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或许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最伪善的一个词，在这个貌似高贵的词语背后，隐藏着一张傲慢、自负和高人一等的救世主般的脸。鉴于此，我不想扮演启蒙者这一角色，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想由于自己的愚昧和迟钝而耽误别人的人生。出于相同的逻辑，我也不想接受别人的启蒙，因为我知道，不论体现在思想意识还是贯穿在整体的人性之中，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局限性，盲目地追随他人，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生活选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也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承担责任，并据此来获得荣誉或接受命运带给他的惩罚。

借助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正义光环，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席卷了整个世界，在我看来，不论是外部强加还是植根于内部的成长，共产党人在本质上都是一群残暴、冷酷无情的殖民主义者，它不仅霸占所有的土地和财产，而且还会驯服乃至彻底统治人的头脑。它的权力体系就像一个可怕的宇宙黑洞，将游走在它周围的一切物质，包括陨石的碎片、气体、光线都吞噬殆尽，不剩一丁点残渣，今天，我们仍然身处这种恐怖的和平之中。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牺牲品，那么，你必须要和它保持足够遥远的安全距离。

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共产党人开始正视我，把我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加以严肃对待，他们指控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显然，他们的指控不无道理，我确实将党的权力阴霾隔绝在我的个人主权之外，小心翼翼地保留和捍卫着属于我的个人领地。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虽然孤独，但却自由，拥有丰富的道德生活。

在与政治警察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共产党对政治异见者的一些监控内幕，他们对每一位政治异见人士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评估，视其威胁或影响的程度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每三年做一次调整，决定是否升级或降级，亦或维持现况。我被归类到第三档，这是一个相对不太严重的等级，距离“脱敏”仅一步之遥，而在两三年前，我还属于第二档的重点监视对象，显然，这和我不再公开发表文章有关。不过，只要出现在政治名单上，想要出国是不可能的，一位政治警察对我说：“如果上级在下一次评估中做出取消监视的命令，你的行动就自由了。”实际上，即使将我的名字从政治名单上移除，出国的机会也是极其渺茫的，“他们害怕像你这样的人一旦出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破坏。”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也没有考虑过出国生活或移民的计划，我在乎的是“自由迁移”这一项政治权利，正如被剥夺的其他权利一样。

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他们完全没有契约的精神，在他们眼中，遵守彼此的约定，这是傻瓜才会干的蠢事，你无法分辨他们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谎言，哪句话值得相信，哪句话则是欺骗之词。立约、履约、违约、毁约，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可以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自由转换的，完全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辖制，相反，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方法和策略的成功实践，并且会被美化为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党内受到吹捧和鼓励，这得益于庸俗的辩证法原则和政治投机主义在他们头脑中的熟练运用。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强权和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只要能够成为权力的最终主宰者，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允许的，这种马基亚维利主义的道德观，深深地扎根在共产党人的权力哲学中，他们随时准备和任何人作政治交易，但在许下承诺的同时也做好了随时撕毁协议的准备，他们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群人。

至于共产党人内部，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共产党的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机关的授权，因此，他们只对上级的命令负责并由此形成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它的组织体系又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密闭的政治空间，自由是没有藏身之处的，所有党员的价值取决于他在这个等级体系内部所处的地位，党员们彼此之间不允许发展出横向的个人友谊，这会被视作“非组织活动”受到猜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供党在必要的时候查询。

而在党的政治会议上，自由讨论是被绝对禁止的，因为这会危及到整个权力运行的基础，除了机械、被动地服从，共产党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因此，当我思考并尝试揭示这个制度的真相，即使他们明知自己手中垄断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却反过来指责我的行为是在“搞政治”，对于这种荒唐的论调，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这个意义上，将共产党人视作政治家或职业政客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头脑简单、激进而又盲从的战士，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抵御和化解外部世界对党的质疑和攻击，同时随时准备攻击党认定的敌人。每一次和共产党人的接触，都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和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交往，而是正在经历一场心惊肉跳的小规模战斗，所有正常而又体面的人类交流语言，在他们面前都是失效的。要知道，共产党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重复接收来自上级的命令，并对下级发号施令，在这个过程中，不允许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倾向和必要的道德审慎，我是在遭受过很多次背叛和挫折之后，才明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真正含义。

