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看到国王的画像，和西班牙人谈起国王，回味一下，又感觉“偶像”的概念在这里有点不一样。他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西班牙人对这位国王的崇拜，不是子民对国王的臣服，也不完全是对君主的敬意，里面还有一点“迷”的味道，如同在着迷一个明星。国王长得挺拔神气，在西班牙人眼中不是神话般高大领袖的形象，倒是有点对欣赏俊勇男子的意思。反过来，他们既赞赏他的平民化，又不妨碍他们牢牢记得，这是他们时刻引为骄傲的君主。虽然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女王不相上下，可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金色冠冕不是一个皇家摆设。这位国王在精神上是一个对西班牙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看到国王的画像，和西班牙人谈起国王，回味一下，又感觉“偶像”的概念在这里有点不一样。他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西班牙人对这位国王的崇拜，不是子民对国王的臣服，也不完全是对君主的敬意，里面还有一点“迷”的味道，如同在着迷一个明星。国王长得挺拔神气，在西班牙人眼中不是神话般高大领袖的形象，倒是有点对欣赏俊勇男子的意思。反过来，他们既赞赏他的平民化，又不妨碍他们牢牢记得，这是他们时刻引为骄傲的君主。虽然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女王不相上下，可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金色冠冕不是一个皇家摆设。这位国王在精神上是一个对西班牙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