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界，“狼孩”是指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被狼叼走并由狼哺育起来的人类幼儿。这种情况当然少见，但在中外文献中却都有报道。这些人类幼童长期生活在狼群中，脱离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狼的习性。等到若干年后被人类发现，重返人类社会的时候，“狼孩”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技能已经与人类大相迳庭，人类会的他们不会，人类不会的他们却极其擅长。比如：

他们不会直立行走，但是用四肢爬行时飞快；

他们的嗅觉极其灵敏，老远就能嗅到猎物，却不辨香臭——无论面对香水，还是粪便，全都无动于衷；

他们不会说话，能够长时间保持沉默，但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比如月光皎洁的夜晚，突然发出尖利的狂啸，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安安静静，看上去和正常人类一样，可一旦睡醒，立刻神经质地抽搐起来，还像狼一样不停地前后摇摆；

他们还有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有的本领：耳朵会前后扇动，眼睛能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蒯大富们”不同于自然界中偶然存在的“狼孩”，他们是人数巨大的群体，是共产党用“狼奶”批量化喂养出的正宗产品。他们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初起时，年龄在25岁至17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即中学的高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人，心理发育和生理发育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其中年纪最小的也马上进入成为刑事责任人的法定年龄。

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在全国掌权，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计十七年。在这期间，“蒯大富们”每个人都完完整整地受了共产党十七年“狼奶”教育，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共产党教育的特色。探讨他们的集体性格，最能暴露强灌“狼奶”的危害性。

“蒯大富们”在“文革”期间步入成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老三届”中的低龄学生相比，有着更多的自觉意义，用“单纯、幼稚”来辩解他们的过错是不适宜的。总体说来，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在十七年中备受愚民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资质聪慧的青年已被毒化成思想僵化、行为偏激、视野狭窄、智力残缺的“狼孩”。中共十七年的“狼奶”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这种以扫荡同情、理解、怜悯等人类高尚情操为要务，一味培育凶狠、阴暗等变态心理为方针的教育，其危害性百倍于摧残生命、制造“孔已己们”的“八股取士”制度。

由于中共强调“集体主义”，所以，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具有很多共同特征，构成他们的“集体性格”。举凡这些“集体性格”而导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基础，无一不是强灌“狼奶”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狼孩”们的不幸：在旷日持久的“文革”十年中，成为众多恶行的载体，既害人又受害，在当代青年运动史上，用血、泪和肮脏的东西，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当然，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性格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下文即将谈到，在他们中间毕竟出现了像郭士英（1942—1968）、遇罗克（1942 — 1970）、杨小凯（1948— 2004）那样少数能够独立思考、因而被残酷关押、甚至被从肉体消灭的“另类”。但是，作为“狼孩群体”，确实可以从他们身上概括出不少共同点。

前边已经谈到，由于长期被强灌“狼奶”的结果，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也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正常人类有的他们没有，正常人类没有的他们极其擅长。先看看他有的、而正常人类没有的是什么：

一有荒诞的“救世”情结：

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毛泽东思想的“狼奶”哺育出来的人数众多的“狼孩”思维方式同样十分怪诞：明明自己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有些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还患过营养性浮肿——明明自己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裤和露着脚指头的破鞋，却愚昧地相信，世界上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正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他们和毛泽东一样，有着纠缠不清的“救世主”情结，相信自己是跟随着“大救星”毛泽东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小救星”。这种思想，紧密地配合了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自大狂式的乌托邦，自欺欺人。如今，众多“过来人”纷纷撰文描述他们受骗的经历：
                   
“那时觉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处在水深火热中，就感到自己吃着窝头是多么幸福！‘解放全人类’是多么崇高的事业”！
（余小偶：《从浅蓝到深蓝》，www.jzbaby.com.cn/read-htm-tid　2006-10-23）

“我们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 （“一根刷绿漆的老黄瓜”：《忆苦思甜》，www.xici.net/b103953/2006-10-18）

