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已有好些日子未去许良英先生家了。原因是，他不赞成我身陷物理学研究的黑洞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而我也有倔脾气，既然已经走了90里，也就听不进别人的规劝，非要执拗地把最后10里路走完。8月28日我终于去见许先生，随身带去三篇关于左右对称问题的物理学论文，及7月底完成的《与“左派”过招  和谢老商榷》一文。我告诉许先生，我的物理学研究已经鸣金收兵，剩下要做的，是尽快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我对许先生坦言，如果我的论文能够公诸于世，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主张的“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不再对称”，就悬了。

我承认，在许先生面前这么说话，多少是有点狂了。但是，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通过谦卑的推理和论证，我的结论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我相信许先生完全听清楚了我的话，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我心里明白，他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这个物理学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推翻50年前经李、杨和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所确认的结论？

表过物理学之事，我开始介绍《和谢老商榷》一文。这时，87岁高龄的许先生马上变得神情专注，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他说，早在1988年11月“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违背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接着他尖锐批评了辛子陵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认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几个重要论断均与历史事实不符。许先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后，曾经通读过39卷本《马恩全集》，这次经过重新考证，他得到的结论是：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抛弃过共产主义口号，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2、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3、当代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种改进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主义。

我对许先生说，我读过4卷本《马恩选集》，我赞同他的四点结论，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共产主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听我言罢，许先生笑着说，既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可以省点精力，你的文章（指《和谢老商榷》一文）就没必要读了。

时近中午，许先生要下厨房做他的拿手快餐——馄饨、江米团子、菜蔬一锅烩，留我吃中饭。我没有忘记去年跟他小儿子许平说过的话：你父亲做的乱炖饭，我只能吃一次。于是，我赶紧说，我的口味与你不一样，我回家去吃。临走时，我很认真地告诉许先生，由于自己对物理学研究的沉湎，而把一件早就想做的事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就是：好好地批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

长久以来，我注意到一个基本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遭到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和十分有力的证伪，甚至连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们也都无奈地承认，马克思在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均已过时了。但很有点不同的是，就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却总感到有些话并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批得的确不够到位，“棋没有走干净”。与此相呼应，就是马克思的信徒们，例如李成瑞、马宾等170位“左派”们，还依然相当心安地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宝贝和护身符。甚至民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曾对我说，唯物史观还真有道理，经得起推敲。不过，我直觉地相信，既然马克思那么多斩钉截铁的断言都被证伪了，他赖以作出断言的基本原理就一定存在致命的硬伤；只要把硬伤找准了，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里，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唯物史观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作出的两项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对恩格斯的话不敢有半点怀疑和不敬就不去说了，中国民间的一些学者，甚至个别异议人士，又是怎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呢？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登峰造极的恭维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生产过程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原理的提出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见过会吹捧的，但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

人类理性的重度迷误

大家知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的，被称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被称为唯物主义。坦率地讲，我至今依然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的出现、当然也就先于人的意识的出现而存在，因此它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并不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一见解，对我仍然很有说服力。

然而，我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却早就心存狐疑。经过一番沉思、解析和积淀之后，我更是认为，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传播，完全说得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重度迷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社会存在”来指称社会的经济状况，用“社会意识”来指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然而我发现，当马克思将“存在决定意识”套用于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断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他并没有作出以下论证：1、在社会存在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或者，2、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它对人的经济活动是全然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却看到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述，即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可不能小觑马克思的这个补充论述。马克思的本意，当然是为了补台，为了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这一补充论述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大的拆台；它在不经意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只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作用，它也就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和构建，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存在就不能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社会意识的；因而也就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说实话，在三言两语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纸老虎品性就已赫然裸露，它的“基本原理”就已岌岌可危，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暗暗吃惊。为了逃避最后的证伪，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唯一可做的，是尝试进行以下的辩解：在人类元初的经济活动中，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因而人类最初的经济状况是在与社会意识无关的情况下先行生成的；而人类最早的社会意识，则是在已有的人类最初经济状况（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就出来了嘛。不过我认为，即便这一辩解能够成立，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表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适用的。而过了那个十分短命的阶段，当社会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了，“闪耀真理之光”的历史唯物主义火炬也就熄灭了。这样，没辙的人们不是还得告别马克思，在黑暗中自己打着灯笼，再去另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我猜想，马克思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的那一天起，紧着往好里说，它也就一直处于十分可怜的、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状态之中：充其量只在一个无穷小时段之中才能成立。我愿意相信，不是出于利令智昏，而是出于理性迷误，“学者”马克思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宣称，在整个人类史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更为可悲的是，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们，或出于理性的迷误，或出于别的考量，一百多年来都只是重复其祖师爷的论断，恐怕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实在是一件很唯心的事。

