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教授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教授张鸣先生在自己的博客发表文章《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文章讲述了他与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故事。此文的发表，立即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另一位主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在校园社区连续发表数篇回应张鸣的公开声明。一时间，引起公共舆论和知识界的关注。报纸、杂志、电视以及网络博客和论坛，包括教授、学者、作家、评论家以及网友们纷纷撰文或论坛跟贴，对张鸣事件进行大讨论。时至今日，讨论延续了近一个月，似乎依然是方兴未艾。

人们普遍同意张鸣的一个说法：现在的中国大学是一个行政化、官僚化的机构，潜规则主导着大学的运转。

张鸣自我介绍：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张鸣教授通过网络公开了与上司李景治的争执，在文明社会，尤其在大学，这应该很正常。但在中国不正常，在大学不正常，在人民大学也是不正常，“道理”就在于张鸣违反了潜规则。大多数的舆论站在张鸣这一边，许多讨论并非就事论事或简单发泄对中国大学的不满，而是直指弊端众生的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日益衙门化、经济化的中国大学。

●张鸣公开与学院李景治争执的博客文章

▲张鸣：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2007年3月12日21：12）

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我在博客上的自我介绍，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也许，这个介绍，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改变，我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自去年5月以来，我跟学院的领导，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那是在去年的职称评定会上，因为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我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因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我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我的话，都被我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尽管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是大家选的，但要想撤掉，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但是，要想把我赶走，制度上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因此，自那时以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一句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羞辱性地去职，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在这期间，关于我的种种流言在学院和上级领导机关流传，说我没有任何学问，甚至没有专著，只知道捣乱。虽然说，我在近代史和政治学界还不无微名，到目前为止，著作量在国际关系学院也是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我在学校领导那里，却还是个陌生人，所以，我们院长的话，至少在学校方面很有市场。

我的捣乱者形象被敲定，跟另外一件原本跟我不相关的事也有关。那是去年暑假毕业生毕业前夕，已经拿到派遣证，我们学院马上就要离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居然还没有拿到本该发给他们的论文答辩费，这个费用，一个博士生，是1800元，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毕业生屡次和院领导交涉，但均无结果，而且对方态度蛮横。最后，学生将之捅到了媒体，某报记者由于认识我，跟我核实，我当然不能说谎，但我还是跟记者说，在见报之前，最好跟我们主管的副院长协商一下，如果对方答应发钱，事情不报也罢。记者去商量了，结果挨了一顿骂，当然，事情见了报，报道中说了跟我核实的事情。这件事情，被我们尊敬的院长，用来作为证明我如何吃里扒外，给学校捣乱的铁证。虽然，我对人民大学有感情，因为它毕竟是我的母校，但是，离开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天也塌不下来，就是当不了教授，我也能活。只是，我对我的学生，还有依恋，多少有点舍不得他们，在人大任教的十年，我对他们尽了我的力，我对得起我的职位，更对得起这个教授的职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离开人大，离开我的同事，离开这些在高压之下，依然不肯跟我断绝关系的朋友，离开我的学生，我一直以来非常在乎的学生，为了避免你们没有准备，在此先打个招呼。

13日、07年03月、22：27：07

一点补充支持作者：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只所以把自己的事在博克上登出来，不是伸冤，也不是想炒作，对于一个多次拒绝上电视的学者，仅仅在自己的博克上炒作，岂不笑话？说这些很无聊的事情，只是想说明，现在的大学，其行政化和衙门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连我这样一个还算是有点头脸的教授，居然都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些年轻的教师的境遇，可想而知。现在的大学领导，说起来也都是教授，但官一当，屁股决定脑袋，行为就变样。在我之前，我们系已经被挤走了一位很优秀的年轻教师，其原因，据院长的助理公开说，是因为他在会上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一个教师，在学院的会上，居然表达意见会成为罪过，估计，在院长眼里，已经把所有教师都当成了听喝的衙役，而自己就是威风八面的青天大老爷。

▲张鸣：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14日、07年03月、23：07：13）

从前，我的博文引起关注的，都是有关历史或者公共话题的。没想到一件涉及自己的事情，会引起网上这么大的反响，不过，既然已经如此，那么索性说说清楚，到底我和我的院长之间为什么会结这么大的梁子。

说良心话，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俩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交集的地方。在去年职称评定会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科问题上，我认为国际关系学院对政治学重视不够，教师的缺员不补，211和985工程基本没有政治学的事，对政治学的学术会议不支持等等，这些事情，虽然涉及到人民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毕竟还是工作上的分歧，完全是学校内部的事务。

但是，关于职称评定以及之后的种种风波，已经超出了学校内部事务的范围，具有很广泛的公共性，实际上涉及了当前的学术评审，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当前三大社会难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的职称评定前夕，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我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我说：这样做，评委的合法性不足。他说：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

由于此次职称评定，萧延中先生的呼声很高，但院长不知道为什么，不乐见萧延中被评上，于是放话说，此次评审，政治学专业没有名额，唯一的名额是他让出来的（我至今搞不明白为什么是他让出来的），所以，只能给科社的人（因为在学科归属上，他是科社专业的）。我为什么要坚持应该给萧延中先生评教授，因为他够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萧延中就因为连续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到大块文章，而蜚声学界，他1988年出版的关于毛泽东早期活动和思想著作《巨人的诞生》，以及有关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的《晚年毛泽东》，一时洛阳纸贵，影响远及港台和海外。而那时我们大多数评委，包括李景治先生和我，还没有著作。下面，是我统计的萧延中先生最近的著述：（略）

萧延中先生的很多文章，网上都有，有心者可以自己看一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不便说当时参评的其他人怎么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仅在论文和著作数量上，达到并超过了参评的要求，而且就研究质量而言，也是一流的，学术影响，更是无人能及，国外许多学界的重要人物，比如麦克法夸尔、林毓生、许倬云、林同奇、钱永祥等，都对他的研究，有很高的评价。

萧延中先生该不该评教授，我想，每一个真心关心学术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评价。当然，我们的院长不同意我的看法，也很正常，只是，为什么不允许我在会上表达我的看法，在我不让他打断我的话之后，居然会非常恼怒，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收拾”我的动作，他在一个布置处理我的会上说，张鸣在职称评定会上十分霸道，不许别人说话，以后，绝对不你能让这个人再当评委。在一个他担任主席，而且评委都是他选出来的会议上，我居然会霸道到不让别人说话，有人信吗？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出，一场所谓的学术评审，从一开始，就跟学术没有多少关系，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甚至，连起码的合法性都不讲。仅仅是因为评委中有了一个我这样的人（由于我是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系主任，即使按官僚的逻辑，我也得做这个评委），事情才发生了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院长大人肝火大动。仅仅是因为自己单位的一个教授，在会上发表了跟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因此认为“此人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要布置将他羞辱性地撤职，然后让他彻底孤立，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

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教育部对大学的控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将大学紧紧地绑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据说是中国的现实。只要当了官，就可以有学术和其它的资源可以调动，好处没个完，不仅自己课题做不完（反正有年轻教师和学生可以支配），还掌握了学校里其他人的生杀大权。从小的方面看，姑且不论学校众多的党政机构，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我前面已经说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按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好像一个处级干部不配助理），院长助理参加院长办公会，一开会，三个副院长，三个院长助理，众星捧月，院长风光极了。不仅如此，学院还将下属的办公室扩大，一个办公室管三个科，而主管副院长管办公室，隐隐然，自己比处级高了一级。这样的大学，它的文化，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是听话的衙役，教师最大的美德，就是忍让，乖巧。因此，培养的学生，也强制性要求听话，最好个个都变成奴才，不管老师领导说什么，只管应声：喳。当然，这里面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具有个性，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所有的会议，都是院长先讲（占最多的时间），然后副院长讲，然后助理讲，教师，即使你是大牌，也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所谓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

列位，这样的大学，跟官场有区别吗？

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

学术上，无论观点如何，左还是右，只要是按学术规范在做，就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学术评审，如果只按长官意志，那么正常的学术激励就完全权术运作，评出来的学术成果和教授，以及名师，就有可能变成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大王，如果触动了一点这种行政学术的禁忌，就会遭到严厉惩处，那么学界，不仅化为官场，而且沦为黑社会。

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国际学界还跟我们玩不？我完全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威胁，我并不是不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学界的堕落和学人的沉沦，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张鸣的另外关于这次争执的文章请看：

博客：http://zhangming.vip.bokee.com/
http://blog.sina.com.cn/zhangming1
近期文章还收录在：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5

●李景治针对张鸣发表的公开信

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时间：2007-3-16   来源：国关新闻）

各位老师、同学们：

最近因张鸣教授在媒体上的一些言论，使学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于言论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机会和途径做出正面的回应和说明，给大家一个交代。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学院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爱护她，维护她，并通过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和谐的国际关系学院。

一

由于历史原因，90年代中期我院的发展不是十分的景气，最低潮时我们只有半个博士点（仅有的科社共运专业还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享），只有一个博士生导师，十来个教授，在读的学生只有百余人。

进入21世纪，在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和规划下，经过全体师生员工七八年的艰苦努力，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截止2006年年底，我院在读学生达到1101人，其中中国学生856人，留学生245人，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院积极引进拔尖人才并选留海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像时殷弘、金灿荣、查道炯等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来我院工作，大大提升了学院的实力。目前我院教职员工76人，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生导师21人，副教授25人，讲师17人；在学科建设方面，我院在本科层次拥有国际政治、外交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三个本科专业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政党政治两个专业方向；硕士博士均拥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政治学、中外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世界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8个专业，硕士点今年还新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科布局日渐完善；在科学研究方面，我院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逐年增加，仅近几年我院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两个、国家重点项目一个，其他国家、部级项目十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成功获得了“211”工程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对外战略”以及985“国际政治经济与欧洲问题研究创新基地”两个项目。我院组织出版的“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和“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多本被列为“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为国内多所兄弟院校推荐使用；在国际交流方面，我院也加大力度，在教师和学生出国方面的数量都大大增加，我院教师参与的美国密歇根、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课程教学，大大扩大了我院的国际影响。我院学生还曾多次参加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学院增加了荣誉。我院还创建了“中国国际问题论坛”以及“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两个学术品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们每个师生职工，包括我院的老的领导和老的教师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们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但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许多繁重的工作。与其他兄弟院校相比较，我们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例如，迄今为止我院还没有一个全国重点学科。此外，不少新建立的院系发展势头也很快，形势咄咄逼人。在这种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埋头苦干，才能站稳脚跟，争取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在这一关键的时期我们因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意见而造成严重的内耗，就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逐步落后，甚至功亏一篑、一落千丈。一个学院发展起来，至少要经过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见成效，但是，衰败起来却是很快的。因此，我们呼吁全院教职员工以大局为重，以学院的发展为重，自觉地抵制有损于学院声誉和直接影响学院发展的做法，努力工作学习，使我们的学院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二

国际政治系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在1960年成立的政治学系的基础上于1964年组建而成的，成为国内成立最早，力量最强的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的教学研究机构。国际政治系成立后除设立国际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学研究机构外，还一直保留了政治学教研室和西方政治教研室，并在人民大学率先招收了这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0年，原国际政治系同当时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合并，组建了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2001年，根据学校院系调整和专业整合的安排，全校的政治学学科进行整合，原中共党史系的政治学教研室和当代中国政治两个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又整合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张鸣教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党史系转到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都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政治学可以为国际政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又为政治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兄弟院校都认为这种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一些兄弟院校正是在政治学系的基础上发展国际政治专业，乃至建立国际政治系或者国际关系学院。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以这种发展思路来促进国际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得到了调整前国际关系学院大多数人的认同，也是张鸣教授当初进入国际关系学院时所赞成的。

