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网络图片）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面对现阶段中国意识形态出现全面回归文革状态的迹象，国内外舆论界、政界、专家、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普遍流露出怀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怀旧情结。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过去和未来又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长久影响？为了理清认知，正确认识和评价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其中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提出的“解放思想”的论述，就是本文分析和论述的重点。
1977年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73岁的邓小平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在此次会议中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中共党内理论界的意识形态也为此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和罕见的思想路线大较量，“两个凡是”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渐渐落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真正的权力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后来中共十二大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政治理论界称为“邓小平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今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40年过去之后，今天我们怎样再看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思想”，离开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解放思想”产生的背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场重量级的权力较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署名“特约评论员”用原标题全文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之后，全国各地报纸广泛转载，这篇7000余字的文章数日之内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来势汹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
关于这场势头迅猛的政治论战，对于当时大多数刚刚从文革闭塞的环境中释放出来的全国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敏锐地觉察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政治争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有一些关心时事的人士和部分知识分子已经隐约感觉到党内“两条路线”的交锋已经严重到摆到了公开的台面上进行了。
事实上，在关于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年多前，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就已经通过舆论展开了激烈较量。
1977年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李鑫组织撰写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次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该社论。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政治指导原则。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毛泽东生前留下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和证据。粉碎“四人帮”后，在整个年衰岁暮却老人干政又举足轻重的中央政治圈里，对执政根基不稳的华国锋来说，最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物，就是相对来说年轻力富、中共党内资历深厚的邓小平了。
早在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性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76年清明四五天安门运动爆发后，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提出“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此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批判组，在全国各地对邓小平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
因此，“两个凡是”对华国锋来说，就是利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遗留的政治权威，来保护自己虚弱的执政根基和压制邓小平再次复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但对邓小平来说，“两个凡是”却成了除去毛泽东对自己政治命运定性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最大障碍。
1977年8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有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对“两个凡是”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1978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问“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对真理标准评判问题作出了进一步阐述：“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至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这场全国性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处于政治边缘的势力集团为推翻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向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政治中心集体，借用“真理标准问题”对“两个凡是”的论断发起猛烈进攻的权力争斗。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理论的斗争，最终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以华国锋“两个凡是”理论派的失败和邓小平重新复出成功攫取中央权力中心而告终。
1978年12月13日，重新复出处于权力中心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论述。从此，这一论述被提高到邓小平理论重要的哲学思想这样的高度上公开发表，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
“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解放思想”的另类注解？
要真正客观地讨论和评价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这一论断，不但要从正面分析研究当年的“解放思想”对破除中共党内保守思想、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所起过的积极作用，而且更要仔细观察分析当年随着邓小平“解放思想”这一论断在中国的传播，与之伴随而来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思想言论，是怎样同样戴着“解放思想”的面具，对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作用的。其中，“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就是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将会是非常深刻和长久的。
基于中国国内关于“解放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经有过太多的宣传，限于篇幅，这里就只针对“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进行讨论。
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中记载的史料，1949年中共执政后，邓小平早在1962年7月7日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针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就提出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并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后邓收回了讲话。“文革”期间，邓的“黄猫黑猫”论被指为“唯生产力论”，遭到严肃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提出了“猫论”，据报道，他家客厅内也挂有一幅“江南猫王”陈莲涛所作的国画《双猫图》，画上的题款就写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可见邓小平本人对这句话所表达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态度和看法。邓小平的“猫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被中国理论界广泛赞颂为将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标志，成为邓小平“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内涵。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刊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也因此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可见“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大。
