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五十年里一直有诸多争议。鉴于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鉴于反右运动的发生机制至今尚未消亡，也鉴于反右运动的历史后遗症至今未能痊愈，围绕这些争议，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
一、两个毛泽东？
反右运动最有争议之处莫过于毛泽东的角色问题。因为在反右前后出现了“两个毛泽东”：第一个是唐太宗式的——虚怀若谷、宽厚仁慈、信誓旦旦、诚意动人，第二个是朱元璋式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一般认为，从1955年底到1957年5月初近一年半里的那个毛泽东是第一个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则是“两个毛泽东”的明显分界线，以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显著标志。但此文当时只下发给党内高干阅读，党外与公众并不知情。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里，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仍然还在响应第一个毛泽东的号召，兴致勃勃地给党提意见、帮党除“三害”，而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官员则悄悄按照第二个毛泽东的秘密指示，鬼鬼祟祟地、紧锣密鼓地实施“张网捕鱼”、“聚而歼之”的“阳谋”。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毛泽东的狰狞面孔才公然亮相。
从时间上看，“两个毛泽东”似乎是一前一后、截然分开的。然而，当我们细读毛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几次讲话，又发现毛泽东的变脸在时间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他的第二张面孔分明早已有所显露。这“两个毛泽东”似乎又是相互穿插、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为理清“两个毛泽东”的脉胳，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当年大相径庭、自打耳光的两手表现吧。
唐太宗式的毛泽东：
1、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主旨是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会议认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也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完全支持周所作的报告。稍后，于3月3日闭幕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值得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于苏共二十大之前，统一战线会议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这表明，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并不完全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激发出来的。
2、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的开明表演一发而不可收。其开明的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其党内高级同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刮起“解冻”“十二级台风”的赫鲁晓夫本人。1956年4月至5月，毛的开明表演达到了第一个小高潮。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又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次讲话不仅出笼了著名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则和“双百方针”，更充满了在那个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的新观念，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反革命的积极因素”、“民主党派万岁”、“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要敢于刊登那些骂我们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讲话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否则就有片面性、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党中央不编写党史，历史研究应该独立”、“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等等。虽然毛的原始讲话并未公开发表，这些新说法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通过陆定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嘴巴说出来，但是很明显，这些说法的发明权只可能属于毛泽东。若没有毛的首创，其他人是绝对没有胆量、没有魄力说这些大话的。与毛罕见的开明姿态相对应，1956年也就成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没有搞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年份。
3、1957年2月至3月，波匈事件后中共惊魂已定，毛泽东的开明表演达到了一个大高潮。毛2月27日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长篇即席演讲。他的讲话令人振奋，引起了全球好评。老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说：“我把这一篇演讲读了好几遍。这一类的演讲是要多读的。”这两篇讲话完全没有架子、没有空话、没有官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遗余力地号召鸣放。毛宣称党和人民之间有矛盾，主要责任在领导者，因此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流沙河那样“有杀父之仇的人”也要团结）。他鼓励甚至是恳求大家要无所顾忌地批评党、大胆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不论对错，一律言者无罪。其心胸之坦荡可昭日月，其态度之诚恳可动天地。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此时大约已臻化境，谁还能怀疑这样一个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的英明领袖呢？就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翻译家傅雷先生也都有了鸣放的冲动，他写信给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讲完话之后，毛泽东便一路南行做“游说先生”，全力推销他的“大民主”。在 4月30日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座谈会上，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一节之后，这位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才稍事歇息。好话已说尽，烈火已点燃，第一个毛泽东悄然隐身，退到幕后。
朱元璋式的毛泽东：
1、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毛泽东在56 年底、57年初波匈事件稍后在八届二中全会和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与他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言论有明显区别，显得有些诡异。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声明他赞成“大民主”、赞成“闹事”，理由是“大民主”可以用来反对官僚主义。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又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是，接下来，毛泽东话头一转，却又将“大民主”的矛头指向了与官僚主义不太相干的“民主党派”和“教授”。他说：“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这段话表明毛并不信任民主党派和“教授”，并不打算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赋予他们，“长期共存”似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情，这就与他此前此后的其他公开言论明显相左。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对群众闹事的赞赏态度，提前十年透出一股文革气息，二是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使他其后五个月中的唐太宗式表演显得没有根基。

