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与作家们交谈

 

中共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书令年年有，以往并未引发舆论抗议浪潮。然而，由于章诒和先生的公开抗议，今年却掀起声援章诒和、抗议禁书令的民间热潮。

今年1月11日，在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宣布对八本书的禁止令。被禁书之一《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先生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和态度》，维护被新闻出版总署践踏的基本人权，抗议邬书林“因人废书”的违法行径。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引起广泛的共鸣，禁书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海外各大媒体纷纷及时报道跟进，港台媒体尤为关注；国内外的作家、学者、律师、专业人士、民营书商以及广大读者和网友，包括许多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批评章诒和作品的左派人士，纷纷加入声援章先生的行列；国内一些论坛冒险开辟园地供网友讨论，人们踊跃撰文、留言，仅仅三天，有关禁书事件和章诒和声明的点击率高达十万以上，表现出中国民间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共识。

这八本被禁的书分别为：《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表现非典期间的良知与犬儒、道义与功利、爱情与背叛的长篇小说《如焉》，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发表，至今已经有10天了，“禁书”依然是媒体和网友讨论的热点。看来，一场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维护公民权利呼声将长期大声疾呼下去。

“禁书”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是世界上“禁书”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也恰恰证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被打压的地位，书籍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统治者的需要，作家要么成为专制的对象，要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正告邬书林所指出的，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

随着海内外舆论对中共当局“禁书”谴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原本在个别论坛上的讨论空间，在当局的压力下开始纷纷关闭。如果你再打开凯迪网络，查找“章诒和”、“沙叶新”关键词，已经没有了帖子。BBS上的空间也被扼杀了，遑论报刊杂志影视了？！一直跟进关注“禁书”的北京律师浦志强先生感慨写道：

下午打开博客，就见管理员发文：“尊敬的用户您好，您上传的文章《章诒和的书被禁，每个中国人的尊严也被侵犯了》不符合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要求，因此不能发表，请您谅解。”时间为2007年1月26日10时36分

这般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凯迪社区上这篇文章177个跟帖后，先是被锁，然后也被删除。和此次“禁书”事件有关的帖子全都“消失”。不要怪和迅、凯迪的编辑，他们要不删文，总有一天会沦落到“世纪中国”的下场。

浦志强律师接着说，可是删了又怎样？删了文章还可以再写，思想是永远也禁止不了的。有关人士的行为，好比中世纪的教会以为烧死布鲁诺就能禁掉“日心说”，从而让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荒谬；好比秦始皇杀光儒生就以为全天下的人就不读书一样荒谬。几千年有多少禁书？有多少文章被禁？最终人类还是要从野蛮时代发展到现代文明。

我相信，虽然论坛上已经无法再看到网友们对“禁书”的议论，但人们将对此更加愤怒。大国崛起不能是强权崛起，“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禁书”和限制言论自由上，迎接奥运难道就是让中国人民封口吗？

本周新闻聚焦将摘录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和海外媒体的报道片段，另外也公布国内论坛网友的部分帖子。

●章诒和先生和胡发云先生的公开抗议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

2007，1，19

 章诒和、著名律师浦志强（左）和余世存

▲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章诒和
2007年1月24日

▲胡发云给新闻出版总署的抗议信

据《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被禁作品《如焉》作者胡发云在得知被禁的消息后，他给新闻出版总署上书，要求给他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负责的答复。他对记者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你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思想理论也没有了，你只能偷偷摸摸的。我至今也没有接到正式禁书的通知。我正向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他们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禁书方式。

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这一点我也在《如焉》中说过：“近年来，许多这一类的清算文章，包括网络上的那些历史披露，已经让许多像江晓力这样的下辈人感到恼怒与恐慌。她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数据库，将会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随时随地调将出来。”古人说罄竹难书的东西，到如今只需一只手指头大小的U盘便全装下了，还可无限复制，极速传递。数十年来，那种运动过去，一切痕迹便烟消云散的安逸已经没有了。

希望有关方面大大方方跟我说，我们把你的《如焉》禁了，为什么禁？一、二、三、四。你要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再往下商榷，论战，批评反批评，都行。你真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多少还有一点担当的勇气。眼下这种不宣而战或战而不宣，暧昧、鬼祟、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脑后打闷棍了。

中国禁书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引起了直接的反弹，他们应该知道，如此粗暴率性的做法，常常是会适得其反的。对于我来说，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我要对禁书者说一声谢谢。香港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在洽谈繁体字中文版。

章诒和先生

● 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等声援章诒和

▲著名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先生最早发表支持章诒和的声明《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引起海内外各界共鸣。

沙叶新在写道，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大陆著名诗人邵燕祥发表文章《一月多事帖——近事引发的悲哀和耻感》。

文章说：一月多事，开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谁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后，大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操心，时隔一年，又有了这件出版主管官员就八部书发表的斥责和处分意见。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勒令报刊停刊或出版社停业的动静大些，一般施之于传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干，电话通知，不落痕迹，以免“授人以柄”。这一回，为什么不避“国内外敌对势力”藉此攻讦的风险，把“吹风会”的内容吹到了会外呢？莫非是有意为之，以威慑出版社，威慑作者，威慑文化人和整个知识界，同时显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老战法，一时曾所向披靡，却没想到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远期效应。

然而，不必问什么远期效应，其当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全会上讲了和谐以至民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文（作）代会上讲了说真话和学术创作自由，言犹在耳，而身份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不顾宪法和法律而只服从长官意志已经成为官场习惯，但在组织上公然“对着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场大忌。这就不免触发疑问：难道今天又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这个联想是因为文革的阴影尚未消失，而人们往往借助于往昔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世象。本来，长期处心积虑要让人忘记文革、忘记反右派斗争及其他祸国殃民的旧案，但诸如此类不绝如缕的遗风，不是恰恰随时随地示人以一脉相承的实例，这样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许诺和宣传有力得多，这岂不又是某些献策者和决策者千虑之一失么？

生长斯邦，躬逢斯世，几十年间，各样逆情悖理的人祸，应该说所见多矣，早已“出离愤怒”，但在这些不大也不小的现象面前，还是难免生出悲哀和耻辱之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身后，又过了三十年，到了所谓新世纪，我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说什么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由别人规定，就连让你读什么书，什么许读什么不许读，也有专门的机构为你安排。这样的无微不至，怎么消受得起？这说明，大陆中国人在1949年后经过了成倍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的年头，一直接受“政治正确”的训练，而芸芸众生还是这样扶不起的刘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权和话语权，能不自哀并自知羞耻么？大概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读书人如此不争气，才需要层层设限，戒备防范，如临大敌。就如这次的禁书，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的自由？而由于新闻出版迟迟不立法，于法无据的行为，可以言出即法，畅通无阻，然则“因书废人”，又复“因人废书”，无法无天，宁有已时！但是，不管祭出什么堂皇的理由，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必然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扫地。这是宪法、法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和耻辱，也是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这不止是禁几本书的问题，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嘴。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来，知识分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同样深受其害。现在习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许多不但处于经济困境，而且处于毫无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地位，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瞒和骗”的权利，千难万难才得以表达的一点诉求（有的还是通过可怕的上访历程表达出来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视和回应——这个问题，也不知应该由谁来做答。

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已经提供了宝贵的普适价值观念，并已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主流。但我们眼前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相比，能不让我们倍感悲哀和耻辱吗？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过去所说的国耻，都指来自海外的侵略者强加的。我们今天因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以沉重的代价（包括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等）换来的经济收益，使我们有了脆弱的“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然而我们以亿万计的同胞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公民和政治权利状况，真的也那么值得夸耀，而不令人时生惊悚么，不时传来的信息，某些事态的发展，能不让我们感到这都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耻辱吗？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国两会，五六月纪念日多，还有“十一”国庆等等，都叫做敏感时期，加强社会治安乃至宣传舆论的管制，早成惯例。新闻出版都要避开“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大家也习以为常，逐渐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来又出现了敏感年份。当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仿佛草木皆兵的恐惧气氛，从而对被认为“敏感”的领域严控，对被认为“敏感”的群体施压（如首当其冲的上访者），一片紧张，也必然在制造恐惧心理的同时催生不满。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在持续，已经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谐，这系于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各级党政部门取信于民，而各级党政部门的诚信危机，难道是靠例如控制传媒，拒绝批评，掩盖真相，打压和封杀舆论，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所能缓解的么？软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成事于长远。因此，我也不得不为那副署长之流感到悲哀，至于是否会有耻感，那是他们的事，全都经过了“八荣八耻”的学习，有的还对人作过宣讲，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悲哀是一种无补于事的情感状态，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声音也极其微弱有限。至于荣也，耻也，说到底是道德范畴。把由体制决定的举措简单诉之于道德评价，恐怕离题太远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先生发表长文《我的“公民表达”》。

文章说，现代政府被称为 “公共管理部门”，顾名思义，它仅仅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代表公民行使公共权力。无论政府，还是执政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们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府的角色就是我们公民共同事务的管理者。那么，思想审查、出版禁令，乃至对某个公民的表达剥夺，是我们的公民意愿吗？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吗？如果这个答案成立，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解释是，被剥夺表达权利的是人民的敌人。

不错，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但是首先，它必须符合公共性的前提，这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不错，作为公民，应该尽守公民的责任，但是最起码的责任，莫过于不违背自己真实的良心。……在我们身边，当最有现实关怀的思想成为 “禁区 ”，当各种审查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仍然随随便便地生效，当我们拼力想将自己的孩子、学生送入 “特权阶层 ”而不是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当我们对香港教授将贿买试题的女大学生告上法庭表示惊讶、不解和动机的置疑 ……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集体性地偏离常态太远了！

我们遵循了太多的潜规则，然而事实上，在一个人人不具有独立品格的潜规则里，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在一个漠视公共利益的制度里，没有人会是受益者。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潜规则盛行的处境负责。那么我们能够反思的，就只有从自己做起，从把自己的公民权责当真做起。

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的公民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呼吁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学者陈小雅发表文章《用生命维护说话的权利——支持章怡和》。

文章写道，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大陆著名民营书店“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发表《我反对！——就“章诒和事件”的个人表达》。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封杀八种颇受读者欢迎的图书。我还想进一步强调，出版自由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真实问题，靠行政命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首先是由千万读者的脑袋确立的。动辄下封杀某某作品令的时代应当结束了，因为少数人的意志代替公民选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换句话说，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个的长官意志必须彻底退出关乎民众自身利益由其自说自话的社会；是民众获得有效公民权、通过民主程序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社会。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章诒和事件”（连同封杀八种图书之举），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包括中国国民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羞辱，因而是每个国民的耻辱。作为国民，我们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在此，我坚决支持章诒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所有举措，并进一步支持所有受到长官意志不公正对待的作者维护公民权利的举措。

▲ 大陆民营书商莫之许发表文章《书为什么禁而不止? 》。

他说：8本禁书的事情传扬之后，名列其中的不少书依旧在销，如何解释这一禁而不止的现象呢？中国新闻出版目前是所谓的主管主办制，新闻出版单位的设立需要特别审批。在庞大的新闻出版需求下，出版社的资格本身——当然要折算成相当数量的书号——就成了一棵摇钱树，在目前行情下，一个书号的价值至少在1万开外，名头和信誉良好的出版社的书号甚至在2万以上，因此，停业整顿、扣减书号就成了新闻出版署管束出版社的屠龙宝刀，以此号令出版社，那真是莫敢不从。此外，对具体责任人的职务、岗位乃至身份的惩处，也是有效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新闻出版总署一声令下，出版社就只能俯首贴耳，所有的禁书，只要是在出版社手里的，那肯定是立刻被判死刑，化为纸浆了事。这种内部命令用起来顺手得很，邬署长的此番操作，就是这个路数。

