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色恐怖”本指十月革命后残余的帝俄反革命势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和帝俄残余势力都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内对异议者和可疑分子采取暴力行动，因白色乃帝俄时代皇权的象征，故布尔什维克特称帝俄残余势力所搞的“白色运动”为白色恐怖。中共沿袭苏共用语，“白”这个在帝俄语境中意味着高贵的字眼，在中共语境中从此成为反动、迫害的代称，一个与“红”相对立的概念，甚至是国民党的代称，比如国统区就被称为“白区”。所以要谈白色恐怖，就不能不参照红色恐怖，因为它是对红色恐怖的反应，是为打击红色的破坏力量而采取的暴力手段，它自然也就与维护既有秩序的威权联系在一起。

按大陆历史课本的记载，蒋介石从血腥清党即开始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因为他用暴力手段镇压了“革命”——即中共领导的暴力罢工和打砸抢排洋暴行等城市恐怖活动。共产党从此在城市失去搞暴动的条件，才退到农村搞起暴力分田。白色恐怖，或者说国家暴力，就这样与中共武装革命的红色恐怖厮杀起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和普世的法权观念需要一提：不管你共产主义的理想被宣扬得多么正义和崇高，发动群众剥夺别人的田产，甚至动用私刑处罚被指责为敌对阶级的地主，放在任何国家，都要遭到国家暴力的制止和镇压。蒋介石的失误只是没能通过剿共消除红色恐怖，反而弄得它愈演愈烈，以致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中眼看着中共的武力壮大到不得不与之谈判和商量共治的地步。后来经重庆谈判，本有可能建立联合政府，蒋本人却执意要打仗，最终把自己打出了局。

根据郑义（胡志伟笔名）《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和张戎的毛泽东新传记载，国共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国民党军政系统一直都潜伏有大量共谍，共谍的破坏可说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国民党联共，本为借助共产党力量壮大自身，但却手自动红而被红污染，从此搅浑了自己的队伍。后来两党分了又合，国民党系统中更增多了双重身份的人物。他们可白可红，时白时红，到了关键时刻，多会弃白投红。再加上从地方到中央派系复杂，鱼龙混杂，漏洞百出的组织给变节分子提供了寄生的温床。以下仅举郑义长文中数例，即可见共谍造成的损失有多么惨重。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莱芜战役失利，共军全歼国军五、六万人，十九名将领被俘。一九四八年，副司令官张克侠与何基沣投共，导致第七军团被共军全歼，徐蚌之战失利。一九四九年，中共地下党以三十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帮共谍陆军总部兵工少将处长戴戎光当上江阴要塞司令，致使长江防线全面崩溃。 

正因警觉到共谍的破坏力，蒋介石迁台后立即开始全面整肃。清洗对象首先以军政内部为重点，其打击面自然是外省大于本省，军公教人员多于其它行业。从八十七军军长段澐的不幸遇难即可看出，为彻底清除内奸，蒋介石对高层人士下手之狠之重。段澐是国军的一员骁将，从抗战到内战，直到撤退台湾途中所打的一系列阻击战，都表现得忠勇爱国，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可就在来台后不久，情治单位查出他身边亲属为有根有据的“匪谍”，结果以“知匪不报”罪被判处枪决。  段澐的遭遇的确令人惋惜，但乱世中若不这样从严治军，不分亲疏地造成震慑，在共军“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当时形势下，孤岛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惩罚的目的就是要加深警戒，尼采在追溯“记忆力”的起源时，即谈到了残酷和恐怖铭刻记忆的作用。人类的理性并不是面壁打坐修炼出来的，而是千百年来承受流血和创痛的结果。长期以来，论及国共两党的斗争，或从敌对立场丑化对方，或出于个人恩怨而激扬义愤，只要谈起血腥事件，多偏重指斥其中的阴谋或迫害，却很少有人以史笔重述个人被卷入历史狂潮的艰难情境。

白色恐怖最为世人诟病的是它的扩大化和迫害无辜。在谈论“无辜”问题前，首先应确定什么情况不算无辜。所谓“匪谍”，在两岸敌对而台湾明显受进犯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两种言行应视为危及台湾安全的匪谍罪：一是向共军提供情报，二是煽动叛变或教唆别人投奔共军。即使从今日台湾“转型正义”的立场谈问题，不管当时错抓重判的人有多少，也否定不了这两个判定匪谍罪的起码标准。你总不能说所有的“匪谍”罪都属于构陷，更不应只揪住现有的冤案而彻底否定抓“匪谍”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必要性和严峻性。

马英九前不久在台北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上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主席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能做出这样的姿态，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多少总能起些抚慰的作用，至于其余的是非真假问题，由台湾选民评判去好了。我在此要发难的是主席的搭档龙应台女士就此事所写的一篇文章。   在该文的开头，龙应台一上手就列出今日恐怖分子打着正义旗号滥杀无辜的行动，然后笔头一转，直接将其等同于国家的恐怖行为，也就是她接下来纵笔诛伐的“白色恐怖”。这一明显的比喻不伦和推理不合逻辑就不必在此分辨了，但那花炮一样炸出几声脆响的开场白毕竟还是能造出些轰击的声势，所以有必要在此稍作分辨。今日所谓的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其目的是肆意破坏和制造威胁，其暴力行为的性质属于反人类的报复泄愤活动。国家恐怖行为再恐怖，即使像美国给日本投原子弹那么恐怖，也都是旨在制止暴行，应属于惩罚性的暴力。如果龙应台不否认解放军用枪炮解放台湾是对台湾安全的肆意破坏和对台湾人生命的威胁，那么在这个孤岛上，为阻止那一恐怖而做的一切努力，即或造成恐怖，也不能否认其惩罚的性质和阻止了破坏性恐怖的效果。龙应台凭什么给两者划上等号？赵刚曾批评龙应台“书写感性文章，召唤认同，导引情绪，”“不做调查，不讲理论，只是舞动其生花妙笔，”一味地“进行感动与认同的消费”，却很少“藉由对话，深化整体社会的理解、提问与批判能力”。  赵刚的批评可谓要言不烦，的确抓住了龙应台昔日的野火已趋于耗竭的弱点。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太敏于捕捉时政热点，龙应台的很多文章已丧失了冷峻的历史感。她工于剪辑回忆断片，就像模特巧于突现身段。比如她在文章中反复打出这一剪辑的画面：“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这个被当场击毙的人就是龙应台初次目睹的“匪谍”，也是她第一次接受的和延续至今的，并且反复传达给年轻读者的白色恐怖印象。没有事件的上下文，没提供案件的任何细节，就推出这一血泊特写镜头的定格，便代表了白色恐怖的全部。接下来则是漫无边际的抒情，把悲情像炸裂的炮皮一样花花绿绿漫天撒下：“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

该文无一字提到上述台湾岛危急存亡的严峻形势，并没把这边的白色恐怖和那边的红色恐怖做对比性的讨论。容我引一段大陆同一时期的红色恐怖做对比，以下是一九五一年上海市一处小小的统计数字：“四月廿九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

我在此列举那边的恐怖，并非要证明这边的恐怖绝对正确，而是要强调，在“转型正义”的今日，台湾人应正视悲剧发生的历史根源，那就是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互相对抗、消长、变奏的复杂状况。龙应台是否设想过，她的当警察的父亲当初若留在湖南，他和他的家庭会是什么遭遇？若不是她所怨诅的那个恐怖力量当年阻止了解放军渡海，被“解放”的台湾会经历什么样的红色恐怖？倒是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陈明忠老人在其讲话《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中说得好：“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反省的话，光是道歉或是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内战敌对状态，岛内的族群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缔造永远的和平。”龙应台没有就“悲剧的历史根源”做深入探讨，她扬言还要继续挖掘尸体，翻检骸骨，看来她法医验尸的兴趣和统计计数的心思更浓于历史的沉思。

两党的敌对已在过去的七十年间构成了巨大的绞肉机运动，绞尽了各自忠勇刚直之士的血肉。至于绞肉过程中造成众多无辜受害的现象，也只能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观了。那些互相绞肉，也绞了无辜者肉的人们，或为共产主义奋斗过，或为三民主义效忠过，就其当初纯真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讲，何尝没有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革命胸怀？结果却把自己绞了肉，还殃及了池鱼。悲夫！能够维持到今日的台海平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些被绞的血肉浇灌出来的。加缪的小说《鼠疫》的结尾，奥兰市在鼠疫过去后为染疾而死者树碑纪念，为的是纪念他们以生命餍足疫疠，拖垮疫情，给幸存者留下死亡过去后的安宁。这一追悼既表现了生命的荒谬感，也寓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对比龙应台的刻意渲染悲情，显然格调不同。龙应台的激扬文字从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起步，如今已写到很多台湾人都悲情满怀的境地，我倒要问一声龙应台：“你为什么还没学会冷峻？”

《鼠疫》中的疫疠只是比喻象征，历史形势的盲目性有时亦类似天地不仁。在台湾今日的“转型正义”趋势下，平反昭雪也好，控诉冤情也好，不能只在伸张公义和抚慰民心的姿态上作文章。我们既然能有幸站在历史卷轴靠近末端的有利位置上回顾已往，就应以史诗的眼光综观那复杂纠结的脉络，在它扩展到今日的全景中努力去辨认某一个局部曾经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历史书写者应该让人们更多地体悟个人或群体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蒙难受罪的严峻性，而不是仅仅追讨罪责，一味拿过去的流血作颜料，只顾给自己高举的“正义”抹上更浓的色彩。

五

古人有“腐草为萤”之说。其实腐草本身并不能化生为萤，是它所形成的阴湿环境更适于萤火虫生长。共产主义思想本源于欧洲，发展到后来，在其原产地西欧仅止于理论探讨，而传至东方，却很快武装了群众，把崇高的革命演变成恐怖和灾难。共产党人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人们多相信，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国民党的专制和反动逼出来的。是威权那种腐败的草滋生了革命那么光明的萤吗？不是。真正的腐草是贫穷和怨恨，在中国大陆，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典型。共产主义理想给穷人许诺富裕的未来，吸引了穷人的追随，而它的平均主义则强化了贫者、贱者、弱者、劣者对富者、贵者、强者、优者的怨恨情绪，进而将其报复行动激化为狂热的革命。就是在这种一心要把高往低拉的情势下，威权被确定为革命的对头，革命若不把威权定义为“反动”，它那个只有在对比下才确立得起来的“正义” 又能去哪儿找到依据？

