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海内外民主宪政运动的现状

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有两大组成部份：一部份是身在大陆的先知先觉的、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各界人士，这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知识阶层的人士，还包括一些大商人、小业主、普通市民、干部、复退军人和不少农民工，甚至还包括一些中共体制内极少数良知、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士；另一部份是以身在海外的“八九.六四”大屠杀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以当时的青年学生(学运领袖和骨干为主)和知识界人士(包括出国留学不归的和流亡海外的两类)为主体的海外民运人士。

先谈一谈在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人士的现状，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在江、胡时代虽然也加强了(相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而言)对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与管控，但大陆的民主宪政人士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还可通过网络、某些较为开放的媒体(诸如：《杂文报》、《炎黄春秋》、《南方周末》、《读者》……等报刊杂志)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宣扬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和揭露历史真像；或是举行规模不大的集会、研讨会来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揭露中国大陆的社会阴暗面和历史真像、批评时政、探讨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途经。只要言词不过于尖锐、激进通常都不会招致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关押、判刑、电视认罪，顶多就是被国保、国安或辖区派出所“请”去喝茶，进行警告、威胁、劝阻，有时他们也会采取登门拜访的方式来进行这类工作。

然而从胡、温当政的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民主宪政人士面临的环境已开始日趋严峻，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大陆民主宪政人士所面临的环境已只能用“严酷”二字来形容了。

所有较为开放的报刊、杂志或被中共当局接管、改组，变成中共当局的御用宣传工具而遭读者唾弃，或是被迫关闭。

以前我们还可以经常参加民主宪政人士私下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径、前景，人数从每次从十几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很少受到阻挠(当然这类活动事先不必张扬，以防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也时常将从海外网站上下载的宣扬民主宪政、宣扬普世价值观念以及揭露中共罪恶、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的资料整理成册，以及将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宣扬民主宪改、普世价值观和揭露历史真像的书籍，诸如：《还原历史系列》、《古拉格群岛》、《历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六四真像》、《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邱会作回忆录》、《方勵之文集》、《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往事微痕》、《宪政之声》……等我们能收集到的资料、书刊，在三观相近，又有经济实力的私企业主的资助之下，翻印成册，或通过快运、邮寄、快递或我们自己开车送往两湖、两广、川、黔、闽、浙、苏、豫等省偏远地区资讯来源匮乏的、追求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当地朋友们那里。

令人意外，又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川黔湘鄂豫这样一些省的几乎每一个边远县城都有一批追求民主宪政、希望了解历史和现实真像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在职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农民工、退休人员和普通市民，他们经常在一起聚谈时政、探讨“改革开放”前景、传阅各人得到的资料、书刊。他们是中国大陆今后走向民主宪政、实现普世价值观过程中一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之后，隨着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活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对舆论、网络、言论的镇压和发送资料的活动，由于习当局对寄送印刷品内容的检查、数量的管控的日益加剧，使得我们寄送印刷品的活动由越来越困难，发展到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无法进行。

各种聚会、研讨会、甚至民主宪政人士聚餐漫谈，都会召致中共当局的取缔镇压，参与的人士往往会被当局冠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而被刑拘、无理长期关押甚至判刑。
就连一向以包容左中右各派观点而著称的民间论坛“郑州思想沙龙”这样一个对中共完全不构成什么直接威胁的、松散的、已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民间社团，过去中共当局尽管也派国保、公安人员对它进行监控，但对举行的各种聚会和研讨会只要不是明显针对中共当局的；只要言词不是过于激进的，当局虽不支持，但通常都会釆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所以以前“郑州思想沙龙”每周要举行一两次各种内容的聚会，揭示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每次少则数十人，多则超过百人。有时，沙龙也邀请国内著名的民主宪政人士、专家、学者来沙龙举行专题报告和讨论，甚至还举行过有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大型研讨会。随着“郑州思想沙龙”在中国大陆影响的扩大，也曾有香港电视台来对“郑州对沙龙”的活动进行过现场直播，也有台湾、日本的学者慕名前来沙龙访问，进行座谈交流。

到后来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郑州思想沙龙”的聚会被迫减少到每月举行一次；到“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当局便以防疫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禁止了“郑州思想沙龙”的所有聚会活动。

自习上台以来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维权活动人士的打压，除了中共当局传统的罗织、伪造罪名、罪证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网络言论罪”……等一系列巧立名目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抓捕、关押、判刑之外，为了震慑海内外的民主异议人士和大陆民众，还“创造”了通过胁迫其亲人、家属的卑鄙手法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悔过”，公开侮辱、丑化他们的人格和尊严。

除此之外，中共当局现在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采取了更为恶毒、更为无恥的镇压方式，那就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对你进行关押、判刑的借口时，他们就剥夺你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你如果是私企老板或小业主他们就找借口甚至是编造借口迫使你的企业破产，使你的店铺倒闭，让你负债累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郑州一位知名企业家、作家、诗人曹天，因愿意拿出一亿元作保证金竞选郑州市长，公开挑战中共的贪腐和官员任命体制，结果被中共当局搞得企业破产、员工被抓、自己被迫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多年不敢与外界联系；著名农民企业家、慈善家孫大午，企业被中共“接管”，本人被中共当局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18年，他的亲友、员工也有多人被牵连，也被判处不同的刑期……等，都是典型的事例；你如果是公司白领或工厂员工，他们就胁迫公司、工厂解雇你，让你衣食无着，然后他们胁迫房东拒绝将住房租给你，让你无处棲身，然后驱逐你离开你熟悉的、你在那里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南京、杭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迫使你衣食无着，四处躲藏、流浪；或迫使你返回你无法发挥作用的农村或小城镇老家。让被中共当局搞得一无所有的你，不得不一天到晚为自己以及家人的生计而忙得精疲力竭，以此来剥夺你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让你无所作为，并以此摧毁他们为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意志。