“自己饿得像鬼时还想着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　（之南：《06年： 总结我们的天灾人祸》，bbs.cnhubei.com/dispbbs.asp?boardid 2006-11-13）

著名作家王小波幽默地将这种荒诞心态概括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而且，王小波本人就承认，自己在当中学生的时候虽然蔫蔫的，同样有“救世情结”，同样做“白日梦”。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真的被愚弄得很惨，一个个半傻不苶的。王小波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将“救世情结”和“白日梦”辛辣地讽刺为“手淫中华”与“意淫全世界”，受欺骗的愤怒之情被他表达得如此淋漓酣畅！（王小波：《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二有狂热的偶像崇拜：

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必然要从思想上、肉体上制服下边所有的臣民。于是，他一方面将自己神化，使肉麻的颂歌充斥所有媒体：用兵如神，料事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能移山，能填海，能扭转乾坤，能使江河倒流，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另一方面，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努力营造恐怖气氛，使用凶残的手段镇压反抗者，让他们俯首贴耳。独裁者说一不二，任何试图向他表达不同意见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实很清楚在他们身边多次发生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惨景，直觉使他们感受到恐惧，恐惧又使他们变得十分乖巧。别看他们年纪小小的，他们早早的就意识到，毛泽东这尊“神”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自家的身家性命和日后前程，只能乖乖地溜着他，顺着他。所以，别看“狼孩”们口头上高叫“造反”，骨子里却奴性十足，是一群拜倒在权威脚下的奴才。于是，“狼孩们”所自豪的“造反”成了一种“吊诡”——“奉旨造反”。所谓“奉旨造反”，就是跪着接旨，然后按照圣旨造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这种“造反”，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荒谬！倒是挺有中国特色。

这些“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的头脑诚然僵化愚昧，但绝不纯洁——在“文革”前十七年那样龌龊的政治环境里能生长出“纯洁”？别扯淡了——“狼孩”们挺势力的，挺会见风使舵的，小小的年纪，他们早就学会了谄媚权贵，学会了狐假虎威，学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狼孩”们的偶像崇拜看上去煞有介事，其实十分猥琐，“文革”前夕的所谓“偶像崇拜”，本是“愚昧”和“惧怕”二者交配而产生的一窝怪胎，怪胎自从一落地，就开始以其双重个性兴妖作怪，为患人间。

三有嗜血的斗争激情：

“文革”一开始，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中的高干子女们，得风气之先，他们忽啦啦一下子涌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一般，抡起皮带打老师，打同学，打一切他们想打的人，强迫他们弯腰、罚跪、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剃阴阳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到处打砸抢，种种恶行像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恐怖的阴霾笼罩全国。据“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仅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其中有13名是校长。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1年第3期《山西文学》)

长安街上赫然刷出大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红色恐怖好得很！！！

在“流血的红八月”，“嗜血的斗争激情”被宣扬到了极致，没有亲历这场浩劫的人，绝对难以想像当时腥风血雨的残忍程度。

在上文列举的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

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他们开始造反，矛头所向，就是与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所以，所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又被称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共产党长期以来以仇恨为基调的教育早就使这些年轻人中下病根了，“文革”中打人、杀人只不过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不同学科的学术精英——的现场实拍。批斗会场上，我们姑且称为“蒯大富”们的“文革”在校大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打倒”的口号。其中五名大学生将脚踏在五位匍匐跪倒在地的“学术权威”——不久前还给他们上课，热心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师长们——的背上。这张照片，是对毛泽东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图象注解！什么叫“斯文扫地”？这就是！中华民族应当鼓足勇气，将这张照片和毛泽东的画像、共产党“大名”放到一起，大张旗鼓地贴到中华文明的耻辱柱上，让后世子孙永志不忘！

 
 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反动学术权威”
（图见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崇拜的代价》）

大量事实使我们看到，“蒯大富们”，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毒素不断积累，确实导致他们的性格变态。这种变态并非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变态”。

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同样是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这个“狼孩群体”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一缺独立思考精神：