 “二二八”事件后，台共组织虽被铲除殆尽，但在受日本教育较多的个别知识分子中，直至五十年代，左倾思想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与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生活水平相对要好一些的台湾农村，反而不存在共产党搞武装革命的条件。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热血青年易受到共产主义理论荧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少人仅因组织读书会之类纯求知的活动，便不慎绞进绞肉机，以他们无辜的受难刺激了白色恐怖更大的疯狂。从今日言论自由的立场看，那时严禁共产主义及其它左倾读物的法令当然显得愚蠢而荒谬，但青年人由纯粹的阅读兴趣而发展到遭共谍利用的事例也并不是没有。比如像吕赫若这样杰出的左翼作家，在距台北那么近的浅山地带，竟参与一种模拟武装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其引火烧身之盲动，就明显革命浪漫得太不策略和太无常识了。结果不只害了自己，还把那么多无辜的村民拖进了盲动的泥坑。他那一双手本来是善写文章巧弹钢琴的，后来却要笨拙地操起无线电发报机与大陆方面传递死亡的信号，自愿充当了共谍的牺牲品。咬死他的毒蛇活生生具现了革命对理想的毒害：他哪儿知晓，像苏新那些真正操纵红色恐怖活动的大毒蛇，早就逃到中共那边享他们的荣华富贵去了。他们把蛇蛋下在鹿窟，让早已预设为爆破装置的吕赫若们制造事件，造成骚乱，好为他们赢得开展活动的功劳。至于无辜者死多少人流多少血，只要能污染得白色恐怖的绞肉机更臭更脏，他们全都是在所不惜的。

五十年代实行土改后，台湾的经济在美援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贫穷面貌的逐步改善，共产主义思想已完全失去其滋生的土壤。那时候，国民党除反共和反台独反到神经过敏的地步外，从旧传统中最老古董的东西到西方现代最先锋的思潮，向来都任其存在和传播，并不加特别的约束。反共宣传一面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重复其陈词滥调，而另一面，在丰富广阔得多的其它领域内，正是来自大陆的文化人——从钱穆之类的大师级人物到无数毕业于西南联大等名校的普通文教工作者们——给台湾带来了“重新中国化”的文艺复兴。推行国语的强制方式固然对说方言的本省人造成了一定的压抑，但它在沟通各省人的交流和塑造“新中国”——秉承辛亥革命法统的中华民国——等方面毕竟起了建设性的正面作用。国语的普及不仅仅是一个迫使台湾人接受北方官话的问题，它重要的能动作用是在此统一的口语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更适于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话文，而这一努力，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向。也正是在这一语文新建设的潮流下，才涌现出外省如殷海光、李敖、白先勇，本土如叶石涛、锺铁民等一系列在岛内拥有各自读者群的著名作者。官方的反共文化与旧的、新的、洋的、土的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化始终都是并行存在的，在台湾被作为“袖珍中华”塑造和想象的过程中，外省人逐渐融入本省，国民党政权也落地生根，开始发展它的本土势力。这个郑鸿生称之为“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就这样被建立起来，而国语也从此成为受国语教育的一代人进行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标准语言。  

至于挑战威权，五十年代的台湾人和党外人士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对万年“国代”的存在提出异议，使蒋介石的终身总统形象格外显得尴尬的勇士们，主要是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在抗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批中共，也批国民党政府。但因共产党视他们为“小资产阶级”，在延安把他们列为批斗改造的对象，所以归根结底，他们谈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共。

按照钱永祥的说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仁自视为国民党的“诤友”，他们主要的诉求是建立宪政民主，他们的言论奠定了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梁漱溟不过当众谈了一下工农差别，立即便受到毛泽东厉声申斥，从此永遭废退。而雷震撰文强烈抨击蒋介石连任总统，也都没把蒋挑衅到恼羞成怒的地步，直至他后来着手建立反对党，被确认为受到美国人别有用心的支持，这才被当局抓去判了刑。而就在此一时期，留在大陆寄希望于中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反右中先被打倒，就是在“文革”时陷入灭顶之灾。自由主义在两岸的不同遭遇还真应了储安平所谓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而在共产党是“有无”那句旧话。

在台湾，对民主造成明显障碍的，是国民党政权竭力维持的中华民国法统，其中尤以那个始终不改选的国会最招讥议。为了在这个只有台湾一省的小岛上维持代表全中国各省的政权，原先在大陆选上的各省代表来台后都塑像一样被固定下来，让他们稳坐席位，代表其它“地图省份”的民意。保留那批塑像席位，与其说是给蒋介石的连任充当投票机器，不如说是要显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独占的合法席位，为“一个中国的原则”硬撑起支柱。以“法统”自居的国府因此而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中央与地方近在咫尺，国家与它唯一的一个省彼此重迭，地方选举不管闹得多么轰轰烈烈，竞选者都难以凭获胜的选票取代万年“国代”内那一批老朽。正因这卡夫卡城堡式的国会让台湾人感到完全外在于他们，所以他们总是视其为“外来政权”。

但国民党的执政方针毕竟倾向于调和各阶级利益，其党组织基本上面向各阶层开放。为促成党的本土化，从一开始党的势力就介入地方选举，主导着地方自治的政策。此即通常所谓收编地方精英，建立侍从网络的做法。这种操作既引起派系竞争，又在党的监控下保护派系的利益，而由此产生的权力追逐正好对党外人士的参选形成阻碍。  反对运动就在此一争夺资源的拉锯中展开，倾轧出挑战威权的社会力量。像云林县议员苏东启十五年牢狱促成他妻子洪月娇终当选省议员的抗争故事，  台湾南部反对运动代表人物余登发及其整个家族豁出家业打选战的事迹，  以及很多竞选者因竞选而受打击，终因受打击而竞选获胜的经历，都为台湾“选举万岁”的抗争方式谱写出感人的竞选悲情。徐宗懋用“哭调”来形容这种台湾人特有的竞选方式，哭调竞选者甚至呼喊着“救命”来拉选票，以政治受害的角色登上竞选的讲台。  这是一种以突出个人或群体的弱势受压来赢得支持和索取权利的斗争方式，它为此后的“暴力边缘路线”酝酿了情感基础。

据最近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说，“暴力边缘论”是党外反对运动人士姚嘉文提出的斗争策略，他主张把反对运动推向接近暴力，但并不真正动用暴力。这样做，反能增强群众的抗争强度，最终迫使政府响应群众的诉求。经过一次又一次暴力边缘的抗争，政府被迫一次又一次退让，党外人士就在此步步紧逼中促成了台湾民主的转型。  这个论文作者自圆其说的总结似乎有太多事后追认的成分，它大体上描述出了党外反对力量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进行斗争的一个趋势，但实际的复杂情况未必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整齐一律。须知政治斗争向来随机多变，你一旦介入实际的斗争，就很难据理论的预设去争取胜利。

让我们还是回到事实。在中坜事件和其后的高雄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真正冲锋陷阵的是施明德那类敢带头闹事的汉子，而像姚嘉文、陈水扁一类务实、理性的律师们，恐怕并不太愿意公开站出来鼓动风潮，激化冲突。于是他们就提出所谓的“暴力边缘论”——也可以说是法律边缘论，只打算伸出策略的触须去刺探安全的边界，企图用最小的代价逼迫威权作出让步。这更多的是一种设想的策略，未必能可靠地指导实践。须知暴力的边缘与暴力冲突仅一线之隔，激愤的群情稍一失控，接近暴力的抗议立即就会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坜事件中发生了纵火烧车的暴力，其骚乱规模，可能为“二二八”之后所仅见。威权当局显然是考虑到自己那一方理亏，才没对肇事者作任何惩罚。随后发生的高雄事件中，抗议者正好给他们抓住了暴力行动的把柄，结果不但当场吃了警察的暴力，最后还酿成大案，致使党外反对运动大批的骨干人物被捕入狱。于是在事后， 又出现了当局故意设局，诱使抗议者越过暴力边缘的说法……

就这两起反对活动来看，所谓“暴力边缘路线”的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仍让人颇感茫然。仔细玩味，“暴力边缘论” 其实另有它厉害的一手，那就是挑逗威权越过暴力的边缘，骚扰得警察行凶打人，惹得国家机器一时间露出狰狞。暴力的边缘形同兽栏：政府的暴力一旦如被激怒的野兽跳出兽栏伤了人，政府就在媒体和公众前丢丑了。蒋经国时代的国民政府毕竟很注重其国际舆论关注下的民主橱窗形象，时代已经远远地走出那种随意给反对者加上“匪谍”罪名的恐怖阴霾。当党外人士以其挨打受压的惨状让威权暴露出它的野蛮落后，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便一律倒向弱者——中共当年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内外左倾势力的支持——，而政府这一边则由此陷入被动。威权发现一味强行镇压，付出的成本过高，这才慢慢地由强硬转为缓和，力图降低转型过程中不测的风险。国民党在暴力边缘上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给外界普遍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刻板形象，以致被舆论有意地以偏概全，最终抹杀了他们执政台湾几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和健全国家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按照郑鸿生关于“国民党如何丢失现代光环”的解释，国民党在发展台湾现代化的建设中实际上做出很多成绩，只可惜他们的某些镇压手段太拙劣粗暴，给外界造成了专制、保守的印象，后来更被套上“落后”的帽子，“现代化”的功劳反落到民进党头上。  

国民党早期在地方上的渗透明显有占据资源的倾向，但自蒋经国象征性地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以后，其本土化方针已转为革新求存，为中华民国的薪尽火传辟出了后路。这也是国民党内部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蒋经国的国民党属于第二代，自然受老一代党内权势的掣肘，面对他身边那些塞满运作空间的塑像席位，他只有向本土培植基层，在栽培新生力量的过程中施展其治才。其实这才是启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党外反对运动，只是在上层出现松动，威权较前弱化的情况下，趁势从下面崛起，一步步积聚起来的力量。但转型过程仍举步艰难，受两岸对峙状况的限制，既定的戒严格局依旧在往下惯性地延续。像许信良这类被党培养出来的“吹台青”人物，终因竞选分歧而走向党外，就明显地标志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对抗文化的转向：由早期党内的和外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持批评论坛转向以本土为主体的反对力量开展街头抗议和激化悲情选战，而所谓民主转型的方向，就在反对力量与威权拉锯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后来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美国又与中共建交，在太多的外部困扰下，为防止威权全面崩溃，国民党不得不切实地实行起改革。学者们普遍认为，“驱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关键因素既非台湾的经济奇迹，也不是执政精英的政治信念，而是统治者为了延续政权生命所做‘理性’计算后的策略选择。台湾的民主化是社会压力和统治精英互动的结果。作为政治领袖而言，蒋经国在民主改革的局势中扮演开启与布局者，是计算了容忍成本与镇压成本后的结果。”