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放言无忌了。他公开表达了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对波兰匈牙利的反感与厌恶，而且，他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引蚂蚁出洞”、“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要“锄草”等等不无歹毒的阴暗想法。他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这些话似乎是一番预告，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恰好与后来的“阳谋”一说前后呼应，为他自己提供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难得证据。

2、到了1957年5月中旬，第二个毛泽东的那副朱元璋面孔终于纤毫毕现。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5月20日下发《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6月6日下发《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上文本均为党内绝密，“助党整风”的那些鸣放之士被蒙在鼓里，完全一无所知。而各级党组织凭着毛的这些秘密指示，“硬着头皮”做出“只放不收”的表面架势，公然大设骗局、大说假话、大施“阳谋”、大做两面派、大摆鸿门宴，全党上下争当伪君子、抢做真流氓，忙着张网以待、诱人入罪。
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毛突然间露出底牌，鸣放嘎然而止，接着便山河失色，鬼哭狼嚎。什么“猖狂进攻”，什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什么“章罗同盟”， 什么“利令智昏”，什么“六条标准”，这些东西，全都是些无中生有、生编硬造、强词夺理、无理狡辩、胡说八道、鬼话连篇的无稽之谈。毛泽东本人或许也感到有一丝缺德寡信、自打耳光的尴尬，他讪讪地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们有罪。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毛泽东的“右派言论”比朱元璋的“谋反”还要厉害，一条罪名横扫全国，几百万个家庭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二、三种解答
人们要问：这“两个毛泽东”是如此大相径庭、云泥天壤，究竟哪一个是真面目、哪一个是伪装？抑或两个都真、两个都假？他们是“一分为二”的、还是“合二为一”的？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开明的唐太宗遭到了一帮恶意文人的误解、歪曲和利用，或者遭到了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对、抵制和违抗，他无法收场，见势不妙，这才只好玩川剧变脸，摇身一变朱元璋？还是狭隘的朱元璋故意将自己伪装成开明的唐太宗，下圈套、放诱饵、设陷阱，原不过就是要“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以便将那些不知深浅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涉及到毛泽东个人的人品与信用，更关乎真相、公理与道义。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如何解释毛泽东的忽然变脸：是临时起意、防卫过当？是违背本心、迫不得已？还是蓄谋已久、精心布局？一直以来，说法很多，但亲历者、知情人和史家都并未给出一个十分圆满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自供状”就是所谓“阳谋”说，但阴谋、“阳谋”一字之差，听起来更象是一个被抓现行的流氓作出的苍白无力的狡辩。
对于“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解答：
第一种观点认为确有两个毛泽东，两者均为真，且两者均有理。这种观点出自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具体体现在邓的若干讲话和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副统帅”（此头衔由毛在反右后期亲口加封，“邓副统帅”比“林副统帅”整整早十年），是当年毛最最宠信之人，也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毛泽东搞整风，纯出于发扬民主的一片善意，既无阴谋亦无“阳谋”可言；第二个毛泽东搞反右，实出于右派自找倒霉，毛天子一怒，正确必要，缺点是“扩大化”了，这全要怪右派分子太“放肆”，自己硬要往枪口上撞，找死不看日子。但这段话有一处明显的事实错误，众所周知，最积极“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的那个人不是右派，恰恰是右派的冤家对头、邓小平的大老板毛泽东。在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邓小平的理由是只许毛邓放火，不许右派点灯，人家说几句大实话就是“杀气腾腾”，他们逼得数百万人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倒一点也不“杀气腾腾”。当然，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和政治上的获益者，屁股决定脑袋，他持上述观点不难理解。
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才是真实的毛泽东，而后面那个言而无信、缺德寡义的毛泽东则多多少少是违心的、被迫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大致持此种看法。在他看来，毛追求更多的民主、更高程度的“自由化”、更理想化的统治模式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有迹可循的，这符合毛的一贯思路，应属真诚可信。麦克法夸尔将从“百花”政策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到文革“大民主”实践看作毛矢志不渝推行其“自由化”政策的持续过程。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得不在1957年中途变卦，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力的巨大压力。毛自己曾承认党内有90%以上的人不赞成他整风。麦克法夸尔对此有更加精细的分析，他不仅看到了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毛、周、邓与刘、彭之间不同的政策偏向，甚至还从刘少奇在毛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那张公开照片（57年3月3日发表）中的罕见缺席，从各高级官员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顺序的不同排列中注意到了党内存在着普遍的意见分歧。
依麦克法夸尔的观察，在整风问题上，中共政治局里有一半人反对毛（他们包括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等），且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也反对毛，这九个省的人口占全国的40%。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理查德•所罗门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也将党内压力当作毛放弃整风转向反右的主要原因。依麦克法夸尔等美国学者的说法，毛泽东的屈服埋下了毛刘持续冲突的祸根，也就成为文革的一大根源。那些消极整风积极反右的党内同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率先遭到了毛的整肃。但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57年5月并未召开过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因此，正如号召鸣放、发动整风是毛几乎独自一人作出的决断，发动反右也几乎由毛独自一人作出决策。不管毛曾经遭到多少压力，但无论如何，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或彭真第一个提出要反右，在反右运动中，毛也表现得最积极、最热烈，他亲自撰写社论、亲笔拟定指示、亲手给第一批大右派定性定罪、亲自确定划右派的百分比，如果把这些行为通通解释成压力之下的被动行为，显然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秦始皇与朱元璋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是阴谋和伪装，第二个毛泽东才是真面目。这种观点流传最广。它首先来源于毛泽东本人，即他的“阳谋”一说。