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琉：毛的《七律‧到韶山》人性泯滅，黨性猖狂 (下)
── 抉隐發微 精准解讀 毛澤東詩詞重審系列之10
重審： 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
( 接續上篇)
三、毛《七律‧到韶山》詩的總評總議
總括而言，毛這首詩列表如下可讓我們看得更明白：
| 起 | 第一、二句 | 毛自述自己濶別故鄉32年，今日重返故園，詛咒往昔。 |
| 承 | 第三、四句 | 毛憶起“秋收起義”（土地革命）及其遭蔣介石鎮压。 |
| 轉 | 第五、六句 | 毛抒發感慨：必要眾多的人怀抱壯志，願做犧牲，才能創造出「新天」 |
| 合 | 第七、八句 | 毛欣喜今日看到「新天」景象：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 |
從列表可清楚看出：毛這首詩中絶無任何故鄉人、故鄉事、故鄉物，足可見毛絶無絲毫故鄉情，毛絶無人性、人情、人味。
一個農家子弟，離鄉32年，歸來已成搶得了江山的皇帝式人物，你大可以想像毛有千般情思，萬種感慨，但你的想像歸你的想像，你不可以象那些權門乞食的毛詩詞鑑賞家般拿自己的想像塞入毛詩之中來解讀。從列表可清楚看出：毛真正寫入詩中的情，就只有一咒一喜，咒是胡鬧，狗屁不通，本文前面己說明：喜則是行奸使詐，欺史騙世，或許對毛來說，毛可能是真喜，但人民天天餓著肚子決不會喜，此外，毛真正寫入詩中的，還有一個感慨，即第五、六句，倒是鮮明強烈得驚人，應予注意。
從列表又可清楚看出：毛這首詩的起承轉合四個環節，中規中矩，穩穩當當，無懈可擊；但前兩環節乾巴巴，最後環節矯情作偽，只有第三環節不同凡響，很驚人。其中的「新天」二字，是承前啟後、貫徹、撐起全詩的最重要字眼，理所當然就是這首詩的詩眼。
對於頸聯以及嵌在其上的詩眼，我們必要多說幾句：
1、毛的「新天」比「舊天」更殘舊，更慘黑！
毛坐江山以前的天，姓蔣，姓袁，姓愛新覺羅，而現在姓毛，可見天確實是變了，但變出的天是否「新」，我們要查看一下：
A、在斯諾 著的【西行漫記】的《童年（中）》章節裏，毛親口說到他的生活在舊天（清末民初）的地主父親如何剝削➋：
他（毛父毛順生）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在毛統治中國的27年中，所有的地富子女都被指斥享用了父母剝削到的人民血汗，因而份屬狗崽子，受盡淩辱、歧視，為此，毛說地主毛順生對他親生的狗崽子毛澤東那麼刻薄，令人難以置信，但地主毛順生對打工的貧僱農還是飯給「夠吃的」，更每月十五有蛋下飯，卻很可信，因為鼎鼎大名猛烈抨擊地富的名著《高玉寶》、《收租院》以及全國的千萬個憶苦思甜會，全都沒見誰控訴過地主不給僱農吃飽飯。這就令我們不由不震驚：毛做了皇帝，五、六憶農民給他及他的黨打工，他卻硬是只給「夠吃的」飯的不足三分之一（應在1959年，1960年，1961年，參照以上毛霞生語以及劉少奇的姐姐語），以至一個個「餓得刮瘦」或水腫，全國 3780萬人慘遭餓死。
B、再又請看《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中 茆家升：《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一文之一段：
……河南信陽在大躍進中執行了一條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的極左路線,事件轟動全國, 案驚中央。豫東信陽地區由地委書記路憲文帶頭，大刮共產風，瘋狂逼糧。特別是路憲文親自下令的三不准，即家家戶戶不准鍋灶生火冒煙，不准逃荒要飯，不准上訪反映情況。各交通路口派民兵把守，見外出的人就抓，逼得善良的農民在家活活餓死。很多村莊死絕了戶，人吃人事時有發生。結果八百多萬人的地區，竟餓死了一百多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從楊繼繩的巨著《墓碑》 可以看到，河南信陽的情況不是特例，而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應該慘酷程度較弱些）。之所以會造成以上A、B 所描述的慘況，則又請看：
C、北京出版的 凌志軍著作：《歷史不再徘徊》第333頁：
人民公社社員中……流傳一句尖刻的話："過去（指舊中國）幾個村養一個保長，現在一個村養一堆保長。”……農民所要供養的……另有民兵 幹部、婦女幹部、共青團幹部、會計、 計劃生育員、小學教師、赤腳醫生、獸醫、廣播員、護路員、護林員、代銷員、電工、農機員、供銷員等等……
毛的「新天」之所以要「一个村养一堆保长」及一大堆後勤人員，原因是非如此就無法把獨裁專政貫彻全社會，亦即無法實現馬克思列宁主義的「全社會的計劃生産」，請別以為這是毛的失誤，這其實是所有共產黨執政國家的鐵律，舉證不必多，舉列宁和斯大林所遭遇到的情況足矣：
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二十五萬名員工。而1921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準的五分之一。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四百萬人。
——引自 派普斯：《共產主義實錄》第二章
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比一比就一清二楚了：毛的「新天」明顯就比舊天更殘舊，更慘黑惡毒！
2、毛這首詩頸聯的精准解讀
弄明白毛的「新天」比舊天更殘舊、更慘黑，誰真有頭腦誰就不能不悚然驚疑：第五、六句解讀為 “必要眾多的人怀抱壯志，願做犧牲，才能創造出「新天」”並不符合毛揮灑詩筆真正要表達的思想。本文前面對毛這首詩的頸聯的逐字逐句解讀，因而失之太輕描淡寫，有欠精准，我們必須重新公正地審視之：
- 在一個非血戰無以解決矛盾、無以奪取勝利的環境中，敢於死戰，有所犧牲，確實是必要的，但這裏我們必要嚴肅注意：一個獨夫民賊指揮千萬人去戰死，他可不必負什麼責任，但一個以正義、以偉大理想作號召的首領，他指揮千萬人去戰死，卻必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當發覺搞錯了，千萬人不是光榮戰死而是白白送死，怎麼辦？世情常理是：這個首領如果是真英雄，他就應該自殺以謝罪，最低限度應該鞠躬請罪、引咎辭職，這才能顯示他作為追求理想的指揮官也是預算把命搭上去的，亦即他不是獨夫民賊而是那千萬戰死者之真誠同志。倘他決不請罪，決不辭職，甚至鄭重認句錯也不肯，我們能說他是那千萬戰死者之真誠同志嗎？萬萬不能！萬萬不能！明乎此理，毛這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鐵定是卑鄙無恥、惡臭熏天之「賊警句」，因為毛的寫作本意只是哄騙、驅遣別人（包括他的老婆、孩子、兄弟、親密戰友）為他成大功（做世界革命領袖）而多多去死，他自己絶不預算去死，他絶無責任感，他絶不“犧牲多壯志”！
