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检法机构出现一系列混乱局面，根源是对公民和官员都没有最基本的法治教育。
最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正式会议上指出，今年四月一日《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执行后，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增加而经费保障水平下降，要坚决纠正法院、检察院自己找经费、搞创收、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等损害司法公正的做法，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保障法院、检察院的必需经费。
在此之前，还看到中国被多次报道的一个现象，就是公安办案也需要提前收费。例如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前来报案，偷盗受害者前来报案，警察调查和行动之前，经常要求受害者先交调查费，去外地调查经常带著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对警察一路包吃包住包旅费。执法人“创收”创到受害人头上，成为奇观。
法院、检察院的司法制度来自西方文化。究其源头，在西方司法制度中，这是两个不同的政府分支。警察、检察部门归属政府的行政分支，法院是司法分支。检察官是公诉人。他是在代表“公”，也就是代表社会，在刑事案件中起诉嫌疑人。警察代表社会执法。独立的法官审理判案，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对他们经费来源的进一步追究，也就牵出西方文化中政府概念的来源。人类形成社会，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于是，大家达成契约，每个人都出力，筹集充分资金，即纳税，来养活一些专职为大家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来做维护秩序的事。这就是政府和它的官员们的来历，也是公仆一说的来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常识。
在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中，有一系列对刑事案件嫌疑人的保护措施，原因之一，是刑事判决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必须慎之又慎；而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公诉机构代表政府，享有几乎无尽的资源，因为社会以税收充分保障法院、检察院、警察局的经费，这是保障社会对治安的基本需求，就像国家必须养军队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在中国今天犯罪率极高的状况下，要说是法律系统经费不足，需要自己创收，就像面临敌侵略，说是军费不足，要军队自己创收维持，状况是一样危险和荒诞不经的。
税收钱财也是来自于民间，可是，通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分配，钱的性质是“公众委托”，他们的工资和工作开销，社会以税收方式预先支付。也就是一条原则不变：警察、公诉人和法官是社会公仆，是社会利益的代表，检察官法官和被告辩护律师有本质不同，辩护律师是当事人的私人雇员，是被告私人利益的代表，检察官和法官断断不是。那么，钱不怎么办？假如税收不足以维护一个现行法律体系，可以经过公众代表协商，达成新的契约，立法赋予检察官自由裁定权，由他挑选一些对社会伤害不大的案件，不进入司法程序，以降低社会成本，或者立法提高税收。而不应该是正当经费来源被阻断，迫使检察院法院违背基本原则，和当事人搅在一起，接受私人钱财。检察官和法官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和收受贿赂几乎无法分清。如此“三同”之后，公众还如何指望“公仆”秉公办案？
政府机构出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混乱局面，原因当然并非今天的中国是个穷国，税收低到连警察、检察院和法院都养不起，混乱的根源还是在于认识的混乱。我们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时候，总是把它当作“器物”来看待，还是清朝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头痛医头，痛医，将具体做法鸡零狗碎地一段段分别学来，能用就用一点，不喜欢的就弃之一旁，更不去深究这套制度究竟如何形成，其背后的思想体系究竟是什么。对公民和官员都没有做最基本的法治教育。
中国模糊了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来源之基本概念，使得司法体系从上端开始就常常面目不清。所以，最高检察院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讲话中，常常第一句就要调检察院和法院是在政党的领导之下。不仅党政不分，党法也不分。直到今天，中国官员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承办赖昌星远华海关贪渎大案时向上汇报，我们特殊处理，不全法办，上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就不全办了。说的、听的都很自然也很坦然，似乎理应如此。
我们也经常听到调“中国不搞西方三权分立”的说法，而且调到专横的地步。就是不管它有没有道理，我们认定因为它是“西方的”，我们就“不搞这一套”。而决定“搞”，还是“不搞”，发言权和决定权都不在民众那里。法治的基本思想在最起端就已经丢失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混乱当然不奇怪。若在三权分立原则下，检察院和法院都是独立的政府分支，不可以有非法的相互干扰和纠葛，当然更不可能和当事人搅在一起。
对基层法律机构的监督、对官员的道德监督，都必须有一条清晰界限。划出界限必须有坚实的法理依据。整顿基层，还要正本清源，从纠正问题的根源做起。
■ 林达：旅美作家。作品有《带一本书去巴黎》、《总统是靠不住的》等，新著《西班牙旅行笔记》（台湾版名为《西班牙像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