束缚“小脚女人”双脚的是裹脚布；束缚“蒯大富们”，即“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思想裹脚布”是“听党的话”。从“蒯大富们”一懂事起，就像旧时代像小女孩儿四、五岁就开始裹脚一样，被一层又一层紧紧地裹上“听党的话”的裹脚布。更可悲的是，旧时代裹脚只裹女孩儿，如今则是不分男女——“通通地裹”！

这些学生，从小到大，唱的是：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跃进唱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不难设想，成年累月唱这种浅薄、粗陋歌曲的青年人，思想因长期禁锢而变形，其畸形类似于传统的“小脚”，所以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志，最缺少独立思考精神。

在“文革”前十七年，进行“独立思考”就是对抗党的领导。譬如那位被称为“鬼才”和“怪杰”的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出生于1941年，正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但他不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他由于进行“独立思考”，早在1957年他刚刚十六岁的小小年纪就在“反右”中遭难，被打入“敌我矛盾”的“另册”，被发配到农村劳动，二十多年中厄运连连，根本没有资格进大学的校门。魏明伦先生深受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之害，所以早在二十年前的1986年3月，就写出题为《我“错”在独立思考》的文章，揭露党当年对“独立思考”的绞杀，他说：
　　     
“‘独立思考’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由于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年轻人只剩下一条可走的路，那就是“听党的话”！而所谓“听党的话”，又是如此戕害青年人的心灵才智，使他们的思想被紧紧地裹上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人人的思想都变成了怪模怪样的“三寸金莲”！

二缺起码的人性：

在“文革”之前十七年中，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被关闭在全盘否定个性的封闭环境中去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青少年对社会的真相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远离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礼、义、廉、耻，更与人类文明的成果——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绝缘。听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使他们敢于放开手脚作恶，敢于肆无忌惮地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律”，更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自称“大无畏”，而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源于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造反时，他们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毛泽东的“教导”如此，这些人便崇尚暴力，缺少起码的人性。他们狂妄地将仁爱、宽容、诚信这些人类的核心道德视为粪土。在“文革”辩论会上，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平等”、“博爱” 是只佩“到厕所里去讲”的“垃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www.cul-　　 studies.com/bbs/printpage.2006-5-17  ）

在“仇恨意识”主宰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顺理成章了，人人都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其可怕的后果是，年轻人的头脑一旦被“仇恨意识”占据，就会进行“暴力思维”，与“善良”、“仁爱”、“同情”这些人类美德无缘。那些“蒯大富们”，即那些出生于1941－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中不少人变得神经兮兮的，整天不是担心自己被别人咬，就是琢磨着自己怎么去咬别人……

人类善良的禀赋本是来自幼年的教养。虽然在“蒯大富”们身上反映出这么多的问题，但“蒯大富们”是不幸的受害者。以写教育题材闻名的散文作家吴非先生就曾经满怀义愤地质问：“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吴非：《善良的心是一盏灯》，ruanyuande.spaces.live.com　2006-8-14）

三缺完整的知识结构：

为了牢固确立“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地位，即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对社会科学进行了比封建宫廷阉割太监更加彻底的阉割手术——太监只割除一个器官，党割除了社会科学整体中的一系列器官——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神学等学科……，使好端端的社会科学整体变成了“特等残废”。即使侥幸予以保留的学科，学科本身也遭到七零八碎的阉割，同样成为残废。当时，共产党的全面封杀实在厉害，历史系的学生见不到一篇胡适的文章，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

“狼孩”们虽然都是大学生或准大学生，有些人成绩优秀，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孤陋寡闻，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害得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文革”中因坚持“血统论”而名声大噪的北京工业大学24岁的在校大学生谭力夫在辩论大会的讲台上就曾经豪迈地说：“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谭力夫说到这里，居然博得台下听众的“热烈鼓掌”。这个场面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它将那些“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们的“狼孩”特征之一——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暴露无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www.cul-　　studies.com/bbs/printpage.2006-5-17  ）