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认为毛是用百花政策设骗局，杜勒斯亦曾提醒人们毛有可能是要诱人入罪。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李慎之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关键证据，认为毛至迟在57年1月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至于此后的言行，那就只能是装模作样、巧言令色、至阴若阳、大伪若真了。应该说，毛泽东“引蛇出洞”确是有明显动机的，东欧刚刚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希望避免在中国发生同类事件，所以要将潜在的“裴多菲俱乐部”诱发出来一举消灭，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另外，“引蛇出洞”这种方式也符合毛一贯阴险狡诈的行事风格。匈牙利事变十万火急之时，毛泽东还给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邓小平发去一个奇怪的指示，说“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后苏联再出兵镇压。毛两个多月后对中国的省市委书记们说：“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又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看起来，毛泽东对右派分子将会利用“大民主”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应该不至于感到太意外。

李维汉、薄一波、李志绥认为毛最初没有料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会那么不识抬举、那么“放肆”，毛因“上当受骗”而极度愤怒，而按李慎之的说法，事情应该是相反，鱼儿上钩了，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他又怎么会愤怒呢？照此说来，毛泽东当然不是唐太宗，他连唐太宗的影子也不曾有，倒是比朱元璋、秦始皇还厉害一万倍。误将劫匪当救星、错把狂徒作圣人，这就要怪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眼无珠了，否则老毛怎么会讥笑“知识分子最愚蠢”呢。然而，“引蛇出洞”的观点也还有一些疑问：这种毫无诚信、丢人现眼的缺德事毛为何不交给其他人去做？由别人出面整人，整到人仰马翻的时候他再出来作最终仲裁岂不是既占了便宜又不失人心（如延安整风时为“抢救运动”道歉一样）？再者，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鸣放和整风，却只持续了短短五周就紧急转向，这怎么看也不太象是一副“阳谋”在胸、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样子，倒象是下错了赌注不认帐要耍赖要动粗的流氓作派。如果毛早就谋略已定、目标明确，他固然是要瞒着那些注定要倒霉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他又何必瞒他的党内同事那么久？他又何必反扑得那么仓促、那么突兀？
三、反右运动有“战略部署”吗？
关于毛泽东的很多神话都已经破灭，但是，有一个神话人们却一直很少去深究，这就是关于所谓“战略部署”的神话。李慎之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文革时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度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巫术，各派“群众组织”一个个似占星术士一般，竞相以参悟、领会毛的“战略部署”为能事。如果“战略部署”指的只是暂时不便公开或不便由毛本人亲自公开的整人阴谋，毛泽东确实一向不缺，但如果是指一套系统完整的、既定不变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行动总方案，谋定而后动，按部以就班，那么，将这个词组用在毛泽东身上恐怕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毛泽东何曾有过这样一套高深莫测的“战略部署”？如果有的话，难道饿死四千万人也在大跃进的“战略部署”之内？难道庐山会议的临时变卦、接班人的十年三变、林彪叛逃、邓小平翻案、华国锋逮江青也都在他的既定“战略部署”之内？如果这些都在其内，他的“战略部署”未免太离谱，如果都不在其内，那他的“战略部署”又岂不是太弱智、太短视？
具体到反右运动，欲解开“两个毛泽东”之谜，恐怕也得先破除“战略部署”的迷信。以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很难认定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在整风、鸣放之前已经有一套明确、既定的“战略部署”。
第一，麦克法夸尔所说的“自由化”、“民主化”显然不是毛泽东的长远规划。说“显然不是”，是因为这与毛、与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完全不搭界。以毛而言，他确实在40年代曾赞赏过西方式民主，但终其一生，他从未想过要把西方式民主理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长期浸淫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氛围中，加之中国专制王朝的政治传统已沁骨入髓，在他心里，即使偶尔冒出一丝“自由化”的思想火花，也注定只会昙花一现。早在江西苏区时毛就主持过骇人听闻的“反AB团”，延安整风时又曾马不停蹄地“抓特务”、“审干”、“抢救运动”、杀王实味，而就在提出“双百方针”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刀，发起了党内肃反和“反胡风运动”。无论如何，毛身上的朱元璋+斯大林基因绝对压倒李世民+“自由化”基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确实有过一些另类的“自由化”设想。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声名狼藉使毛不得不丢弃“中国的斯大林”这一顶桂冠，同时，他认识到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制度下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错误，这也就使他有了改弦更张、走出苏联模式、超越苏联经验的冲动。毛泽东急于向中国、向社会主义阵营、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绝不是另一个斯大林，他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他比斯大林开明、宽厚、仁慈、民主得多！因此，与其象麦克法夸尔那样将毛在反右前的一系列开明表现视为一种“自由化”的政治取向，不如将其视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应变反应。这种反应是暂时的和缺乏根基的，与毛的一贯言行和中共的政治传统是不大协调的。当然，它们与“战略部署”的关系不大，而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第二，“引蛇出洞”的阴谋或“阳谋”也不是毛泽东既定不变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刚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不会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如前所述，此时的毛泽东乃是以自我区别于斯大林为第一要务。可以想见，那一年里毛泽东备感压抑，苏共二十大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反冒进”，中共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迫接受退居二线的方案，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到了波匈事变之后，毛泽东这才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东欧的事态迫使苏联出兵镇压，迫使赫鲁晓夫终止“解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证明苏联和赫鲁晓夫错了，也证明国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的人通通错了。所以，波匈事件“是好事”（毛泽东此后多达数十次说到波匈事件“是好事”），它们的发生给毛泽东提供了整风的理由和契机（关于波匈事件的原因，毛、周与刘、彭的看法确实是有明显分歧的，毛、周认为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刘、彭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挑拨所致）。而所谓“整风”，了解延安整风的人都知道，整风就是统一思想、驯化组织、突出领袖、震慑群众，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唯一“一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领袖（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有错误），说穿了，整风运动就是个人崇拜运动。整“三风”也好，除“三害”也罢，不过是整风的由头和借口。此时，毛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心头的那一口恶气，恢复被秘密报告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以此推断，他的整风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和反冒进的势力（如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人和积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是当权派，而不是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这里说的很清楚，“蚂蚁出洞”主要是指那些跟在赫鲁晓夫后面大反个人崇拜的“党内的动摇分子”，指的是当权派，而党内外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尚不值得毛泽东大费周张。