由于学院规模的迅速扩大，学科的迅速增加，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两个学科领域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从管理角度，学院始终坚持各个学科领域同等重要、共同发展的原则。例如，在教学中，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已经形成一个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的局面。学院为全院本科生开设的学科基础课并不多，其中政治学专业开设三门：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府与政治。学院在硕士生招生考试科目上，政治学理论是所有专业的必考科目；在博士招生上，考试科目的设立，参考书的确定上，政治学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全院博士生通开的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政治学前沿》，当然，国际政治的教师也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不少精彩的课程。在本科教学中，原党史系的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的外语课程课时较少，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外语水平，学院专门为他们增设了专业外语课，使他们的外语教学享受同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同等的待遇，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在学校“211工程”申报论证的过程中，根据全校的整体布局和安排，我们申报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子项目。经过争取，包括政治学方面的教师的共同参与，学校设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项目，这个项目虽然是重点研究国际问题，但考虑到学院的整体发展，我们一方面，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设立了由政治学的教授来主持的与子课题相关的研究项目，占全部研究项目的近40%；另一方面考虑到国际政治已经有了211的支持，因此将学院的资源来侧重支持政治学，其中包括支持政治学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国际交流活动和国际会议。

又如，在985申报和论证的过程中，按照规定，985项目既要体现学科优势，又要同研究基地相结合。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都很强，但由于基地等因素，其985项目却是美国问题研究。而因为人民大学拥有欧洲问题研究基地，因此，学校最终批准和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欧洲问题研究创新基地”。按照以上的原则，我们同样在985范围内给予政治学很大的支持，政治学的一些教授、副教授出国访问，学院同美国中国政治学学会所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学院与台湾政治大学所联合发起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以及“中越改革与发展比较论坛”等都是以政治学为主要内容的。

再如，在全院21位教授中，政治学片教授占12位，这充分、最好地说明国际关系学院在职称评审中的公正性，并没有学科上的偏向，更没有对政治学的轻视。

可见，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国际关系学院重视国际政治而轻视政治学的结果。张鸣教授认为国际关系学院不重视甚至于打击排斥政治学是没有道理的。与张鸣教授的看法相反，政治学片的绝大多数教授是认同和支持学院发展战略的。

三

国际关系学院一贯强调“团结发展、民主办院”的方针，强调发展是目的，团结是保障，无论在院领导班子内部还是在全院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我们都反复强调这一点。遇到不同的意见大家民主讨论，各抒己见，虽然有分歧和争论，但是总体上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积极努力的干好工作。为了贯彻上述原则，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一套机制，每年或每学期召开一次院务扩大会，除了学院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我们还请所有系所主任、教授和部分青年教师的代表、民主党派人士代表共同商议学院发展的大计。院务扩大会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而不是由学院领导班子来布置工作。事实上，学院一些重大的举措，例如211、985和全国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都经过了院务扩大会的认真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推进的。学院领导班子根据每次院务扩大会的精神和新学期学校的工作要求，研究决定学院新学期的具体工作，并在新学期的全院大会上布置本学期的工作，做到公开透明。正因为如此，学院形成了团结、友好、协作的良好环境。人民大学同一些兄弟院校相比，硬件条件不是最好的，有些全国知名的学者愿意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工作，他们所看重的就是国际关系学院这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他们认为在这里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和科研，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团结发展，民主办院”的方针，所以使国际关系学院在最近的七八年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也在学校内部以及全国同行中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今后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仍然要坚持这一方针。我们坚决反对影响乃至破坏学院这种团结和谐氛围的做法。

我们呼吁国际关系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排除各种干扰，努力维护学院的声誉，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绝对不要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尤其是课堂教学。目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全国重点学科的申请、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录取等大量日常工作，这些工作不允许我们分散精力。如果我们做不好这些工作，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对学院不负责任，对人民大学不负责任。面对这些工作，我们并不愿意分散精力去回应张鸣教授，但事已至此，我们真是好不情愿、万不得已。如果我们再不出来讲几句话，是非曲直将会被颠倒。

我们也呼吁全院全体同学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顾全大局，努力维护学院的声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参与到一些无谓的争议中。学院特别需要你们，需要每一个正直、正派的学生的理解和支持。在当前的这种社会氛围下，特别需要维护学院的稳定。国际关系学院走到这一步是十分不容易的，她是我们大家辛勤劳动和努力的结果，她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共同家园，我们绝不希望自己工作学习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学院。

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影响了学院的正常的工作。大家知道，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至于张鸣教授在媒体上所谈论的具体问题，如有必要，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出正面的回应。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7年3月15日

（注：李景治在人大“公关新闻”一共发表了四篇公开信，读者可以在网络搜索找到）

● 学者、专家等对张鸣事件的评论

▲学者刘擎发表文章：张鸣的坏脾气。文章写道，刘擎张鸣本来是个农村的孩子，人民培养了他，让他进了京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当上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和系主任。一面教书上课，一面做学问写文章。据说声誉很不错，想必待遇也不会差。这是多少教师梦寐以求的“滋润”日子。照理说，张鸣应该（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心怀“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可他放着这么“滋润”的日子不好好过，却要和顶头上司闹意见，而且在媒体上公开，最终闹出个“张鸣事件”。这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吗？

看起来，张鸣虽然身为教授，却在某个方面非常无知——对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为人处世”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给张鸣教授补补课。

首先，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自己的主见，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轻易“畅所欲言”。尤其在表达批评见解时，“察言观色”才是更要紧的“潜规则”。所以我们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见，特别不要在与自己（比如职称、房子和奖金等）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轻率发言。况且，学校不仅没有亏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着为了别人的事情大动干戈吗？一个同事的职称问题、一群学生的“答辩费”问题跟你张鸣的利益有关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领导闹意见，特别是自己部门的领导。你常听到领导说自己是“公仆”，是为老师和同学“做服务工作的”，但就算真有这样的领导你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须懂得，领导当然可以随时打断你的发言，但你永远不能打断领导的发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态度对待领导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对领导抱有“敬畏之心”。你开始不明白这个“潜规则”只是不够成熟，但领导已经明确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无所畏惧，那就显得狂妄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单位的问题要在“内部”解决。如果你的意见与部门领导相左，而沟通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选择就是放弃己见，服从领导。如果你要坚持己见，就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和方法说服更高层的领导（足以使本部门领导“敬畏”的领导）来解决矛盾。无论如何，你不能将矛盾对外公开，在媒体上引发争论，这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你张鸣认为这是原则之争，但对许多领导来说，“形象”问题就是原则问题，因为事关“政绩”，可能还是最高的原则。因此，你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形象原则”。由于你破坏了“形象第一”这个“潜规则”，本来或许支持你的同事也会感到你“走得太远”。于是，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独自承担“严重的后果”。

说话切记察言观色，绝对不要冒犯领导，矛盾问题内部掌握。诸如此类的原则当然不会写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守则”，但以张鸣的聪明好学竟然悟不透这些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吗？显然，“张鸣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他根本就不买这些“潜规则”的仗。大概是长期钻研历史的缘故，张鸣也染上了他所谓的“历史的坏脾气”。

公允地说，“张鸣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公众都还不了解全部事实，张鸣教授与李景治院长或许都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发现两人对于大学理念的观念冲突。比如，张鸣批评的是评审职称过程中的“行政主导”问题，而李院长“郑重”答复的是“学院评职称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李院长作为领导“照章办事”当然不错，但这完全没有答复张鸣的质疑。张鸣反对的恰恰是“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这类行政主导的规定。

至于大学的“内部问题”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讨论的问题，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长在公开信中指出，“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因为他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长本人“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长眼里，中国的媒体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争论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乱仗”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声称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结果在美国各大报纸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以萨默斯发表道歉声明告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大学中所发生的争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什么就不可以向纳税人公开，接受公众的讨论？

从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透露“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消息，至今不过三个星期，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撤销了张鸣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这体现出极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张鸣事件”或许还有一些公众不知道的细节。但就李院长目前发表的四封公开信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张鸣除了“坏脾气”之外还有其它什么严重的问题。“没脾气”当然会比“坏脾气”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运转”。

但是，如果“团结”与“和谐”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照章办事、正常运转，而且意味着凝聚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学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一堆“业绩指标”，而是致力于养育“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容得下一个“坏脾气”的教授，就不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学者和作家林达（两位作家共同笔名）发表文章：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人大的一位系主任张鸣教授，对大学过于行政化提出批评，和学院领导发生冲突。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冲突的起因，引起网上强烈反应。学院领导层的应对相当的黑色幽默，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然后让一位副院长打电话通知张教授。

这第一回合的冲突，反应出人大的制度有问题。张鸣教授担任系主任，是系里教师们选出来的。把他从系主任的位子上捋下去，不能只开一个院长办公会议就决定。这涉及权力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也是保障一个制度内部合理和谐，运作良好的常识。否则，下一次要是教师们再把张教授选上去，院长办公会议还要不要再把张教授撤下来？你选我撤，你撤我选，堂堂大学聪明智慧人士云集之处，怎么会建立这样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制度？

有意思的是，没权的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诉说，青年学子纷表支持。人大的院长开过办公会议，也在网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接连在学院的官方网站发表两份给教师和学生的公开信。官方公开信的风格，又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第一次落款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没有一个姓名，第二封信竟然连落款也没有了，看上去好像是半封信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信，表面上看是写信的人信心不足，反应的还是制度有问题，不是院长在面对教师学生，而是权力在面对下级。

制度，说得简单点，就是在这个制度内的人，他们的利益或权利，和官员手中的权力，怎样配置，怎样互动，怎样运作的一系列预先规定。人大的事情，反应出这一制度内，缺乏人和权力的有效对话机制。

一个大学，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有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个人和官员如何应对，大学应该有制度性的规范，这种制度性规范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遵守，反映大学内所有人都认同公平和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个人遭遇不公平，见证了腐败和恶行的时候，在领导层察觉了学术作假或者违规的时候，在下级揭露上级滥权渎职的时候，在上级发现了下级违法乱纪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有预先设立的程序，让人们来有序地保证公平地处置。这类制度性程序，大致上包括四个独立的步骤：投诉，调查，裁定，上诉。

正常的制度内部，预先规定了有什么机构或什么人来接受有关事件的投诉。投诉事件的性质和证据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启动调查处理的程序，否则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会成为新的投诉对象。启动调查是关键的一步，必须保证调查的公正和中立。

有时候，制度内规定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在涉及利益复杂的情况下，则规定必须临时成立调查小组，小组组成必须保证没有\"利益冲突\"，有间接牵连的人都不能参与，有时甚至规定必须聘请外单位的人来调查。启动程序和调查阶段，通常都有调查人员行为和保密的规定。调查后，调查人员递交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就结束了工作，除非需要补充调查。然后根据调查证明的事情真相来裁决，作出相应的处理，甚至必要时移交政府的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还必须规定，有关人员有申诉的途径，有机会提供自己一方的理由、陈述冤情或者相关证据。

以上四步，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制度处理内部矛盾的预定程序。这四步是四项权力。这四步要不流于形式，不演变成恶政和腐败，必须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四步都是独立的：启动程序的人，不参与调查；参与调查的人，不作出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包办上诉。每一个官，不管多少大，都最多只能走一步。一手包办，从头走到底，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禁止的，即使包青天再世，也得服从这个原则。这样的四步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正和正义。小到一个学校，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人大张教授和学院领导的冲突，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中，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出了事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认同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涉及其中的人，下一步会做什么。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就没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区分。即使今天摆平了这件事，明天仍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这一事件，要紧的是看到我们制度的缺失，亡羊补牢，设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来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

▲学者谢泳发表文章：张鸣事件引出的感想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有很多议论。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如果非要表一个态，我肯定是支持张鸣的，我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听到人大一些朋友的私下议论。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关于此事的是非，而是由此事可以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西方大学内部，都有校园政治，这是生活常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制度在强化校园内部冲突。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大学制度，但却有缺点比较少的大学制度，而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正如张鸣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坏的制度。在比较好的制度下，好人比较舒心，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就比较烦。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制度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垄断的制度。

1949年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分为国立和私立两种体系，在私立大学的概念中，包括了教会大学的形式，所以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虽然在经验和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在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中，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

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的教授是在自由流动机制中保持活力的。自由流动成为事实的前提一是真正的迁徙自由，二是经济保障，三是教授治校。