必须承认，台湾在民主改革之前，经济发展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效，国家机构也改造得比较健全。与转型前的拉美专制国家和东欧共产极权国家相比，台湾显然具有和平转型的优势，它既无前者的社经分配不均，也不存在后者亟待彻底变革的国家体制。最初，台湾人所期待实现的民主转型，主要是允许更多的党外人士参与执政，形成他们与国民党共存共治，利益共享的局面，除了极端台独外，党外的民主诉求并未提出彻底改造国家体制的政见。他们最初的目的不过是要求进入既定的体制，赢得更多的表决权，从而更加优化所欲达到的共存共治局面。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筹建“五族共和”，就是要促成这样的局面，不幸叫历史的阴差阳错拖延了百年之久，才在解严后的台湾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

然而，在闯进议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争议国是前，党外人士在暴力边缘上与威权已拉锯太久：他们在威权的压制下郁积了太多的怨恨，同时也以自己的挨打受压给威权造成了相当大的磨损，两方面都鼓足气较劲，都摆出了过度动员的架势。那民主的诉求，更像是双方拉锯中添入的润滑剂，给党外的反对力量多加些“正义”的油，给松动的威权铺垫上迈向亲民的台阶而已 。由此而导致的过度政治化气息一直延续至今，已弥漫成一种分裂台湾社会的转型后遗症了。

六
 
反共到底的蒋经国其实是带了些“共”的成分的，他在国共两党白红两色对立的光谱排列上明显地有些偏左，这也许和他在苏联羁旅多年的经历不无关系。与蒋介石那种长袍马褂僵硬的严父作风截然不同，蒋经国的亲民姿态颇有中共干部走群众路线的色彩。他挑选李登辉做接班人，除看重其台湾人身份及完整的日美现代教育外，李曾加入共产党那段暧昧的经历说不定正是他们俩灵犀暗通之处。李后来果然成功地接了蒋的接力棒，贯彻了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只是蒋不可能预料到李后来会走得那么远，远得搞起民粹式民主，终至走出了国民党的藩篱。

蒋介石给儿子留下了两大历史负担，一个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另一个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等美国、日本都与中共正式建立邦交，把中华民国干晾在一边，海峡两岸的一边一国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蒋经国可以坚持其“三不”，却不能不默认那个“两立”局面的存在。后来随着共军停止炮轰金门，并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岛不只脱离戒严期的危急形势，无所谓“在莒”，更完全失去反攻大陆的时机和形势。对蒋经国领导的中华民国来说，也正好熬到了不必再代表那些“地图省份”的一天。中华民国于是与台湾岛完全重合，它不再是台湾省之上附加的中央政府，不必再紧箍圈一样死套在小小岛国的头上。稍后经李登辉重新做出正式界定——“两岸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一个分治的中国及两岸间的特殊关系，至今未变” ——，更通过废省的动作全面刷新，台湾立马成为与中国无关的“国家”。李登辉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与蒋经国的表述正好接轨，一向被视为代表外省权贵利益的国民党更多地代表起本土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本该是从多年来的“反”——党外 / 本土与党内 / 外省相对抗——走向“合”的一个趋势，是通过本土化来化解省籍矛盾的共和前景。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人固有的悲情又再次发酵，他们硬要在省籍裂缝中强化出族群对立，更将其扩大为国家认同的重大分歧。民进党一直苦于在竞选中提不出有别于国民党而又更受台湾民众欢迎的政策和改革，正好有台湾人憋了好几十年的满腹戾气可资煽动，正在走向愈合的进程于是被扭转成更加强烈的对抗。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近代史中，有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注意的现象，那就的是没有发生过奴隶造反式的“转型正义”。封建领主并没被统统打成牛鬼蛇神，在土地资本转向工商业投资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反而附庸风雅，进一步刷新了贵族的文采风流，从而使现代文化与古典传统始终保持一定的联系。工人阶级也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给资产阶级掘下坟墓，劳资双方在激烈的斗争中学会了妥协谈判，进而开拓出资本主义体系不断自我完善的发展方向。劳动者的生活不但逐步改善到小康的水平，他们的趣味和价值更经过商业消费的改造，业已被发展成推向全世界的流行文化。这里面隐隐约约浮现出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脉气，正是在这一恒定的大环境中，旧有的价值延续了它与时为新的生命。

但中国人百年来受了太多的精神奴役创伤，对于如何提升自身和改善生活的问题，因此而怀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把“转型”理解成变天，也就是说，必须做到把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才会觉得自己也当了主人。中共就是从这一造反目的出发，领导着穷人闹成了他们的翻身革命。自古以来，国家恐怖再恐怖，也都是在其现行的法律下施行惩罚，假若以往的国家都像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暴虐和反人民，国家恐怕早已消亡，天下的正义都该由暴力造反的群体主持去了。红色恐怖的空前恐怖即在于，国家暴力更进一步纵容群众暴力，在于它任凭平庸者颠倒一切原有的秩序，诸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叫嚣，简直把革命进行到尼采曾预感的“只有平庸者才能大量活下去”的“未来人”世界，平庸已被推广成“唯一有意义和最中听的道德了。”   这个道德就是文革间已达极度膨胀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回过头再看台湾今日的乱象，我们不难发现，陈水扁及其一群也感染了类似的平庸疾病。施明德那些在党外反对运动时期猛打猛冲过的老干将们都在平庸者的排挤下陆续淘汰掉了，在耐过王莽式谦恭的一个阶段后，平庸之辈终于跻身到国家领导人之列。在最初建党和竞选时，他们也曾做出遵从宪政的姿态，  等到大权在握，便钻入宪政殿堂，乱拆起支撑国体的栋梁。只因不得不隐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陈水扁等人从不敢大搞那种针对中共的真“台独”，他们搞的是躲躲闪闪的台独，只是想乘泛绿群体膨胀的声势，好逐步拆散“中华民国”这个让他们一辈子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国体。为满足“台湾人出头天”的族群愿望，他们的眼光始终局限在岛内，虽做尽了手脚，也都未超出中共式翻身运动的模式。因为他们只怀有赶快全面当家作主的最终目的，所以也只有抓紧目前仍在执政的机会，先把“中华民国”那层皮整个扒掉。可惜他们忘了他们一伙人都只是那层皮上的几根毛，剥掉了皮，他们的台湾主体性也就无处可附，随风吹散了。

翻身运动的一个有效手段即搞所谓“转型正义”。在此，我需要对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概念稍作说明。按照学者们的论述，“转型正义是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用来处理过去政府暴行和不正义的方法。转型正义可能带来迟来的正义，但同时也会破坏对正当程序和法治的信赖。”  这里所说的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的转型特征，那就是从强加给他们的苏联式极权专制下解放出来，以多党民主取代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把失败了的公有制还原回固有的私有制。如上所述，台湾的民主转型并不属于这种旧政权彻底垮台的制度变革，当前的执政党基本上继承和沿袭着威权政府的建制，只不过把威权的独占改进成轮流坐庄，大换了一次班底而已。在被替换下来的泛蓝仍在国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要彻底清算过去的做法本身就很难行通，更何况社会上也未必普遍有这样的迫切需要。即使存在着由省籍矛盾扩大而成的族群纷争，台湾的情况也与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南非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因转型正义搞得太厉害，已搞坏了经济和治安，如今都开展起“和解”运动了，台湾人能有多少族群仇恨非恶斗下去不可？

直至二00四年，陈水扁苦于民进党无法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劣势，这才狠抓起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转型正义一大法宝，将其利用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沉渣一时浊浪泛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民进党为打赢选战而搅混起来的。这样看来，追查历史真相仅为手段，制造罪责才是此举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进党执政前的台湾俨然被说成中国大陆的“解放前”。陈明忠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参加座谈时，曾以自己的现场经验，论及二二八死伤者应该是一千人上下。当场就有一个台独支持者站起来反驳说：“乱讲，高雄就死了三十万人。” 陈明忠说：“当时高雄人口只有十五万人，就算都杀光，你要哪里再去找十五万人来杀？” 那人恼羞成怒，就骂他：“你根本不是台湾人。”  由这一对话情景不难看出，当一种怨恨在“正义”的说辞下膨胀成义愤时，历史还会有什么真相？这位台湾人的义愤颇像土改时诉苦会上被煽起来的阶级仇恨，贫下中农趁共产党给他们翻身的机会，把世代积压的私仇都发泄到被打倒的地主身上。于是那时候批斗地主的控诉就发展到“有了说，没了就捏”的夸大地步，而几千年的中国史也随之被改编成劳动人民受欺压的血泪史。那位发言者为坚持台湾人的正义，宁可信口胡诌出死了三十万人的“真相”，在历史记忆被如此扭曲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又能有什么公认的真相可言和共同的正义可转？ 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如果所赢的多数选票中有不少此类“义愤填膺型”选民的投票，台湾虽转型成今日的民主，又能向不民主国家的人民贡献出多少值得推行的民主示范？

民主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德先生”，也不等于龙应台模特换时装一样罗列出来的“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  民主本来仅指代议制的政府，就现存的各种政体而言，只能说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罢了。当它被龙应台那样泛文地用来夸耀现代社会中种种琐碎的事物时，它就被掺水成巴赞所说的demotic，即并不民主的俗众意识了。  俗众意识为一群个人选择的愿望所构成，它常会与公共通过的决定发生冲突。结果，一部分非要实现个人意愿的群体就必然通过投票去挑战和非难另一部分要按正式通过的决定办事的人群，这就是当今世界上到处都出现民族或区域分离主义纷争的根源。

