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5日，我在柏林收到万里之外寄来的《余英时回忆录》和《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后者是十四世达赖尊者的自传，我原本有一本，可三个月前被刘霞拿去，不予归还，我只得再次向台湾允晨文化总编廖志峰索要。
达赖尊者自传，我已多次阅读，甚为珍爱。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的逃亡。 本来在1956年冬，他就应摩珂菩提协会之邀，成功抵达印度参加纪念佛陀诞生2500周年的佛诞节，顺道访问了许多城市，盛况空前，还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公开接见和私下约谈。 当时他可以留下来，但还是回去了，只为争取最后一线和平的希望——不料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几十万解放军占领了西藏全境，拉萨爆发几十万民众示威。 在1959年3月16日深夜，号称“平叛”的大屠杀倒计时，他不得不化装成普通巡逻士兵，从罗布林卡夏宫出逃。 几十分钟后，密集的炮弹落进围墙，他却在“四水六岗”游击队的护送下，渡过拉萨河，骑马摸黑，驰往远处连绵的雪峰......
这一去就是多半个世纪。 当2011年8月23日下午，在德国南方古城威士巴登市政府二楼一个隐蔽房间，他单独会见我----又一个迫不得已的逃亡者时，还在开玩笑：“1950年代，共产党开国皇帝毛泽东在北京对年轻的达赖喇嘛说：'年轻人，要有信心。 '现在我借他的话鼓励你：'年轻人，要有信心。 ’”
其时我已五十三岁，不年轻了。 五十二岁时，历经重重阻碍，我平生首次受邀访问德国，自由自在四十七天，本可留下来，但还是回去了。 因为我的朋友刘晓波刚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判断中国政局会由此好转——不料大半年后，我不得不冒险逃亡，重返德国。
而细读《余英时回忆录》，其中最吸引我的，依旧是与上述“不得不”逃亡相似的情节。 余英时先生八十九岁去世，他早年师从钱穆，毕生钻研孔孟之道与西方民主，曾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泰斗。 可在1949年4月，国军兵败如山倒，共军渡江攻占南京和上海时，他才19岁。
改朝换代的大势已定，他在上海杨树浦码头送走搭船去舟山群岛、再辗转逃难台湾的父母和幼弟后，强忍生离死别之痛，孤身北上就读燕京大学，并不知不觉接受了校内共产党团组织洗脑，甚至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准备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献身”之际，却意外接获父亲来信，方得知一家子已从台湾移居香港九龙，盼望他前往探亲。
犹如迷梦初醒。 因信封地址没写“香港”，管理户口的警察竟孤陋寡闻，以为“九龙”在内地，无需上级拍板，就擅自盖章批准了。 他即刻搭火车南下，然后排通宵长队，于1950年元旦从深圳罗湖桥过了海关。
刹那间，他在书中写道：“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不到一秒，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类似的经验了......”
之后他并未深究，在香港呆了半年，虽然空气也自由，家人也难分难舍，但他还是念念不忘学界精英云集的燕京大学。 最终痛下决心，离开“殖民地”回归祖国怀抱。 原定的火车始发香港，抵达广州即可换车北上，不料入境不久，火车在一个叫“石龙”的小站出故障，停车检修耗费五个小时，早错过换车北上时间——他在这错过的时间中，思前虑后：
“这时韩战已爆发一个多月，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出入，两边都日趋严格。” 一想到此一去，回来的希望渺茫之极，就“悔心大起”——于是车至广州后，他在《入港许可证》已失效的窘境中，四处打听，终于和我在《逃出中国》中描写的一样，花一笔钱买通与边境警察勾结的黑社会黄牛党，“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 ”
我一口氣讀到此處，不禁掩卷沉思。2011年我逃出中国不久，我的《六四證詞》在臺灣推出首版，余英時先生應邀作序，題為“廖亦武，反抗黨天下統治的現代箕子”，典出《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余先生闡釋道：“這是指殷末紂王暴虐，微子跑了，箕子抗議無效，降為奴隷，而比干則因忠諫而遭殺害。這三個人的行為和結局各有不同，但其為反對暴政則一。所以孔子稱讚他們是三位仁人。這裏只說箕子。《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现代学者即援《论语》”为之奴“以及《殷本纪》”纣又囚之“等说法，断定箕子并不是”自为奴“，而是”纣囚箕子奴之也“。 依照这一段记述，箕子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打入监狱的暴政反对者，因而与底层社会人物（“奴”）混在一起。 更巧的是箕子后来“鼓琴自悲”，有《箕子操》的乐章传世。 廖亦武则在狱中向老和尚学会了吹箫，出狱后吹箫卖艺，在社会底层广为流传。 合起来看，廖亦武的遭遇岂不便是箕子的现代翻版吗？ ”
上述引文虽为余先生的溢美提携，却深得我心。 箕子是远古暴君纣王的叔父，其坐牢、弹琴、装疯卖傻等特点，均与我神似。 可三千多年过去，我还在模仿箕子，苟且偷生于暴政，以图将来——我的朋友刘晓波绝不同意这样的传统文化，他的楷模是耶稣、甘地和瓦茨拉夫. 哈维尔，他曾写信给我，要“与六四亡灵共舞”，要做舍身取义的“道义巨人”，乃至四次坐牢，成为唯一死于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他不是基督徒，却被共产党钉上受难耶稣那样的十字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戊戌年，数百名知识分子向最高统治者“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图强，却遭到血腥镇压。 六君子被斩首示众——这也让不少人联想到《零八宪章》——我的朋友张彦，驻京多年的美国普利策奖得主甚至说，刘晓波就是当代谭嗣同。
当然，眼下，已在歴史深处的刘晓波和余英时，均不便起身表达他们的异议，而达赖尊者和我，暂时还逗留在歴史的入口处。 我读余先生的回忆录，想到渐行渐远的他，想到更多的人与事，徒增伤感。 2018年9月我在纽约，本来通过余杰，约定次日赴普林斯顿大学拜访，不料前一夜大醉失态，发生意外，就耽误了。 看来，余先生指出的箕子“披发佯狂”的历史原型，仍在我的血液里汹涌。
如果你是人，就会在一生中的某些节点，主动或被动作出某些选择，没有选择的人生，跟水土、草木、空气一样，自生自灭，无意义可言——那么达赖尊者、余英时先生与谭嗣同、刘晓波的选择孰轻孰重？ 正如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与记录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柏拉图的选择孰轻孰重？ 我一再追问，又一再怀疑，没有柏拉图的记录，今天的人们可记得苏格拉底的名言：“动身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来活，什麽是好，只有上帝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