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以来，中国最大城市及金融中心上海成了中国新一波COVID-19疫情的风暴中心。这是自新冠病毒在武汉首次爆发以来中国境内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这座拥有2600万人口的城市现已进入“封城令”下的第四周，居民们被严格困在家中，各种人道主义灾难不断，上海居民愤怒、沮丧和抵抗的情绪高涨，但中国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各种反抗声都被官方审查机器迅速“404”。


中国政府一贯坚定为其备受争议的“清零”抗疫政策辩护。该政策下，一旦出现零星病例就立刻实施大规模封闭和全覆盖式的数轮核酸检测。中国官方一再以其新冠低死亡病例作为中国抗疫模式优越性的证明。但自疫情开始以来，卫生专家们对中国官方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质疑声不断。

与此同时，超低的死亡病例也让不少对当前这种“没有例外”的“硬清零”举措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如果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于普通流感，那为何还要持续强施如此严酷并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封闭举措？


自上周起，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报死亡病例。上周一（4月18日）的疫情通报中，上海卫健委称，4月17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这成为上海这一波疫情中首次报出的死亡病例。当时，上海自3月1日起统计的感染病例已超40万。

自那之后，每日都有死亡病例被通报，且呈日渐上升趋势。

4月25日，上海卫健委通报称4月24日上海本土新增51例死亡病例。这使得这一波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席卷下的官方通报死亡病例总数升至138例。值得注意的是，自对4月18日的统计数据起，上海卫健委每日的疫情通报均表示，死亡病例“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

有分析人士称，在严厉“清零”政策造成各种人道主义灾难并激发巨大民怨的压力下，上海官方近日在死亡病例通报上的变化举动也可能是想让“清零”措施显得名正言顺。

也有人称，死亡病例往往滞后于感染病例，上海通报的死亡病例会是逐步上升的态势。

但无论如何，自上海官方首报零星死亡病例起，卫生专家和世界媒体均对官方数字质疑声不断。他们认为，相比这波疫情下已逾40多万的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明显偏低。

对比来看，香港人口不及上海的三分之一。但当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今年1月席卷香港时，香港约118万感染病例中出现近9000死亡病例。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上海感染病例数的升降曲线走势与香港的十分接近。两地人口中都有大量老年人口，其中都包括许多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那上海的数字是怎么回事？

首先，自这波疫情在上海蔓延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陆续有人曝出民间未被官方纳入统计数字的新冠死亡病例。与此同时，这些社媒内容和当地媒体对此的报道均被快速审查。此外，中国官方此前对新冠死亡病例采取狭义的定义，与世界标准不同。一个被称为“超额死亡率”（excess deaths）的衡量指标（后文对此指标有解释）也显示，自疫情首次爆发至今，中国的新冠实际死亡病例很可能远远高出官方通报的数字。

3月31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了一个上海官方在新冠疫情通报上的重大遗漏——该报称，“自3月份当地感染人数开始攀升以来，上海市政府尚未报告本市上百家老年护理中心暴发新冠疫情，或出现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


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几名替补护工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该医院最近有几具尸体被抬走，那里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检测为阳性。”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财新和澎湃等中国媒体也对这批疑似新冠死亡病例做了详细报道，但这些媒体的报道均被快速审查。美联社报道了99岁的卢穆英（音译，Lu Muying）的死亡病例，她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被转移至上海市政府的一处隔离设施，于4月1日在那里经抢救无效死亡。


卢的家人告诉美联社，医生称卢的死因是新冠病毒恶化了她原有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然而，在当时上海市的官方统计中，这还不足以算作新冠死亡病例。

“对新冠阳性患者家属的采访，已公开的与一名政府卫生官员的通话录音，以及（疫情期间）死者家属汇编死者信息的一份互联网档案，都引发了有关该市如何统计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导致了明显的低报，” 美联社这篇有关上海备受质疑的统计数据的报道中写道。


事实上，中国并不统计——至少在上海卫健委上周对死亡病例通报作出改变前——因新冠病毒助长或加剧原有病情而导致患者死亡的病例。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Chen Zhengming）告诉《纽约时报》，中国大陆只统计直接死于COVID-19相关肺炎的死亡病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专家张作风（Zhang Zuofeng）向美联社作了与陈铮鸣同样的陈述。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Jin Dongyan）也告诉美联社：“如果死亡可以归因于原有基础疾病，他们就总会这么报告（死因），而不会将其算作与COVID相关的病例。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模式。”


但中国的这种统计方法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卫生当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与分类（编码）指南》。