台湾问题最难解最争议的就是，一方面该岛离大陆太近，另一方面它的面积和人口比大陆少得太多。这个既“近”且“少”的数量现实正好对台湾的取舍形成制约，使它很难走那些遥远而庞大的北美或南美移民地区与原宗主国脱离关系的道路，因为在数量比值上台湾与后者的情况正好相反。其次与两次大战后先后独立的国家相比，情形也有所不同，因而那些国家全民自决的独立方式也很难适用于当今的台湾。台湾人更不能天真地寄希望于大陆的民主，不要说大陆实现民主的日子尚遥遥无期，就算有朝一日实现了民主，在对待分裂的问题上，未来的民主政权及其人民也绝不比现政权更加宽容。民主社会中的人民就肯定爱好和平吗？未必，也许他们更其嗜血。林肯领导的北军与坚持分裂的南军杀得血流遍野（the killing-fields of Lincolnism）的历史就是一个活生生残酷的实例。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大陆如今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吸纳外资，甘当发达地区外转产业（outsourcing）的加工厂，用绿营学者学舌的后殖民理论jargon来说，是颇有点“自我殖民”的情形了。对此一最新的社会现象，热爱后殖民论述的学者并未见有什么新颖的论述。反讽的却是，陈芳明所谓生活在“后殖民社会”的台湾人   居然广有做老板的资本，如今多作为台商在大陆投了资，赚了廉价劳力的厚利，更凭着水向低处流的优势，怀揣其高收入，移居到物价较低的大陆，成群结队地过起高等华人的生活。这一新的投资及移民趋势不但在起反分离的作用，而且引领起堪称为经济反攻大陆的势头。一般来说，宗主国越向海外地区大举移民和大量投资，越易促成那些地区的独立，现在的情况正好发生了奇异的错位，急于分离的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投资和移民的重点放在了他们必欲与之一刀两断的地方。

历史就是如此讽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周恩来、王明去武汉搞抗日合作，毛泽东飞到重庆喊蒋委员长万岁的时候，都一点也不以为卑躬屈膝。人家决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自有其革命阶段论的策略。现在轮到连宋迈出沉重的脚步，大胆到大陆寻求新的可能性了，从海内外民运到岛内外绿营却传来一片嘘声。到底该如何看待泛蓝走出的这一步呢？那只是无助于实现愿景的一场前戏（foreplay），还是落了中共统战圈套的自轻自贱？抑或找一个阿基米得支点以撬动大陆的勇敢尝试？不幸国民党已给台湾人灌输了太多的反共意识，现在，当他们眼看着大陆社会越来越向港台看齐，越来越有了回归旧社会的特色，因而想去叩一叩求同存异的大门，却叫对立面捞起当初从他们口中学来的咒骂开骂起他们。

请看：去年中华民国庄严的行宪纪念日，一位大陆出身的时政杂文作者竟被高抬到总统府演讲，向洗耳恭听的执政当局大作起有关警惕共谍的报告；另一个大陆出身的作者一向以大批判笔锋见长，该作者更发挥其文革式演讲的魅力，狠抓住指控陈水扁一家人贪渎案的某检察长，专门就他协助大陆法制改革的事例对他大搞起抹红的攻击。  绿营人士的可悲就在于，至今都没出一个有能力向全世界华人公众开讲的理论家。这也许正是台语中心论造成的后果，到头来，反害得福佬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口才。在今日国语或普通话通行华语世界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要赢得更多公众的发言者都应意识到各自方言母语的局限性。如今两党恶斗越来越紧，每当口水仗打得十分激烈，缺乏口才的台语中心论者便只好雇来受过中共大批判训练的辩才们做反统批蓝的文宣工作。他们的反共立场不管多么可嘉，其思维表达方式却都是十足的通共的，真是反来反去，世上的平庸者都反到一起，坚守其“哲学贫困”的防线了。

七
 
人吃五谷而生百病，解毒发散，乃中医常用的治疗手法之一。怨恨不满也是导致群体疾病的一种毒，有时确需用发热出汗的方式予以消除。五十年代在大陆，土改运动所发的可谓千百年来穷人憎恶富人的毒，而近来台湾的“转型正义”所放的则是台湾人“二二八”以来怨恨的淤血。这一股戾气好比迟早都要出的麻疹，热昏谵妄一阵后，若能排净毒素，恢复常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必趋向于“合”，若一味反下去，只顾利用群众的发热出汗状态去搞一党的夺权事业，发散过度，势必造成整体的虚脱。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革到文革，已把共产党自身折腾得元气大伤。陈水扁若一味操控群体的悲情乱改宪政，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自己压扁在坍塌的宪政殿堂之下。从毛到陈的“反”，错的倒不是“反”这个行动本身，而是他们只“破”不“立”的偏执方向。当今的台湾，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无论是急统还是急独，都该在极端否定对立面的路线上考虑如何完成否定之否定，作出由“破”到“立”的努力。

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仅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较威权更利于共治共存的基础，但要建立共和大业，从选民到他们所选的代表，都需重视修己以立德。这就是说，民主的架构必须由民德的内涵予以充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所说的“善”，可与尼采谱系学中高贵者把他值得喜欢的叫做“好”做一对比。  一个人觉得出那“好”确实存在于自身，则他的实在感就是“信”，由此才会产生“自反而不缩”的勇气。在孟子看来，乐正子仅能达到前两项，后四项尚存差距。这样看来，一个普通人若能做到自身感觉良好和实在，也就很不错了，他至少能保持正常的良知（good conscience）。

台湾社会近来已出现可喜的反省：马英九在最近公开宣示：“国民党与民进党差距再大，也大不过我们与共产党的差距！蓝绿同在一条船上，二千三百万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必要拼得你死我活，应该相互尊重。”他提出“要和民进党做‘良性的竞争’，有利民生的议案绝对不挡。”  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最近在凯达格兰学校联合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也检讨性地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这是灾难的开始”，他藉此勉励结业学员，做任何事都要“度德量力”。  评论家南方朔在最新的一篇书评中更大声疾呼台湾社会要“回到根本”，重建道德教育。  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戏剧性场面，在红衫军倒扁的高潮中，中学生列队到广场上齐声朗读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童口无心，他们的朗诵莫非在呼唤正面的父亲形象？“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执政者把很多事已弄得一塌糊涂，连自己都心有不安（bad conscience），怎谈得上为人之父和做选民的代表？

别以为只要是“威权”就一无可取，台湾社会若继续滥发悲情，两党若恶斗到各自的领袖都威信扫地，甚至人人都斗得毫无尊严，有朝一日，恐怕就会出现王文兴《家变》中那个失落的儿子到处找父亲却再也找不回来的景象。“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那将是比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要恐怖的时刻，近千枚导弹瞄准台湾的共军，也许就要在那时候从海峡对岸打杀过来。

这将是一个Apocalypto——从毁灭到新生——的危机。   共军操控的战争边缘可不比党外人士曾经发动的暴力边缘好玩，战神随时都可能选中靶子开火。独立从来都不是空喊出来的，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台湾人，你得拿出绝望的勇气，要准备浴血洗出自己的高贵。党派可以轮来换去，媒体的喧嚣尽管自生自灭，主体性思维任其作意淫状聚散，独有三十万子弟兵更新换代，枕戈待旦，从金马到台澎坚守至今。只有这支不分省籍，跨越党争的军队才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最靠得住的力量。家可毁，国可破，只要岛屿不沉，就有土地和人在，就会有台湾重新开始的机缘。

二00七年四月九日于耶鲁

注释：
[1] 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国民党为何败走台湾》，博讯网站。
[2] 参看张醇言：《段澐与八十七军》，《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3] 关于马英九道歉新闻及以下龙说，均见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据新华网（www.xinhua.com ）
[4] 赵刚：《和解的壁垒》，《台湾社会研究季刊》，58期。
[5]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国民党为何败走台湾》。
[6] 参看钱永祥：《关于自由主义的对话》，钱永祥文集（ www.law-thinker.com ）
[7] 参看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孤独书斋网（ www.cngdsz.com ）
[8]参看李敖：《冷眼看台湾》，桂冠， 1995，页111—120。
[9] 黄人杰、陈闵翔：《民主运动与反对运动的辩证——兼论余登发的从政背景、政治人格与民主思想》，台湾省咨议会编印，2004。
[10] 参看徐宗懋：《台湾人论》，时报文化，1993，页46—54。
[11] 徐佩甄、黄春兴：《暴力边缘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博讯网。
[12] 参看郑鸿生：《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读书》， 2006年，第9期。
[13] 信恒：《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综述》，“思想者”网，（http://freeforum.bokee.com ）
[14] 《对等、和平与双赢——中华民国对“特殊国与国关系”的立场》，参看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正中书局， 2000，页64。
[15] Beyond Good and Evil,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 402.
[16]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夫人就民进党成立事问及蒋经国有关规定时，蒋曾以“遵宪、反共和不得从事任何分离活动”作答。见李松林：《晚年蒋经国》，安徽人民，2001，页358。
[17] 以下论述多参考冯铭翰：《转型正义的反思》及《转型正义的再反思》两文文，见台湾日本研究所网页（www.japanresearch.org.tw ）；吴乃德：《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见《历史与现实》（2006）。
[18] 参看杨渡：《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事实》，凤凰网。
[19] 龙应台娓娓动听地向大陆人民推荐她一手润色的台湾民主生活，其中有一段很泛情的文字，可参看其《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一文，新华网。
[20]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1500 to the Present—500 Yea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Life (Perennial, 2000), pp. 773-775.
[21] 关于这一问题，Perry Anderson 有详尽的讨论，可参看其评论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3 (June, 2004).
[22] 陈芳明有所谓台湾为“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的三阶段论，食西不化，巧为立说，可参看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博讯网。
[23] 参看“林保华专栏”和“曹长青专栏”，台湾海外网（www.taiwanus.net ）
[24]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p. 461-464.
[25] 《马英九修改国民党路线：蓝绿和解优于国共合作》，博讯网。
[26] 高有智台北报导：《谢讽：德薄位尊  灾难的开始》，观察网（ www.guancha.org ）
[27] 南方朔：《台湾道德病理总检查》，文学城网（www.wenxuecity.com ）
[28] Mel Gibson 最新电影，中译名《启示》，剧情及影评见 (www.apocalypto.movies.go.com )

