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制遗忘的四大禁区


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建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科学态度。了解和反思反右运动,正是解开这四大死扣的一个关节点。


刚获得(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二零零七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章诒和,没有赴美出席颁奖典礼,却写了一篇《把心叫醒,将魂找回》的书面发言,虽“寸衷衔感,薄纸难宣”,但这一短文却在网民中广为流传。


十一月十一日,当数百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从香港越过海关运抵中国大陆,她深深松了口气,终于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派运动,在她策划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钱理群),以及香港星克尔出版的由她编著、沉志华等撰文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这四本书作为一套,运回去送给大陆的省级图书馆和高校。这四本书的写作,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事,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就作为‘遗言’存留吧。”她说的“我们”是指钱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师浦志强等。


她说:“我六十多岁了,邵燕祥七十多岁,钱理群很快也要七十岁了,没有时间了,生命也快耗尽了,现在不做,十年后呢,我们都没有了。有人是有资格做,有人的写作比我们还好,但是人家不愿意做,还有,愿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们觉得这既是在中国当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九’枪声更难做,毕竟‘五七’反右的档案还陆续开放了一些,报纸还刊登过一些,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许多内幕,‘八九’期间邓小平是怎么回事,都是高度机密,很多人至今仍没自由。”


她说,这些内容在大陆是可以写、可以说,却不能出版、不能销售。“我当初只是写了一群艺人,就惹了祸了,而新书中的都不是艺人,因此就选择在香港出版。毕竟共产党对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毕竟还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大陆那种出版查禁制度,所以这四本书最后选择在香港出版”。


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在四个月前的香港书展,都有所介绍。新推出的是钱理群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和由章诒和策划、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为此书写了长篇的编者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此书由沉志华的《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章立凡的《“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徐庆全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谢泳的《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构成。以下是章诒和的访谈摘要:


能否先简略介绍钱理群谈反右的专著《拒绝遗忘》?


钱先生认为,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临死还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钱先生认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一个科学态度。


反右运动,正是一个开结,是一个解开这四大死扣的关节点。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它把中国人上亿的生命都带进去了。这四个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声,把无数人的生命、情感、命运、眼泪和无休止的漂泊,都带了进去。


四个死结四个博物馆


《拒绝遗忘》能说是个案研究吗?


对。每一篇都很出色。举个例子,钱先生写林希翎,对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个性、她的思想、她的命运,写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国和北京都跟我谈过,她说,她的笔不行了,她的身体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写一部类似“林希翎传”那样的东西。我告诉她,一,我对你,对你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党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有隔呀,我写不了,也写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钱先生写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写的既准又深。如果别人能这么写我一篇,这辈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都不被讨好的人。她有许多辉煌,同时也有许多悲哀,她的辉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钱理群写出来了,不仅写出来了,还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对林希翎个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逊于任何一个作家对形象的塑造。


能评价一下史学家沉志华《五十年无祭而祭》一文吗?


读过的人认为,此书对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较为全面、较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志华谈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大国际背景,一直谈到六月七日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于是喜出望外,说过去几天自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于是就抓住机会反击,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传统,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他的力作,谈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文章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开始谈起的。他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的传统,“会党政治”加上乌托邦主义,使中共难于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


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这种人最容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还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国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国的农民又最具服从性。执政前,会党的特点就是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再配以严厉的纪律控制,执政后就是专制与独裁。他对民主党派梳理出一条道路,即怀著民主宪政的理想,最终在一党专政下消失,现在成为红色政权的附庸。


徐庆全和谢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么?


谢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运动极为珍贵的史料,并作了梳理。徐庆全谈一九五七年的文坛,他揭示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丁玲、陈企霞这样的极其有思想、极富个性、极有成就的文坛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制造出的结果。非常深刻。一个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国的百姓会承受什么。这些作家还不承受贫穷。


我就是“怨妇”


前不久你去了俄罗斯等地,这四本书完工了,接下去你会写什么?