也就是说，要想从民营发行机构收回被禁止图书，就必须公开声明或通知发行单位，问题是，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这8本图书通过自律和出版社的三审，应该已经基本上排除掉了直接冒犯法条的可能；其次，即使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抓到点把柄，但真要定性起来，也很难落实，问题的核心在于，由于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含混矛盾，真要想公开堂皇地将某本图书定性为（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对于共和国历史，既然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对左祸加以反思，何过之有？而对于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鼓吹，也与当前执政当局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有部分重叠，而很难径直定性。这也就是邬苏林只好内部操作的根本所在.
因此，只要邬苏林的那番话不是公开的——以我所知是“要求保密”的，那么，对于民营发行单位来说，就完全可以不理睬其行为，书就只能是禁而不止；而我相信，他这番话也肯定不可能正式地公开的，这就是包括邬苏林在内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最大尴尬：由于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又不甘愿放弃权力，在对意识形态加以管理时，就只能是因人，因事，而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方略，邬苏林“因人废书”的声音背后，与其说是权力的张狂，不如说是缺乏意识形态自信的无奈。

▲大陆学者黎明发表文章《谁敢说“不许中国人对出版署叫板”？》。

他说：出版署官员打压的并不是一个章诒和，也不仅是打压那八位作家。他打压的其实是宪法，打压的是所有知识分子、所有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这当属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文化恐怖事件，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对此等藐视宪法、悍然践踏国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还要沉默忍耐，其结果恐怕是等来人权大侵犯，文化大屠杀，历史大倒退。

 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法庭宣判过剥夺作家章诒和的“政治权利”，没有一条王法规定“右派”、“左派”、“中间派”可以出书或不可以出书。中国的出版署是由宪法、法律制约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出版署的官员竟然直接下令剥夺掉作家的基本权利，不是违宪、违法是什么？

章诒和以及另外七位作家，应该对出版署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出版署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版署并没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法院也没有理由拒绝受理国民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控告。诚心“依法治国”的话，通过法律程序澄清、解决此类事件顺理成章。支持八位作家质疑和控告出版署，对其它国民的权利即有效的保护与捍卫。

此事向外部世界、向国内知识界及全社会传达的信息典型而丰富，全世界的政治、文化观察家和大批的读者，都在看着这件事下一步怎样发展。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社会，中国人，可以质疑出版署官员吗？如果不能，理由是什么？

章诒和抗议的那位官员，所说所为实在过于“出格”，那位官员“极左”到到这种地步，野蛮到这种程度了？他比近日因“彭水诗案”而拿下的那位县委书记恶劣多了。这不免让我怀疑章诒和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或许，具体情节不似章先生所说。那个“通风会”，章诒和并没参加，传言发生变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有我疑惑的这个现象，那么出版署应立即出面予以说明，及时澄清事实，以平民愤，以正视听。

▲ 大陆学者邢小群女士发表《面对文化围剿的一声怒吼》文章。

文章说：从前，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总是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遍，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就是这样，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连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这就是奴隶！”

所以，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尽管中国改革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现实，这个老大政权仍然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2004年以来，开明报刊挨整、民间网站被封、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经变成今日中国的常态。

噤若寒蝉的权力恐惧症，既与最高当局的政治左转有关，也与意识形态衙门的官员有关。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已经变成官场的普遍潜规则，如果意识形态的主管官员稍有良知，或者对“干脏活”稍有保留，他们就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出版自由为敌、与公民权利为敌、与民意为敌，甚至与政权制定的宪法为敌。

面对这样八本作品，龙新民大人和邬书林副大人真的很浅薄。他们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表演霸权的傲慢、丑陋和肮脏，而无权者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地一任邪恶的通行无阻。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所以，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如若不是黑权力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公民权利，章诒和女士大概还不会进行公开反抗。现在，面对“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的无权者，意识形态衙门的小官僚们敢于用生命维护他们的黑权力吗？如果章诒和女士诉诸宪法及相关法律，聘请律师状告新闻出版署及小官僚们，龙大人和邬副大人敢于应诉吗？

一个不准自由言说的政权，只能喂养一群怕见光的官僚。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的中共政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除了谎言，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所以，我坚信，他们不敢。

▲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万润南写文章《赞同沙叶新 支持章诒和》。

文章说，我第一次知道沙叶新，是七十年代末。他以当年在上海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为蓝本，发表了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此剧的演出，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我们全家出动去观摩。作者辛辣地讽刺了一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更辛辣地讽刺了甘愿上当受骗的芸芸众干部，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近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实的中国社会。

由此我知道了沙叶新，我知道他是真的。……这次，他又大声讲了真话，而且讲得那么好。我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

同许多读者一样，我知道章诒和，是因为读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我相信，因为有了她的书，那些往事将不会被尘封；那些人物也不会被湮没。这次，她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将以我的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震动了海内外。

对此，我不能再沉默。正如沙叶新先生所说，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作家于成玉撰文《动不动就“封书”，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于成玉说，得知又有文史类八本书被“禁”，不禁感慨万分，在这里我除了向沙先生、浦先生和章先生的为争取出版自由所表现出的勇敢抗争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和强烈支持外，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如题。

据笔者所知，被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在读温总理这次讲话后激动地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岂知，就在他激动之余，他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居然禁书榜上有名，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而禁书令有没有违背宪法？它除了副合权心外，副合党心、民心吗？

人类思想史进步显示，思想在流通中增值，真理在碰撞中闪光。党的权威文件不止一次声称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然而，去年是发动“文革”40周年，明令不许写“文革”，研究“文革”；今年是发动“反右”50周年，是不是又要不许写“反右”，研究“反右”了？164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而一个拒绝咀嚼自己苦难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动不动就“封书”，这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能够出现 “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吗？

▲专栏作家寒山为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我禁故我在——从新闻出版署又禁新书说起》。

文中说，这个最新的禁书名单被披露后，不夸张地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人，这个新闻会引起他们的感叹：这个国家在这些事情上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但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的人，这个新闻是对“和平崛起”这四个字打上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本民族的作家和书籍都不能善待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崛起”之后被“和平”缚住手脚呢？

这个禁书令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当今中国有两句最时髦的最的意识形态口号。一是“和谐”，有胡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另一是“说真话”，这是温总理前不久在参加作家协会大会时语重心长地提出的，好像中国的作家从来就不懂说真话，不会说真话，现在要党来培养。如果说胡总书记“和谐”论的潜台词是承认中国社会不和谐，那么这份最新的禁书目录就是一个注释；如果温总理苦口婆心劝中国作家说真话，那么这份禁书目录就是给他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到底是中国作家不会说真话，还是他们不被允许说某些真话呢？

新闻出版署禁书的权力无疑是中共最高层授予的，但禁什么书，何时禁，禁多少，这些可以相信完全是这个衙门里的判官根据自己的好恶和猜测上面的旨意来掌握的。此外，人们不要忘记，任何官僚机构都有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本能，为此哪怕无事也要生非。新闻出版署的本职工作就是审查书稿和新闻，所以隔三差五就要枪毙一批新闻，禁掉一批书稿，否则就成了尸位素餐，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有疑问了。

▲学者赵诚发表文章《邬书林到底在干些什么？》。

他写道，章诒和先生以命相拼，发出抗议，维护自己基本的公民权利——言论权和出版权。沙叶新等众多人士著文声援，互联网上网民们讨论之热，可能出乎邬书林们意料。国内某大网站上关于沙叶新支持章诒和声明的贴子，一天之内跟贴达38页，绝大多数人表达了对章诒和的支持，其中不少人重复了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事？！”这说明，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开始复苏，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认同势不可挡。章诒和的抗议如同一记重锤，击响了中国公民护宪维权的锣鼓。今后，再有官员做出暗杀的脏活，受害者就要用天下公义和宪法准则来衡量，并将行使依法诉究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异议作家余杰发表文章《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文章说，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掌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作家钱刚撰文《袁鹰“风云侧记”何罪之有？》，为禁书作者之一袁鹰鸣不平。

他文章的标题是“文章写道，袁鹰先生是党内资深报人，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办过中共地下党的报纸（他的同事有王元化、乔石）。他的文章有何罪过，令检查官动用重典，就像当年国民党查封他所参加编辑的上海《联合晚报》一样，必欲禁之而后快？

对“阴谋论”我毫无兴趣，不想循着报道，从《风云侧记》中探什么蛛丝马迹。说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鹰先生毕生服务的新闻文化领域，会有什么国家机密。《风云侧记》的数十篇回忆文字，是从“人民日报”这特殊窗口，透视大陆半个多世纪的诡谲风云。其实，这并非袁鹰先生“重写”的历史，更没有颠覆性惊人之笔。那是大家一同走过的从前，只是在袁鹰先生笔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们带回真实无伪的历史现场——在历史被刻意遗忘、面目变得越来越糊涂的今天。

那里有柔和的笔墨，记述袁鹰先生和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实，也宽容各色人生。袁鹰先生的书，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合乎党纪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也有过深深的歉疚，有过彻底更新的铮铮誓言，就像萧军所说：“有错误，承认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内，善良未泯，正义犹在，为真理不惜生命的热血之士代有其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顶着共产党官帽的“年轻化”的思想管制者，他们对党的历史所知寥寥，对袁鹰这样的老党员冷酷无情，他们甚至也没有上一代“左棍”对主义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们有的只是现实算计，两眼紧盯官市行情；贪婪，粗鄙，毫无掩饰地追逐权力，言语散发着匪气。他们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辖区内”出一星点“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碍仕途，他们的狂疾就会发作，无论面对右派左派，党内民间，动辄高压，举动之野蛮荒谬，时令海内外惊愕。他们的每一个劣行，都足以让高层话音未落的“开明”宣示，顷刻变成谎言；他们是中共国际信用的最成功破坏者。

▲内地左派学者孔庆东日前表态批评章诒和的作品后，却在他的网志上发表声明，支持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孔庆东在声明中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着述，并对她的文字持有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

他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未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限制她的着述出版，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

▲在北京的异议学者江棋生撰文《为邬书林一辩》。

文章写道，我要像张思之先生当年为李作鹏辩护那样，试着给我的江苏老乡邬先生当一回辩护律师。我的全部辩护要点是：邬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与总理温家宝对着干，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对着干，而是恰恰相反，他正是顺服胡温的意思而出手的。

人们指控邬书林“抗上”的依据，是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谈心”式的讲话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后，我也看到了。我注意到，温家宝当众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温家宝还明确地宣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

温家宝一边维持书禁，一边又提倡讲真话，他的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要使恳请几千名嘴上被穿着铁丝的作家、艺术家们“讲真话”的画面不致显得荒诞的话，那该如何去解读温家宝给出的信息呢？对此，我的解读是，温家宝以真诚的语调所提倡的讲真话，其实只是提倡讲内容不能越线的真话，也就是讲官方听得进去的真话。……这就如同人民代表大会上实行的民主，是“确保”官方想通过的法律得以“通过”的民主一样。内容没有越线，但说真话无妨。而内容一旦越线，则将请君入瓮。事隔不到两个月，2007年1月11日出面作“请”的人，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

▲时事评论员彭雪琴撰文《我手写我口：用生命捍卫文章》。

文章说，当初，布鲁诺用生命来捍卫科学的价值，苏格拉底以生命来坚守民主的信念，我以为那是人类发展的污点。但是，走到这个文明的时期，竟然还有人需要用生命来捍卫文章，除了觉得凄凉应该还有点羞耻。更甚的是，这样的情境不是展现在未开化的落后国度，却恰恰是出现在即将强势崛起的泱泱大国。

章诒和，不久前受到邀请抵达马来西亚，为其所著的名著《往事并不如烟》分享了一些心得。事隔不久，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在中国被列为禁书，于是这位作家誓言以生命捍卫文章。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面世后，便受到极度关注，她的文章带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描述了一些中国领导层不堪的过往。如今的新书还是延续了过往的描述，结果，被当局发布了禁令。

▲在北京的民运人士陈子明发表《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文章。

文章说，从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中得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日宣布了对八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禁令，他还专门针对章诒和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基于以上事实，完全有理由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是不久前去世的何家栋先生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常常到汉奸所在的炮楼外面喊话。汉奸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红点可以抵消黑点；黑点积攒多了，抗战胜利后是要清算的。当年记红黑点的办法，不仅对于汉奸本人有威慑力，还对其亲属的言行产生影响。