张鸣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因为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由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所谓教授的流动，事实上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事实上的教授自由流动不是一种常态，不流动的名校教授间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而已。中国老大学里，教授间也常有矛盾发生，但因为自由流动是一种常态，通常的模式是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一般不会打起来，不会伤和气。1938 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授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事实上由各院院长掌握，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细密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也不会全部聘用草包教授，一个单位，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的亲朋故旧是难免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我知道萧延中和单少杰，但他们都是副教授（萧也是刚评上），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名的学者。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虽然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很难有希望，什么一流大学，什么世界排名，都是扯淡。

张鸣是名教授，不平则鸣，应该说他的抗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想说，在那样的机关教书，和那样的领导共事，早点离开也好！

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能不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

▲邓聿文撰文：中国大学需要更多的张鸣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堂•吉坷德。现在，张鸣“不幸”似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物。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文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

笔者无意对张鸣与李景治之间的是非恩怨做评判，然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仅由院长办公会就罢免一名民选的系主任，也不给当事人撤职的任何理由，确是有悖于程序的。

就张鸣事件来看，触发他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是行政权力操控了学术的评审。他说：“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平心而论，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其系统内部的延伸，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虽是略显夸张的说法，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

严峻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完全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从而使得学术权力依赖和服务于行政权力。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高校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仅会降低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由于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行政主导教育只会培养出一群崇拜权力、汲汲于官场钻营、习惯于等级秩序、唯上级意志是从、毫无创新意识的人。可想而知，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出什么大师的。

从现实来看，不管出于对生计、地位还是前程的考虑，大部分的老师和学者都已经臣服于这一体制，选择了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态度，面对着教学、职称和科研活动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或明哲保身。作为体系内有着一定学术声望以及行政权力的一员，张鸣本也可以随大流或者选择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但现在他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整个的高等教育体制，公开抨击这一体制之恶，这就等于与整个体制为敌，在这一体制垄断了一切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单枪匹马公然挑战体制的行为，其代价是几可预见的：或者直接被排除出体制之外，或者留在体制内被边缘化。对此，张鸣也心知肚明：“最坏的准备是学校把我开了，最好的是让我在人大教下去。”

由张鸣事件我想起了前年发生的陈丹青事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有感于博士教育的僵硬而宣布将离开清华，此事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张鸣事件最终像陈丹青事件一样收场，也是极可能的。在“无物之阵”的庞大体制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从这点看，陈丹青和张鸣们都是大战风车的堂？吉坷德，注定要失败。但是，不能讲他们的行为就毫无作用。个人的不幸或许会成为社会的幸运，因为在网络和言论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体制之弊端，从而积累起变革的力量。假如有更多的陈丹青和张鸣起来挑战它，或许变革会早一天到来。

▲评论家薛涌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文章写道，张鸣教授最近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并被撤消了在该院的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国内媒体立即约请我就此事作出评论，被我谢绝。理由是，我人在美国，情况不清。我很希望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能澄清事实。然而，其答复是院长在该院网站上的官气十足的四封公开信。媒体人士告之，国际关系学院就此事一概拒绝采访，记者难以获得客观的消息。校内网站BBS中的有关文章全部被封，乃至学生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噤若寒蝉。

外人是非难辨了。不过，这样的行政行为，却背离了大学的教育原则，证实了张鸣所谓“大学衙门化”的指责。

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训练学生的某些特别的技能，更要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而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开始。当然，这种参与，要先从本校的事务开始。这几年国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如火如荼，但人家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提供了种种方便和服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事务，这一点我们差之甚远。

仅举几个例子。美国的大学，几乎都有学生自己办的报纸。这些报纸一般是学校出经费，但编辑和经营的权力在学生手里。看看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学生的报纸能出日报（一周五期），是校内影响最大的媒体。这些报纸，除了报道范围以本校为主外，和一般媒体没有什么区别，时常发表言论，抨击学校的政策，甚至直接批评校长，对校内的各种纠纷也都积极介入。比如，一个助理教授的去留，乃至一位教授的私生活，一旦出现争议，就立即会成为学生报纸的热点。在这种报纸上当过编辑或主笔，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是个重要的资本。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上哈佛时最大的心思就是进学生报纸的编辑部。在挤不进去时，他竟曝出自己的亲戚，正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将来校演讲的新闻，证明自己作为消息来源的提供者，是多么有价值。

反观学校的官方报纸，常常是一个月左右才出一期，很少有人在乎上面讲什么。当然，除了报纸外，还有各种学生组织，也从学校获得经费，但运作是独立的，免不了和学校对抗。我刚到耶鲁读书时，看到学校中央图书馆前的草坪十分美丽诱人，特别是草坪下面的地下图书馆，设计和环境混然天成。当我向一位老师赞叹这样的设计时，她告诉我：当年这个图书馆，是准备盖在地上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现代建筑放在这里，草坪没有了不说，四周清一色老式石头建筑所创造的古色古香氛围也没有了。就要开工之时，各种学生社团就组织起反对力量，到工地上静坐，拦住了推土机。最后学校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为什么国外的大学要花钱给学生办报纸，组织社团，让学生有动员起来反对自己的武器？因为高等教育要为学生适应和改造社会服务。现代社会，是为“参与性的政治程序”所治理。学生读书期间，就要学习和演练这样的政治参与，而最好的场所当然就是自己的学校。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学校内的公共事务都无法参与，还谈什么投身于社会？所以，当一个大学生毕业求职时，如果能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在校期间曾领导了一个运动，阻止或改变了学校的某个重大政策的话，那么，他或她就很可能比一个优等生更受青睐。

如今，美国一些名校，纷纷把课程在网上以视频的形式公开，让公众可以直接身临其境地享受一流的课堂教学。许多人问：这样把课程免费提供给公众，谁还会一年花几万美元来读书？其实，真正体验过美国的大学生活的人就知道：课堂远无法涵盖大学教育的全部。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平台，并鼓励所有成员参与这个共同体的管理过程。学生在这种参与式的大学环境中，学会了怎么表达自己的诉求，怎么说服别人，怎么调动公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怎么把思想化为行动，由此发展出自己的“领袖才能”。看看当今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他们上大学时，常常功课平平，但在校园生活中十分活跃。要是上大学仅仅意味着上课考试的话，大学对他们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张鸣教授之间的冲突，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既然此事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拿纳税人的钱经营的人大，就有义务向社会有个交代。同时，校方应该鼓励而非禁止学生就此事展开辩论，评说是非。毕竟，我们的大学不是以培养死读书、听话的学生为目标，而是要塑造有思想、有责任、有行动能力的公民。如果封了学生的嘴，就等于砍掉了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

▲王文佳（广州编辑）发表文章：“蚂蚁撼大树”更显张鸣的可贵。文章说，张鸣此举的意义，恰恰也在于此——这个时代，总需要一些蚂蚁去摇撼大树，而不是纷纷“蚂蚁上树”，才可以彰显时代之进步，人心之不古。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张鸣被撤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张鸣就此事件在博客上连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则在本院网站上发表了四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表示张鸣的“人品和学问都值得质疑”。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按照中国传统的吵架模式，叫“撕破脸”——双方的观点、理由、委屈，都摊在大太阳底下，供街坊邻居、过往客官说道、评理，再也没有回旋和沟通的余地。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据《新民晚报》3月22日报道，“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

目前，这一“终极结局”还没有出现，张鸣依旧呆在人民大学领工资、当教授。而据《东方早报》3月23日的报道，人民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声明“绝对没有解聘张鸣教授的意思”。然而，张鸣继续呆在人民大学，他的处境能够获得改善吗？

以上之所以啰里啰唆地引用媒体报道，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自从张鸣在个人博客上公开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言论之后，甚至，自从张鸣接受记者采访如实回答博士生论文答辩费问题之后，戏本就已经确定，戏就已经开演，角色就已经分配完毕。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张鸣接二连三地触到了中国有名的“潜规则”。“潜规则”不是明文的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内部沟通、制衡机制。中国的单位政治，讲究的是内部合纵连横、各据山头，对外铁桶一块、众口一词。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不管发生什么矛盾，当事双方“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事件及影响还处在单位内部，属于可控范围，就会得到缓和或解决，最起码弄一个“囫囵”和谐，然后各立山头，割据称雄。张鸣事件的关键，首先，张鸣没有遵循“内部矛盾”的一般处理原则，将“政务公开化”；其次，张鸣没有“捂住”单位的工作失误，属于“泄密”。

20年前，单位在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每个人都陷入单位，精通单位政治；每个单位都有着一大堆的人事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如今，随着社会逐步的开放，就业成为一个双向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一些行业，单位的“紧箍咒”松弛或者荒废。然而，在中国的大学，作为一整套行政制度的“单位”，变化依然不大。相对于其他与社会、民生紧密相连的单位，大学距离较远、高高在上，一定程度上享有着“自治权”，在来自外部的媒体和社会舆论面前，高挂“免责金牌”，不需对社会舆论“述职”，更不存在“问责”。大学对内部人员的管理，遵循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部规则，风吹不动，其中一些，就属于传统单位的潜规则、陋规。大学教授们受制于此，也受惠于此——最近两年，媒体多次报道大学教授抄袭问题，至今未见有一起得到处理，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单位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放之四海，四海一家”。中国古代固然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那个时候，社会的网络编织得还算空疏，总有着灰色地带、边缘区域的存在。这就是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施耐庵所歌颂的水泊梁山。如今，世上已无梁山泊。在中国，作为单位的大集合，不少大学，外观是一水的高楼大厦，内部是一水的单位政治，对于大学教授中的异类如张鸣者，可供选择的机会实在太少，过了这村入那店，同样店面同样货色。

张鸣的举动，触及的仅仅是大学这一庞然大物的一个点，其最终结局，如蚂蚁撼树，不会引起多大的响动。中国之大学，一方面机构庞大，另一方面自我保护、体内循环，对于外部的风吹草动乃至刀风剑雨反应麻木。张鸣此举的意义，恰恰也在于此——这个时代，总需要一些蚂蚁去摇撼大树，而不是纷纷“蚂蚁上树”，才可以彰显时代之进步，人心之不古。

● 媒体的报道

▲ 南方都市报：人大系主任写博批评学院被撤职直言高校官僚化

记者：韩福东  来源：南方都市报（访谈地点：博客中国演播室）

旁白：据张鸣在其博客上的文章描述，他和学院领导冲突的导火索是两次冲突，第一次是在去年5月的政治学系一位老师的职称评定会上，张鸣因为替这位老师感到不公而发言时，被院领导两次打断但仍然说下去，因此触怒了领导；第二次是因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被戴上“捣乱者”的帽子。

撤了就撤了  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这事对我没伤害，不如对他们的伤害大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在您的博客上得到消息说您被撤职了，是确有其事吗？

张鸣（以下简称张）：是。3月16日下午，天还没黑，我就接到了常务副院长的电话，说刚才院长办公室决定免去你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当然其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最终还是免了，下一步将安排向学校和学生解释。

记者：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张鸣：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合适。

记者：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怎么安排？

张鸣：没有（说明），我还是教师，还是教授，还是会上我的课吧。但是下一步对我会有什么处罚，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这个处理结果是你事先预料到的吗？

张鸣：应该说我也预料到会有这种可能，但还是没有想到他们果然这么做了。你这么做，总应该有个理由，不然就是抹黑自己而不是我。

记者：你会因此而感到难过吗？

张鸣：这没有什么，我是靠写东西生存的，这件事对我没有伤害，不如对他们的伤害大。

记者：你看重这个职务吗？

张鸣：不看重。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我（这个系主任）是被他们选出来的，只是老师和学生需要我为他们做点事，我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学校里确实是一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现在撤了，我也不知道是否具有合法性。

记者：那你打算接受这个处理结果吗？

张鸣：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人劝我申诉，我不知道该怎么申，也挺麻烦的，我个人倾向于算了。现在他们这么一做，等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可能还有人认为我在博客上写的都是一面之词，现在等于都验证了。等于自证我的话。（笑）

记者：说到你前几天在博客上公布你和院领导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少人揣测，是不是这么做，惹恼了别人，或者说，没有给别人面子，让别人下不来台？

张鸣：我想，他们不是因此而撤我，而是早就要撤我。

记者：只是这个消息加速了这个进程？

张鸣：对。但是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撤了就撤了。对高校行政化、官僚化问题，我早就发表过很多文章呼吁，只是影响没有这次大。作为一所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机构跟现在差不多，也有党委，但是各个院系主任和教师、学生的关系都特别融洽，摆不起架子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记者：作为系主任，你有官架子吗？