给出我最后的轻轻一击

现在，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最后的轻轻一击，即论证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不可能是毫无社会意识的。

首先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但是，关于人这个物种，我们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是能够自觉思维，能够运用符号进行交流，能够使用工具并能建立复杂社会组织的物种。人类最早建立的社会——旧石器时代社会，就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的群体组成的自创生、自组织系统。那个时代的小规模游牧部落（氏族），既靠狩猎和采集，同时也靠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来实现自我维持。不能设想，人类的元初社会只有社会存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能设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心灵一片荒芜、只会干活的机器。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至此不难明白，说处于元初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意识，或说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没有社会意识，其实是很荒唐的。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而先行出现，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必定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乃压根儿不能成立。

这一观点的另一种等价表述是：即使在历史的出发点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政治、文化的真空中，或在政治、文化的功能被麻痹、被冰冻、被屏蔽的状态下进行或形成。从元初态开始，人们在解决吃、穿、住、行中，就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内禀地参乎其中，并分分秒秒、无孔不入地起着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先行存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就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就不是什么基础，政治和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

除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决定”，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很明显，依据同样的思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决定”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一句话，人们在生产中发生关系。我在这是只要加上一句：人们在关系中进行生产，被马克思的片面论述所扭曲的事物本来面目，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了。可以肯定，哪怕一直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也不可能在无关系中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只能是处在某种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孤立子。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时候，人们都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进行生产；任何时候，生产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产关系而先行存在，并因此“决定”生产关系。顺理成章地，那些言之凿凿、很有底气的马克思主义断言，如“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和“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等，也就立马崩塌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我作出上述论证之前，我早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而去追问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我所敬重的宗凤鸣先生在他刚定稿的新书（《心灵之旅》，待出版）中，就明确追问道：“生产力所以能迅速发展，其动力是什么？”，宗老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自然需求。看来，这是他认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再来看一看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背离马克思的经典教义的。大家知道，中共就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上述答案中可知，中共认为是人的“需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是比生产力更为革命的因素，是决定生产力的东西。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还真不怎么样，连信誓旦旦皈依马列的人，包括死了以后愣不去见老子、孔子，也不去见自家谱系中的老祖宗，而非要去见德国佬马克思的人，只要稍有一些理性的回归，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弃之一旁，并惬意地滑向修正主义，以另一种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

不过，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固然有致命的硬伤，人的需求决定论恐怕也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和生产力状况是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新的需求的出现和激励，一些人类部落可以数以万年计地保持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不变，过着极为简陋的生活。这种情况似乎支持需求决定论。然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需求与生产力状况完全无关。比如，200年前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对电脑的需求。这就表明，人的需求虽然具有突发性、创造性和不可预见性，但是，这种“三性”是在随生产力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大景观下呈现出来的。

同样，我虽然釜底抽薪，根本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决定重要思想”，但却并不认为反过来的“三个决定”就是对的，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政治或文化决定经济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对的。我的看法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从来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