需要说明的是，“狼奶”诚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但是，把一切愚民教育的账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也是有失公平的。对青年实行“愚民教育”的，是中共领导群体的“群体性”行为，在将青年人“工具化”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人人都出过力：

毛泽东号召青年“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甘当螺丝钉的精神”！螺丝钉，一颗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的钉子，全凭拧螺丝钉的那只手摆布，拧到哪里，就在哪里乖乖地呆着一动不动！

刘少奇号召青年做“驯服工具”。什么是“工具”？镰刀、斧头之类皆是，所有的“工具”都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不具备独立的思想。既当工具而又“驯服”，那就是“得力”——只要党需要，砍就要砍断，砸就要砸烂，毫不含糊。文革中刷的到处都是的大标语“砸烂某某某的狗头”——包括“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就是这种工具化人格的例证。

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提出：“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磨盘是什么？磨盘同样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两块顽石，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围着轴心转，碾压、研磨，不管是什么，只要进了磨道，务必将其粉身碎骨，碾磨成齑粉……

螺丝钉、工具、磨盘，这就是党为当年的青年树立的楷模！再经过党的各级领导人层层宣讲，反复论证，谁还敢对“工具论”说个“不”字？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当“工具”去！青年人被严禁“独立思考”，这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脑壳思考就足够啦！

“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如此，于是，我们姑且称之为“蒯大富”们的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复杂而分裂性格形成了：
 既愚蠢而又狡黠；
 既胆怯而又残暴；
 既愚忠而又精于自保……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怜虫，小小的年纪就被“狼奶”无情地“异化”；更加可悲的是，被“异化”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人数巨大的群体。从这种意义说，中共的“狼奶”所导致的“狼孩化”，是数以千万计的“蒯大富们”不可抗拒的宿命。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文革”开始时，这些被完完整整强灌了十七年“狼奶”的“蒯大富们”皆已长大成人，被毛泽东当作向刘少奇夺权的“奇兵”，抛到“文革”的火海中，为他火中取栗，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岂止一个蒯大富——都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人甚至白白地搭上了青春的性命！

　　　　 
应当特别警惕的是，至今“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因为上个世纪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贻害无穷而未被清算。至于“十七年”强灌狼奶，甚至被当作正面的历史来歌颂，误导民众。职是之故，“狼性”未受触动的“狼孩们”依然故我。其中不少人，今天正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有的甚至身居要职，在朝中掌握着大权, 用他们当年豪迈的语言表达就是——“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

人们看到，在官场里，凡是那些捞钱狠、卖官狠、镇压狠、欺凌弱势群体狠的人物，不少是当年的“狼孩”。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域里，情况也大同小异。“狼孩”的集体性格——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具备的本领和特异功能——还在继续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例子：不久前，即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点出2006年中被中纪委“痛打”的七大贪污犯的名，他们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
 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

在这七名大贪污犯中，除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生于1958年，不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其余六名，全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占了85.7个百分点。他们堕落为贪污犯，固然有今天的条件，但十七年强灌“狼奶”罪责难逃。“狼奶”改变了他们身体的基因，使他们缺乏道德操守，没有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们全都清楚，这七大贪污犯只不过是遍地皆是的贪污犯中的九牛之一毛，比他们官位高的大有人在，比他们官位低的也大有人在。笔者很希望社会学家就此题目做一番实证调查：看看在今天的贪污犯中，当年被灌“狼奶”十七年的“狼孩”——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今天，这个年龄段的人早已为人父母，或为人师表，难免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不良模式改造他人，或是用体内的“狼奶”基因哺育自己的子女、学生，对后代还将继续起毒化作用，从而对今后的中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对“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不可不做认真分析，为的是肃清“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的流毒，净化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

　　　　　　　　　　　　　　　　　　　　２００７—３—１４

 