张鸣：我没有。我不是官，我的权力就是干活干得好点。就算有权我也不会这么做，当然也许我真的做了官，也会这么做。（笑）现在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三大难点之一。

（以下省略）

▲东方早报：大学需要的张鸣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客文章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3月17日《新京报》）

触发张鸣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此说虽略显夸张，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使校园内出现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潜规则助长学术“包工头”（省略上半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行政领导为什么会对学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张鸣：我说的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成了圈内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圈内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还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特别这几年，所谓重视教育科研，一个文科的课题也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毫无必要，反而进一步惯坏了一些人，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学术的代表人物。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不是也有一些正面的价值呢？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张鸣：如果说是管理苦力，这种人治也许会在一定时期起到一定效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则没有任何好的影响，学术是要讲自由的，是真理至上，不认权威的，没有平等的学术尊严和探讨的自由氛围，原创性的思想就很难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人的权威可能会让你这样的人不舒服，可是不是也是管理的需要？毕竟学术单位也使需要管理的。

张鸣：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理解的管理就是服务，大学毕竟不是工厂，在国外也不是没有行政领导，人家也有院长，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国外大学里院长这种职务，谁都不愿意干，那是要为大家服务的，就跟当值日生一样，几个主要的教授推不掉才轮着干，咱们国家读书人为了争个院长、处长之类的官当，打破头，什么手段都使，斯文扫地。这些人到了行政岗位上，非得把权力用足不可，使得学术单位的气氛越来越庸俗化。

不要让“做人”成为学者费神的事情《第一财经日报》：你说这些比较冲的话，会不会被当作不会做人的典型呀？

张鸣：反正我的同事们大多和我处得挺好，我们政治系也搞得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学院人缘儿也算很不错的。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学者整天把心思花在“做人”上呢？特别是庸俗化意义上的做人。做一个教师，认真上课，让学生喜欢你，和同事相互启发砥砺，促进学术，这不就行了么？为什么在一个学术机构见到个行政干部，非得点头哈腰，低眉顺眼，跟当家仆一样。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么？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你戴着比较有色的眼镜看现实，你说的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个别现象其实没有你说的严重？

张鸣：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严重，领导来视察让学生排练，为了评院士把很多人的研究成果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作弊是什么？上面来搞评估，居然把材料装在笔记本电脑里送给人家，人手一份。大学不说有大师，至少也要为人师表吧，大学发展成这样还有脸教学生要正直不能作弊吗？有一次自己学校的校长来学院考察工作，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学院要挂出热烈欢迎的横幅。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你和你的一些同事感到不爽以外，你能否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张鸣：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我们会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的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

▲ 《博客中国》人大教授张鸣访谈：教授职称评定认官不认学（省略一部分）

博客中国  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主持人：美凝 《南方都市报》记者韩福东 知名记者郭宇宽 《东方早报》记者殷玉生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与记者郭宇宽

院长的权力过大，不听话就不让你评上教授博客中国：张教授，当时那个教授职称评定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

张鸣：在去年的教授职称评定会之前，院长就宣称，政治学没有名额，现在的名额是他让出来的，萧延中不能评。老萧（注：萧延中）已经52岁了，他在80年代就很有名，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却始终不给他评。所以，在发言中，为萧力争，我说话时被李景治先生两次打断我，都被我制止了，他非常恼火。

博客中国：他就算辞了你这个系主任，但也辞不了你这个教授吧。

张鸣：对，制度没有给他这个权力，所以，他要把我挤走，先是羞辱性地撤职，然后他让所有跟我接触的人，要跟我划清界线，做了无数的工作找人谈话。让我待不下去，自己博客中国：这种“挤兑人”的情形官场很常见，但大学是学术机构，大家都是做学问的，一个院长能掌握多大的资源？为什么眼里容不下你？

张鸣：现在就是“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院长掌握的资源非常大，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了没有，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因为有一部分工资是院里筹发的。

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博客中国：平时看你的文章，觉得你是轻松幽默、从容不迫的，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把这样一件事在网上放出来？

张鸣：原来觉得我走不大可能，现在觉得有可能了，所以就把这个捅出来了。当时我在会上也没跟他吵，但是由于最后老萧评上，他认为我搅乱了他的战略部署。……我们政治学在整个学院非常受气，211、985课题基本没我们什么事。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去年5月份的事情是一个导火索。

张鸣：对，还有学科分歧，这属于工作的问题。

博客中国：这个导火索严重到你一定要离开人民大学，离开你热爱的岗位？

张鸣：不是我要，是他在一个会上说，张鸣这问题必须解决，张鸣这个人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不知道一个教授为什么对他要有敬畏之心。

哪怕总理来我这视察，我也绝对不会起立博客中国：评教授是不是有一些硬性指标？

张鸣：有，必须得是博士，核心期刊文章要够。

博客中国：是不是大家对箫延中的学术不认可，他的专著有哪些？

张鸣：他的著作在网上都有，大家有兴趣可以查。

博客中国：去年五月教授职称评定的事，等于是你做了出头鸟。

张鸣：对，因为我出头导致院长的意志被扭曲和忽视了。

博客中国：这事要放在一个企业非常好理解，我当总经理要有执行力，你下面跟我不是一条心肯定玩不转。但大学是学术机构，应该学术自由，有民主风气，你多写点文章，院长也有面子，他在这里面强调谁是亲信，要臣服于谁，这有什么意义？

张鸣：跟官一样，整个学院没有敢像我这样的。我曾经听一个县委书记说过，现在当官1/3能干，1/3拍马屁。我们的院长说你张鸣对我没有敬畏之心，这话说出来了，说明他根本要的就算顺从。甚至不屑跟你沟通，就准备撤你，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小芝麻官，撤就撤吧，何必弄得那么阴谋兮兮的。

博客中国：到现在我们听你一面之词，是不是有时候你确实“不大礼貌”，犯了领导的“龙颜”？

张鸣：我确实有点恃才傲物，所有的领导，哪怕总理、部长来了，到我这视察，我在场绝对不会起立的。我确实有这个毛病，但不是故意抗命，我觉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要给你起立？

博客中国：你当系主任有什么滋味？

张鸣：就是个工头。院长不过是处级干部。

博客中国：你批判“学界向官”，但你又自然而然地把处级和学界结合到一块，可见官本位对你这样反官体制的人而言，也深入人心。

张鸣：有时候这是一种说话习惯，他就是处级，从官本位角度来讲就不应该干，但他依然在干而且左右着你。我这还算是有头脸的一个教授，你想那些年轻的教师日子该多惨。

博客中国：中国大学的院长，权力要比西方大学的院长权力大吗？

张鸣：大得多，西方大学的院长没人干，干的是义务，跟我们有本质不同，我们是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最近被解职，原因是他在互联网上公开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且抱怨没有学术自由。报道说，上个星期，张鸣在个人的博客上发表长文，详细叙述了他与自己的学校领导发生的冲突，并且强烈抨击中国高校的官僚化。结果他在上星期五被解职。

●网友的部分跟贴（跟在张鸣文章和评论文章后面）

▲许多知识分子57年了还不觉悟，真让人匪夷所思！张总算有了点觉悟。

▲还有臣作家，臣导演，臣演员。专制暴君在臣作家的笔下，成为一代明君，人民的父母。刺杀暴君，视死如归的英雄，在臣导演的镜头下，对“胸怀天下”的君王心悦诚服。臣演员不遗余力，把卑鄙无耻的政客演成高大全。

▲敢鸣不平的一定要搞掉，要不然，怎么体现不讲合法性的特色来啊。哈哈。

▲中国大学问题严重，可部长还不醒悟。毁了高等教育是最大的犯罪。

▲大家都知道的事，只有身在此山中的人不知道。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最后承认的，就是学院领导。

▲风骨二字，好说难做－－－人总免不了为稻粮谋啊。学术界的问题，出现自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个人感觉，民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正常的学术环境（仅限我国）。当一切都成了政治的时候，个人实在是很渺小和无助的。佩服老张－－请原谅我不把你称作“教授”，自从去年有人论证出自行车比汽车的污染大以后，“教授”这两个字我就不再用在我比较尊敬的人身上了，包括我的导师。

▲大学，一些所谓的重点大学，差不多成了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一切有个性的学者都有可能被视为异端！只有李景治这样的宵小和奴才，才有找到感觉的放肆和傲慢！

▲官大学问大的仅仅是大学吗？现在在哪里在不是官大就懂得多，官大就说得对，官大就肯定比普通人看得远？在中国，官是什么？官就是万能的神，当然，除了比这些神更厉害的，就是更大的官！

▲该下台的显然是这位院长和学校其他官僚！我建议大学教改先让三分之二的行政官员下岗！

▲既然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很难不受环境气候等的影响，经沦落成文革时期两派相互攻击漫骂的口水仗了。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如果单位的问题老是捂着盖着不解决那怎么办呢？支持张教授。

▲一个单位，只有一张嘴，一个脑袋。谁官大，谁的手里就掌握\'真理\'，谁就有解释\'真理\'唯护\'真理\'的绝对权力。知识分已经微不足道，像一群随时都可以碾死的蚂蚁。张鸣事件不仅是个人悲哀，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悲哀。大学里如此不能容下各种声音，中国的大师哪辈子能有？

▲这封公开信（指李景治的公开信）是典型的官样文章，缺乏真诚坦率，缺乏直面矛盾与问题的勇气，却不乏虚伪和霸道。总之很不喜欢这样的风格。

▲打多少花拳也没用。网民的眼睛是雪亮滴。还是就张鸣的对你（指李景治）的指责做个辩驳吧。我们拭目以待。

▲原来还想先多了解一些双方的情况，现在看来不需要了，看了这位院长大人的公开信和那位号称学生的帖子，谁是谁非应该是很清楚了。

如今的人大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

如果听任这位院长大人这样胡作非为下去，这样败坏人大的风气，这个学习毕业的学生除了去考公务员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院长为什么反对张鸣的公开化？这种阳光的方式是最透明的，心理没鬼怕什么？不打自招！！！！哈！原来大学的长就这副样子？我也能当！只是委屈了真正的人才！

▲最应该具有民主法治意识的地方，现在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横行的地方，在权力的镣铐下生活，正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权无法，只讲权力不讲道理。

▲中国的大学里能容得下有风骨的人吗？我觉得可以把提问句中“的大学里”这四个字去掉。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这些年“宣御台”总在黄金时间一遍一遍地放那些“奴才”和“主子”的电视剧，对，教化，就是为了“教化”民众。

▲现在的中国大学里还有有清风骨气的人吗？哪个大学有，有的自以为是有所谓骨气的人他其实也就是一个性格与别人不同罢了，如果中国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都是有骨气的，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他们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没有有骨气的大学人。

▲要改变制度很难，但是要抵抗某个将制度之恶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人却未必很难。先生的事件恐怕很难触动的了体制，最佳的结局大概也就是告诉手握权力者，不要将制度之恶发挥的超越人们的极限，但即便是这样的小胜也实属不易。

▲建议李景治院长迅速的把张鸣开除，最好发动所有的嫡系学生把张鸣搞黑，搞丑。这样李景治院长必然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您的名气会像火箭一样飞。

▲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一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你得罪其中的一个人，就得罪了一个大链条。这种体制下想把学院搞好只能指望学院负责人的人品和素质。

▲在教育上我们要传这样的思想：为人学习。不是为了国家、为了党、为了主义学习。为人学习中的这个人可以指学生自己，也指人人。

有没有人站出来说他/她是国家、他/她是党、他/她是主义？有没有人站出来说他/她不是人？就这两个问题，说明我们应该告诉学生为人学习，不能为国家、为党、为主义学习。

▲大学应是社会最自由的地方，这样才能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

▲同胞们，让我们的社会阳光、阳刚起来，把一切都公开化，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让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洗刷一切阴霾鬼怪。

▲反抗的代价如此巨大。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大可想而知。支持张教授，鄙视官僚学政。

