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如专制独裁、惨烈内卷、从上到下道德沦丧、虚假信息充斥感官、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打压等，可以解读为政治现象，也可以解读为文化现象。解读为政治现象即把问题归咎于中共政权的暴虐和腐败。解读为文化现象的理由则是类似的问题久已有之，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无法不把它们当作中华文化的有机一部分来看待。

问题的解读方式不同，其合适的解决方式就不同。解读为政治现象时，解决方式直截了当：共产党倒了台，中国即可在以上诸多方面都马上好起来。解读为文化现象时，问题的难度就大得多。

两种解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把问题解读为政治现象的人自己是置身事外、道德高洁的审判者。如果把问题解读为文化现象，那么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尝试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中的一些，使用的概念框架出自武志红解读中国人心理的开创性著作《巨婴国》。巨婴就是在生理上已经成年，在心理上却仍然处于婴儿状态的人。

武志红认为，0到6 个月的婴儿有三个心理特征：
（1）共生。婴儿无法独立生存，必须附着于母体。也无法分清自己与母体的界限，认为自己就是母体，对母体有绝对控制权。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绕着我转、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话。
（2）全能自恋。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法接受与此相反的现实。
（3）偏执分裂。偏执即“我的判断、我的意愿必须坚持下去”。分裂即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两极，没有中间地带，且两极无法并存。

巨婴虽然是成年人，但仍然具有类似于婴儿的心理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其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其社会生活中。本文讨论这些表现的几个方面。

共生模式

与婴儿相似，巨婴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也表现出人我不分的特征。在家庭里，他们无法分清自己与孩子的界限，要求孩子事事都听自己的，孩子所有与自己不同的意愿都该翦除。在社会中，巨婴无法分清自己与朋友、下属、同事的界限，认为所有人都举双手赞同自己的想法，他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想不到别人可能有与自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利益，而这些视角和利益与自己的视角和利益有完全同等的合法性。

《纽约时报》中文版上曾经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定居。文章中谈到她的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希望过来照顾她的生活。当女儿回答“你应该拥有你自己的生活”时，母亲不能理解这话的意思。这就是共生的症状。这位母亲把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押在了控制女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意识不到的是：
首先，女儿早已拥有了自己对生活的成熟的看法，其中许多方面的成熟度可能超过了自己。

其次，对女儿的全方位控制是在扼杀其生命力。这违背了父母的天职。

第三，要控制女儿的强烈欲望是由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一片空白、无枝可依。

她也意识不到自己有其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如把主要精力用于耕耘自己、学会独自面对各种困境和窘境、把与他人（包括家庭成员）的互动只作为自己生活的辅料。

这里可以把母体作更广义的定义：母体就是巨婴们共存的共同体。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间教室、一个公司科室、整个国家、以至于整个世界。一个巨婴可能属于许多个大大小小的母体。使用武志红的一个比方，一个母体就是一座紫禁城，其中的皇帝居于正中，周围其他人的存在是为了服侍皇帝的各种需要。皇帝与紫禁城之间的关系就是婴儿与其尽心尽职的母体之间的关系：婴儿一哭，母体就马上过来照顾。

按照这个定义，母体与其说是一个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心理概念：一个母体只对承认其存在的个体有意义。在一个由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和事事叛逆的儿子组成的家庭里，对于母亲而言，母体包括自己和儿子；但对儿子而言，自己并不是这个母体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在一些社群单位中的独立意识强而是另一些社群单位中的巨婴。

在当代世界中，一种重要的大型母体是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中的狂热爱国主义者而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这个母体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于同一个统一意志。但另一些心理较为独立的人可能并不把自己看成这个母体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野心越大，他眼中的母体的范围也就越大。他处心积虑，要在这个母体之内追逐“皇帝”的地位。对于想要当世界革命领袖、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而言，其母体就是整个世界。