自从2019年4月的“被捕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他们不再用“阶级敌人”的眼光来看待我，而是把我当作一位性情固执但还是可以尝试对话的反共主义者，动辄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故意展示他们的肌肉和力量用来吓唬人的场面明显减少了，相反，他们努力在我面前维持一个开明而又友好的形象，甚至有意和我保持一段距离，不敢和我挨得太近。一方面，他们知道我曾经遭受过共产党的逼迫和压制，这个党确实亏欠我，另一方面，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段坐牢的经历，在坐牢期间，我没有屈服于警察机构的压力，我没有出卖任何人，也没有出卖自己，甚至没有给警察留下一份像样的审讯笔录，在某种程度上，这为我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尊严，有时候必须通过坐牢来加以审视，这是一段很奇特的精神体验，在我看来，这也是极权社会中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一个人真实的政治品格，必须通过监狱来加以验证，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夸夸其谈，说大话或者相互吹捧。现在，我和共产党人达成了一种默契而又脆弱的平衡，他们不过分干涉我的个人生活，而我则尽量不给他们制造政治上的麻烦，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松了对我的监视，但双方还是保持着相安无事。

显然，这和政治上的“解冻”是两回事，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是一群崇尚暴力并武装到牙齿的人，当手中的权力出现重大危机，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杀人，并且还会从容不迫，心安理得。在共产党人眼里，他们捍卫手中的权力，如同作家捍卫自己的写作权利，人们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一样，是天经地义的，这才是共产党人让人感到真正恐怖的原因。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或者出于恐惧而刻意回避这个嗜血的真相，他们试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苦口婆心地去规劝共产党改弦更张，弃恶从良，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结果却不幸感染上左派幼稚病的并发症，换来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对现实的失望，最后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这种恐怖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也许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人一道继续走上一段漫长的旅程，也许不久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历史是无法预估的，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人，永远是一个无法测度的存在。

2024年7月7日

 



“启蒙”，或许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最伪善的一个词，在这个貌似高贵的词语背后，隐藏着一张傲慢、自负和高人一等的救世主般的脸。鉴于此，我不想扮演启蒙者这一角色，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想由于自己的愚昧和迟钝而耽误别人的人生。出于相同的逻辑，我也不想接受别人的启蒙，因为我知道，不论体现在思想意识还是贯穿在整体的人性之中，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局限性，盲目地追随他人，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生活选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也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承担责任，并据此来获得荣誉或接受命运带给他的惩罚。

借助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正义光环，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席卷了整个世界，在我看来，不论是外部强加还是植根于内部的成长，共产党人在本质上都是一群残暴、冷酷无情的殖民主义者，它不仅霸占所有的土地和财产，而且还会驯服乃至彻底统治人的头脑。它的权力体系就像一个可怕的宇宙黑洞，将游走在它周围的一切物质，包括陨石的碎片、气体、光线都吞噬殆尽，不剩一丁点残渣，今天，我们仍然身处这种恐怖的和平之中。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牺牲品，那么，你必须要和它保持足够遥远的安全距离。

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共产党人开始正视我，把我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加以严肃对待，他们指控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显然，他们的指控不无道理，我确实将党的权力阴霾隔绝在我的个人主权之外，小心翼翼地保留和捍卫着属于我的个人领地。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虽然孤独，但却自由，拥有丰富的道德生活。

在与政治警察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共产党对政治异见者的一些监控内幕，他们对每一位政治异见人士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评估，视其威胁或影响的程度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每三年做一次调整，决定是否升级或降级，亦或维持现况。我被归类到第三档，这是一个相对不太严重的等级，距离“脱敏”仅一步之遥，而在两三年前，我还属于第二档的重点监视对象，显然，这和我不再公开发表文章有关。不过，只要出现在政治名单上，想要出国是不可能的，一位政治警察对我说：“如果上级在下一次评估中做出取消监视的命令，你的行动就自由了。”实际上，即使将我的名字从政治名单上移除，出国的机会也是极其渺茫的，“他们害怕像你这样的人一旦出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破坏。”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也没有考虑过出国生活或移民的计划，我在乎的是“自由迁移”这一项政治权利，正如被剥夺的其他权利一样。

