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真谛除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行所未行和食所未食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所未思。─

筹划了好多年的美、加之游，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因不想受旅游团的种种制约，所以想以自由行的方式进行，而自由行的旅伴之中至少要有一人略通英语，才不致到了外面寸步难行。

早两年，经我在加拿大的朋友左先生、彭女士夫妇介绍认识的刘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约好另外两位美、加游的同伴，一位是王女士(65年老知青，现已退休多年)，另一位是教英语的彭先生(65年老知青，英语教师，已退休多年) ，他们中王、彭二人都是和左先生夫妇当年一起下放江永农村“战天斗地”的“老战友”，而刘女士则是1968年下放益阳农村的左先生家的老邻居。彭先生教英语多年，用英语与美、加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已开始筹备美、加自由行；我也在庆幸终于找到一位懂英语的旅伴，使我梦寐以求的美、加自由行可以成为现实时，突然接刘女士电话称：彭老师因最近又找到一份在某学校教英语的工作，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加自由行了。我美加自由行的热情犹如劈头被淋了一盆凉水，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

两年多来，正当我对美、加自由行己不抱希望，准备跟旅游团去美、加一游，以完成我美、加游的夙愿时，今年春节期间，接到刘女士的电话称：她已与王女士经左生生的夫人彭女士帮忙，购得到加拿大的折扣往返机票(6月中旬出发、7月底返回，往返一共才五千二百多元人民币，只有正常单程票价的三分之一)，问我是否与她们同去？我当即回复愿与她们同行。

当我与彭女士联系代购机票事宜时，她要我把赴美、加的簽证发给她。我只办了去美国的簽证，我知道美国与加拿大互免簽证，因此，我自以为有了美国簽证便可以到加拿大，不必另办到加拿大的簽证了。就是我这一自以为是的认知，导致我多花了三千多元的机票钱。

彭女士告诉我；必须要有加拿大的簽证才能帮我购买到加拿大的折扣往返机票。等我补办好加拿大的簽证，请彭女士帮我代购折扣往返机票时，时间已到了3月中旬，此时的折扣往返机票价格已涨到8850元人民币，我为自己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三千六百多元的代价。由此想到凡事切不可想当然、切不可自以为是、切不可粗心大意，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为了与两位女士同去同回，以便路上可以互相照应，我选择了与刘、王两位女士相同时间、相同航班的往返机票，只是觉得往返之间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似乎是太长了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幸亏有这么充裕的时间，才使我能从从容容把美国、加拿大我所希望去的主要景点几乎都游到，又不致很紧迫、很累)。

到6月份正当一切出行的凖备都已就绪时，6月10日忽接彭女士通知称：王女士因哮喘病复发住院治疗无法一起去美、加。虽感到意外，但想到还有刘女士同行，路上总祘还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也就没有十分在意。

不料临行的前一天，又接彭女士通知：在帮王女士办理退票手续时，对方出错把刘女士的机票也一起退掉了，这样到头来三个人的美、加自由行，变成了我一个人单独的自由行，当彭女士问我：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你还来不来时，我肯定地回答：一个人我也来！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出门远行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我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机会。我的太太和女儿们都为我一人单独去美、加游这么长的时间而担心。她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年过77岁，又不懂英文（我中学、大学学的都是俄文），旅途上将遇到的困难，甚至风险都是不难想象的。但她们见我决心已定，她们也知道不可能让我改变决定，与其劝阻还不如全力支持。为了克服旅途中语言的障礙，我小女儿帮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中英文的翻译软件，可以把写的中文翻译成英文；也可以把我说的普通话翻译成英语。手机有了此功能几乎等于带了一位随身翻译。

6月中旬出发前，彭女士的大妹妹送来一个大包裹，要我帮她带给彭女士，我当时吓了跳，这个又大又沉的包裹我怎么带？我自己还有那么多行李(主要是个人生活、旅行用品和带给美、加亲友的礼品)，我把那个大包拿到磅秤上一称，哇！22.5kg比飞机免费托运行李每件不准超过23kg的规定只差0.5kg。正当我对所带行李过多、过重而发愁时，我小女儿安慰我说；“我己查过，此次国际航班免费托运行李的规定：每人可免费托运两件每件不超过23kg的行李，并可随身携带一件不超过10kg的行李，彭姨的包裹没有超过23kg，你自己的行李箱只有15kg，随身携带的背包也没有超过10kg。行李包和行李箱下面都有轮子，可拖、可推，不用你提、不用你背。登机时我们帮你把行李送到托运处，办好托运手续，中途转机也不需提出行李。到加拿大后彭姨和她的女婿会到机场出口处接你，你只须把行李包和行李箱从取行李的转盘上提下来，然后背一个、推一个、拖一个，到出口处交给接机的彭姨他们就行了”。小女儿的话打消了我不少的顾虑。