在自然界，“狼孩”是指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被狼叼走并由狼哺育起来的人类幼儿。这种情况当然少见，但在中外文献中却都有报道。这些人类幼童长期生活在狼群中，脱离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狼的习性。等到若干年后被人类发现，重返人类社会的时候，“狼孩”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技能已经与人类大相迳庭，人类会的他们不会，人类不会的他们却极其擅长。比如：

他们不会直立行走，但是用四肢爬行时飞快；

他们的嗅觉极其灵敏，老远就能嗅到猎物，却不辨香臭——无论面对香水，还是粪便，全都无动于衷；

他们不会说话，能够长时间保持沉默，但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比如月光皎洁的夜晚，突然发出尖利的狂啸，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安安静静，看上去和正常人类一样，可一旦睡醒，立刻神经质地抽搐起来，还像狼一样不停地前后摇摆；

他们还有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有的本领：耳朵会前后扇动，眼睛能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蒯大富们”不同于自然界中偶然存在的“狼孩”，他们是人数巨大的群体，是共产党用“狼奶”批量化喂养出的正宗产品。他们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初起时，年龄在25岁至17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即中学的高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人，心理发育和生理发育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其中年纪最小的也马上进入成为刑事责任人的法定年龄。

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在全国掌权，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计十七年。在这期间，“蒯大富们”每个人都完完整整地受了共产党十七年“狼奶”教育，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共产党教育的特色。探讨他们的集体性格，最能暴露强灌“狼奶”的危害性。

“蒯大富们”在“文革”期间步入成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老三届”中的低龄学生相比，有着更多的自觉意义，用“单纯、幼稚”来辩解他们的过错是不适宜的。总体说来，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在十七年中备受愚民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资质聪慧的青年已被毒化成思想僵化、行为偏激、视野狭窄、智力残缺的“狼孩”。中共十七年的“狼奶”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这种以扫荡同情、理解、怜悯等人类高尚情操为要务，一味培育凶狠、阴暗等变态心理为方针的教育，其危害性百倍于摧残生命、制造“孔已己们”的“八股取士”制度。

由于中共强调“集体主义”，所以，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具有很多共同特征，构成他们的“集体性格”。举凡这些“集体性格”而导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基础，无一不是强灌“狼奶”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狼孩”们的不幸：在旷日持久的“文革”十年中，成为众多恶行的载体，既害人又受害，在当代青年运动史上，用血、泪和肮脏的东西，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当然，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性格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下文即将谈到，在他们中间毕竟出现了像郭士英（1942—1968）、遇罗克（1942 — 1970）、杨小凯（1948— 2004）那样少数能够独立思考、因而被残酷关押、甚至被从肉体消灭的“另类”。但是，作为“狼孩群体”，确实可以从他们身上概括出不少共同点。

前边已经谈到，由于长期被强灌“狼奶”的结果，对于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也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正常人类有的他们没有，正常人类没有的他们极其擅长。先看看他有的、而正常人类没有的是什么：

一有荒诞的“救世”情结：

和自然界的“狼孩”一样，毛泽东思想的“狼奶”哺育出来的人数众多的“狼孩”思维方式同样十分怪诞：明明自己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有些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还患过营养性浮肿——明明自己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裤和露着脚指头的破鞋，却愚昧地相信，世界上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正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他们和毛泽东一样，有着纠缠不清的“救世主”情结，相信自己是跟随着“大救星”毛泽东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小救星”。这种思想，紧密地配合了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自大狂式的乌托邦，自欺欺人。如今，众多“过来人”纷纷撰文描述他们受骗的经历：
                   
“那时觉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处在水深火热中，就感到自己吃着窝头是多么幸福！‘解放全人类’是多么崇高的事业”！
（余小偶：《从浅蓝到深蓝》，www.jzbaby.com.cn/read-htm-tid　2006-10-23）

“我们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 （“一根刷绿漆的老黄瓜”：《忆苦思甜》，www.xici.net/b103953/2006-10-18）

“自己饿得像鬼时还想着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　（之南：《06年： 总结我们的天灾人祸》，bbs.cnhubei.com/dispbbs.asp?boardid 2006-11-13）