来自波普和哈贝马斯的批判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这次迟到的评点之前，我重读了二十世纪思想大家波普（K·Popper）和哈贝马斯（Habermas）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评述。在半个世纪以前，波普在他的两部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波普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认为，这种经济主义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说，社会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由此他明确地断言，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知识比经济作用更大。

波普把所谓国家是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点辛辣地称为“政治无能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政治无能论，认为政治可以决定经济，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起着基本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说，政治力量是维护经济的关键，不是经济力量统治政治力量，恰恰相反，而是政治力量控制和制服经济力量。

应当说，波普的上述批判爽脆犀利，不乏睿智。不过，他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和政治决定经济的“经济无能论”，在我看来同样失之偏颇，难以成立。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唯物史观在经受他的猛烈批判之后，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侥幸存活至今。

哈贝马斯于1976年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者在书的导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总体评价。哈贝马斯的批判锋芒首先直指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认为，一是单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二是社会学习机制的进化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难看出，哈氏的这种见解类似于波普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

针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哈贝马斯也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和我从根子上对这种区分所作的彻底否定不同，他认为，这对范畴用以解释马克思身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现象，是正确的。而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这对范畴并不成立。我觉得，哈贝马斯比波普更为可取的地方是，他没有像波普那样，在气势逼人地狠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之后，反过来过一把“片面的深刻”之瘾，干脆主张“政治决定经济”，而是走出了颇有见地的一步：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谓社会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行为的一般结构、人们的世界观结构、以及人们的法律制度结构和道德约束机制三方面的相互适应，即行为层次、观念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相互适应。哈贝马斯主张，社会一体化进化的根本动因，则是人类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

显然，哈贝马斯不是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虽然并非完全到位、但却相当有力的否定。

今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评点，以平实的论证对其进行了冷峻而无情的证伪。我相信，在理性光芒的烛照下，人们迟早会达成明确的共识，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谬说，而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唯物史观的提出，完全是人类理性的迷误，而决不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

2007年9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27日上网，9月30日和10月1日分两次将全文播出）

引子

已有好些日子未去许良英先生家了。原因是，他不赞成我身陷物理学研究的黑洞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而我也有倔脾气，既然已经走了90里，也就听不进别人的规劝，非要执拗地把最后10里路走完。8月28日我终于去见许先生，随身带去三篇关于左右对称问题的物理学论文，及7月底完成的《与“左派”过招  和谢老商榷》一文。我告诉许先生，我的物理学研究已经鸣金收兵，剩下要做的，是尽快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我对许先生坦言，如果我的论文能够公诸于世，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主张的“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不再对称”，就悬了。

我承认，在许先生面前这么说话，多少是有点狂了。但是，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通过谦卑的推理和论证，我的结论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我相信许先生完全听清楚了我的话，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我心里明白，他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这个物理学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推翻50年前经李、杨和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所确认的结论？

表过物理学之事，我开始介绍《和谢老商榷》一文。这时，87岁高龄的许先生马上变得神情专注，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他说，早在1988年11月“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违背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接着他尖锐批评了辛子陵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认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几个重要论断均与历史事实不符。许先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后，曾经通读过39卷本《马恩全集》，这次经过重新考证，他得到的结论是：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抛弃过共产主义口号，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2、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3、当代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种改进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主义。

我对许先生说，我读过4卷本《马恩选集》，我赞同他的四点结论，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共产主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听我言罢，许先生笑着说，既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可以省点精力，你的文章（指《和谢老商榷》一文）就没必要读了。

时近中午，许先生要下厨房做他的拿手快餐——馄饨、江米团子、菜蔬一锅烩，留我吃中饭。我没有忘记去年跟他小儿子许平说过的话：你父亲做的乱炖饭，我只能吃一次。于是，我赶紧说，我的口味与你不一样，我回家去吃。临走时，我很认真地告诉许先生，由于自己对物理学研究的沉湎，而把一件早就想做的事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就是：好好地批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

