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当“神的国”临在于这世界，人类万族就被迥然有别了
——在终身学习中思考何为“正义”与“善”
作者：沈阳
公元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纪念年。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将一份文件张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
这份文件史称为《九十五条论纲》。其正式名称为Disputatioprodeclarationevirtutisindulgentiarum（中文可翻译为“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马丁·路德的见解”）。在那个封闭而暗淡、耶稣基督福音几乎只出现在圣经里的中世纪时代，这份文件引起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激烈反对。
路德没有想到，一场影响深远的、注定会影响整个人类进程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兴起。与其作《加拉太书注释》（Commentary on Galatians）、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等著作在一起，《九十五条论纲套》这套反天主教“救恩神人合作论”的杰出文献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标志性著作。而从路德及其继承者加尔文改教的初衷来看，目的并非反对中央集权或者实现某种治理文明，而是十字架福音的再次确认。
宗教改革后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
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在基督的怜悯、保守、管教和一般性护理中又度过了500年。婴孩呱呱出生，老人结束了自己自然的生命，“睡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在这500年中，人类的历史进程在此发生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新教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掀起了后来天主教世界的宗教改革，只是这个改革与路德和加尔文掀起的改教运动在性质和方法论上大相径庭。还有更多类型的社会变迁在发生。著名的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且不论已有几轮），在严格意义上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工业革命”（且不论近年来发轫于德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轫于英美的宪政民主变革与革命，为反抗雇佣劳动制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还有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
这样的运动多如牛毛。绝望至深之处，以至于有人悲呼“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果要一一细说各种意识形态的危害，恐怕我们还要豪度几百年。
不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福音、只相信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年），其代表作《动物庄园》（AnimalFarm）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被认为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1984》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在这本著作中，奥威尔认为一个“老大哥”（BigBrother）主导的极权主义时代正在来临。在这个时代里，“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而且很多人相信这种意识形态宣传。
没有充分的理由判断并坚信，乔治·奥威尔这位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的这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仅仅批评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可以正确地看到，基督教世界内外的各种意识形态宣传，正如《哥林多前书》11:13—14所指出：“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有形的基督教教会尚且如此，何况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或文化运动中所掀起的各种道貌岸然的奇谈怪论？
这实际上是说，为了应对现代性危机和各种人性的危机对基督徒、基督教会的试探与引诱以及威胁，实际上亦是为了回应那些关注人性与政治的悲怆性议题的众圣徒的客观需求，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以圣经为依据的、以基督十字架救恩为中心的公共神学。而构建这样一种公共神学，我们必须思考圣经本身。
不过，从对人类社会的真实考察，对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也就是神学性思考，并不能代替一种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探讨。这里不是说神学不重要，更不是说神学错误了。而是说，在学科范式中，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区分。
这样，有利于我们对上帝给予人类社会的实际护理与基督教救恩究竟有什么关系有明确的看见，从而坚定基督教社会一个古老的信念：人类社会无论是好是坏，哪怕是洪水泛滥时，耶和也坐着为王。
接着，我们一起谈谈什么是“自由民主”
随着基督教神学在整个高校体制的逐步边缘化和人文主义伦理学的兴起，关于“自由”、“公义”、“爱”等哲学与信仰的基础定的理解义越来越多样化。即便同在神学领域，由于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一些曾取得较大共识的词汇，也开始被众所纷纭。这样，在政治学领域，“国家”、“自由民主”等概念更是越来越多样化。
例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哲学，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西班牙语“Liberales”最早出现在1812年的西班牙，1816年英国托利党人以“自由主义”称呼来贬低对手，1822年，英国文学家和诗人拜伦(GeorgeGordon)和雪莱（PercyByssheSelley）等创办了名为《自由主义》的杂志，但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才被应用。也即如《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2014年8月版）一书所指出，“自由主义”一词在英美立宪时代并没有使用。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对欧美自由民主的促进这种作用，如果不是杜撰的，至少是被夸大的。
自由主义至少分野为了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美国罗斯福新期所开创并被罗尔斯（JohnBordleyRawls）所发扬光大的新政自由主义(newdealliberalism)或现代自由主义(modernliberalism)，以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美国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更多是“新政自由主义”。今天在政界，这些词汇常常被随意使用。本书第二章指出，美国民主党人更是俨然忘记了当初奴隶制积极捍卫者的罪行，而高调抨击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保守主义）侵犯少数族裔人权。这样，一旦进入细节，“自由民主”（有时被称为“宪政民主”）的定义，常常没有统一的结论。
