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前现代”阶段的农业大国，中国的“三农”问题让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士都无法回避。同时，“三农”问题也是中共当局最大的软肋，尽管胡锦涛政权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口号，但是对于七八亿做牛做马的农民同胞来说，也不过是口水多于实惠罢了。“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地方，这也正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之后洛阳纸贵、却又横遭查禁（虽然书中有不少为胡温涂脂抹粉的地方）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对继续生活在农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的气氛像云雾一样弥漫在每一个乡村里。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只要能够逃离乡村，在城里什么活都愿意干。在传统中国，农民一般安居乐土，谁也不愿背井离乡，这一观念如今已不复存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首先，家乡以及土地本身，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收入和机会，甚至连衣服蔽体食物果腹都困难；其次，乡、村两级政府财政相当困难，便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苛捐杂税，让本来就已经微薄的农业收入几乎被压榨地一干二净；再其次，农民虽然是最大的纳税者群体，国家却对农民不负担任何义务，农民既没有享受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险待遇，还因为暴虐的计划生育政策等而被迫逃离家乡。

近期，中共当局举办各种盛大活动，大肆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上下以“长征精神”来创建“和谐社会”。此次大会，连许久未曾露面的前任党魁江泽民也高坐台上。可见，“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正统”地位不可小视之，江胡两代“核心”都想与之沾光。与此同时，昔日逼得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国民党，今日却对中共卑躬屈膝，其“名誉主席”连战一年之内第四度访问大陆。连战在彼岸失意，竞选屡战屡败，在彼岸却被奉若上宾，得意非凡，同中共高官们把酒言欢，并共同出席“两岸农产品交流会”。而更具讽刺意义的事实是：中共的宣传机构虽然可以将一次狼狈不堪的逃亡塑造成走向胜利的“长征”，却无法改变若干“革命老区”的真实状貌——红军来之前，这些地区确实贫困不堪；中共建政之后，这些地方更是堪称人间地狱，用“老区人民”自己发明的话来说，他们依然生活在“鬼地方”。

江西是昔日“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在“革命老区”之一的江西都昌县，当地的农民对政府基层干部的提防和恐惧，甚至超过了当年进村“扫荡”的日本鬼子。据《视点》杂志报道，当地农民向记者诉苦说：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该县大港镇镇干部及村委会一共四十多人到邓仕坂组搞征收，一行人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该组村民谢某一家三口外加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按标准每人需要交一百六十元“统筹提留”费用，一共是八百元。谢某是村里的特困户，但征收组对他一家毫不怜悯，他家里的一头一百二三十斤的猪被低价折价为三百多元，粮仓里不值钱的粮食被舀得只剩下一小口袋。此时临近春节，离夏收还有漫长的半年。征收组的大小官员们可不管农民的死活，搜索一番之后扬长而去，只差没有砸锅碗、拆房子了。谢某一家人在空空如也的家中，相对哭泣。有一个村民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鬼子进村，实行‘三光’政策啊。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啊。”该村村民还反映说，村民杀年猪，虽然平时杀猪和卖猪都已经交过了税费，可还要被强迫交数量不小的“生猪屠宰费”，即使家里不养猪也得交。他们村里还出台了所谓的“土政策”，每一个外出打工者每人需要交五十元。村民向村里的干部询问收取这一款项的原因，一名村干部粗暴地回答：“没有原因！这是你们必须交的！”

这个被农民愤怒称之为“鬼地方”的江西省都昌县，当年确实是一处光荣无比的“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共党史上频频出现，也被诸多党史专家们用充满敬畏的语气来描述。作家摩罗是都昌人，我在其家中读到过一本名叫《光荣的都昌》的书，这是一本都昌方志部门编写的小册子。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该县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有多少人为革命死难以及有多少人战功卓著成为将军等历史材料。如今，这种“光荣”已经雨打风去。如果将这些材料对照今天农民们的现状，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当年，农民积极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吗？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的老区人民，却以离开“革命老区”为其人生之最大梦想。这对“革命老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如今，中共当局在轰轰烈烈、劳民伤财地纪念“长征”的同时，是否应当用一点眼角的余光好好打量大量这块“鬼地方”的真实状貌呢？

