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去审视社会主义、民主和个人财产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个人财产权，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都是颇具现代气息的政治术语，即便是个人财产权，在经历康帕内拉、卢梭、马克思等人的批判之后，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的真实体验教会我们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一个任凭共产党摆布和操纵的社会，人们如同提线的木偶，被无形的权力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普遍蔓延的焦虑、易怒、相互猜忌、患得患失的情绪，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是生活的主基调，因此，他们渴望过上一种正常而又体面的生活，渴望获得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今天，争论民主的好与坏是荒谬的，即便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治独裁者，也经常会给自己的阴暗面孔涂抹上民主的粉脂。我曾经亲眼见证过一位党的工作者，他不允许别人对他所作的决定有任何质疑，更不用说批评或反对的意见。在平日里，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副平易近人的开明形象，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即使被他捕捉到一个不太恭敬的眼神，他都会想方设法对这个眼神加以报复。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非常乐意自己的下属们颂赞他的民主作风。总之，无论是谁，只要是反对民主，谁就会被世人所唾弃，即使那些货真价实的独裁者，也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然而，即使民主如此重要，我认为，社会主义带给现代社会更深刻的教训，乃是对个人财产权的捍卫。社会主义，正是通过暴力和国有化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实现党对财富的垄断、占有和分配，从而达到政治上的独裁乃至极权化的目的。

在我看来，马克思留给后人最大的思想危害，就是以财富的多寡而非人的道德来定义人及划分社会关系，将整个世界人为地撕裂成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的对立，它的道德原则建立在嫉妒、仇恨和斗争，而非宽容、爱与团结的基础之上。今天，这样的观念不仅仅适用在一个共产党社会，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由世界的人们，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正是迎合了某种自私、贪婪、虚伪却又普遍蔓延的社会思潮而酝酿并结出的思想果实。一旦个人财产权受到质疑和侵蚀，它的根基遭到毁坏，那么，民主——被世人所称颂的民主——将会披着合法的外衣与社会主义结成最坚固的政治同盟。

民主与极权制的社会主义，两种看上去完全势同水火的政治形态，怎么可能会同流合污？实际上，“民主”这幢政治大厦所选用的基础材料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它通常需要一个多数人认可的共同目标来团结和凝聚人心，否则，民主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各说各话而走向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民主的缺陷恰恰在于这个凝聚人心的共识却并非一定是良善的、正派的，是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日积月累的沉淀被证明在道德上是可靠的。民主，只能确保它自己和多数人的意志保持一致，却无法保证这种共同意志本身一定会符合正义原则，是人们审慎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旦一个坏的目标形成普遍接受的政治现实，民主就有可能借助多数人同意的名义蜕变成独裁暴政，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目标。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社会，富人永远属于少数派群体，而穷人永远是占大多数的，而在一个人人都拥有普选权的民主社会，争取到穷人手中的选票就意味着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圣殿的道路。如何获得穷人的支持？最直接、最蛊惑人心的做法就是抢夺富人的财产，来迎合大多数人的选举诉求。今天，这样的政治主张甚至不再需要遮掩或粉饰，它已经成为许多能言善辩的政客及野心家们的公开竞选纲领，并且，谁的声音最高亢，最激进，谁获得的掌声就越响亮。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指出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今天，那些站在竞选台上言之凿凿，誓言捍卫人的自由，却不遗余力地攻击个人财产权，鼓吹“资本原罪”论，并支持“劫富济贫”，倡导财富平均主义的人们，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们的人格和精神是分裂的。他们往往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自诩为穷人的政治代言人，以完美的道德主义者的个人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扮演着人类道德的破坏者的角色。

今天，那些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为了获得多数支持，实现永久掌权的机会，正在步共产党人的后尘，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他们采取议会斗争的和平策略，抢夺富人手中的财富，来实现“财富均等”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其权力的道德正当性来源。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区别已不在于两者所要达成的政治目标，仅仅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同，正所谓殊途同归。这些人或许是传统的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最后一批自由见证人，同时也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最早拓荒者。