据中国党媒公开的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薄一波曾经问过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那么，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现在还没有全面完整地公开邓几次提出“猫论”的背景材料，但从邓回答的这二点来看，他本人对待“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所隐含的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也是有所顾忌的。
那么，既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对“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就已经意识到这种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思想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而有所顾忌，那么为什么到了1992年春，邓小平深圳、珠海、武昌南巡时，他的“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会又一次在中国被广泛宣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邓氏哲学理念”？
另一个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标志性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的理论宣传工具曾经一度宣传“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为了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的重要探索性理论。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4月12日人民网转载邓小平故乡《广安日报》刊登的文章《“摸着石头过河”的来历》，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材料经常引用这句话，如198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时就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
不过文章又指出：党的领导人中，李先念、谷牧、陈丕显、聂荣臻等人都引用过这句话，他们的文章或年谱中也有记载，而引用这句话最多的领导人当属陈云。“但是，恰恰是邓小平，没有引用过这句话，权威的邓小平著作《邓小平文选》、邓小平生平思想的忠实记录《邓小平年谱》，都没有他本人说过这句话的记载，与邓小平工作过、接触过的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或访谈材料，也没提到邓小平说过这句话。”
同时，文章又指出：“虽然没有找到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记载，但并不是要把邓小平与这句话撇清关系，恰恰相反，邓小平虽然没有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六个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采取并反复强调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方法。”
从广泛宣传的资料中看，“摸着石头过河”通常被解释为包含着大胆探索、稳妥前进的意义。这个意义被理论宣传界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其中包括这么几层含义：“第一，河必须过，改革必须进行，在河边逡巡回避问题是不行的，站在河中停滞不前更危险，倒退更不应该；第二，没有桥，没有现成的经验办法可照搬照用；第三，河水比较深，可能还有漩涡，要摸索着过，改革碰到的难题问题很多，有风险；第四，慢点走，找到支点站稳了再走下一步，改革要多试验多总结，试验成功了再推广铺开，既强调稳妥也强调探索。”
但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在这些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它对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并且件件都已经触目惊心地摆放在大家的眼前。现在我们再看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指导思想，不管是“白猫黑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论”，也不管中国的理论宣传界怎么去解释和如何去包装，我们对此更加充满疑虑：这“白猫”和“黑猫”指的究竟是什么？这“老鼠”又是指什么？要“摸”什么样的“石头”，又想“过”什么样的“河”？改革的“深水区”又是何指？为什么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数，他们还是不去造那座“桥”？单就这些问题，中共理论界始终都没有给出过明确的解释和答案，对于那些名词的定义，像“白猫”还是“黑猫”和“姓社”还是“姓资”，其实在中共语境下其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譬如，今天他们宣传中常说的“依法治国”，究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实际上韬光养晦地“依靠法律去统治国家”？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依靠事实去判断，而不是依照自己的想当然。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否也需要一场真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对此理清思想，分清是非？
“韬光养晦”——真实思想的外在暴露？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公开报道，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工作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这是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一词在工作讲话中的应用。
但是，“韬光养晦”一词在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真正被公众熟知，却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2018年。中国政府高调宣传“厉害了，我的国”，让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上来，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让“韬光养晦”一词再次摆放到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许多人以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韬光养晦”是指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长时期地低调进行，以低姿态谋求国家实力的国际霸主地位，许多文章就是以这样的中心思想去构建的。殊不知“韬光养晦”一词与“卧薪尝胆”的区别，以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历史背景。
探讨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脱离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背景，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瓶颈就是中国没有进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中国对外贸易中权重最重的美国，国会每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投票，以此确定美国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年度配额。每年的这一时刻，便成了中共政府爱恨交加的关口。中共一面在电视、报纸上高调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批评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另一面中共领导人又不得不对待美国政客们笑脸相迎，在政治、外交、人权等问题上低调地暗中屈从让步，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这种情形，就像现在网络上的一个时鲜流行语：“羡慕、嫉妒、恨”，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权遭受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军事上的多重制裁。在国际形势方面，从89年起，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这场剧变最终在1991年末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1992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邓小平1992年4月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定位，正是中共政权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相继崩溃的复杂形势下，为中共自身量身定做的一套生存哲学。