然而托运行李时还是遇到了麻烦，行李安检时发现，彭女士托带的行李包中有违禁物品，要开包检查，好不容易才打开重重捆绑的行李包，把所有的包内物品都翻出来，结果发现了四、五个小打火机、一个手机充电宝(只准随身携带一个，不能托运)和两小瓶超过了20毫升容积的液态化妆品。清除之后，又重新装包、捆绑，前后花了四、五十分钟，幸亏去机场去得早，否则要耽误登机。

飞机早上8点15分起飞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中转机场广州，在中转机场吃了点东西，等了四个多小时，趁空找到机场的免税商店，买了两条彭女士的女婿喜欢抽的那种香烟。到下午3点多登上南航赴加拿大的班机。

原以为飞机会横跨太平洋飞抵加拿大东部的目的地，不料飞机起飞后一直往北偏东方向飞行，经俄罗斯东部飞越白令海峡，沿北冰洋往东飞。此时在飞机上往下看，下面是蔚兰色、己解冻的北冰洋；飞机左下方是仍然白雪皚皚的北极冰原；飞机右下方是加拿大北部的苔原地带，虽己解冻，但地势较高处和山上仍为冰雪所覆盖。然后飞机往东南方向穿越加拿大飞抵加拿大东南的目的地多伦多，全程一万三千多公里，历时15个小时。

幸亏这种大型越洋飞机(波音787)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小型电视机，乘客可以隨意打开，观看国内外的各种影视大片消磨时间，所以在机上的15个小时并不觉得十分无聊、十分漫长。

据说这种飞行路线比横跨太平洋的飞行路线航程要近不少。由于中国与多伦多有12个小时的时差，飞机当天下午3点多从中国南方广州起飞后，经15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多伦多的时间仍是当天下午6点多钟。

下飞机前乘务员拿来一张英文表格，也没有说叫我填好入境时要用，

到我下飞机排队入境时，见别人都用英文填好表交给入境审查人员，我才慌了神，才想到要请一位懂英文的人帮我填一下，环顾四周见一位四十多岁文质彬彬女士一边排队一边用英语与一外藉人士交谈，我估计她懂英语，连忙上前与她打招呼，麻烦她帮我填一下那张入境表格，她边问我边填，花了十多分钟终于帮我填好了，我连忙向她道谢。入境时加方人员又向我问一些问题，我听不懂，我见旁边有一华裔工作人员在协助华人办理入境手续，我连忙请他帮我当翻译，回答了加方人员的问题，便顺利过关入境加拿大了。

当我走到取托运行李的转盘时，就看到彭女士在向我挥手，我也连忙挥手致意。取出托运的行李，彭女士和司机(彭女士的小女婿因事不能前来接机，委托他的朋友开车和彭女士一起来接机)早已把推车推到我面前，把行李搬上推车后，推到他们的小车前，把行李搬上小车后，便驱车直奔左先生家。

因正值下班、晚餐的高峰时期路上车多，不能开快，大约花了五十分钟才到达左先生家，左先生早已站在门前迎候。左先生还是离开大陆时的老样子，精神也很饱滿，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离别多年后又在异国他乡重逢，大家内心的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当彭女士去机场接机时，左先生早已在家准备好了晚饭，待我洗漱之后，便开始用晚餐，依然是地道的中式晚餐，左先生执意要打开我送给他的“五粮液”与我一起把酒话桑麻。

左先生父母家里都是大户人家出身，“解放”后父母双双被划为“四类份子”，左先生也以“四类份子”子弟的名份和父母一起沦为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受尽了苦难、屈辱。高中毕业时，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仍被中共当局剝夺了上大学深造的权利，于1965年被迫与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一起下放江永深山务农”改造思想”。“文革”期间倒流回城，靠养蜂、敲白铁、绞螺丝、做钳工、烧电焊为生。