四

“白色恐怖”本指十月革命后残余的帝俄反革命势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和帝俄残余势力都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内对异议者和可疑分子采取暴力行动，因白色乃帝俄时代皇权的象征，故布尔什维克特称帝俄残余势力所搞的“白色运动”为白色恐怖。中共沿袭苏共用语，“白”这个在帝俄语境中意味着高贵的字眼，在中共语境中从此成为反动、迫害的代称，一个与“红”相对立的概念，甚至是国民党的代称，比如国统区就被称为“白区”。所以要谈白色恐怖，就不能不参照红色恐怖，因为它是对红色恐怖的反应，是为打击红色的破坏力量而采取的暴力手段，它自然也就与维护既有秩序的威权联系在一起。

按大陆历史课本的记载，蒋介石从血腥清党即开始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因为他用暴力手段镇压了“革命”——即中共领导的暴力罢工和打砸抢排洋暴行等城市恐怖活动。共产党从此在城市失去搞暴动的条件，才退到农村搞起暴力分田。白色恐怖，或者说国家暴力，就这样与中共武装革命的红色恐怖厮杀起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和普世的法权观念需要一提：不管你共产主义的理想被宣扬得多么正义和崇高，发动群众剥夺别人的田产，甚至动用私刑处罚被指责为敌对阶级的地主，放在任何国家，都要遭到国家暴力的制止和镇压。蒋介石的失误只是没能通过剿共消除红色恐怖，反而弄得它愈演愈烈，以致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中眼看着中共的武力壮大到不得不与之谈判和商量共治的地步。后来经重庆谈判，本有可能建立联合政府，蒋本人却执意要打仗，最终把自己打出了局。

根据郑义（胡志伟笔名）《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和张戎的毛泽东新传记载，国共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国民党军政系统一直都潜伏有大量共谍，共谍的破坏可说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国民党联共，本为借助共产党力量壮大自身，但却手自动红而被红污染，从此搅浑了自己的队伍。后来两党分了又合，国民党系统中更增多了双重身份的人物。他们可白可红，时白时红，到了关键时刻，多会弃白投红。再加上从地方到中央派系复杂，鱼龙混杂，漏洞百出的组织给变节分子提供了寄生的温床。以下仅举郑义长文中数例，即可见共谍造成的损失有多么惨重。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莱芜战役失利，共军全歼国军五、六万人，十九名将领被俘。一九四八年，副司令官张克侠与何基沣投共，导致第七军团被共军全歼，徐蚌之战失利。一九四九年，中共地下党以三十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帮共谍陆军总部兵工少将处长戴戎光当上江阴要塞司令，致使长江防线全面崩溃。 

正因警觉到共谍的破坏力，蒋介石迁台后立即开始全面整肃。清洗对象首先以军政内部为重点，其打击面自然是外省大于本省，军公教人员多于其它行业。从八十七军军长段澐的不幸遇难即可看出，为彻底清除内奸，蒋介石对高层人士下手之狠之重。段澐是国军的一员骁将，从抗战到内战，直到撤退台湾途中所打的一系列阻击战，都表现得忠勇爱国，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可就在来台后不久，情治单位查出他身边亲属为有根有据的“匪谍”，结果以“知匪不报”罪被判处枪决。  段澐的遭遇的确令人惋惜，但乱世中若不这样从严治军，不分亲疏地造成震慑，在共军“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当时形势下，孤岛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惩罚的目的就是要加深警戒，尼采在追溯“记忆力”的起源时，即谈到了残酷和恐怖铭刻记忆的作用。人类的理性并不是面壁打坐修炼出来的，而是千百年来承受流血和创痛的结果。长期以来，论及国共两党的斗争，或从敌对立场丑化对方，或出于个人恩怨而激扬义愤，只要谈起血腥事件，多偏重指斥其中的阴谋或迫害，却很少有人以史笔重述个人被卷入历史狂潮的艰难情境。

白色恐怖最为世人诟病的是它的扩大化和迫害无辜。在谈论“无辜”问题前，首先应确定什么情况不算无辜。所谓“匪谍”，在两岸敌对而台湾明显受进犯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两种言行应视为危及台湾安全的匪谍罪：一是向共军提供情报，二是煽动叛变或教唆别人投奔共军。即使从今日台湾“转型正义”的立场谈问题，不管当时错抓重判的人有多少，也否定不了这两个判定匪谍罪的起码标准。你总不能说所有的“匪谍”罪都属于构陷，更不应只揪住现有的冤案而彻底否定抓“匪谍”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必要性和严峻性。

马英九前不久在台北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上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主席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能做出这样的姿态，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多少总能起些抚慰的作用，至于其余的是非真假问题，由台湾选民评判去好了。我在此要发难的是主席的搭档龙应台女士就此事所写的一篇文章。   在该文的开头，龙应台一上手就列出今日恐怖分子打着正义旗号滥杀无辜的行动，然后笔头一转，直接将其等同于国家的恐怖行为，也就是她接下来纵笔诛伐的“白色恐怖”。这一明显的比喻不伦和推理不合逻辑就不必在此分辨了，但那花炮一样炸出几声脆响的开场白毕竟还是能造出些轰击的声势，所以有必要在此稍作分辨。今日所谓的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其目的是肆意破坏和制造威胁，其暴力行为的性质属于反人类的报复泄愤活动。国家恐怖行为再恐怖，即使像美国给日本投原子弹那么恐怖，也都是旨在制止暴行，应属于惩罚性的暴力。如果龙应台不否认解放军用枪炮解放台湾是对台湾安全的肆意破坏和对台湾人生命的威胁，那么在这个孤岛上，为阻止那一恐怖而做的一切努力，即或造成恐怖，也不能否认其惩罚的性质和阻止了破坏性恐怖的效果。龙应台凭什么给两者划上等号？赵刚曾批评龙应台“书写感性文章，召唤认同，导引情绪，”“不做调查，不讲理论，只是舞动其生花妙笔，”一味地“进行感动与认同的消费”，却很少“藉由对话，深化整体社会的理解、提问与批判能力”。  赵刚的批评可谓要言不烦，的确抓住了龙应台昔日的野火已趋于耗竭的弱点。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太敏于捕捉时政热点，龙应台的很多文章已丧失了冷峻的历史感。她工于剪辑回忆断片，就像模特巧于突现身段。比如她在文章中反复打出这一剪辑的画面：“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这个被当场击毙的人就是龙应台初次目睹的“匪谍”，也是她第一次接受的和延续至今的，并且反复传达给年轻读者的白色恐怖印象。没有事件的上下文，没提供案件的任何细节，就推出这一血泊特写镜头的定格，便代表了白色恐怖的全部。接下来则是漫无边际的抒情，把悲情像炸裂的炮皮一样花花绿绿漫天撒下：“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

该文无一字提到上述台湾岛危急存亡的严峻形势，并没把这边的白色恐怖和那边的红色恐怖做对比性的讨论。容我引一段大陆同一时期的红色恐怖做对比，以下是一九五一年上海市一处小小的统计数字：“四月廿九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

我在此列举那边的恐怖，并非要证明这边的恐怖绝对正确，而是要强调，在“转型正义”的今日，台湾人应正视悲剧发生的历史根源，那就是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互相对抗、消长、变奏的复杂状况。龙应台是否设想过，她的当警察的父亲当初若留在湖南，他和他的家庭会是什么遭遇？若不是她所怨诅的那个恐怖力量当年阻止了解放军渡海，被“解放”的台湾会经历什么样的红色恐怖？倒是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陈明忠老人在其讲话《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中说得好：“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反省的话，光是道歉或是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内战敌对状态，岛内的族群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缔造永远的和平。”龙应台没有就“悲剧的历史根源”做深入探讨，她扬言还要继续挖掘尸体，翻检骸骨，看来她法医验尸的兴趣和统计计数的心思更浓于历史的沉思。

两党的敌对已在过去的七十年间构成了巨大的绞肉机运动，绞尽了各自忠勇刚直之士的血肉。至于绞肉过程中造成众多无辜受害的现象，也只能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观了。那些互相绞肉，也绞了无辜者肉的人们，或为共产主义奋斗过，或为三民主义效忠过，就其当初纯真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讲，何尝没有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革命胸怀？结果却把自己绞了肉，还殃及了池鱼。悲夫！能够维持到今日的台海平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些被绞的血肉浇灌出来的。加缪的小说《鼠疫》的结尾，奥兰市在鼠疫过去后为染疾而死者树碑纪念，为的是纪念他们以生命餍足疫疠，拖垮疫情，给幸存者留下死亡过去后的安宁。这一追悼既表现了生命的荒谬感，也寓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对比龙应台的刻意渲染悲情，显然格调不同。龙应台的激扬文字从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起步，如今已写到很多台湾人都悲情满怀的境地，我倒要问一声龙应台：“你为什么还没学会冷峻？”

《鼠疫》中的疫疠只是比喻象征，历史形势的盲目性有时亦类似天地不仁。在台湾今日的“转型正义”趋势下，平反昭雪也好，控诉冤情也好，不能只在伸张公义和抚慰民心的姿态上作文章。我们既然能有幸站在历史卷轴靠近末端的有利位置上回顾已往，就应以史诗的眼光综观那复杂纠结的脉络，在它扩展到今日的全景中努力去辨认某一个局部曾经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历史书写者应该让人们更多地体悟个人或群体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蒙难受罪的严峻性，而不是仅仅追讨罪责，一味拿过去的流血作颜料，只顾给自己高举的“正义”抹上更浓的色彩。

五

古人有“腐草为萤”之说。其实腐草本身并不能化生为萤，是它所形成的阴湿环境更适于萤火虫生长。共产主义思想本源于欧洲，发展到后来，在其原产地西欧仅止于理论探讨，而传至东方，却很快武装了群众，把崇高的革命演变成恐怖和灾难。共产党人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人们多相信，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国民党的专制和反动逼出来的。是威权那种腐败的草滋生了革命那么光明的萤吗？不是。真正的腐草是贫穷和怨恨，在中国大陆，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典型。共产主义理想给穷人许诺富裕的未来，吸引了穷人的追随，而它的平均主义则强化了贫者、贱者、弱者、劣者对富者、贵者、强者、优者的怨恨情绪，进而将其报复行动激化为狂热的革命。就是在这种一心要把高往低拉的情势下，威权被确定为革命的对头，革命若不把威权定义为“反动”，它那个只有在对比下才确立得起来的“正义” 又能去哪儿找到依据？