2、毛這兩句詩如果是寫於1927年，毛的心思我們將較難論定，因為當時他也親臨戰場了，但這兩句詩是寫於1959年6 月底，當時他清楚知道“三面紅旗”在一年間已令全國餓死（包括累死、逼死）近500萬人，他更又親眼看到他的韶山鄉親個個都餓得“刮瘦”，在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炮火戰場上，激勵人們不怕犧牲，無可厚非，人們也願意拚死以求生，但在非戰鬥的和平環境去建造「新天」，則絶不會有誰願意天天勞累餓死做犧牲。我們不可以把暴政累死餓死者和戰場戰死者都稱譽為“犧牲多壯志”。
‧1961年大饑荒時期，全中國餓殍遍野，毛澤東則非常福態，笑得多麽燦爛。（圖片來源：公用领域）
3、這兩句寫於1959年6 月的詩，是公開發表於1962年6 月，亦即毛這時又清楚知道“三面紅旗” 令全國餓死（包括累死、逼死）近4000萬人，毛面對這近4000萬慘死者而敢擲出這兩句詩，其心腸之狠毒，彰彰明甚，但敬請讀者別急著震驚他之狠毒，你應該首先震驚他之奸狡曠古所無！這裏要請問一句：已餓死的近4000萬人，是胸懷壯志、心甘情願地日日捱餓去做餓殍犧牲嗎？他們明明是被毛的統治方式慘烈虐殺，毛居然能揮灑詩筆，把這個慘烈虐殺寫成“為有犧牲多壯志”，這妙不妙？這太妙了！他接著再配上一句“敢教日月換新天”，那真是妙絶了！其妙就妙在近4000萬餓殍竟給寫成了生乃“人傑”，死乃“鬼雄”的壯士了，死得如此光榮幸福，這近4000萬餓死鬼在陰間能不涕泗縱橫地歌頌“黨疼國愛”嗎？➏，而與此同時，毛的殘民以逞的嘴臉、毛的滔天罪惡不但全遮掩了，而且還把他打扮成了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中國的以至全世界的大救星。
4、這首詩純粹寫毛一個人的行止、詛咒、觀望、感想，第五、六句應該也是發抒毛的觀感，把這兩句解讀為毛只是轉述 “革命就得死人” 的大眾常識，乃削弱了全詩的邏輯條理。另外還應嚴重注意：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寫作當日，毛的鄉親當着毛的面，不斷叫苦叫餓，亦即強烈表示不願餓死做犧牲，毛鐵石心腸，堅決不鬆口許諾給他們增加一両一刅口糧，倒也罷了，他怎可能真心認為鄉親以及全中國人民都“犧牲多壯志”，個個願做餓死鬼？！
總括以上，依據文字正義、全詩邏輯及寫作背景，黃琉認為毛這兩句詩的精准解讀，應該是：
“(我毛澤東認定了：)必要具有敢把千百萬老百姓作賤為犧牲品的宏大壯志(即具有敢奴役、殘害、逼死、餓死千百萬老百姓的鐵石意志)，才能改天換地，打造出「新天」。”
這種解讀，必有人不肯認同，那隨便，事實不容歪曲，意見可以自由也，黃琉不想無謂争吵，只是敬請不肯認同者，聯係著名作家、記者蔡詠梅的如下一段文字來思考一下：
文革爆發劉少奇大禍臨頭，妻離子散之前，妻子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她放心不下僅六歲的幼女劉曉曉，說如果自己坐牢，會把曉曉帶在身邊，《紅岩》中就有一個跟隨家人坐牢的男孩小蘿蔔頭，劉少奇苦笑回應道，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
——摘自蔡詠梅文章：《革命如何吞噬自己的子女》
請用心想一想：劉少奇是說國民黨的監獄慘毒，還是說共產黨的監獄更慘毒？
‧這張照片，是當代中國良心歷史學家余習廣從湖南醴陵縣公安局的檔案裡找到隨後發佈出來的。照片顯示，父親劉家遠站在牆邊，手戴著鐵銬，身邊是他兒子的頭顱和骨架，還有一個鐵鍋，鍋裡面燉著他從快餓死的兒子身上割下來的肉，和胡蘿蔔一起燉，劉想在餓死前吃一頓肉。該照片由公安局拍攝於劉家遠被槍斃之前。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其震撼世界的巨著《墓碑》中寫到：“河南信陽當年有800萬人口，其中有100萬人餓死。饑餓的民眾甚至去吃死屍，在冬天，墳地裡死屍埋得不深，就被人挖出來吃。還出現了人吃人現象，有人把自己孩子吃了。
話說至此，或許有毛左不服而反駁：「為有犧牲多壯志」是純指1927年的「秋收起義」，你黃琉不能無限上綱污蔑毛。道理是：毛澤東在1959年9月13日致胡喬木的信中說，“‘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三十二年的歷史。”
說句實話，在執筆寫本文之初，筆者並未想到毛會把五百萬餓殍寫成「人傑鬼雄」，由於在寫作中不斷要查對資料才突然有所驚覺，筆者絶不想把毛詩詞歪曲了再予攻打，因為筆者深明把別人歪曲了再予攻打乃自淫自賤自辱。經再三尋思，我確信我並非無限上綱污蔑毛，我並無解讀過份，道理是：1、毛註“通首寫三十二年的歷史。”1959年自然包括在內；2、如果這首詩的第七、八句仍講“往事”，第五句就坐實是純指以往（「秋收起義」）的犧牲者，但第七、八句明明講的是“現在”（1959年），依句語邏輯，這當然坐實第五、六句既講“往事”也講“現在”，而且主要是講“現在”； 3、這裏要特別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打從1958年起，毛在許多次高層會議中，就不斷提到「三面紅旗」要勝利，就要預算死幾十萬人、死幾百萬人，死幾千萬人➐，從中應可看出毛這首詩的第五、第六句，與其說是毛重返故鄉突然生發的憶舊感想，不如說是毛1958年至1959年力推「三面紅旗」的工作心得，甚而至是毛逐鹿中原搶奪江山的工作心得。在此又請看證據：
在“解放戰爭”初期毛和中共為了彌補在武器裝備上的不足不惜採取慘無人性的“人海戰術”，以犧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來贏得戰爭的勝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為了取得勝利奪取政權，有時竟驅趕平民百姓為其軍隊打頭陣擋子彈。在前臺灣立法院長梁肅戎的回憶錄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戰時，他寫到：“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一波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軍則踏著老百姓的屍體攻進四平。”