巨婴与母体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他站在母体的角度思考、用母体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是非、替母体感受各种情绪、也替母体向其他个体发号施令；他与母体中的其他个体之间没有边界、浑然一体。
巨婴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把社群、民族、国家、政权当作自己的母体、与它们共生。下面是这些共生状态的几个侧面：

（1）个人与“父母”的共生。这里的“父母”包括生物意义上的父母，也包括精神上具有“父母”功能的个体和母体。在中国，溶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边界的强大溶剂是忠孝文化：“孝顺”一词的重心落在“顺”字，顺就是将自己消融于无形，成为母体的有机一部分。孝是家庭中的共生关系，忠是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忠孝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人顺从每一个母体中的那个“皇帝”：在家庭这个小母体中，皇帝就是父母；在社会这个大母体中，皇帝就是体制中的各种有权有势者。

忠孝文化的强大威力的一个旁证是“母亲”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高居神坛之上的除了生物意义上的母亲，还有“母亲河”、“祖国母亲”、“我把党来比母亲”等。在这些伟大的概念面前，人唯一的反应只能是“顺”。顺从一生的结果是：遇到风浪，不管巨婴的生理年龄有多大，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妈”（武志红语）。所以他的认识格局也一生都无法超越“妈”的水平。

由于“妈”的最高哲学就是禁止孩子做任何她认为不妥的事，完全不顾孩子自己的判断，许多人表面上对“妈”表现出顺从，内心里则在积聚不满和怨恨。虽然母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许多人在侮辱他人时总是要从其母亲那里开骂，这似乎传达出他们下意识里对母亲这个社会角色的怨恨情绪。

与此相关的是，多数中国人对有权有势者、对政权的态度是：他们只有对其权力的畏惧，而无对其品行的敬仰。曾经骑在老百姓脖子上的大老爷们一旦失去权势，结局都很悲惨。网上流传的“陈云遗训”中对将来被挖祖坟的恐惧是真实的。

（2）个人与社群的共生。巨婴与其社群的共生关系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人的重要行为准则之一：脸面。一个人的脸面是被社群中众人审视他的眼光所定义。由于世俗眼光存在种种偏见，他的一件在众人面前“丢脸”的事不一定违背他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但巨婴不敢坚持自己内心的判断，而是屈服于周围众人的判断。这就是站在母体的角度思考、用母体的价值观来裁决自己。

（3）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共生。巨婴们经常充当道德法庭上的最高审判官、中华民族的官方发言人，对他人的“不孝”、“汉奸”等行为大加口诛笔伐。他们代表全国人民立论，在言谈和文章中主旨宏大，言必称家国天下，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清末民初的“为四万万同胞喊冤/争人格/享安乐…”、当代的“以人民的名义”、“中国可以说不”、“十四亿中国人不答应”。他们代表中华民族全能自恋、矮化其他民族；如果没法在现实中赢，就在想象中赢、在武侠小说和抗日神剧中赢。他们对个体的遭遇和感受视而不见，也没有话题能感动到他们自己。据说胡适曾说过：“中国人从不爱中国人，但却很爱国。” 这就是与国家、民族处于共生状态的巨婴思维方式。

在晚清，中国的几场巨大内乱（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和云南回变等）对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损害比欧美列强对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损害大好几个数量级，其中的每一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死亡，但前者对智识阶层的震动远不及后者。革命家们驱逐异族、建立强权的呼召总是能激起国人的强烈共鸣，而改良家们改善民生的主张总是泥牛入海。这些也是个人与国家的共生模式的反映。

（4）个人与政权的共生。很多人把对中共政权的批评等同于对自己的不敬和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这是个人与政权共生的表现。当代的“小粉红”就是与政权共生的巨婴。