其实早在七、八年前，中共理论宣传界就已经多次宣传过怎样解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2010年4月6日就转载过《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肖枫的文章：《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是“权宜之计”吗？》201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又转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韬光养晦”：博大精深》。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么一种观点：国内外对“韬光养晦”有一种误解和曲解。杨文昌认为：“这些有害的解释往往给我们造成外交上的被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私下就不止一次地向我发问：‘你们把剑光暂时藏在桌子底下,准备何时才向美国亮剑?’我费了很多口舌,仍无法使他完全消除对‘韬光养晦’的疑虑。”肖枫也在文章中说：“现在国外有人对‘韬光养晦’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曲解。他们认为，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长远的、没有宣布的内容和目标，只是中国人觉得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是说出和实施这一宏大战略的时候，因此要‘韬光养晦’，藏着掖着，等待时机。这种说法，将‘韬光养晦’理解为如同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实行‘卧薪尝胆’的谋略一样，图谋中国强大后实行报复，这实际上将‘韬光养晦’曲解了，进一步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证据’和‘借口’，从而使人对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产生严重误解和曲解。”
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分析产生“韬光养晦”的历史背景和引用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所说的原文：“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这句话中真正的亮点就是“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目的是在“国际上”形成足够的“分量”，而不是首先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和战略定位的“韬光养晦”，相信才是引起国际社会警觉的真正关键所在。
“思想自由”Vs“解放思想”——思想的真、假解放
要谈“解放思想”，就必须先谈“思想自由”。要谈“思想自由”，就必须首先谈“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思想也就无法解放。
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理论产生的同一时期，一个关于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有趣现象，就是北京西单“民主墙”的产生背景和与邓小平的切身利益关系。
1977年至1978年西单民主墙形成并最为火热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着力批判“两个凡是”和中共政治理论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大讨论的同一时期。1978年9月11日，在文革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首期刊登了一篇关于“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的文章和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部分诗抄，被华国锋麾下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11月15日前后，有人把被查禁的《中国青年》杂志公开张贴到了西单民主墙上，引发了北京市民的竞相阅读和传抄。11月16日，一份署名为“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出现，再次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之后，西单民主墙上不断出现要求肃清专制余毒和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当时民主墙上出现的这些言论，既真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痛定思痛后的严肃反思和对中国未来政治路线的思考和希望，同时也正好符合邓小平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目的，以及他为此而提出的破除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和为实现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央作出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翻案的目标所一致。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火热的原因，除了当时广泛的民意之外，其中的政治复杂性，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大部分民众对政治问题的单纯诉求和言论自由的表达范畴。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11月27日，在这次会议权力之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会见了美国著名政治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对民主墙上表达的重大问题公开表态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邓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认了外界所传的与华国锋的矛盾。对于群众的民主诉求和大字报问题，邓表示能够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还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邓小平与罗伯特•诺瓦克谈话的当晚，北京市民六、七千人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聆听知情人传达邓的谈话内容。次日，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后，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再次集会，人数逾万，新华社对邓小平的讲话也做了摘要报道，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刊登。可以说，邓小平关于西单墙上群众的言论自由问题的表态，既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巧妙的利用了社会前进的力量来借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又明确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不反毛的思想，只反决定他命运和未来的“两个凡是”。从这种韬光养晦的言论中，其实已经隐约显露出了邓小平深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老道政治手腕的真传。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邓小平真正确立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地位后，民主墙的命运就立刻成了反映邓小平真实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后，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同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称凡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随后，全国一大批民间刊物被取缔，1979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并且要填报真实姓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这一规定，成为中国发表言论实名制的鼻祖。与此同时，全国一大批民主言论的活跃分子被抓捕。
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一面历史的明镜
1986年6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与赵紫阳等高级领导干部开会时就谈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要求中央书记处制定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然后制定一个行动纲领。9月中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宣布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鲍彤被任命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从这些已经公开的资料细节中，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也是希望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且也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真正改革，就必然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便是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提之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为了抗议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与安徽大学等高校的4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引发了影响全国的八六学潮。两天之后，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校园内相继出现介绍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二•五”游行情况的简报，12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上千名学生呼喊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率先上街游行，之后同济大学又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上街游行。1986年12月20日，上海约七万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到人民广场和外滩，向上海市政府正式提交要民主、要新闻自由等要求的倡议书。这场学潮很快蔓延到全国20多个城市的150多所高校，向政府表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僚，反腐败”的诉求。