张鸣教授

张鸣教授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教授张鸣先生在自己的博客发表文章《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文章讲述了他与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故事。此文的发表，立即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另一位主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在校园社区连续发表数篇回应张鸣的公开声明。一时间，引起公共舆论和知识界的关注。报纸、杂志、电视以及网络博客和论坛，包括教授、学者、作家、评论家以及网友们纷纷撰文或论坛跟贴，对张鸣事件进行大讨论。时至今日，讨论延续了近一个月，似乎依然是方兴未艾。

人们普遍同意张鸣的一个说法：现在的中国大学是一个行政化、官僚化的机构，潜规则主导着大学的运转。

张鸣自我介绍：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张鸣教授通过网络公开了与上司李景治的争执，在文明社会，尤其在大学，这应该很正常。但在中国不正常，在大学不正常，在人民大学也是不正常，“道理”就在于张鸣违反了潜规则。大多数的舆论站在张鸣这一边，许多讨论并非就事论事或简单发泄对中国大学的不满，而是直指弊端众生的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日益衙门化、经济化的中国大学。

●张鸣公开与学院李景治争执的博客文章

▲张鸣：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2007年3月12日21：12）

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我在博客上的自我介绍，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也许，这个介绍，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改变，我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自去年5月以来，我跟学院的领导，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那是在去年的职称评定会上，因为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我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因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我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我的话，都被我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尽管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是大家选的，但要想撤掉，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但是，要想把我赶走，制度上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因此，自那时以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一句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羞辱性地去职，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在这期间，关于我的种种流言在学院和上级领导机关流传，说我没有任何学问，甚至没有专著，只知道捣乱。虽然说，我在近代史和政治学界还不无微名，到目前为止，著作量在国际关系学院也是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我在学校领导那里，却还是个陌生人，所以，我们院长的话，至少在学校方面很有市场。

我的捣乱者形象被敲定，跟另外一件原本跟我不相关的事也有关。那是去年暑假毕业生毕业前夕，已经拿到派遣证，我们学院马上就要离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居然还没有拿到本该发给他们的论文答辩费，这个费用，一个博士生，是1800元，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毕业生屡次和院领导交涉，但均无结果，而且对方态度蛮横。最后，学生将之捅到了媒体，某报记者由于认识我，跟我核实，我当然不能说谎，但我还是跟记者说，在见报之前，最好跟我们主管的副院长协商一下，如果对方答应发钱，事情不报也罢。记者去商量了，结果挨了一顿骂，当然，事情见了报，报道中说了跟我核实的事情。这件事情，被我们尊敬的院长，用来作为证明我如何吃里扒外，给学校捣乱的铁证。虽然，我对人民大学有感情，因为它毕竟是我的母校，但是，离开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天也塌不下来，就是当不了教授，我也能活。只是，我对我的学生，还有依恋，多少有点舍不得他们，在人大任教的十年，我对他们尽了我的力，我对得起我的职位，更对得起这个教授的职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离开人大，离开我的同事，离开这些在高压之下，依然不肯跟我断绝关系的朋友，离开我的学生，我一直以来非常在乎的学生，为了避免你们没有准备，在此先打个招呼。

13日、07年03月、22：27：07

一点补充支持作者：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只所以把自己的事在博克上登出来，不是伸冤，也不是想炒作，对于一个多次拒绝上电视的学者，仅仅在自己的博克上炒作，岂不笑话？说这些很无聊的事情，只是想说明，现在的大学，其行政化和衙门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连我这样一个还算是有点头脸的教授，居然都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些年轻的教师的境遇，可想而知。现在的大学领导，说起来也都是教授，但官一当，屁股决定脑袋，行为就变样。在我之前，我们系已经被挤走了一位很优秀的年轻教师，其原因，据院长的助理公开说，是因为他在会上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一个教师，在学院的会上，居然表达意见会成为罪过，估计，在院长眼里，已经把所有教师都当成了听喝的衙役，而自己就是威风八面的青天大老爷。

▲张鸣：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张鸣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14日、07年03月、23：07：13）

从前，我的博文引起关注的，都是有关历史或者公共话题的。没想到一件涉及自己的事情，会引起网上这么大的反响，不过，既然已经如此，那么索性说说清楚，到底我和我的院长之间为什么会结这么大的梁子。

说良心话，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俩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交集的地方。在去年职称评定会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科问题上，我认为国际关系学院对政治学重视不够，教师的缺员不补，211和985工程基本没有政治学的事，对政治学的学术会议不支持等等，这些事情，虽然涉及到人民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毕竟还是工作上的分歧，完全是学校内部的事务。

但是，关于职称评定以及之后的种种风波，已经超出了学校内部事务的范围，具有很广泛的公共性，实际上涉及了当前的学术评审，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当前三大社会难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的职称评定前夕，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我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我说：这样做，评委的合法性不足。他说：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

由于此次职称评定，萧延中先生的呼声很高，但院长不知道为什么，不乐见萧延中被评上，于是放话说，此次评审，政治学专业没有名额，唯一的名额是他让出来的（我至今搞不明白为什么是他让出来的），所以，只能给科社的人（因为在学科归属上，他是科社专业的）。我为什么要坚持应该给萧延中先生评教授，因为他够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萧延中就因为连续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到大块文章，而蜚声学界，他1988年出版的关于毛泽东早期活动和思想著作《巨人的诞生》，以及有关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的《晚年毛泽东》，一时洛阳纸贵，影响远及港台和海外。而那时我们大多数评委，包括李景治先生和我，还没有著作。下面，是我统计的萧延中先生最近的著述：（略）

萧延中先生的很多文章，网上都有，有心者可以自己看一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不便说当时参评的其他人怎么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仅在论文和著作数量上，达到并超过了参评的要求，而且就研究质量而言，也是一流的，学术影响，更是无人能及，国外许多学界的重要人物，比如麦克法夸尔、林毓生、许倬云、林同奇、钱永祥等，都对他的研究，有很高的评价。

萧延中先生该不该评教授，我想，每一个真心关心学术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评价。当然，我们的院长不同意我的看法，也很正常，只是，为什么不允许我在会上表达我的看法，在我不让他打断我的话之后，居然会非常恼怒，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收拾”我的动作，他在一个布置处理我的会上说，张鸣在职称评定会上十分霸道，不许别人说话，以后，绝对不你能让这个人再当评委。在一个他担任主席，而且评委都是他选出来的会议上，我居然会霸道到不让别人说话，有人信吗？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出，一场所谓的学术评审，从一开始，就跟学术没有多少关系，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甚至，连起码的合法性都不讲。仅仅是因为评委中有了一个我这样的人（由于我是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系主任，即使按官僚的逻辑，我也得做这个评委），事情才发生了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院长大人肝火大动。仅仅是因为自己单位的一个教授，在会上发表了跟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因此认为“此人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要布置将他羞辱性地撤职，然后让他彻底孤立，最后不得不离开学校。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

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教育部对大学的控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将大学紧紧地绑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据说是中国的现实。只要当了官，就可以有学术和其它的资源可以调动，好处没个完，不仅自己课题做不完（反正有年轻教师和学生可以支配），还掌握了学校里其他人的生杀大权。从小的方面看，姑且不论学校众多的党政机构，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我前面已经说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按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好像一个处级干部不配助理），院长助理参加院长办公会，一开会，三个副院长，三个院长助理，众星捧月，院长风光极了。不仅如此，学院还将下属的办公室扩大，一个办公室管三个科，而主管副院长管办公室，隐隐然，自己比处级高了一级。这样的大学，它的文化，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是听话的衙役，教师最大的美德，就是忍让，乖巧。因此，培养的学生，也强制性要求听话，最好个个都变成奴才，不管老师领导说什么，只管应声：喳。当然，这里面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具有个性，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所有的会议，都是院长先讲（占最多的时间），然后副院长讲，然后助理讲，教师，即使你是大牌，也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所谓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

列位，这样的大学，跟官场有区别吗？

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

学术上，无论观点如何，左还是右，只要是按学术规范在做，就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学术评审，如果只按长官意志，那么正常的学术激励就完全权术运作，评出来的学术成果和教授，以及名师，就有可能变成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大王，如果触动了一点这种行政学术的禁忌，就会遭到严厉惩处，那么学界，不仅化为官场，而且沦为黑社会。

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国际学界还跟我们玩不？我完全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威胁，我并不是不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学界的堕落和学人的沉沦，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张鸣的另外关于这次争执的文章请看：

博客：http://zhangming.vip.bokee.com/
http://blog.sina.com.cn/zhangming1
近期文章还收录在：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5

●李景治针对张鸣发表的公开信

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时间：2007-3-16   来源：国关新闻）

各位老师、同学们：

最近因张鸣教授在媒体上的一些言论，使学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于言论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机会和途径做出正面的回应和说明，给大家一个交代。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学院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爱护她，维护她，并通过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和谐的国际关系学院。

一

由于历史原因，90年代中期我院的发展不是十分的景气，最低潮时我们只有半个博士点（仅有的科社共运专业还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享），只有一个博士生导师，十来个教授，在读的学生只有百余人。

进入21世纪，在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和规划下，经过全体师生员工七八年的艰苦努力，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截止2006年年底，我院在读学生达到1101人，其中中国学生856人，留学生245人，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院积极引进拔尖人才并选留海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像时殷弘、金灿荣、查道炯等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来我院工作，大大提升了学院的实力。目前我院教职员工76人，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生导师21人，副教授25人，讲师17人；在学科建设方面，我院在本科层次拥有国际政治、外交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三个本科专业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政党政治两个专业方向；硕士博士均拥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政治学、中外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世界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8个专业，硕士点今年还新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科布局日渐完善；在科学研究方面，我院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逐年增加，仅近几年我院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两个、国家重点项目一个，其他国家、部级项目十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成功获得了“211”工程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对外战略”以及985“国际政治经济与欧洲问题研究创新基地”两个项目。我院组织出版的“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和“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多本被列为“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为国内多所兄弟院校推荐使用；在国际交流方面，我院也加大力度，在教师和学生出国方面的数量都大大增加，我院教师参与的美国密歇根、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课程教学，大大扩大了我院的国际影响。我院学生还曾多次参加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学院增加了荣誉。我院还创建了“中国国际问题论坛”以及“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两个学术品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们每个师生职工，包括我院的老的领导和老的教师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们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但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许多繁重的工作。与其他兄弟院校相比较，我们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例如，迄今为止我院还没有一个全国重点学科。此外，不少新建立的院系发展势头也很快，形势咄咄逼人。在这种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埋头苦干，才能站稳脚跟，争取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在这一关键的时期我们因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意见而造成严重的内耗，就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逐步落后，甚至功亏一篑、一落千丈。一个学院发展起来，至少要经过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见成效，但是，衰败起来却是很快的。因此，我们呼吁全院教职员工以大局为重，以学院的发展为重，自觉地抵制有损于学院声誉和直接影响学院发展的做法，努力工作学习，使我们的学院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二

国际政治系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在1960年成立的政治学系的基础上于1964年组建而成的，成为国内成立最早，力量最强的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的教学研究机构。国际政治系成立后除设立国际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学研究机构外，还一直保留了政治学教研室和西方政治教研室，并在人民大学率先招收了这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0年，原国际政治系同当时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合并，组建了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2001年，根据学校院系调整和专业整合的安排，全校的政治学学科进行整合，原中共党史系的政治学教研室和当代中国政治两个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又整合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张鸣教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党史系转到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都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政治学可以为国际政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又为政治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兄弟院校都认为这种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一些兄弟院校正是在政治学系的基础上发展国际政治专业，乃至建立国际政治系或者国际关系学院。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以这种发展思路来促进国际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得到了调整前国际关系学院大多数人的认同，也是张鸣教授当初进入国际关系学院时所赞成的。