然而，整风演变成了反右，“引蚂蚁出洞”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是“战略部署”的调整还是政治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呢？后者的可能性大概要更大一些。毛泽东确实错估了形势，他既错估了党内形势，也错估了党外形势。首先，党内的压力之大超过了毛的预料，尽管延安整风的经验被吹上了天，但党内其实人人皆知，整风必整人，最糟糕的是，整风的方式很奇特，它需要人人过关、个个挨整，唯有那位“一贯正确”的人可以例外。所以，大家虽然嘴上不敢说反对整风，但实际上整风在党内高层和基层普遍不受欢迎。其次，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也完全不对毛的胃口，当年的知识阶层大体上还是以“旧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与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截然不同，他们更喜欢赫鲁晓夫远胜过喜欢斯大林，指望由他们来帮助毛扭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的党内形势，毛泽东无疑选错了对象。这样一来，毛不得不有所改变：将官僚系统对整风的怒火烧向帮助整风的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去安抚在整风中受到了惊吓的中共官僚系统，这就成了毛泽东收拾局面的不二选择。当然，不论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注定是在劫难逃的——整风整得好，他们将会成为陪葬品，整得不好，他们就成了孤独的牺牲品。延安整风时这一幕就已经上演过，当时，毛泽东也大张旗鼓动员普通的知识分子党员帮助高级干部整风，最后，却让说了实话的王实味送了命，更“暴露”出来一大批的“托派”和遍地的“特务”。在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和一切其他的毛式政治运动中，为了削弱一个当权派，总是要牺牲掉千万个小权派和无权派。延安整风、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因为这正是毛式“群众运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那么，如果说“自由化”和“引蛇出洞”都不是毛发动鸣放、整风和反右的既定“战略部署”，他是否还有其他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呢？要说有，也勉强有的，比如，他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领袖，想让“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正宗“道统”。而要当得成这世界领袖，就必须有一套比赫鲁晓夫更高明的理论、更英明的政策，必须创造出比苏联模式更优越的体制、更伟大的成就或更高的发展速度，于是，他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新理论，要实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全新实践，要创造“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奇迹。但是，当世界领袖算得上是一个“战略部署”吗？任何一个乞丐都难免会有当百万富翁的梦想，却未必所有的乞丐也都是战略家吧。
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对权力的痴迷终生不改之外，他其实是多变且善变的。他的权谋很多，但战略很少。权谋以变化为特征，而战略则以稳定为特征。
如果我们抛弃“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神话，毛泽东在反右期间前后矛盾的表现将会更容易得到解释。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志得意满的，因为大多数人预计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国有化迅猛展开、大局已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个人的冒进倾向是提前发生这些“根本变化”的关键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大展宏图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个人获得更大的权威、更高的尊荣的时候已经到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时候冒出来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中共的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和八大的“反毛泽东思想”，这让毛有多么反感、多么压抑。他不得不适应这一“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当波匈事件发生之后，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毛产生了改变气候的强烈愿望。毛的整风动机是企图扭转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党内局面应属无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不大可能是毛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一向就不大瞧得起文人学士，认为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寄生阶层，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又已经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是翻不起大浪来的。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1955年下半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大局已定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就已经认定失去了独立经济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已不足为虑了（这是1956年1月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原因）。而毛泽东之选定知识分子为鸣放整风的主体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毛擅长打平反牌，擅长联合弱势攻击强势，他或许以为，一直受思想改造之苦的知识分子忽蒙重用，必将会对他感激涕零、甘为前驱。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是政治局里搞不定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层有事搞不定就发动中下层来解决，党内有事搞不定就发动群众搞运动，1957年他试图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他出气，自然也符合他的权力斗争惯例。当然，对于整风的进程、鸣放的后果，毛泽东并不明确。对于整风整到什么程度、鸣放放到什么地步，他也未曾有过确切的规划。一切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毛的权威与尊荣为依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两个毛泽东”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毛有时正说两句，有时又反说两句，在党内一个说法，在党外又一个说法。这些，无非是为他可能的“战略变化”留下伏笔，也恰恰说明他并没有形成一套既定的“战略部署”。
关于反右期间“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只有一个，但他是一个多变的、善变的毛泽东，是一个奉行政治机会主义、擅长权谋的毛泽东，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乱局并乱中取胜的毛泽东。