1986年12月23日，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生也开始走上街头声援安徽和上海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社论，其中指出：“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旗帜鮮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2月26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对游行示威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针对这场学生运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其中谈到：“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1987年1月6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人民日报》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次日，国务院发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五届理事王若望被中共上海市纪委开除党籍。1987年1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由于“主张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运动，事实上已经为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六四事件埋下了祸根。
从这场八六学潮的发生和结局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曾经所称的“解放思想”的局限性。1978年，在邓小平未曾获取最高领导权力时，他要求别人“解放思想”，去反对“两个凡是”，一旦获取权力后，他又要求别人“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场学潮中，邓小平曾经所说的“解放思想”，一旦影响到了他自身权力的稳定和削弱中共执政的根基时，他的“解放思想”就立刻变成了“禁锢思想”。他曾经深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困扰，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获得权力后又宣称不能全盘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他在文革中与刘少奇一起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第二次复出后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他一旦大权在握后，就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种违背“思想自由”、逻辑分裂的虚假“解放思想”下，可以看出即便没有发生八六学潮和后来的八九学运，中国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也只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已经无法触及政改的灵魂，走向深入了。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属于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仔细观察他“解放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言行分裂的事例，就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产物从本质上并没有脱离权力斗争中常用的口是心非、尔虞我诈的深刻印记，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与毛泽东那种独裁专制思想相同的狭隘、自私和不择手段的痕迹。他所谈的“解放思想”，是权力为了适应社会进步而采取的别无选择的变通术，从更大意义上说是政治利益集团“韬光养晦”的生存术。他在面临社会剧变和人民强烈的变革呼声时，采取的仍然是与毛别无二致的严厉的镇压手段。他的这些谋术，即便能被称为理论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说，也已无可能摆脱封建社会权术秘诀糟粕的桎梏，而成为对人类和文明真正作出贡献的哲学思想和智慧理念。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再来评价邓小平“解放思想”这一理论的话，我认为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再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来对照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情况，便不难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一直被虚假的“解放思想”引导着走向了远离人类文明的正道，人民失去了“思想自由”的权利，才造成中国社会今天所面对的艰难局面。
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会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解放思想。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人民就无法摆脱封建糟粕思想的桎梏，社会就无法摆脱愚昧无知而步入文明的正轨，国家也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飞跃发展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才是当下中国应该正视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面对现阶段中国意识形态出现全面回归文革状态的迹象，国内外舆论界、政界、专家、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普遍流露出怀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怀旧情结。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过去和未来又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长久影响？为了理清认知，正确认识和评价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其中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提出的“解放思想”的论述，就是本文分析和论述的重点。
1977年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73岁的邓小平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在此次会议中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中共党内理论界的意识形态也为此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和罕见的思想路线大较量，“两个凡是”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渐渐落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真正的权力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后来中共十二大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政治理论界称为“邓小平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今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40年过去之后，今天我们怎样再看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思想”，离开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解放思想”产生的背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场重量级的权力较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署名“特约评论员”用原标题全文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之后，全国各地报纸广泛转载，这篇7000余字的文章数日之内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来势汹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
关于这场势头迅猛的政治论战，对于当时大多数刚刚从文革闭塞的环境中释放出来的全国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敏锐地觉察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政治争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有一些关心时事的人士和部分知识分子已经隐约感觉到党内“两条路线”的交锋已经严重到摆到了公开的台面上进行了。
事实上，在关于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年多前，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就已经通过舆论展开了激烈较量。
1977年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李鑫组织撰写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次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该社论。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政治指导原则。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毛泽东生前留下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和证据。粉碎“四人帮”后，在整个年衰岁暮却老人干政又举足轻重的中央政治圈里，对执政根基不稳的华国锋来说，最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物，就是相对来说年轻力富、中共党内资历深厚的邓小平了。
早在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性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76年清明四五天安门运动爆发后，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提出“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此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批判组，在全国各地对邓小平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