由于学院规模的迅速扩大，学科的迅速增加，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两个学科领域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从管理角度，学院始终坚持各个学科领域同等重要、共同发展的原则。例如，在教学中，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已经形成一个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的局面。学院为全院本科生开设的学科基础课并不多，其中政治学专业开设三门：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府与政治。学院在硕士生招生考试科目上，政治学理论是所有专业的必考科目；在博士招生上，考试科目的设立，参考书的确定上，政治学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全院博士生通开的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政治学前沿》，当然，国际政治的教师也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不少精彩的课程。在本科教学中，原党史系的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的外语课程课时较少，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外语水平，学院专门为他们增设了专业外语课，使他们的外语教学享受同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同等的待遇，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在学校“211工程”申报论证的过程中，根据全校的整体布局和安排，我们申报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子项目。经过争取，包括政治学方面的教师的共同参与，学校设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项目，这个项目虽然是重点研究国际问题，但考虑到学院的整体发展，我们一方面，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设立了由政治学的教授来主持的与子课题相关的研究项目，占全部研究项目的近40%；另一方面考虑到国际政治已经有了211的支持，因此将学院的资源来侧重支持政治学，其中包括支持政治学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国际交流活动和国际会议。

又如，在985申报和论证的过程中，按照规定，985项目既要体现学科优势，又要同研究基地相结合。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都很强，但由于基地等因素，其985项目却是美国问题研究。而因为人民大学拥有欧洲问题研究基地，因此，学校最终批准和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欧洲问题研究创新基地”。按照以上的原则，我们同样在985范围内给予政治学很大的支持，政治学的一些教授、副教授出国访问，学院同美国中国政治学学会所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学院与台湾政治大学所联合发起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以及“中越改革与发展比较论坛”等都是以政治学为主要内容的。

再如，在全院21位教授中，政治学片教授占12位，这充分、最好地说明国际关系学院在职称评审中的公正性，并没有学科上的偏向，更没有对政治学的轻视。

可见，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国际关系学院重视国际政治而轻视政治学的结果。张鸣教授认为国际关系学院不重视甚至于打击排斥政治学是没有道理的。与张鸣教授的看法相反，政治学片的绝大多数教授是认同和支持学院发展战略的。

三

国际关系学院一贯强调“团结发展、民主办院”的方针，强调发展是目的，团结是保障，无论在院领导班子内部还是在全院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我们都反复强调这一点。遇到不同的意见大家民主讨论，各抒己见，虽然有分歧和争论，但是总体上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积极努力的干好工作。为了贯彻上述原则，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一套机制，每年或每学期召开一次院务扩大会，除了学院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我们还请所有系所主任、教授和部分青年教师的代表、民主党派人士代表共同商议学院发展的大计。院务扩大会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而不是由学院领导班子来布置工作。事实上，学院一些重大的举措，例如211、985和全国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都经过了院务扩大会的认真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推进的。学院领导班子根据每次院务扩大会的精神和新学期学校的工作要求，研究决定学院新学期的具体工作，并在新学期的全院大会上布置本学期的工作，做到公开透明。正因为如此，学院形成了团结、友好、协作的良好环境。人民大学同一些兄弟院校相比，硬件条件不是最好的，有些全国知名的学者愿意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工作，他们所看重的就是国际关系学院这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他们认为在这里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和科研，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团结发展，民主办院”的方针，所以使国际关系学院在最近的七八年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也在学校内部以及全国同行中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今后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仍然要坚持这一方针。我们坚决反对影响乃至破坏学院这种团结和谐氛围的做法。

我们呼吁国际关系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排除各种干扰，努力维护学院的声誉，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绝对不要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尤其是课堂教学。目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全国重点学科的申请、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录取等大量日常工作，这些工作不允许我们分散精力。如果我们做不好这些工作，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对学院不负责任，对人民大学不负责任。面对这些工作，我们并不愿意分散精力去回应张鸣教授，但事已至此，我们真是好不情愿、万不得已。如果我们再不出来讲几句话，是非曲直将会被颠倒。

我们也呼吁全院全体同学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顾全大局，努力维护学院的声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参与到一些无谓的争议中。学院特别需要你们，需要每一个正直、正派的学生的理解和支持。在当前的这种社会氛围下，特别需要维护学院的稳定。国际关系学院走到这一步是十分不容易的，她是我们大家辛勤劳动和努力的结果，她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共同家园，我们绝不希望自己工作学习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学院。

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影响了学院的正常的工作。大家知道，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至于张鸣教授在媒体上所谈论的具体问题，如有必要，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出正面的回应。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7年3月15日

（注：李景治在人大“公关新闻”一共发表了四篇公开信，读者可以在网络搜索找到）

● 学者、专家等对张鸣事件的评论

▲学者刘擎发表文章：张鸣的坏脾气。文章写道，刘擎张鸣本来是个农村的孩子，人民培养了他，让他进了京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当上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和系主任。一面教书上课，一面做学问写文章。据说声誉很不错，想必待遇也不会差。这是多少教师梦寐以求的“滋润”日子。照理说，张鸣应该（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心怀“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可他放着这么“滋润”的日子不好好过，却要和顶头上司闹意见，而且在媒体上公开，最终闹出个“张鸣事件”。这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吗？

看起来，张鸣虽然身为教授，却在某个方面非常无知——对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为人处世”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给张鸣教授补补课。

首先，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自己的主见，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轻易“畅所欲言”。尤其在表达批评见解时，“察言观色”才是更要紧的“潜规则”。所以我们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见，特别不要在与自己（比如职称、房子和奖金等）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轻率发言。况且，学校不仅没有亏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着为了别人的事情大动干戈吗？一个同事的职称问题、一群学生的“答辩费”问题跟你张鸣的利益有关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领导闹意见，特别是自己部门的领导。你常听到领导说自己是“公仆”，是为老师和同学“做服务工作的”，但就算真有这样的领导你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须懂得，领导当然可以随时打断你的发言，但你永远不能打断领导的发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态度对待领导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对领导抱有“敬畏之心”。你开始不明白这个“潜规则”只是不够成熟，但领导已经明确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无所畏惧，那就显得狂妄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单位的问题要在“内部”解决。如果你的意见与部门领导相左，而沟通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选择就是放弃己见，服从领导。如果你要坚持己见，就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和方法说服更高层的领导（足以使本部门领导“敬畏”的领导）来解决矛盾。无论如何，你不能将矛盾对外公开，在媒体上引发争论，这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你张鸣认为这是原则之争，但对许多领导来说，“形象”问题就是原则问题，因为事关“政绩”，可能还是最高的原则。因此，你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形象原则”。由于你破坏了“形象第一”这个“潜规则”，本来或许支持你的同事也会感到你“走得太远”。于是，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独自承担“严重的后果”。

说话切记察言观色，绝对不要冒犯领导，矛盾问题内部掌握。诸如此类的原则当然不会写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守则”，但以张鸣的聪明好学竟然悟不透这些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吗？显然，“张鸣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他根本就不买这些“潜规则”的仗。大概是长期钻研历史的缘故，张鸣也染上了他所谓的“历史的坏脾气”。

公允地说，“张鸣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公众都还不了解全部事实，张鸣教授与李景治院长或许都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发现两人对于大学理念的观念冲突。比如，张鸣批评的是评审职称过程中的“行政主导”问题，而李院长“郑重”答复的是“学院评职称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李院长作为领导“照章办事”当然不错，但这完全没有答复张鸣的质疑。张鸣反对的恰恰是“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这类行政主导的规定。

至于大学的“内部问题”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讨论的问题，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长在公开信中指出，“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因为他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长本人“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长眼里，中国的媒体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争论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乱仗”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声称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结果在美国各大报纸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以萨默斯发表道歉声明告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大学中所发生的争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什么就不可以向纳税人公开，接受公众的讨论？

从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透露“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消息，至今不过三个星期，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撤销了张鸣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这体现出极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张鸣事件”或许还有一些公众不知道的细节。但就李院长目前发表的四封公开信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张鸣除了“坏脾气”之外还有其它什么严重的问题。“没脾气”当然会比“坏脾气”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运转”。

但是，如果“团结”与“和谐”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照章办事、正常运转，而且意味着凝聚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学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一堆“业绩指标”，而是致力于养育“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容得下一个“坏脾气”的教授，就不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学者和作家林达（两位作家共同笔名）发表文章：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人大的一位系主任张鸣教授，对大学过于行政化提出批评，和学院领导发生冲突。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冲突的起因，引起网上强烈反应。学院领导层的应对相当的黑色幽默，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然后让一位副院长打电话通知张教授。

这第一回合的冲突，反应出人大的制度有问题。张鸣教授担任系主任，是系里教师们选出来的。把他从系主任的位子上捋下去，不能只开一个院长办公会议就决定。这涉及权力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也是保障一个制度内部合理和谐，运作良好的常识。否则，下一次要是教师们再把张教授选上去，院长办公会议还要不要再把张教授撤下来？你选我撤，你撤我选，堂堂大学聪明智慧人士云集之处，怎么会建立这样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制度？

有意思的是，没权的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诉说，青年学子纷表支持。人大的院长开过办公会议，也在网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接连在学院的官方网站发表两份给教师和学生的公开信。官方公开信的风格，又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第一次落款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没有一个姓名，第二封信竟然连落款也没有了，看上去好像是半封信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信，表面上看是写信的人信心不足，反应的还是制度有问题，不是院长在面对教师学生，而是权力在面对下级。

制度，说得简单点，就是在这个制度内的人，他们的利益或权利，和官员手中的权力，怎样配置，怎样互动，怎样运作的一系列预先规定。人大的事情，反应出这一制度内，缺乏人和权力的有效对话机制。

一个大学，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有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个人和官员如何应对，大学应该有制度性的规范，这种制度性规范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遵守，反映大学内所有人都认同公平和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个人遭遇不公平，见证了腐败和恶行的时候，在领导层察觉了学术作假或者违规的时候，在下级揭露上级滥权渎职的时候，在上级发现了下级违法乱纪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有预先设立的程序，让人们来有序地保证公平地处置。这类制度性程序，大致上包括四个独立的步骤：投诉，调查，裁定，上诉。

正常的制度内部，预先规定了有什么机构或什么人来接受有关事件的投诉。投诉事件的性质和证据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启动调查处理的程序，否则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会成为新的投诉对象。启动调查是关键的一步，必须保证调查的公正和中立。

有时候，制度内规定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在涉及利益复杂的情况下，则规定必须临时成立调查小组，小组组成必须保证没有\"利益冲突\"，有间接牵连的人都不能参与，有时甚至规定必须聘请外单位的人来调查。启动程序和调查阶段，通常都有调查人员行为和保密的规定。调查后，调查人员递交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就结束了工作，除非需要补充调查。然后根据调查证明的事情真相来裁决，作出相应的处理，甚至必要时移交政府的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还必须规定，有关人员有申诉的途径，有机会提供自己一方的理由、陈述冤情或者相关证据。

以上四步，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制度处理内部矛盾的预定程序。这四步是四项权力。这四步要不流于形式，不演变成恶政和腐败，必须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四步都是独立的：启动程序的人，不参与调查；参与调查的人，不作出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包办上诉。每一个官，不管多少大，都最多只能走一步。一手包办，从头走到底，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禁止的，即使包青天再世，也得服从这个原则。这样的四步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正和正义。小到一个学校，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人大张教授和学院领导的冲突，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中，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出了事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认同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涉及其中的人，下一步会做什么。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就没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区分。即使今天摆平了这件事，明天仍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这一事件，要紧的是看到我们制度的缺失，亡羊补牢，设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来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

▲学者谢泳发表文章：张鸣事件引出的感想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有很多议论。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如果非要表一个态，我肯定是支持张鸣的，我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听到人大一些朋友的私下议论。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关于此事的是非，而是由此事可以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西方大学内部，都有校园政治，这是生活常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制度在强化校园内部冲突。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大学制度，但却有缺点比较少的大学制度，而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正如张鸣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坏的制度。在比较好的制度下，好人比较舒心，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就比较烦。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制度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垄断的制度。

1949年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分为国立和私立两种体系，在私立大学的概念中，包括了教会大学的形式，所以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虽然在经验和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在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中，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

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的教授是在自由流动机制中保持活力的。自由流动成为事实的前提一是真正的迁徙自由，二是经济保障，三是教授治校。