关于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五十年里一直有诸多争议。鉴于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鉴于反右运动的发生机制至今尚未消亡，也鉴于反右运动的历史后遗症至今未能痊愈，围绕这些争议，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
一、两个毛泽东？
反右运动最有争议之处莫过于毛泽东的角色问题。因为在反右前后出现了“两个毛泽东”：第一个是唐太宗式的——虚怀若谷、宽厚仁慈、信誓旦旦、诚意动人，第二个是朱元璋式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一般认为，从1955年底到1957年5月初近一年半里的那个毛泽东是第一个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则是“两个毛泽东”的明显分界线，以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显著标志。但此文当时只下发给党内高干阅读，党外与公众并不知情。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里，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仍然还在响应第一个毛泽东的号召，兴致勃勃地给党提意见、帮党除“三害”，而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官员则悄悄按照第二个毛泽东的秘密指示，鬼鬼祟祟地、紧锣密鼓地实施“张网捕鱼”、“聚而歼之”的“阳谋”。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毛泽东的狰狞面孔才公然亮相。
从时间上看，“两个毛泽东”似乎是一前一后、截然分开的。然而，当我们细读毛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几次讲话，又发现毛泽东的变脸在时间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他的第二张面孔分明早已有所显露。这“两个毛泽东”似乎又是相互穿插、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为理清“两个毛泽东”的脉胳，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当年大相径庭、自打耳光的两手表现吧。
唐太宗式的毛泽东：
1、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主旨是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会议认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也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完全支持周所作的报告。稍后，于3月3日闭幕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值得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于苏共二十大之前，统一战线会议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这表明，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并不完全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激发出来的。
2、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的开明表演一发而不可收。其开明的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其党内高级同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刮起“解冻”“十二级台风”的赫鲁晓夫本人。1956年4月至5月，毛的开明表演达到了第一个小高潮。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又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次讲话不仅出笼了著名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则和“双百方针”，更充满了在那个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的新观念，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反革命的积极因素”、“民主党派万岁”、“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要敢于刊登那些骂我们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讲话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否则就有片面性、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党中央不编写党史，历史研究应该独立”、“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等等。虽然毛的原始讲话并未公开发表，这些新说法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通过陆定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嘴巴说出来，但是很明显，这些说法的发明权只可能属于毛泽东。若没有毛的首创，其他人是绝对没有胆量、没有魄力说这些大话的。与毛罕见的开明姿态相对应，1956年也就成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没有搞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年份。
3、1957年2月至3月，波匈事件后中共惊魂已定，毛泽东的开明表演达到了一个大高潮。毛2月27日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长篇即席演讲。他的讲话令人振奋，引起了全球好评。老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说：“我把这一篇演讲读了好几遍。这一类的演讲是要多读的。”这两篇讲话完全没有架子、没有空话、没有官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遗余力地号召鸣放。毛宣称党和人民之间有矛盾，主要责任在领导者，因此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流沙河那样“有杀父之仇的人”也要团结）。他鼓励甚至是恳求大家要无所顾忌地批评党、大胆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不论对错，一律言者无罪。其心胸之坦荡可昭日月，其态度之诚恳可动天地。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此时大约已臻化境，谁还能怀疑这样一个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的英明领袖呢？就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翻译家傅雷先生也都有了鸣放的冲动，他写信给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讲完话之后，毛泽东便一路南行做“游说先生”，全力推销他的“大民主”。在 4月30日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座谈会上，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一节之后，这位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才稍事歇息。好话已说尽，烈火已点燃，第一个毛泽东悄然隐身，退到幕后。
朱元璋式的毛泽东：
1、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毛泽东在56 年底、57年初波匈事件稍后在八届二中全会和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与他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言论有明显区别，显得有些诡异。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声明他赞成“大民主”、赞成“闹事”，理由是“大民主”可以用来反对官僚主义。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又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是，接下来，毛泽东话头一转，却又将“大民主”的矛头指向了与官僚主义不太相干的“民主党派”和“教授”。他说：“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这段话表明毛并不信任民主党派和“教授”，并不打算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赋予他们，“长期共存”似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情，这就与他此前此后的其他公开言论明显相左。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对群众闹事的赞赏态度，提前十年透出一股文革气息，二是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使他其后五个月中的唐太宗式表演显得没有根基。