因此，“两个凡是”对华国锋来说，就是利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遗留的政治权威，来保护自己虚弱的执政根基和压制邓小平再次复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但对邓小平来说，“两个凡是”却成了除去毛泽东对自己政治命运定性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最大障碍。
1977年8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有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对“两个凡是”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1978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问“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对真理标准评判问题作出了进一步阐述：“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至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这场全国性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处于政治边缘的势力集团为推翻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向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政治中心集体，借用“真理标准问题”对“两个凡是”的论断发起猛烈进攻的权力争斗。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理论的斗争，最终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以华国锋“两个凡是”理论派的失败和邓小平重新复出成功攫取中央权力中心而告终。
1978年12月13日，重新复出处于权力中心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论述。从此，这一论述被提高到邓小平理论重要的哲学思想这样的高度上公开发表，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
“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解放思想”的另类注解？
要真正客观地讨论和评价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这一论断，不但要从正面分析研究当年的“解放思想”对破除中共党内保守思想、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所起过的积极作用，而且更要仔细观察分析当年随着邓小平“解放思想”这一论断在中国的传播，与之伴随而来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思想言论，是怎样同样戴着“解放思想”的面具，对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作用的。其中，“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就是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将会是非常深刻和长久的。
基于中国国内关于“解放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起的积极作用已经有过太多的宣传，限于篇幅，这里就只针对“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进行讨论。
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中记载的史料，1949年中共执政后，邓小平早在1962年7月7日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针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就提出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并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后邓收回了讲话。“文革”期间，邓的“黄猫黑猫”论被指为“唯生产力论”，遭到严肃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提出了“猫论”，据报道，他家客厅内也挂有一幅“江南猫王”陈莲涛所作的国画《双猫图》，画上的题款就写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可见邓小平本人对这句话所表达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态度和看法。邓小平的“猫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被中国理论界广泛赞颂为将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标志，成为邓小平“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内涵。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刊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也因此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可见“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大。
据中国党媒公开的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薄一波曾经问过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那么，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现在还没有全面完整地公开邓几次提出“猫论”的背景材料，但从邓回答的这二点来看，他本人对待“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所隐含的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也是有所顾忌的。
那么，既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对“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就已经意识到这种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思想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而有所顾忌，那么为什么到了1992年春，邓小平深圳、珠海、武昌南巡时，他的“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会又一次在中国被广泛宣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邓氏哲学理念”？
另一个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标志性理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的理论宣传工具曾经一度宣传“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为了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的重要探索性理论。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4月12日人民网转载邓小平故乡《广安日报》刊登的文章《“摸着石头过河”的来历》，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材料经常引用这句话，如198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时就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
不过文章又指出：党的领导人中，李先念、谷牧、陈丕显、聂荣臻等人都引用过这句话，他们的文章或年谱中也有记载，而引用这句话最多的领导人当属陈云。“但是，恰恰是邓小平，没有引用过这句话，权威的邓小平著作《邓小平文选》、邓小平生平思想的忠实记录《邓小平年谱》，都没有他本人说过这句话的记载，与邓小平工作过、接触过的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或访谈材料，也没提到邓小平说过这句话。”
同时，文章又指出：“虽然没有找到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记载，但并不是要把邓小平与这句话撇清关系，恰恰相反，邓小平虽然没有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六个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采取并反复强调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方法。”
从广泛宣传的资料中看，“摸着石头过河”通常被解释为包含着大胆探索、稳妥前进的意义。这个意义被理论宣传界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其中包括这么几层含义：“第一，河必须过，改革必须进行，在河边逡巡回避问题是不行的，站在河中停滞不前更危险，倒退更不应该；第二，没有桥，没有现成的经验办法可照搬照用；第三，河水比较深，可能还有漩涡，要摸索着过，改革碰到的难题问题很多，有风险；第四，慢点走，找到支点站稳了再走下一步，改革要多试验多总结，试验成功了再推广铺开，既强调稳妥也强调探索。”
但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在这些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它对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并且件件都已经触目惊心地摆放在大家的眼前。现在我们再看邓小平的这些理论和指导思想，不管是“白猫黑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论”，也不管中国的理论宣传界怎么去解释和如何去包装，我们对此更加充满疑虑：这“白猫”和“黑猫”指的究竟是什么？这“老鼠”又是指什么？要“摸”什么样的“石头”，又想“过”什么样的“河”？改革的“深水区”又是何指？为什么改革开放了那么多年数，他们还是不去造那座“桥”？单就这些问题，中共理论界始终都没有给出过明确的解释和答案，对于那些名词的定义，像“白猫”还是“黑猫”和“姓社”还是“姓资”，其实在中共语境下其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譬如，今天他们宣传中常说的“依法治国”，究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实际上韬光养晦地“依靠法律去统治国家”？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依靠事实去判断，而不是依照自己的想当然。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否也需要一场真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对此理清思想，分清是非？
