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

“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