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放言无忌了。他公开表达了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对波兰匈牙利的反感与厌恶，而且，他明白无误地说出了“引蚂蚁出洞”、“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要“锄草”等等不无歹毒的阴暗想法。他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这些话似乎是一番预告，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恰好与后来的“阳谋”一说前后呼应，为他自己提供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难得证据。

2、到了1957年5月中旬，第二个毛泽东的那副朱元璋面孔终于纤毫毕现。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5月20日下发《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6月6日下发《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上文本均为党内绝密，“助党整风”的那些鸣放之士被蒙在鼓里，完全一无所知。而各级党组织凭着毛的这些秘密指示，“硬着头皮”做出“只放不收”的表面架势，公然大设骗局、大说假话、大施“阳谋”、大做两面派、大摆鸿门宴，全党上下争当伪君子、抢做真流氓，忙着张网以待、诱人入罪。
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毛突然间露出底牌，鸣放嘎然而止，接着便山河失色，鬼哭狼嚎。什么“猖狂进攻”，什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什么“章罗同盟”， 什么“利令智昏”，什么“六条标准”，这些东西，全都是些无中生有、生编硬造、强词夺理、无理狡辩、胡说八道、鬼话连篇的无稽之谈。毛泽东本人或许也感到有一丝缺德寡信、自打耳光的尴尬，他讪讪地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们有罪。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毛泽东的“右派言论”比朱元璋的“谋反”还要厉害，一条罪名横扫全国，几百万个家庭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二、三种解答
人们要问：这“两个毛泽东”是如此大相径庭、云泥天壤，究竟哪一个是真面目、哪一个是伪装？抑或两个都真、两个都假？他们是“一分为二”的、还是“合二为一”的？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开明的唐太宗遭到了一帮恶意文人的误解、歪曲和利用，或者遭到了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对、抵制和违抗，他无法收场，见势不妙，这才只好玩川剧变脸，摇身一变朱元璋？还是狭隘的朱元璋故意将自己伪装成开明的唐太宗，下圈套、放诱饵、设陷阱，原不过就是要“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以便将那些不知深浅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涉及到毛泽东个人的人品与信用，更关乎真相、公理与道义。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如何解释毛泽东的忽然变脸：是临时起意、防卫过当？是违背本心、迫不得已？还是蓄谋已久、精心布局？一直以来，说法很多，但亲历者、知情人和史家都并未给出一个十分圆满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自供状”就是所谓“阳谋”说，但阴谋、“阳谋”一字之差，听起来更象是一个被抓现行的流氓作出的苍白无力的狡辩。
对于“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解答：
第一种观点认为确有两个毛泽东，两者均为真，且两者均有理。这种观点出自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具体体现在邓的若干讲话和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副统帅”（此头衔由毛在反右后期亲口加封，“邓副统帅”比“林副统帅”整整早十年），是当年毛最最宠信之人，也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毛泽东搞整风，纯出于发扬民主的一片善意，既无阴谋亦无“阳谋”可言；第二个毛泽东搞反右，实出于右派自找倒霉，毛天子一怒，正确必要，缺点是“扩大化”了，这全要怪右派分子太“放肆”，自己硬要往枪口上撞，找死不看日子。但这段话有一处明显的事实错误，众所周知，最积极“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的那个人不是右派，恰恰是右派的冤家对头、邓小平的大老板毛泽东。在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邓小平的理由是只许毛邓放火，不许右派点灯，人家说几句大实话就是“杀气腾腾”，他们逼得数百万人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倒一点也不“杀气腾腾”。当然，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和政治上的获益者，屁股决定脑袋，他持上述观点不难理解。
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才是真实的毛泽东，而后面那个言而无信、缺德寡义的毛泽东则多多少少是违心的、被迫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大致持此种看法。在他看来，毛追求更多的民主、更高程度的“自由化”、更理想化的统治模式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有迹可循的，这符合毛的一贯思路，应属真诚可信。麦克法夸尔将从“百花”政策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到文革“大民主”实践看作毛矢志不渝推行其“自由化”政策的持续过程。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得不在1957年中途变卦，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力的巨大压力。毛自己曾承认党内有90%以上的人不赞成他整风。麦克法夸尔对此有更加精细的分析，他不仅看到了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毛、周、邓与刘、彭之间不同的政策偏向，甚至还从刘少奇在毛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那张公开照片（57年3月3日发表）中的罕见缺席，从各高级官员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顺序的不同排列中注意到了党内存在着普遍的意见分歧。
依麦克法夸尔的观察，在整风问题上，中共政治局里有一半人反对毛（他们包括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等），且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也反对毛，这九个省的人口占全国的40%。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理查德•所罗门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也将党内压力当作毛放弃整风转向反右的主要原因。依麦克法夸尔等美国学者的说法，毛泽东的屈服埋下了毛刘持续冲突的祸根，也就成为文革的一大根源。那些消极整风积极反右的党内同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率先遭到了毛的整肃。但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57年5月并未召开过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因此，正如号召鸣放、发动整风是毛几乎独自一人作出的决断，发动反右也几乎由毛独自一人作出决策。不管毛曾经遭到多少压力，但无论如何，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或彭真第一个提出要反右，在反右运动中，毛也表现得最积极、最热烈，他亲自撰写社论、亲笔拟定指示、亲手给第一批大右派定性定罪、亲自确定划右派的百分比，如果把这些行为通通解释成压力之下的被动行为，显然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秦始皇与朱元璋式的毛泽东，即第一个毛泽东是阴谋和伪装，第二个毛泽东才是真面目。这种观点流传最广。它首先来源于毛泽东本人，即他的“阳谋”一说。