来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给她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然是右派。1980年我在北京一个朋友那里住一个星期，一口气写了给邓小平的信，直接送到耀邦夫人李昭那里，她骑自行车上班，中午吃饭啃一个馒头。我说李大姐，我不想麻烦耀邦了，请您想办法送到上去。后来听说，秘书对邓小平说林希翎给你写信了，要求改正。邓小平说，林希翎，就是要杀共产党的那个？不行。（亚衣：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杀共产党？这是给葛佩琦按的罪状，其实葛佩琦也没有说过。）葛佩琦倒最后还是平反了。

亚  衣：您现在不想平反了吧。
林希翎：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们打成右派是错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份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是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20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50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
亚  衣：1957年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你们的思想行为表示由衷的钦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