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峨眉山之前的这些日子，万家骏每隔一两天，就来看我一次。总是那么坦然无所谓的，照样说笑，照样邀我上山去转。把他的爱人抱着半岁孩子的相片拿给我看。他爱人叫龚自强，是宜宾第二医院的医生。他说：“以后你从文联来信，可能有人注意，可以寄给我爱人转。”——没想到，他这个幼稚的想法，我竟然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后来，就造成了他爱人受连累，被打成“石天河反革命集团宜宾通信站”的“负责人”。判了5年刑。

习近平及其政府甚至连“坚决支持伊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这样的空话都不敢讲，而只敢表示“高度关切”，“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之类的不痛不癢的空话废话。习政权内心的虛弱和末日来临的恐惧已到了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如何草木篇，竟如瓜蔓抄？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现在许多讲述，都“见木不见林”。包括石天河先生，一本书在讲“诗祸”，叙说了不少故事，采集了不少材料，也有时过境迁的反思。“案子”本身讲述，总觉得不怎么得力——因为先入之见，还是“当局者迷”？抑或心有余悸？一时不好说。或许应该说，其实有些事，当年很清楚，只是现在模糊。

作为后学，尽量“学术地”讲，我以为“亲历记”性质，多少像李若建先生《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一文所指陈：当事人的回忆具有资料价值，但往往是一种悲愤与无奈心情的表露，缺乏学术探讨。

流亡图伯特人组织“图伯特行动中心”也发表声明警告说，中共在图伯特推行殖民寄宿学校制度的破坏性影响已有目共睹，而这项新法案更会导致图伯特人父母仅因表达希望子女接受母语教育的意愿，便遭到刑事追诉。

人类劳动从自给自足到商品生产，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用最小的劳动付出，获取最大的物质财富，创造更多使用价值。但是马克思却反其道而行，将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即财富价值贬斥为一文不值，规定它在商品交换中没有任何价值意义，只把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汗水量作为商品交换的唯一依据。这个愚蠢的理论本来狗屁不通，却藏着一个抢遍天下的强盗逻辑，并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推行，将人类社会推向死亡的深渊。

本文為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2026年專題企劃《近現代中國思潮史話》2月28日播出的專訪。

台北有诸多自然和人文名胜，阳明山的地质、地貌，北投的温泉、地热，象山的夕照和夜景，仙跡岩的登山步道和神话传说，台北101的雄伟挺拔，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的庄严肃穆，士林官邸和钱穆、林语堂故居的风雅别致，故宫博物院的丰富馆藏以及艋舺龙山寺的鼎盛香火，都会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台北这座城市所体现出的亲民、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友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华人游客最值得去体验一番的台北风情。

在光合作用的原初反应（光能的吸收与转换），和贝克雷尔的液体光伏效应中，我们看到，能带理论的电子-空穴对形成与分离机制并不能解释其中的光电现象，且对光伏效应现象的解释也显得牵强。本文提出的电子作用质子电场，即核畸变理论，能完美解释从光合作用到内、外光电效应的全部光电现象。

所以簡單說，孫中山留下的這個精神遺產，我覺得就是要放在普世價值的譜系當中來理解。他的三大思潮下的理想國家模型，就是民族自決、主權獨立；憲政民主、自由人權；保障民生、社會福利的三民主義共和國。這顯然不只限於中國人，所有國家都應當如此。如此看來，今天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應當如此，它不應該自外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潮流，而這些概念也不是外來的，它是經過轉化，可以在中國的中華文化中生根，可以發展出一套在地的思想體系。

如果中国独裁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人民拥有自由和权利，就会珍惜自己脚下的家乡，就不会有当今这么多非法移民，朝美国和欧洲逃亡了。相信中国会改变，这也是我写下去的动力之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圣经》中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这一段话，耀南兄非常熟悉。在最后一刻，他一定叨念着。是的，我想对耀南兄说，你已尽履世途，安返天家，可以含笑安息了。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黄雪琴因米兔运动被囚，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政府报告水份扬， 失败唱出最辉煌； 空谈十五五计划， 政权危机命不长。

别了。历史不会高声宣判，但它会悄然翻页。个人或许仍在舞台中央，但时代的灯光已经开始转移。当下一代回望今日，他们或许不会记住演讲的辞令，却会记住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仰没有带来更大的自由？为什么革命没有带来更充分的参与？为什么神圣的名义，最终落在世俗的权力之上？历史继续前行。没有人可以阻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