事实上，这幅由民主进化而来的社会主义图景已经初露端倪：随意征设、愈加繁重的政府税收，不受约束、率性滥发的国家货币，名存实亡的财产保护制度，让那些想要自主创业的人们望而却步；法律不再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神圣契约，恰恰相反，它打着捍卫自由的幌子，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的锐利武器，迫害、压制异见将成为政治上的常态——这些异见者仍然在顽固不化地抗拒历史潮流，而攻击者则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

与此相对应，一个庞大而又效率低下的全能型政府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在这个政府系统内部，衍生出一整套冷漠、伪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的政治体系，而人们逐渐养成了仰望并依赖政府的习惯，视政府为救世主，指望它来包办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问题，政府同样乐此不疲，因为它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来扩张自己的权力。最终，政府和人真正融为一体，在创造一个福利社会的美好理想驱动下，共同沉沦在虚假、懒惰、堕落和集体腐败的无尽深渊。

事实上，在那些视个人财产权为先验权利的社会，社会主义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政治现实，也正是在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自由经济才真正成为可能。更进一步地，任何一种独裁的专制政体，和自由经济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经济要求个人财产权受到保护，要求透明、开放的舆论环境，要求公平竞争、具有契约和法治精神的政治环境，这些都是那些专制的政治体系无法提供的。专制制度建立在封闭、密谋、暴力和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并将政治控制置于其他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的官僚主义体系总是对自由的商业社会保持恐惧和敌视态度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个人财产权简单地等同于金钱或财富的观念是不恰当的，个人财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一项个人主权，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政治权利而非经济权利。

总之，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独裁铁幕之后，因此对独裁政治所造成的苦难和危害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存在同时也是供整个人类社会参考和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在我看来，将民主视作最高的真理原则是轻率的，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实现普选权的民主社会，真正重要的恰恰是认真审视生活的每一项准则，使其合乎被证明是常识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的道德律。

在这个意义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同样是有前提条件的，它要求它的选民们承担起各自的道德责任，具备诚实、正直、勇敢的公民品格，能准确地辨别生活中的常识与谬误。在其中，个人财产权，永远应该占据它的一席之地，它不应当被拿来当作讨价还价和政治交易的筹码，而是民主的生活秩序赖以持久运行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应当捍卫的根本原则。

2024年4月3日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去审视社会主义、民主和个人财产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个人财产权，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都是颇具现代气息的政治术语，即便是个人财产权，在经历康帕内拉、卢梭、马克思等人的批判之后，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的真实体验教会我们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一个任凭共产党摆布和操纵的社会，人们如同提线的木偶，被无形的权力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普遍蔓延的焦虑、易怒、相互猜忌、患得患失的情绪，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是生活的主基调，因此，他们渴望过上一种正常而又体面的生活，渴望获得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今天，争论民主的好与坏是荒谬的，即便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治独裁者，也经常会给自己的阴暗面孔涂抹上民主的粉脂。我曾经亲眼见证过一位党的工作者，他不允许别人对他所作的决定有任何质疑，更不用说批评或反对的意见。在平日里，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副平易近人的开明形象，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即使被他捕捉到一个不太恭敬的眼神，他都会想方设法对这个眼神加以报复。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非常乐意自己的下属们颂赞他的民主作风。总之，无论是谁，只要是反对民主，谁就会被世人所唾弃，即使那些货真价实的独裁者，也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然而，即使民主如此重要，我认为，社会主义带给现代社会更深刻的教训，乃是对个人财产权的捍卫。社会主义，正是通过暴力和国有化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实现党对财富的垄断、占有和分配，从而达到政治上的独裁乃至极权化的目的。

在我看来，马克思留给后人最大的思想危害，就是以财富的多寡而非人的道德来定义人及划分社会关系，将整个世界人为地撕裂成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的对立，它的道德原则建立在嫉妒、仇恨和斗争，而非宽容、爱与团结的基础之上。今天，这样的观念不仅仅适用在一个共产党社会，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由世界的人们，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正是迎合了某种自私、贪婪、虚伪却又普遍蔓延的社会思潮而酝酿并结出的思想果实。一旦个人财产权受到质疑和侵蚀，它的根基遭到毁坏，那么，民主——被世人所称颂的民主——将会披着合法的外衣与社会主义结成最坚固的政治同盟。