有些有点门路的民主异议人士在被中共当局剥夺了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后，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像原在深圳的王X国、在广州的刘X仿、重庆的谭松、中央党校的蔡霞……等被迫流亡美国；原在广州、深圳一带活动的著名作家、异议人士黎X文、笑X被迫回到武汉老家蜗居，黎先生已面临生存困境；“赤壁五义士”之一的袁X华被当局驱离广州、长沙后，被迫返回故乡以开小饭館艰难维持生计；彭X玉被迫离开江浙后，只能返回邵阳老家以务农为生；一向以见解深刻、言词犀利著称的时评、杂文作家现已年过九旬的张X强老教授，早几年仍不顾中共当局的警告、威胁继续在海内外发表宣扬民主宪政、揭露共产极权政权丑恶本质的文章，组织各种聚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经。

早三四年中共当局终于对张老教授使出杀手锏，那就是威胁张老教授的子女儿媳女婿让他们出面让张教授停笔、闭嘴，否则就要断了张教授子孫们的生计。考虑到十几位儿孫们的安宁和生存，张老教授被迫停止了写作与发声。在中共的打压之下，心情抑郁、无法作为的张老教授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早几年还非常活跃的著名民主宪政人士熊X骏不惜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著书立说、四处发表演说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一次我们在张老教授家聚会时，张老教授曾当面称赞熊先生是一位孫中山、黄兴式的职业革命家)，早几年他被中共当局以“非法出版牟利”的罪名抓捕关押、在獄中受尽酷刑，由于实在找不到“非法出版牟利”的罪证(熊先生自费出版的书都是免费赠送给读者的，根本不存在“牟利”一说，当然也有个别读者为感激熊先生写作所付出的辛劳，以及为感激这些书对读者醍醐灌顶的啓蒙作用，而主动支付给作者少量资助的情况也有)，又迫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和他后来的妻子汪老师的奔走呼吁，熊先生被长期关押后，被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放出(他出獄后我们去探望他时，他家前后都安装了专门监控他的摄像头)，他出獄后，在亲友们的帮助之下被迫回到麻城(他妻子户口所在地)，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药店(熊先生在大学是学医药的)，艰难地维持生计；还有一对“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夫妇，在运动被镇压后，中共当局的大抓捕期间，为了继续留在大陆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断然谢绝了“黄雀行动”安排他们出国躲避中共当局对他们的迫害的机会，后被中共当局抓去判刑坐牢，出狱后不改初心，继续献身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后又因组织纪念六四牺牲烈士和祭奠赵紫阳总理的活动而再次双双被捕，被中共当局非法无理关押，女士数月后释放，男士因拒不承认中共当局对他的无理指控，被中共当局认为态度不好，居然不审不判长期非法无理关押将近三年之后，因中共当局实在找不到判刑的借口。才被中共当局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释放，释放后(包括这次被抓捕之前的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夫妻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艰难维持生计。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令人钦敬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民主斗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宪政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不可熄灭的珍贵火种，如果这些火种，因习当局的打压，和得不到海内外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有识之士的维护、支援而熄灭，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将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害。

现在，再谈一谈海外那些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而努力奋斗的人士，这些人中有一批被称之为“海外民运人士”，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和学运骨干。这些当年参加“六四”学运的人，当年参加学运的主要目的大多还停留在反贪腐、反官倒、反贫富不均、反社会不公这样的层次(当然到了运动的后期，也有少部份优秀份子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诉求)。由于社会阅历、资讯来源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当时参加学运游行示威的学生之中，真正是因为从根本上认清了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而起来反对它的，恐怕没有几个。

然而这些人中，有的却自视甚高，有的甚至把“六四”学运吹嘘成是“六四学运”引发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

事实恰恰相反，是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经济上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共产极权体制的运动由来已久。自从1953年3月5日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的魔头斯大林呜呼哀哉之后，新上台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就开始了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震惊世界的报告，把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神坛上的巨神斯大林摔下神坛之后，开啓了直至1964年10月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时代。

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敲响了共产极权体系走向灭亡的第一声丧钟。由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开啓的改革开放时代，和推行的在文化、知识和媒体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实施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造就了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叶利钦……这一代人的觉醒，并使他们逐步进入了苏联的领导阶层，最终导致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崩溃。

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之前，都已建立过完善程度不同的民主宪政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的信仰都已植根于东欧各国民众的心灵深处，这不是三十余年的苏式共产极权统治能完全扼杀得了的，所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东欧各国反抗苏式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有1956年春夏爆发的波茲兰事件[註：1]；1956年秋爆发的匈牙利事件[註：2]；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註：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初波兰的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运动……等都是东欧国家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行动。

这些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运动，虽然均因遭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军队的武力镇压而以失败告终(只有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未遭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武力镇压，最终获得成功，在波兰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是个例外)，但这些反抗行动激发了东欧各国(包括苏联各加盟国在内)民众反抗共产极权政权追求民主宪政的勇气和信心。