这样的思维方式并非只有当代独有。顾炎武曾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里说的“亡国” 实际是亡政权，或政权更迭，而“亡天下”是社会的整个结构的崩塌。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崩塌和大范围的流血成河，这是在“亡国”的同时“亡天下”，所以许多古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但顾炎武指出政权更迭并不一定等于社会崩塌。人们对政权更迭的恐惧是由于他们与政权的共生状态，这让他们无法用理性来思考自己的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巨婴性格的几个特征

在共生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巨婴有几个性格特征：

（1）权力欲。在每个大大小小的母体中，只有一个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人就是这个母体的“皇帝”。“皇帝”的无上权力和至高地位是母体中其他成员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耳濡目染的最完美的榜样，塑造了他们一生奉行的价值观：有了权力，就可以控制他人、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幸福、生活就有了意义；没有权力，生活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权力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武志红说：“中国男人多有皇帝梦，而中国女人多有皇太后梦。” 皇帝是母体的绝对控制者，皇太后则通过控制当了皇帝的儿子来控制整个母体。在中国古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中，婆婆就是家中的皇太后，她通过控制儿子来控制整个家庭，而媳妇的人生终极理想就是在家庭这个小小的母体中爬上皇太后的地位。

在社会上，巨婴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缘、把其他人踩下去，在更大的母体中争夺“皇帝”的地位。当上了某个母体的“皇帝”的巨婴以压制和控制他人来彰显自己的生命意义。母体之内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独立意愿的人对他的绝对统治地位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也尤其为他所嫉恨。在他只能居于弱小地位的另一些母体之内，他努力压制自己的权力欲，曲意讨得那里的“皇帝”的欢心。被压制的权力欲并不会自己消失，而是积聚在他的心中，等待时机爆发。

（2）不安全感。《论语》中说孔子待人接物的态度是“恭而安”。这里的“安”字值得注意：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人在许多情境中都被不安全感驾驭，这在巨婴中尤其如此。巨婴的不安全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脱离母体独立存在的恐惧；这好像婴儿被陌生人从母亲怀里抱走时的恐惧。巨婴们的这种恐惧保证了母体的完整存在。第二种是失去对母体的控制权的恐惧：如果自己不能控制母体、控制别人，自己就会被别人控制，母体就会从天堂变成地狱。

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是巨婴追逐权力的另一种动力：怕失去，所以要拼命得到。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在父母面前的争宠就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母体中的每个巨婴成员都有这种不安全感、都要想尽办法制服别人，所以母体中总是充满了焦虑、冲突、甚至血腥。武志红把这种现象称为“共生绞杀”。

巨婴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影响到他们培养教育下一代的方式。他们叫孩子上各种补习班、才艺课、参加各种竞赛、将孩子的所有课余时间填满、想尽办法讨老师的欢心，唯恐孩子在社会上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甩在后面。这样的教育方式保证了巨婴的特色代代相传。

（3）对他人的责任感的缺失。所谓责任，是理解、尊重他人的需求，并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些需求。也就是说，责任的前提是理解他人的需求。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对他人负有责任，并且以担负起这些责任为乐。婴儿对他人没有责任：他只知道根据本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做事，完全不必考虑他人的需求。巨婴也是如此。一个例子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僚都只以压榨、作弄百姓为乐，而不想办法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缺乏责任感的巨婴症状。民主社会中的巨婴较少而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较多，所以他们推选出的官僚通常对大众的责任感更强。

控制欲强烈的母亲认为对孩子的控制是“为他们好”、把这当成是伟大的母爱，但这其实只是生物本能。她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做事，而不知道考虑孩子的需求，这与婴儿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不是她在履行自己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应有的责任。

（4）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所谓信任，就是相信他人的独立判断，即使这个判断与自己的不完全一样。如果自己委以信任的人的做事结果与自己的意愿不符，那么自己承担起不当信任的责任，而不是责怪做事者。信任只有在心理独立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建立。巨婴不知道别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独立判断，所以也不可能信任别人。有两个关于中国人的说法都与信任有关：第一个是孙中山说的“一盘散沙”，第二个是说单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但聚在一起时，每个都成了一条虫。这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巨婴与心理独立的人可以分别对应《论语》中的小人和君子：“君子易事而难说（悦）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器之” 即量才使用，这就是基于信任。“求备” 就是求全责备，这就是不信任他人的巨婴思维。