由于左先生生性聪慧、中学基础知织札实，所以不论干哪一行都比别人干得好，赚的钱也比别人多，在与同命相怜的彭女士结婚后，要养活两家人的生活(特别是其中共有七人是黑户口[註：1]）的重担并没有把左先生和彭女士难倒，他们和衷共济、相濡以沫共同担起了这付重担。他们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把彭女士一家六口和左先生的户口从农村迁回了长沙。

我与左先生相识于1981年秋，那年夏天，我刚携蜂群从河南新郑、中牟采完洋槐和枣花返回湖南，到君山农场采芝麻、棉花，蜂群放在四分场的副业队。一天傍晚，我和艳华(我的太太)晚餐后外出散步，见在距我放蜂地点约三里路的岳阳至华容的公路边也搭有一个放蜂的帐篷，帐篷两边放了五、六十箱蜜蜂，便走进帐篷聊天，结果相谈甚欢、一见如故，从此结下患难之交。

82年后各自告别养蜂生涯，我先当公社干部，后调氮肥厂从事技术工作。左先生从事白铁制作、绞螺丝、当钳工……。彭女士返城后，先安排到长沙黄兴南路一家小百货公司工作，彭女士聪明能干，是一位进取精神极強的女性，她家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但因她父亲曾在国民政府的汉阳兵工厂做过工(是那里的高级钳工)，“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父亲因加入过“一贯道”[注：2]和在“伪”政府兵工厂工作的经历，被中共是当局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被当局冠以“劳改释放犯”的大帽，而沦为只能与“四类份子”[注：3]为伍的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彭女士和她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以及她的母亲也一起共“享”“劳改释放犯”的同等待遇，一家人“解放”后受尽了苦难和屈辱。

到1965年尽管彭女士在校学习成绩优秀、但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16岁的她被当局下放江永农村“战天斗地”改造思想。在经历了1967年“道县大屠杀”(道县与江永相邻)[註：4]后，江永一带知青纷纷逃回长沙，彭女士和左先生也历经艰险后，靠步行翻越都厐岭绕道广西全州爬火车返回长沙。到1968年冬，她又与她的家人一起下放益阳铁角嘴农村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们一家六口，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又顶着一顶“劳改释放犯”及其家属的大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一家在街道、在农村经历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和屈辱，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富于进取不滿足于现状的彭女士，于83年断然辞去百货公司没有风险的稳定工作，投身商海和左先生一起经商。一开始没有资金、缺乏资讯、缺乏经验，正是起步维艰，但他们夫妻二人都能吃苦耐劳，又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记得83、84这两年彭女士曾多次从长沙背着沉重的从广州购来布料、港式服装一个人剩火车(这是当时又便宜、又快捷的交通工具)到我们住的县城来推销。艳华当时尚未参加工作，除招待她食宿之外，还带着她到邻居和艳华老家的亲友那里去推销。后来左先生夫妇忙于经商，艳华和女儿们都转成了城市户口，艳华也招了工，我们二人忙于工作和带小孩，我们也从原来租往的蔬菜队搬到了我单位的职工宿舍。左先生夫妇也搬了家，那时没有电话，又没有手机不便联系，于是两家的往来便中断了一段时间。不过彼此的心里都记挂着对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听艳华说昨天左先生夫妇开着车经过多方打听，才从刘技师(湘阴县1958年专门从四川请来的养意蜂的技师，因养蜂技术高超，养蜂资历深，而与湘阴、汨罗、平江等县养蜂界人士多有交往)那里打听到我们现在的地址，找到我家来。从此两家又恢复了往来。

那时他们夫妇在历经了许多次失败、重新站起来、再失败、再站起来……之后，终于因研制开发鹌鹑皮蛋成功而致富，不仅在长沙买了房产数处，而且成了长沙最早的有车族之一。致富之后的左先生夫妇，一直念念不忘在他们经商初期的困难时候，艳华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所以才开着车费尽周折找到我们家里来表达他们的心意，重续往日的情谊。自此两家一直保持着当今这个社会难得一见的纯真情谊相互交往。

后来，左先生夫妇鉴于“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的惨痛的经历，以及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任何改进的希望，为了不让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悲剧在他们的两个女儿身上重演，毅然决定离开这片他们经历了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深重苦难和屈辱的土地，移民异国他乡。为此他们先后安排他们的两个女儿去瑞士、美国、加拿大留学，并在加拿大、美国工作定居成家，取得绿卡后，他们夫妇变卖家产之后，便以家庭团聚的名义于2009年移民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