“韬光养晦”——真实思想的外在暴露？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公开报道，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工作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这是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一词在工作讲话中的应用。
但是，“韬光养晦”一词在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真正被公众熟知，却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2018年。中国政府高调宣传“厉害了，我的国”，让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上来，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让“韬光养晦”一词再次摆放到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许多人以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韬光养晦”是指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长时期地低调进行，以低姿态谋求国家实力的国际霸主地位，许多文章就是以这样的中心思想去构建的。殊不知“韬光养晦”一词与“卧薪尝胆”的区别，以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历史背景。
探讨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脱离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背景，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瓶颈就是中国没有进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中国对外贸易中权重最重的美国，国会每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投票，以此确定美国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年度配额。每年的这一时刻，便成了中共政府爱恨交加的关口。中共一面在电视、报纸上高调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批评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另一面中共领导人又不得不对待美国政客们笑脸相迎，在政治、外交、人权等问题上低调地暗中屈从让步，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这种情形，就像现在网络上的一个时鲜流行语：“羡慕、嫉妒、恨”，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权遭受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军事上的多重制裁。在国际形势方面，从89年起，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这场剧变最终在1991年末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1992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邓小平1992年4月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定位，正是中共政权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相继崩溃的复杂形势下，为中共自身量身定做的一套生存哲学。
其实早在七、八年前，中共理论宣传界就已经多次宣传过怎样解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2010年4月6日就转载过《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肖枫的文章：《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是“权宜之计”吗？》201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又转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韬光养晦”：博大精深》。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么一种观点：国内外对“韬光养晦”有一种误解和曲解。杨文昌认为：“这些有害的解释往往给我们造成外交上的被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私下就不止一次地向我发问：‘你们把剑光暂时藏在桌子底下,准备何时才向美国亮剑?’我费了很多口舌,仍无法使他完全消除对‘韬光养晦’的疑虑。”肖枫也在文章中说：“现在国外有人对‘韬光养晦’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曲解。他们认为，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长远的、没有宣布的内容和目标，只是中国人觉得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是说出和实施这一宏大战略的时候，因此要‘韬光养晦’，藏着掖着，等待时机。这种说法，将‘韬光养晦’理解为如同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实行‘卧薪尝胆’的谋略一样，图谋中国强大后实行报复，这实际上将‘韬光养晦’曲解了，进一步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证据’和‘借口’，从而使人对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产生严重误解和曲解。”
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分析产生“韬光养晦”的历史背景和引用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所说的原文：“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这句话中真正的亮点就是“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目的是在“国际上”形成足够的“分量”，而不是首先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和战略定位的“韬光养晦”，相信才是引起国际社会警觉的真正关键所在。
“思想自由”Vs“解放思想”——思想的真、假解放
要谈“解放思想”，就必须先谈“思想自由”。要谈“思想自由”，就必须首先谈“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思想也就无法解放。
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理论产生的同一时期，一个关于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有趣现象，就是北京西单“民主墙”的产生背景和与邓小平的切身利益关系。
1977年至1978年西单民主墙形成并最为火热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着力批判“两个凡是”和中共政治理论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大讨论的同一时期。1978年9月11日，在文革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首期刊登了一篇关于“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的文章和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部分诗抄，被华国锋麾下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11月15日前后，有人把被查禁的《中国青年》杂志公开张贴到了西单民主墙上，引发了北京市民的竞相阅读和传抄。11月16日，一份署名为“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出现，再次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之后，西单民主墙上不断出现要求肃清专制余毒和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要求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当时民主墙上出现的这些言论，既真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于文革痛定思痛后的严肃反思和对中国未来政治路线的思考和希望，同时也正好符合邓小平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目的，以及他为此而提出的破除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和为实现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央作出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翻案的目标所一致。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火热的原因，除了当时广泛的民意之外，其中的政治复杂性，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大部分民众对政治问题的单纯诉求和言论自由的表达范畴。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11月27日，在这次会议权力之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会见了美国著名政治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对民主墙上表达的重大问题公开表态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邓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认了外界所传的与华国锋的矛盾。对于群众的民主诉求和大字报问题，邓表示能够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还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