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认为毛是用百花政策设骗局，杜勒斯亦曾提醒人们毛有可能是要诱人入罪。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李慎之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关键证据，认为毛至迟在57年1月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至于此后的言行，那就只能是装模作样、巧言令色、至阴若阳、大伪若真了。应该说，毛泽东“引蛇出洞”确是有明显动机的，东欧刚刚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希望避免在中国发生同类事件，所以要将潜在的“裴多菲俱乐部”诱发出来一举消灭，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另外，“引蛇出洞”这种方式也符合毛一贯阴险狡诈的行事风格。匈牙利事变十万火急之时，毛泽东还给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邓小平发去一个奇怪的指示，说“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后苏联再出兵镇压。毛两个多月后对中国的省市委书记们说：“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又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看起来，毛泽东对右派分子将会利用“大民主”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应该不至于感到太意外。

李维汉、薄一波、李志绥认为毛最初没有料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会那么不识抬举、那么“放肆”，毛因“上当受骗”而极度愤怒，而按李慎之的说法，事情应该是相反，鱼儿上钩了，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他又怎么会愤怒呢？照此说来，毛泽东当然不是唐太宗，他连唐太宗的影子也不曾有，倒是比朱元璋、秦始皇还厉害一万倍。误将劫匪当救星、错把狂徒作圣人，这就要怪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眼无珠了，否则老毛怎么会讥笑“知识分子最愚蠢”呢。然而，“引蛇出洞”的观点也还有一些疑问：这种毫无诚信、丢人现眼的缺德事毛为何不交给其他人去做？由别人出面整人，整到人仰马翻的时候他再出来作最终仲裁岂不是既占了便宜又不失人心（如延安整风时为“抢救运动”道歉一样）？再者，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鸣放和整风，却只持续了短短五周就紧急转向，这怎么看也不太象是一副“阳谋”在胸、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样子，倒象是下错了赌注不认帐要耍赖要动粗的流氓作派。如果毛早就谋略已定、目标明确，他固然是要瞒着那些注定要倒霉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他又何必瞒他的党内同事那么久？他又何必反扑得那么仓促、那么突兀？
三、反右运动有“战略部署”吗？
关于毛泽东的很多神话都已经破灭，但是，有一个神话人们却一直很少去深究，这就是关于所谓“战略部署”的神话。李慎之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文革时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度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巫术，各派“群众组织”一个个似占星术士一般，竞相以参悟、领会毛的“战略部署”为能事。如果“战略部署”指的只是暂时不便公开或不便由毛本人亲自公开的整人阴谋，毛泽东确实一向不缺，但如果是指一套系统完整的、既定不变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行动总方案，谋定而后动，按部以就班，那么，将这个词组用在毛泽东身上恐怕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毛泽东何曾有过这样一套高深莫测的“战略部署”？如果有的话，难道饿死四千万人也在大跃进的“战略部署”之内？难道庐山会议的临时变卦、接班人的十年三变、林彪叛逃、邓小平翻案、华国锋逮江青也都在他的既定“战略部署”之内？如果这些都在其内，他的“战略部署”未免太离谱，如果都不在其内，那他的“战略部署”又岂不是太弱智、太短视？
具体到反右运动，欲解开“两个毛泽东”之谜，恐怕也得先破除“战略部署”的迷信。以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很难认定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在整风、鸣放之前已经有一套明确、既定的“战略部署”。
第一，麦克法夸尔所说的“自由化”、“民主化”显然不是毛泽东的长远规划。说“显然不是”，是因为这与毛、与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完全不搭界。以毛而言，他确实在40年代曾赞赏过西方式民主，但终其一生，他从未想过要把西方式民主理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长期浸淫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氛围中，加之中国专制王朝的政治传统已沁骨入髓，在他心里，即使偶尔冒出一丝“自由化”的思想火花，也注定只会昙花一现。早在江西苏区时毛就主持过骇人听闻的“反AB团”，延安整风时又曾马不停蹄地“抓特务”、“审干”、“抢救运动”、杀王实味，而就在提出“双百方针”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刀，发起了党内肃反和“反胡风运动”。无论如何，毛身上的朱元璋+斯大林基因绝对压倒李世民+“自由化”基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确实有过一些另类的“自由化”设想。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声名狼藉使毛不得不丢弃“中国的斯大林”这一顶桂冠，同时，他认识到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制度下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错误，这也就使他有了改弦更张、走出苏联模式、超越苏联经验的冲动。毛泽东急于向中国、向社会主义阵营、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绝不是另一个斯大林，他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他比斯大林开明、宽厚、仁慈、民主得多！因此，与其象麦克法夸尔那样将毛在反右前的一系列开明表现视为一种“自由化”的政治取向，不如将其视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应变反应。这种反应是暂时的和缺乏根基的，与毛的一贯言行和中共的政治传统是不大协调的。当然，它们与“战略部署”的关系不大，而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第二，“引蛇出洞”的阴谋或“阳谋”也不是毛泽东既定不变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刚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不会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如前所述，此时的毛泽东乃是以自我区别于斯大林为第一要务。可以想见，那一年里毛泽东备感压抑，苏共二十大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反冒进”，中共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迫接受退居二线的方案，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到了波匈事变之后，毛泽东这才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东欧的事态迫使苏联出兵镇压，迫使赫鲁晓夫终止“解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证明苏联和赫鲁晓夫错了，也证明国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的人通通错了。所以，波匈事件“是好事”（毛泽东此后多达数十次说到波匈事件“是好事”），它们的发生给毛泽东提供了整风的理由和契机（关于波匈事件的原因，毛、周与刘、彭的看法确实是有明显分歧的，毛、周认为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刘、彭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挑拨所致）。而所谓“整风”，了解延安整风的人都知道，整风就是统一思想、驯化组织、突出领袖、震慑群众，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唯一“一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领袖（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有错误），说穿了，整风运动就是个人崇拜运动。整“三风”也好，除“三害”也罢，不过是整风的由头和借口。此时，毛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心头的那一口恶气，恢复被秘密报告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以此推断，他的整风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和反冒进的势力（如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人和积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是当权派，而不是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这里说的很清楚，“蚂蚁出洞”主要是指那些跟在赫鲁晓夫后面大反个人崇拜的“党内的动摇分子”，指的是当权派，而党内外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尚不值得毛泽东大费周张。