苏联和东欧各国掀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和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也波及到“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和学生，正是在苏联和东欧民主化自由化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回顾以上这段历史，但凡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是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自由化浪潮推动并促成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而不是如某些“八九.六四”学运领袖所称是“八九.六四”学生运动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

流亡海外的这批学运领袖和骨干由于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以及个人品格的局限，很快便出现了分化。其中那些优秀份子，怀着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赤诚之心，一面努力通过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其中一部份面对中国大陆的严酷现实，和海外民主运动的艰难处境，已丧失了继续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转而进入知识界、工商界和宗教界以发挥自己的才华、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倒也无可厚非；其中也有一些慑于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和海外民运面临的困境，看不到希望，为一己之私利，最终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和爪牙，甚至成为中共隐藏在民运组织中破坏民运活动的“特洛伊”木马。

在海外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而努力奋斗的人士中还有一批最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和“解冻文字”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短暂的啓蒙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解放”后中共在中国大陆制造的各种灾难；又由于某种机遇，较早接触了西方的民主宪政和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他们是最早认清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方明、反人性本质的先知先觉者(这些人中，大多有比较完整的学历和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他们或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出走海外；或是主动来到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奉献自己的力量。

另外还有的是为了追求知识出国留学，在接触到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和中共及中国大陆的真实历史和现实之后而觉醒，转而投身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来的，其中以现在声名显赫的余茂春等为代表，这两部份人都是海外民运人士中的中坚力量，前者诸如：王若望(已故)、方励之(已故)、彭明(被中共诱捕后被迫害致死)、魏京生、胡平、陈一咨、陈维健、程晓农、曹长青、苏晓康、仲维光、辛灏年、袁红冰、伍凡、盛雪、章立凡……等为代表，后者主要以余茂春等为代表。

此外，还有从事网络自媒体的石山、陈破空、横河、蔡楚、程晓农、李一平、唐靖远、章天亮、方菲、李沫阳……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网络媒体人江峰、秦鵬、陈微羽、唐浩、李大宇、文昭、方伟……等。

流亡海外的“八九.六四”学运领袖和骨干，目前仍在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而继续奋斗的比较著名有周封锁、吾尔开希、王丹、封从德、赵常青、王超华……等；留在大陆仍在努力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全国各地学运领袖和骨干有马先生、于先生、翟先生、陈女士、郑先生……等数十人(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不便一一例出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更多的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不太知名的普通学运人士，他们在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和逼迫之下，虽然大多在中共当局的政治和生活重担的双重高压之下都已经沉沦，但其中仍有不少人在资讯来源手段日新月异的情况之下，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之下，仍在大陆坚持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但目前他们大多处境艰难。
正所谓大浪淘沙吧！经过三十多年政治风浪的淘汰，余下的这批海内外仍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的学运领袖、学运骨干和普通学运成员都是一颗颗或大或小闪闪发光的金子，他们发出的光辉不是转瞬即逝的闪电，而是黑暗中国大陆的永不消逝的希望之光。

从海外归来人士那里，和从各种海外媒体上看到的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而努力奋斗的民主运动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其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团结问题。

民运中，派系林立，为爭夺民运的领导权和“领袖”地位，而互相拆台，甚至互相攻讦，给中共海外特务对海外民运阵营的渗透、实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以可乘之机，以致海外民运势力和影响日渐式微。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运人士本身的学识、人品修养方面的原因，各派民运人士之间，甚至同派民运人士之间产生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唯有大家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求得共识，在实在无法取得共识的情况之下，只要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努力奋斗的大方向一致，那就只能互相包容、求同存异，等待此后的实践来检验究竟是谁的意见正确，被实践证明了是错洖的一方或个人，也应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主张或言行，服从正确的意见，这样做需要一点勇气、一点大度和一点自知之明。

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知与不足，这样做并不丢人，也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反而会因自己的谦虚、大度和勇气而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不犯错误；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任何问题都懂，所以认错和承认不懂并不可笑，也不会被人看不起，可笑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在事实面前死不认错和不懂装懂。

我们每一个人冷静下来想一想，人类的知识宝库浩如沧海，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所能获得的知识都只不过是这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尽管这滴水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别)而已，一个人对某些问题不懂、或认识上存在错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并不丢人，也可笑
我这样说绝无“教训”各位海内外民运人士之意，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为了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大家均应秉持谦虚谨慎、互相包容、求同存异、服从真理的心态，团结一致，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贡献自己那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海外民运人士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派，绝不能自认为自己或自己这一派绝对正确，要求其他人、其他派系与自己完全一致才行，否则就要对别人加以攻击、谩骂、丑化。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与中共对待异己和不同意见的态度和方式有何差异？这样的人和派系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民主宪政？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普世价值？

海外民运人士不团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渗透和对民运人士通过威胁、利诱进行的收买、分化并利用这些被收买的民运人士从内部分裂、瓦解海外民运组织。还有的从一开始便是中共派遣出来的特务，伪装成在大陆被迫害的“八九.六四”学运人士、民主人士、知识份子。

例如：原中组部的红二代阎某，就混在流亡海外的学运人士的队伍之中，来到欧洲某国进行分化瓦解民运活动的工作，此人曾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其行动本应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注意，然而实际上并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警惕，直至此人后来又安然返回大陆定居，其真实身份都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怀疑，实在令人不解。想一想有哪位真正的海外民运人士可以多次安全往返于欧美与中国大陆之间？