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他们完全没有契约的精神，在他们眼中，遵守彼此的约定，这是傻瓜才会干的蠢事，你无法分辨他们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谎言，哪句话值得相信，哪句话则是欺骗之词。立约、履约、违约、毁约，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可以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自由转换的，完全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辖制，相反，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方法和策略的成功实践，并且会被美化为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党内受到吹捧和鼓励，这得益于庸俗的辩证法原则和政治投机主义在他们头脑中的熟练运用。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强权和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只要能够成为权力的最终主宰者，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允许的，这种马基亚维利主义的道德观，深深地扎根在共产党人的权力哲学中，他们随时准备和任何人作政治交易，但在许下承诺的同时也做好了随时撕毁协议的准备，他们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群人。

至于共产党人内部，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共产党的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机关的授权，因此，他们只对上级的命令负责并由此形成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它的组织体系又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密闭的政治空间，自由是没有藏身之处的，所有党员的价值取决于他在这个等级体系内部所处的地位，党员们彼此之间不允许发展出横向的个人友谊，这会被视作“非组织活动”受到猜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供党在必要的时候查询。

而在党的政治会议上，自由讨论是被绝对禁止的，因为这会危及到整个权力运行的基础，除了机械、被动地服从，共产党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因此，当我思考并尝试揭示这个制度的真相，即使他们明知自己手中垄断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却反过来指责我的行为是在“搞政治”，对于这种荒唐的论调，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这个意义上，将共产党人视作政治家或职业政客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头脑简单、激进而又盲从的战士，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抵御和化解外部世界对党的质疑和攻击，同时随时准备攻击党认定的敌人。每一次和共产党人的接触，都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和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交往，而是正在经历一场心惊肉跳的小规模战斗，所有正常而又体面的人类交流语言，在他们面前都是失效的。要知道，共产党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重复接收来自上级的命令，并对下级发号施令，在这个过程中，不允许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倾向和必要的道德审慎，我是在遭受过很多次背叛和挫折之后，才明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真正含义。

自从2019年4月的“被捕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他们不再用“阶级敌人”的眼光来看待我，而是把我当作一位性情固执但还是可以尝试对话的反共主义者，动辄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故意展示他们的肌肉和力量用来吓唬人的场面明显减少了，相反，他们努力在我面前维持一个开明而又友好的形象，甚至有意和我保持一段距离，不敢和我挨得太近。一方面，他们知道我曾经遭受过共产党的逼迫和压制，这个党确实亏欠我，另一方面，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段坐牢的经历，在坐牢期间，我没有屈服于警察机构的压力，我没有出卖任何人，也没有出卖自己，甚至没有给警察留下一份像样的审讯笔录，在某种程度上，这为我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尊严，有时候必须通过坐牢来加以审视，这是一段很奇特的精神体验，在我看来，这也是极权社会中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一个人真实的政治品格，必须通过监狱来加以验证，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夸夸其谈，说大话或者相互吹捧。现在，我和共产党人达成了一种默契而又脆弱的平衡，他们不过分干涉我的个人生活，而我则尽量不给他们制造政治上的麻烦，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松了对我的监视，但双方还是保持着相安无事。

显然，这和政治上的“解冻”是两回事，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是一群崇尚暴力并武装到牙齿的人，当手中的权力出现重大危机，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杀人，并且还会从容不迫，心安理得。在共产党人眼里，他们捍卫手中的权力，如同作家捍卫自己的写作权利，人们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一样，是天经地义的，这才是共产党人让人感到真正恐怖的原因。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或者出于恐惧而刻意回避这个嗜血的真相，他们试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苦口婆心地去规劝共产党改弦更张，弃恶从良，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结果却不幸感染上左派幼稚病的并发症，换来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对现实的失望，最后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这种恐怖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也许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人一道继续走上一段漫长的旅程，也许不久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历史是无法预估的，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人，永远是一个无法测度的存在。

202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