▲大陆记者昝爱宗发表《大肆禁书：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样，甚至更狠》。

他说：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公民表达自由采取了越来越严密的限制，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时代了。看历史上国民党执政的 1947年9月，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均被执政当局列入禁书，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被称为蒋匪帮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在“摧残文化新闻事业”，可以公开声讨。而在当时，蒋介石此举确实受到了当时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文化界自由人士的“一致抨击”。

194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批评蒋记“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之虚伪规定。（当时中 共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1947年2月9日转载）。

在中国，中宣部被许多批评者称作思想舆论控制的“太上皇”，因为这个宣传机构对中国的新闻出版拥有生杀与夺的大权，可以下令关闭某家报纸或禁止某一本书出版，常常是不必理会中国宪法或任何法律的制约。然而，这次所有被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政府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事实上，封杀不同声音实行愚昧统治，恰恰是让禁书在地下以“盗版”的方式扩大发行的机会，比如《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被禁后一直在书贩子的摊子上流通，网络上也有电子版，官方并不能有效禁止。

我们再回头透过历史看今天，当时还有人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蒋介石“摧残文化新闻事业”，现在中国除了港澳台外却不能在大陆媒体上公开批评政府“摧残文化新闻事业”，这不是说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文化专政？

我们今天回味1949年以前《人民日报》所认可的“创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民主新闻事业”这句话，再对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柳斌杰的言行举止就可以发现，在目前中国，尚无法与国民党时代对比，如果要求他们依照《宪法》约束自己，做到“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可谓难上加难。

邬书林、柳斌杰一等人已经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了，这就是历史倒退进入末世的征兆。

▲旅居西班牙的诗人黄河清发表诗歌《坚决支持章诒和！》。

诒和诒和亦侠儒，红颜鹤发冲天怒。
要讲真话温家宝，因人废书邬林书。
大姐欢呼官宽松，老妇凛然吏何苦！
右派是人也是民，宪法镌字护身符。
让人说话天不塌，伟大教导毛席主。
生命维护我文字，事不过三很在乎。
殉情茱丽叶永垂，坚贞祝英台千古。
坚决支持章大姐，我也以命鼓与呼！

2007年1月19日于地中海畔

●海外媒体的部分报道和分析

▲香港《南华早报》透露，中国下令禁止发行香港女作家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等八部文学作品，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所有本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中国当局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大陆无言论自由 两岸难圆统一梦》。

文章回顾中国“禁书”的历史，中国历朝，焚书与禁书屡见不鲜，这是专制帝王箝制思想的一种手段。从先秦到清末，禁书造成文化上的浩劫；宋代起禁书范围扩大，兵书禁了不说，学术著作亦遭禁；明季，禁书更成为统一思想的手段。到了清代，禁书之外更大兴文字狱，动辄株连九族，举国风声鹤唳。禁书是文化政策的反映，却也是历史的悲鸣。

文章感叹，中国大陆历经反右、文革的悲惨岁月，多少知识分子口不能言，手不能书，甚至投湖以明志。但是，任何政权封得了人民的口、断得了文人的笔，却阻止不了人心对自由的向往。台湾也曾走过这样的禁书岁月，甚至也有许多作者，书被禁了不说，连人都入了大牢。走过来，就知道痛；走过去，就知道再也不可以。

言论、出版是最最基本的人权。掌权者可以不听，但不可以禁止人民说、人民写。书即使被禁，但“总有孤本在民间”，愈是压抑，愈是反弹；遑论这些书不乏在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早已广为流传。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经济崛起的大国，却依旧没有胆识放松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反而变本加厉地箝制。在章诒和誓死维护她的文字、她的公民权，呼吁“给草民留下一点空间”的同时，我们必须提醒中国大陆：经济崛起与富裕，对台湾当然是一大吸引；但是，只要类似冰点事件、章诒和事件不断发生，自由民主台湾的心，就永远难以真正与大陆贴近。

香港《明报》在2007年1月21日以“章诒和怒斥因人废书”为题推出专题，发表四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秦胜先生的评论题为《箝制言论 何来和谐》评论说：内地著名作家、“头号大右派”章伯均的女儿章诒和愤而发表公开信，指摘新闻出版总署一而再、再而三地封杀她的书作，是对中国宪法的挑战，是对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和温家宝倡导作家要讲真话的蔑视，更是对她基本公民权力的无理践踏。她甚至表示，要象祝英台以生命维护爱情一样，以生命来维护她的文字。

内地当局最近下令查禁了多本新书，其中包括章诒和的新作《伶人往事》， 据说是「为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但是这一系列禁令恰恰破坏了当局在十七大和2008年奥运之前放宽境外记者内地采访限制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努力。
在中共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某些官员脑中，仍残留强烈的冷战思维，对各种文艺作品总拿过时的“守土有责”的眼光来审视，以致草木皆兵，宁左勿右。而他们一直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不要说18年前的六四事件，就连对40年前的文革、50年前的反右运动，都列为舆论禁区。
更有甚者，审查官员往往因人废言，如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在内地出版时，连改了9遍，共删去3万多字，不但删去所谓敏感的文革部分和反右部分，后来连没什么政治色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戏剧改革部分也删去了，这就令人费解，几近荒唐了。以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几本即便是有点哀怨情怀的小书，就能影响稳定，颠覆政权，这是任谁都不会相信的鬼话。

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宽松包容的言论环境，正如章诒和所说“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报道和评论，台湾《苹果日报》更发表社论《章诒和怒吼》。

社论说：中国著名女作家章诒和所写的所有无关现势的书，全部被政府查禁。《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一系列的“中国改革30年”的演讲也突然被禁止。

周瑞金说中国连串的“封报拦网”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管理相差太远。包括《21世纪环球报导》、《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等都受到停刊 处分，有的还受到党纪、刑事处罚。所以他批评说：“不要动不动就停报、停刊、拦网。”难怪导致“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诚信全无、腐败频生”。

章诒和也发出怒吼，因为她自称已被逼到“没有退路”。她说中国：“对知识份子打击迫害……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台湾若干作家也已连署声援，大家盍兴乎来吧。

这些现象我们记忆犹新。所以要谨记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啊！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江迅的长篇报道《知识界反禁书掀维权风暴》。

报道说：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售与销毁《伶人往事》等十一本书，引发中国知识界维权风暴，作家纷斥责出版总署践踏国家宪法，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法律起诉工作也已启动；律师团敦促出版总署官员立即收回成命，并清理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忽如一夜春风来。新一波反抗北京当局查禁书籍的维权抗议公民运动正在掀起。禁书虽是中国大陆人们长期习以为常的现象，但这一次却激起文化界、法律界和思想界乃至读者网民的极大愤慨。新书遭禁的北京文化人章诒和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后，近日又对亚洲周刊发表《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并开动由张思之担任首席顾问的法律顾问团工作，拟起诉下禁书令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官；作品遭禁的湖北作家胡发云，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总 署大大方方并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暧昧的、不公开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中被写的传主、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姚立法，将禁书寄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并投书申诉；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北京作家邵燕祥﹑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 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撰文和发表谈话，更有数以万计网民的跟帖，支持被禁作家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官。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读了章诒和一月十九日的声明后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凯迪网的猫眼看人上：“禁令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历史只能证明下禁书令的是“精神杀戮的刽子手”。文章发表的当天，点击率就突破一万，跟帖多达四百。有的是给予法律援助的，有的建议立即状告新闻出版总署的，有的将起诉程序都写明了。

沙叶新接受采访时说：“反响很大，是当局的做法太不得人心了。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书令是违法的，它只是国务院所属的行政机构，运用《行政诉讼法》可以控告这 些总署的官员。大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形成一种舆论，给他们形成一种压力。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温家宝与文学艺术家谈心都引起反响，外国很多人怀疑他们说的 是否真是那样诚恳，是否真能兑现，现在如此禁书正给了人们一个口实。所以我说他们是在帮倒忙，效果适得其反。”

北京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小雅也写了文章在网上发表。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很佩服章诒和的血性，也感到振奋。我自己也有过这样被禁的遭遇，出于多方考虑，我当时没有她那样的决心，我深感忏悔。过去书被禁，大家都不吱声。章诒和有号召力，她作品的读者特别多。禁书这类事由来已久的，但现在大家找到 了一个能凝聚人气的突破口。”

北京律师浦志也撰文提出，新闻出版总署应当立即收回成命，首先解除对《伶人往事》等出版物的封杀令，进而清理已有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 BBC发表《中国禁止发行八部文学作品》的报道。

报道说：八本被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中国当局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章诒和对《伶人往事》被禁表示愤怒，并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解释。她批评说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冲击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

章诒和对湖南出版社因出版她的作品受到连累表示遗憾，但是表示不会因此放弃写作揭露事实真相的作品。

章诒和的另外一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也在大陆被禁。

《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则认为所谓禁令\"荒唐幼稚\"。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当局其实根本无法控制信息传播。

▲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中国作家：愿为争取言论自由献身》。

报道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况下，下令禁止8本有关中国当代和现代历史的书出版发行。被禁的作者之一章诒和表示，她只是一个喜欢写书的作家，没有任何的政治抱负，但是她愿意为捍卫自己的中国公民基本宪法权利而献身。

章诒和是当今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被很多评论家誉为当今中国文笔最优美的散文家。章诒和星期五接受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海外谴责大陆禁书令 侨界争购《伶人往事》”。

章诒和新书《伶人往事》被中国政府列为禁书，但洛杉矶华文书商为回应海外读者对这本禁书的关注，已向港台大量订购《伶人往事》。海外书商也为章诒和新书被禁大抱不平，并透露，近年来在中国被查禁的书籍，到了海外都成为畅销书，也是中国观光客返国馈赠亲友的最佳礼物。

▲德国之声以《禁书是中国繁荣昌盛的绊脚石》为题报道“禁书”事件。

报道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宣布禁8部图书，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罕见的反弹。一些作家、专家发表言论，指出禁书的违宪性质。中国要崛起，文化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种个别人掌握大众文化的命运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的宪法，也阻碍中国全面繁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报道分析说，禁书阻碍了什么呢？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一是直接阻碍了作家和文化人士的写作。许多作家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打磨一本书，结果心血白花。这既是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也使他们没法写出好东西来。

二是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两条已经说明了很多。关键在于这两条能否落实。

三是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与成长。进入现代社会后，禁什么不禁什么，普遍是由法律来决定的。7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对是否放映日本电影“性欲王国”有很大争议，在德国，最后是由各州通过社会民意和议会讨论来决定的，结果是有的州允许放映，有的州不允许。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人大来决定一本书、一部电影是否应该被禁止呢？

四是用少数人的看法阻碍了大众意志。新闻出版总署作出这么一个决定，程序不太清楚，但大体上应该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看了一本书，讨论一番，认为这本书不好，于是就禁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现在是一个大众的网络的时代，要了解大众的看法很方便。即使一定要禁一些书，为什么不能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呢？而且，这种少数人决定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命运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营私舞弊。

五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胡锦涛提出建议和谐社会。不讲道理地不给理由地禁本身就是不和谐音。引起文化界和民众的强烈反弹是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因素。

六是阻碍了中国的全面繁荣昌盛。上世纪后半叶成为美国世纪，美国不光是经济繁荣，政治和军事的发达，而且在电影、流行歌曲等很多方面都统治了世界。现在，不管说还是不说，中国正在朝世界的巅峰走，繁荣昌盛少了文化显然就不全面了。世界史上大规模禁书的年代有过几个，但那都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时期，甚至是战火纷飞、朝代寿命短暂的时期。哪个繁荣的时代不是百花齐放的呢？如果作家们不敢写，写不出好作品来，这个社会能全面地繁荣昌盛吗？

▲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

报道说，沙叶新对海内外的关注感动，他说，现在好像反响很大。新加坡的《星岛日报》、香港的《南华早报》、《明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报导了这样的事件。所以有人提出建议把我的声援和章诒和先生的抗议都应该寄一份给温家宝。我估计他们会知道这个事。因为这个事在网上闹的很大嘛。我的声援的文章在民间的网上，被一个律师贴上去之后，三天的点击率就达到三万，其他的网站的点击率也很高。而且声援的很多。这段时间朋友的来电来信都表示支持，包括上海的。上海 有这样的反映很不容易了。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他们也来信发Email表示支持。那么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也很感动啊！