《论语》中有另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了对他人的信任，才能有“和”的可能性。

极权社会的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巨婴思维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每一级的有权者都要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5）两极思维和情绪。巨婴对世界的认识经常是婴儿般的黑白两极：敌或是我、好或是坏、输或是赢、比自己强大或是比自己弱小。是敌，就要不择手段地除掉；是我，就要完全听我的话。

两极思维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中一种被称颂的道德品质：“爱憎分明”。这是小孩子看世界的方式。巨婴把同样的思维方式也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跟一个国家友好的时候忘了所有曾经的分歧和不愉快，跟它交恶的时候祭出骂街模式和各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

一对在当代中文世界里常见的两极概念是正能量和负能量。正能量是母体中的“皇帝”掌控了局势时的洋洋自得，负能量是没当上皇帝的那些人在生命力受挫时的苦闷和绝望。从古时候的大臣奏折中，到当代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上都满满充斥着正能量。这是因为各种母体的“皇帝”们的全能自恋的心态。他们不敢面对负能量。但负能量不会自己消失。被压制的负能量集中爆发的年代就是中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年代。中国近代的巨大社会运动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中国共产党的兴起都是底层民众被压制的负能量找到爆发突破口的例子。

两极情绪也反映在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的定位中：

古代：“中央天朝”。

清末（后来统治者的评价）：“百年国耻”。

毛时代：“解放全人类”。

邓时代：“韬光养晦”。

习时代：“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到统治者们对这个国家的认知从自大到自卑，又从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断轮回。自大时满是全能自恋；自卑时满是怨毒和处心积虑。他们没有能力安然自处于自恋和自卑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意识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拥有“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心态。

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如专制独裁、惨烈内卷、从上到下道德沦丧、虚假信息充斥感官、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打压等，可以解读为政治现象，也可以解读为文化现象。解读为政治现象即把问题归咎于中共政权的暴虐和腐败。解读为文化现象的理由则是类似的问题久已有之，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无法不把它们当作中华文化的有机一部分来看待。

问题的解读方式不同，其合适的解决方式就不同。解读为政治现象时，解决方式直截了当：共产党倒了台，中国即可在以上诸多方面都马上好起来。解读为文化现象时，问题的难度就大得多。

两种解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把问题解读为政治现象的人自己是置身事外、道德高洁的审判者。如果把问题解读为文化现象，那么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尝试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中的一些，使用的概念框架出自武志红解读中国人心理的开创性著作《巨婴国》。巨婴就是在生理上已经成年，在心理上却仍然处于婴儿状态的人。

武志红认为，0到6 个月的婴儿有三个心理特征：
（1）共生。婴儿无法独立生存，必须附着于母体。也无法分清自己与母体的界限，认为自己就是母体，对母体有绝对控制权。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绕着我转、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话。
（2）全能自恋。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法接受与此相反的现实。
（3）偏执分裂。偏执即“我的判断、我的意愿必须坚持下去”。分裂即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两极，没有中间地带，且两极无法并存。

巨婴虽然是成年人，但仍然具有类似于婴儿的心理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其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其社会生活中。本文讨论这些表现的几个方面。

共生模式

与婴儿相似，巨婴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也表现出人我不分的特征。在家庭里，他们无法分清自己与孩子的界限，要求孩子事事都听自己的，孩子所有与自己不同的意愿都该翦除。在社会中，巨婴无法分清自己与朋友、下属、同事的界限，认为所有人都举双手赞同自己的想法，他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想不到别人可能有与自己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利益，而这些视角和利益与自己的视角和利益有完全同等的合法性。