 “二二八”事件后，台共组织虽被铲除殆尽，但在受日本教育较多的个别知识分子中，直至五十年代，左倾思想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与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生活水平相对要好一些的台湾农村，反而不存在共产党搞武装革命的条件。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热血青年易受到共产主义理论荧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少人仅因组织读书会之类纯求知的活动，便不慎绞进绞肉机，以他们无辜的受难刺激了白色恐怖更大的疯狂。从今日言论自由的立场看，那时严禁共产主义及其它左倾读物的法令当然显得愚蠢而荒谬，但青年人由纯粹的阅读兴趣而发展到遭共谍利用的事例也并不是没有。比如像吕赫若这样杰出的左翼作家，在距台北那么近的浅山地带，竟参与一种模拟武装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其引火烧身之盲动，就明显革命浪漫得太不策略和太无常识了。结果不只害了自己，还把那么多无辜的村民拖进了盲动的泥坑。他那一双手本来是善写文章巧弹钢琴的，后来却要笨拙地操起无线电发报机与大陆方面传递死亡的信号，自愿充当了共谍的牺牲品。咬死他的毒蛇活生生具现了革命对理想的毒害：他哪儿知晓，像苏新那些真正操纵红色恐怖活动的大毒蛇，早就逃到中共那边享他们的荣华富贵去了。他们把蛇蛋下在鹿窟，让早已预设为爆破装置的吕赫若们制造事件，造成骚乱，好为他们赢得开展活动的功劳。至于无辜者死多少人流多少血，只要能污染得白色恐怖的绞肉机更臭更脏，他们全都是在所不惜的。

五十年代实行土改后，台湾的经济在美援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贫穷面貌的逐步改善，共产主义思想已完全失去其滋生的土壤。那时候，国民党除反共和反台独反到神经过敏的地步外，从旧传统中最老古董的东西到西方现代最先锋的思潮，向来都任其存在和传播，并不加特别的约束。反共宣传一面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重复其陈词滥调，而另一面，在丰富广阔得多的其它领域内，正是来自大陆的文化人——从钱穆之类的大师级人物到无数毕业于西南联大等名校的普通文教工作者们——给台湾带来了“重新中国化”的文艺复兴。推行国语的强制方式固然对说方言的本省人造成了一定的压抑，但它在沟通各省人的交流和塑造“新中国”——秉承辛亥革命法统的中华民国——等方面毕竟起了建设性的正面作用。国语的普及不仅仅是一个迫使台湾人接受北方官话的问题，它重要的能动作用是在此统一的口语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更适于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话文，而这一努力，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向。也正是在这一语文新建设的潮流下，才涌现出外省如殷海光、李敖、白先勇，本土如叶石涛、锺铁民等一系列在岛内拥有各自读者群的著名作者。官方的反共文化与旧的、新的、洋的、土的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化始终都是并行存在的，在台湾被作为“袖珍中华”塑造和想象的过程中，外省人逐渐融入本省，国民党政权也落地生根，开始发展它的本土势力。这个郑鸿生称之为“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就这样被建立起来，而国语也从此成为受国语教育的一代人进行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标准语言。  

至于挑战威权，五十年代的台湾人和党外人士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对万年“国代”的存在提出异议，使蒋介石的终身总统形象格外显得尴尬的勇士们，主要是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在抗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批中共，也批国民党政府。但因共产党视他们为“小资产阶级”，在延安把他们列为批斗改造的对象，所以归根结底，他们谈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共。

按照钱永祥的说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仁自视为国民党的“诤友”，他们主要的诉求是建立宪政民主，他们的言论奠定了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梁漱溟不过当众谈了一下工农差别，立即便受到毛泽东厉声申斥，从此永遭废退。而雷震撰文强烈抨击蒋介石连任总统，也都没把蒋挑衅到恼羞成怒的地步，直至他后来着手建立反对党，被确认为受到美国人别有用心的支持，这才被当局抓去判了刑。而就在此一时期，留在大陆寄希望于中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反右中先被打倒，就是在“文革”时陷入灭顶之灾。自由主义在两岸的不同遭遇还真应了储安平所谓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而在共产党是“有无”那句旧话。

在台湾，对民主造成明显障碍的，是国民党政权竭力维持的中华民国法统，其中尤以那个始终不改选的国会最招讥议。为了在这个只有台湾一省的小岛上维持代表全中国各省的政权，原先在大陆选上的各省代表来台后都塑像一样被固定下来，让他们稳坐席位，代表其它“地图省份”的民意。保留那批塑像席位，与其说是给蒋介石的连任充当投票机器，不如说是要显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独占的合法席位，为“一个中国的原则”硬撑起支柱。以“法统”自居的国府因此而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中央与地方近在咫尺，国家与它唯一的一个省彼此重迭，地方选举不管闹得多么轰轰烈烈，竞选者都难以凭获胜的选票取代万年“国代”内那一批老朽。正因这卡夫卡城堡式的国会让台湾人感到完全外在于他们，所以他们总是视其为“外来政权”。

但国民党的执政方针毕竟倾向于调和各阶级利益，其党组织基本上面向各阶层开放。为促成党的本土化，从一开始党的势力就介入地方选举，主导着地方自治的政策。此即通常所谓收编地方精英，建立侍从网络的做法。这种操作既引起派系竞争，又在党的监控下保护派系的利益，而由此产生的权力追逐正好对党外人士的参选形成阻碍。  反对运动就在此一争夺资源的拉锯中展开，倾轧出挑战威权的社会力量。像云林县议员苏东启十五年牢狱促成他妻子洪月娇终当选省议员的抗争故事，  台湾南部反对运动代表人物余登发及其整个家族豁出家业打选战的事迹，  以及很多竞选者因竞选而受打击，终因受打击而竞选获胜的经历，都为台湾“选举万岁”的抗争方式谱写出感人的竞选悲情。徐宗懋用“哭调”来形容这种台湾人特有的竞选方式，哭调竞选者甚至呼喊着“救命”来拉选票，以政治受害的角色登上竞选的讲台。  这是一种以突出个人或群体的弱势受压来赢得支持和索取权利的斗争方式，它为此后的“暴力边缘路线”酝酿了情感基础。

据最近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说，“暴力边缘论”是党外反对运动人士姚嘉文提出的斗争策略，他主张把反对运动推向接近暴力，但并不真正动用暴力。这样做，反能增强群众的抗争强度，最终迫使政府响应群众的诉求。经过一次又一次暴力边缘的抗争，政府被迫一次又一次退让，党外人士就在此步步紧逼中促成了台湾民主的转型。  这个论文作者自圆其说的总结似乎有太多事后追认的成分，它大体上描述出了党外反对力量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进行斗争的一个趋势，但实际的复杂情况未必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整齐一律。须知政治斗争向来随机多变，你一旦介入实际的斗争，就很难据理论的预设去争取胜利。

让我们还是回到事实。在中坜事件和其后的高雄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真正冲锋陷阵的是施明德那类敢带头闹事的汉子，而像姚嘉文、陈水扁一类务实、理性的律师们，恐怕并不太愿意公开站出来鼓动风潮，激化冲突。于是他们就提出所谓的“暴力边缘论”——也可以说是法律边缘论，只打算伸出策略的触须去刺探安全的边界，企图用最小的代价逼迫威权作出让步。这更多的是一种设想的策略，未必能可靠地指导实践。须知暴力的边缘与暴力冲突仅一线之隔，激愤的群情稍一失控，接近暴力的抗议立即就会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坜事件中发生了纵火烧车的暴力，其骚乱规模，可能为“二二八”之后所仅见。威权当局显然是考虑到自己那一方理亏，才没对肇事者作任何惩罚。随后发生的高雄事件中，抗议者正好给他们抓住了暴力行动的把柄，结果不但当场吃了警察的暴力，最后还酿成大案，致使党外反对运动大批的骨干人物被捕入狱。于是在事后， 又出现了当局故意设局，诱使抗议者越过暴力边缘的说法……

就这两起反对活动来看，所谓“暴力边缘路线”的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仍让人颇感茫然。仔细玩味，“暴力边缘论” 其实另有它厉害的一手，那就是挑逗威权越过暴力的边缘，骚扰得警察行凶打人，惹得国家机器一时间露出狰狞。暴力的边缘形同兽栏：政府的暴力一旦如被激怒的野兽跳出兽栏伤了人，政府就在媒体和公众前丢丑了。蒋经国时代的国民政府毕竟很注重其国际舆论关注下的民主橱窗形象，时代已经远远地走出那种随意给反对者加上“匪谍”罪名的恐怖阴霾。当党外人士以其挨打受压的惨状让威权暴露出它的野蛮落后，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便一律倒向弱者——中共当年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内外左倾势力的支持——，而政府这一边则由此陷入被动。威权发现一味强行镇压，付出的成本过高，这才慢慢地由强硬转为缓和，力图降低转型过程中不测的风险。国民党在暴力边缘上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给外界普遍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刻板形象，以致被舆论有意地以偏概全，最终抹杀了他们执政台湾几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和健全国家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按照郑鸿生关于“国民党如何丢失现代光环”的解释，国民党在发展台湾现代化的建设中实际上做出很多成绩，只可惜他们的某些镇压手段太拙劣粗暴，给外界造成了专制、保守的印象，后来更被套上“落后”的帽子，“现代化”的功劳反落到民进党头上。  

国民党早期在地方上的渗透明显有占据资源的倾向，但自蒋经国象征性地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以后，其本土化方针已转为革新求存，为中华民国的薪尽火传辟出了后路。这也是国民党内部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蒋经国的国民党属于第二代，自然受老一代党内权势的掣肘，面对他身边那些塞满运作空间的塑像席位，他只有向本土培植基层，在栽培新生力量的过程中施展其治才。其实这才是启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党外反对运动，只是在上层出现松动，威权较前弱化的情况下，趁势从下面崛起，一步步积聚起来的力量。但转型过程仍举步艰难，受两岸对峙状况的限制，既定的戒严格局依旧在往下惯性地延续。像许信良这类被党培养出来的“吹台青”人物，终因竞选分歧而走向党外，就明显地标志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对抗文化的转向：由早期党内的和外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持批评论坛转向以本土为主体的反对力量开展街头抗议和激化悲情选战，而所谓民主转型的方向，就在反对力量与威权拉锯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后来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美国又与中共建交，在太多的外部困扰下，为防止威权全面崩溃，国民党不得不切实地实行起改革。学者们普遍认为，“驱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的真正关键因素既非台湾的经济奇迹，也不是执政精英的政治信念，而是统治者为了延续政权生命所做‘理性’计算后的策略选择。台湾的民主化是社会压力和统治精英互动的结果。作为政治领袖而言，蒋经国在民主改革的局势中扮演开启与布局者，是计算了容忍成本与镇压成本后的结果。”