今天，生活在如此朝不保夕的“新农村”里，农民们的处境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于是，农民们惟一的反抗方式便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如有的村民所感叹的那样：“只要有地方接受我迁移，去做牛做马，我也要离开这鬼地方。”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似乎牛和马亦比人更加珍贵。对于这样的“鬼地方”，年轻人自然可以一走了之，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机。但是，“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们还得留下来，还得继续受到官府的重重盘剥，甚至还得为家里的离开者缴纳所谓的“人头税”。都昌由风光无限的“革命老区”蜕变成人人诅咒的“鬼地方”，已然释放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诸多乡村地区的中共基层政权，在组织上已经黑社会化，在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中共统治的合法化已经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各级官僚们仍然不惜“杀鸡取卵”，他们企图捞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哪里会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呢？

其实，今日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乡村，何处不是像都昌一样的“鬼地方”呢？都昌只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亦是中共当局“新农村”的傀儡戏背后的真相。城里人是“人”，农村人是“鬼”——在北京闹市区的街头巷尾，我多次与那些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农妇们攀谈。这些蓬头垢面的农妇告诉我，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带着孩子到城市来找条活路。在家里，即便是拼死拼活干上一年，有时全部的收成还不够缴纳名目繁多的税收。虽然中央宣称从此免除农业税，但大家并没有感到日子有了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收费又像苍蝇一样扑了过来。

温家宝的那双“感动中国”的“破鞋”，大概很难踏上这片久违的“鬼地方”。以胡温之流有限的智慧，根本无法解释光荣的“革命老区”究竟是如何变成了充满怨毒和愤恨的“鬼地方”。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农民头上存在着诸多的毫无怜悯之心的“阎王”和“小鬼”（胡温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农民向来以纯善而著称，他们甘愿做“良民”，他们恋乡重土，如果不是“苛政猛于虎”，又怎么会轻易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鬼地方”绝对不是农民随口说出的一句激愤之语，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如何表达意见的孔道。但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往往便会语出惊人。忽视他们的感受和心声，也就是对社会的危机视而不见。农民们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他们生病了没有钱看病只好在家中等死，他们的孩子的学费无法凑够，他们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便是人，尤其是那些身处金字塔底端的人。如果人人都受到了伤害，人人都处于“离心离德”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么能拥有长治久安呢？

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肯定是“三农”问题，农民被“阶级隔离”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究竟有多少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真正在关注和思考“三农”问题呢？许多喝了几口洋墨水后归国、并被奉为“国师”的经济学家们，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农民的地位。他们所设想的中国的“富裕”和“崛起”，跟七八亿农民同胞毫无关系——这些确实没有多少“消费能力”的农民们，一下子被风度翩翩的学者们举重若轻地“忽略不计”。这样的经济学，是帮忙和帮闲的经济学，是没有良知和人性的学问。这样的经济学家，看穿了也就是一群吃人血馒头的家伙罢了。他们真该去像都昌那样的“鬼地方”呆上个几天，看他们还会不会继续鼓吹“中国在十年之后必将赶超美国”的豪言壮语呢？

在各大媒体上，有关“长征”的黄历被翻来翻去。对于自信心日渐萎缩的中共当局而言，“长征”的谎言当然可以继续讲述下去，但“鬼地方”的现实却不是通过唱唱“新农村”的大戏就能够改变的。昔日，一帮土匪一路烧杀劫掠的“长征”，并没有给底层民众带来任何福祉，它只是成为共军颠覆合法的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当年深受共军欺骗的农民群众，在中共建政以后却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并沦为连奴隶也不如的劣等公民。试想，如果他们早日料到这样的悲惨结局，又怎么会支持共军的武装叛乱呢？相反，他们定然会主动配合政府军戮力剿灭之。历史有时就是那么地荒谬，“长征”给中共带来了摆脱灭顶之灾的一线生机，却将更多的中国的土地变成了“鬼地方”、将更多的中国人变成了路上的冻死骨。此种“长征”何必“纪念”？