著名作家王小波幽默地将这种荒诞心态概括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而且，王小波本人就承认，自己在当中学生的时候虽然蔫蔫的，同样有“救世情结”，同样做“白日梦”。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真的被愚弄得很惨，一个个半傻不苶的。王小波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将“救世情结”和“白日梦”辛辣地讽刺为“手淫中华”与“意淫全世界”，受欺骗的愤怒之情被他表达得如此淋漓酣畅！（王小波：《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二有狂热的偶像崇拜：

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必然要从思想上、肉体上制服下边所有的臣民。于是，他一方面将自己神化，使肉麻的颂歌充斥所有媒体：用兵如神，料事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能移山，能填海，能扭转乾坤，能使江河倒流，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另一方面，党的最高领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努力营造恐怖气氛，使用凶残的手段镇压反抗者，让他们俯首贴耳。独裁者说一不二，任何试图向他表达不同意见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实很清楚在他们身边多次发生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惨景，直觉使他们感受到恐惧，恐惧又使他们变得十分乖巧。别看他们年纪小小的，他们早早的就意识到，毛泽东这尊“神”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自家的身家性命和日后前程，只能乖乖地溜着他，顺着他。所以，别看“狼孩”们口头上高叫“造反”，骨子里却奴性十足，是一群拜倒在权威脚下的奴才。于是，“狼孩们”所自豪的“造反”成了一种“吊诡”——“奉旨造反”。所谓“奉旨造反”，就是跪着接旨，然后按照圣旨造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这种“造反”，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荒谬！倒是挺有中国特色。

这些“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的头脑诚然僵化愚昧，但绝不纯洁——在“文革”前十七年那样龌龊的政治环境里能生长出“纯洁”？别扯淡了——“狼孩”们挺势力的，挺会见风使舵的，小小的年纪，他们早就学会了谄媚权贵，学会了狐假虎威，学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狼孩”们的偶像崇拜看上去煞有介事，其实十分猥琐，“文革”前夕的所谓“偶像崇拜”，本是“愚昧”和“惧怕”二者交配而产生的一窝怪胎，怪胎自从一落地，就开始以其双重个性兴妖作怪，为患人间。

三有嗜血的斗争激情：

“文革”一开始，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中的高干子女们，得风气之先，他们忽啦啦一下子涌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一般，抡起皮带打老师，打同学，打一切他们想打的人，强迫他们弯腰、罚跪、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剃阴阳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到处打砸抢，种种恶行像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恐怖的阴霾笼罩全国。据“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仅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其中有13名是校长。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1年第3期《山西文学》)

长安街上赫然刷出大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红色恐怖好得很！！！

在“流血的红八月”，“嗜血的斗争激情”被宣扬到了极致，没有亲历这场浩劫的人，绝对难以想像当时腥风血雨的残忍程度。

在上文列举的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

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他们开始造反，矛头所向，就是与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所以，所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又被称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共产党长期以来以仇恨为基调的教育早就使这些年轻人中下病根了，“文革”中打人、杀人只不过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不同学科的学术精英——的现场实拍。批斗会场上，我们姑且称为“蒯大富”们的“文革”在校大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打倒”的口号。其中五名大学生将脚踏在五位匍匐跪倒在地的“学术权威”——不久前还给他们上课，热心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师长们——的背上。这张照片，是对毛泽东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图象注解！什么叫“斯文扫地”？这就是！中华民族应当鼓足勇气，将这张照片和毛泽东的画像、共产党“大名”放到一起，大张旗鼓地贴到中华文明的耻辱柱上，让后世子孙永志不忘！

 
 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反动学术权威”
（图见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崇拜的代价》）

大量事实使我们看到，“蒯大富们”，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毒素不断积累，确实导致他们的性格变态。这种变态并非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变态”。

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同样是由于长年累月被强灌“狼奶”，这个“狼孩群体”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一缺独立思考精神：