必须承认，台湾在民主改革之前，经济发展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效，国家机构也改造得比较健全。与转型前的拉美专制国家和东欧共产极权国家相比，台湾显然具有和平转型的优势，它既无前者的社经分配不均，也不存在后者亟待彻底变革的国家体制。最初，台湾人所期待实现的民主转型，主要是允许更多的党外人士参与执政，形成他们与国民党共存共治，利益共享的局面，除了极端台独外，党外的民主诉求并未提出彻底改造国家体制的政见。他们最初的目的不过是要求进入既定的体制，赢得更多的表决权，从而更加优化所欲达到的共存共治局面。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筹建“五族共和”，就是要促成这样的局面，不幸叫历史的阴差阳错拖延了百年之久，才在解严后的台湾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

然而，在闯进议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争议国是前，党外人士在暴力边缘上与威权已拉锯太久：他们在威权的压制下郁积了太多的怨恨，同时也以自己的挨打受压给威权造成了相当大的磨损，两方面都鼓足气较劲，都摆出了过度动员的架势。那民主的诉求，更像是双方拉锯中添入的润滑剂，给党外的反对力量多加些“正义”的油，给松动的威权铺垫上迈向亲民的台阶而已 。由此而导致的过度政治化气息一直延续至今，已弥漫成一种分裂台湾社会的转型后遗症了。

六
 
反共到底的蒋经国其实是带了些“共”的成分的，他在国共两党白红两色对立的光谱排列上明显地有些偏左，这也许和他在苏联羁旅多年的经历不无关系。与蒋介石那种长袍马褂僵硬的严父作风截然不同，蒋经国的亲民姿态颇有中共干部走群众路线的色彩。他挑选李登辉做接班人，除看重其台湾人身份及完整的日美现代教育外，李曾加入共产党那段暧昧的经历说不定正是他们俩灵犀暗通之处。李后来果然成功地接了蒋的接力棒，贯彻了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只是蒋不可能预料到李后来会走得那么远，远得搞起民粹式民主，终至走出了国民党的藩篱。

蒋介石给儿子留下了两大历史负担，一个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另一个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等美国、日本都与中共正式建立邦交，把中华民国干晾在一边，海峡两岸的一边一国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蒋经国可以坚持其“三不”，却不能不默认那个“两立”局面的存在。后来随着共军停止炮轰金门，并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岛不只脱离戒严期的危急形势，无所谓“在莒”，更完全失去反攻大陆的时机和形势。对蒋经国领导的中华民国来说，也正好熬到了不必再代表那些“地图省份”的一天。中华民国于是与台湾岛完全重合，它不再是台湾省之上附加的中央政府，不必再紧箍圈一样死套在小小岛国的头上。稍后经李登辉重新做出正式界定——“两岸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一个分治的中国及两岸间的特殊关系，至今未变” ——，更通过废省的动作全面刷新，台湾立马成为与中国无关的“国家”。李登辉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与蒋经国的表述正好接轨，一向被视为代表外省权贵利益的国民党更多地代表起本土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本该是从多年来的“反”——党外 / 本土与党内 / 外省相对抗——走向“合”的一个趋势，是通过本土化来化解省籍矛盾的共和前景。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人固有的悲情又再次发酵，他们硬要在省籍裂缝中强化出族群对立，更将其扩大为国家认同的重大分歧。民进党一直苦于在竞选中提不出有别于国民党而又更受台湾民众欢迎的政策和改革，正好有台湾人憋了好几十年的满腹戾气可资煽动，正在走向愈合的进程于是被扭转成更加强烈的对抗。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近代史中，有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注意的现象，那就的是没有发生过奴隶造反式的“转型正义”。封建领主并没被统统打成牛鬼蛇神，在土地资本转向工商业投资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反而附庸风雅，进一步刷新了贵族的文采风流，从而使现代文化与古典传统始终保持一定的联系。工人阶级也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给资产阶级掘下坟墓，劳资双方在激烈的斗争中学会了妥协谈判，进而开拓出资本主义体系不断自我完善的发展方向。劳动者的生活不但逐步改善到小康的水平，他们的趣味和价值更经过商业消费的改造，业已被发展成推向全世界的流行文化。这里面隐隐约约浮现出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脉气，正是在这一恒定的大环境中，旧有的价值延续了它与时为新的生命。

但中国人百年来受了太多的精神奴役创伤，对于如何提升自身和改善生活的问题，因此而怀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把“转型”理解成变天，也就是说，必须做到把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才会觉得自己也当了主人。中共就是从这一造反目的出发，领导着穷人闹成了他们的翻身革命。自古以来，国家恐怖再恐怖，也都是在其现行的法律下施行惩罚，假若以往的国家都像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暴虐和反人民，国家恐怕早已消亡，天下的正义都该由暴力造反的群体主持去了。红色恐怖的空前恐怖即在于，国家暴力更进一步纵容群众暴力，在于它任凭平庸者颠倒一切原有的秩序，诸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叫嚣，简直把革命进行到尼采曾预感的“只有平庸者才能大量活下去”的“未来人”世界，平庸已被推广成“唯一有意义和最中听的道德了。”   这个道德就是文革间已达极度膨胀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回过头再看台湾今日的乱象，我们不难发现，陈水扁及其一群也感染了类似的平庸疾病。施明德那些在党外反对运动时期猛打猛冲过的老干将们都在平庸者的排挤下陆续淘汰掉了，在耐过王莽式谦恭的一个阶段后，平庸之辈终于跻身到国家领导人之列。在最初建党和竞选时，他们也曾做出遵从宪政的姿态，  等到大权在握，便钻入宪政殿堂，乱拆起支撑国体的栋梁。只因不得不隐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陈水扁等人从不敢大搞那种针对中共的真“台独”，他们搞的是躲躲闪闪的台独，只是想乘泛绿群体膨胀的声势，好逐步拆散“中华民国”这个让他们一辈子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国体。为满足“台湾人出头天”的族群愿望，他们的眼光始终局限在岛内，虽做尽了手脚，也都未超出中共式翻身运动的模式。因为他们只怀有赶快全面当家作主的最终目的，所以也只有抓紧目前仍在执政的机会，先把“中华民国”那层皮整个扒掉。可惜他们忘了他们一伙人都只是那层皮上的几根毛，剥掉了皮，他们的台湾主体性也就无处可附，随风吹散了。

翻身运动的一个有效手段即搞所谓“转型正义”。在此，我需要对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概念稍作说明。按照学者们的论述，“转型正义是新兴民主国家，尤其是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用来处理过去政府暴行和不正义的方法。转型正义可能带来迟来的正义，但同时也会破坏对正当程序和法治的信赖。”  这里所说的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的转型特征，那就是从强加给他们的苏联式极权专制下解放出来，以多党民主取代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把失败了的公有制还原回固有的私有制。如上所述，台湾的民主转型并不属于这种旧政权彻底垮台的制度变革，当前的执政党基本上继承和沿袭着威权政府的建制，只不过把威权的独占改进成轮流坐庄，大换了一次班底而已。在被替换下来的泛蓝仍在国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要彻底清算过去的做法本身就很难行通，更何况社会上也未必普遍有这样的迫切需要。即使存在着由省籍矛盾扩大而成的族群纷争，台湾的情况也与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南非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因转型正义搞得太厉害，已搞坏了经济和治安，如今都开展起“和解”运动了，台湾人能有多少族群仇恨非恶斗下去不可？

直至二00四年，陈水扁苦于民进党无法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劣势，这才狠抓起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转型正义一大法宝，将其利用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沉渣一时浊浪泛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民进党为打赢选战而搅混起来的。这样看来，追查历史真相仅为手段，制造罪责才是此举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进党执政前的台湾俨然被说成中国大陆的“解放前”。陈明忠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参加座谈时，曾以自己的现场经验，论及二二八死伤者应该是一千人上下。当场就有一个台独支持者站起来反驳说：“乱讲，高雄就死了三十万人。” 陈明忠说：“当时高雄人口只有十五万人，就算都杀光，你要哪里再去找十五万人来杀？” 那人恼羞成怒，就骂他：“你根本不是台湾人。”  由这一对话情景不难看出，当一种怨恨在“正义”的说辞下膨胀成义愤时，历史还会有什么真相？这位台湾人的义愤颇像土改时诉苦会上被煽起来的阶级仇恨，贫下中农趁共产党给他们翻身的机会，把世代积压的私仇都发泄到被打倒的地主身上。于是那时候批斗地主的控诉就发展到“有了说，没了就捏”的夸大地步，而几千年的中国史也随之被改编成劳动人民受欺压的血泪史。那位发言者为坚持台湾人的正义，宁可信口胡诌出死了三十万人的“真相”，在历史记忆被如此扭曲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又能有什么公认的真相可言和共同的正义可转？ 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如果所赢的多数选票中有不少此类“义愤填膺型”选民的投票，台湾虽转型成今日的民主，又能向不民主国家的人民贡献出多少值得推行的民主示范？

民主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德先生”，也不等于龙应台模特换时装一样罗列出来的“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  民主本来仅指代议制的政府，就现存的各种政体而言，只能说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罢了。当它被龙应台那样泛文地用来夸耀现代社会中种种琐碎的事物时，它就被掺水成巴赞所说的demotic，即并不民主的俗众意识了。  俗众意识为一群个人选择的愿望所构成，它常会与公共通过的决定发生冲突。结果，一部分非要实现个人意愿的群体就必然通过投票去挑战和非难另一部分要按正式通过的决定办事的人群，这就是当今世界上到处都出现民族或区域分离主义纷争的根源。

