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付勇

我生于1962年1月22日，属牛的水瓶座，从小至今一直都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这里不但东倚骊山，还南傍灞河又南依白鹿塬，既西临浐河也北濒渭河，除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而且环境既幽雅又别致。我之所以写这部政治专著，一方面借此普及民主知识，一方面借此阐明一党专制的危害，一方面借此建立爱的信仰体系，一方面借此不但全面展现大同民主模式，还全面对大同民主制度进行理论建构。

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一条线，那么一般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一片面，而大同民主制度则是一个三维空间；生活在专制国度中，如同生活在狭小的井里；生活在民主国度中，如同生活在宽阔的地面上；而生活在大同民主国度中，如同生活在广阔的天地里，哪个制度优越，不但一目了然，也不言而喻，更无需辩白。

总而言之，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哪种专制制度，邪恶的基因都远远多于正义的基因，以致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必然遭到唾弃；反之无论哪种宪政民主模式，正义的基因都远远多于邪恶的基因，以至于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必然获得拥护。

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人人生来享有人权，生来享有生存、民主、自由、平等、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可剥夺。通过宪法明确规定，私有合法财产和公有合法财产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践踏。

为什么十三亿炎黄子孙，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通过制度创新齐心拆除一党专政设置的政治牢笼，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合成一次高过一次的民主声浪，震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震垮一党专政制度，最终铺筑中国民主化的坦途？！

其实，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就已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不仅开始领导中共中央打左灯向右转，还象毛泽东那样说一套做一套，尽管嘴上不断念叨马列毛的圣经，可手上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脚却迈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对于华国锋这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高达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特别需要说明，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

与其说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道路是炎黄子孙走出来的，不如说是爬出来的更恰当，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一出生就背负专制，根本就站不起来，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爬行，以致一代代不是爬着膜拜，就是爬着表白；不是爬着喝彩，就是爬着抒怀；不是爬着挨宰，就是爬着认栽，居然直到现在，还不能站起来，展示人的风采，展示人的豪迈，展示人的气概！

因为爱的基础是尊重，所以爱既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又是人对人或人对某个事物的深挚感情，而这种感情所持续的过程也就是爱的过程，通常多见于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而爱是认同、喜欢的高度升华，不同层次的爱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感受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