昔日光荣今日耻，老弱病残“新农村”。劝党少唱“长征”戏，低头思量“鬼地方”。

作为一个“前现代”阶段的农业大国，中国的“三农”问题让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士都无法回避。同时，“三农”问题也是中共当局最大的软肋，尽管胡锦涛政权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口号，但是对于七八亿做牛做马的农民同胞来说，也不过是口水多于实惠罢了。“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地方，这也正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之后洛阳纸贵、却又横遭查禁（虽然书中有不少为胡温涂脂抹粉的地方）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对继续生活在农村感到绝望，这种绝望的气氛像云雾一样弥漫在每一个乡村里。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只要能够逃离乡村，在城里什么活都愿意干。在传统中国，农民一般安居乐土，谁也不愿背井离乡，这一观念如今已不复存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首先，家乡以及土地本身，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收入和机会，甚至连衣服蔽体食物果腹都困难；其次，乡、村两级政府财政相当困难，便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苛捐杂税，让本来就已经微薄的农业收入几乎被压榨地一干二净；再其次，农民虽然是最大的纳税者群体，国家却对农民不负担任何义务，农民既没有享受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险待遇，还因为暴虐的计划生育政策等而被迫逃离家乡。

近期，中共当局举办各种盛大活动，大肆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上下以“长征精神”来创建“和谐社会”。此次大会，连许久未曾露面的前任党魁江泽民也高坐台上。可见，“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正统”地位不可小视之，江胡两代“核心”都想与之沾光。与此同时，昔日逼得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国民党，今日却对中共卑躬屈膝，其“名誉主席”连战一年之内第四度访问大陆。连战在彼岸失意，竞选屡战屡败，在彼岸却被奉若上宾，得意非凡，同中共高官们把酒言欢，并共同出席“两岸农产品交流会”。而更具讽刺意义的事实是：中共的宣传机构虽然可以将一次狼狈不堪的逃亡塑造成走向胜利的“长征”，却无法改变若干“革命老区”的真实状貌——红军来之前，这些地区确实贫困不堪；中共建政之后，这些地方更是堪称人间地狱，用“老区人民”自己发明的话来说，他们依然生活在“鬼地方”。

江西是昔日“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在“革命老区”之一的江西都昌县，当地的农民对政府基层干部的提防和恐惧，甚至超过了当年进村“扫荡”的日本鬼子。据《视点》杂志报道，当地农民向记者诉苦说：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该县大港镇镇干部及村委会一共四十多人到邓仕坂组搞征收，一行人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该组村民谢某一家三口外加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按标准每人需要交一百六十元“统筹提留”费用，一共是八百元。谢某是村里的特困户，但征收组对他一家毫不怜悯，他家里的一头一百二三十斤的猪被低价折价为三百多元，粮仓里不值钱的粮食被舀得只剩下一小口袋。此时临近春节，离夏收还有漫长的半年。征收组的大小官员们可不管农民的死活，搜索一番之后扬长而去，只差没有砸锅碗、拆房子了。谢某一家人在空空如也的家中，相对哭泣。有一个村民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鬼子进村，实行‘三光’政策啊。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啊。”该村村民还反映说，村民杀年猪，虽然平时杀猪和卖猪都已经交过了税费，可还要被强迫交数量不小的“生猪屠宰费”，即使家里不养猪也得交。他们村里还出台了所谓的“土政策”，每一个外出打工者每人需要交五十元。村民向村里的干部询问收取这一款项的原因，一名村干部粗暴地回答：“没有原因！这是你们必须交的！”

这个被农民愤怒称之为“鬼地方”的江西省都昌县，当年确实是一处光荣无比的“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共党史上频频出现，也被诸多党史专家们用充满敬畏的语气来描述。作家摩罗是都昌人，我在其家中读到过一本名叫《光荣的都昌》的书，这是一本都昌方志部门编写的小册子。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该县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有多少人为革命死难以及有多少人战功卓著成为将军等历史材料。如今，这种“光荣”已经雨打风去。如果将这些材料对照今天农民们的现状，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当年，农民积极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吗？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的老区人民，却以离开“革命老区”为其人生之最大梦想。这对“革命老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如今，中共当局在轰轰烈烈、劳民伤财地纪念“长征”的同时，是否应当用一点眼角的余光好好打量大量这块“鬼地方”的真实状貌呢？