沙叶新说，不久前温家宝倡导“作家要讲真话”，现在新闻出版总署出来禁书，这是违背宪法的，也是愚蠢的。很多律师也站出来支持章诒和，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

▲ 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HOWARD W. FRENCH报导。

一段时日以来，全世界最容易看到的中国——就是几年来持续两位数字经济成长的自信中国。

中国膨胀的自信甚至可以在最近中共成功测试的反卫星飞弹中观察到。在一个仍然诉诸于审查制度甚至封锁文学书籍、对事物感到如此不安的国家，要怎样了解中国的其他方面？

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打电话到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审查办公室甚至拒绝提供办公室发言人的姓名。职员表示，“你必须自己上网去查。”

遭到禁令的《如焉》作者胡发云(Hu Fayun)，她对此并不讶异,事实上，这位作者表示，在中国“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什么才可以说、可以广播或可以印刷的专横制度是秘密做决定，而且通常匿名发布命令。”

中共审查制度有一点可以提的就是，它是政府强制规范并且用来支持中共自己，审查制度甚至不顾时代的新潮流，强力与通讯科技背道而驰。

▲ 台湾中央社发表《章诒和新作遭中国查禁 陆委会声援》的报道。

报道说，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德勋下午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应正视中国政府扩大箝制思想、言论与出版的行径。

他说，媒体报导，无疆界记者组织总干事梅纳最近将首度代表无疆界记者组织访问北京，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无疆界记者组织成立北京办公室，对于中国近期放宽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的采访限制等相关发展，陆委会认为，中国一方面试图修好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是刻意营造新闻与言论自由假象，以改善形象。

刘德勋指出，事实上，北京近年对新闻与言论箝制从未松手，迫害实例罄竹难书；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内容越线”为由，宣布章诒和新作《伶人往事》等八本书的禁令，震撼全球华人社会，并引起各界强力声援行动。

他表示，中国打压中国维权人士的作为也有急遽升高的趋势，中国严密监控维权人士、阻绝与媒体采访接触机会，以避免中国知识份子对各种维权活动的了解。

刘德勋说，国际社会应正视中国政府以意识型态挂帅，扩大箝制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并与台湾共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改善，让中国人民早日享有自由、民主与人权。

他并说，对于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具体案例与情况，陆委会将持续搜集汇整，定时更新在陆委会网站设置的“中共违反人权案例专区”，供各界参考。

● 国内网友的帖子和跟帖

▲人类思想史进步显示，思想在流通中增值，真理在碰撞中闪光。党的权威文件不止一次声称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然而，去年是发动“文革”40 周年，明令不许写“文革”，研究“文革”；今年是发动“反右”50周年，是不是又要不许写“反右”，研究“反右”了？164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而一个拒绝咀嚼自己苦难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动不动就“封书”，这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能够出现“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吗？

▲乌云能遮住太阳吗？
暴雨能冲毁地球吗？
人类的思想禁得住吗？
社会的进步禁得住吗？

▲邬书林先生的行为属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行为,我建议作者首先提起行政复议,如不被接受,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事件向全社会公布,让有关当局不得不公开他们禁书的理由.就算被禁了,也禁个明白.我们这个时代,还允许思想禁梏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害怕真理,害怕事实!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刚到书店买了一本《伶人往事》，最后一本，好悬啊！我看到这本书后，翻了翻后就先放在原处。在翻看另外一本书《如焉》的时候，一位女生走过来拿起了这最后一本《伶人往事》，我见状忙说这书我已经要了。呵呵！这一禁更厉害了估计马上盗版书就遍布街头巷尾了，如今的时代“禁”书是最愚蠢的，大力宣传的书没人买，禁书却广为流行啊

▲这帮孙子已经无耻到这种地步了！法律，道德，正义，良知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只剩下丧心病狂了！！！不知道那个只会哭的脓包有何反应。不久前他不是还号召作家讲真话，写实情吗？这八本禁书就是搧在他脸上的八个大嘴巴！！！TNND！！气死我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广设文字狱、封禁言论、严控出版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自称人权比他国好五倍？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让自己的国民讨论、回忆乃至了解， 这样的政权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国反省历史？一个出版、言论和信仰等等方面的自由状况连一百年前都远不如的政权，又有什么资格稳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又有什么资格占据人权委员会席位？

▲让我们永远记住“邬书林”这个代表“假恶丑”的精神刽子手，建议各国政府驻中国使领馆记住这个名字，将其列入极端分子的黑名单，不许其入境。

▲邬副署长宣布禁八本书，一定有他的道理。就像伟大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定有他的道理一样。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说他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一百倍，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只是，这个道理要让天下人认可，就得将所禁之书公之于天下，让天下人都看到这书坏到什么程度，这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譬如当年伟大领袖指出电影《武训传》如何反动，就组织全国人民都来看《武训传》，组织全国人民都来批判《武训传》；伟大旗手指出电影《红日》如何恶毒，就组织全国人民都来看《红日》，组织全国人民都来批判《红日》。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何等的气度非凡。

所以，建议邬副署长学习伟大导师的伟大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将这八本禁书广为印刷，分发给全国人民审看，组织全国人民批判，看清这八本书的反动之处、恶毒之处，以便增强识别能力，与邬副署长一道，彻底查一查天下还有哪些与这八本书一样反动、一样恶毒，甚至更加反动、更加恶毒的书，一概禁绝，让天下干干净净、纯洁无瑕，多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界，一定非常和谐，非常美妙。

我盼着邬副署长早日发给我这八本禁书，以便与全国人民一起，紧跟邬副署长仔仔细细地阅读、认认真真地审查这八本禁书，以便紧跟邬副署长满腔激情地批判、立场坚定地声讨这八本禁书。

所以，大印特印这八本禁书，大散特散这八本禁书，大看特看这八本禁书，大批特批这八本禁书，化毒草为肥料，一定会空前地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路线觉悟，把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建议今后宣布禁书，应该先举行听证会，不能由几个极端分子在那里肆意屠杀。法院判人死刑还有律师辩护，这里禁一本书怎么那么随便？难道中国还是野蛮国家？

▲从焦奌访谈的死亡和南方周未的夭折，再加上邬先生的恶行，我根本看不到所渭的春天，甚至更严重，善良的人们啊，抛弃幻想吧，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权再大也只能再话一二十年，而人民的生命是无穷的，只是可怜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他们以为丧尽了民心也能长命百岁，真是太无知了。其实他们心里也明镜似的，知道自已在做坏事，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已了！

▲那些流行畅销书的作者们、百家讲坛的学者们、在中南海给权贵们上课的教授们，为什么你们不站出来？为什么你们不吭一声？为什么你们为了大把赚钱就可以放弃社会责任？

你们难道就不明白，今天是章诒和等人的书被禁了，明天就会轮到李诒和、王诒和和你们所有人！言论、出版和信仰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封禁越来越残酷，这不是章诒和一个人的遭遇，这是整个中国大陆民众的遭遇！

▲“看来这次我没处理好，给当的宣传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检查自己，觉得可能是自己长期担任领导职务，长期在决定所有出版物生死的权力部门工作，慢慢养成了右派分子们攻击的‘权力的傲慢’的习惯。逐渐忘记了，‘政策和策略是当的生命’，一开口，话说唐突了，暴露了。今后，我一定好好注意。一定要在对待那些知识混子尤其是著名知识混子的时候，不论我的领导怎么龙颜大怒，在内部会议上说了多少不堪的话，我在公开场合一定要注意言辞修饰，最好使自己的话象橡皮棍子打人，外伤看不见，只有内痛，这样，知识混子们就老实了——叫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这个给当的和谐社会口号和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时刻，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个人的官职以后还能不能升迁，我不看重；我看重的是，我这样的做法，使知识混子们失去了对我们的信心，比如反动混子沙某，居然故意把日期落成 1907年。难道，我们连西太后君主立宪的姿态都不够吗？在此，我特别郑重建议，在我们当的内部会议上作出规定，以后，一定不要象我这样乱说话。禁书的时候，靠电话（一定不要录音）口头传达就是了。不公开讲话，不落下任何文字的东西，静悄悄就禁了。这样，既维护了我们的宣传事业，也不会引起舆论谴责。”——摘自《邬副署长的自省书》

▲建议书商赶快出这8本书的盗版，这是政府那些颟顸的官员在为这8本书作广告。如果有这8本书的盗版，老子都要买来，自己看，还要叫子女看，记住后清朝的“德政”。

▲越是禁止就越是以更快的速度朝更大的范围传播，人的好奇心使然！这位文化官员所做所为实是推波逐浪地散布，愚蠢之极！然则是件大好事，如无禁令，本人还不知道这几本书。感谢这位官员的愚蠢！

▲在三个代表大旗高高飘扬的今天，邬书林的言行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在胡总书记要求依法治国的今天，邬书林的行为是否在“依法”行政。如果章先生违法，请邬书林高举法律大旗走司法程序正式起诉章先生，把他禁书的理由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陈述，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避开司法程序去禁止一个作家出书，你在违宪，这是违法啊。我们纳税并不希望用钱养一个违法乱纪的官员。

三个代表中有“代表最先进文化”，请问邬书林，你就是这样“代表最先进文化”吗？你与党的要求相差太远，希望你能出来给大家一个说法——为什么你做不到三个代表的要求？

对一个违反宪法的官员，党的纪律部门有什么看法？一直不作声是不明智的，我们要知道党的纪律部门在对待党员违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是不闻不问姑息纵容，还是严惩不贷铁面无私，我们要知道！

▲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禁书名单：废都、白鹿原、国画、心灵史、灵山……请诸位添加。现在回头来看，真都是好书。凡是好的东西总有一个被禁的阶段，这大概就是中国国情与规律吧。

▲这个文化事件，也是发展文化的契机。只要受害的作家们去告出版署的那个家伙，不管法院受理不受理，也不管能否胜诉，其历史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都要进入舆论的，那就炸开锅了！

这是以法律为武器向文化专制开的第一炮。有这第一炮，就有第二炮！

●反抗文化专制、抵制精神奴役——全球知识分子的声明

惊闻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禁止出版刊载包括章怡和先生等八位作家的着作，我们感到愤怒和耻辱。

邬书林的此次公然禁书，是对人类思想和智慧的无耻扼杀，是对中国宪法的悍然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撕破了中共执政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遮羞布，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今天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

作为一个号称正在崛起、正逢盛世的泱泱大国，作为一个承载千秋历史、华夏文明的悠久民族，作为一个誓言与时俱进、注重荣耻的现代社会，竟然容不得区区八本着作！一个全部占有国家资源，全面掌控政、经、社、民，全盘调动军、警、宪、特的政党，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竟然惧怕一个孤寡老妪！竟然恐慌一篇《伶人往事》，这不是民族的奇耻大辱是什么？这不是政权的无比虚弱是什么？这不是当政者与人民为敌是什么？这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戕害是什么？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根源就是专制和愚昧在中国大地上横行得太久了，就是我们沉默和忍让得太久了，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已经丧失得太久了！

美国波士顿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 ?尼莫拉牧师的一段着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每一个公民，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为了我们能够有说话、写作、言论、表达的权利，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我们严正声明：

1 ，支持章诒和先生以生命维护她的文字，做章先生坚强的后盾，坚决反抗中共的文化专制，抵制中共的精神奴役；
2 ，要求中国国家出版署收回成命，并承诺不再禁止公民的出版权；
3 ，要求中国有关部门，惩办邬书林等失职官员，并把处理结果向全国人民公布；
4 ，有关部门要向章怡和先生等作家公开道歉。必须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公民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得到保障。

我们呼吁，所有热爱自由和尊严的人们，所有热爱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站出来，维护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签名：盛雪、刘劭夫、严明、韩文光、逸君、苏君砚、刘云霞、莫默、沈书亭、王丹、草庵居士、蒋品超、东海一枭、张钰、胡佳、蔡楚、伍凡、徐文立、洪哲胜、陈奎德、北明、郑义、梁裕锋、苏炜、袁红冰……

敬请认同声明的朋友上签名网签上你的大名。

 