《纽约时报》中文版上曾经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定居。文章中谈到她的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希望过来照顾她的生活。当女儿回答“你应该拥有你自己的生活”时，母亲不能理解这话的意思。这就是共生的症状。这位母亲把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押在了控制女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意识不到的是：
首先，女儿早已拥有了自己对生活的成熟的看法，其中许多方面的成熟度可能超过了自己。

其次，对女儿的全方位控制是在扼杀其生命力。这违背了父母的天职。

第三，要控制女儿的强烈欲望是由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一片空白、无枝可依。

她也意识不到自己有其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如把主要精力用于耕耘自己、学会独自面对各种困境和窘境、把与他人（包括家庭成员）的互动只作为自己生活的辅料。

这里可以把母体作更广义的定义：母体就是巨婴们共存的共同体。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间教室、一个公司科室、整个国家、以至于整个世界。一个巨婴可能属于许多个大大小小的母体。使用武志红的一个比方，一个母体就是一座紫禁城，其中的皇帝居于正中，周围其他人的存在是为了服侍皇帝的各种需要。皇帝与紫禁城之间的关系就是婴儿与其尽心尽职的母体之间的关系：婴儿一哭，母体就马上过来照顾。

按照这个定义，母体与其说是一个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心理概念：一个母体只对承认其存在的个体有意义。在一个由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和事事叛逆的儿子组成的家庭里，对于母亲而言，母体包括自己和儿子；但对儿子而言，自己并不是这个母体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在一些社群单位中的独立意识强而是另一些社群单位中的巨婴。

在当代世界中，一种重要的大型母体是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中的狂热爱国主义者而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这个母体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于同一个统一意志。但另一些心理较为独立的人可能并不把自己看成这个母体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野心越大，他眼中的母体的范围也就越大。他处心积虑，要在这个母体之内追逐“皇帝”的地位。对于想要当世界革命领袖、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而言，其母体就是整个世界。

巨婴与母体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他站在母体的角度思考、用母体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是非、替母体感受各种情绪、也替母体向其他个体发号施令；他与母体中的其他个体之间没有边界、浑然一体。
巨婴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把社群、民族、国家、政权当作自己的母体、与它们共生。下面是这些共生状态的几个侧面：

（1）个人与“父母”的共生。这里的“父母”包括生物意义上的父母，也包括精神上具有“父母”功能的个体和母体。在中国，溶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边界的强大溶剂是忠孝文化：“孝顺”一词的重心落在“顺”字，顺就是将自己消融于无形，成为母体的有机一部分。孝是家庭中的共生关系，忠是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忠孝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人顺从每一个母体中的那个“皇帝”：在家庭这个小母体中，皇帝就是父母；在社会这个大母体中，皇帝就是体制中的各种有权有势者。

忠孝文化的强大威力的一个旁证是“母亲”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高居神坛之上的除了生物意义上的母亲，还有“母亲河”、“祖国母亲”、“我把党来比母亲”等。在这些伟大的概念面前，人唯一的反应只能是“顺”。顺从一生的结果是：遇到风浪，不管巨婴的生理年龄有多大，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妈”（武志红语）。所以他的认识格局也一生都无法超越“妈”的水平。

由于“妈”的最高哲学就是禁止孩子做任何她认为不妥的事，完全不顾孩子自己的判断，许多人表面上对“妈”表现出顺从，内心里则在积聚不满和怨恨。虽然母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许多人在侮辱他人时总是要从其母亲那里开骂，这似乎传达出他们下意识里对母亲这个社会角色的怨恨情绪。

与此相关的是，多数中国人对有权有势者、对政权的态度是：他们只有对其权力的畏惧，而无对其品行的敬仰。曾经骑在老百姓脖子上的大老爷们一旦失去权势，结局都很悲惨。网上流传的“陈云遗训”中对将来被挖祖坟的恐惧是真实的。

