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的政治表态，我其实早就有话要说。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发声，除了需将问题弄得更明白和通透之外，主要原因是我心存顾虑，觉得自己的看法会多少煞一下万炮轰周强的亮丽风景。

 

    猴年岁末的中国民间舆论场中，那么多人以可贵的公民身份站出来，依凭普世价值行使表达权，蔚然而成一幅说真话、批高官、贬赵家的政治景观，实在是件很让人痛快、解气的事。尤其是，它出现在统治集团公然威胁要“亮剑”的当口，其价值和意义就更不寻常了。于是乎，我就把要说的话给憋回去了。

 

    不过，憋得了初一，憋不过十五，该说的话早晚还得说。特别是，当自己觉得心里确有重要的话，就更该把它说出来。

 

    在2017年1月14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周强在传达了习近平关于政法系统2017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的指示精神后，作出了下述政治表态：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党的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我首先必须坦诚地说，我在见到周强的上述表态后，丝毫没有感到“震惊和失望”，也毫不觉得此人的话语“不可理喻”。这就如同我在听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表态绝对忠于党、并声色俱厉地反对军队国家化时，丝毫没有感到吃惊、失望和不可理喻一样。在我看来，周强的表态是赵家大法官的一次本色出演，虽带有焦虑和虚火，但绝非异常和失态；其素质、气质和形象，均属意料之中。

 

其次我要说，反对“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周强，必然会反对“司法独立”。

 

什么叫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出自宪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是指司法机构与立法、行政机构在权限上分立并相互制衡后，独立行使包括违宪审查在内的司法权，不受任何党派尤其是执政党、其它机构和个人的干预。显然，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能设想一个赞成司法独立的人，会不赞成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而任何反对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拥戴三权合一、不受制衡之最高权力的人，则必然会反对司法独立，周强自不例外。

 

    第三，周强反对司法独立不是违宪而是合宪。

 

不少人说，周强反对司法独立违反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认为，这一看法不能成立。中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是这么说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白纸黑字，一目了然：这一宪法条款对中共党委、政法委对法院的干涉刻意不加排除，不亮红灯，因而该条款中的“独立”，不过是司法姓党刚性约束下可怜的“独立”，与司法无党即司法独立中真气沛然之“独立”差得太远，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不妨说，正是为了要与司法独立划清界限和保证党管司法，赵家人才字斟句酌地敲定这一条款的。而周强的反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司法姓党，岂能独立；司法无党，赵理不容。周强的反对，不仅没有违宪，反而正合制宪者之良苦用心。

 

然而，周强反对司法独立不是违宪而是合宪，决不表明他干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周强的反对虽然合宪，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是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的；因此，周强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的坏事。顺便提一下，中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也是一款反宪政条例，该条款曰：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说，中共党委和政法委尽管干涉无妨，绝无违宪之虞。

 

    第四，周强嘴里的“法治”，是法制而不是法治。

 

    周强在自己的政治表态中，两次提到“法治”，且所谓的“法治”均戴有“社会主义”的帽子。百发百中的是，只要出现“社会主义”的帽子，它后面的东西就一定不是正宗的原装货，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不像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中的“法治”，又怎么会是法治呢？那么，不是法治是什么？是法制。在极权政体时期，中共依政策治国，可简称依策治国；到了后极权时期，中共改为依法律治国，简称依法治国。这种依法治国，就叫法制。法治与法制有本质区别。法治不是依法而治，而是法律统治，只存在于宪政民主框架之中，同时也是宪政民主最有力的支柱。而在一党专政、三权合一的框架之内，则无法治的立锥之地。将“法制”说成“法治”，乃是沐猴而冠，混淆视听，而不是法治文明在中国的生根和进步。

 

    明乎此，则可知：周强反对司法独立，正是维护中共的“依法治国”，而不是“撕下中共‘依法治国’的底裤”；更不是什么“破坏中国法治进程”和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讽刺”。因为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上，正如《零八宪章》所断言的那样：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
    最后，周强的政治表态不是他的自选动作，不是他别出心裁地主动跳出来；他所做的，是奉习近平的旨意，重申毛泽东、邓小平的核心政治遗产。当然，在吃相上，他比最高检察长曹建明要明显难看些。

 

中共反对宪政民主（多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坚持一党专政、三权合一，从1949年至今，一向如此，从来如此。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吴邦国的“五不搞”、习近平的“七不讲”，一脉相承，初心不忘。因此，像周强这样深谙一党专政、司法姓党之道的“法律人”，除非步奚晓明之后尘在权斗中被中纪委拿下，否则就是赵国首席大法官的合适人选，一时半会是不会走人的。不少律师和知识界人士强烈敦促周强引咎辞职，但我料定周强会不加理睬。而罢免周强则看来更不靠谱：全国人大代表中的申纪兰式资深代表，以及占压倒多数的各级官员代表、企业老板代表和“共和国脊梁”代表，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他们违逆上意罢免周强，哪怕吃了豹子胆，也是不会干的。

 

    不过，周强不走人，不等于赵家不衰败。诚如裴敏欣先生所言，中国的后极权体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衰落期，并且已经衰败得很严重了。明眼人都很清楚，这样子的体制，要撑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2017年2月25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7日播出）