长久以来，我注意到一个基本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遭到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和十分有力的证伪，甚至连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们也都无奈地承认，马克思在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均已过时了。但很有点不同的是，就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却总感到有些话并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批得的确不够到位，“棋没有走干净”。与此相呼应，就是马克思的信徒们，例如李成瑞、马宾等170位“左派”们，还依然相当心安地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宝贝和护身符。甚至民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曾对我说，唯物史观还真有道理，经得起推敲。不过，我直觉地相信，既然马克思那么多斩钉截铁的断言都被证伪了，他赖以作出断言的基本原理就一定存在致命的硬伤；只要把硬伤找准了，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里，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唯物史观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作出的两项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对恩格斯的话不敢有半点怀疑和不敬就不去说了，中国民间的一些学者，甚至个别异议人士，又是怎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呢？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登峰造极的恭维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生产过程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原理的提出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见过会吹捧的，但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

人类理性的重度迷误

大家知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的，被称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被称为唯物主义。坦率地讲，我至今依然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的出现、当然也就先于人的意识的出现而存在，因此它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并不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一见解，对我仍然很有说服力。

然而，我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却早就心存狐疑。经过一番沉思、解析和积淀之后，我更是认为，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传播，完全说得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重度迷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社会存在”来指称社会的经济状况，用“社会意识”来指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然而我发现，当马克思将“存在决定意识”套用于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断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他并没有作出以下论证：1、在社会存在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或者，2、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它对人的经济活动是全然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却看到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述，即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可不能小觑马克思的这个补充论述。马克思的本意，当然是为了补台，为了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这一补充论述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大的拆台；它在不经意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只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作用，它也就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和构建，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存在就不能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社会意识的；因而也就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说实话，在三言两语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纸老虎品性就已赫然裸露，它的“基本原理”就已岌岌可危，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暗暗吃惊。为了逃避最后的证伪，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唯一可做的，是尝试进行以下的辩解：在人类元初的经济活动中，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因而人类最初的经济状况是在与社会意识无关的情况下先行生成的；而人类最早的社会意识，则是在已有的人类最初经济状况（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就出来了嘛。不过我认为，即便这一辩解能够成立，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表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适用的。而过了那个十分短命的阶段，当社会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了，“闪耀真理之光”的历史唯物主义火炬也就熄灭了。这样，没辙的人们不是还得告别马克思，在黑暗中自己打着灯笼，再去另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我猜想，马克思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的那一天起，紧着往好里说，它也就一直处于十分可怜的、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状态之中：充其量只在一个无穷小时段之中才能成立。我愿意相信，不是出于利令智昏，而是出于理性迷误，“学者”马克思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宣称，在整个人类史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更为可悲的是，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们，或出于理性的迷误，或出于别的考量，一百多年来都只是重复其祖师爷的论断，恐怕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实在是一件很唯心的事。

给出我最后的轻轻一击

现在，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最后的轻轻一击，即论证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不可能是毫无社会意识的。

首先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但是，关于人这个物种，我们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是能够自觉思维，能够运用符号进行交流，能够使用工具并能建立复杂社会组织的物种。人类最早建立的社会——旧石器时代社会，就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的群体组成的自创生、自组织系统。那个时代的小规模游牧部落（氏族），既靠狩猎和采集，同时也靠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来实现自我维持。不能设想，人类的元初社会只有社会存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能设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心灵一片荒芜、只会干活的机器。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至此不难明白，说处于元初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意识，或说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没有社会意识，其实是很荒唐的。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而先行出现，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必定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乃压根儿不能成立。

这一观点的另一种等价表述是：即使在历史的出发点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政治、文化的真空中，或在政治、文化的功能被麻痹、被冰冻、被屏蔽的状态下进行或形成。从元初态开始，人们在解决吃、穿、住、行中，就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内禀地参乎其中，并分分秒秒、无孔不入地起着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先行存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就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就不是什么基础，政治和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