今天，生活在如此朝不保夕的“新农村”里，农民们的处境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于是，农民们惟一的反抗方式便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如有的村民所感叹的那样：“只要有地方接受我迁移，去做牛做马，我也要离开这鬼地方。”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似乎牛和马亦比人更加珍贵。对于这样的“鬼地方”，年轻人自然可以一走了之，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机。但是，“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们还得留下来，还得继续受到官府的重重盘剥，甚至还得为家里的离开者缴纳所谓的“人头税”。都昌由风光无限的“革命老区”蜕变成人人诅咒的“鬼地方”，已然释放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诸多乡村地区的中共基层政权，在组织上已经黑社会化，在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中共统治的合法化已经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各级官僚们仍然不惜“杀鸡取卵”，他们企图捞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哪里会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呢？

其实，今日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乡村，何处不是像都昌一样的“鬼地方”呢？都昌只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亦是中共当局“新农村”的傀儡戏背后的真相。城里人是“人”，农村人是“鬼”——在北京闹市区的街头巷尾，我多次与那些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农妇们攀谈。这些蓬头垢面的农妇告诉我，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带着孩子到城市来找条活路。在家里，即便是拼死拼活干上一年，有时全部的收成还不够缴纳名目繁多的税收。虽然中央宣称从此免除农业税，但大家并没有感到日子有了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收费又像苍蝇一样扑了过来。

温家宝的那双“感动中国”的“破鞋”，大概很难踏上这片久违的“鬼地方”。以胡温之流有限的智慧，根本无法解释光荣的“革命老区”究竟是如何变成了充满怨毒和愤恨的“鬼地方”。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农民头上存在着诸多的毫无怜悯之心的“阎王”和“小鬼”（胡温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农民向来以纯善而著称，他们甘愿做“良民”，他们恋乡重土，如果不是“苛政猛于虎”，又怎么会轻易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鬼地方”绝对不是农民随口说出的一句激愤之语，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如何表达意见的孔道。但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往往便会语出惊人。忽视他们的感受和心声，也就是对社会的危机视而不见。农民们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他们生病了没有钱看病只好在家中等死，他们的孩子的学费无法凑够，他们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便是人，尤其是那些身处金字塔底端的人。如果人人都受到了伤害，人人都处于“离心离德”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么能拥有长治久安呢？

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肯定是“三农”问题，农民被“阶级隔离”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究竟有多少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真正在关注和思考“三农”问题呢？许多喝了几口洋墨水后归国、并被奉为“国师”的经济学家们，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农民的地位。他们所设想的中国的“富裕”和“崛起”，跟七八亿农民同胞毫无关系——这些确实没有多少“消费能力”的农民们，一下子被风度翩翩的学者们举重若轻地“忽略不计”。这样的经济学，是帮忙和帮闲的经济学，是没有良知和人性的学问。这样的经济学家，看穿了也就是一群吃人血馒头的家伙罢了。他们真该去像都昌那样的“鬼地方”呆上个几天，看他们还会不会继续鼓吹“中国在十年之后必将赶超美国”的豪言壮语呢？

在各大媒体上，有关“长征”的黄历被翻来翻去。对于自信心日渐萎缩的中共当局而言，“长征”的谎言当然可以继续讲述下去，但“鬼地方”的现实却不是通过唱唱“新农村”的大戏就能够改变的。昔日，一帮土匪一路烧杀劫掠的“长征”，并没有给底层民众带来任何福祉，它只是成为共军颠覆合法的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当年深受共军欺骗的农民群众，在中共建政以后却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并沦为连奴隶也不如的劣等公民。试想，如果他们早日料到这样的悲惨结局，又怎么会支持共军的武装叛乱呢？相反，他们定然会主动配合政府军戮力剿灭之。历史有时就是那么地荒谬，“长征”给中共带来了摆脱灭顶之灾的一线生机，却将更多的中国的土地变成了“鬼地方”、将更多的中国人变成了路上的冻死骨。此种“长征”何必“纪念”？

昔日光荣今日耻，老弱病残“新农村”。劝党少唱“长征”戏，低头思量“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