國民黨將領胡璉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戰術時說：“當年我在沂蒙山區與共軍作戰，親眼見他們驅使老百姓帶兩個手榴彈來衝鋒，我守軍用機槍掃射，眼見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時共軍的正規軍就上來了”。“我知道人海戰術，但我們能用嗎？我們寧可認輸。”就連一向偏袒中共、批評國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報主編、知名報人王雲五也在《可恥的長春之戰》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軍隊：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實已到傷天害理的程度。
就連毛和中共軍隊自己也不否認這種驅使徒手百姓為前鋒的人海戰術。著名旅美學者辛灝年先生曾提到他從中共濟南軍區一名退役軍官那裡聽到的，在孟良崮戰役中，毛和中共的軍隊使用人海戰術的情況：當時中共軍隊向孟良崮山坡發起第一次衝鋒，國軍射出子彈後才倏然一驚，發現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頭老太太(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國軍遂停止了射擊。隨後共軍發起了第二次衝鋒，這次打頭陣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國軍只好又把槍放下去了，中共軍隊藉機上沖被國軍打敗。第三次沖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單，國軍正要開槍時，白被單沒有了，全是赤身裸體的青年婦女(地主富農的女兒媳婦們)。國軍把槍一扔，這仗可怎麼打啊？就靠這種卑劣無恥、喪盡天良的戰術取得了孟良崮戰役的勝利。
毛和中共的軍隊在圍困長春的一百五十餘天時間內，為了造成長春市民與國軍爭糧的局面，以迫使國軍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領導人提出的嚴禁糧食、燃料進城；不准一個百姓出城，把瀕臨餓死的數十萬長春市民堵在城內，以消耗守軍的糧食的作戰方針，以造成部份國軍倒戈，共軍趁機攻克長春。此役造成數以十萬計的長春市民餓死。據臺灣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書中保守的估計，因共軍的圍困和阻截市民離城逃生而餓死的長春市民，至少也有卅萬人，不低於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
在毛和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們當作打天下坐江山實現共黨奪取政權、毛實現其帝王夢的工具。因此毫無顧忌地採用喪盡天良的人海戰術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一真濺雪：《毛澤東「建國」有功嗎？（一）》
弄明白毛不惜拿千萬、億萬人民作犧牲品這一點，世人就應該清晰明白：毛儘管裝模作樣說過“人民萬歲”，其實他心中的人民只是“犧牲品”，他嘴叫“人民萬歲”，心中則是魔鬼獰笑：“朕的犧牲品萬碎！萬萬碎！”
按常理，任何一個大人物害死百千萬人，即可稱之為魔鬼，可是在毛左們看來，只要毛真心實意為民爭權，是真要打造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那麼毛就算餓死幾千萬人，甚至挑起核戰而死幾十憶人，也算不上什麼罪過及奸狡，他們甚至還要宣稱那只能證明毛理想特別祟高，氣魄偉大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對此，筆者謹指出：毛左們作此設想，實在是太離譜的癡心妄想，毛的「打造人民當家作主社會」的「真心實意」，即毛的「理想主義」，究竟表現在哪里呢？在打下天下之前，毛公告天下的有兩處：
其一、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毛就黃炎培的政團、政體總難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疑問而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其二則是1945年9月，毛在重慶就英國路透社記者甘貝爾之書面提問作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這兩處的毛宣示，乃欺世之談，現已彰彰明甚，最荒誕滑稽的是：黃炎培的七個兒女另加一女婿，只輕輕幾句批評話算是「監督政府」，即全都被打成右派而受苦受罪，毛的「理想主義」是「人民休得放屁，新中國只准毛共監督、奴役人民。
在毛打下天下之後，毛的「理想主義」，有案可查的則亦僅兩處➑：其一就是「五七指示」，該「五七指示」只講及毛的「未來社會願景」，但沒有講到該「未來社會」如何管治，因而無從操作，只能算騙人的鬼話；其二就是1966年8月8日毛親自主持通過的文革綱領《十六條》，該《十六條》明確規定：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這是可以操作的，為此，上海市1967年「一月奪權風暴」創建「上海公社」時，宣言草案的起草者就寫上該規則，但該規則卻被毛指令控制上海文革進程的張春橋統統刪去，隨後毛允准宣佈的「上海公社宣言」裏，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煙消雲散➒。
再有，1968年1月，湖南長沙的中學生楊曦光以潑天膽色，擲出震撼中國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文中再次提到《十六條》所訂的“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選舉制”，結果楊曦光慘遭逮捕，判刑十年➓，該文予以嚴厲封殺(可以設想，楊當時如非中學在校生，未成年，很可能如遇羅克般為毛澤東、周恩來下令槍斃)。
這兩件事足證毛的「理想主義」萬萬分之一成色也沒有，毛徹頭徹尾只想欺世騙人。在當時，他只想誘騙青少年學生幚他打倒劉少奇等“走資派”，實行毁黨再造黨。
走筆至此，筆者想起趙翼在其巨著【廿二史剳記】中談到狂暴昏君隋煬帝、（金）海陵王時，指他們都有“權譎剛厲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這一評語是要打折扣的，因為這兩大狂暴昏君都死於叛將之手，而我們若把趙翼這一評語套用於毛，則實在恰當之極，道理是：毛折騰至死，中共高層無一人敢反他，這顯然是“威足以馭下”了，至於他的兇狂殘暴的統治思想，竟在毛死幾十年後仍被中共當作天條聖訓來供奉，這難道還不是“智足以飾非”？
當我們弄明白毛“智足以飾非”，筆者認為，要掃除掩飾，追尋出毛的真正“詩意”、詩魂，這首《七律‧到韶山》就應該 “改讀”如下：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邪旗卷起農民戟，反手高懸霸主鞭。