晚餐后与左先生夫妻合影用微信发回家，向家人报平安。坐了那么久的飞机，在飞机上又睡不好，人已感到困顿，本想早些歇息，虽已到晚上九点太阳尚未完全落水，原来多伦多当地夏季要到晚上九点半以后才天黑。左先生夫妇知道我旅途劳顿，连忙要我早点休息，我洗漱之后正准备睡觉，忽接大外甥的电话，告知已订购7月7日去成都的折扣机票(赶去成都参加他太太的生日宴会)，要我据此安排我赴美国西部的的旅游行程。我原计划先游加拿大东部和美国东部，然后再去美国西部旅游，现在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在大外甥离开美国之前先去他那里，在他的带领之下，完成美国西部游。

我顾不得休息，连忙与左先生夫妇商定行程和联系赴美机票事宜，经与加拿大枫叶旅游公司联系，决定乘16日早上8点16分的飞机赴洛杉矶，中途经西雅图中转，这种中转的航班票价较直飞要便宜许多，只288加元一张。当晚就定好了16日早上的机票，这才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起来就收到成都大姐的微信，告知华盛顿大表姐、三表姐和她们的儿女的电话。赴多伦多之前一直与三表姐联系不上，原有的电话打不通，原来三表姐夫妇因年事已高在家无人照应，已搬到他小女儿处居住，又年老健忘，未将他女儿处电话告诉我们。因联系不上，原已不打算去拜访她们了，现在有了电话可以联系上，当然要去探望她们，所以打算游完美国西部之后，直接飞到华盛顿去拜访他们。

6月15日在左先生家休整一天，左先生带我到他家周围转了一下，他家后面就是一个小公园，有草评、树林、一所小学、一个幼儿游乐场所，小公园过去不远，就是一个大公园，大公园里各种体育、娱乐、休闲设施齐全，也有餐厅、购物中心……等设施。

据左先生介绍300万人口的多伦多大大小小有一千多个公园，整个多伦多除了电视塔周围的三、四平方公里范围内高楼林立，街道较为繁华之外，其余城区都是房屋、树林、草地、公园相间，且民居、商店、超市多为平房和两、三层的楼房，只有大学、大公司的总部才能偶然看到几栋十来层的办公楼和学生公寓，多伦多的大部份城区与乡村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每一栋一两层楼的民居后面或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都种有品种繁多、色彩鲜艳的鲜花。

左先生家后面的花园，已被左先生夫妇开辟成为一个菜园，我去的时候左先生家种有韮菜、窝笋、黄瓜、云豆、芥兰菜、紫苏等，自己吃不完，还送不少给邻居分享。多伦多有五个月的冰冻期不能种植蔬菜，他们将秋季收获的大白菜、萝卜窖藏在车库里，以备整个冬季慢慢享用。当然在漫长的冬季，他们还需到超市购买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新鲜蔬菜。

[註：1]：所谓“黑市户口”，是指那些被中共当局以种种名义遣送到农村的社会底层人员，因在农村无法生活而倒流回城市谋生的人，他们原有的城市户口已被中共当局取消，回到城市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副食品和其他一切需凭票供应的物资的供给。他们只能出高价到黑市上购买他们所需的一切生存、生活物资，他们因此而被称之为黑市户口或黑市人口。

[注：2]：“一贯道”是“解放”前后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种类似于佛教和道教，又带有一点帮会色彩的小型宗教。

[注：3]：四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份子和坏份子。1957年“反右运动”又加上右派份子，统称为“五类份子”。

[註：4]：1967年秋湖南道县在中共当局和中央文革的鼓动教唆之下，从广西刮来的屠杀“四类份子”及其家属的歪风，刮到了道县，中共当局散播谣言声称：“地富反坏右”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妄图“变天”要对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要对贪下中农进行大屠杀，进行阶级报复。挑动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的仇恨，导致道县各地纷纷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光道县被杀的“阶级敌人”及其子女就将近一万人，流经道县的潇水也一度被横遭屠杀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的尸体所堵塞，事后当地居民有大半年不敢飲用潇水河里面的水，不敢吃潇水河里的鱼。道县周围各县也竞相效尤，知青集中的江永县也被波及，该县也有知青被杀害，这在知青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因64、65年下放的知青几乎都是出身不好，不能升学的初中、高中学生)，知青们纷纷结伴逃回长沙，为躲避民兵岗哨的阻拦，不得不选择翻越人迹罕至的都厐岭到广西全州再爬火车逃亡回长沙。