然而，整风演变成了反右，“引蚂蚁出洞”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是“战略部署”的调整还是政治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呢？后者的可能性大概要更大一些。毛泽东确实错估了形势，他既错估了党内形势，也错估了党外形势。首先，党内的压力之大超过了毛的预料，尽管延安整风的经验被吹上了天，但党内其实人人皆知，整风必整人，最糟糕的是，整风的方式很奇特，它需要人人过关、个个挨整，唯有那位“一贯正确”的人可以例外。所以，大家虽然嘴上不敢说反对整风，但实际上整风在党内高层和基层普遍不受欢迎。其次，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也完全不对毛的胃口，当年的知识阶层大体上还是以“旧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与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截然不同，他们更喜欢赫鲁晓夫远胜过喜欢斯大林，指望由他们来帮助毛扭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的党内形势，毛泽东无疑选错了对象。这样一来，毛不得不有所改变：将官僚系统对整风的怒火烧向帮助整风的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去安抚在整风中受到了惊吓的中共官僚系统，这就成了毛泽东收拾局面的不二选择。当然，不论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注定是在劫难逃的——整风整得好，他们将会成为陪葬品，整得不好，他们就成了孤独的牺牲品。延安整风时这一幕就已经上演过，当时，毛泽东也大张旗鼓动员普通的知识分子党员帮助高级干部整风，最后，却让说了实话的王实味送了命，更“暴露”出来一大批的“托派”和遍地的“特务”。在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和一切其他的毛式政治运动中，为了削弱一个当权派，总是要牺牲掉千万个小权派和无权派。延安整风、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因为这正是毛式“群众运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那么，如果说“自由化”和“引蛇出洞”都不是毛发动鸣放、整风和反右的既定“战略部署”，他是否还有其他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呢？要说有，也勉强有的，比如，他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领袖，想让“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正宗“道统”。而要当得成这世界领袖，就必须有一套比赫鲁晓夫更高明的理论、更英明的政策，必须创造出比苏联模式更优越的体制、更伟大的成就或更高的发展速度，于是，他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新理论，要实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全新实践，要创造“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奇迹。但是，当世界领袖算得上是一个“战略部署”吗？任何一个乞丐都难免会有当百万富翁的梦想，却未必所有的乞丐也都是战略家吧。
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对权力的痴迷终生不改之外，他其实是多变且善变的。他的权谋很多，但战略很少。权谋以变化为特征，而战略则以稳定为特征。
如果我们抛弃“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神话，毛泽东在反右期间前后矛盾的表现将会更容易得到解释。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志得意满的，因为大多数人预计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国有化迅猛展开、大局已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个人的冒进倾向是提前发生这些“根本变化”的关键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大展宏图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个人获得更大的权威、更高的尊荣的时候已经到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时候冒出来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中共的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和八大的“反毛泽东思想”，这让毛有多么反感、多么压抑。他不得不适应这一“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当波匈事件发生之后，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毛产生了改变气候的强烈愿望。毛的整风动机是企图扭转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党内局面应属无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不大可能是毛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一向就不大瞧得起文人学士，认为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寄生阶层，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又已经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是翻不起大浪来的。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1955年下半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大局已定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就已经认定失去了独立经济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已不足为虑了（这是1956年1月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原因）。而毛泽东之选定知识分子为鸣放整风的主体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毛擅长打平反牌，擅长联合弱势攻击强势，他或许以为，一直受思想改造之苦的知识分子忽蒙重用，必将会对他感激涕零、甘为前驱。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是政治局里搞不定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层有事搞不定就发动中下层来解决，党内有事搞不定就发动群众搞运动，1957年他试图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他出气，自然也符合他的权力斗争惯例。当然，对于整风的进程、鸣放的后果，毛泽东并不明确。对于整风整到什么程度、鸣放放到什么地步，他也未曾有过确切的规划。一切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毛的权威与尊荣为依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两个毛泽东”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毛有时正说两句，有时又反说两句，在党内一个说法，在党外又一个说法。这些，无非是为他可能的“战略变化”留下伏笔，也恰恰说明他并没有形成一套既定的“战略部署”。
关于反右期间“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只有一个，但他是一个多变的、善变的毛泽东，是一个奉行政治机会主义、擅长权谋的毛泽东，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乱局并乱中取胜的毛泽东。