束缚“小脚女人”双脚的是裹脚布；束缚“蒯大富们”，即“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思想裹脚布”是“听党的话”。从“蒯大富们”一懂事起，就像旧时代像小女孩儿四、五岁就开始裹脚一样，被一层又一层紧紧地裹上“听党的话”的裹脚布。更可悲的是，旧时代裹脚只裹女孩儿，如今则是不分男女——“通通地裹”！

这些学生，从小到大，唱的是：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跃进唱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不难设想，成年累月唱这种浅薄、粗陋歌曲的青年人，思想因长期禁锢而变形，其畸形类似于传统的“小脚”，所以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志，最缺少独立思考精神。

在“文革”前十七年，进行“独立思考”就是对抗党的领导。譬如那位被称为“鬼才”和“怪杰”的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出生于1941年，正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但他不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他由于进行“独立思考”，早在1957年他刚刚十六岁的小小年纪就在“反右”中遭难，被打入“敌我矛盾”的“另册”，被发配到农村劳动，二十多年中厄运连连，根本没有资格进大学的校门。魏明伦先生深受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之害，所以早在二十年前的1986年3月，就写出题为《我“错”在独立思考》的文章，揭露党当年对“独立思考”的绞杀，他说：
　　     
“‘独立思考’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由于共产党围剿“独立思考”，年轻人只剩下一条可走的路，那就是“听党的话”！而所谓“听党的话”，又是如此戕害青年人的心灵才智，使他们的思想被紧紧地裹上了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人人的思想都变成了怪模怪样的“三寸金莲”！

二缺起码的人性：

在“文革”之前十七年中，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被关闭在全盘否定个性的封闭环境中去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青少年对社会的真相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远离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礼、义、廉、耻，更与人类文明的成果——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绝缘。听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使他们敢于放开手脚作恶，敢于肆无忌惮地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律”，更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自称“大无畏”，而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源于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造反时，他们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毛泽东的“教导”如此，这些人便崇尚暴力，缺少起码的人性。他们狂妄地将仁爱、宽容、诚信这些人类的核心道德视为粪土。在“文革”辩论会上，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平等”、“博爱” 是只佩“到厕所里去讲”的“垃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www.cul-　　 studies.com/bbs/printpage.2006-5-17  ）

在“仇恨意识”主宰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顺理成章了，人人都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其可怕的后果是，年轻人的头脑一旦被“仇恨意识”占据，就会进行“暴力思维”，与“善良”、“仁爱”、“同情”这些人类美德无缘。那些“蒯大富们”，即那些出生于1941－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其中不少人变得神经兮兮的，整天不是担心自己被别人咬，就是琢磨着自己怎么去咬别人……

人类善良的禀赋本是来自幼年的教养。虽然在“蒯大富”们身上反映出这么多的问题，但“蒯大富们”是不幸的受害者。以写教育题材闻名的散文作家吴非先生就曾经满怀义愤地质问：“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吴非：《善良的心是一盏灯》，ruanyuande.spaces.live.com　2006-8-14）

三缺完整的知识结构：

为了牢固确立“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地位，即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对社会科学进行了比封建宫廷阉割太监更加彻底的阉割手术——太监只割除一个器官，党割除了社会科学整体中的一系列器官——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神学等学科……，使好端端的社会科学整体变成了“特等残废”。即使侥幸予以保留的学科，学科本身也遭到七零八碎的阉割，同样成为残废。当时，共产党的全面封杀实在厉害，历史系的学生见不到一篇胡适的文章，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

“狼孩”们虽然都是大学生或准大学生，有些人成绩优秀，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孤陋寡闻，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害得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文革”中因坚持“血统论”而名声大噪的北京工业大学24岁的在校大学生谭力夫在辩论大会的讲台上就曾经豪迈地说：“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谭力夫说到这里，居然博得台下听众的“热烈鼓掌”。这个场面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它将那些“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们的“狼孩”特征之一——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暴露无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谭力夫在1966.08.20辩论会上的发言，www.cul-　　studies.com/bbs/printpage.2006-5-17  ）