必要殘民超狠毒，方能共產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農奴下夕煙。
( 黃琉註： “邪旗”是指馬列主義，不必太多解釋。至於“反手”則是指毛，這句意思是指讓毛成了霸主而悬鞭奴役天下蒼生。“反手”句語出處是有這麼一個詭秘而饒有趣味的傳言：有位名人問毛，蔣和毛有什麼區別？毛說：“蔣是草頭將軍，如此而巳，至於我這個毛，是反手之毛 ，反手可制敵致勝也！” 這“傳言”出自當代文壇名士李劼的文章，它生動得很，此處借用。)
2016年2月19日上午，中共黨魁習近平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三家國家媒體，當晚高調宣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對此，地產大亨、網路大V任志強當晚在微博上公開質問：“人民政府啥時候改為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他強烈表示，既然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必須“ 為納稅人提供服務”、而不是只服務於某黨某派。任志強隨即遭圍攻，其中北京黨宣下屬的千龍網對任志強的臭駡句語是：「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這句語可算極其生動、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了黨官們是什麼非人的狗東西，筆者認為，這一臭駡任志強之句語顛倒寫成「人性的泯滅、黨性的猖狂」，拿來評定毛這首《七律‧到韶山》，允稱精准妙絶。
附言：
可能有人要質疑：把農民「餓得刮瘦」，更甚至餓死，這對毛做皇帝並無好處，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一個曾獲人民擁護、以崇高道義理想為旗幟、人數龐大的共產黨，怎可能幾年長都麻木不仁，不阻遏暴政施行？
說句實話，曾在毛統治時代生活過的人，是不會有以上質疑的，但從未在毛統治時代生活過，特別是出生於21世紀的人，有此質疑絶不奇怪，甚至能作出如此質疑者，才真是有頭腦，很會讀書、很會思考者，筆者考慮：讓讀者狐疑滿腹是不行的，而要回答該等質疑，本文便太過枝葉蔓衍，變得漫無邊際，這也不恰當。為此，筆者檢附海外文壇健將陳奎德的一篇文章——《饑餓皇朝》，該文簡短而雄健地說明毛時代大饑荒的成因、毛時代的特質、毛的心思變化等等，筆者另又建議讀者上網查找國內史學名家楊奎松的一篇文章：《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來對照檢視，料算它們還可以消除筆者未考慮到的讀者的其他疑惑。自然，想要更詳細地釋疑，則最好去找不斷尊稱毛為「老人家」的單少傑之巨著《毛澤東執政春秋》來細看，或找新華社前記者楊繼繩的巨著《墓碑》來細看。
2021年 2 月改定於香港 2025年4月首發《民主中國》
注釋：
➊ 參看單少傑文章《毛澤東：整人與怕史——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祭》。林韋駡毛，隨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受苦至死。這事詳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五期陳泊微文章﹕《林韋這個人不會長壽》。
➋ 毛承认家有土地23畝，但毛指示土改隊訂其家庭成份為富農。
➌ 在中共文獻欺世宣傳中，總是把三面紅旗造成的大浩刼，稱之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共文化高官曾彦修在其《曾彦修访谈录》第239页中記載：【实际上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不是三年，而是五年。】這是確切符合事實的。
相信有很多人會認為反右運動之罪惡，可與文革等量齊觀，惟筆者認為反右運動列為「三面紅旗」的序曲似更恰當。事實上早在1960年就有人把整風、反右和「三面紅旗」合併而論。在 1960年元月出版的「犯罪」刋物【星火】第一期原件上。勞改中的右派學生向承鑒在《目前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就說到：
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是整風、反右運動的必然產物，統治者為了使人民馴服，對人民群眾物質、精神的一切所有實行徹底的剝奪，使人世依附它，並強迫以軍事組織形式將農民編制起來，實行奴隸式的集體勞動。
——引自近年已在海外出版的譚蟬雪編輯的《星火—— 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
➍ 這並非本文筆者的憑空設想。李堅(中组部、中監委高幹，近似明清皇朝的監察御史)有如下揭發：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報可以說無牆不在。當時有個幹部在中組部的院牆上貼出一張大字報，透露出當時還屬絕密的數字：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總計餓死3500萬人……很快那張大字報就被人清除掉了。
----李堅之揭發，見网址：www.aboluowang.com/2021/0410/1579232.html
➎ 參看《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茆家升文章：“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
➏「黨疼國愛」詞，源出於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所作的臭名震撼全球的《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詞，該詞寫於汶川地震因豆腐渣工程而致學生死亡特別多之時，發表在2008年6月6日的《齊魯晚報》上。該詞全文另檢附於本書拙作【“黨疼國愛”濫觴於《蝶戀花‧答李淑一》】一文中。
➐參看國內史學名家楊奎松文章：《毛澤東是怎樣發現大饑荒的？》內有毛怎樣發現大饑荒的詳細記錄。
➑ 這並非黃琉獨家之見，而是胡平(海外)、楊継繩等學者名家之見。楊継繩之見，可參看其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史 天地翻覆》上篇第176頁 香港天地 2016年版。