最近某著名“八九.六四”学运领袖熊某，为了竞选议员居然去为中共海外被统战团体举行的反对在纽约建立“六四纪念馆”的活动公开站台，不知此人是被中共所收买，还是自身为了竞选的私利而采取的行动；还有最近被美国抓获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书君，此人来美国后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并于2021年担任该基金会副会长，此人长期与多位民运领导人往来密切，他被美方证实系中共特工，专门从事打探有关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有关情报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负责人士的情报，以日记的形式传往中共情报机构，与王书君同案的另外还有四名中共派遣特务。

王书君长期以海外著名民运人士的面貌混迹于海外民运活动和海外民运领导人之间，而未能被海外民运组织及其领导人识破其中共特务的真实面貌，以致当王书君被美方反间谍机构抓捕暴露其中共特务身份之后，竟令许多民运领袖和民运组织大感意外和惊讶，其实王书君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件事，本早就应引起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领导人的警惕，然而在王书君的中共特务身份被美国发现之前，居然没有一位长期与之打交道的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产生过怀疑，这一点实在令人不解。

中共幕后鼓动民运人士互相在民运刊物、民运聚会上揭露隐私、互相攻击以败坏民运人士的声誉、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损害他们的公众形象，这类事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时有所闻。

海外民运内部不团结、、派系林立，争斗不息、互不卖帐，甚至互相拆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海外各式各样的民运人士和民运团体中，缺少一个有影响力、极具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又深孚众望的、像当年的孫中山那样有号召力、有影响力，其人品、智慧、学识和行动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

海外民运队伍和影响力的日渐下降，除了民运队伍本身存在的原因、中共对民运活动、民运人士的打压、渗透、收买和破坏之外，国际大环境的不利也是重要原因。

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共当局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以及由于东(中国大陆)西方在文化传统、教育体制、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学者、知识界、传媒界以及普通民众，对中共过去的皇权式共产极权体制和现在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长期对中共当局奉行绥靖政策，因而对海内外的民运活动和民运人士缺乏必要而充分的重视与支持。尽管海外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为争取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也进行过许多努力，诸如：在媒体上揭露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大陆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法轮功人士；对维吾尔人和藏人实施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以及中共当局活摘人体器官的惨绝人寰的罪行，甚至受害人亲自到国会控诉、作证，但大都未能引起欧美各民主国家足够的重视，也未造成重大的影响。

其中的原因：一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认识不足；二是在欧美那种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欧美各界人士，他们大多不相信在人类文明已高度进步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三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欧美都是法治国家，当你指控中共当局的某一项罪行时，你必须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提供出你进行的这项指控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确凿证据才能使他们相信，光凭你的语言和书写的材料是不能让他们信服的，因而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得到他们的大力友持。而我们的民运人士、中共的受害者、法轮功人士其中有许多往往对欧美的法律及其运作方式缺乏充分的了解，因而产生上述问。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和封锁打压之下，受害人很难取得和保存这些中共的罪证并把这些罪证携带到国外来。

海外民运日渐式微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欧美民主国家整个社会的日益左倾化，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侵蝕欧美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念和基督教信仰，以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在政界、知识界、金融界、教育界、思想界、文艺界、传媒界，甚至体育界……都大行其道。

在欧美这种整个社会普遍左转的大环境之下，海外民运得不到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使中国的海外的民主运动举步维艰已是不爭的事实，尽管海外各界民运人士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在欧美这种全面左转的大环境之下，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眼下的困境。

2022年11月11日写于望春轩

[註：1]：自1948年起，波兰的经济改革采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过度地将决策集中，使庞大的官僚机构未能处理许多实质问题，致使资源及人力管理方面出现诸多问题，1956年苏共20大后，在波兰的斯大林神话崩盘，波兰公众讨论批评斯大林模式的不当。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策杰尔斯基工厂的约16000名工人聚集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另外还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然而因为传言代表遭到当局的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了暴动，暴动的群众来到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附近，并且放火烧了该建筑，政府为了镇压暴动，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当天晚上，暴动方告平息。在此次事件中，超过一千人受伤，至少74人死亡（官方说法），包括一名13岁的儿童Roman。

[註：2]：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许多民众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所强加的制度的革命。匈牙利革命始于10月23日的学生抗议事件。随后抗议事件开始扩散，数千人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议会大厦游行。同时，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放其诉求时遭到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于是要求释放学生，遭楼内国家保安局人员（秘密警察）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次事件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随着消息的传播，革命快速展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同时，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并提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0月底，苏军行动受挫，一度从布达佩斯撤离。随之冲突缓和，匈牙利短暂恢复平静。
但随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决定镇压革命。11月4日，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冲突中，约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死亡。革命结束前后，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接踵而至。具有民主宪政思想的、苏式共产极权体制政革运动的先驱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被苏匈当局处决。

[註：3]：1968 年1 月由杜布切克接替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 ，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1968年，这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的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8月20且半夜前苏联以“华沙条约国”组织的名义纠集苏、匈、(东)德、保、波等华约国家二十万大军五千辆坦克突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次日凌晨布拉格被占领，社布切克被苏军逮捕，杜布切克为避免“匈牙利事件”民众惨遭屠杀那样的悲剧重演，未组织有效的抵抗，整个事件只有8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

 