根据国际通行的观念，拙作《改革双轨论：1992年以来中国之冲突及调试》（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2014年11月版）之“自序”指出，西方宪政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四大要求。而《正义一元论》则认为真宪政必须具备如下要素：1.打破偶像崇拜（个人崇拜、组织崇拜），确立真信仰；2.结束垄断，尊重多中心秩序，达到地方自治；3.政府的分权制衡，以权力制衡权力，各权力对宪法负责；4.司法独立与制衡，专业化和民主化平衡；5.制度化保障法律人、市场、宗教信仰、学术教育等团体的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的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打破偶像崇拜，确立真信仰”被列为宪政的第一要素，则因如下系列“论理”：“因为基督教会必须回归耶稣基督为本的圣经原则，教廷不是公义的标准，救恩必然只能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所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以再次确认福音为宗旨而发起的宗教改革才具有合法性；因为牧师不是公义的标准，所以现代社会热情拥抱政教分立、信仰自由的原则和制度安排；因为君主不是公义的标准，所以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政府理论才产生；因为议会不是公义的标准，所以民主国家的议会一般都采取了两院制，强调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机制，在美国，总统还具有立法否决权；因为政府不是公义的标准，所以强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因为人民和共同体的大多数不是公义的标准，所以自由民主政体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基督教神学看来，没有世俗之物是公义的标准，人间一切的公义都不在人这里，而在公义的三位一体神那里；俗世落实这种公义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强调制度理性，尤其是强调法律至上与司法正义的主导地位。”（参《正义一元论》第四章“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P.68）
这样来看，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之中，真自由民主的路标其实是十字架神学的。也即必须奠基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精神。这里不是直接否定天主教教会法的法治主义传统，也并非直接批评天主教时代所形成的政教制衡的“双剑论”体系，而是说，离开“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精神，天主教教会法和“双剑论”就什么也不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神学或政治学都有其局限，但我们仍然要承认，奠基于“使徒和先知”“根基”（以弗所书2:20）上的十字架替代性救赎是自由民主的路标。
由十字架神学所延伸出来的一些推论已经超出了救恩和神学范畴，而能直接进入政治学，能给我们的正确思考以方向性指南。例如，在国家治理或者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也即底线性共识之确认上，只要一个政权落实两大原则（尊重基督教教会的信仰实践自由、实现法律体系的一元化），那么这个国家仍然处在正轨之中。进一步地，只要承认了前述两大要素，多中心秩序和政府的分权制衡自然水到渠成。
愿积极反省的政治学思考成为我们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感谢神的怜悯，我工作期间的评论先后收入于拙作《改革双轨论：1992年以来中国之冲突及调试》（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2014年11月版）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和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等文集里。工作业余，亦著有《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美国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2014年8月版）等书籍。
尤其是在《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里，严格区分“派生宪政”和“原生宪政”这一组命题，这本由台湾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堂台北信友康来昌牧师作序的36万字著作里，就一系列命题展开了非常艰难的、跨越多个学科的系统性探讨：
为什么近代的宪政民主首先出现在基督教的英国，而后逐步向北美大陆扩散？为什么同为新大陆，南北美表现出如此天壤之别？在非基督教世界，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宪政民主，另一些国家却不能？在那些能发展宪政民主的非基督教国家里，为什么有一些不能有较好的制度运行？在所有宪政民主国家中，“瑞典模式”的国家为什么寥寥无几，而染上“英国病”、“日本病”和“希腊病”的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宪政民主政体下的“福利病”现象？
对政治学有点感兴趣、却不怎么感兴趣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由于世界的多样性和圣经书写的特殊性，系统探讨所谓的“政教关系”是一起高难度事件。
《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这样的写作，正是由于跨域学科众多，加之曾经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使用了一些新名词，就很不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
那就化繁为简，努力重新编辑一本大众朋友喜闻乐见、字数不多的小册子吧！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以色列、印度—泰国、日本、韩国、中国、苏联—俄罗斯、土耳其—沙特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做样板分析。这些国家分表代表新教世界、犹太教世界、印度教—佛教世界、东亚神道教世界、东亚萨满教转型而成的亚洲基督教世界、东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含世俗威权国家与君主制国家）。
至于非洲土著文明（民间宗教）及其基督教化后导致的混合宗教现象，相关地区（含非洲、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化，以及南欧、拉美的天主教世界，西方化后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等现象，都很值得探讨。对此，《正义一元论》（美国版）和《改革双轨论：1992年以来中国之冲突及调试》、《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与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已有叙述，我们这里不再重复。
中国则属于独特的儒家—佛教世界。台湾无疑为这一文化之一部分。台湾民主化是中国国民党败亡大陆后大规模移民之产物，且是美苏冷战与中美对抗之产物。当然，与整个中国大陆相比，台湾亦有民间宗教之强大影响。就民间宗教与制度性宗教之对比而言，几乎所有民间宗教都颇似东亚、北亚的萨满教文化体系。
中国是中文世界大部分读者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借他的经历和体会说出他对这个国家发自内心的爱或失望。不过，因利益的相关性和情感的复杂性，对中国的叙述，可谓一言难尽。这本小册子不以中国为中心来叙述。为了有助于从中国维度理解《自由民主的十字架路标》，我们仍推荐读者朋友考察《正义一元论》、《改革双轨论》和《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文献。
熟悉政治科学的读者会知道，这本小册子延续了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式的政治文化分析范式。这是美国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Almond,GabrielAbraham1911—2002年）所擅长的，似乎又是当年韦伯(MaxWeber,1864—1920年)所竭力推崇的。无疑，时光到了21世纪，能够超越韦伯的、支撑《正义一元论》所整理出来的“民情结构基础论”的素材日益增多。这本小册子正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而对我们来说，终极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何为“正义”，何为“善”。在这样一个“诸神冲突”而多元主义之政治正确日益流行的时代，我们一起来思考何为积极反思、终身学习的幸福而完整的人生。大到共同体，小到个人，这是我们应当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践行的。且让多文化世界的朋友们搁置偏见、一起前行。
而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教的律法与恩典各自如何影响人类，律法欠缺的国家或恩典欠缺的国家，以致双双都或缺的国家，究竟会发生什么，诸如此类的命题，期待圣灵带领来思考。以圣经为基础，兼顾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范式，就此展开讨论，有助于促进理性思维，进而正确认识这个时代。
最后，请原谅这本小册子没有就一些基础词汇（例如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共和、分权制衡）做概念意义上的阐述。如果要这样做，我们编辑的就不是一本小册子，而是一本大型专业百科全书。既如此，对这些概念不甚明白的读者，如有兴趣，推荐《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TheBlackwellEncyclopaediaofpoliticalScience）。相信只要认真查考相关词汇，辅以简单的常识，不难读懂这本小册子。
作者：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