➒ 關於「五七指示」講及毛的「未來社會願景」，文革幹將戚本禹在死前曾描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五七指示’……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戚又還說：“文革期間搞的‘五七幹校’”，“是防止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的有效方法”。（參見《戚本禹回憶錄》第401、403頁）；
關於「上海公社宣言」中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被毛剿殺乾淨，參看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上卷第809－812頁。
➓ 參看《中國之春》第九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號) 楊小凱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
檢附文 陳奎德： 饑餓皇朝
萬罪之首
若問，六十年來，中共滔滔萬罪中，何為首罪？答曰：大饑荒。
非戰、非天、非瘟、非債，三千多萬人，活活餓死！恐怕是人類歷史上，和平年間，非自然原因，因政權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人為大饑荒。這一慘劇是如此荒誕酷烈，以至於未曾經歷者的不少年輕人，表示過於駭人聽聞而難於置信：全國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因饑餓死於非命，如何可能？
然而，它確實發生了。而且， 證據確鑿，親歷者在，無可否認（請見參考文獻）。
它的發生，有兩個基本背景。
1956年，中共對中國工商業實施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這場迅猛的國有化運動，是憑藉政權力量掀起的暴風驟雨。當局通過軟硬兼施的方式，以及象徵性的所謂「贖買政策」，經由「三部曲」： 私營—公私合營—國營，把中國城市中的各種私人企業，變成了直接屬於國家所有並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整個經濟變成國有制計劃經濟。這些國有企業就是我們說過的「單位」，其實也就是政權體系的延伸。它們作為國家管理社會的細胞，掌管了人們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飯碗，不服從者不得食。上述一系列舉措，使國家吞併了社會，由此，過去的與政權相對獨立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國家—社會」二元結構變成了極權式的「党國」垂直一元結構。這是中國基本構型的一次影響巨大的強制性轉型。
在意識形態和思想控制方面，毛澤東通過1957年「反右」，令全國鴉雀無聲，人民噤若寒蟬，造成了一種持續性的恐怖政治氣氛，經濟專家和其他專才都被鬥倒、被流放了，知識份子再也不敢有所批評。中國，就象一輛醉漢駕馭的汽車，只剩下油門，沒有了刹車。
於是，1958，在劫難逃。毛澤東揮戈指向經濟，一場「大躍進」降臨中國！
毛的 這場「超英趕美」的狂熱經濟冒進，是運用他熟悉的軍事動員方法，在宣傳部們的輿論鼓噪下，把全國六億五千萬人鼓動起來，青壯年被派去大砍樹木，大煉鋼鐵。到1958年十月，全國各地的土「煉鋼爐」竟有一百萬座！人們砸爛鍋盆碗盞，丟進小土窯「煉鋼」，「煉」出千萬堆廢鐵。其餘的人則被動員起來，敲鑼打鼓，去驚嚇麻雀，使之累死墜地；青壯年煉鋼建路，興修水庫。莊稼熟了，僅剩老弱收割，收割草率無力，糧食爛熟在野......。而地方當局卻在此火熱氣氛驅迫下，不斷虛報產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產目標。中共也以此為依據，要1959年比1958年再增產50%。如此等等….。一時間，神州大地，虛火熊熊。
最為慘烈的悲劇，發生在農村。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為「跑步跨入共產主義」，在農村實施人民公社制，強制糧食高徵收，強行公共食堂大鍋飯。這是災難性的政策，相互關聯，直指慘劇。
土地財物收歸党國所有的人民公社，成為一種「政社合一」的組織，歷史上的鎮、鄉、村這三級變成了公社、大隊、小隊這三級，既是政權機構，又是生產組織，由中共黨組織統一領導指揮生產與分配。農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變成人身依附於這種組織的農奴。在這一情勢下，早在公社化之前就已實施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導致糧食必須全部交給國家；而在1958年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謊言競賽中，統統上交也不夠由於浮誇而定下的高指標；這就使上級政府認為原因‘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瞞產’。於是大興「反瞞產」風，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在維護公共食堂制度的旗幟下，用暴力手段搜索，對農民的住家突然襲擊，悉數搜刮他們歷年積存的餘糧；一旦抄出，立即作為非法私藏的糧食全數充公，有存糧的農民還可能遭受殘酷的體罰。經此一劫，農民家中已經空空如也顆粒無藏了。他們對自己種出來的糧食，喪失了任何支配權。
糧食徵購量過大是加劇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制度則是由饑餓而致死亡的主要橋樑。
在1959年，糧食在地裏因青壯年被徵召已有不少沒有收割起來，致使糧食減産，但該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並整肅彭德懷之後，由於恐懼被指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分子，舉國上下吹牛成風。有些地方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征購任務瘋狂攀升。各級幹部或爲了邀功請賞，或是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昧著良心說實現了「更大躍進」。報高産引起高征購和殘酷的「反瞞産」，導致更重的搜刮，人爲地製造了糧荒。