一、中国海内外民主宪政运动的现状

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有两大组成部份：一部份是身在大陆的先知先觉的、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各界人士，这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知识阶层的人士，还包括一些大商人、小业主、普通市民、干部、复退军人和不少农民工，甚至还包括一些中共体制内极少数良知、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士；另一部份是以身在海外的“八九.六四”大屠杀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以当时的青年学生(学运领袖和骨干为主)和知识界人士(包括出国留学不归的和流亡海外的两类)为主体的海外民运人士。

先谈一谈在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人士的现状，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在江、胡时代虽然也加强了(相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而言)对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与管控，但大陆的民主宪政人士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还可通过网络、某些较为开放的媒体(诸如：《杂文报》、《炎黄春秋》、《南方周末》、《读者》……等报刊杂志)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宣扬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和揭露历史真像；或是举行规模不大的集会、研讨会来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揭露中国大陆的社会阴暗面和历史真像、批评时政、探讨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途经。只要言词不过于尖锐、激进通常都不会招致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关押、判刑、电视认罪，顶多就是被国保、国安或辖区派出所“请”去喝茶，进行警告、威胁、劝阻，有时他们也会采取登门拜访的方式来进行这类工作。

然而从胡、温当政的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民主宪政人士面临的环境已开始日趋严峻，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大陆民主宪政人士所面临的环境已只能用“严酷”二字来形容了。

所有较为开放的报刊、杂志或被中共当局接管、改组，变成中共当局的御用宣传工具而遭读者唾弃，或是被迫关闭。

以前我们还可以经常参加民主宪政人士私下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径、前景，人数从每次从十几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很少受到阻挠(当然这类活动事先不必张扬，以防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也时常将从海外网站上下载的宣扬民主宪政、宣扬普世价值观念以及揭露中共罪恶、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的资料整理成册，以及将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宣扬民主宪改、普世价值观和揭露历史真像的书籍，诸如：《还原历史系列》、《古拉格群岛》、《历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六四真像》、《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邱会作回忆录》、《方勵之文集》、《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往事微痕》、《宪政之声》……等我们能收集到的资料、书刊，在三观相近，又有经济实力的私企业主的资助之下，翻印成册，或通过快运、邮寄、快递或我们自己开车送往两湖、两广、川、黔、闽、浙、苏、豫等省偏远地区资讯来源匮乏的、追求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当地朋友们那里。

令人意外，又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川黔湘鄂豫这样一些省的几乎每一个边远县城都有一批追求民主宪政、希望了解历史和现实真像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在职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农民工、退休人员和普通市民，他们经常在一起聚谈时政、探讨“改革开放”前景、传阅各人得到的资料、书刊。他们是中国大陆今后走向民主宪政、实现普世价值观过程中一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之后，隨着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活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对舆论、网络、言论的镇压和发送资料的活动，由于习当局对寄送印刷品内容的检查、数量的管控的日益加剧，使得我们寄送印刷品的活动由越来越困难，发展到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无法进行。

各种聚会、研讨会、甚至民主宪政人士聚餐漫谈，都会召致中共当局的取缔镇压，参与的人士往往会被当局冠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而被刑拘、无理长期关押甚至判刑。
就连一向以包容左中右各派观点而著称的民间论坛“郑州思想沙龙”这样一个对中共完全不构成什么直接威胁的、松散的、已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民间社团，过去中共当局尽管也派国保、公安人员对它进行监控，但对举行的各种聚会和研讨会只要不是明显针对中共当局的；只要言词不是过于激进的，当局虽不支持，但通常都会釆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所以以前“郑州思想沙龙”每周要举行一两次各种内容的聚会，揭示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每次少则数十人，多则超过百人。有时，沙龙也邀请国内著名的民主宪政人士、专家、学者来沙龙举行专题报告和讨论，甚至还举行过有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大型研讨会。随着“郑州思想沙龙”在中国大陆影响的扩大，也曾有香港电视台来对“郑州对沙龙”的活动进行过现场直播，也有台湾、日本的学者慕名前来沙龙访问，进行座谈交流。

到后来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郑州思想沙龙”的聚会被迫减少到每月举行一次；到“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当局便以防疫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禁止了“郑州思想沙龙”的所有聚会活动。

自习上台以来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维权活动人士的打压，除了中共当局传统的罗织、伪造罪名、罪证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网络言论罪”……等一系列巧立名目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抓捕、关押、判刑之外，为了震慑海内外的民主异议人士和大陆民众，还“创造”了通过胁迫其亲人、家属的卑鄙手法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悔过”，公开侮辱、丑化他们的人格和尊严。

除此之外，中共当局现在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采取了更为恶毒、更为无恥的镇压方式，那就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对你进行关押、判刑的借口时，他们就剥夺你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你如果是私企老板或小业主他们就找借口甚至是编造借口迫使你的企业破产，使你的店铺倒闭，让你负债累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郑州一位知名企业家、作家、诗人曹天，因愿意拿出一亿元作保证金竞选郑州市长，公开挑战中共的贪腐和官员任命体制，结果被中共当局搞得企业破产、员工被抓、自己被迫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多年不敢与外界联系；著名农民企业家、慈善家孫大午，企业被中共“接管”，本人被中共当局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18年，他的亲友、员工也有多人被牵连，也被判处不同的刑期……等，都是典型的事例；你如果是公司白领或工厂员工，他们就胁迫公司、工厂解雇你，让你衣食无着，然后他们胁迫房东拒绝将住房租给你，让你无处棲身，然后驱逐你离开你熟悉的、你在那里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南京、杭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迫使你衣食无着，四处躲藏、流浪；或迫使你返回你无法发挥作用的农村或小城镇老家。让被中共当局搞得一无所有的你，不得不一天到晚为自己以及家人的生计而忙得精疲力竭，以此来剥夺你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让你无所作为，并以此摧毁他们为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意志。