─旅行的真谛除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行所未行和食所未食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所未思。─

筹划了好多年的美、加之游，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因不想受旅游团的种种制约，所以想以自由行的方式进行，而自由行的旅伴之中至少要有一人略通英语，才不致到了外面寸步难行。

早两年，经我在加拿大的朋友左先生、彭女士夫妇介绍认识的刘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约好另外两位美、加游的同伴，一位是王女士(65年老知青，现已退休多年)，另一位是教英语的彭先生(65年老知青，英语教师，已退休多年) ，他们中王、彭二人都是和左先生夫妇当年一起下放江永农村“战天斗地”的“老战友”，而刘女士则是1968年下放益阳农村的左先生家的老邻居。彭先生教英语多年，用英语与美、加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已开始筹备美、加自由行；我也在庆幸终于找到一位懂英语的旅伴，使我梦寐以求的美、加自由行可以成为现实时，突然接刘女士电话称：彭老师因最近又找到一份在某学校教英语的工作，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加自由行了。我美加自由行的热情犹如劈头被淋了一盆凉水，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

两年多来，正当我对美、加自由行己不抱希望，准备跟旅游团去美、加一游，以完成我美、加游的夙愿时，今年春节期间，接到刘女士的电话称：她已与王女士经左生生的夫人彭女士帮忙，购得到加拿大的折扣往返机票(6月中旬出发、7月底返回，往返一共才五千二百多元人民币，只有正常单程票价的三分之一)，问我是否与她们同去？我当即回复愿与她们同行。

当我与彭女士联系代购机票事宜时，她要我把赴美、加的簽证发给她。我只办了去美国的簽证，我知道美国与加拿大互免簽证，因此，我自以为有了美国簽证便可以到加拿大，不必另办到加拿大的簽证了。就是我这一自以为是的认知，导致我多花了三千多元的机票钱。

彭女士告诉我；必须要有加拿大的簽证才能帮我购买到加拿大的折扣往返机票。等我补办好加拿大的簽证，请彭女士帮我代购折扣往返机票时，时间已到了3月中旬，此时的折扣往返机票价格已涨到8850元人民币，我为自己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三千六百多元的代价。由此想到凡事切不可想当然、切不可自以为是、切不可粗心大意，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为了与两位女士同去同回，以便路上可以互相照应，我选择了与刘、王两位女士相同时间、相同航班的往返机票，只是觉得往返之间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似乎是太长了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幸亏有这么充裕的时间，才使我能从从容容把美国、加拿大我所希望去的主要景点几乎都游到，又不致很紧迫、很累)。

到6月份正当一切出行的凖备都已就绪时，6月10日忽接彭女士通知称：王女士因哮喘病复发住院治疗无法一起去美、加。虽感到意外，但想到还有刘女士同行，路上总祘还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也就没有十分在意。

不料临行的前一天，又接彭女士通知：在帮王女士办理退票手续时，对方出错把刘女士的机票也一起退掉了，这样到头来三个人的美、加自由行，变成了我一个人单独的自由行，当彭女士问我：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你还来不来时，我肯定地回答：一个人我也来！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出门远行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我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机会。我的太太和女儿们都为我一人单独去美、加游这么长的时间而担心。她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年过77岁，又不懂英文（我中学、大学学的都是俄文），旅途上将遇到的困难，甚至风险都是不难想象的。但她们见我决心已定，她们也知道不可能让我改变决定，与其劝阻还不如全力支持。为了克服旅途中语言的障礙，我小女儿帮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中英文的翻译软件，可以把写的中文翻译成英文；也可以把我说的普通话翻译成英语。手机有了此功能几乎等于带了一位随身翻译。

6月中旬出发前，彭女士的大妹妹送来一个大包裹，要我帮她带给彭女士，我当时吓了跳，这个又大又沉的包裹我怎么带？我自己还有那么多行李(主要是个人生活、旅行用品和带给美、加亲友的礼品)，我把那个大包拿到磅秤上一称，哇！22.5kg比飞机免费托运行李每件不准超过23kg的规定只差0.5kg。正当我对所带行李过多、过重而发愁时，我小女儿安慰我说；“我己查过，此次国际航班免费托运行李的规定：每人可免费托运两件每件不超过23kg的行李，并可随身携带一件不超过10kg的行李，彭姨的包裹没有超过23kg，你自己的行李箱只有15kg，随身携带的背包也没有超过10kg。行李包和行李箱下面都有轮子，可拖、可推，不用你提、不用你背。登机时我们帮你把行李送到托运处，办好托运手续，中途转机也不需提出行李。到加拿大后彭姨和她的女婿会到机场出口处接你，你只须把行李包和行李箱从取行李的转盘上提下来，然后背一个、推一个、拖一个，到出口处交给接机的彭姨他们就行了”。小女儿的话打消了我不少的顾虑。