（2）个人与社群的共生。巨婴与其社群的共生关系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人的重要行为准则之一：脸面。一个人的脸面是被社群中众人审视他的眼光所定义。由于世俗眼光存在种种偏见，他的一件在众人面前“丢脸”的事不一定违背他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但巨婴不敢坚持自己内心的判断，而是屈服于周围众人的判断。这就是站在母体的角度思考、用母体的价值观来裁决自己。

（3）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共生。巨婴们经常充当道德法庭上的最高审判官、中华民族的官方发言人，对他人的“不孝”、“汉奸”等行为大加口诛笔伐。他们代表全国人民立论，在言谈和文章中主旨宏大，言必称家国天下，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清末民初的“为四万万同胞喊冤/争人格/享安乐…”、当代的“以人民的名义”、“中国可以说不”、“十四亿中国人不答应”。他们代表中华民族全能自恋、矮化其他民族；如果没法在现实中赢，就在想象中赢、在武侠小说和抗日神剧中赢。他们对个体的遭遇和感受视而不见，也没有话题能感动到他们自己。据说胡适曾说过：“中国人从不爱中国人，但却很爱国。” 这就是与国家、民族处于共生状态的巨婴思维方式。

在晚清，中国的几场巨大内乱（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和云南回变等）对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损害比欧美列强对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损害大好几个数量级，其中的每一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死亡，但前者对智识阶层的震动远不及后者。革命家们驱逐异族、建立强权的呼召总是能激起国人的强烈共鸣，而改良家们改善民生的主张总是泥牛入海。这些也是个人与国家的共生模式的反映。

（4）个人与政权的共生。很多人把对中共政权的批评等同于对自己的不敬和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这是个人与政权共生的表现。当代的“小粉红”就是与政权共生的巨婴。

这样的思维方式并非只有当代独有。顾炎武曾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里说的“亡国” 实际是亡政权，或政权更迭，而“亡天下”是社会的整个结构的崩塌。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崩塌和大范围的流血成河，这是在“亡国”的同时“亡天下”，所以许多古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但顾炎武指出政权更迭并不一定等于社会崩塌。人们对政权更迭的恐惧是由于他们与政权的共生状态，这让他们无法用理性来思考自己的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巨婴性格的几个特征

在共生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巨婴有几个性格特征：

（1）权力欲。在每个大大小小的母体中，只有一个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人就是这个母体的“皇帝”。“皇帝”的无上权力和至高地位是母体中其他成员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耳濡目染的最完美的榜样，塑造了他们一生奉行的价值观：有了权力，就可以控制他人、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幸福、生活就有了意义；没有权力，生活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权力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武志红说：“中国男人多有皇帝梦，而中国女人多有皇太后梦。” 皇帝是母体的绝对控制者，皇太后则通过控制当了皇帝的儿子来控制整个母体。在中国古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中，婆婆就是家中的皇太后，她通过控制儿子来控制整个家庭，而媳妇的人生终极理想就是在家庭这个小小的母体中爬上皇太后的地位。

在社会上，巨婴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缘、把其他人踩下去，在更大的母体中争夺“皇帝”的地位。当上了某个母体的“皇帝”的巨婴以压制和控制他人来彰显自己的生命意义。母体之内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独立意愿的人对他的绝对统治地位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也尤其为他所嫉恨。在他只能居于弱小地位的另一些母体之内，他努力压制自己的权力欲，曲意讨得那里的“皇帝”的欢心。被压制的权力欲并不会自己消失，而是积聚在他的心中，等待时机爆发。

（2）不安全感。《论语》中说孔子待人接物的态度是“恭而安”。这里的“安”字值得注意：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人在许多情境中都被不安全感驾驭，这在巨婴中尤其如此。巨婴的不安全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脱离母体独立存在的恐惧；这好像婴儿被陌生人从母亲怀里抱走时的恐惧。巨婴们的这种恐惧保证了母体的完整存在。第二种是失去对母体的控制权的恐惧：如果自己不能控制母体、控制别人，自己就会被别人控制，母体就会从天堂变成地狱。