除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决定”，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很明显，依据同样的思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决定”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一句话，人们在生产中发生关系。我在这是只要加上一句：人们在关系中进行生产，被马克思的片面论述所扭曲的事物本来面目，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了。可以肯定，哪怕一直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也不可能在无关系中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只能是处在某种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孤立子。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时候，人们都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进行生产；任何时候，生产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产关系而先行存在，并因此“决定”生产关系。顺理成章地，那些言之凿凿、很有底气的马克思主义断言，如“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和“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等，也就立马崩塌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我作出上述论证之前，我早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而去追问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我所敬重的宗凤鸣先生在他刚定稿的新书（《心灵之旅》，待出版）中，就明确追问道：“生产力所以能迅速发展，其动力是什么？”，宗老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自然需求。看来，这是他认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再来看一看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背离马克思的经典教义的。大家知道，中共就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上述答案中可知，中共认为是人的“需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是比生产力更为革命的因素，是决定生产力的东西。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还真不怎么样，连信誓旦旦皈依马列的人，包括死了以后愣不去见老子、孔子，也不去见自家谱系中的老祖宗，而非要去见德国佬马克思的人，只要稍有一些理性的回归，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弃之一旁，并惬意地滑向修正主义，以另一种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

不过，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固然有致命的硬伤，人的需求决定论恐怕也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和生产力状况是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新的需求的出现和激励，一些人类部落可以数以万年计地保持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不变，过着极为简陋的生活。这种情况似乎支持需求决定论。然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需求与生产力状况完全无关。比如，200年前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对电脑的需求。这就表明，人的需求虽然具有突发性、创造性和不可预见性，但是，这种“三性”是在随生产力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大景观下呈现出来的。

同样，我虽然釜底抽薪，根本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决定重要思想”，但却并不认为反过来的“三个决定”就是对的，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政治或文化决定经济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对的。我的看法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从来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

来自波普和哈贝马斯的批判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这次迟到的评点之前，我重读了二十世纪思想大家波普（K·Popper）和哈贝马斯（Habermas）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评述。在半个世纪以前，波普在他的两部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波普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认为，这种经济主义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说，社会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由此他明确地断言，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知识比经济作用更大。

波普把所谓国家是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点辛辣地称为“政治无能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政治无能论，认为政治可以决定经济，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起着基本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说，政治力量是维护经济的关键，不是经济力量统治政治力量，恰恰相反，而是政治力量控制和制服经济力量。

应当说，波普的上述批判爽脆犀利，不乏睿智。不过，他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和政治决定经济的“经济无能论”，在我看来同样失之偏颇，难以成立。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唯物史观在经受他的猛烈批判之后，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侥幸存活至今。

哈贝马斯于1976年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者在书的导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总体评价。哈贝马斯的批判锋芒首先直指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认为，一是单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二是社会学习机制的进化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难看出，哈氏的这种见解类似于波普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

针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哈贝马斯也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和我从根子上对这种区分所作的彻底否定不同，他认为，这对范畴用以解释马克思身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现象，是正确的。而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这对范畴并不成立。我觉得，哈贝马斯比波普更为可取的地方是，他没有像波普那样，在气势逼人地狠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之后，反过来过一把“片面的深刻”之瘾，干脆主张“政治决定经济”，而是走出了颇有见地的一步：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谓社会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行为的一般结构、人们的世界观结构、以及人们的法律制度结构和道德约束机制三方面的相互适应，即行为层次、观念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相互适应。哈贝马斯主张，社会一体化进化的根本动因，则是人类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

显然，哈贝马斯不是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虽然并非完全到位、但却相当有力的否定。

今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评点，以平实的论证对其进行了冷峻而无情的证伪。我相信，在理性光芒的烛照下，人们迟早会达成明确的共识，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谬说，而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唯物史观的提出，完全是人类理性的迷误，而决不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

2007年9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27日上网，9月30日和10月1日分两次将全文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