不同于中国的统计方法，世卫组织规定，COVID-19是导致死亡的一个促成原因的病例也要被统计。

《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与分类（编码）指南》中称：“对所有因 COVID-19 导致死亡、认为因它导致死亡或者促进死亡的死者，应在其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书上记录 COVID-1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规定，COVID-19死亡病例统计应包括“COVID-19作为根本死因（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或促成死因（contributing cause of death）的死亡”以及“确诊患有或推测患有COVID-19的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16日，美国统计的990,592例COVID-19死亡病例中，至少有90%的死亡病例的死亡证明上将COVID-19列为根本死因。按照美国疾控中心对根本死因的定义，所谓COVID-19为根本死因，其意思就是，是由COVID-19“引发一系列直接导致死亡的病理性事件”。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的话，（中国的）COVID-19死亡人数会稍微高一些，” 陈铮鸣对《纽约时报》说。陈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前三个月，武汉的COVID-19死亡人数可能比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高出16%。

在回应美联社对上海新冠数据的质疑时，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称，“对中国疫情数据和统计的准确性的怀疑没有根据。”


诚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官方COVID-19死亡数据似乎都被严重低报和低估了。

这是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超额死亡率”后得出的结论。按照世卫组织的定义，所谓超额死亡率“即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的估计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大流行情况下（非COVID-19情景）的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专门就超额死亡率建立一个借助大数据统计的模型，以此大致估测各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超额死亡人数，并大致衡量各国官方统计数字和实际数字可能存在多大偏差。

结果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的统计偏差参差不齐。例如，《经济学人》的这一统计模型估计，美国将COVID-19的死亡人数低估了20%，俄罗斯低估了200%，印度低估了1000%，巴基斯坦低估了2800%。


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不公布超额死亡数据，《经济学人》目前似乎也已删除了之前对中国超额死亡率的估测。不过，数据统计学家乔治·卡尔霍恩（George Calhoun）在他1月2日发表于《福布斯》（Forbes）杂志的文章中援引了《经济学人》的模型，称中国官方可能将COVID-19死亡病例数低报了17000%。

卡尔霍恩在文中写道：“《经济学人》估计，中国真实的COVID-19死亡人数不是4636人，而是大约170万人。”


但也有人认为《经济学人》的模型存在缺陷，其中包括该模型缺乏来自中国的超额死亡数据等原因。批评人士指出，以建立在其他国家数据基础上的模型来估测中国的情况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能从作为病毒发源地的中国获得类似的（超额死亡）数据，那就好了，”卡尔霍恩在之后于1月11日发表的一篇《福布斯》专栏文章中写道，“但北京拒绝提供。”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3月下旬以来，中国最大城市及金融中心上海成了中国新一波COVID-19疫情的风暴中心。这是自新冠病毒在武汉首次爆发以来中国境内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这座拥有2600万人口的城市现已进入“封城令”下的第四周，居民们被严格困在家中，各种人道主义灾难不断，上海居民愤怒、沮丧和抵抗的情绪高涨，但中国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各种反抗声都被官方审查机器迅速“404”。


中国政府一贯坚定为其备受争议的“清零”抗疫政策辩护。该政策下，一旦出现零星病例就立刻实施大规模封闭和全覆盖式的数轮核酸检测。中国官方一再以其新冠低死亡病例作为中国抗疫模式优越性的证明。但自疫情开始以来，卫生专家们对中国官方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质疑声不断。

与此同时，超低的死亡病例也让不少对当前这种“没有例外”的“硬清零”举措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如果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于普通流感，那为何还要持续强施如此严酷并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封闭举措？


自上周起，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报死亡病例。上周一（4月18日）的疫情通报中，上海卫健委称，4月17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这成为上海这一波疫情中首次报出的死亡病例。当时，上海自3月1日起统计的感染病例已超40万。

自那之后，每日都有死亡病例被通报，且呈日渐上升趋势。

4月25日，上海卫健委通报称4月24日上海本土新增51例死亡病例。这使得这一波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席卷下的官方通报死亡病例总数升至138例。值得注意的是，自对4月18日的统计数据起，上海卫健委每日的疫情通报均表示，死亡病例“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

有分析人士称，在严厉“清零”政策造成各种人道主义灾难并激发巨大民怨的压力下，上海官方近日在死亡病例通报上的变化举动也可能是想让“清零”措施显得名正言顺。

也有人称，死亡病例往往滞后于感染病例，上海通报的死亡病例会是逐步上升的态势。

但无论如何，自上海官方首报零星死亡病例起，卫生专家和世界媒体均对官方数字质疑声不断。他们认为，相比这波疫情下已逾40多万的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明显偏低。

对比来看，香港人口不及上海的三分之一。但当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今年1月席卷香港时，香港约118万感染病例中出现近9000死亡病例。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上海感染病例数的升降曲线走势与香港的十分接近。两地人口中都有大量老年人口，其中都包括许多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那上海的数字是怎么回事？