  章诒和与作家们交谈

 

中共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书令年年有，以往并未引发舆论抗议浪潮。然而，由于章诒和先生的公开抗议，今年却掀起声援章诒和、抗议禁书令的民间热潮。

今年1月11日，在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宣布对八本书的禁止令。被禁书之一《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先生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和态度》，维护被新闻出版总署践踏的基本人权，抗议邬书林“因人废书”的违法行径。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引起广泛的共鸣，禁书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海外各大媒体纷纷及时报道跟进，港台媒体尤为关注；国内外的作家、学者、律师、专业人士、民营书商以及广大读者和网友，包括许多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批评章诒和作品的左派人士，纷纷加入声援章先生的行列；国内一些论坛冒险开辟园地供网友讨论，人们踊跃撰文、留言，仅仅三天，有关禁书事件和章诒和声明的点击率高达十万以上，表现出中国民间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共识。

这八本被禁的书分别为：《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表现非典期间的良知与犬儒、道义与功利、爱情与背叛的长篇小说《如焉》，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发表，至今已经有10天了，“禁书”依然是媒体和网友讨论的热点。看来，一场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维护公民权利呼声将长期大声疾呼下去。

“禁书”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是世界上“禁书”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也恰恰证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被打压的地位，书籍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统治者的需要，作家要么成为专制的对象，要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正告邬书林所指出的，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

随着海内外舆论对中共当局“禁书”谴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原本在个别论坛上的讨论空间，在当局的压力下开始纷纷关闭。如果你再打开凯迪网络，查找“章诒和”、“沙叶新”关键词，已经没有了帖子。BBS上的空间也被扼杀了，遑论报刊杂志影视了？！一直跟进关注“禁书”的北京律师浦志强先生感慨写道：

下午打开博客，就见管理员发文：“尊敬的用户您好，您上传的文章《章诒和的书被禁，每个中国人的尊严也被侵犯了》不符合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要求，因此不能发表，请您谅解。”时间为2007年1月26日10时36分

这般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凯迪社区上这篇文章177个跟帖后，先是被锁，然后也被删除。和此次“禁书”事件有关的帖子全都“消失”。不要怪和迅、凯迪的编辑，他们要不删文，总有一天会沦落到“世纪中国”的下场。

浦志强律师接着说，可是删了又怎样？删了文章还可以再写，思想是永远也禁止不了的。有关人士的行为，好比中世纪的教会以为烧死布鲁诺就能禁掉“日心说”，从而让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荒谬；好比秦始皇杀光儒生就以为全天下的人就不读书一样荒谬。几千年有多少禁书？有多少文章被禁？最终人类还是要从野蛮时代发展到现代文明。

我相信，虽然论坛上已经无法再看到网友们对“禁书”的议论，但人们将对此更加愤怒。大国崛起不能是强权崛起，“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禁书”和限制言论自由上，迎接奥运难道就是让中国人民封口吗？

本周新闻聚焦将摘录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和海外媒体的报道片段，另外也公布国内论坛网友的部分帖子。

●章诒和先生和胡发云先生的公开抗议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

2007，1，19

 章诒和、著名律师浦志强（左）和余世存

▲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章诒和
2007年1月24日

▲胡发云给新闻出版总署的抗议信

据《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被禁作品《如焉》作者胡发云在得知被禁的消息后，他给新闻出版总署上书，要求给他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负责的答复。他对记者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你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思想理论也没有了，你只能偷偷摸摸的。我至今也没有接到正式禁书的通知。我正向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他们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禁书方式。

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这一点我也在《如焉》中说过：“近年来，许多这一类的清算文章，包括网络上的那些历史披露，已经让许多像江晓力这样的下辈人感到恼怒与恐慌。她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数据库，将会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随时随地调将出来。”古人说罄竹难书的东西，到如今只需一只手指头大小的U盘便全装下了，还可无限复制，极速传递。数十年来，那种运动过去，一切痕迹便烟消云散的安逸已经没有了。

希望有关方面大大方方跟我说，我们把你的《如焉》禁了，为什么禁？一、二、三、四。你要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再往下商榷，论战，批评反批评，都行。你真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多少还有一点担当的勇气。眼下这种不宣而战或战而不宣，暧昧、鬼祟、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脑后打闷棍了。

中国禁书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引起了直接的反弹，他们应该知道，如此粗暴率性的做法，常常是会适得其反的。对于我来说，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我要对禁书者说一声谢谢。香港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在洽谈繁体字中文版。

章诒和先生

● 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等声援章诒和

▲著名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先生最早发表支持章诒和的声明《支持章诒和 正告邬书林们！》，引起海内外各界共鸣。

沙叶新在写道，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大陆著名诗人邵燕祥发表文章《一月多事帖——近事引发的悲哀和耻感》。

文章说：一月多事，开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谁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后，大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操心，时隔一年，又有了这件出版主管官员就八部书发表的斥责和处分意见。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勒令报刊停刊或出版社停业的动静大些，一般施之于传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干，电话通知，不落痕迹，以免“授人以柄”。这一回，为什么不避“国内外敌对势力”藉此攻讦的风险，把“吹风会”的内容吹到了会外呢？莫非是有意为之，以威慑出版社，威慑作者，威慑文化人和整个知识界，同时显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老战法，一时曾所向披靡，却没想到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远期效应。

然而，不必问什么远期效应，其当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全会上讲了和谐以至民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文（作）代会上讲了说真话和学术创作自由，言犹在耳，而身份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不顾宪法和法律而只服从长官意志已经成为官场习惯，但在组织上公然“对着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场大忌。这就不免触发疑问：难道今天又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这个联想是因为文革的阴影尚未消失，而人们往往借助于往昔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世象。本来，长期处心积虑要让人忘记文革、忘记反右派斗争及其他祸国殃民的旧案，但诸如此类不绝如缕的遗风，不是恰恰随时随地示人以一脉相承的实例，这样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许诺和宣传有力得多，这岂不又是某些献策者和决策者千虑之一失么？

生长斯邦，躬逢斯世，几十年间，各样逆情悖理的人祸，应该说所见多矣，早已“出离愤怒”，但在这些不大也不小的现象面前，还是难免生出悲哀和耻辱之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身后，又过了三十年，到了所谓新世纪，我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说什么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由别人规定，就连让你读什么书，什么许读什么不许读，也有专门的机构为你安排。这样的无微不至，怎么消受得起？这说明，大陆中国人在1949年后经过了成倍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的年头，一直接受“政治正确”的训练，而芸芸众生还是这样扶不起的刘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权和话语权，能不自哀并自知羞耻么？大概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读书人如此不争气，才需要层层设限，戒备防范，如临大敌。就如这次的禁书，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的自由？而由于新闻出版迟迟不立法，于法无据的行为，可以言出即法，畅通无阻，然则“因书废人”，又复“因人废书”，无法无天，宁有已时！但是，不管祭出什么堂皇的理由，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必然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扫地。这是宪法、法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和耻辱，也是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这不止是禁几本书的问题，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嘴。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来，知识分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同样深受其害。现在习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许多不但处于经济困境，而且处于毫无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地位，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瞒和骗”的权利，千难万难才得以表达的一点诉求（有的还是通过可怕的上访历程表达出来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视和回应——这个问题，也不知应该由谁来做答。

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已经提供了宝贵的普适价值观念，并已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主流。但我们眼前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相比，能不让我们倍感悲哀和耻辱吗？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过去所说的国耻，都指来自海外的侵略者强加的。我们今天因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以沉重的代价（包括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等）换来的经济收益，使我们有了脆弱的“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然而我们以亿万计的同胞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公民和政治权利状况，真的也那么值得夸耀，而不令人时生惊悚么，不时传来的信息，某些事态的发展，能不让我们感到这都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耻辱吗？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国两会，五六月纪念日多，还有“十一”国庆等等，都叫做敏感时期，加强社会治安乃至宣传舆论的管制，早成惯例。新闻出版都要避开“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大家也习以为常，逐渐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来又出现了敏感年份。当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仿佛草木皆兵的恐惧气氛，从而对被认为“敏感”的领域严控，对被认为“敏感”的群体施压（如首当其冲的上访者），一片紧张，也必然在制造恐惧心理的同时催生不满。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在持续，已经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谐，这系于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各级党政部门取信于民，而各级党政部门的诚信危机，难道是靠例如控制传媒，拒绝批评，掩盖真相，打压和封杀舆论，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所能缓解的么？软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成事于长远。因此，我也不得不为那副署长之流感到悲哀，至于是否会有耻感，那是他们的事，全都经过了“八荣八耻”的学习，有的还对人作过宣讲，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悲哀是一种无补于事的情感状态，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声音也极其微弱有限。至于荣也，耻也，说到底是道德范畴。把由体制决定的举措简单诉之于道德评价，恐怕离题太远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先生发表长文《我的“公民表达”》。

文章说，现代政府被称为 “公共管理部门”，顾名思义，它仅仅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代表公民行使公共权力。无论政府，还是执政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们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府的角色就是我们公民共同事务的管理者。那么，思想审查、出版禁令，乃至对某个公民的表达剥夺，是我们的公民意愿吗？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吗？如果这个答案成立，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解释是，被剥夺表达权利的是人民的敌人。

不错，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但是首先，它必须符合公共性的前提，这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不错，作为公民，应该尽守公民的责任，但是最起码的责任，莫过于不违背自己真实的良心。……在我们身边，当最有现实关怀的思想成为 “禁区 ”，当各种审查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仍然随随便便地生效，当我们拼力想将自己的孩子、学生送入 “特权阶层 ”而不是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当我们对香港教授将贿买试题的女大学生告上法庭表示惊讶、不解和动机的置疑 ……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集体性地偏离常态太远了！

我们遵循了太多的潜规则，然而事实上，在一个人人不具有独立品格的潜规则里，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在一个漠视公共利益的制度里，没有人会是受益者。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潜规则盛行的处境负责。那么我们能够反思的，就只有从自己做起，从把自己的公民权责当真做起。

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的公民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呼吁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学者陈小雅发表文章《用生命维护说话的权利——支持章怡和》。

文章写道，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大陆著名民营书店“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发表《我反对！——就“章诒和事件”的个人表达》。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封杀八种颇受读者欢迎的图书。我还想进一步强调，出版自由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真实问题，靠行政命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首先是由千万读者的脑袋确立的。动辄下封杀某某作品令的时代应当结束了，因为少数人的意志代替公民选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换句话说，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个的长官意志必须彻底退出关乎民众自身利益由其自说自话的社会；是民众获得有效公民权、通过民主程序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社会。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章诒和事件”（连同封杀八种图书之举），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包括中国国民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羞辱，因而是每个国民的耻辱。作为国民，我们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在此，我坚决支持章诒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所有举措，并进一步支持所有受到长官意志不公正对待的作者维护公民权利的举措。

▲ 大陆民营书商莫之许发表文章《书为什么禁而不止? 》。

他说：8本禁书的事情传扬之后，名列其中的不少书依旧在销，如何解释这一禁而不止的现象呢？中国新闻出版目前是所谓的主管主办制，新闻出版单位的设立需要特别审批。在庞大的新闻出版需求下，出版社的资格本身——当然要折算成相当数量的书号——就成了一棵摇钱树，在目前行情下，一个书号的价值至少在1万开外，名头和信誉良好的出版社的书号甚至在2万以上，因此，停业整顿、扣减书号就成了新闻出版署管束出版社的屠龙宝刀，以此号令出版社，那真是莫敢不从。此外，对具体责任人的职务、岗位乃至身份的惩处，也是有效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新闻出版总署一声令下，出版社就只能俯首贴耳，所有的禁书，只要是在出版社手里的，那肯定是立刻被判死刑，化为纸浆了事。这种内部命令用起来顺手得很，邬署长的此番操作，就是这个路数。

