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以后，我虽然居住在北京，但很少去北大。最近几年来，北大不断扮演若干丑闻的主角，北大头上的“神光圈”日渐消退，人们对北大的敬意也越来越少。北大的精神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北大的校园却是“常为新”的，我住过的三十八楼早已拆完建成新的了，其他的“老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少。每去一次，看到校园里种种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我都颇为伤感。这是一个建筑比人强的时代。青春的甜蜜与苦涩都成为冬日的窗花，成为记忆的草蔓，成为挥手告别的云彩。尽管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里，北大已然渐渐陷入低潮，但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纯真与浪漫，如同薪火燃尽之后隐藏在灰烬底下的余热，尚能温暖我的心扉。
在那七年的时光里，我每天从宿舍去图书馆和教室，必然经过三角地。每当经过三角地的时候，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便会下意识地放慢，看看布告栏上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学者来讲演，有什么新书的预告，有什么社团的活动。有时甚至特意骑车去三角地看看，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那些或美或丑的字体，是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去听了哲学家陈鼓应的演讲，与陈先生有多次交谈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认识了学海社、时事社等诸多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虽然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但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让我眼界大开，知识面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知道了北大周围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枫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好去处，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第二个图书馆”。记得我的新书出版之后，我也请一位书法好的室友，帮助书写了几张大广告，跑到三角地去贴出来。还真有其他系科的同学看到了消息，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跟我联系、讨论和买书，萧瀚、杨子立等朋友，就是通过三角地认识的，他们是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三角地，我的大学时光不知道会贫乏多少；如果没有三角地，北大的魅力不知道要减少多少！尽管九十年代的三角地比其八十年代的三角地来，已经平平淡淡了许多。流风余韵，依旧荡漾心头。
后来，当我毕业之后回到北大的时候，一次次地发现三角地广告栏的“有效信息”变得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是“新东方”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广告。难道这就是北大的全部吗？北大什么时候沦为“留美预备班”了？这不是三角地的错误，也不是这一代学生的错误。还没有细细品味青春时代的青涩滋味，便过早地成熟了、烂熟了，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再后来，传出了校方突然下令拆除三角地的消息，大部分的北大学生对此麻木不仁，三角地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三角地的吸引力降低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三角地真的没有了，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如同记忆被粗暴地斩断了一般。在三角地被拆除的第四天，《南方周末》在一篇不温不火的报道中描述道：“两名电焊工正给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绿地安装铁栅栏，焊接枪的火花沿着绿地外围，一截截齐整地吞噬前方一道约五公分深的泥沟。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子公告牌。……来往赶早自习的学生，在电火光的烟雾与滋滋声中，下意识加快脚步。”
三角地被拆除，外间的反应似乎比校内的学生还要强烈。对于拆除三角地的决定，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说：因为北大明年有奥运赛事，今年年底有奥运测试赛，当然要对校园进行一些整治整顿。“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广告牌，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拆除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他强调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我去过的国内外的大学，大概没有许校长多，但我所看到景象却跟许校长有所不同。许校长去世界名校，大概只是到富丽堂皇的报告厅作演讲，根本没有深入学生们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我却特意到过欧美诸多名校的学生生活区域，发现了许多比三角地更“乱”的地方。对于大学来说，“乱”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乱”表明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活动丰富、生气勃勃，在一张张龙飞凤舞的张贴甚至涂鸦的背后，说不定隐藏着充满奇思异想的、未来的比尔•盖茨呢。大学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队、不是集中营，不能将大学校园整饬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一尘不染的。看来，许校长虽然职掌北大之牛耳多年，其实并未洞悉大学之真谛，治北大宛如治幼儿园，能让北大重新焕发蔡元培时代的荣光吗？
北大有一个编制超级庞大的“保卫部”。此次拆除三角地，该部门也是“相关单位”之一。据《南方周末》刊登的那篇报道透露，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这又是一个让人纳闷的“政策”：校团委管理和发布所有社团信息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共青团组织与其他北大社团一样，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凭什么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而成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管部门”呢？一旦通过电子信息屏发布的信息经过了审查、筛选和修改，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便不再全面和准确，而成为“二手信息”。这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然是祸非福。
北大不仅失去了三角地，而且还在同步清理“旁听生”。据报道，从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北大计划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校方要求全体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或校园卡前往教学楼上课。无学生证或校园卡，将不能进入教学楼。这一举措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实，此前北大已经实行了若干“精致化管理”的方法，如在每栋学生宿舍门口安装严密的门禁系统，学生必须凭电子卡片才能进入，非本楼的学生要想进入，得有本楼的学生接答之后开门。另外，各个学生食堂也限定非本校人员、无特殊的师生专用的电子饭卡则不能就餐。有些食堂对外来人员前来就餐加收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务费”。这些措施因为是北大校方的“内部管理方法”，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大的学术水平在全球究竟排名第几，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北大此种“军事化管理”方法堪称世界第一。此次清理旁听生事件，因为涉及到对北大传统的割裂，以及北大作为公立大学的社会职责等关键因素，引了起知识界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三角地的北大是残缺的北大，没有旁听生的北大更是残缺的北大。在北大的历史上，若干旁听生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并不亚于正式注册的学生。因此，北大始终都对旁听生“网开一面”，在大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赶尽杀绝”。如今，北大试图关上校门，非正式学生不得听讲，真的是为了保障正式学生的权益吗？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在各界隆重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缅怀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的时刻，北大偏偏抛弃自身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公共化、信息技术席卷大学校园的今天，北大偏偏重新走向“闭关锁校”的回头路，实在让人遗憾，让人迷惑。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结识过不少的旁听生。他们对北大充满了向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北大的学籍，遂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北大附近，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辞去了很好的工作，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每天啃着馒头白菜，却乐此不疲；也有人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最早赶到教室，却最迟离开。他们的存在，是对许多拥有正式学籍的学子的激励。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著书立说，让正统出身的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蔡元培校长所张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处的“包”，当然是将旁听生也包括在内。在北大历史上，还真有正式学生不满于学制的限制，自愿转为旁听生的例子。一九二三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为“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如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四十二部，译著两部，论文一百余篇，其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赞誉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当朱谦之等人宣布放弃北大文凭和学籍，自愿降格为“旁听生”的时候，北大校方宽容待之，让他们继续享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可以说，在朱谦之等人当学生期间，如果没有此类“异想天开”，便没有他们日后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北大校方的宽容，也就没有朱谦之等人日后的卓越成就。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是朱谦之等人的故事放在今天的北大，他们必定立即失去学生证、图书证、饭卡以及其他种种证件。于是，他们连宿舍、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和浴室都进不去，还能读到什么书、听到什么课、做出什么学问来呢？
今天的北大校方完全漠视北大的传统，肆意扭曲北大的精神，一手拆毁三角地，一手驱逐旁听生，还美其名曰“美化校园”、“清理门户”。殊不知，这些做法乃是自毁长城。对此，傅国涌追问说：“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只有重建北大三角地亮丽的风景、重新向旁听生敞开大门，北大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不知北大校方愿意听取一名北大校友真诚的建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