首先，自这波疫情在上海蔓延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陆续有人曝出民间未被官方纳入统计数字的新冠死亡病例。与此同时，这些社媒内容和当地媒体对此的报道均被快速审查。此外，中国官方此前对新冠死亡病例采取狭义的定义，与世界标准不同。一个被称为“超额死亡率”（excess deaths）的衡量指标（后文对此指标有解释）也显示，自疫情首次爆发至今，中国的新冠实际死亡病例很可能远远高出官方通报的数字。

3月31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了一个上海官方在新冠疫情通报上的重大遗漏——该报称，“自3月份当地感染人数开始攀升以来，上海市政府尚未报告本市上百家老年护理中心暴发新冠疫情，或出现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


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几名替补护工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该医院最近有几具尸体被抬走，那里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检测为阳性。”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财新和澎湃等中国媒体也对这批疑似新冠死亡病例做了详细报道，但这些媒体的报道均被快速审查。美联社报道了99岁的卢穆英（音译，Lu Muying）的死亡病例，她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被转移至上海市政府的一处隔离设施，于4月1日在那里经抢救无效死亡。


卢的家人告诉美联社，医生称卢的死因是新冠病毒恶化了她原有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然而，在当时上海市的官方统计中，这还不足以算作新冠死亡病例。

“对新冠阳性患者家属的采访，已公开的与一名政府卫生官员的通话录音，以及（疫情期间）死者家属汇编死者信息的一份互联网档案，都引发了有关该市如何统计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导致了明显的低报，” 美联社这篇有关上海备受质疑的统计数据的报道中写道。


事实上，中国并不统计——至少在上海卫健委上周对死亡病例通报作出改变前——因新冠病毒助长或加剧原有病情而导致患者死亡的病例。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Chen Zhengming）告诉《纽约时报》，中国大陆只统计直接死于COVID-19相关肺炎的死亡病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专家张作风（Zhang Zuofeng）向美联社作了与陈铮鸣同样的陈述。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Jin Dongyan）也告诉美联社：“如果死亡可以归因于原有基础疾病，他们就总会这么报告（死因），而不会将其算作与COVID相关的病例。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模式。”


但中国的这种统计方法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卫生当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与分类（编码）指南》。

不同于中国的统计方法，世卫组织规定，COVID-19是导致死亡的一个促成原因的病例也要被统计。

《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与分类（编码）指南》中称：“对所有因 COVID-19 导致死亡、认为因它导致死亡或者促进死亡的死者，应在其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书上记录 COVID-1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规定，COVID-19死亡病例统计应包括“COVID-19作为根本死因（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或促成死因（contributing cause of death）的死亡”以及“确诊患有或推测患有COVID-19的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16日，美国统计的990,592例COVID-19死亡病例中，至少有90%的死亡病例的死亡证明上将COVID-19列为根本死因。按照美国疾控中心对根本死因的定义，所谓COVID-19为根本死因，其意思就是，是由COVID-19“引发一系列直接导致死亡的病理性事件”。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的话，（中国的）COVID-19死亡人数会稍微高一些，” 陈铮鸣对《纽约时报》说。陈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前三个月，武汉的COVID-19死亡人数可能比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高出16%。

在回应美联社对上海新冠数据的质疑时，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称，“对中国疫情数据和统计的准确性的怀疑没有根据。”


诚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官方COVID-19死亡数据似乎都被严重低报和低估了。

这是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超额死亡率”后得出的结论。按照世卫组织的定义，所谓超额死亡率“即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的估计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大流行情况下（非COVID-19情景）的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专门就超额死亡率建立一个借助大数据统计的模型，以此大致估测各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超额死亡人数，并大致衡量各国官方统计数字和实际数字可能存在多大偏差。

结果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的统计偏差参差不齐。例如，《经济学人》的这一统计模型估计，美国将COVID-19的死亡人数低估了20%，俄罗斯低估了200%，印度低估了1000%，巴基斯坦低估了2800%。


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不公布超额死亡数据，《经济学人》目前似乎也已删除了之前对中国超额死亡率的估测。不过，数据统计学家乔治·卡尔霍恩（George Calhoun）在他1月2日发表于《福布斯》（Forbes）杂志的文章中援引了《经济学人》的模型，称中国官方可能将COVID-19死亡病例数低报了17000%。

卡尔霍恩在文中写道：“《经济学人》估计，中国真实的COVID-19死亡人数不是4636人，而是大约170万人。”


但也有人认为《经济学人》的模型存在缺陷，其中包括该模型缺乏来自中国的超额死亡数据等原因。批评人士指出，以建立在其他国家数据基础上的模型来估测中国的情况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能从作为病毒发源地的中国获得类似的（超额死亡）数据，那就好了，”卡尔霍恩在之后于1月11日发表的一篇《福布斯》专栏文章中写道，“但北京拒绝提供。”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