需要说明的是，“狼奶”诚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但是，把一切愚民教育的账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也是有失公平的。对青年实行“愚民教育”的，是中共领导群体的“群体性”行为，在将青年人“工具化”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人人都出过力：

毛泽东号召青年“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甘当螺丝钉的精神”！螺丝钉，一颗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的钉子，全凭拧螺丝钉的那只手摆布，拧到哪里，就在哪里乖乖地呆着一动不动！

刘少奇号召青年做“驯服工具”。什么是“工具”？镰刀、斧头之类皆是，所有的“工具”都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不具备独立的思想。既当工具而又“驯服”，那就是“得力”——只要党需要，砍就要砍断，砸就要砸烂，毫不含糊。文革中刷的到处都是的大标语“砸烂某某某的狗头”——包括“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就是这种工具化人格的例证。

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提出：“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磨盘是什么？磨盘同样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两块顽石，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围着轴心转，碾压、研磨，不管是什么，只要进了磨道，务必将其粉身碎骨，碾磨成齑粉……

螺丝钉、工具、磨盘，这就是党为当年的青年树立的楷模！再经过党的各级领导人层层宣讲，反复论证，谁还敢对“工具论”说个“不”字？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当“工具”去！青年人被严禁“独立思考”，这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脑壳思考就足够啦！

“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如此，于是，我们姑且称之为“蒯大富”们的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的复杂而分裂性格形成了：
 既愚蠢而又狡黠；
 既胆怯而又残暴；
 既愚忠而又精于自保……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怜虫，小小的年纪就被“狼奶”无情地“异化”；更加可悲的是，被“异化”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人数巨大的群体。从这种意义说，中共的“狼奶”所导致的“狼孩化”，是数以千万计的“蒯大富们”不可抗拒的宿命。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文革”开始时，这些被完完整整强灌了十七年“狼奶”的“蒯大富们”皆已长大成人，被毛泽东当作向刘少奇夺权的“奇兵”，抛到“文革”的火海中，为他火中取栗，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岂止一个蒯大富——都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人甚至白白地搭上了青春的性命！

　　　　 
应当特别警惕的是，至今“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因为上个世纪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贻害无穷而未被清算。至于“十七年”强灌狼奶，甚至被当作正面的历史来歌颂，误导民众。职是之故，“狼性”未受触动的“狼孩们”依然故我。其中不少人，今天正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有的甚至身居要职，在朝中掌握着大权, 用他们当年豪迈的语言表达就是——“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

人们看到，在官场里，凡是那些捞钱狠、卖官狠、镇压狠、欺凌弱势群体狠的人物，不少是当年的“狼孩”。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域里，情况也大同小异。“狼孩”的集体性格——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只有狼才具备的本领和特异功能——还在继续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例子：不久前，即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点出2006年中被中纪委“痛打”的七大贪污犯的名，他们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
 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

在这七名大贪污犯中，除了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生于1958年，不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其余六名，全在我们探讨的年龄段之内，占了85.7个百分点。他们堕落为贪污犯，固然有今天的条件，但十七年强灌“狼奶”罪责难逃。“狼奶”改变了他们身体的基因，使他们缺乏道德操守，没有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们全都清楚，这七大贪污犯只不过是遍地皆是的贪污犯中的九牛之一毛，比他们官位高的大有人在，比他们官位低的也大有人在。笔者很希望社会学家就此题目做一番实证调查：看看在今天的贪污犯中，当年被灌“狼奶”十七年的“狼孩”——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今天，这个年龄段的人早已为人父母，或为人师表，难免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不良模式改造他人，或是用体内的“狼奶”基因哺育自己的子女、学生，对后代还将继续起毒化作用，从而对今后的中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对“狼孩群体”的集体性格不可不做认真分析，为的是肃清“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的流毒，净化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

　　　　　　　　　　　　　　　　　　　　２００７—３—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