邓小平与罗伯特•诺瓦克谈话的当晚，北京市民六、七千人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聆听知情人传达邓的谈话内容。次日，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后，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再次集会，人数逾万，新华社对邓小平的讲话也做了摘要报道，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刊登。可以说，邓小平关于西单墙上群众的言论自由问题的表态，既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巧妙的利用了社会前进的力量来借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又明确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不反毛的思想，只反决定他命运和未来的“两个凡是”。从这种韬光养晦的言论中，其实已经隐约显露出了邓小平深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老道政治手腕的真传。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邓小平真正确立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地位后，民主墙的命运就立刻成了反映邓小平真实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后，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同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称凡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随后，全国一大批民间刊物被取缔，1979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并且要填报真实姓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这一规定，成为中国发表言论实名制的鼻祖。与此同时，全国一大批民主言论的活跃分子被抓捕。
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一面历史的明镜
1986年6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与赵紫阳等高级领导干部开会时就谈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要求中央书记处制定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然后制定一个行动纲领。9月中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宣布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鲍彤被任命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从这些已经公开的资料细节中，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也是希望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且也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真正改革，就必然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便是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提之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为了抗议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与安徽大学等高校的4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引发了影响全国的八六学潮。两天之后，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校园内相继出现介绍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二•五”游行情况的简报，12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上千名学生呼喊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率先上街游行，之后同济大学又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上街游行。1986年12月20日，上海约七万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到人民广场和外滩，向上海市政府正式提交要民主、要新闻自由等要求的倡议书。这场学潮很快蔓延到全国20多个城市的150多所高校，向政府表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僚，反腐败”的诉求。
1986年12月23日，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生也开始走上街头声援安徽和上海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社论，其中指出：“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旗帜鮮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2月26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对游行示威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针对这场学生运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其中谈到：“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1987年1月6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人民日报》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次日，国务院发出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五届理事王若望被中共上海市纪委开除党籍。1987年1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由于“主张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运动，事实上已经为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六四事件埋下了祸根。
从这场八六学潮的发生和结局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曾经所称的“解放思想”的局限性。1978年，在邓小平未曾获取最高领导权力时，他要求别人“解放思想”，去反对“两个凡是”，一旦获取权力后，他又要求别人“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场学潮中，邓小平曾经所说的“解放思想”，一旦影响到了他自身权力的稳定和削弱中共执政的根基时，他的“解放思想”就立刻变成了“禁锢思想”。他曾经深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困扰，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获得权力后又宣称不能全盘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他在文革中与刘少奇一起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第二次复出后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他一旦大权在握后，就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种违背“思想自由”、逻辑分裂的虚假“解放思想”下，可以看出即便没有发生八六学潮和后来的八九学运，中国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也只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已经无法触及政改的灵魂，走向深入了。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属于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仔细观察他“解放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言行分裂的事例，就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产物从本质上并没有脱离权力斗争中常用的口是心非、尔虞我诈的深刻印记，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与毛泽东那种独裁专制思想相同的狭隘、自私和不择手段的痕迹。他所谈的“解放思想”，是权力为了适应社会进步而采取的别无选择的变通术，从更大意义上说是政治利益集团“韬光养晦”的生存术。他在面临社会剧变和人民强烈的变革呼声时，采取的仍然是与毛别无二致的严厉的镇压手段。他的这些谋术，即便能被称为理论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说，也已无可能摆脱封建社会权术秘诀糟粕的桎梏，而成为对人类和文明真正作出贡献的哲学思想和智慧理念。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再来评价邓小平“解放思想”这一理论的话，我认为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再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来对照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情况，便不难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一直被虚假的“解放思想”引导着走向了远离人类文明的正道，人民失去了“思想自由”的权利，才造成中国社会今天所面对的艰难局面。
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会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解放思想。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人民就无法摆脱封建糟粕思想的桎梏，社会就无法摆脱愚昧无知而步入文明的正轨，国家也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飞跃发展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才是当下中国应该正视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