糧荒出現後，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農民悉數被趕到毛澤東式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由集體供飯。飯勺子已不由自己，不歸家庭，而歸村幹部掌握了。這種公共食堂，把各家各戶的口糧集中，由公社或生產隊統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統一使用。而在當時，是否堅持公共食堂制度，則是考驗各級幹部政治忠誠度的試金石。在這種壓力下，農民不僅喪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權利，也喪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權利。而既然聲稱農民已解決了「吃飯問題」，那麼種植自用農產品的自留地就沒有保留的必要，家畜家禽無需飼養了，甚至連家中的灶台炊具都不需要了，家庭逐漸在 喪失其主要意義，面臨解體的前景。於是，中國農民失去了最後一根救命草——自留地，失去了最後一個安身立命的據點——家庭。公共食堂制度實際上把農民的口糧和蔬菜、副食強制性地集體化了。正如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中所描繪的：一方面是幹部利用掌管食堂倉庫的特權，獲得大吃大喝、貪污、腐敗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農民淪為「農奴」，輕則被罰站、罰飯，重的被處以吊打、穿耳等各種肉刑。食堂這種人們本應該享受腸胃之樂的地方，在許多地方一時間竟成為刑場一樣的可怕去處。（1）這種強制性集體農奴化加上公共食堂「吃飯不限量、不要錢」，於是，因為高徵收搜刮本來已所剩不多的糧食，在敞開肚子吃飯的高速消耗下，食堂存糧很快告罄。於是，先有「瓜菜代」，而後是「草根、樹皮代」 ，凡能入口者，統統成為果腹之物。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實際上在1958年底，餓死人的現象已經出現了。
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大饑荒就是如此來臨的。
公共食堂制度下，由於產糧的多少與自己食糧量沒有任何關係，因而，農民是不可能有生產積極性的，嚇人的增產指標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面對這種強制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農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極度的消極怠工，這又使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根據199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1959年的成災面積低於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災害不構成對農業的嚴重威脅，但1959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億7千萬噸，較1958年下降了15%.減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糧，使青黃不接時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這段時期到來，嚴重影響春耕春播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嚴重惡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農村經濟加速崩潰。所以，1959年夏糧的普遍減產是必然的。饑餓的濃重陰影很快就降臨到廣袤的中國大地上。
尤為觸目驚心的，是毛及其政治體系對那些餓得奄奄一息的農民的殘忍。歷史上，有讓人餓死的，但還沒聽說過不准逃荒逃難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來了。毛澤東當年的公社幹部，實際上是他的獄卒，他們遵循毛的政策，把農民死死封鎖在他們的村子裏。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餓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2）這種殘酷，堪比歷史上任何暴君的大規模殺戮。
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完全集體化公有化，就是完全農奴化。私有財產被剝奪以及家庭細胞被毀壞，所有人都只能完全依附于高度集權政治體系之後，一切文明將蕩然無存。餓殍遍野的中國大地就是觸目驚心的證明。
隨著大饑荒的蔓延，經過整整三年時間，農民通過極度的消極怠工和幾千萬的生命的代價，終於，迫使毛澤東在1961年年中才不得不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但是由於各省各縣已經報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標，結果，在實際產量下降的同時，政府卻繼續強迫高額徵收糧食，於是，從1959年起，中國各地缺糧愈益嚴重，出現了空前的人為大饑荒。農村有相當多的人餓死，在有些情況嚴重的縣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於非命。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這次大饑荒至少使三千萬人喪生。城市人口雖然也挨餓，但畢竟有政府配給的少量糧食，總算是艱難地渡過了這一劫。
毛之罪責
人們 要問的是，毛澤東，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政策的始作俑者和堅持者，對那場駭人聽聞的大饑荒，負有怎樣的責任？
應當說，在大躍進之初，毛對饑荒並不知情。 從目前已公開的資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並不知道饑餓已經開始。因為當年夏天他確實有著名的一問：糧食多了怎麼辦？1958年8月4日，毛公開指示說：「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3）接著，他去了河北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報告說，今年全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毛澤東高興地睜大眼睛：「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他把這一「幸福的夢囈」投射到全國。於是，高徵收、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紛紛出籠。