有些有点门路的民主异议人士在被中共当局剥夺了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后，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像原在深圳的王X国、在广州的刘X仿、重庆的谭松、中央党校的蔡霞……等被迫流亡美国；原在广州、深圳一带活动的著名作家、异议人士黎X文、笑X被迫回到武汉老家蜗居，黎先生已面临生存困境；“赤壁五义士”之一的袁X华被当局驱离广州、长沙后，被迫返回故乡以开小饭館艰难维持生计；彭X玉被迫离开江浙后，只能返回邵阳老家以务农为生；一向以见解深刻、言词犀利著称的时评、杂文作家现已年过九旬的张X强老教授，早几年仍不顾中共当局的警告、威胁继续在海内外发表宣扬民主宪政、揭露共产极权政权丑恶本质的文章，组织各种聚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经。

早三四年中共当局终于对张老教授使出杀手锏，那就是威胁张老教授的子女儿媳女婿让他们出面让张教授停笔、闭嘴，否则就要断了张教授子孫们的生计。考虑到十几位儿孫们的安宁和生存，张老教授被迫停止了写作与发声。在中共的打压之下，心情抑郁、无法作为的张老教授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早几年还非常活跃的著名民主宪政人士熊X骏不惜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著书立说、四处发表演说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一次我们在张老教授家聚会时，张老教授曾当面称赞熊先生是一位孫中山、黄兴式的职业革命家)，早几年他被中共当局以“非法出版牟利”的罪名抓捕关押、在獄中受尽酷刑，由于实在找不到“非法出版牟利”的罪证(熊先生自费出版的书都是免费赠送给读者的，根本不存在“牟利”一说，当然也有个别读者为感激熊先生写作所付出的辛劳，以及为感激这些书对读者醍醐灌顶的啓蒙作用，而主动支付给作者少量资助的情况也有)，又迫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和他后来的妻子汪老师的奔走呼吁，熊先生被长期关押后，被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放出(他出獄后我们去探望他时，他家前后都安装了专门监控他的摄像头)，他出獄后，在亲友们的帮助之下被迫回到麻城(他妻子户口所在地)，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药店(熊先生在大学是学医药的)，艰难地维持生计；还有一对“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夫妇，在运动被镇压后，中共当局的大抓捕期间，为了继续留在大陆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断然谢绝了“黄雀行动”安排他们出国躲避中共当局对他们的迫害的机会，后被中共当局抓去判刑坐牢，出狱后不改初心，继续献身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后又因组织纪念六四牺牲烈士和祭奠赵紫阳总理的活动而再次双双被捕，被中共当局非法无理关押，女士数月后释放，男士因拒不承认中共当局对他的无理指控，被中共当局认为态度不好，居然不审不判长期非法无理关押将近三年之后，因中共当局实在找不到判刑的借口。才被中共当局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释放，释放后(包括这次被抓捕之前的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夫妻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艰难维持生计。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令人钦敬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民主斗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宪政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不可熄灭的珍贵火种，如果这些火种，因习当局的打压，和得不到海内外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有识之士的维护、支援而熄灭，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将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害。

现在，再谈一谈海外那些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而努力奋斗的人士，这些人中有一批被称之为“海外民运人士”，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和学运骨干。这些当年参加“六四”学运的人，当年参加学运的主要目的大多还停留在反贪腐、反官倒、反贫富不均、反社会不公这样的层次(当然到了运动的后期，也有少部份优秀份子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诉求)。由于社会阅历、资讯来源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当时参加学运游行示威的学生之中，真正是因为从根本上认清了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而起来反对它的，恐怕没有几个。

然而这些人中，有的却自视甚高，有的甚至把“六四”学运吹嘘成是“六四学运”引发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

事实恰恰相反，是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经济上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共产极权体制的运动由来已久。自从1953年3月5日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的魔头斯大林呜呼哀哉之后，新上台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就开始了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震惊世界的报告，把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神坛上的巨神斯大林摔下神坛之后，开啓了直至1964年10月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时代。

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敲响了共产极权体系走向灭亡的第一声丧钟。由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开啓的改革开放时代，和推行的在文化、知识和媒体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实施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造就了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叶利钦……这一代人的觉醒，并使他们逐步进入了苏联的领导阶层，最终导致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崩溃。

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之前，都已建立过完善程度不同的民主宪政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的信仰都已植根于东欧各国民众的心灵深处，这不是三十余年的苏式共产极权统治能完全扼杀得了的，所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东欧各国反抗苏式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有1956年春夏爆发的波茲兰事件[註：1]；1956年秋爆发的匈牙利事件[註：2]；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註：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初波兰的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运动……等都是东欧国家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行动。

这些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运动，虽然均因遭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军队的武力镇压而以失败告终(只有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未遭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武力镇压，最终获得成功，在波兰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是个例外)，但这些反抗行动激发了东欧各国(包括苏联各加盟国在内)民众反抗共产极权政权追求民主宪政的勇气和信心。