也就是说，要想从民营发行机构收回被禁止图书，就必须公开声明或通知发行单位，问题是，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这8本图书通过自律和出版社的三审，应该已经基本上排除掉了直接冒犯法条的可能；其次，即使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抓到点把柄，但真要定性起来，也很难落实，问题的核心在于，由于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含混矛盾，真要想公开堂皇地将某本图书定性为（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对于共和国历史，既然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对左祸加以反思，何过之有？而对于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鼓吹，也与当前执政当局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有部分重叠，而很难径直定性。这也就是邬苏林只好内部操作的根本所在.
因此，只要邬苏林的那番话不是公开的——以我所知是“要求保密”的，那么，对于民营发行单位来说，就完全可以不理睬其行为，书就只能是禁而不止；而我相信，他这番话也肯定不可能正式地公开的，这就是包括邬苏林在内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最大尴尬：由于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又不甘愿放弃权力，在对意识形态加以管理时，就只能是因人，因事，而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方略，邬苏林“因人废书”的声音背后，与其说是权力的张狂，不如说是缺乏意识形态自信的无奈。

▲大陆学者黎明发表文章《谁敢说“不许中国人对出版署叫板”？》。

他说：出版署官员打压的并不是一个章诒和，也不仅是打压那八位作家。他打压的其实是宪法，打压的是所有知识分子、所有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这当属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文化恐怖事件，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对此等藐视宪法、悍然践踏国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还要沉默忍耐，其结果恐怕是等来人权大侵犯，文化大屠杀，历史大倒退。

 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法庭宣判过剥夺作家章诒和的“政治权利”，没有一条王法规定“右派”、“左派”、“中间派”可以出书或不可以出书。中国的出版署是由宪法、法律制约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出版署的官员竟然直接下令剥夺掉作家的基本权利，不是违宪、违法是什么？

章诒和以及另外七位作家，应该对出版署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出版署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版署并没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法院也没有理由拒绝受理国民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控告。诚心“依法治国”的话，通过法律程序澄清、解决此类事件顺理成章。支持八位作家质疑和控告出版署，对其它国民的权利即有效的保护与捍卫。

此事向外部世界、向国内知识界及全社会传达的信息典型而丰富，全世界的政治、文化观察家和大批的读者，都在看着这件事下一步怎样发展。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社会，中国人，可以质疑出版署官员吗？如果不能，理由是什么？

章诒和抗议的那位官员，所说所为实在过于“出格”，那位官员“极左”到到这种地步，野蛮到这种程度了？他比近日因“彭水诗案”而拿下的那位县委书记恶劣多了。这不免让我怀疑章诒和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或许，具体情节不似章先生所说。那个“通风会”，章诒和并没参加，传言发生变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有我疑惑的这个现象，那么出版署应立即出面予以说明，及时澄清事实，以平民愤，以正视听。

▲ 大陆学者邢小群女士发表《面对文化围剿的一声怒吼》文章。

文章说：从前，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总是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遍，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就是这样，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连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这就是奴隶！”

所以，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尽管中国改革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现实，这个老大政权仍然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2004年以来，开明报刊挨整、民间网站被封、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经变成今日中国的常态。

噤若寒蝉的权力恐惧症，既与最高当局的政治左转有关，也与意识形态衙门的官员有关。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已经变成官场的普遍潜规则，如果意识形态的主管官员稍有良知，或者对“干脏活”稍有保留，他们就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出版自由为敌、与公民权利为敌、与民意为敌，甚至与政权制定的宪法为敌。

面对这样八本作品，龙新民大人和邬书林副大人真的很浅薄。他们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表演霸权的傲慢、丑陋和肮脏，而无权者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地一任邪恶的通行无阻。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所以，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如若不是黑权力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公民权利，章诒和女士大概还不会进行公开反抗。现在，面对“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的无权者，意识形态衙门的小官僚们敢于用生命维护他们的黑权力吗？如果章诒和女士诉诸宪法及相关法律，聘请律师状告新闻出版署及小官僚们，龙大人和邬副大人敢于应诉吗？

一个不准自由言说的政权，只能喂养一群怕见光的官僚。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的中共政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除了谎言，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所以，我坚信，他们不敢。

▲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万润南写文章《赞同沙叶新 支持章诒和》。

文章说，我第一次知道沙叶新，是七十年代末。他以当年在上海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为蓝本，发表了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此剧的演出，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我们全家出动去观摩。作者辛辣地讽刺了一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更辛辣地讽刺了甘愿上当受骗的芸芸众干部，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近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实的中国社会。

由此我知道了沙叶新，我知道他是真的。……这次，他又大声讲了真话，而且讲得那么好。我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

同许多读者一样，我知道章诒和，是因为读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我相信，因为有了她的书，那些往事将不会被尘封；那些人物也不会被湮没。这次，她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将以我的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震动了海内外。

对此，我不能再沉默。正如沙叶新先生所说，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作家于成玉撰文《动不动就“封书”，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于成玉说，得知又有文史类八本书被“禁”，不禁感慨万分，在这里我除了向沙先生、浦先生和章先生的为争取出版自由所表现出的勇敢抗争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和强烈支持外，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如题。

据笔者所知，被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在读温总理这次讲话后激动地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岂知，就在他激动之余，他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居然禁书榜上有名，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而禁书令有没有违背宪法？它除了副合权心外，副合党心、民心吗？

人类思想史进步显示，思想在流通中增值，真理在碰撞中闪光。党的权威文件不止一次声称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然而，去年是发动“文革”40周年，明令不许写“文革”，研究“文革”；今年是发动“反右”50周年，是不是又要不许写“反右”，研究“反右”了？164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而一个拒绝咀嚼自己苦难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动不动就“封书”，这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能够出现 “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吗？

▲专栏作家寒山为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我禁故我在——从新闻出版署又禁新书说起》。

文中说，这个最新的禁书名单被披露后，不夸张地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人，这个新闻会引起他们的感叹：这个国家在这些事情上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但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的人，这个新闻是对“和平崛起”这四个字打上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本民族的作家和书籍都不能善待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崛起”之后被“和平”缚住手脚呢？

这个禁书令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当今中国有两句最时髦的最的意识形态口号。一是“和谐”，有胡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另一是“说真话”，这是温总理前不久在参加作家协会大会时语重心长地提出的，好像中国的作家从来就不懂说真话，不会说真话，现在要党来培养。如果说胡总书记“和谐”论的潜台词是承认中国社会不和谐，那么这份最新的禁书目录就是一个注释；如果温总理苦口婆心劝中国作家说真话，那么这份禁书目录就是给他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到底是中国作家不会说真话，还是他们不被允许说某些真话呢？

新闻出版署禁书的权力无疑是中共最高层授予的，但禁什么书，何时禁，禁多少，这些可以相信完全是这个衙门里的判官根据自己的好恶和猜测上面的旨意来掌握的。此外，人们不要忘记，任何官僚机构都有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本能，为此哪怕无事也要生非。新闻出版署的本职工作就是审查书稿和新闻，所以隔三差五就要枪毙一批新闻，禁掉一批书稿，否则就成了尸位素餐，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有疑问了。

▲学者赵诚发表文章《邬书林到底在干些什么？》。

他写道，章诒和先生以命相拼，发出抗议，维护自己基本的公民权利——言论权和出版权。沙叶新等众多人士著文声援，互联网上网民们讨论之热，可能出乎邬书林们意料。国内某大网站上关于沙叶新支持章诒和声明的贴子，一天之内跟贴达38页，绝大多数人表达了对章诒和的支持，其中不少人重复了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事？！”这说明，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开始复苏，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认同势不可挡。章诒和的抗议如同一记重锤，击响了中国公民护宪维权的锣鼓。今后，再有官员做出暗杀的脏活，受害者就要用天下公义和宪法准则来衡量，并将行使依法诉究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异议作家余杰发表文章《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文章说，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掌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作家钱刚撰文《袁鹰“风云侧记”何罪之有？》，为禁书作者之一袁鹰鸣不平。

他文章的标题是“文章写道，袁鹰先生是党内资深报人，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办过中共地下党的报纸（他的同事有王元化、乔石）。他的文章有何罪过，令检查官动用重典，就像当年国民党查封他所参加编辑的上海《联合晚报》一样，必欲禁之而后快？

对“阴谋论”我毫无兴趣，不想循着报道，从《风云侧记》中探什么蛛丝马迹。说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鹰先生毕生服务的新闻文化领域，会有什么国家机密。《风云侧记》的数十篇回忆文字，是从“人民日报”这特殊窗口，透视大陆半个多世纪的诡谲风云。其实，这并非袁鹰先生“重写”的历史，更没有颠覆性惊人之笔。那是大家一同走过的从前，只是在袁鹰先生笔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们带回真实无伪的历史现场——在历史被刻意遗忘、面目变得越来越糊涂的今天。

那里有柔和的笔墨，记述袁鹰先生和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实，也宽容各色人生。袁鹰先生的书，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合乎党纪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也有过深深的歉疚，有过彻底更新的铮铮誓言，就像萧军所说：“有错误，承认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内，善良未泯，正义犹在，为真理不惜生命的热血之士代有其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顶着共产党官帽的“年轻化”的思想管制者，他们对党的历史所知寥寥，对袁鹰这样的老党员冷酷无情，他们甚至也没有上一代“左棍”对主义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们有的只是现实算计，两眼紧盯官市行情；贪婪，粗鄙，毫无掩饰地追逐权力，言语散发着匪气。他们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辖区内”出一星点“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碍仕途，他们的狂疾就会发作，无论面对右派左派，党内民间，动辄高压，举动之野蛮荒谬，时令海内外惊愕。他们的每一个劣行，都足以让高层话音未落的“开明”宣示，顷刻变成谎言；他们是中共国际信用的最成功破坏者。

▲内地左派学者孔庆东日前表态批评章诒和的作品后，却在他的网志上发表声明，支持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孔庆东在声明中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着述，并对她的文字持有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

他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未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限制她的着述出版，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

▲在北京的异议学者江棋生撰文《为邬书林一辩》。

文章写道，我要像张思之先生当年为李作鹏辩护那样，试着给我的江苏老乡邬先生当一回辩护律师。我的全部辩护要点是：邬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与总理温家宝对着干，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对着干，而是恰恰相反，他正是顺服胡温的意思而出手的。

人们指控邬书林“抗上”的依据，是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谈心”式的讲话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后，我也看到了。我注意到，温家宝当众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温家宝还明确地宣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

温家宝一边维持书禁，一边又提倡讲真话，他的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要使恳请几千名嘴上被穿着铁丝的作家、艺术家们“讲真话”的画面不致显得荒诞的话，那该如何去解读温家宝给出的信息呢？对此，我的解读是，温家宝以真诚的语调所提倡的讲真话，其实只是提倡讲内容不能越线的真话，也就是讲官方听得进去的真话。……这就如同人民代表大会上实行的民主，是“确保”官方想通过的法律得以“通过”的民主一样。内容没有越线，但说真话无妨。而内容一旦越线，则将请君入瓮。事隔不到两个月，2007年1月11日出面作“请”的人，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

▲时事评论员彭雪琴撰文《我手写我口：用生命捍卫文章》。

文章说，当初，布鲁诺用生命来捍卫科学的价值，苏格拉底以生命来坚守民主的信念，我以为那是人类发展的污点。但是，走到这个文明的时期，竟然还有人需要用生命来捍卫文章，除了觉得凄凉应该还有点羞耻。更甚的是，这样的情境不是展现在未开化的落后国度，却恰恰是出现在即将强势崛起的泱泱大国。

章诒和，不久前受到邀请抵达马来西亚，为其所著的名著《往事并不如烟》分享了一些心得。事隔不久，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在中国被列为禁书，于是这位作家誓言以生命捍卫文章。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面世后，便受到极度关注，她的文章带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描述了一些中国领导层不堪的过往。如今的新书还是延续了过往的描述，结果，被当局发布了禁令。

▲在北京的民运人士陈子明发表《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文章。

文章说，从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中得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日宣布了对八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禁令，他还专门针对章诒和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基于以上事实，完全有理由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是不久前去世的何家栋先生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常常到汉奸所在的炮楼外面喊话。汉奸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红点可以抵消黑点；黑点积攒多了，抗战胜利后是要清算的。当年记红黑点的办法，不仅对于汉奸本人有威慑力，还对其亲属的言行产生影响。