民主与极权制的社会主义，两种看上去完全势同水火的政治形态，怎么可能会同流合污？实际上，“民主”这幢政治大厦所选用的基础材料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它通常需要一个多数人认可的共同目标来团结和凝聚人心，否则，民主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各说各话而走向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民主的缺陷恰恰在于这个凝聚人心的共识却并非一定是良善的、正派的，是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日积月累的沉淀被证明在道德上是可靠的。民主，只能确保它自己和多数人的意志保持一致，却无法保证这种共同意志本身一定会符合正义原则，是人们审慎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旦一个坏的目标形成普遍接受的政治现实，民主就有可能借助多数人同意的名义蜕变成独裁暴政，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目标。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社会，富人永远属于少数派群体，而穷人永远是占大多数的，而在一个人人都拥有普选权的民主社会，争取到穷人手中的选票就意味着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圣殿的道路。如何获得穷人的支持？最直接、最蛊惑人心的做法就是抢夺富人的财产，来迎合大多数人的选举诉求。今天，这样的政治主张甚至不再需要遮掩或粉饰，它已经成为许多能言善辩的政客及野心家们的公开竞选纲领，并且，谁的声音最高亢，最激进，谁获得的掌声就越响亮。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指出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今天，那些站在竞选台上言之凿凿，誓言捍卫人的自由，却不遗余力地攻击个人财产权，鼓吹“资本原罪”论，并支持“劫富济贫”，倡导财富平均主义的人们，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们的人格和精神是分裂的。他们往往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自诩为穷人的政治代言人，以完美的道德主义者的个人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扮演着人类道德的破坏者的角色。

今天，那些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为了获得多数支持，实现永久掌权的机会，正在步共产党人的后尘，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他们采取议会斗争的和平策略，抢夺富人手中的财富，来实现“财富均等”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其权力的道德正当性来源。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区别已不在于两者所要达成的政治目标，仅仅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同，正所谓殊途同归。这些人或许是传统的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最后一批自由见证人，同时也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最早拓荒者。

事实上，这幅由民主进化而来的社会主义图景已经初露端倪：随意征设、愈加繁重的政府税收，不受约束、率性滥发的国家货币，名存实亡的财产保护制度，让那些想要自主创业的人们望而却步；法律不再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神圣契约，恰恰相反，它打着捍卫自由的幌子，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的锐利武器，迫害、压制异见将成为政治上的常态——这些异见者仍然在顽固不化地抗拒历史潮流，而攻击者则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

与此相对应，一个庞大而又效率低下的全能型政府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在这个政府系统内部，衍生出一整套冷漠、伪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的政治体系，而人们逐渐养成了仰望并依赖政府的习惯，视政府为救世主，指望它来包办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问题，政府同样乐此不疲，因为它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来扩张自己的权力。最终，政府和人真正融为一体，在创造一个福利社会的美好理想驱动下，共同沉沦在虚假、懒惰、堕落和集体腐败的无尽深渊。

事实上，在那些视个人财产权为先验权利的社会，社会主义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政治现实，也正是在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自由经济才真正成为可能。更进一步地，任何一种独裁的专制政体，和自由经济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经济要求个人财产权受到保护，要求透明、开放的舆论环境，要求公平竞争、具有契约和法治精神的政治环境，这些都是那些专制的政治体系无法提供的。专制制度建立在封闭、密谋、暴力和等级秩序的基础之上，并将政治控制置于其他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的官僚主义体系总是对自由的商业社会保持恐惧和敌视态度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个人财产权简单地等同于金钱或财富的观念是不恰当的，个人财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一项个人主权，从根本上讲是一项政治权利而非经济权利。

总之，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独裁铁幕之后，因此对独裁政治所造成的苦难和危害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存在同时也是供整个人类社会参考和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在我看来，将民主视作最高的真理原则是轻率的，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实现普选权的民主社会，真正重要的恰恰是认真审视生活的每一项准则，使其合乎被证明是常识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的道德律。

在这个意义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同样是有前提条件的，它要求它的选民们承担起各自的道德责任，具备诚实、正直、勇敢的公民品格，能准确地辨别生活中的常识与谬误。在其中，个人财产权，永远应该占据它的一席之地，它不应当被拿来当作讨价还价和政治交易的筹码，而是民主的生活秩序赖以持久运行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应当捍卫的根本原则。

202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