苏联和东欧各国掀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和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也波及到“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和学生，正是在苏联和东欧民主化自由化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回顾以上这段历史，但凡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是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自由化浪潮推动并促成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而不是如某些“八九.六四”学运领袖所称是“八九.六四”学生运动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

流亡海外的这批学运领袖和骨干由于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以及个人品格的局限，很快便出现了分化。其中那些优秀份子，怀着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赤诚之心，一面努力通过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其中一部份面对中国大陆的严酷现实，和海外民主运动的艰难处境，已丧失了继续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转而进入知识界、工商界和宗教界以发挥自己的才华、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倒也无可厚非；其中也有一些慑于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和海外民运面临的困境，看不到希望，为一己之私利，最终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和爪牙，甚至成为中共隐藏在民运组织中破坏民运活动的“特洛伊”木马。

在海外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而努力奋斗的人士中还有一批最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和“解冻文字”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短暂的啓蒙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解放”后中共在中国大陆制造的各种灾难；又由于某种机遇，较早接触了西方的民主宪政和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他们是最早认清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方明、反人性本质的先知先觉者(这些人中，大多有比较完整的学历和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他们或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出走海外；或是主动来到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奉献自己的力量。

另外还有的是为了追求知识出国留学，在接触到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和中共及中国大陆的真实历史和现实之后而觉醒，转而投身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来的，其中以现在声名显赫的余茂春等为代表，这两部份人都是海外民运人士中的中坚力量，前者诸如：王若望(已故)、方励之(已故)、彭明(被中共诱捕后被迫害致死)、魏京生、胡平、陈一咨、陈维健、程晓农、曹长青、苏晓康、仲维光、辛灏年、袁红冰、伍凡、盛雪、章立凡……等为代表，后者主要以余茂春等为代表。

此外，还有从事网络自媒体的石山、陈破空、横河、蔡楚、程晓农、李一平、唐靖远、章天亮、方菲、李沫阳……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网络媒体人江峰、秦鵬、陈微羽、唐浩、李大宇、文昭、方伟……等。

流亡海外的“八九.六四”学运领袖和骨干，目前仍在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而继续奋斗的比较著名有周封锁、吾尔开希、王丹、封从德、赵常青、王超华……等；留在大陆仍在努力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全国各地学运领袖和骨干有马先生、于先生、翟先生、陈女士、郑先生……等数十人(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不便一一例出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更多的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不太知名的普通学运人士，他们在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和逼迫之下，虽然大多在中共当局的政治和生活重担的双重高压之下都已经沉沦，但其中仍有不少人在资讯来源手段日新月异的情况之下，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之下，仍在大陆坚持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但目前他们大多处境艰难。
正所谓大浪淘沙吧！经过三十多年政治风浪的淘汰，余下的这批海内外仍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的学运领袖、学运骨干和普通学运成员都是一颗颗或大或小闪闪发光的金子，他们发出的光辉不是转瞬即逝的闪电，而是黑暗中国大陆的永不消逝的希望之光。

从海外归来人士那里，和从各种海外媒体上看到的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而努力奋斗的民主运动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其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团结问题。

民运中，派系林立，为爭夺民运的领导权和“领袖”地位，而互相拆台，甚至互相攻讦，给中共海外特务对海外民运阵营的渗透、实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以可乘之机，以致海外民运势力和影响日渐式微。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运人士本身的学识、人品修养方面的原因，各派民运人士之间，甚至同派民运人士之间产生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唯有大家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求得共识，在实在无法取得共识的情况之下，只要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努力奋斗的大方向一致，那就只能互相包容、求同存异，等待此后的实践来检验究竟是谁的意见正确，被实践证明了是错洖的一方或个人，也应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主张或言行，服从正确的意见，这样做需要一点勇气、一点大度和一点自知之明。

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知与不足，这样做并不丢人，也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反而会因自己的谦虚、大度和勇气而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不犯错误；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任何问题都懂，所以认错和承认不懂并不可笑，也不会被人看不起，可笑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在事实面前死不认错和不懂装懂。

我们每一个人冷静下来想一想，人类的知识宝库浩如沧海，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所能获得的知识都只不过是这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尽管这滴水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别)而已，一个人对某些问题不懂、或认识上存在错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并不丢人，也可笑
我这样说绝无“教训”各位海内外民运人士之意，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为了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大家均应秉持谦虚谨慎、互相包容、求同存异、服从真理的心态，团结一致，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贡献自己那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海外民运人士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派，绝不能自认为自己或自己这一派绝对正确，要求其他人、其他派系与自己完全一致才行，否则就要对别人加以攻击、谩骂、丑化。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与中共对待异己和不同意见的态度和方式有何差异？这样的人和派系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民主宪政？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普世价值？

海外民运人士不团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渗透和对民运人士通过威胁、利诱进行的收买、分化并利用这些被收买的民运人士从内部分裂、瓦解海外民运组织。还有的从一开始便是中共派遣出来的特务，伪装成在大陆被迫害的“八九.六四”学运人士、民主人士、知识份子。

例如：原中组部的红二代阎某，就混在流亡海外的学运人士的队伍之中，来到欧洲某国进行分化瓦解民运活动的工作，此人曾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其行动本应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注意，然而实际上并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警惕，直至此人后来又安然返回大陆定居，其真实身份都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怀疑，实在令人不解。想一想有哪位真正的海外民运人士可以多次安全往返于欧美与中国大陆之间？