但是，這種縣委書記的拍馬浮誇帶來的泡沫式亢奮沒有持續多久，毛的情報系統很快發揮了作用，饑餓的端倪已經開始顯露出來，而毛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裏因腫病兒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4）毛已經意識到大的荒謬政策的後果了——饑餓乃至死亡。三天之後，他談到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幹，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幹，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5）
話雖這樣說，毛畢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些心虛了。他已經敏銳的察覺，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自己在中共高層的威望已經大受損害，因而毛準備在廬山會議上不著痕跡地「糾偏」、反左，從而把經濟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軌道。然而，彭德懷出現了。彭的《意見書》雖然委婉卻認真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1959年7月16日毛澤東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給會議。當時在廬山的中共高幹，。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的占多數。這就極深地刺激並惹怒了毛。在他看來，這是對其權威的挑戰，也就是對其權力的威脅。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突然襲擊，發動猛烈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遊擊，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脅下，廬山會議就此轉向反右，而彭德懷的《意見書》則是其「導火索」。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是要表明他對「正確性」的壟斷權，任何人不容置喙。為了自己的權威與權力，他堅持恢復禍國殃民的政策，哪管饑民相食，餓殍遍野。
據毛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餓死人的絶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國務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陽的調查組就已發現，該地餓死的人高達百萬。
對大量餓死人現象，毛澤東的反應是硬著頭皮頂住，然後指鹿為馬，竟敢於謊稱饑荒的原因是：「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6）
毛在1960年3月，中國餓死人最嚴重的時刻，他在杭州會議上還要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在那怨聲載道的歲月，毛對自己的名聲極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檔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他採取進攻姿態，大講階級鬥爭，居然正式把餓死大批同胞的大饑荒最後正式歸結為子虛烏有的「地主階級復辟」（7），而廣大的地主們，此時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斃呢。很顯然，在毛澤東明明清楚已經餓死人的情勢下，他的「硬著頭皮頂住」和「指鹿為馬」，實際上在蓄意製造死亡。
同時，正如貝克先生在其《餓鬼》一書中指出的：就是在饑餓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國當局相繼邀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訪華。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女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以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中國政府精心照顧下周遊全國。他們訪華後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沒有人餓死。……「貝克說：」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毛竟對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8）。毛竟然如此封鎖資訊以謊言杜絕國外以糧食援助瀕臨絕境的饑民。中國人的生命與他的政治虛榮之間孰輕孰重，由此可窺一斑。
這次空前的慘禍，是證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Amartya Sen）學術結論的一個典型範例。學者森曾把中國的大饑荒死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指出這大大超過了印度40年裏所有饑荒加起來的死亡總數。他的結論是：中國如此規模的大饑荒能延續那麼長時間，絕不可能是天災造成的，只會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顧世界近代以來的饑荒史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未發生過長時期的大饑荒，因為資訊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儘快反應，採取措施。他強調，導致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政策被延續了三年以上，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因為沒有議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正是因為缺少了對執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錯誤政策儘管每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也仍然強制推行下去。