张鸣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因为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由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所谓教授的流动，事实上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事实上的教授自由流动不是一种常态，不流动的名校教授间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而已。中国老大学里，教授间也常有矛盾发生，但因为自由流动是一种常态，通常的模式是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一般不会打起来，不会伤和气。1938 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授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事实上由各院院长掌握，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细密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也不会全部聘用草包教授，一个单位，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的亲朋故旧是难免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我知道萧延中和单少杰，但他们都是副教授（萧也是刚评上），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名的学者。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虽然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很难有希望，什么一流大学，什么世界排名，都是扯淡。

张鸣是名教授，不平则鸣，应该说他的抗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想说，在那样的机关教书，和那样的领导共事，早点离开也好！

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能不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

▲邓聿文撰文：中国大学需要更多的张鸣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堂•吉坷德。现在，张鸣“不幸”似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物。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文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

笔者无意对张鸣与李景治之间的是非恩怨做评判，然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仅由院长办公会就罢免一名民选的系主任，也不给当事人撤职的任何理由，确是有悖于程序的。

就张鸣事件来看，触发他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是行政权力操控了学术的评审。他说：“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平心而论，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其系统内部的延伸，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虽是略显夸张的说法，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

严峻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完全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从而使得学术权力依赖和服务于行政权力。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高校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仅会降低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由于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行政主导教育只会培养出一群崇拜权力、汲汲于官场钻营、习惯于等级秩序、唯上级意志是从、毫无创新意识的人。可想而知，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出什么大师的。

从现实来看，不管出于对生计、地位还是前程的考虑，大部分的老师和学者都已经臣服于这一体制，选择了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态度，面对着教学、职称和科研活动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或明哲保身。作为体系内有着一定学术声望以及行政权力的一员，张鸣本也可以随大流或者选择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但现在他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整个的高等教育体制，公开抨击这一体制之恶，这就等于与整个体制为敌，在这一体制垄断了一切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单枪匹马公然挑战体制的行为，其代价是几可预见的：或者直接被排除出体制之外，或者留在体制内被边缘化。对此，张鸣也心知肚明：“最坏的准备是学校把我开了，最好的是让我在人大教下去。”

由张鸣事件我想起了前年发生的陈丹青事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有感于博士教育的僵硬而宣布将离开清华，此事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张鸣事件最终像陈丹青事件一样收场，也是极可能的。在“无物之阵”的庞大体制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从这点看，陈丹青和张鸣们都是大战风车的堂？吉坷德，注定要失败。但是，不能讲他们的行为就毫无作用。个人的不幸或许会成为社会的幸运，因为在网络和言论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体制之弊端，从而积累起变革的力量。假如有更多的陈丹青和张鸣起来挑战它，或许变革会早一天到来。

▲评论家薛涌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文章写道，张鸣教授最近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并被撤消了在该院的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国内媒体立即约请我就此事作出评论，被我谢绝。理由是，我人在美国，情况不清。我很希望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能澄清事实。然而，其答复是院长在该院网站上的官气十足的四封公开信。媒体人士告之，国际关系学院就此事一概拒绝采访，记者难以获得客观的消息。校内网站BBS中的有关文章全部被封，乃至学生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噤若寒蝉。

外人是非难辨了。不过，这样的行政行为，却背离了大学的教育原则，证实了张鸣所谓“大学衙门化”的指责。

大学是个学术共同体。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训练学生的某些特别的技能，更要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而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开始。当然，这种参与，要先从本校的事务开始。这几年国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如火如荼，但人家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提供了种种方便和服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事务，这一点我们差之甚远。

仅举几个例子。美国的大学，几乎都有学生自己办的报纸。这些报纸一般是学校出经费，但编辑和经营的权力在学生手里。看看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学生的报纸能出日报（一周五期），是校内影响最大的媒体。这些报纸，除了报道范围以本校为主外，和一般媒体没有什么区别，时常发表言论，抨击学校的政策，甚至直接批评校长，对校内的各种纠纷也都积极介入。比如，一个助理教授的去留，乃至一位教授的私生活，一旦出现争议，就立即会成为学生报纸的热点。在这种报纸上当过编辑或主笔，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是个重要的资本。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上哈佛时最大的心思就是进学生报纸的编辑部。在挤不进去时，他竟曝出自己的亲戚，正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将来校演讲的新闻，证明自己作为消息来源的提供者，是多么有价值。

反观学校的官方报纸，常常是一个月左右才出一期，很少有人在乎上面讲什么。当然，除了报纸外，还有各种学生组织，也从学校获得经费，但运作是独立的，免不了和学校对抗。我刚到耶鲁读书时，看到学校中央图书馆前的草坪十分美丽诱人，特别是草坪下面的地下图书馆，设计和环境混然天成。当我向一位老师赞叹这样的设计时，她告诉我：当年这个图书馆，是准备盖在地上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现代建筑放在这里，草坪没有了不说，四周清一色老式石头建筑所创造的古色古香氛围也没有了。就要开工之时，各种学生社团就组织起反对力量，到工地上静坐，拦住了推土机。最后学校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为什么国外的大学要花钱给学生办报纸，组织社团，让学生有动员起来反对自己的武器？因为高等教育要为学生适应和改造社会服务。现代社会，是为“参与性的政治程序”所治理。学生读书期间，就要学习和演练这样的政治参与，而最好的场所当然就是自己的学校。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学校内的公共事务都无法参与，还谈什么投身于社会？所以，当一个大学生毕业求职时，如果能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在校期间曾领导了一个运动，阻止或改变了学校的某个重大政策的话，那么，他或她就很可能比一个优等生更受青睐。

如今，美国一些名校，纷纷把课程在网上以视频的形式公开，让公众可以直接身临其境地享受一流的课堂教学。许多人问：这样把课程免费提供给公众，谁还会一年花几万美元来读书？其实，真正体验过美国的大学生活的人就知道：课堂远无法涵盖大学教育的全部。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平台，并鼓励所有成员参与这个共同体的管理过程。学生在这种参与式的大学环境中，学会了怎么表达自己的诉求，怎么说服别人，怎么调动公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怎么把思想化为行动，由此发展出自己的“领袖才能”。看看当今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他们上大学时，常常功课平平，但在校园生活中十分活跃。要是上大学仅仅意味着上课考试的话，大学对他们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张鸣教授之间的冲突，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既然此事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拿纳税人的钱经营的人大，就有义务向社会有个交代。同时，校方应该鼓励而非禁止学生就此事展开辩论，评说是非。毕竟，我们的大学不是以培养死读书、听话的学生为目标，而是要塑造有思想、有责任、有行动能力的公民。如果封了学生的嘴，就等于砍掉了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

▲王文佳（广州编辑）发表文章：“蚂蚁撼大树”更显张鸣的可贵。文章说，张鸣此举的意义，恰恰也在于此——这个时代，总需要一些蚂蚁去摇撼大树，而不是纷纷“蚂蚁上树”，才可以彰显时代之进步，人心之不古。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张鸣被撤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张鸣就此事件在博客上连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则在本院网站上发表了四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表示张鸣的“人品和学问都值得质疑”。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按照中国传统的吵架模式，叫“撕破脸”——双方的观点、理由、委屈，都摊在大太阳底下，供街坊邻居、过往客官说道、评理，再也没有回旋和沟通的余地。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据《新民晚报》3月22日报道，“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

目前，这一“终极结局”还没有出现，张鸣依旧呆在人民大学领工资、当教授。而据《东方早报》3月23日的报道，人民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声明“绝对没有解聘张鸣教授的意思”。然而，张鸣继续呆在人民大学，他的处境能够获得改善吗？

以上之所以啰里啰唆地引用媒体报道，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自从张鸣在个人博客上公开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言论之后，甚至，自从张鸣接受记者采访如实回答博士生论文答辩费问题之后，戏本就已经确定，戏就已经开演，角色就已经分配完毕。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张鸣接二连三地触到了中国有名的“潜规则”。“潜规则”不是明文的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内部沟通、制衡机制。中国的单位政治，讲究的是内部合纵连横、各据山头，对外铁桶一块、众口一词。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不管发生什么矛盾，当事双方“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事件及影响还处在单位内部，属于可控范围，就会得到缓和或解决，最起码弄一个“囫囵”和谐，然后各立山头，割据称雄。张鸣事件的关键，首先，张鸣没有遵循“内部矛盾”的一般处理原则，将“政务公开化”；其次，张鸣没有“捂住”单位的工作失误，属于“泄密”。

20年前，单位在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每个人都陷入单位，精通单位政治；每个单位都有着一大堆的人事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如今，随着社会逐步的开放，就业成为一个双向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一些行业，单位的“紧箍咒”松弛或者荒废。然而，在中国的大学，作为一整套行政制度的“单位”，变化依然不大。相对于其他与社会、民生紧密相连的单位，大学距离较远、高高在上，一定程度上享有着“自治权”，在来自外部的媒体和社会舆论面前，高挂“免责金牌”，不需对社会舆论“述职”，更不存在“问责”。大学对内部人员的管理，遵循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部规则，风吹不动，其中一些，就属于传统单位的潜规则、陋规。大学教授们受制于此，也受惠于此——最近两年，媒体多次报道大学教授抄袭问题，至今未见有一起得到处理，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单位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放之四海，四海一家”。中国古代固然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那个时候，社会的网络编织得还算空疏，总有着灰色地带、边缘区域的存在。这就是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施耐庵所歌颂的水泊梁山。如今，世上已无梁山泊。在中国，作为单位的大集合，不少大学，外观是一水的高楼大厦，内部是一水的单位政治，对于大学教授中的异类如张鸣者，可供选择的机会实在太少，过了这村入那店，同样店面同样货色。

张鸣的举动，触及的仅仅是大学这一庞然大物的一个点，其最终结局，如蚂蚁撼树，不会引起多大的响动。中国之大学，一方面机构庞大，另一方面自我保护、体内循环，对于外部的风吹草动乃至刀风剑雨反应麻木。张鸣此举的意义，恰恰也在于此——这个时代，总需要一些蚂蚁去摇撼大树，而不是纷纷“蚂蚁上树”，才可以彰显时代之进步，人心之不古。

● 媒体的报道

▲ 南方都市报：人大系主任写博批评学院被撤职直言高校官僚化

记者：韩福东  来源：南方都市报（访谈地点：博客中国演播室）

旁白：据张鸣在其博客上的文章描述，他和学院领导冲突的导火索是两次冲突，第一次是在去年5月的政治学系一位老师的职称评定会上，张鸣因为替这位老师感到不公而发言时，被院领导两次打断但仍然说下去，因此触怒了领导；第二次是因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被戴上“捣乱者”的帽子。

撤了就撤了  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这事对我没伤害，不如对他们的伤害大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在您的博客上得到消息说您被撤职了，是确有其事吗？

张鸣（以下简称张）：是。3月16日下午，天还没黑，我就接到了常务副院长的电话，说刚才院长办公室决定免去你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当然其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最终还是免了，下一步将安排向学校和学生解释。

记者：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张鸣：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合适。

记者：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怎么安排？

张鸣：没有（说明），我还是教师，还是教授，还是会上我的课吧。但是下一步对我会有什么处罚，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这个处理结果是你事先预料到的吗？

张鸣：应该说我也预料到会有这种可能，但还是没有想到他们果然这么做了。你这么做，总应该有个理由，不然就是抹黑自己而不是我。

记者：你会因此而感到难过吗？

张鸣：这没有什么，我是靠写东西生存的，这件事对我没有伤害，不如对他们的伤害大。

记者：你看重这个职务吗？

张鸣：不看重。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我（这个系主任）是被他们选出来的，只是老师和学生需要我为他们做点事，我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学校里确实是一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现在撤了，我也不知道是否具有合法性。

记者：那你打算接受这个处理结果吗？

张鸣：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人劝我申诉，我不知道该怎么申，也挺麻烦的，我个人倾向于算了。现在他们这么一做，等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可能还有人认为我在博客上写的都是一面之词，现在等于都验证了。等于自证我的话。（笑）

记者：说到你前几天在博客上公布你和院领导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少人揣测，是不是这么做，惹恼了别人，或者说，没有给别人面子，让别人下不来台？