▲大陆记者昝爱宗发表《大肆禁书：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样，甚至更狠》。

他说：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公民表达自由采取了越来越严密的限制，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时代了。看历史上国民党执政的 1947年9月，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均被执政当局列入禁书，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被称为蒋匪帮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在“摧残文化新闻事业”，可以公开声讨。而在当时，蒋介石此举确实受到了当时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文化界自由人士的“一致抨击”。

194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批评蒋记“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之虚伪规定。（当时中 共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1947年2月9日转载）。

在中国，中宣部被许多批评者称作思想舆论控制的“太上皇”，因为这个宣传机构对中国的新闻出版拥有生杀与夺的大权，可以下令关闭某家报纸或禁止某一本书出版，常常是不必理会中国宪法或任何法律的制约。然而，这次所有被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政府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事实上，封杀不同声音实行愚昧统治，恰恰是让禁书在地下以“盗版”的方式扩大发行的机会，比如《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被禁后一直在书贩子的摊子上流通，网络上也有电子版，官方并不能有效禁止。

我们再回头透过历史看今天，当时还有人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蒋介石“摧残文化新闻事业”，现在中国除了港澳台外却不能在大陆媒体上公开批评政府“摧残文化新闻事业”，这不是说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文化专政？

我们今天回味1949年以前《人民日报》所认可的“创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民主新闻事业”这句话，再对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柳斌杰的言行举止就可以发现，在目前中国，尚无法与国民党时代对比，如果要求他们依照《宪法》约束自己，做到“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可谓难上加难。

邬书林、柳斌杰一等人已经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了，这就是历史倒退进入末世的征兆。

▲旅居西班牙的诗人黄河清发表诗歌《坚决支持章诒和！》。

诒和诒和亦侠儒，红颜鹤发冲天怒。
要讲真话温家宝，因人废书邬林书。
大姐欢呼官宽松，老妇凛然吏何苦！
右派是人也是民，宪法镌字护身符。
让人说话天不塌，伟大教导毛席主。
生命维护我文字，事不过三很在乎。
殉情茱丽叶永垂，坚贞祝英台千古。
坚决支持章大姐，我也以命鼓与呼！

2007年1月19日于地中海畔

●海外媒体的部分报道和分析

▲香港《南华早报》透露，中国下令禁止发行香港女作家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等八部文学作品，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所有本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中国当局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大陆无言论自由 两岸难圆统一梦》。

文章回顾中国“禁书”的历史，中国历朝，焚书与禁书屡见不鲜，这是专制帝王箝制思想的一种手段。从先秦到清末，禁书造成文化上的浩劫；宋代起禁书范围扩大，兵书禁了不说，学术著作亦遭禁；明季，禁书更成为统一思想的手段。到了清代，禁书之外更大兴文字狱，动辄株连九族，举国风声鹤唳。禁书是文化政策的反映，却也是历史的悲鸣。

文章感叹，中国大陆历经反右、文革的悲惨岁月，多少知识分子口不能言，手不能书，甚至投湖以明志。但是，任何政权封得了人民的口、断得了文人的笔，却阻止不了人心对自由的向往。台湾也曾走过这样的禁书岁月，甚至也有许多作者，书被禁了不说，连人都入了大牢。走过来，就知道痛；走过去，就知道再也不可以。

言论、出版是最最基本的人权。掌权者可以不听，但不可以禁止人民说、人民写。书即使被禁，但“总有孤本在民间”，愈是压抑，愈是反弹；遑论这些书不乏在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早已广为流传。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经济崛起的大国，却依旧没有胆识放松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反而变本加厉地箝制。在章诒和誓死维护她的文字、她的公民权，呼吁“给草民留下一点空间”的同时，我们必须提醒中国大陆：经济崛起与富裕，对台湾当然是一大吸引；但是，只要类似冰点事件、章诒和事件不断发生，自由民主台湾的心，就永远难以真正与大陆贴近。

香港《明报》在2007年1月21日以“章诒和怒斥因人废书”为题推出专题，发表四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秦胜先生的评论题为《箝制言论 何来和谐》评论说：内地著名作家、“头号大右派”章伯均的女儿章诒和愤而发表公开信，指摘新闻出版总署一而再、再而三地封杀她的书作，是对中国宪法的挑战，是对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和温家宝倡导作家要讲真话的蔑视，更是对她基本公民权力的无理践踏。她甚至表示，要象祝英台以生命维护爱情一样，以生命来维护她的文字。

内地当局最近下令查禁了多本新书，其中包括章诒和的新作《伶人往事》， 据说是「为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但是这一系列禁令恰恰破坏了当局在十七大和2008年奥运之前放宽境外记者内地采访限制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努力。
在中共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某些官员脑中，仍残留强烈的冷战思维，对各种文艺作品总拿过时的“守土有责”的眼光来审视，以致草木皆兵，宁左勿右。而他们一直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不要说18年前的六四事件，就连对40年前的文革、50年前的反右运动，都列为舆论禁区。
更有甚者，审查官员往往因人废言，如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在内地出版时，连改了9遍，共删去3万多字，不但删去所谓敏感的文革部分和反右部分，后来连没什么政治色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戏剧改革部分也删去了，这就令人费解，几近荒唐了。以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几本即便是有点哀怨情怀的小书，就能影响稳定，颠覆政权，这是任谁都不会相信的鬼话。

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宽松包容的言论环境，正如章诒和所说“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报道和评论，台湾《苹果日报》更发表社论《章诒和怒吼》。

社论说：中国著名女作家章诒和所写的所有无关现势的书，全部被政府查禁。《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一系列的“中国改革30年”的演讲也突然被禁止。

周瑞金说中国连串的“封报拦网”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管理相差太远。包括《21世纪环球报导》、《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等都受到停刊 处分，有的还受到党纪、刑事处罚。所以他批评说：“不要动不动就停报、停刊、拦网。”难怪导致“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诚信全无、腐败频生”。

章诒和也发出怒吼，因为她自称已被逼到“没有退路”。她说中国：“对知识份子打击迫害……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台湾若干作家也已连署声援，大家盍兴乎来吧。

这些现象我们记忆犹新。所以要谨记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啊！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江迅的长篇报道《知识界反禁书掀维权风暴》。

报道说：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售与销毁《伶人往事》等十一本书，引发中国知识界维权风暴，作家纷斥责出版总署践踏国家宪法，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法律起诉工作也已启动；律师团敦促出版总署官员立即收回成命，并清理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忽如一夜春风来。新一波反抗北京当局查禁书籍的维权抗议公民运动正在掀起。禁书虽是中国大陆人们长期习以为常的现象，但这一次却激起文化界、法律界和思想界乃至读者网民的极大愤慨。新书遭禁的北京文化人章诒和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后，近日又对亚洲周刊发表《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并开动由张思之担任首席顾问的法律顾问团工作，拟起诉下禁书令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官；作品遭禁的湖北作家胡发云，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总 署大大方方并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暧昧的、不公开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中被写的传主、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姚立法，将禁书寄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并投书申诉；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北京作家邵燕祥﹑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 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撰文和发表谈话，更有数以万计网民的跟帖，支持被禁作家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官。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读了章诒和一月十九日的声明后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凯迪网的猫眼看人上：“禁令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历史只能证明下禁书令的是“精神杀戮的刽子手”。文章发表的当天，点击率就突破一万，跟帖多达四百。有的是给予法律援助的，有的建议立即状告新闻出版总署的，有的将起诉程序都写明了。

沙叶新接受采访时说：“反响很大，是当局的做法太不得人心了。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书令是违法的，它只是国务院所属的行政机构，运用《行政诉讼法》可以控告这 些总署的官员。大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形成一种舆论，给他们形成一种压力。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温家宝与文学艺术家谈心都引起反响，外国很多人怀疑他们说的 是否真是那样诚恳，是否真能兑现，现在如此禁书正给了人们一个口实。所以我说他们是在帮倒忙，效果适得其反。”

北京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小雅也写了文章在网上发表。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很佩服章诒和的血性，也感到振奋。我自己也有过这样被禁的遭遇，出于多方考虑，我当时没有她那样的决心，我深感忏悔。过去书被禁，大家都不吱声。章诒和有号召力，她作品的读者特别多。禁书这类事由来已久的，但现在大家找到 了一个能凝聚人气的突破口。”

北京律师浦志也撰文提出，新闻出版总署应当立即收回成命，首先解除对《伶人往事》等出版物的封杀令，进而清理已有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 BBC发表《中国禁止发行八部文学作品》的报道。

报道说：八本被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中国当局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章诒和对《伶人往事》被禁表示愤怒，并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解释。她批评说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冲击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

章诒和对湖南出版社因出版她的作品受到连累表示遗憾，但是表示不会因此放弃写作揭露事实真相的作品。

章诒和的另外一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也在大陆被禁。

《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则认为所谓禁令\"荒唐幼稚\"。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当局其实根本无法控制信息传播。

▲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中国作家：愿为争取言论自由献身》。

报道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况下，下令禁止8本有关中国当代和现代历史的书出版发行。被禁的作者之一章诒和表示，她只是一个喜欢写书的作家，没有任何的政治抱负，但是她愿意为捍卫自己的中国公民基本宪法权利而献身。

章诒和是当今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被很多评论家誉为当今中国文笔最优美的散文家。章诒和星期五接受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海外谴责大陆禁书令 侨界争购《伶人往事》”。

章诒和新书《伶人往事》被中国政府列为禁书，但洛杉矶华文书商为回应海外读者对这本禁书的关注，已向港台大量订购《伶人往事》。海外书商也为章诒和新书被禁大抱不平，并透露，近年来在中国被查禁的书籍，到了海外都成为畅销书，也是中国观光客返国馈赠亲友的最佳礼物。

▲德国之声以《禁书是中国繁荣昌盛的绊脚石》为题报道“禁书”事件。

报道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宣布禁8部图书，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罕见的反弹。一些作家、专家发表言论，指出禁书的违宪性质。中国要崛起，文化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种个别人掌握大众文化的命运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的宪法，也阻碍中国全面繁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报道分析说，禁书阻碍了什么呢？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一是直接阻碍了作家和文化人士的写作。许多作家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打磨一本书，结果心血白花。这既是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也使他们没法写出好东西来。

二是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两条已经说明了很多。关键在于这两条能否落实。

三是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与成长。进入现代社会后，禁什么不禁什么，普遍是由法律来决定的。7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对是否放映日本电影“性欲王国”有很大争议，在德国，最后是由各州通过社会民意和议会讨论来决定的，结果是有的州允许放映，有的州不允许。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人大来决定一本书、一部电影是否应该被禁止呢？

四是用少数人的看法阻碍了大众意志。新闻出版总署作出这么一个决定，程序不太清楚，但大体上应该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看了一本书，讨论一番，认为这本书不好，于是就禁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现在是一个大众的网络的时代，要了解大众的看法很方便。即使一定要禁一些书，为什么不能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呢？而且，这种少数人决定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命运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营私舞弊。

五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胡锦涛提出建议和谐社会。不讲道理地不给理由地禁本身就是不和谐音。引起文化界和民众的强烈反弹是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因素。

六是阻碍了中国的全面繁荣昌盛。上世纪后半叶成为美国世纪，美国不光是经济繁荣，政治和军事的发达，而且在电影、流行歌曲等很多方面都统治了世界。现在，不管说还是不说，中国正在朝世界的巅峰走，繁荣昌盛少了文化显然就不全面了。世界史上大规模禁书的年代有过几个，但那都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时期，甚至是战火纷飞、朝代寿命短暂的时期。哪个繁荣的时代不是百花齐放的呢？如果作家们不敢写，写不出好作品来，这个社会能全面地繁荣昌盛吗？

▲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

报道说，沙叶新对海内外的关注感动，他说，现在好像反响很大。新加坡的《星岛日报》、香港的《南华早报》、《明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报导了这样的事件。所以有人提出建议把我的声援和章诒和先生的抗议都应该寄一份给温家宝。我估计他们会知道这个事。因为这个事在网上闹的很大嘛。我的声援的文章在民间的网上，被一个律师贴上去之后，三天的点击率就达到三万，其他的网站的点击率也很高。而且声援的很多。这段时间朋友的来电来信都表示支持，包括上海的。上海 有这样的反映很不容易了。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他们也来信发Email表示支持。那么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也很感动啊！