然而托运行李时还是遇到了麻烦，行李安检时发现，彭女士托带的行李包中有违禁物品，要开包检查，好不容易才打开重重捆绑的行李包，把所有的包内物品都翻出来，结果发现了四、五个小打火机、一个手机充电宝(只准随身携带一个，不能托运)和两小瓶超过了20毫升容积的液态化妆品。清除之后，又重新装包、捆绑，前后花了四、五十分钟，幸亏去机场去得早，否则要耽误登机。

飞机早上8点15分起飞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中转机场广州，在中转机场吃了点东西，等了四个多小时，趁空找到机场的免税商店，买了两条彭女士的女婿喜欢抽的那种香烟。到下午3点多登上南航赴加拿大的班机。

原以为飞机会横跨太平洋飞抵加拿大东部的目的地，不料飞机起飞后一直往北偏东方向飞行，经俄罗斯东部飞越白令海峡，沿北冰洋往东飞。此时在飞机上往下看，下面是蔚兰色、己解冻的北冰洋；飞机左下方是仍然白雪皚皚的北极冰原；飞机右下方是加拿大北部的苔原地带，虽己解冻，但地势较高处和山上仍为冰雪所覆盖。然后飞机往东南方向穿越加拿大飞抵加拿大东南的目的地多伦多，全程一万三千多公里，历时15个小时。

幸亏这种大型越洋飞机(波音787)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小型电视机，乘客可以隨意打开，观看国内外的各种影视大片消磨时间，所以在机上的15个小时并不觉得十分无聊、十分漫长。

据说这种飞行路线比横跨太平洋的飞行路线航程要近不少。由于中国与多伦多有12个小时的时差，飞机当天下午3点多从中国南方广州起飞后，经15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多伦多的时间仍是当天下午6点多钟。

下飞机前乘务员拿来一张英文表格，也没有说叫我填好入境时要用，

到我下飞机排队入境时，见别人都用英文填好表交给入境审查人员，我才慌了神，才想到要请一位懂英文的人帮我填一下，环顾四周见一位四十多岁文质彬彬女士一边排队一边用英语与一外藉人士交谈，我估计她懂英语，连忙上前与她打招呼，麻烦她帮我填一下那张入境表格，她边问我边填，花了十多分钟终于帮我填好了，我连忙向她道谢。入境时加方人员又向我问一些问题，我听不懂，我见旁边有一华裔工作人员在协助华人办理入境手续，我连忙请他帮我当翻译，回答了加方人员的问题，便顺利过关入境加拿大了。

当我走到取托运行李的转盘时，就看到彭女士在向我挥手，我也连忙挥手致意。取出托运的行李，彭女士和司机(彭女士的小女婿因事不能前来接机，委托他的朋友开车和彭女士一起来接机)早已把推车推到我面前，把行李搬上推车后，推到他们的小车前，把行李搬上小车后，便驱车直奔左先生家。

因正值下班、晚餐的高峰时期路上车多，不能开快，大约花了五十分钟才到达左先生家，左先生早已站在门前迎候。左先生还是离开大陆时的老样子，精神也很饱滿，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离别多年后又在异国他乡重逢，大家内心的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当彭女士去机场接机时，左先生早已在家准备好了晚饭，待我洗漱之后，便开始用晚餐，依然是地道的中式晚餐，左先生执意要打开我送给他的“五粮液”与我一起把酒话桑麻。

左先生父母家里都是大户人家出身，“解放”后父母双双被划为“四类份子”，左先生也以“四类份子”子弟的名份和父母一起沦为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受尽了苦难、屈辱。高中毕业时，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仍被中共当局剝夺了上大学深造的权利，于1965年被迫与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一起下放江永深山务农”改造思想”。“文革”期间倒流回城，靠养蜂、敲白铁、绞螺丝、做钳工、烧电焊为生。