我对反右的回顾,为“五十年无祭而祭”,由这套书而告结。而后还是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就是《最后的贵族》的延续,还是“贵族”。


现在有人我是个“怨妇”,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妇’。”难道能不怨吗?无数的冤屈无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放心,我们能不怨吗?那么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声道歉,能不怨吗?那么多老房子都拆了,许多名城古镇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吗?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写怨,因为还是那一代人,我会继续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讲那过去的事。愿意看的人就看,不愿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欢的人可以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欢。你喜欢红色经典,你可以去喜欢。


这一系列我会用一年时间,因为难度更大,涉及的人物会更多,也许会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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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制遗忘的四大禁区


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建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科学态度。了解和反思反右运动,正是解开这四大死扣的一个关节点。


刚获得(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二零零七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章诒和,没有赴美出席颁奖典礼,却写了一篇《把心叫醒,将魂找回》的书面发言,虽“寸衷衔感,薄纸难宣”,但这一短文却在网民中广为流传。


十一月十一日,当数百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从香港越过海关运抵中国大陆,她深深松了口气,终于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派运动,在她策划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钱理群),以及香港星克尔出版的由她编著、沉志华等撰文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这四本书作为一套,运回去送给大陆的省级图书馆和高校。这四本书的写作,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事,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就作为‘遗言’存留吧。”她说的“我们”是指钱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师浦志强等。


她说:“我六十多岁了,邵燕祥七十多岁,钱理群很快也要七十岁了,没有时间了,生命也快耗尽了,现在不做,十年后呢,我们都没有了。有人是有资格做,有人的写作比我们还好,但是人家不愿意做,还有,愿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们觉得这既是在中国当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九’枪声更难做,毕竟‘五七’反右的档案还陆续开放了一些,报纸还刊登过一些,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许多内幕,‘八九’期间邓小平是怎么回事,都是高度机密,很多人至今仍没自由。”


她说,这些内容在大陆是可以写、可以说,却不能出版、不能销售。“我当初只是写了一群艺人,就惹了祸了,而新书中的都不是艺人,因此就选择在香港出版。毕竟共产党对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毕竟还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大陆那种出版查禁制度,所以这四本书最后选择在香港出版”。


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在四个月前的香港书展,都有所介绍。新推出的是钱理群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和由章诒和策划、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为此书写了长篇的编者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此书由沉志华的《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章立凡的《“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徐庆全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谢泳的《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构成。以下是章诒和的访谈摘要:


能否先简略介绍钱理群谈反右的专著《拒绝遗忘》?


钱先生认为,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临死还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钱先生认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一个科学态度。


反右运动,正是一个开结,是一个解开这四大死扣的关节点。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它把中国人上亿的生命都带进去了。这四个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声,把无数人的生命、情感、命运、眼泪和无休止的漂泊,都带了进去。


四个死结四个博物馆


《拒绝遗忘》能说是个案研究吗?


对。每一篇都很出色。举个例子,钱先生写林希翎,对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个性、她的思想、她的命运,写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国和北京都跟我谈过,她说,她的笔不行了,她的身体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写一部类似“林希翎传”那样的东西。我告诉她,一,我对你,对你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党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有隔呀,我写不了,也写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钱先生写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写的既准又深。如果别人能这么写我一篇,这辈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都不被讨好的人。她有许多辉煌,同时也有许多悲哀,她的辉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钱理群写出来了,不仅写出来了,还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对林希翎个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逊于任何一个作家对形象的塑造。


能评价一下史学家沉志华《五十年无祭而祭》一文吗?


读过的人认为,此书对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较为全面、较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志华谈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大国际背景,一直谈到六月七日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于是喜出望外,说过去几天自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于是就抓住机会反击,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传统,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他的力作,谈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文章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开始谈起的。他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的传统,“会党政治”加上乌托邦主义,使中共难于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


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这种人最容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还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国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国的农民又最具服从性。执政前,会党的特点就是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再配以严厉的纪律控制,执政后就是专制与独裁。他对民主党派梳理出一条道路,即怀著民主宪政的理想,最终在一党专政下消失,现在成为红色政权的附庸。


徐庆全和谢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么?


谢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运动极为珍贵的史料,并作了梳理。徐庆全谈一九五七年的文坛,他揭示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丁玲、陈企霞这样的极其有思想、极富个性、极有成就的文坛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制造出的结果。非常深刻。一个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国的百姓会承受什么。这些作家还不承受贫穷。


我就是“怨妇”


前不久你去了俄罗斯等地,这四本书完工了,接下去你会写什么?


我对反右的回顾,为“五十年无祭而祭”,由这套书而告结。而后还是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就是《最后的贵族》的延续,还是“贵族”。


现在有人我是个“怨妇”,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妇’。”难道能不怨吗?无数的冤屈无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放心,我们能不怨吗?那么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声道歉,能不怨吗?那么多老房子都拆了,许多名城古镇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吗?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写怨,因为还是那一代人,我会继续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讲那过去的事。愿意看的人就看,不愿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欢的人可以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欢。你喜欢红色经典,你可以去喜欢。


这一系列我会用一年时间,因为难度更大,涉及的人物会更多,也许会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