沙叶新说，不久前温家宝倡导“作家要讲真话”，现在新闻出版总署出来禁书，这是违背宪法的，也是愚蠢的。很多律师也站出来支持章诒和，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

▲ 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HOWARD W. FRENCH报导。

一段时日以来，全世界最容易看到的中国——就是几年来持续两位数字经济成长的自信中国。

中国膨胀的自信甚至可以在最近中共成功测试的反卫星飞弹中观察到。在一个仍然诉诸于审查制度甚至封锁文学书籍、对事物感到如此不安的国家，要怎样了解中国的其他方面？

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打电话到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审查办公室甚至拒绝提供办公室发言人的姓名。职员表示，“你必须自己上网去查。”

遭到禁令的《如焉》作者胡发云(Hu Fayun)，她对此并不讶异,事实上，这位作者表示，在中国“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什么才可以说、可以广播或可以印刷的专横制度是秘密做决定，而且通常匿名发布命令。”

中共审查制度有一点可以提的就是，它是政府强制规范并且用来支持中共自己，审查制度甚至不顾时代的新潮流，强力与通讯科技背道而驰。

▲ 台湾中央社发表《章诒和新作遭中国查禁 陆委会声援》的报道。

报道说，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德勋下午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应正视中国政府扩大箝制思想、言论与出版的行径。

他说，媒体报导，无疆界记者组织总干事梅纳最近将首度代表无疆界记者组织访问北京，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无疆界记者组织成立北京办公室，对于中国近期放宽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的采访限制等相关发展，陆委会认为，中国一方面试图修好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是刻意营造新闻与言论自由假象，以改善形象。

刘德勋指出，事实上，北京近年对新闻与言论箝制从未松手，迫害实例罄竹难书；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内容越线”为由，宣布章诒和新作《伶人往事》等八本书的禁令，震撼全球华人社会，并引起各界强力声援行动。

他表示，中国打压中国维权人士的作为也有急遽升高的趋势，中国严密监控维权人士、阻绝与媒体采访接触机会，以避免中国知识份子对各种维权活动的了解。

刘德勋说，国际社会应正视中国政府以意识型态挂帅，扩大箝制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并与台湾共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改善，让中国人民早日享有自由、民主与人权。

他并说，对于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具体案例与情况，陆委会将持续搜集汇整，定时更新在陆委会网站设置的“中共违反人权案例专区”，供各界参考。

● 国内网友的帖子和跟帖

▲人类思想史进步显示，思想在流通中增值，真理在碰撞中闪光。党的权威文件不止一次声称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然而，去年是发动“文革”40 周年，明令不许写“文革”，研究“文革”；今年是发动“反右”50周年，是不是又要不许写“反右”，研究“反右”了？164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而一个拒绝咀嚼自己苦难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动不动就“封书”，这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能够出现“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吗？

▲乌云能遮住太阳吗？
暴雨能冲毁地球吗？
人类的思想禁得住吗？
社会的进步禁得住吗？

▲邬书林先生的行为属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行为,我建议作者首先提起行政复议,如不被接受,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让事件向全社会公布,让有关当局不得不公开他们禁书的理由.就算被禁了,也禁个明白.我们这个时代,还允许思想禁梏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害怕真理,害怕事实!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刚到书店买了一本《伶人往事》，最后一本，好悬啊！我看到这本书后，翻了翻后就先放在原处。在翻看另外一本书《如焉》的时候，一位女生走过来拿起了这最后一本《伶人往事》，我见状忙说这书我已经要了。呵呵！这一禁更厉害了估计马上盗版书就遍布街头巷尾了，如今的时代“禁”书是最愚蠢的，大力宣传的书没人买，禁书却广为流行啊

▲这帮孙子已经无耻到这种地步了！法律，道德，正义，良知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只剩下丧心病狂了！！！不知道那个只会哭的脓包有何反应。不久前他不是还号召作家讲真话，写实情吗？这八本禁书就是搧在他脸上的八个大嘴巴！！！TNND！！气死我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广设文字狱、封禁言论、严控出版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自称人权比他国好五倍？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让自己的国民讨论、回忆乃至了解， 这样的政权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国反省历史？一个出版、言论和信仰等等方面的自由状况连一百年前都远不如的政权，又有什么资格稳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又有什么资格占据人权委员会席位？

▲让我们永远记住“邬书林”这个代表“假恶丑”的精神刽子手，建议各国政府驻中国使领馆记住这个名字，将其列入极端分子的黑名单，不许其入境。

▲邬副署长宣布禁八本书，一定有他的道理。就像伟大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定有他的道理一样。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说他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一百倍，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只是，这个道理要让天下人认可，就得将所禁之书公之于天下，让天下人都看到这书坏到什么程度，这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譬如当年伟大领袖指出电影《武训传》如何反动，就组织全国人民都来看《武训传》，组织全国人民都来批判《武训传》；伟大旗手指出电影《红日》如何恶毒，就组织全国人民都来看《红日》，组织全国人民都来批判《红日》。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何等的气度非凡。

所以，建议邬副署长学习伟大导师的伟大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将这八本禁书广为印刷，分发给全国人民审看，组织全国人民批判，看清这八本书的反动之处、恶毒之处，以便增强识别能力，与邬副署长一道，彻底查一查天下还有哪些与这八本书一样反动、一样恶毒，甚至更加反动、更加恶毒的书，一概禁绝，让天下干干净净、纯洁无瑕，多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界，一定非常和谐，非常美妙。

我盼着邬副署长早日发给我这八本禁书，以便与全国人民一起，紧跟邬副署长仔仔细细地阅读、认认真真地审查这八本禁书，以便紧跟邬副署长满腔激情地批判、立场坚定地声讨这八本禁书。

所以，大印特印这八本禁书，大散特散这八本禁书，大看特看这八本禁书，大批特批这八本禁书，化毒草为肥料，一定会空前地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路线觉悟，把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建议今后宣布禁书，应该先举行听证会，不能由几个极端分子在那里肆意屠杀。法院判人死刑还有律师辩护，这里禁一本书怎么那么随便？难道中国还是野蛮国家？

▲从焦奌访谈的死亡和南方周未的夭折，再加上邬先生的恶行，我根本看不到所渭的春天，甚至更严重，善良的人们啊，抛弃幻想吧，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权再大也只能再话一二十年，而人民的生命是无穷的，只是可怜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他们以为丧尽了民心也能长命百岁，真是太无知了。其实他们心里也明镜似的，知道自已在做坏事，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已了！

▲那些流行畅销书的作者们、百家讲坛的学者们、在中南海给权贵们上课的教授们，为什么你们不站出来？为什么你们不吭一声？为什么你们为了大把赚钱就可以放弃社会责任？

你们难道就不明白，今天是章诒和等人的书被禁了，明天就会轮到李诒和、王诒和和你们所有人！言论、出版和信仰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封禁越来越残酷，这不是章诒和一个人的遭遇，这是整个中国大陆民众的遭遇！

▲“看来这次我没处理好，给当的宣传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检查自己，觉得可能是自己长期担任领导职务，长期在决定所有出版物生死的权力部门工作，慢慢养成了右派分子们攻击的‘权力的傲慢’的习惯。逐渐忘记了，‘政策和策略是当的生命’，一开口，话说唐突了，暴露了。今后，我一定好好注意。一定要在对待那些知识混子尤其是著名知识混子的时候，不论我的领导怎么龙颜大怒，在内部会议上说了多少不堪的话，我在公开场合一定要注意言辞修饰，最好使自己的话象橡皮棍子打人，外伤看不见，只有内痛，这样，知识混子们就老实了——叫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这个给当的和谐社会口号和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时刻，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个人的官职以后还能不能升迁，我不看重；我看重的是，我这样的做法，使知识混子们失去了对我们的信心，比如反动混子沙某，居然故意把日期落成 1907年。难道，我们连西太后君主立宪的姿态都不够吗？在此，我特别郑重建议，在我们当的内部会议上作出规定，以后，一定不要象我这样乱说话。禁书的时候，靠电话（一定不要录音）口头传达就是了。不公开讲话，不落下任何文字的东西，静悄悄就禁了。这样，既维护了我们的宣传事业，也不会引起舆论谴责。”——摘自《邬副署长的自省书》

▲建议书商赶快出这8本书的盗版，这是政府那些颟顸的官员在为这8本书作广告。如果有这8本书的盗版，老子都要买来，自己看，还要叫子女看，记住后清朝的“德政”。

▲越是禁止就越是以更快的速度朝更大的范围传播，人的好奇心使然！这位文化官员所做所为实是推波逐浪地散布，愚蠢之极！然则是件大好事，如无禁令，本人还不知道这几本书。感谢这位官员的愚蠢！

▲在三个代表大旗高高飘扬的今天，邬书林的言行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在胡总书记要求依法治国的今天，邬书林的行为是否在“依法”行政。如果章先生违法，请邬书林高举法律大旗走司法程序正式起诉章先生，把他禁书的理由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陈述，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避开司法程序去禁止一个作家出书，你在违宪，这是违法啊。我们纳税并不希望用钱养一个违法乱纪的官员。

三个代表中有“代表最先进文化”，请问邬书林，你就是这样“代表最先进文化”吗？你与党的要求相差太远，希望你能出来给大家一个说法——为什么你做不到三个代表的要求？

对一个违反宪法的官员，党的纪律部门有什么看法？一直不作声是不明智的，我们要知道党的纪律部门在对待党员违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是不闻不问姑息纵容，还是严惩不贷铁面无私，我们要知道！

▲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禁书名单：废都、白鹿原、国画、心灵史、灵山……请诸位添加。现在回头来看，真都是好书。凡是好的东西总有一个被禁的阶段，这大概就是中国国情与规律吧。

▲这个文化事件，也是发展文化的契机。只要受害的作家们去告出版署的那个家伙，不管法院受理不受理，也不管能否胜诉，其历史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都要进入舆论的，那就炸开锅了！

这是以法律为武器向文化专制开的第一炮。有这第一炮，就有第二炮！

●反抗文化专制、抵制精神奴役——全球知识分子的声明

惊闻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禁止出版刊载包括章怡和先生等八位作家的着作，我们感到愤怒和耻辱。

邬书林的此次公然禁书，是对人类思想和智慧的无耻扼杀，是对中国宪法的悍然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撕破了中共执政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遮羞布，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今天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

作为一个号称正在崛起、正逢盛世的泱泱大国，作为一个承载千秋历史、华夏文明的悠久民族，作为一个誓言与时俱进、注重荣耻的现代社会，竟然容不得区区八本着作！一个全部占有国家资源，全面掌控政、经、社、民，全盘调动军、警、宪、特的政党，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竟然惧怕一个孤寡老妪！竟然恐慌一篇《伶人往事》，这不是民族的奇耻大辱是什么？这不是政权的无比虚弱是什么？这不是当政者与人民为敌是什么？这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戕害是什么？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根源就是专制和愚昧在中国大地上横行得太久了，就是我们沉默和忍让得太久了，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已经丧失得太久了！

美国波士顿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 ?尼莫拉牧师的一段着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每一个公民，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为了我们能够有说话、写作、言论、表达的权利，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我们严正声明：

1 ，支持章诒和先生以生命维护她的文字，做章先生坚强的后盾，坚决反抗中共的文化专制，抵制中共的精神奴役；
2 ，要求中国国家出版署收回成命，并承诺不再禁止公民的出版权；
3 ，要求中国有关部门，惩办邬书林等失职官员，并把处理结果向全国人民公布；
4 ，有关部门要向章怡和先生等作家公开道歉。必须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公民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得到保障。

我们呼吁，所有热爱自由和尊严的人们，所有热爱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站出来，维护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签名：盛雪、刘劭夫、严明、韩文光、逸君、苏君砚、刘云霞、莫默、沈书亭、王丹、草庵居士、蒋品超、东海一枭、张钰、胡佳、蔡楚、伍凡、徐文立、洪哲胜、陈奎德、北明、郑义、梁裕锋、苏炜、袁红冰……

敬请认同声明的朋友上签名网签上你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