由于左先生生性聪慧、中学基础知织札实，所以不论干哪一行都比别人干得好，赚的钱也比别人多，在与同命相怜的彭女士结婚后，要养活两家人的生活(特别是其中共有七人是黑户口[註：1]）的重担并没有把左先生和彭女士难倒，他们和衷共济、相濡以沫共同担起了这付重担。他们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把彭女士一家六口和左先生的户口从农村迁回了长沙。

我与左先生相识于1981年秋，那年夏天，我刚携蜂群从河南新郑、中牟采完洋槐和枣花返回湖南，到君山农场采芝麻、棉花，蜂群放在四分场的副业队。一天傍晚，我和艳华(我的太太)晚餐后外出散步，见在距我放蜂地点约三里路的岳阳至华容的公路边也搭有一个放蜂的帐篷，帐篷两边放了五、六十箱蜜蜂，便走进帐篷聊天，结果相谈甚欢、一见如故，从此结下患难之交。

82年后各自告别养蜂生涯，我先当公社干部，后调氮肥厂从事技术工作。左先生从事白铁制作、绞螺丝、当钳工……。彭女士返城后，先安排到长沙黄兴南路一家小百货公司工作，彭女士聪明能干，是一位进取精神极強的女性，她家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但因她父亲曾在国民政府的汉阳兵工厂做过工(是那里的高级钳工)，“解放”后在铁路部门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父亲因加入过“一贯道”[注：2]和在“伪”政府兵工厂工作的经历，被中共是当局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被当局冠以“劳改释放犯”的大帽，而沦为只能与“四类份子”[注：3]为伍的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彭女士和她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以及她的母亲也一起共“享”“劳改释放犯”的同等待遇，一家人“解放”后受尽了苦难和屈辱。

到1965年尽管彭女士在校学习成绩优秀、但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16岁的她被当局下放江永农村“战天斗地”改造思想。在经历了1967年“道县大屠杀”(道县与江永相邻)[註：4]后，江永一带知青纷纷逃回长沙，彭女士和左先生也历经艰险后，靠步行翻越都厐岭绕道广西全州爬火车返回长沙。到1968年冬，她又与她的家人一起下放益阳铁角嘴农村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们一家六口，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又顶着一顶“劳改释放犯”及其家属的大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一家在街道、在农村经历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和屈辱，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富于进取不滿足于现状的彭女士，于83年断然辞去百货公司没有风险的稳定工作，投身商海和左先生一起经商。一开始没有资金、缺乏资讯、缺乏经验，正是起步维艰，但他们夫妻二人都能吃苦耐劳，又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记得83、84这两年彭女士曾多次从长沙背着沉重的从广州购来布料、港式服装一个人剩火车(这是当时又便宜、又快捷的交通工具)到我们住的县城来推销。艳华当时尚未参加工作，除招待她食宿之外，还带着她到邻居和艳华老家的亲友那里去推销。后来左先生夫妇忙于经商，艳华和女儿们都转成了城市户口，艳华也招了工，我们二人忙于工作和带小孩，我们也从原来租往的蔬菜队搬到了我单位的职工宿舍。左先生夫妇也搬了家，那时没有电话，又没有手机不便联系，于是两家的往来便中断了一段时间。不过彼此的心里都记挂着对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听艳华说昨天左先生夫妇开着车经过多方打听，才从刘技师(湘阴县1958年专门从四川请来的养意蜂的技师，因养蜂技术高超，养蜂资历深，而与湘阴、汨罗、平江等县养蜂界人士多有交往)那里打听到我们现在的地址，找到我家来。从此两家又恢复了往来。

那时他们夫妇在历经了许多次失败、重新站起来、再失败、再站起来……之后，终于因研制开发鹌鹑皮蛋成功而致富，不仅在长沙买了房产数处，而且成了长沙最早的有车族之一。致富之后的左先生夫妇，一直念念不忘在他们经商初期的困难时候，艳华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所以才开着车费尽周折找到我们家里来表达他们的心意，重续往日的情谊。自此两家一直保持着当今这个社会难得一见的纯真情谊相互交往。

后来，左先生夫妇鉴于“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的惨痛的经历，以及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任何改进的希望，为了不让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悲剧在他们的两个女儿身上重演，毅然决定离开这片他们经历了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深重苦难和屈辱的土地，移民异国他乡。为此他们先后安排他们的两个女儿去瑞士、美国、加拿大留学，并在加拿大、美国工作定居成家，取得绿卡后，他们夫妇变卖家产之后，便以家庭团聚的名义于2009年移民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