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是巨婴追逐权力的另一种动力：怕失去，所以要拼命得到。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在父母面前的争宠就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母体中的每个巨婴成员都有这种不安全感、都要想尽办法制服别人，所以母体中总是充满了焦虑、冲突、甚至血腥。武志红把这种现象称为“共生绞杀”。

巨婴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影响到他们培养教育下一代的方式。他们叫孩子上各种补习班、才艺课、参加各种竞赛、将孩子的所有课余时间填满、想尽办法讨老师的欢心，唯恐孩子在社会上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甩在后面。这样的教育方式保证了巨婴的特色代代相传。

（3）对他人的责任感的缺失。所谓责任，是理解、尊重他人的需求，并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些需求。也就是说，责任的前提是理解他人的需求。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对他人负有责任，并且以担负起这些责任为乐。婴儿对他人没有责任：他只知道根据本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做事，完全不必考虑他人的需求。巨婴也是如此。一个例子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僚都只以压榨、作弄百姓为乐，而不想办法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缺乏责任感的巨婴症状。民主社会中的巨婴较少而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较多，所以他们推选出的官僚通常对大众的责任感更强。

控制欲强烈的母亲认为对孩子的控制是“为他们好”、把这当成是伟大的母爱，但这其实只是生物本能。她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做事，而不知道考虑孩子的需求，这与婴儿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不是她在履行自己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应有的责任。

（4）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所谓信任，就是相信他人的独立判断，即使这个判断与自己的不完全一样。如果自己委以信任的人的做事结果与自己的意愿不符，那么自己承担起不当信任的责任，而不是责怪做事者。信任只有在心理独立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建立。巨婴不知道别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独立判断，所以也不可能信任别人。有两个关于中国人的说法都与信任有关：第一个是孙中山说的“一盘散沙”，第二个是说单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但聚在一起时，每个都成了一条虫。这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巨婴与心理独立的人可以分别对应《论语》中的小人和君子：“君子易事而难说（悦）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器之” 即量才使用，这就是基于信任。“求备” 就是求全责备，这就是不信任他人的巨婴思维。

《论语》中有另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了对他人的信任，才能有“和”的可能性。

极权社会的心理基础之一就是巨婴思维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每一级的有权者都要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5）两极思维和情绪。巨婴对世界的认识经常是婴儿般的黑白两极：敌或是我、好或是坏、输或是赢、比自己强大或是比自己弱小。是敌，就要不择手段地除掉；是我，就要完全听我的话。

两极思维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中一种被称颂的道德品质：“爱憎分明”。这是小孩子看世界的方式。巨婴把同样的思维方式也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跟一个国家友好的时候忘了所有曾经的分歧和不愉快，跟它交恶的时候祭出骂街模式和各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

一对在当代中文世界里常见的两极概念是正能量和负能量。正能量是母体中的“皇帝”掌控了局势时的洋洋自得，负能量是没当上皇帝的那些人在生命力受挫时的苦闷和绝望。从古时候的大臣奏折中，到当代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上都满满充斥着正能量。这是因为各种母体的“皇帝”们的全能自恋的心态。他们不敢面对负能量。但负能量不会自己消失。被压制的负能量集中爆发的年代就是中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年代。中国近代的巨大社会运动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中国共产党的兴起都是底层民众被压制的负能量找到爆发突破口的例子。

两极情绪也反映在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的定位中：

古代：“中央天朝”。

清末（后来统治者的评价）：“百年国耻”。

毛时代：“解放全人类”。

邓时代：“韬光养晦”。

习时代：“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到统治者们对这个国家的认知从自大到自卑，又从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断轮回。自大时满是全能自恋；自卑时满是怨毒和处心积虑。他们没有能力安然自处于自恋和自卑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意识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拥有“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