最近某著名“八九.六四”学运领袖熊某，为了竞选议员居然去为中共海外被统战团体举行的反对在纽约建立“六四纪念馆”的活动公开站台，不知此人是被中共所收买，还是自身为了竞选的私利而采取的行动；还有最近被美国抓获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书君，此人来美国后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并于2021年担任该基金会副会长，此人长期与多位民运领导人往来密切，他被美方证实系中共特工，专门从事打探有关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有关情报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负责人士的情报，以日记的形式传往中共情报机构，与王书君同案的另外还有四名中共派遣特务。

王书君长期以海外著名民运人士的面貌混迹于海外民运活动和海外民运领导人之间，而未能被海外民运组织及其领导人识破其中共特务的真实面貌，以致当王书君被美方反间谍机构抓捕暴露其中共特务身份之后，竟令许多民运领袖和民运组织大感意外和惊讶，其实王书君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件事，本早就应引起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领导人的警惕，然而在王书君的中共特务身份被美国发现之前，居然没有一位长期与之打交道的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产生过怀疑，这一点实在令人不解。

中共幕后鼓动民运人士互相在民运刊物、民运聚会上揭露隐私、互相攻击以败坏民运人士的声誉、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损害他们的公众形象，这类事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时有所闻。

海外民运内部不团结、、派系林立，争斗不息、互不卖帐，甚至互相拆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海外各式各样的民运人士和民运团体中，缺少一个有影响力、极具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又深孚众望的、像当年的孫中山那样有号召力、有影响力，其人品、智慧、学识和行动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

海外民运队伍和影响力的日渐下降，除了民运队伍本身存在的原因、中共对民运活动、民运人士的打压、渗透、收买和破坏之外，国际大环境的不利也是重要原因。

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共当局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以及由于东(中国大陆)西方在文化传统、教育体制、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学者、知识界、传媒界以及普通民众，对中共过去的皇权式共产极权体制和现在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长期对中共当局奉行绥靖政策，因而对海内外的民运活动和民运人士缺乏必要而充分的重视与支持。尽管海外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为争取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也进行过许多努力，诸如：在媒体上揭露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大陆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法轮功人士；对维吾尔人和藏人实施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以及中共当局活摘人体器官的惨绝人寰的罪行，甚至受害人亲自到国会控诉、作证，但大都未能引起欧美各民主国家足够的重视，也未造成重大的影响。

其中的原因：一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认识不足；二是在欧美那种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欧美各界人士，他们大多不相信在人类文明已高度进步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三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欧美都是法治国家，当你指控中共当局的某一项罪行时，你必须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提供出你进行的这项指控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确凿证据才能使他们相信，光凭你的语言和书写的材料是不能让他们信服的，因而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得到他们的大力友持。而我们的民运人士、中共的受害者、法轮功人士其中有许多往往对欧美的法律及其运作方式缺乏充分的了解，因而产生上述问。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和封锁打压之下，受害人很难取得和保存这些中共的罪证并把这些罪证携带到国外来。

海外民运日渐式微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欧美民主国家整个社会的日益左倾化，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侵蝕欧美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念和基督教信仰，以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在政界、知识界、金融界、教育界、思想界、文艺界、传媒界，甚至体育界……都大行其道。

在欧美这种整个社会普遍左转的大环境之下，海外民运得不到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使中国的海外的民主运动举步维艰已是不爭的事实，尽管海外各界民运人士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在欧美这种全面左转的大环境之下，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眼下的困境。

2022年11月11日写于望春轩

[註：1]：自1948年起，波兰的经济改革采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过度地将决策集中，使庞大的官僚机构未能处理许多实质问题，致使资源及人力管理方面出现诸多问题，1956年苏共20大后，在波兰的斯大林神话崩盘，波兰公众讨论批评斯大林模式的不当。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策杰尔斯基工厂的约16000名工人聚集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另外还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然而因为传言代表遭到当局的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了暴动，暴动的群众来到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附近，并且放火烧了该建筑，政府为了镇压暴动，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当天晚上，暴动方告平息。在此次事件中，超过一千人受伤，至少74人死亡（官方说法），包括一名13岁的儿童Roman。

[註：2]：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许多民众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所强加的制度的革命。匈牙利革命始于10月23日的学生抗议事件。随后抗议事件开始扩散，数千人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议会大厦游行。同时，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放其诉求时遭到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于是要求释放学生，遭楼内国家保安局人员（秘密警察）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次事件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随着消息的传播，革命快速展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同时，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并提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0月底，苏军行动受挫，一度从布达佩斯撤离。随之冲突缓和，匈牙利短暂恢复平静。
但随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决定镇压革命。11月4日，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冲突中，约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死亡。革命结束前后，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接踵而至。具有民主宪政思想的、苏式共产极权体制政革运动的先驱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被苏匈当局处决。

[註：3]：1968 年1 月由杜布切克接替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 ，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1968年，这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的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8月20且半夜前苏联以“华沙条约国”组织的名义纠集苏、匈、(东)德、保、波等华约国家二十万大军五千辆坦克突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次日凌晨布拉格被占领，社布切克被苏军逮捕，杜布切克为避免“匈牙利事件”民众惨遭屠杀那样的悲剧重演，未组织有效的抵抗，整个事件只有8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