晚餐后与左先生夫妻合影用微信发回家，向家人报平安。坐了那么久的飞机，在飞机上又睡不好，人已感到困顿，本想早些歇息，虽已到晚上九点太阳尚未完全落水，原来多伦多当地夏季要到晚上九点半以后才天黑。左先生夫妇知道我旅途劳顿，连忙要我早点休息，我洗漱之后正准备睡觉，忽接大外甥的电话，告知已订购7月7日去成都的折扣机票(赶去成都参加他太太的生日宴会)，要我据此安排我赴美国西部的的旅游行程。我原计划先游加拿大东部和美国东部，然后再去美国西部旅游，现在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在大外甥离开美国之前先去他那里，在他的带领之下，完成美国西部游。

我顾不得休息，连忙与左先生夫妇商定行程和联系赴美机票事宜，经与加拿大枫叶旅游公司联系，决定乘16日早上8点16分的飞机赴洛杉矶，中途经西雅图中转，这种中转的航班票价较直飞要便宜许多，只288加元一张。当晚就定好了16日早上的机票，这才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起来就收到成都大姐的微信，告知华盛顿大表姐、三表姐和她们的儿女的电话。赴多伦多之前一直与三表姐联系不上，原有的电话打不通，原来三表姐夫妇因年事已高在家无人照应，已搬到他小女儿处居住，又年老健忘，未将他女儿处电话告诉我们。因联系不上，原已不打算去拜访她们了，现在有了电话可以联系上，当然要去探望她们，所以打算游完美国西部之后，直接飞到华盛顿去拜访他们。

6月15日在左先生家休整一天，左先生带我到他家周围转了一下，他家后面就是一个小公园，有草评、树林、一所小学、一个幼儿游乐场所，小公园过去不远，就是一个大公园，大公园里各种体育、娱乐、休闲设施齐全，也有餐厅、购物中心……等设施。

据左先生介绍300万人口的多伦多大大小小有一千多个公园，整个多伦多除了电视塔周围的三、四平方公里范围内高楼林立，街道较为繁华之外，其余城区都是房屋、树林、草地、公园相间，且民居、商店、超市多为平房和两、三层的楼房，只有大学、大公司的总部才能偶然看到几栋十来层的办公楼和学生公寓，多伦多的大部份城区与乡村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每一栋一两层楼的民居后面或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都种有品种繁多、色彩鲜艳的鲜花。

左先生家后面的花园，已被左先生夫妇开辟成为一个菜园，我去的时候左先生家种有韮菜、窝笋、黄瓜、云豆、芥兰菜、紫苏等，自己吃不完，还送不少给邻居分享。多伦多有五个月的冰冻期不能种植蔬菜，他们将秋季收获的大白菜、萝卜窖藏在车库里，以备整个冬季慢慢享用。当然在漫长的冬季，他们还需到超市购买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新鲜蔬菜。

[註：1]：所谓“黑市户口”，是指那些被中共当局以种种名义遣送到农村的社会底层人员，因在农村无法生活而倒流回城市谋生的人，他们原有的城市户口已被中共当局取消，回到城市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副食品和其他一切需凭票供应的物资的供给。他们只能出高价到黑市上购买他们所需的一切生存、生活物资，他们因此而被称之为黑市户口或黑市人口。

[注：2]：“一贯道”是“解放”前后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种类似于佛教和道教，又带有一点帮会色彩的小型宗教。

[注：3]：四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份子和坏份子。1957年“反右运动”又加上右派份子，统称为“五类份子”。

[註：4]：1967年秋湖南道县在中共当局和中央文革的鼓动教唆之下，从广西刮来的屠杀“四类份子”及其家属的歪风，刮到了道县，中共当局散播谣言声称：“地富反坏右”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妄图“变天”要对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要对贪下中农进行大屠杀，进行阶级报复。挑动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的仇恨，导致道县各地纷纷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光道县被杀的“阶级敌人”及其子女就将近一万人，流经道县的潇水也一度被横遭屠杀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的尸体所堵塞，事后当地居民有大半年不敢飲用潇水河里面的水，不敢吃潇水河里的鱼。道县周围各县也竞相效尤，知青集中的江永县也被波及，该县也有知青被杀害，这在知青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因64、65年下放的知青几乎都是出身不好，不能升学的初中、高中学生)，知青们纷纷结伴逃回长沙，为躲避民兵岗哨的阻拦，不得不选择翻越人迹罕至的都厐岭到广西全州再爬火车逃亡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