仔細審閱毛的著作及其講話，筆者愈益確定地意識到，「大饑荒」實際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臠。餓死如此空前數量的國人，持續達四、五年之久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在其著作中，毛竟然隻字不提。他從未公開談及「大饑荒」的死人問題，其內心之恐懼，忌諱之森嚴，可見一斑。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一九九八年發表文章，談到其父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當時無言以對。但是他記住了劉的這句話。為這句話，毛就認定，劉少奇必須下臺，必須去死。雖然，他在之前已把「國家主席」這一位置讓給了劉少奇，他自己則只當党的主席，並「退居二線」，而且在後來大饑荒的事實已經無法掩蓋後，他不得不在一個中共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著手調整左的政策，開始讓民眾有了一點生產積極性，從而逐步挽救了在懸崖邊上的中國經濟。但是，這一被迫的退讓和調整，又啟動了更瘋狂深沉的政治復仇慾。這是高度極權體制的宿命。
血的代價，幾年後就付出了。
彭德懷、劉少奇等先後試圖或實施糾正毛氏殃民政策的人，幾年後在文革中遭受駭人聽聞的暴行，死於非命。
毛澤東，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萬中國人，已經罪不可恕；而他因為要掩飾這一罪行，鞏固自己的專斷權力，又蓄意延長了該罪惡政策以及饑荒的時間，實質上是謀害了更多的中國人。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蓄謀殺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並意圖追究責任的人，彭德懷案、劉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為了掩飾這一罪行，他又無中生有的號召其党-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而把中國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這種殺人滅口的罪孽，這種不惜以千萬人身家性命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為，其殘忍程度超越古今，令人髮指！毛以其的環環相扣層層擴展的暴行，躋身于二十世紀暴君史達林、希特勒之列，與二人並稱二十世紀的三大屠夫。他們犯下的，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群體滅絕罪。
中國在1958——1962年發生的大饑荒，是主要由毛澤東拍版，以其烏托邦式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禍國殃民政策，所締造的一個「饑餓皇朝」。這一皇朝所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海內外眾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別是2008年楊繼繩先生的《墓碑》發表後，各方估算日益接近。其上限是四千萬，下限是三千萬，大體上已獲得基本共識。這一駭人聽聞的大饑荒並非源於自然災害或前蘇聯逼債，已經為各界所公認。該「饑餓皇朝」是毛澤東及其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犯下的最為嚴重的罪行。二十世紀中葉，在地球上陡然矗立長達3-5年之久的那個毛氏 「饑餓王朝」，是世界史上非瘟疫、非災荒、非戰爭年代慘絕人寰災禍的巔峰，是人類因虛妄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以及最高統治者的權欲和虛榮而導致的最大悲劇。在三千多萬被餓死的無辜冤魂的注視下，在越來越多的史料和證據暴露於光天化日的情勢下，千年易逝，毛澤東及其政權所犯下的人類和平年代規模最大的殘酷罪孽勢將永刻青史，世世代代為人類所銘記。
參考文獻：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 2008）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2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丁 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 1991）
賈斯柏.貝克：《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姜和平譯自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by Jasper Becker， 明鏡出版社，2005）
《大饑荒——大躍進：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下） 宋永毅 丁抒編 （香港： 田園書屋，2009）
陳奎德：《饑餓皇朝》之注釋：
（1）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80
（3）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74
（4） 同上p.375
（5） 同上pp.383-384
（6）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7）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8） 賈斯柏.貝克：《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姜和平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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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