台湾问题最难解最争议的就是，一方面该岛离大陆太近，另一方面它的面积和人口比大陆少得太多。这个既“近”且“少”的数量现实正好对台湾的取舍形成制约，使它很难走那些遥远而庞大的北美或南美移民地区与原宗主国脱离关系的道路，因为在数量比值上台湾与后者的情况正好相反。其次与两次大战后先后独立的国家相比，情形也有所不同，因而那些国家全民自决的独立方式也很难适用于当今的台湾。台湾人更不能天真地寄希望于大陆的民主，不要说大陆实现民主的日子尚遥遥无期，就算有朝一日实现了民主，在对待分裂的问题上，未来的民主政权及其人民也绝不比现政权更加宽容。民主社会中的人民就肯定爱好和平吗？未必，也许他们更其嗜血。林肯领导的北军与坚持分裂的南军杀得血流遍野（the killing-fields of Lincolnism）的历史就是一个活生生残酷的实例。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大陆如今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吸纳外资，甘当发达地区外转产业（outsourcing）的加工厂，用绿营学者学舌的后殖民理论jargon来说，是颇有点“自我殖民”的情形了。对此一最新的社会现象，热爱后殖民论述的学者并未见有什么新颖的论述。反讽的却是，陈芳明所谓生活在“后殖民社会”的台湾人   居然广有做老板的资本，如今多作为台商在大陆投了资，赚了廉价劳力的厚利，更凭着水向低处流的优势，怀揣其高收入，移居到物价较低的大陆，成群结队地过起高等华人的生活。这一新的投资及移民趋势不但在起反分离的作用，而且引领起堪称为经济反攻大陆的势头。一般来说，宗主国越向海外地区大举移民和大量投资，越易促成那些地区的独立，现在的情况正好发生了奇异的错位，急于分离的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投资和移民的重点放在了他们必欲与之一刀两断的地方。

历史就是如此讽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周恩来、王明去武汉搞抗日合作，毛泽东飞到重庆喊蒋委员长万岁的时候，都一点也不以为卑躬屈膝。人家决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自有其革命阶段论的策略。现在轮到连宋迈出沉重的脚步，大胆到大陆寻求新的可能性了，从海内外民运到岛内外绿营却传来一片嘘声。到底该如何看待泛蓝走出的这一步呢？那只是无助于实现愿景的一场前戏（foreplay），还是落了中共统战圈套的自轻自贱？抑或找一个阿基米得支点以撬动大陆的勇敢尝试？不幸国民党已给台湾人灌输了太多的反共意识，现在，当他们眼看着大陆社会越来越向港台看齐，越来越有了回归旧社会的特色，因而想去叩一叩求同存异的大门，却叫对立面捞起当初从他们口中学来的咒骂开骂起他们。

请看：去年中华民国庄严的行宪纪念日，一位大陆出身的时政杂文作者竟被高抬到总统府演讲，向洗耳恭听的执政当局大作起有关警惕共谍的报告；另一个大陆出身的作者一向以大批判笔锋见长，该作者更发挥其文革式演讲的魅力，狠抓住指控陈水扁一家人贪渎案的某检察长，专门就他协助大陆法制改革的事例对他大搞起抹红的攻击。  绿营人士的可悲就在于，至今都没出一个有能力向全世界华人公众开讲的理论家。这也许正是台语中心论造成的后果，到头来，反害得福佬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口才。在今日国语或普通话通行华语世界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要赢得更多公众的发言者都应意识到各自方言母语的局限性。如今两党恶斗越来越紧，每当口水仗打得十分激烈，缺乏口才的台语中心论者便只好雇来受过中共大批判训练的辩才们做反统批蓝的文宣工作。他们的反共立场不管多么可嘉，其思维表达方式却都是十足的通共的，真是反来反去，世上的平庸者都反到一起，坚守其“哲学贫困”的防线了。

七
 
人吃五谷而生百病，解毒发散，乃中医常用的治疗手法之一。怨恨不满也是导致群体疾病的一种毒，有时确需用发热出汗的方式予以消除。五十年代在大陆，土改运动所发的可谓千百年来穷人憎恶富人的毒，而近来台湾的“转型正义”所放的则是台湾人“二二八”以来怨恨的淤血。这一股戾气好比迟早都要出的麻疹，热昏谵妄一阵后，若能排净毒素，恢复常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必趋向于“合”，若一味反下去，只顾利用群众的发热出汗状态去搞一党的夺权事业，发散过度，势必造成整体的虚脱。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革到文革，已把共产党自身折腾得元气大伤。陈水扁若一味操控群体的悲情乱改宪政，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自己压扁在坍塌的宪政殿堂之下。从毛到陈的“反”，错的倒不是“反”这个行动本身，而是他们只“破”不“立”的偏执方向。当今的台湾，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无论是急统还是急独，都该在极端否定对立面的路线上考虑如何完成否定之否定，作出由“破”到“立”的努力。

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仅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较威权更利于共治共存的基础，但要建立共和大业，从选民到他们所选的代表，都需重视修己以立德。这就是说，民主的架构必须由民德的内涵予以充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所说的“善”，可与尼采谱系学中高贵者把他值得喜欢的叫做“好”做一对比。  一个人觉得出那“好”确实存在于自身，则他的实在感就是“信”，由此才会产生“自反而不缩”的勇气。在孟子看来，乐正子仅能达到前两项，后四项尚存差距。这样看来，一个普通人若能做到自身感觉良好和实在，也就很不错了，他至少能保持正常的良知（good conscience）。

台湾社会近来已出现可喜的反省：马英九在最近公开宣示：“国民党与民进党差距再大，也大不过我们与共产党的差距！蓝绿同在一条船上，二千三百万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必要拼得你死我活，应该相互尊重。”他提出“要和民进党做‘良性的竞争’，有利民生的议案绝对不挡。”  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最近在凯达格兰学校联合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也检讨性地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这是灾难的开始”，他藉此勉励结业学员，做任何事都要“度德量力”。  评论家南方朔在最新的一篇书评中更大声疾呼台湾社会要“回到根本”，重建道德教育。  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戏剧性场面，在红衫军倒扁的高潮中，中学生列队到广场上齐声朗读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童口无心，他们的朗诵莫非在呼唤正面的父亲形象？“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执政者把很多事已弄得一塌糊涂，连自己都心有不安（bad conscience），怎谈得上为人之父和做选民的代表？

别以为只要是“威权”就一无可取，台湾社会若继续滥发悲情，两党若恶斗到各自的领袖都威信扫地，甚至人人都斗得毫无尊严，有朝一日，恐怕就会出现王文兴《家变》中那个失落的儿子到处找父亲却再也找不回来的景象。“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那将是比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要恐怖的时刻，近千枚导弹瞄准台湾的共军，也许就要在那时候从海峡对岸打杀过来。

这将是一个Apocalypto——从毁灭到新生——的危机。   共军操控的战争边缘可不比党外人士曾经发动的暴力边缘好玩，战神随时都可能选中靶子开火。独立从来都不是空喊出来的，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台湾人，你得拿出绝望的勇气，要准备浴血洗出自己的高贵。党派可以轮来换去，媒体的喧嚣尽管自生自灭，主体性思维任其作意淫状聚散，独有三十万子弟兵更新换代，枕戈待旦，从金马到台澎坚守至今。只有这支不分省籍，跨越党争的军队才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最靠得住的力量。家可毁，国可破，只要岛屿不沉，就有土地和人在，就会有台湾重新开始的机缘。

二00七年四月九日于耶鲁

注释：
[1] 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国民党为何败走台湾》，博讯网站。
[2] 参看张醇言：《段澐与八十七军》，《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3] 关于马英九道歉新闻及以下龙说，均见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据新华网（www.xinhua.com ）
[4] 赵刚：《和解的壁垒》，《台湾社会研究季刊》，58期。
[5]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国民党为何败走台湾》。
[6] 参看钱永祥：《关于自由主义的对话》，钱永祥文集（ www.law-thinker.com ）
[7] 参看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孤独书斋网（ www.cngdsz.com ）
[8]参看李敖：《冷眼看台湾》，桂冠， 1995，页111—120。
[9] 黄人杰、陈闵翔：《民主运动与反对运动的辩证——兼论余登发的从政背景、政治人格与民主思想》，台湾省咨议会编印，2004。
[10] 参看徐宗懋：《台湾人论》，时报文化，1993，页46—54。
[11] 徐佩甄、黄春兴：《暴力边缘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博讯网。
[12] 参看郑鸿生：《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读书》， 2006年，第9期。
[13] 信恒：《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综述》，“思想者”网，（http://freeforum.bokee.com ）
[14] 《对等、和平与双赢——中华民国对“特殊国与国关系”的立场》，参看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正中书局， 2000，页64。
[15] Beyond Good and Evil,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 402.
[16]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夫人就民进党成立事问及蒋经国有关规定时，蒋曾以“遵宪、反共和不得从事任何分离活动”作答。见李松林：《晚年蒋经国》，安徽人民，2001，页358。
[17] 以下论述多参考冯铭翰：《转型正义的反思》及《转型正义的再反思》两文文，见台湾日本研究所网页（www.japanresearch.org.tw ）；吴乃德：《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见《历史与现实》（2006）。
[18] 参看杨渡：《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事实》，凤凰网。
[19] 龙应台娓娓动听地向大陆人民推荐她一手润色的台湾民主生活，其中有一段很泛情的文字，可参看其《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一文，新华网。
[20]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1500 to the Present—500 Yea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Life (Perennial, 2000), pp. 773-775.
[21] 关于这一问题，Perry Anderson 有详尽的讨论，可参看其评论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3 (June, 2004).
[22] 陈芳明有所谓台湾为“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的三阶段论，食西不化，巧为立说，可参看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博讯网。
[23] 参看“林保华专栏”和“曹长青专栏”，台湾海外网（www.taiwanus.net ）
[24]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p. 461-464.
[25] 《马英九修改国民党路线：蓝绿和解优于国共合作》，博讯网。
[26] 高有智台北报导：《谢讽：德薄位尊  灾难的开始》，观察网（ www.guancha.org ）
[27] 南方朔：《台湾道德病理总检查》，文学城网（www.wenxuecity.com ）
[28] Mel Gibson 最新电影，中译名《启示》，剧情及影评见 (www.apocalypto.movies.g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