    对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的政治表态，我其实早就有话要说。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发声，除了需将问题弄得更明白和通透之外，主要原因是我心存顾虑，觉得自己的看法会多少煞一下万炮轰周强的亮丽风景。

 

    猴年岁末的中国民间舆论场中，那么多人以可贵的公民身份站出来，依凭普世价值行使表达权，蔚然而成一幅说真话、批高官、贬赵家的政治景观，实在是件很让人痛快、解气的事。尤其是，它出现在统治集团公然威胁要“亮剑”的当口，其价值和意义就更不寻常了。于是乎，我就把要说的话给憋回去了。

 

    不过，憋得了初一，憋不过十五，该说的话早晚还得说。特别是，当自己觉得心里确有重要的话，就更该把它说出来。

 

    在2017年1月14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周强在传达了习近平关于政法系统2017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的指示精神后，作出了下述政治表态：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党的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我首先必须坦诚地说，我在见到周强的上述表态后，丝毫没有感到“震惊和失望”，也毫不觉得此人的话语“不可理喻”。这就如同我在听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表态绝对忠于党、并声色俱厉地反对军队国家化时，丝毫没有感到吃惊、失望和不可理喻一样。在我看来，周强的表态是赵家大法官的一次本色出演，虽带有焦虑和虚火，但绝非异常和失态；其素质、气质和形象，均属意料之中。

 

其次我要说，反对“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周强，必然会反对“司法独立”。

 

什么叫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出自宪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是指司法机构与立法、行政机构在权限上分立并相互制衡后，独立行使包括违宪审查在内的司法权，不受任何党派尤其是执政党、其它机构和个人的干预。显然，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能设想一个赞成司法独立的人，会不赞成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而任何反对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拥戴三权合一、不受制衡之最高权力的人，则必然会反对司法独立，周强自不例外。

 

    第三，周强反对司法独立不是违宪而是合宪。

 

不少人说，周强反对司法独立违反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认为，这一看法不能成立。中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是这么说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白纸黑字，一目了然：这一宪法条款对中共党委、政法委对法院的干涉刻意不加排除，不亮红灯，因而该条款中的“独立”，不过是司法姓党刚性约束下可怜的“独立”，与司法无党即司法独立中真气沛然之“独立”差得太远，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不妨说，正是为了要与司法独立划清界限和保证党管司法，赵家人才字斟句酌地敲定这一条款的。而周强的反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司法姓党，岂能独立；司法无党，赵理不容。周强的反对，不仅没有违宪，反而正合制宪者之良苦用心。

 

然而，周强反对司法独立不是违宪而是合宪，决不表明他干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周强的反对虽然合宪，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是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的；因此，周强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的坏事。顺便提一下，中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也是一款反宪政条例，该条款曰：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说，中共党委和政法委尽管干涉无妨，绝无违宪之虞。

 

    第四，周强嘴里的“法治”，是法制而不是法治。

 

    周强在自己的政治表态中，两次提到“法治”，且所谓的“法治”均戴有“社会主义”的帽子。百发百中的是，只要出现“社会主义”的帽子，它后面的东西就一定不是正宗的原装货，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不像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中的“法治”，又怎么会是法治呢？那么，不是法治是什么？是法制。在极权政体时期，中共依政策治国，可简称依策治国；到了后极权时期，中共改为依法律治国，简称依法治国。这种依法治国，就叫法制。法治与法制有本质区别。法治不是依法而治，而是法律统治，只存在于宪政民主框架之中，同时也是宪政民主最有力的支柱。而在一党专政、三权合一的框架之内，则无法治的立锥之地。将“法制”说成“法治”，乃是沐猴而冠，混淆视听，而不是法治文明在中国的生根和进步。

 

    明乎此，则可知：周强反对司法独立，正是维护中共的“依法治国”，而不是“撕下中共‘依法治国’的底裤”；更不是什么“破坏中国法治进程”和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讽刺”。因为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上，正如《零八宪章》所断言的那样：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
    最后，周强的政治表态不是他的自选动作，不是他别出心裁地主动跳出来；他所做的，是奉习近平的旨意，重申毛泽东、邓小平的核心政治遗产。当然，在吃相上，他比最高检察长曹建明要明显难看些。

 

中共反对宪政民主（多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坚持一党专政、三权合一，从1949年至今，一向如此，从来如此。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吴邦国的“五不搞”、习近平的“七不讲”，一脉相承，初心不忘。因此，像周强这样深谙一党专政、司法姓党之道的“法律人”，除非步奚晓明之后尘在权斗中被中纪委拿下，否则就是赵国首席大法官的合适人选，一时半会是不会走人的。不少律师和知识界人士强烈敦促周强引咎辞职，但我料定周强会不加理睬。而罢免周强则看来更不靠谱：全国人大代表中的申纪兰式资深代表，以及占压倒多数的各级官员代表、企业老板代表和“共和国脊梁”代表，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他们违逆上意罢免周强，哪怕吃了豹子胆，也是不会干的。

 

    不过，周强不走人，不等于赵家不衰败。诚如裴敏欣先生所言，中国的后极权体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衰落期，并且已经衰败得很严重了。明眼人都很清楚，这样子的体制，要撑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2017年2月25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7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