张鸣：我想，他们不是因此而撤我，而是早就要撤我。

记者：只是这个消息加速了这个进程？

张鸣：对。但是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撤了就撤了。对高校行政化、官僚化问题，我早就发表过很多文章呼吁，只是影响没有这次大。作为一所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机构跟现在差不多，也有党委，但是各个院系主任和教师、学生的关系都特别融洽，摆不起架子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记者：作为系主任，你有官架子吗？

张鸣：我没有。我不是官，我的权力就是干活干得好点。就算有权我也不会这么做，当然也许我真的做了官，也会这么做。（笑）现在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三大难点之一。

（以下省略）

▲东方早报：大学需要的张鸣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客文章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3月17日《新京报》）

触发张鸣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此说虽略显夸张，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使校园内出现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潜规则助长学术“包工头”（省略上半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行政领导为什么会对学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张鸣：我说的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成了圈内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圈内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还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特别这几年，所谓重视教育科研，一个文科的课题也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毫无必要，反而进一步惯坏了一些人，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学术的代表人物。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不是也有一些正面的价值呢？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张鸣：如果说是管理苦力，这种人治也许会在一定时期起到一定效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则没有任何好的影响，学术是要讲自由的，是真理至上，不认权威的，没有平等的学术尊严和探讨的自由氛围，原创性的思想就很难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人的权威可能会让你这样的人不舒服，可是不是也是管理的需要？毕竟学术单位也使需要管理的。

张鸣：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理解的管理就是服务，大学毕竟不是工厂，在国外也不是没有行政领导，人家也有院长，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国外大学里院长这种职务，谁都不愿意干，那是要为大家服务的，就跟当值日生一样，几个主要的教授推不掉才轮着干，咱们国家读书人为了争个院长、处长之类的官当，打破头，什么手段都使，斯文扫地。这些人到了行政岗位上，非得把权力用足不可，使得学术单位的气氛越来越庸俗化。

不要让“做人”成为学者费神的事情《第一财经日报》：你说这些比较冲的话，会不会被当作不会做人的典型呀？

张鸣：反正我的同事们大多和我处得挺好，我们政治系也搞得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学院人缘儿也算很不错的。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学者整天把心思花在“做人”上呢？特别是庸俗化意义上的做人。做一个教师，认真上课，让学生喜欢你，和同事相互启发砥砺，促进学术，这不就行了么？为什么在一个学术机构见到个行政干部，非得点头哈腰，低眉顺眼，跟当家仆一样。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么？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你戴着比较有色的眼镜看现实，你说的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个别现象其实没有你说的严重？

张鸣：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严重，领导来视察让学生排练，为了评院士把很多人的研究成果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作弊是什么？上面来搞评估，居然把材料装在笔记本电脑里送给人家，人手一份。大学不说有大师，至少也要为人师表吧，大学发展成这样还有脸教学生要正直不能作弊吗？有一次自己学校的校长来学院考察工作，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学院要挂出热烈欢迎的横幅。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你和你的一些同事感到不爽以外，你能否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张鸣：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我们会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的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

▲ 《博客中国》人大教授张鸣访谈：教授职称评定认官不认学（省略一部分）

博客中国  发表于：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主持人：美凝 《南方都市报》记者韩福东 知名记者郭宇宽 《东方早报》记者殷玉生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与记者郭宇宽

院长的权力过大，不听话就不让你评上教授博客中国：张教授，当时那个教授职称评定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

张鸣：在去年的教授职称评定会之前，院长就宣称，政治学没有名额，现在的名额是他让出来的，萧延中不能评。老萧（注：萧延中）已经52岁了，他在80年代就很有名，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却始终不给他评。所以，在发言中，为萧力争，我说话时被李景治先生两次打断我，都被我制止了，他非常恼火。

博客中国：他就算辞了你这个系主任，但也辞不了你这个教授吧。

张鸣：对，制度没有给他这个权力，所以，他要把我挤走，先是羞辱性地撤职，然后他让所有跟我接触的人，要跟我划清界线，做了无数的工作找人谈话。让我待不下去，自己博客中国：这种“挤兑人”的情形官场很常见，但大学是学术机构，大家都是做学问的，一个院长能掌握多大的资源？为什么眼里容不下你？

张鸣：现在就是“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院长掌握的资源非常大，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了没有，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因为有一部分工资是院里筹发的。

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博客中国：平时看你的文章，觉得你是轻松幽默、从容不迫的，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把这样一件事在网上放出来？

张鸣：原来觉得我走不大可能，现在觉得有可能了，所以就把这个捅出来了。当时我在会上也没跟他吵，但是由于最后老萧评上，他认为我搅乱了他的战略部署。……我们政治学在整个学院非常受气，211、985课题基本没我们什么事。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去年5月份的事情是一个导火索。

张鸣：对，还有学科分歧，这属于工作的问题。

博客中国：这个导火索严重到你一定要离开人民大学，离开你热爱的岗位？

张鸣：不是我要，是他在一个会上说，张鸣这问题必须解决，张鸣这个人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不知道一个教授为什么对他要有敬畏之心。

哪怕总理来我这视察，我也绝对不会起立博客中国：评教授是不是有一些硬性指标？

张鸣：有，必须得是博士，核心期刊文章要够。

博客中国：是不是大家对箫延中的学术不认可，他的专著有哪些？

张鸣：他的著作在网上都有，大家有兴趣可以查。

博客中国：去年五月教授职称评定的事，等于是你做了出头鸟。

张鸣：对，因为我出头导致院长的意志被扭曲和忽视了。

博客中国：这事要放在一个企业非常好理解，我当总经理要有执行力，你下面跟我不是一条心肯定玩不转。但大学是学术机构，应该学术自由，有民主风气，你多写点文章，院长也有面子，他在这里面强调谁是亲信，要臣服于谁，这有什么意义？

张鸣：跟官一样，整个学院没有敢像我这样的。我曾经听一个县委书记说过，现在当官1/3能干，1/3拍马屁。我们的院长说你张鸣对我没有敬畏之心，这话说出来了，说明他根本要的就算顺从。甚至不屑跟你沟通，就准备撤你，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小芝麻官，撤就撤吧，何必弄得那么阴谋兮兮的。

博客中国：到现在我们听你一面之词，是不是有时候你确实“不大礼貌”，犯了领导的“龙颜”？

张鸣：我确实有点恃才傲物，所有的领导，哪怕总理、部长来了，到我这视察，我在场绝对不会起立的。我确实有这个毛病，但不是故意抗命，我觉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要给你起立？

博客中国：你当系主任有什么滋味？

张鸣：就是个工头。院长不过是处级干部。

博客中国：你批判“学界向官”，但你又自然而然地把处级和学界结合到一块，可见官本位对你这样反官体制的人而言，也深入人心。

张鸣：有时候这是一种说话习惯，他就是处级，从官本位角度来讲就不应该干，但他依然在干而且左右着你。我这还算是有头脸的一个教授，你想那些年轻的教师日子该多惨。

博客中国：中国大学的院长，权力要比西方大学的院长权力大吗？

张鸣：大得多，西方大学的院长没人干，干的是义务，跟我们有本质不同，我们是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最近被解职，原因是他在互联网上公开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且抱怨没有学术自由。报道说，上个星期，张鸣在个人的博客上发表长文，详细叙述了他与自己的学校领导发生的冲突，并且强烈抨击中国高校的官僚化。结果他在上星期五被解职。

●网友的部分跟贴（跟在张鸣文章和评论文章后面）

▲许多知识分子57年了还不觉悟，真让人匪夷所思！张总算有了点觉悟。

▲还有臣作家，臣导演，臣演员。专制暴君在臣作家的笔下，成为一代明君，人民的父母。刺杀暴君，视死如归的英雄，在臣导演的镜头下，对“胸怀天下”的君王心悦诚服。臣演员不遗余力，把卑鄙无耻的政客演成高大全。

▲敢鸣不平的一定要搞掉，要不然，怎么体现不讲合法性的特色来啊。哈哈。

▲中国大学问题严重，可部长还不醒悟。毁了高等教育是最大的犯罪。

▲大家都知道的事，只有身在此山中的人不知道。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最后承认的，就是学院领导。

▲风骨二字，好说难做－－－人总免不了为稻粮谋啊。学术界的问题，出现自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个人感觉，民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正常的学术环境（仅限我国）。当一切都成了政治的时候，个人实在是很渺小和无助的。佩服老张－－请原谅我不把你称作“教授”，自从去年有人论证出自行车比汽车的污染大以后，“教授”这两个字我就不再用在我比较尊敬的人身上了，包括我的导师。

▲大学，一些所谓的重点大学，差不多成了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一切有个性的学者都有可能被视为异端！只有李景治这样的宵小和奴才，才有找到感觉的放肆和傲慢！

▲官大学问大的仅仅是大学吗？现在在哪里在不是官大就懂得多，官大就说得对，官大就肯定比普通人看得远？在中国，官是什么？官就是万能的神，当然，除了比这些神更厉害的，就是更大的官！

▲该下台的显然是这位院长和学校其他官僚！我建议大学教改先让三分之二的行政官员下岗！

▲既然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很难不受环境气候等的影响，经沦落成文革时期两派相互攻击漫骂的口水仗了。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如果单位的问题老是捂着盖着不解决那怎么办呢？支持张教授。

▲一个单位，只有一张嘴，一个脑袋。谁官大，谁的手里就掌握\'真理\'，谁就有解释\'真理\'唯护\'真理\'的绝对权力。知识分已经微不足道，像一群随时都可以碾死的蚂蚁。张鸣事件不仅是个人悲哀，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悲哀。大学里如此不能容下各种声音，中国的大师哪辈子能有？

▲这封公开信（指李景治的公开信）是典型的官样文章，缺乏真诚坦率，缺乏直面矛盾与问题的勇气，却不乏虚伪和霸道。总之很不喜欢这样的风格。

▲打多少花拳也没用。网民的眼睛是雪亮滴。还是就张鸣的对你（指李景治）的指责做个辩驳吧。我们拭目以待。

▲原来还想先多了解一些双方的情况，现在看来不需要了，看了这位院长大人的公开信和那位号称学生的帖子，谁是谁非应该是很清楚了。

如今的人大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

如果听任这位院长大人这样胡作非为下去，这样败坏人大的风气，这个学习毕业的学生除了去考公务员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院长为什么反对张鸣的公开化？这种阳光的方式是最透明的，心理没鬼怕什么？不打自招！！！！哈！原来大学的长就这副样子？我也能当！只是委屈了真正的人才！

▲最应该具有民主法治意识的地方，现在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横行的地方，在权力的镣铐下生活，正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权无法，只讲权力不讲道理。

▲中国的大学里能容得下有风骨的人吗？我觉得可以把提问句中“的大学里”这四个字去掉。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这些年“宣御台”总在黄金时间一遍一遍地放那些“奴才”和“主子”的电视剧，对，教化，就是为了“教化”民众。

▲现在的中国大学里还有有清风骨气的人吗？哪个大学有，有的自以为是有所谓骨气的人他其实也就是一个性格与别人不同罢了，如果中国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都是有骨气的，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他们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没有有骨气的大学人。

▲要改变制度很难，但是要抵抗某个将制度之恶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人却未必很难。先生的事件恐怕很难触动的了体制，最佳的结局大概也就是告诉手握权力者，不要将制度之恶发挥的超越人们的极限，但即便是这样的小胜也实属不易。

▲建议李景治院长迅速的把张鸣开除，最好发动所有的嫡系学生把张鸣搞黑，搞丑。这样李景治院长必然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您的名气会像火箭一样飞。

▲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一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你得罪其中的一个人，就得罪了一个大链条。这种体制下想把学院搞好只能指望学院负责人的人品和素质。

▲在教育上我们要传这样的思想：为人学习。不是为了国家、为了党、为了主义学习。为人学习中的这个人可以指学生自己，也指人人。

有没有人站出来说他/她是国家、他/她是党、他/她是主义？有没有人站出来说他/她不是人？就这两个问题，说明我们应该告诉学生为人学习，不能为国家、为党、为主义学习。

▲大学应是社会最自由的地方，这样才能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

▲同胞们，让我们的社会阳光、阳刚起来，把一切都公开化，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让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洗刷一切阴霾鬼怪。

▲反抗的代价如此巨大。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大可想而知。支持张教授，鄙视官僚学政。

张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