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六四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高峡平湖”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获得中共高层的全力支持。从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击败主建派林一山，一直到1989年4月，中共承诺五年内不会上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依然还是一个梦。六四屠城之后，收集了反对派意见、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被视作“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遭到下架、焚烧和化为纸浆的命运。三峡工程反对派也因此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笔者认为，一个容忍焚书的社会，必将为焚书的野蛮行为支付难以承受的代价！

当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机制再次降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出现川普式的竞选者？中国的选民会不会再次把民族复兴的梦想寄托在中国的川普身上？ 川普和他的MAGA运动虽然不能对上述问题给出直接答案，但是川普的成败以及他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具有极高的参考、借鉴和警示意义。 

虽然国际社会不能对各国的司法行为进行直接干涉，但是可以采取一些间接、软性的方法来约束各国的司法行为、促进其文明化。例如，可以制定一套体现司法文明公正的标准，予以公布、宣传，让民众知道怎样的司法才是文明公正的，并且利用这套标准来给各国的司法状况进行打分、评级，达不到一定分数的国家，在外交、贸易等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司法状况达不到一定分数等级的国家，无权发布红色通缉令，发布了也不予理会。你司法不文明公正，怎么能保证当事人不是被冤枉的？

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次的“⾮法出版”、第⼆次的“聚众扰乱”，终于进展到第三次的“煽动颠覆”。可以预料的是，我也终将会被以“煽动颠覆”⽽判罪。其间的节律进程，如同⽬前正在发⽣的⼤历史⼀样，步步切⼊深层结构的核⼼。

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是以巨婴为主流的文化，中国社会是被巨婴运行的社会。心理独立的成年人在这个群体中是少数，且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社会那些问题中的多数都是由此引起。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恶化催生了2022年中文世界里的一个流行词：润学（润对应英文中的run; 润学即逃离中国的学问）。

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到统治者们对这个国家的认知从自大到自卑，又从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断轮回。自大时满是全能自恋；自卑时满是怨毒和处心积虑。他们没有能力安然自处于自恋和自卑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意识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拥有“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心态。

就因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扒下了激进革命派的内裤，我被“民主斗士”打入另册、开除教籍，泼了满身满脸的污水。若是他们手里有权，我大约老早就被他们绑上了火刑柱。“性格决定命运”，执意求真并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湖南人性格，大概就是我多灾多难命运的总祸根。

蒋志青先生在《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一文中说过:我们必须铲除中国产生毛泽东的专制土壤。这种专制土壤就是中央集权独裁统治制度。对于民主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要铲除中国的专制土壤，就必须建立杜绝集权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和杜绝专权的联邦议会二元制政府架构。中国人，我们为此而努力吧！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的主要权力形态是“同意权力”，即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订立契约，以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行为。“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意权力中才发生，因为同意权力建立在契约上，执行着权力的人是否遵行契约是一个须随时加以监督的问题。”

唯有人民持續地關注以及監督我們自己選出來的民代，同時讓民代意識到選民的知識觀念和公民團體的行動，已經形成普遍且有效的監督力，民代才會戒慎恐懼而不會胡作非為。透過全體公民監督的力量，讓民代清楚了解到他們不是只有在選舉的時候為秀出漂亮的政見和口號，在他當選往後四年任期裡面的每一天，都要為他的政治承諾、議員職權、選民的期許來負責。

中共几乎每届中央大会都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实际上却没有具体措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怎样才算是开启了民主转型呢？目前普遍认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主要有以下八个特征：言论自由、多党竞争执政、一人一票的选举、军队国家化、三权（或五权）分立、地方自治、自由的市场经济、高度的私有化。

学者和弄权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志趣不同、思考的动机不同、社会功能也不同。但中国的极权传统历史悠久，权力是流淌于其肌体中每个层级，上至朝廷庙堂、下至每个普通人家庭的血液。这对在其中长大、受教育、度过一生的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把他们几乎尽数打入弄权者的行列。

一个社会不被弄权者领向毁灭的唯一希望是忠实于真理而能与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学者阶层。他们知道“我们”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伟大和正确，“我们”的敌人也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邪恶和不堪。他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些认知。不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将在愚昧和苦痛中不断轮回，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则可少遭受一些磨难。

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之后的政局状况充分证明，如果中国民主维权力量不够强大，不能有力主导民主转型、无法充分实现转型正义，过分依赖国际助力、中共内讧与自变等外因促成“去共”与转型，那么，恐怕很难不重蹈哈国转型失败之覆辙，亦不易摆脱类似于“辛亥革命”那样的转型成果大部丧失的殷鉴。

虽然王若望先生“八九六四”后被当局驱逐中国，我们回顾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可以说王若望提出的“全盘西化”“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在中国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确融入了资本因素的西化，更多的反叛者为中国的西化做了许多，所谓西化就是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现代化之中，这对中国社会转型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